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山依水
随心所欲
●六、出河才见两腿泥；毛在七千人大会上做了个假检讨●
毛说：“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党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我所以说他做的是假检讨，是因为：
第一、从反冒进到大跃进的发动，从大跃进的失败到庐山会议，从打倒三百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到持续跃进，他说：“在人类历史中，资产阶级的300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把大跃进继续下去，在1960年来一个更大更好的跃进！”也就是说，大跃进运动，从“始作俑”到“送佛送到西天”，都是毛一手遮天、干下来的。毛却轻描淡写地、大而化之地敷衍了这么几句，就又喋喋不休地开始教训起别人来。
“难道大跃进的罪责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吗？”邓小平自告奋勇要分担,并且还要把被毛打发去见马克思的刘少奇、周恩来也拉来陪绑：“有些问题我们确实（“确实”吗？）也没有反对过（反冒进不就是反跃进吗？——紫丹）,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接着又说:“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页273）。既然事态发展到“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那还说什么“应当承担”之类的话呢？这在逻辑上怎能站得住脚呢? 人们不禁要问:“邓是在自打嘴巴, 还是在说废话!”
第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毛也是要大家分摊责任：“各人有各人的账，应当争取主动，首先要做自我批评。有什么错误就检查什么，要争取主动，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欢喜，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在这个时候，我们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做一篇检讨，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特别是“总之”后面的话，在文革中已广为传播，几乎家喻户晓。好像毛在会上的态度是很开明的，其实他在背后是咬牙切齿的，请看李志绥的回忆录：“他(毛)有一天跟我说:‘应该改成“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两顿干饭,一顿稀饭),完全放屁”。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马列主义。’”(《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373)
第三、大前提就是假的 7000人大会，是要在坚持“三面红旗”下总结经验教训。这个大前提就是一切错误的总根。就连大会上所谓坚持实事求是、因而触怒毛泽东的刘少奇的报告中说的：“现在我们不能再用过去常说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来乱套大跃进的缺点和成绩。这几年，造成困难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也是在保护错误之树的“根”的基础上，掠了几片叶子而已。庐山会议上的彭、黄、张、周也是，在承认大跃进的成绩的前提下指出某些错误。就这，就引起毛的杀机。
一般来说，体制内的所谓“实事求是”，大都是在谎言前提下的相对真言。
第四、反攻倒算 本年7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8月6日，毛泽东提出了阶级、形势、矛盾3大问题，并使之成为会议的主要议题。在会中，毛泽东坚持认为：阶级斗争将贯彻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党内出现分歧是阶级斗争和修正主义新动向的反应。刘少奇、陈云等人对经济形势的估计被作为“不讲一片光明，只讲一片黑暗的“黑暗风”；邓子恢、陈云等人支持包产到户被斥责为“单干风”；彭德怀上书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封长达八万字的信被狠批为“翻案风”。
一个月后，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大讲：“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朋讲、天天讲。”直到毛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刘少奇被打倒并惨遭迫害致死，才算报仇雪恨。
毛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说的“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就是指的这次“7000人大会”。江青透底说：“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而于5年后，1967年2月，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的谈话中，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这里所谓的“修正主义”，指的就是刘少奇、彭真等在会上对毛提出意见的人。彭真因为说了“我们的错误首先由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提的。”，所以文革一开始、上前就打到了他。
与毛泽东、李井泉等人相比，吴芝圃的检讨还算差强人意。
在7000大会上，饿死人最严重的四川省，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不得不在四川组的小会上作检查。检讨通不过，作为大跃进副帅的邓小平，两次到四川组去为李开脱：“该检讨的都检讨了，就是那么多问题。四川出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邓下令停止追查李井泉个人的责任，说“会议再不能这样的继续开下去了”，于是，李轻易地混过了关。四川饿死一千多万人，就算没事了。李作为邓的亲信，不但没受到法律惩处，后来竟又兼任西南局第一书记，1965年1月又被提升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61年3月，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到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人民公社60条初稿，会上揭露了许多问题，其中河南是问题比较突出的省份之一。吴芝圃心情沉重，开会时坐在后边，低头不语。毛泽东见状，远远地高声与吴芝圃打招呼：芝圃同志，犯了错误，还要抬起头来，坐到前边来嘛! 要看到光明啊！
1962年以后，吴芝圃年年结合自己在河南工作中犯错误的沉痛教训，给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南局写自我检查报告，反复挖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表示要坚决接受教训，永不再发生类似的问题。1962年1月，吴芝圃在给中南局的检查中承认：“对河南五八、五九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吴芝圃后来数次心痛地表示：“我欠河南5000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1966年，毛泽东看了吴芝圃的检查报告后，指示他不要再做检查了。但是，吴芝圃还是感到自己对不起河南的人民群众，继续做自我批评。
197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主持吴芝圃等八人平反昭雪追悼会，对吴芝圃的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这里，就充分暴露出中共不实事求是的本性，并且也暴露出他们的冷血心肠，不把在大跃进中饿死的数千万人放在眼里。
本文（转者：此文原标题为，河南出了个吴芝圃）为中国大跃进的来龙去脉提供了一个鸟瞰图，如能抛砖引玉，引出死人以百万计的省份及其罪大恶极的领导人，如：“四川出了个李井泉”、“甘肃出了个张仲良”、“安徽出了个曾希圣”、“山东出了个舒同”、“贵州出了个周林”……当能更进一步、得出一个关于大跃进真相的详细拼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