傍山依水
随心所欲
一个不是别有用心的人，大概不会把大跃进只归结为经济问题。有人说，大跃进的失败，是由于毛泽东不懂经济所致。这话固然有点道理。可是，同理可问：难道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是由于毛泽东不懂文化所致吗？所以，假如我们说这里面也含有某些正确的因素，那么，正好是这个正确的因素被居心骗人的政客、御用学者扩大为主导因素，才掩盖、模糊、曲解了大跃进的政治本质特征，从而误导人们认为：毛主席、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出于急切摆脱贫穷落后，才发动了大跃进，问题只是出在急于求成、缺乏经验上。
例如，李锐先生在《庐山会议实录》中，无限感叹地写道:“我们都感觉主席对经济建设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页46)这个说法是不错的。但，如果不是他到前台，大跃进就根本不会发生；这就把问题凸现出来了：他到底为什么要一意孤行地把别人（特别是主管经济的周恩来、陈云等）批倒、排除在外，自己跑到前台来直接指挥呢？大跃进的政治本质就隐藏在这个问题中。让我们从它的发生谈起。
毛泽东1958年9月5日在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先不说心里通畅不通畅，先肯定下面一点：搞大跃进的的确确是反右派的结果。他们大事宣扬大跃进是反右的胜利的果实，是反右正确性的确证。经过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都认为反右派斗争开放的“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要结成“大跃进的经济之果”，这样的因果关系就决定了从大跃进的领导人到大跃进的指导思想，必然是与反右派一脉相承的。1958年4月5日，毛针对各行其是、分散主义的现象，强调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毛的秘书李锐先生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综观邓小平的一生，他是和毛泽东一样的左。所以领导大跃进的正帅和副帅，正好是原先领导反右派的正帅和副帅。这绝不是偶然性的巧合，而是具有本质意义的现象，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性的规律。
右派言论的共同点，就是对“三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进行了抨击。1958年呈现的另一个规律，正是，远非一般所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是代表“道”的右派，低头一尺;代表“魔”的“三害”，却气焰万丈，成了精。所谓“成精”，是指“三害”变成了“五风”（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作出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兴妖作怪，兴风作浪，刮得神州大地昏天黑地，日月无光，哀鸿遍野，饿殍载道(实际上不全是“载道”，因为不准离家，所以绝大部分是“在家”)。而所谓“淋漓尽致”，是因为都是上面压下来的，全是正帅和副帅压下来的。所以下面执行得特别有恃无恐，肆无忌惮，穷凶极恶，而这个“上面”表现出的这个“三害”变成“五风”的狰狞面目也是明目张胆，豪不掩饰的。不像1957年那时右派所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不是存在在个别机关或个别学校里，是在目前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普遍地存在着。那么我们要根除‘三害’是不是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掘一下呢？”（陕西师院讲师王尊一：《“三害”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载《陕西日报》6月12日。）现在不用“挖”了，已经跳出来、不打自招了!正帅和副帅就是“三害”的化身，正帅每天一跳八丈高，兹以赶超为例以明之:“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要在15年左右赶上英国，再用20年到30年赶上美国；5月，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7年超过英国、16年赶上美国的口号；6月，毛泽东在薄一波的《汇报提纲》上批示：‘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有可能的’；9月2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说：‘为5年接近美国，7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关于人民公社，1958年8月30日，毛泽东对“一大二公”做了这样的解释：大，就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人多势众；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实行工资制度，搞农业工厂，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北戴河会议关于公社的决议说：“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人民公社实行公社所有，统一核算，分配推行供给制，导致穷富队之间和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把自留地、家庭副业、集体贸易、小商小贩统统做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公社化运动刮起了“共产风”。我再举副帅的一例:邓小平麾下之中央书记处屡次麾军前进，规定高指标的进度。1958年9月5日，中央书记处电话会议强调，北戴河会议确定和下达的钢铁工业指标只能超额完成，不准完不成；不但一吨不能少，少一斤也不行。9月24日，中央书记处又召开电话会，要求要达到日产钢6万吨、铁10万吨。(以上引自宋连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页140-141，)他们以“一天等于20年”的速度在发疯发狂，毛陶醉得飘飘然，忘乎所以，并“谦逊”得让人喷饭:如果我们先到共产主义的门口，也先要等一等。等苏联赶上来，然后一起进入。如果我们先进去了，对他们不太尊重。
指出这些倒行逆施，不是本文的重点，重点是指出反右派与大跃进的关系。从这些关系中自然就可以暴露出反右派运动的反民主，反民生，反人民，反历史的反动性，也就说明他们是倒行逆施的反动派。例如我要指出土法炼钢，不是仅仅指责他们是一群疯子，一堆傻瓜，一群冥顽不化、反科学的家伙，而是如朱正指出的那样:“大跃进是反右派斗争的直接结果。能看出点问题，敢提点批评意见的人这时多已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剥夺了发言权。那些没有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眼看到不久前别人是怎样成为右派，落到怎样的境地，当然不敢再多说一句话。土法炼钢，打麻雀，高产卫星田，吃饭不要钱，对于这些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没有谁敢说一个不字，大跃进就这样没有遇到一点抵抗，开展起来了。”(《反右是流产了的文化大革命》)我在这里要指责他们的是，反右派以后，把知识分子打倒在地，胡说什么“外行领导内行，这是客观规律”，结果把经济搞得一蹋糊涂。又如在大跃进中号召:不要迷信科学家，不要怕教授，对科学技术要又信又不信，往往是没有学问的人胜过有学问的人，结果把破除迷信变成了破除科学。
总之，反右派与大跃进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反右派越厉害的地方，大跃进越狂热，恶果越惨重，饿死的人也越多。反右派，河南省居全国之首。大跃进又是河南省一马当先。人民公社、农业卫星等都是河南省打头炮。省长吴芝圃弹着发疯的钢琴，写出对大跃进的哲学论证《跃进的哲学与哲学的跃进》。结果，河南省在遭受大跃进的灾难上，也是最为惨重，仅信阳一个地区就饿死人105万，当时全区总人口是850万。这个“饿死人105万”的数目，是大有来历的：1960年，“董必武同志随即派李坚、李振海（李振海同志后来在信阳担任了一段地委副书记）进一步调查了解。他门花费了近三个月的时间，逐县进行了调查访问，在调查报告中，写上了饿死人105万的数字。”（余德宏〈痛忆“信阳事件”全程〉，《叶落潇潇江流滚滚》页486）但本文作者认为这个数字太小，问题不在调查者，而在被调查者。“理由是，在1960年的生产救灾中，粮款是按人头多少发的，人多则多发，人少则少发，不少大队、生产队为了多领钱粮，不少社员为了多打饭菜，故将死人报成了活人。我岳母赵王氏、我堂兄余德敏就是死了很长时间还在领取粮款的。在信阳事件中，我虽然职务不高，但我在专署办公室工作（办公室秘书，负责文牍暨农村工作等），除经常随专员、副专员们一起下乡外，自己也不断带几个同志一起下去检查农林水利方面的情况，在1959年内我曾先后向地委、专署写过10份反映情况的报告（在批斗我时，揭发我写了16份），所以我既了解一些全面情况，也了解不少典型情况。”（同上，页470）
1980年，《河南日报》记者站站长鲁嘉宾写了题为《信阳事件应当重视》的建议文章，因为这在当时还是“禁区”，故登在内参上，领导上一直无一人置可否，总编说，不要再提此事了。时间又过20年，鲁先生才又“作为一个亲历者”，重提此事：“为什么会发生‘人相食’、饿死一百多万人的大惨剧呢？反右斗争的后果人所共知。河南省是反右的重灾区，划的右派占全国15%以上。信阳是河南省的‘重中之重’。信阳地区反右派中，反映真实情况，敢讲真话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戴上了‘右派’、‘中右’、甚至‘反革命’之类的帽子。1926年入党，1948年深入虎穴策动敌军一个旅起义，建国后历任县委副书记、信阳地直机关党委书记的老红军李华轩，因为反映农村真实情况也被划为右派；忠诚正直、坚持实事求是抵制左风，反右时不忍把无错误干部划成右派的信阳地委党校副校长董玉宝，也被划成了右派，他被划右派的过程竟是由于地委副书记王达夫的一句话：‘地委党校划不出右派，你就是右派’，而被带上右派帽子的。确山县县长张遵道，党性强、作风好，是山东老区南下来的老党员，因为没有阻止报社记者揭露县委组织部长私自拘留亲自动手殴打乡党委书记王好平的违法乱纪行为，‘给确山县摸了黑’，伤了县委书记的尊严，也被划为右派。荒唐可笑的划右理由，随心所欲的划右手段，不胜枚举，全区竟划了一万多人！
“信阳地区作为执行极左路线的急先锋，在反右中，不仅随意滥划右派，在极左闻名的河南省创造了最高纪录；而且在惩治右派中又惨绝人寰，使这批无辜者大批在绝境中伤生，抛骨荒山，更多的妻离子散，家破身残未尽天年。如此惊心动魄的一场反右，谁不毛骨悚然！因此反右之后，立即出现两个严重恶果。其一便是真话从此完全绝迹，实事求是作风荡然无存；其二则是权力意志，违反科学蛮干的极左路线恶性膨胀，泛滥成灾。”（同上，页497-498）这就是本文的主旨：“大跃进的发生是反右运动的第一个恶果”。在本文开始引用的李锐的话，说毛“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其实应改为“不搞反右派就好了。”但这全是假设。归根结底应改为：“历史如果能够假设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