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山依水
随心所欲
吴芝圃是在1925年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习过的学生，而这一期是唯一由毛泽东主持的一期，这就使得他们沾染上师生之谊。大跃进可算作是一次教学实习，实习课题是在中国进行“共产主义试验”，学生的答卷是：“一个省可以单独进入共产主义，河南要在四年之内实现共产主义”。
毛泽东在1958年3月8日至26日的成都会议上，全面肯定了河南上报的一些比1957年实际指标浮夸2.4倍的假数字，高度赞扬了吴芝圃。吴便又对毛承诺，河南一年就能够实现四化，四年可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毛在3月20日说：“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引者按：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又表扬“河南的水利全国第一”。
当年，中央《人民日报》曾发表社论，为河南鼓吹：《祝河南大捷》；上海《解放日报》也发过社论：《向英雄的河南人民致敬》。就这样，学生就像老师在全世界、起码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出足了风头那样，他在全中国出足了风头。
把这一对魔王相提并论，就会为人们提供一幅认识中国大跃进由点到面的立体图景，和由“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毛泽东语）到“灾难发展到惨绝人寰的程度”（吴芝圃语）的全过程及其恶果：数以千万计的生命和数以千亿计的财产的损失，以及无法量化的精神肉体的摧残、文明的衰落、道德的沦丧、生态环境的惨遭破坏。大跃进的浩劫，使人们看到文革的十年浩劫，决不是“史无前例”；溯水而上，反右派不是浩劫？肃反、镇反、三反五反、土改，哪个不是？宏观而言，49年后的毛统治就是中国人民的一场浩劫，这才是史无前例的。
●一、毛泽东说，让河南当状元●
“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庄子：田子方》），学生吴芝圃紧跟夫子毛泽东，高举三面红旗，摇旗呐喊，推波助澜，声嘶力竭，发狂发热。
从政治、思想上来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是从反右派得胜和反右倾（即反“反冒进”）得势开始的。而在其过程中，又始终贯彻着反右倾、扫暮气，拔白旗、插红旗，以残酷斗争鸣锣开道、扫清大跃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吴芝圃的得势，是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当场揭发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右倾，毛泽东带头为他鼓掌，之后他就取而代之成为省委第一书记。邓小平也表示支持他,说:“真理在你们这一边”(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页47)。
吴芝圃在“放卫星”的欢呼声中召开了河南省第九次全会，传达中央书记处的意见，集中揭发批判潘复生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出《关于彻底揭发批判以潘复生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吴在会上说：“不要怕潘复生抵抗，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要反覆斗争……。”会后全省自上而下抓“小潘复生”20万之多，批潘的大字报达十几亿张。随着又来了个反右派补课，划右派人数居全国之冠，占全国15%。这也就奠定了河南在高举三面红旗上、“居全国之冠”的政治基础。旗开得胜，上前就受到毛的夸奖：“让河南试验一年，让河南当状元”。
●二、第一颗高产卫星腾空而起；“高征收”成为吹牛皮要报的税●
毛泽东在《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提出了经济和社会文化建设方面的许多宏伟目标，并说：“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农作物的高产量。”在《高潮》按语中，提出了经济和社会文化建设方面的许多宏伟目标。
6月8日（指58年——下同），《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单产达到2105斤。6月12日，又报道该社放出的第二颗“卫星”，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达3530斤。6月14日，毛泽东在河南封丘说：“不要很久，全国每人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粮食1000斤，猪肉100斤，油20斤，棉花20斤”。6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谷城县先锋农业社小麦试验田亩产4689斤。从此，展开了一场吹牛皮大竞赛，但谁也别打算比上河南省。7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2亩小麦创亩产7320斤的记录（现已证实是140斤！）。10月，吴芝圃宣称有“亩产小麦7，300斤、芝麻5，600斤，单产增长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谷子“都比过去平均单产高近百倍”。他引用毛泽东上述按语，说：“毛主席关于增产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预言，都已成为生龙活虎的事实了”。一九五八年的全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省委竟高估为702亿斤，据此，就使河南各级政府开始向农民高指标征购粮食。1958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年增长22.23%，河南则增加了55%，达到75.43亿斤！同时还外调14.78亿斤，而信阳等地区，征购竟增加75%以上。基层干部为完成征购而一味“反瞒产”。因向农民迫逼粮食而捆、绑、吊、打、捕的现象普遍发生，十分严重。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底，密县已发生饿死人的问题。来年春天，豫东黄泛区浮肿病和死人事态更加蔓延……
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认为，“信阳事件的发生，与此前河南省开展抓‘小潘复生’的一些错误的政治运动有很大关系。这些极左的做法使得人人自危，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从此，很多人都睁着眼脱瞎话，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就大刮起来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我记得在1958年秋省委扩大会议上，吴芝圃在报告中讲到一个故事，说历史上有一个人手执宝剑，指石为金。同时又说，过去人们说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粥是错误的，现在巧媳妇就能做出无米粥。就是这样一些异想天开的宣传鼓动，把本来已经完全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又推向了高潮。”
●三、第一个人民公社呱呱坠地；“五风”劲吹，昏天黑地●
南宁会议上，听说广西出现并社现象，毛说：“可以搞联邦政府，社内有社”。
1958年3月成都会议制定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的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会后，吴芝圃马上在豫南寻觅试点。4月20日，河南遂平县嵖岈山红卫社率先由27个小合作社、9，369户，合并成一个大社。接著平舆县也办了一个。
7月间迅速掀起了人民公社化热潮。8月底，河南以全国最高速度实现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473个农业社已合成1，355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达7，200户，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5%。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展，夜间遍地明灯”，吴芝圃得意地说：“这不是社会上层建筑的大跃进吗？”
这时候的大社实际上就是高级农业合作社。而毛泽东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合作社不能只搞农业，还要办工业、办商业、办学校。如果办了这些，还叫高级农业合作社就不合适，叫什么名字好呢？毛泽东一时也没有想出什么好名字。8月6日，毛视察了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见到了“人民公社”这个名字，感到很好，很高兴，就讲了一句“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并转头对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1958年11月13日又到信阳和遂平视察，要求把楂岈山人民公社的章程在《红旗》杂志登出来，“要好好吹一下，一个省找十个人吹。”吴芝圃于是不失时机地在《中国青年》9月号上发表文章《论人民公社》，认为河南将乡政府与公社合一，与当年巴黎公社是相同的，即马克思主张的将经济组织和国家政权融为一体。
9月12日，吴芝圃号召“苦战四昼夜，日产万吨铁”，15日宣布全省日产生铁千吨以上的县有8个，禹县高达4，396吨。9月17日，《人民日报》发出社论《祝河南大捷》，称河南土高炉日产生铁1.8万吨，放了“卫星”。9月27日，吴芝圃又通告全国：河南已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钢铁元帅升帐”。结果，大量农民上山炼焦、炼铁、炼钢，秋粮烂在地里无人收，资金、原料白白耗费，工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农民的体力、精力耗尽，太行、伏牛、熊耳山和大别山区的林木遭到空前的滥伐。
毛谈到，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步搞掉。房屋、鸡鸭、房前房后的小树，将来也要公有。人民公社兴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都可以得到解放。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进一步破坏。在分配上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制度。几年以后，可能产品非常丰富，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又说：我们现在办大公社，统一调配劳动力，这就是战争时期的经验。随后，在9月一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农村就基本实现了公社化。以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为标志的大跃进高潮，在9、10月间达到巅峰。7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南、湖北、福建等省部分地区办起了公共食堂，并予以提倡。据10月底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农村共举办公共食堂265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已达到70－90%。此外，在收回自留地的同时，集市贸易也被取消。
由于“一大二公”，和以为人民公社即是全民所有制，甚至即是共产主义，各地刮起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贫富拉平，“共”各种“产”。共产风早在举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其他大型公益事业时，即已显露苗头。平调分为国家向公社平调和公社向生产队平调，以及平调社员的。同时，还刮起了“命令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吴芝圃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得意地说，一些公社已经“宣布了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使用，上交利润、生产开支、社员消费均由国家统一确定”，公社“不但普遍实行了军事化，而且普遍实行了半供给制，社员把个人私有生产资料或其它财产自动交给公家”。但其实，这种“成就”的取得靠的就是“共产风”，其主要内容是“一平二调”（“平”，即把“公社”内不同“生产队”之间的贫富拉平；“调”，即把“公社”乃至“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比如嵖岈山公社为建立牛场、“万头猪场”和“万鸡山”，就强令各“大队”替“公社”建设305间畜舍，从农家“调”去192头牛、89头猪和2700只鸡。当时河南省几乎形成了“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的局面。吴芝圃在1961年1月作检讨时也不得不承认河南“大办水利、大搞非生产性建设、全民办交通、全民办电等花用的劳动力和资财，十之八九都还是靠一平二调才办起来”。
“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刚开始时，大米白面管够，但不久就每况愈下，饭菜质量越来越差，也越来越难吃饱了。究其实，前期“敞开肚皮”吃的不过是被“公共食堂”集中管理的农民的口粮，这有限的口粮一吃完，“公共食堂”就难以为继了。而更加严重的是，“公共食堂”的建立打碎了农民自己的饭碗，以致一旦出现粮食危机，农民根本无法自救，必将遭受毁灭性打击。
余德鸿、张树藩等人回忆：信阳地区成为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发源地，更加忘乎所以，继4月20日嵖岈山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将全区5300多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成了200多个人民公社，到8-9月间，又掀起了第二次并社高潮，将200多个人民公社并成了190个，经过毛泽东派来陈伯达等空想主义者的反复研究之后，制定了一套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统一经营，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劳动组织实行军事化，进行大兵团作战，取消商品生产，取消集贸市场，取消社员家庭副业，劳动产品由公社统一分配，实行供给制，取消社员家庭厨房，兴办公共食堂等管理制度。《人民日报》1958年8月18日在头版以“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面结合，人民公社好”为题，发表了重要消息，将信阳的人民公社总结出十大优点及四项有利条件。这促使信阳地区人民公社再掀“指石为金大跃进”高潮，在8月份，各县市均先后召开了有数千人或近万人参加的扩大会议，组织了反右倾、鼓干劲和反瞒产、反“反冒进”的大会，批判斗争了所谓保守派、观潮派及秋后算帐派，使极左思潮进一步膨胀起来，五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共产、强迫命令）越刮越大，结果将广大社员搞得十室九空，所以在后来食堂停伙时，发生了大量饿死人的情况。
8月29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毛泽东认为，“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农业又广种薄收，所以过渡不了”。中国的人民公社就不一样了，“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产物。……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因此，毛泽东断定中国开辟了走向共产主义的新途径：“如何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如何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
●四、更大跃进，回光返照；黎民遭殃，雪上加霜。●
庐山会议后，吴芝圃就更加凶恶了。他回到郑州立即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在全省又一次掀起反八类右倾分子（唯条件论、悲观论、神秘论、促退派、观潮派、伸手派、秋后算帐派、炉前摇头派）的斗争高潮。在这种恐怖气氛下，吴芝圃硬是把当年实际产量210亿斤，估产为450亿斤。
这年秋后，第二次“共产风”又刮起来，还结合着贯彻毛泽东“反瞒产”的指示：“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八，页52）。全省搞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象土改斗地主那样挨斗；哪个农民交不够征购粮，就会被捆起来吊打追逼。
豫南一向富庶的信阳专区，在地委书记路宪文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反右倾精神所掀起的狂潮中，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许多县的县委扩大会议当即成为斗争大会，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县长张福洪，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将张福洪头发连头皮一道撕下，活活整死。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四十多个农民，打死四人。整个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斛山公社的一个党委委员、团委书记，亲手拷打农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庐山会议以后，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群众形容当时的恐怖气氛说：“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
于是，1959年秋收以后，人越死越多，进入冬季，饥寒交迫，饿殍百里。因为当时一律是公共食堂制，社员家中不准起伙，也没有炊具（都搜走炼钢了），食堂停了伙，就只能饿死了。毛泽东到河南视察时亲自接生的“人民公社”，成为信阳饿死百多万人的直接原因。仅息县就有639个村子死绝。固始县无人烟的村庄有400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5647户，息县5133户，固始县3424户。仅据潢川、光山、息县三个县统计，孤儿达12000人之多。
1961年1月，吴芝圃在给中南局和中央的检查中不得不承认，“信阳事件是河南解放以后的大惨案”,“灾难发展到惨绝人寰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