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音之法 通中国之音：近代汉语拉丁化的历史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我们必须认识到，汉语拼音方案不是唯一的拼音形式，如果对汉语拼音拉丁化的过程完全不了解，如果不熟悉威式拼音，那么对于查找、翻译和研究西方关于中国的论著都会有一定的困难，甚至会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

 

 

　　如果现在有人看到“Li Po”这样的姓名拼音，估计鲜有人能猜到这是唐代伟大的浪漫派诗人李白的英文译名。又有几人深究过中国著名高等学府清华大学的英文名称为何是“Tsinghua University”而非“Qinghua University”？包括前几年学术界闹得沸沸扬扬的“常凯申”事件，从表面看是将“蒋介石”英文名的一次误译，但究其原因还是对曾经非常流行的“威式拼音”（威妥玛—翟理斯拼音系统）不熟悉所造成的。这其实也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将西文文献中的中国人名、地名准确地还原出来时，并不能将汉语拼音方案当做唯一的参照标准，反而需要将注意力更多地投注在汉语拉丁拼音化历史上的各种注音方案。

　　在这些方案中，最为有名的当属威式拼音方案。威式拼音自19世纪后半叶问世以来，在为汉语注音的多种拼音方案中，曾经占据了最主流的位置。尽管已过去了一百多年，海外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中国学研究领域还处处可见其影响力；而在国内，虽然威式拼音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被汉语拼音方案所取代，但在一些国际通用的，约定俗成的人名、地名和大学名称上仍能看到威式拼音的残存。

　　这套拼音系统是由19世纪英国驻华外交官威妥玛发明创制的，后经汉学家翟理斯修订，流传于世，后人也将这一拼音系统称为“威妥玛—翟理斯拼音”（WG拼音）。
 

早期外交官推动汉学发展

　　19世纪后半叶，来华的英籍人士急增，特别是新教传教士和驻华外交官的广泛活动，客观上促进了对华研究的全面展开。无论最初的原动力是商贸往来、宗教传播，还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这些传教士和外交官出身的早期汉学家们的研究在实质上推动了英国汉学的发展。威妥玛（Thomas Wade，1818—1895）从1841年起在英国驻华使馆任职，1871年升为英国驻华公使，1883年回国，此后担任了剑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并以威式拼音闻名于世。翟理斯（Herbert A. Giles，1845—1935）是其继任者，他也曾是英国驻华外交人员，后来在剑桥的汉学讲座任教长达35年之久，成为有名的汉学家，其研究领域颇广，涉及中国历史、宗教、绘画、哲学、语言等诸多方面。

　　威妥玛和翟理斯为剑桥大学的汉学研究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1886年，威妥玛将毕生收藏的中文书籍捐赠给了剑桥大学图书馆，共计4734册，883种，包括清末朝廷礼仪、外交、政治、法律等方面的书籍，其中有明刊孤本《异域图志》和清初抄本《明实录》；还有一些关于太平天国的珍贵史料，以及许多中文手稿、私人信件和官方文件等。剑桥大学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因为威妥玛的赠书而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而后翟理斯又补充了一些中文书籍，并编写了《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威妥玛汉籍及满文书目》（1898）及《补遗》（1915）。
 

创立以北京官话为基础的口语体系

　　威妥玛在华期间，为了方便以英语为母语的外国人学习和掌握汉语和汉字，大约于1847年草创了第一份《北京话音节表》，收入他1859年所写的《寻津录》一书中。1867年，威妥玛又将修订完善后的音节表收入了他在世界汉语教育史和中国语言学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的代表作《语言自迩集》中。威氏根据北京读音创制的这套注音的方案一经问世，随即为英国当时在华的外交和商业机构采用，后来各种字典和教科书都纷纷效仿，被西方国家普遍用于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等，风行欧洲及美洲大陆。

　　《语言自迩集》主要以当时的北京官话为描写和研究的对象，在第一章“发音”中，威妥玛详细介绍了他的拼音方案。这个方案中共有声母27个，韵母39个，并且还用英、法、意等国的语言来分别描述汉字的发音，目的是加强印欧语系的学习者对汉语语音的把握。

　　威妥玛从实际出发，按照北京官话的实际发音将汉语的声调定为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四种调值，用右上角的阿拉伯数字标注汉语的四声，还特别分析了轻声、儿化和音变三个口语特点，记录了19世纪原汁原味的北京官话，构建了一个丰富生动的以北京官话为基础的汉语口语体系。书中收集了大量北京人的日常口语例句，用威式拼音注音后，极大地方便了当时在京外国人的汉语学习。

　　《语言自迩集》原本是作为英国驻华公使馆翻译的汉语教材，但从当时日本和俄罗斯人的记载中，可以看到日、俄各国驻华使馆对这一课本的认可，该书以其实用性和全面性遂成为19世纪西方人学习汉语特别是北京官话最权威、最普遍的教材。

传教士为汉字注音鼻祖

　　如果回溯汉语拉丁拼音化的历程，其实威妥玛并非为汉语注音的第一人，在他之前，明清传教士为学习汉语的便利，开始用自己母语的字母文字给汉字注音。这些最初的尝试在16世纪之初就开始了。菲律宾以及最早进入福建地区传教的奥古斯丁会、多明我会的传教士编写了一些用不同方式注音的词汇表、字典或宣教的小册子，但是这些早期的注音方案大多依据闽南方言，没有涉及当时官话系统的读音，因此并未流传下来，甚至连传教士自己也很快抛弃了这些注音方案。

　　直到以罗明坚、利玛窦等人为代表的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教，揭开了天主教全面进入中国的序幕。罗明坚和利玛窦在《葡华辞典》（1584—1588）中第一次为汉语制定了注音表，这是汉字拉丁注音的初创阶段，也可以说是后世所有的汉语拼音方案的鼻祖。到了1598年，利玛窦和郭居静在其他神父的帮助下，共同制定了一个中文发音表，完成了最早的一套完整的官话拼音方案。可惜的是，这套拼音方案至今尚未被发现。

　　利玛窦于1605年出版了《西字奇迹》一书，采用了当初设计的注音方法将全文的汉字都做了注音，这是当时第一部刊印的带有拉丁拼音的中文书。此后，金尼阁著《西儒耳目资》（1626），该书真正融会了中西音韵学之所长，以西音之法，通中国之音，在中国音韵学史上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从《葡华辞典》到《西儒耳目资》，入华耶稣会士逐步完成了对汉语所进行的拉丁拼音注音方案，对后来广为流传的威妥玛—翟理斯拼音法大有启发，也为现代汉语拼音方案打下了基础。

威式拼音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到了19世纪，在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汉字注音基础上，威妥玛进一步设计和发展了自己的拼音方案，在《寻津录》一书中该方案已初具规模。到《语言自迩集》出版时，威式拼音已形成比较成熟和完整的体系。后来，翟理斯编写《华英字典》（1892）时采用并修订了这个拼音方案，逐字为汉语注音，扩大了该方案的影响，广为人知。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在西方人为汉语编写的数套拼音方案中，威式拼音是流行最广影响的一套，并且一直沿用至1913年。后来，中国读音统一会的黎锦熙等人制定了注音字母，逐渐取代了威式拼音；中国大陆从1958年开始使用《中文拼音方案》，停止使用威式拼音。

　　国内的前辈学者们很早就开始关注威式拼音并展开了研究，如赵元任、耕田、何九盈、张清常等先生都曾撰文对威式拼音进行过分析论述，客观地评价了其对汉语拼音方案的启发和影响，并认为威妥玛对汉语的认识和理解是非常深刻的。近年来，深圳大学的张卫东教授将《语言自迩集》翻译成中文出版，从汉语音韵史的角度出发对该书做了深入的个案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由于汉语拼音方案的推广，威式拼音早已淡出了国人的视野，仅有少部分地名、人名和专用名词还能看到它的遗迹。当中国大陆已经逐渐遗忘威式拼音的时候，在海外，特别是在学术领域仍沿用着西方世界长期所熟悉的威式拼音。例如，美国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才逐渐用汉语拼音代替威式拼音。美国国会图书馆从2000年10月才开始在文献编目中使用汉语拼音，但在检索20世纪末以前发表的西方研究文献时还必须同时采用汉语拼音和威式拼音。我们必须认识到，汉语拼音方案不是唯一的拼音形式，如果对汉语拉丁拼音化的过程完全不了解，如果不熟悉威式拼音，那么对于查找、翻译和研究西方关于中国的论著都会有一定的困难，甚至会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所以，对于国内学术界而言，只有全面地掌握相关学术领域所需的各类工具和手段，以一种求真求实的态度，才能做出更为扎实更为细致的好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