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秀松蒙冤与平反始末 转载 《读书作乐》

苍山残阳: 本人不久前和俞秀松后代有交谈，现推荐此文。明天将贴出 《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原中共二三十年代留苏人员档案查寻感想》。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历史上，俞秀松是一个无法抹去的重要人物。早在1920年5月，俞秀松和陈望道就一起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6月，与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8月，受上海党小组委托，筹建了中国最早的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书记，11月，团临时中央局成立，俞秀松任书记。就是这么一位党和团早期的卓越领导人，却在新疆工作期间被错误逮捕，并牺牲于苏联“大肃反”期间。俞秀松冤案直到1996年才算正式平反。其间的曲曲折折，令人叹惋。

 

在苏联“大肃反”运动中，王明向斯大林进谗言诬陷俞秀松

 

1925年，俞秀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学习期间，俞秀松曾直言不讳揭露过王明的投机本质，使王明怀恨在心。1928年春天，王明捏造出一个“江浙同乡会”反革命集团，向共产国际告发俞秀松等人。但经共产国际、苏共监委、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调查，结论是“莫须有”。

 

1933年，苏共中央派俞秀松到苏联远东伯力工作，任苏共中央边区党委机关报《工人之路》中文版的副总编。1935年6月，应新疆盛世才政权的邀请，苏共中央派俞秀松等25人到新疆工作，做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统战工作。

 

俞秀松化名王寿成，先后担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新疆学院院长和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等职，并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成为在新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旗手。1937年4月下旬，为迎接向新疆突围的西路军战士，俞秀松协助陈云、滕代远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新疆工作期间，俞秀松与清秀文雅的盛世才二妹盛世同由相互认识到相互熟悉、了解直至相爱。斯大林听说后很高兴，他认为盛世同如果能够和自己派去的干部俞秀松结婚，那对于促进苏联与盛世才政权的关系是很有帮助的。1936年夏，在斯大林的撮合下，俞秀松与盛世同结为夫妻。斯大林托苏联驻新疆领事转送上一箱衣服，以表祝贺。举行婚礼时，苏联驻新疆领事馆的全体同志都来祝贺。俞秀松用俄语向他们介绍了两人谈恋爱的经过。苏方还将他们的婚礼和新疆的习俗拍摄成电影，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和莫斯科放映。当天晚上，苏联驻新疆领事馆还派官员到新房来道贺，在证实新娘确实是盛世同而没有出现纰漏后，才放心回去。在他们结婚一周年纪念日，斯大林又给他们送来了一架照相机作纪念。婚后，俞秀松与盛世同虽然生活清苦，但相亲相爱，婚姻甜蜜。

 

20世纪30年代末，席卷苏联的“大肃反”运动，使数十万人惨遭无辜杀害。苏共71名中央委员中，51名被处决、2名被迫自杀；选出的58名候补中央委员中，47名被处决。195名师长中，110名被杀害，220名旅长中有186名被杀害。不久，“肃反”运动的风暴越出了苏联。1937年12月，王明、康生由苏联返回延安途经新疆时，开始在新疆推行“肃反”运动。

 

王明、康生返国前，曾与王稼祥等一起拜会了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也在座。王明对于俞秀松怀恨在心，趁机在斯大林面前说俞秀松的坏话。据王稼祥回忆，王明利用这次会见斯大林的机会进谗言，说俞秀松等是坏人。斯大林嘱咐王明到新疆跟盛世才谈谈。

 

王明、康生到达迪化后，受到盛世才的热情款待。盛世才是依靠苏联的帮助才打败政敌取得独霸新疆的地位的，当时在哈密还驻扎着苏联的红八团，所以他对苏联和斯大林的一言一行都十分看重，对斯大林的吩咐更是不敢怠慢。王明是共产国际和苏共培养起来的“政治新星”，盛世才对此很清楚。

 

王明以“可以保证得到苏方更多的支持”、“可以从延安派人来新疆帮助盛世才工作”为条件，要盛世才“必须肃清此间的反革命托派分子”。康生接着告诉盛世才：1935年由苏联派到新疆的25个人，有许多人是托派。如果听任这些托派继续隐藏下去，对于新疆的革命与建设必然产生巨大的破坏。

 

盛世才答应了王明和康生的要求。因为俞秀松已经取了化名，盛世才就拿出联共派到新疆的25人的照片让王明、康生辨认。

 

王明一见俞秀松等人的照片，就想起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往事，不禁怒火中烧，当场指认这25人中的新疆反帝总会秘书长王寿成（即俞秀松）等24人均是“托派”，并要盛世才立即逮捕，就地处理。

 

王明、康生临走时还说：“对于俞秀松等人的问题，我们直接给共产国际去信反映，以便配合苏联正在进入高潮的肃反运动。”1938年2月，康生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萨基匪徒》一文中，诬陷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为“在苏联的中国托洛茨基匪徒、日寇的奸细、陈独秀最好的干部”。接着，苏联的《真理报》与王明主编的巴黎《救国时报》也随意给他们编造罪状：一、组织“江浙同乡会”；二、不讨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三、反对王明等。公然诬陷俞秀松等为“托派”。

 

盛世才接指令后，给俞秀松等人扣上两项所谓的罪行：一是托洛茨基派和“江浙同乡会”的领导者与骨干，二是当时省城阴谋暴动的参加者，将他们全部逮捕。

 

俞秀松的突然被捕，让盛世同永世难忘

 

1937年12月27日，对于盛世同来说是一个永生难忘的日子。半个世纪后的1996年，寓居于上海的盛世同回忆起来，还是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那天晚上，俞秀松还没有回家，盛世才的4个卫士提着马灯突然到来，说：“盛督办有要事，请秘书长立即就去。”盛世同便说：“秘书长还没回来呢，你们先在客厅等着吧。”卫士们没有说什么，便在客厅里焦急不安地等待着。

 

9点多钟，俞秀松回到家，随4名卫士去见盛世才。盛世同焦急地等到12点，见俞秀松还没有回家，打电话问哥哥盛世才。得到的答复是有事要商量，让她先睡。到深夜两点还没有回家，盛世同再打电话问，他又说是到苏联总领事馆办事去了，可能要到天亮才能回家，叮嘱她不要东想西想，早点睡觉。直至第二天，盛世同才得到通知说俞秀松被抓了，要她送一些日常用品到监狱。

 

盛世同闻讯如五雷轰顶，感到心都要跳出来了。她立即愤怒地赶到督办公署找她的大哥评理。盛世才推说监狱里提供的“阴谋暴动案”名单中有俞秀松的签字。盛世同说：“你把这个签字拿出来！”盛世才说：“你先把棉被拿到承启处，叫他们转给王寿成。签字么，以后当然会拿出来。”

 

送好被褥后，盛世同又去找盛世才。一见面，盛世才的脸色骤变，说：“没有证据我会抓人？王寿成不仅同阴谋暴动案有关，还同托派有关系。过几天就要开公审大会，你自己当面去听！”

 

当俞秀松听了探监的盛世同说了自己的“罪行”后，笑道：“莫名其妙，你相信吗？我来新疆是干革命，坚决执行‘六大政策’，为什么要杀盛世才？有什么凭据？”“我在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就表明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实现我的理想——解放全人类，怎么可能与托派有关？过去几次清党都没有问题，早期参加党的同志和在苏联留学的同学都了解我，这完全是诬陷！一定有人在捣鬼。”

 

俞秀松还安慰盛世同说：“要坚强，不要悲伤。坐牢是革命者的家常便饭，要革命就不怕杀头，革命者是杀不完的。革命一定会成功，这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他多方安慰、鼓励妻子。尽管盛世同作了拼死斗争，也只争取到每周送一次东西、每月探一次监的机会。

 

俞秀松在狱中以坚强的革命意志挡住这飞来横祸，并展开了斗争。监狱虽然可以关住俞秀松的身，但关不住他的心。他的心仍然想着革命，仍然在关心国内外形势和新疆的大事。每当盛世同去探监，俞秀松虽然对她怀有深厚的感情，但他首先问的、主要谈的是国内、国外和新疆的形势。俞秀松绝不虚度光阴，要盛世同带书给他，以便他利用这段时间抓紧学习。他关心盛世同，注意提高她的政治思想水平、阶级觉悟，给她讲革命必胜的道理。

 

盛世才逮捕了俞秀松等人，但不敢“就地处理”，因为俞秀松他们是联共中央派来的干部。盛世才便把事情经过向苏联驻新疆总领事馆和盘托出，领事馆报告了联共中央。联共中央调查组经过调查，认为俞秀松等人不是反革命，也没有反革命活动。他们既由苏联派来，应由苏联调回复查，不能就地处理。

 

1938年6月，苏联派了一架军用飞机和数十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强行将俞秀松、万献廷押回苏联，其他人均被释放。

 

俞秀松预感到回苏联凶多吉少，定会蒙不白之冤，在去机场的车上，俞秀松对爱妻做了最后的告别：“我此去吉凶难卜，你要挺起胸膛，不能靠别人，要相信共产党，他们才是中国人民的救星。” 飞机起飞后，俞秀松隔着舷窗向盛世同挥动帽子的情景，让盛世同永世难忘。

 

与俞秀松一起被送回苏联的万献廷，1958年回国探亲，对曾在新疆工作的同志谈起过在苏联的经历。万献廷和俞秀松是同机飞回苏联的。到莫斯科后，两人便同时下狱。在审问万献廷时，问他是否反对王明。万献廷说，他反王明，但没在旅莫支部呆过。结果，被流放到北冰洋一个煤矿的劳改营里做苦工，几年后才放出来。在审问俞秀松时，他承认自己反对王明，而且在旅莫支部，结果受到重刑。

 

1939年2月21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判决王寿成（那里曼诺夫、俞秀松）死刑，立即执行。

 

盛世同等亲属为俞秀松的平反而多方奔走

 

1938年机场分别后，盛世同一直默默思念着、等待着不知下落又无法探听到消息的挚爱着的丈夫，为了表示对丈夫感情的忠贞不渝，盛世同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安志洁。

 

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了，俞秀松仍然音讯全无。安志洁天天愁眉不展、忧心忡忡。1941年冬后，蒋介石想趁苏联忙于苏德战争，无暇东顾之机，将新疆置于自已的控制之下。而盛世才见苏联一度处于劣势，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也决定改换门庭，投靠蒋介石。

 

1942年，盛世才派安志洁的五哥盛世骐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盛世骐请她同去，让她散散心。安志洁就这样随盛世骐到了重庆。听说安志洁到了重庆，蒋介石夫妇格外热情，告诉新疆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张元夫邀请她赴宴。宴后安志洁谢绝了蒋介石替她做媒，保荐她读中央大学的“好意”，铁心回新疆等俞秀松回来。

 

1948年冬天，随着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的官员纷纷准备逃往台湾。盛世才也不例外，准备带着家人去台湾，并要安志洁一起去。但安志洁拒绝了，她毫不犹豫地表示留在大陆，随公公回到诸暨老家，等待解放，打听俞秀松的消息。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中苏正式建交。安志洁来到上海，会同俞秀松的四弟俞寿臧共同寻找俞秀松的下落。

 

安志洁给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写信，请求他们在苏联查找俞秀松的下落。不长时间，她就收到了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的回信。王稼祥告知她，俞秀松不在人世了，至于其牺牲详情仍没有写。后来，在公婆的劝说下，安志洁与俞寿臧结为夫妇。

 

经全家人商量后，俞秀松的父亲在1961年11月7日直接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党组织给俞秀松平反。一个多月后，他们收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关于追认俞秀松为革命烈士的信》，并收到了由毛泽东主席签发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1982年换发为革命烈士证明书）。中国共产党为俞秀松在国内洗掉了冤尘。但俞秀松牺牲的真相仍然是个谜，尤其是苏联当局没有任何表示，仍是俞秀松一家的遗憾。

 

中苏关系的紧张与十年“文革”，使他们无可奈何，一筹莫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安志洁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并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开始认真收集俞秀松烈士的资料，大力宣传俞秀松的革命事迹，诸暨县建造了俞秀松烈士纪念碑。俞秀松亲属立即把握这大好时机，抓紧追查俞秀松牺牲之详情，争取替俞秀松彻底平反。

 

1988年，安志洁和俞寿臧到北京，请求李先念主席为俞秀松烈士纪念碑题词，同时上书中共中央组织部，要求查明俞秀松牺牲真相，由苏方出面为俞秀松彻底平反昭雪。

 

中共中央组织部与中联部认真联系后，考虑到当时的中苏关系等情况，认为此时时机不妥，以后再议。到1991年，安志洁又发函到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要求苏联政府查明俞秀松牺牲真相，并书面为其平反。

 

1991年10月29日，他们收到苏联驻沪领事馆秘书科兹洛夫的回信说：“哈萨克加盟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通知我国外交部：俞秀松，1899年在中国出生，1938年因被控告他有托洛茨基主义活动而逮捕。1939年2月21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对俞秀松案件宣判死刑（枪毙）。判决当天，其尸体在莫斯科领河坡地火葬场火化。1991年7月27日哈萨克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把俞秀松的侦察案件转送到哈萨克共和国检察院审查俞秀松平反问题。审查结果本领事馆将另外通知您……”

 

中国驻外使节为俞秀松一案平反昭雪的努力

 

此信将俞秀松牺牲的确切时间、地点和原因告知了其家属，并请他们等待最后的结果，安志洁他们充满期待地等待着苏联的书面平反证明。不想，风云突变——苏联解体了。希望顿时变成了肥皂泡，一切似乎都无头绪。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93年，安志洁和俞寿臧应新疆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和民政厅的邀请赴新疆乌鲁木齐市访问。1995年又应新疆大学、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校庆办公室邀请再次赴新疆乌鲁木齐市访问。

 

这两次的访问启发了他们，使安志洁想到原苏联领事馆的回信中说的“此案件在哈萨克斯坦检察院”。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国家的首府阿拉木图就离新疆不远，应该找他们了解俞秀松牺牲时的情况。1995年9月，安志洁托一个在哈萨克斯坦留学的学生捎去两封信，一封给哈萨克斯坦政府外交部，另一封给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请他们尽快查明俞秀松冤案的真相，早日给予书面平反证明。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的陈棣大使接信后很重视，立即提上议事日程，认真负责地展开了查实工作。两个月后，即同年11月3日，他们就收到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陈棣的回信。陈棣大使在信中说：“读了您的信后，我被您的执著精神深深感动。俞秀松烈士的问题确属历史冤案，理应早日得到前苏联方面的平反。过了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个问题仍未能解决，令人不安。我馆已照会哈萨克斯坦外交部，我本人已致函哈最高检察院院长（我的朋友），请求他们尽快给予解决，使烈士名誉尽早得到全面、彻底的恢复。”

 

1996年1月3日，安志洁收到陈棣大使的第二封信，告知哈萨克斯坦最高检察院向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军事检察院及内务部门查询后告诉我馆，哈方没有查到有关俞秀松或王寿成的档案资料。在一个“六人集团”的档案中，他们查到了王寿成的名字，但这部分档案材料目前大概保存在当时的突厥斯坦军区（现属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档案库中，哈检察院已经去文查问。

 

1月底他们又收到了陈棣大使的第三封信。信中说：“一月二十四日，我收到哈萨克斯坦总检察院关于为俞秀松烈士平反之事的答复（附译文一并寄去）。看来，哈方对此事处理认真，已查出俞秀松烈士当时是在莫斯科被判决的。他们提出，此事应找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建议您通过我驻俄罗斯使馆来解决此事。我驻俄大使李凤林同志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是我兄长辈的老同事，他定会给您以全力协助。我最近也抽空给李大使去电话，请其予以协助。”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检察院在1996年1月22日复信中说：“……王寿成于1939年1月 15日被苏联国家内务委员会、国家安全总局依照俄罗斯联邦刑法第58、6，58、8，58、11条规定，在莫斯科予以逮捕和因国家罪追究刑事责任并交付法庭。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1939年2月21日的判决，王寿成（那里曼诺夫、俞秀松）被判处极刑——枪决并没收财产。法院的判决于当日即 1939年2月 21日执行。根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1993年4月14日《关于为大规模政治镇压牺牲者平反的法律》第 2条规定，所有在 1917年10月25日（11月17日）以后在现属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领土的区域内直接受到政治镇压或根据苏联最高国家政权机关的法令强行迁到哈萨克斯坦的人员一律属于平反之列，但鉴于王寿成（那里曼诺夫、俞秀松）当时是在莫斯科被追究刑事责任和判决的，其平反问题不可能在这里解决，也不属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检察院管辖范围，你们应找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

 

收到此信以后，安志洁立即给中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李凤林大使寄去有关俞秀松的一些历史资料，请求他帮助向俄罗斯政府提出为俞秀松书面平反昭雪的要求。李凤林大使1996年2月 22日回信告诉安志洁，称他已经向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提交了照会，提请其尽快查清此案，为俞秀松烈士平反昭雪。俄方已经允诺加紧办理。

 

同时，安志洁又收到陈棣大使的第四封信，告诉她又通过哈律师查到了乌兹别克斯坦军事检察院中卷宗号为7925的俞秀松案卷，要她与我国驻乌兹别克斯坦使馆联系，并将卷宗号告诉俄罗斯检察院。安志洁阅信后立即照办。一月后，陈棣大使又给安志洁发了第五封信，告诉她，他已与驻俄罗斯大使李凤林通过电话，与我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的关恒广取得了联系，他们都将尽力协办此事。

 

后来安志洁得知，有关俞秀松一案的有关文件存放在当时的乌兹别克共和国突厥斯坦军区。为引起乌方重视，我国驻俄使馆又通过驻乌兹别克使馆促乌方尽快向我方提供有关材料。6月1日，我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关恒广给安志洁回信说：“我馆曾多次与驻俄使馆和驻哈大使联系，了解有关信息，并根据来函所提供的线索，于3月份正式照会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请乌军事检察院协助查找7925号档案卷宗下落，以解决为俞秀松烈士平反问题。此后我们又通过乌有关部门和友人催促查寻。最近乌方正式复照我馆称，据乌国防部档案中心查告，俞秀松的档案材料1939年末送达乌军事检察院。看来，继续在乌查找此案卷，线索已经不多。据我馆进一步从乌外交部有关负责人（此人曾在中央档案局工作）得知，由于当时战争初出现的混乱局面，莫斯科当时批转的档案实际上后来并未送出。看来，有关档案查找工作及俞秀松烈士的平反问题，尚需进一步通过俄总检察院解决。”

 

安志洁接到此信，立即又给中国驻俄使馆去信，请求其再次向俄总检察院反映，请予查找俞秀松案子的卷宗，以期早日了结此案。为了趁热打铁，她于同年7月，让俞秀松的继子俞敏专程去莫斯科拜访李凤林大使和李桐杰参赞，以进一步了解此案的进展情况和促进此案能早日结案。李凤林大使热情地接待了俞敏，派人驾车送俞敏去顿河火葬场吊唁查找俞秀松的墓地。墓地管理员告诉他，当时许多“政治犯”是集体被杀害、火化后埋葬在一起的，俞秀松的遗骨已不可能找到了，再也不能按照中国习俗还乡了。

 

俞敏向坟地墓碑献花，凭吊继父俞秀松烈士的英灵。然后他又到俞秀松曾学习、工作过的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和列宁大学的旧址摄影留念。他返回上海后，将驻俄大使馆的同志认真、负责地抓紧查找的情况告诉了母亲和所有亲属，大家听了都为之感动，并充满信心地期盼着早日收到俄方书面平反昭雪的文书。

 

1996年国庆前夕，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关心下，在众人的努力下，俞秀松的亲属终于收到了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参赞李桐杰寄来的俄罗斯军事检察院致我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领事部的信和俞秀松的平反证明书（第 SYP－1288—96号）及译文。李桐杰参赞在信中称，8月29日，俄罗斯军事检察院正式作出为俞秀松烈士恢复名誉的决定。至此，这一沉结半个多世纪的冤案终于得到彻底平反。

 

由于俞秀松烈士蒙难在国外，遗骸或骨灰无法回归祖国，这成了其亲属心中永久的创痛。上海福寿园了解情况后，在共青团上海市委的大力支持下，多次与安志洁和烈士四弟俞寿臧联系，决定在福寿园为俞秀松烈士建墓塑像。

 

2002年12月28日，俞秀松烈士纪念铜像落成，并在上海福寿园意遐苑中举行落成揭幕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