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黄道炫 | 历史学家的逻辑：真实的长征更值得我们纪念

四渡赤水中崭露头角的毛泽东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于1934年10月，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长征初期，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坚持按原计划向湘西前进，使红军处于覆灭的险境。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摆脱敌人主力，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争取主动。1935年1月19日至1935年5月9日，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下，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交界地区，摆脱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红军长征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四渡赤水”历时3个多月，共歼灭和击溃敌人4个师、2个旅另10个团，俘敌3000余人。

 

 

目前为止，学界对长征有哪些重大的发现与突破？

 

红军战士的战斗力和顽强抵抗力是值得我们敬佩的。真实的历史其实丝毫无损于党的形象，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删繁就简，避重就轻“，我们要对自己的党史有自信，要展现全面的、客观的、真实的历史，要实事求是，虽然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不同以往的表述，但是没有神话的，有血有肉的宣传才是会为大众所接受的，不但不会有损党的形象，反而是有益。

 

 

我觉得近来在长征研究中的神话就是对于四渡赤水的研究，这个确实是还原了当时的史实，而且，这个还原丝毫没有影响到我们对于毛泽东的军事能力的判断，反而是展现给了我们一个更加清晰的更加不同常人的将领。

 

大概是从80年代开始就有人对四渡赤水进行了梳理，到了90年代，孙果达等人比较深入地研究了四渡赤水问题。四渡赤水真正的神来之笔是第四次，前三次都是寻找方向的转变过程。我在2012年参加了一个台湾的学术研讨会，发表了一篇有关四渡赤水的考察，我的考察比他们稍微走的远一点，他们基本上是从中共本身对长征进行考察，我是利用了国民党的一些档案，我到台湾查档，发现蒋介石的档案，我们大陆的很多资料合集里都有，只是被忽略了。我就利用了这些档案以及蒋介石日记，对四渡赤水做了一些考察。当你把蒋介石的决策和毛泽东的决策对照着看，就能看到国共两党战争决策中的互动。

 

从四渡赤水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个世界上没有神。毛泽东刚刚接手军事领导权，他其实还是延续了从反“围剿”以来一直奉行的军事方针——到西南地区建立根据地。在川黔地区建立根据地，这是中共的一个基本设想，这个方针虽然有争议，有反复，但是大体上还是贯穿下来了。所以中共到了川黔地区，基本想法就是要立足于此，一渡二渡三渡都是为了能够立足。红军之所以能比较顺利到达西南，和蒋其实不无关系，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没有决心完全消灭红军，而是想把红军赶走，他采取的是围城必阙的方略。放红军走，湖南、两广、四川都是地方实力派很强的地区，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红军和任何地方实力派发生冲突的话，两败俱伤，那都是蒋介石最想看到的。但是他自己也知道，这些地方实力派不会和红军拼命，红军极大可能很顺利进入西南地区，这是蒋介石也有预料的。可以说蒋介石这一招是兵不血刃，一箭双雕，红军从最初的8万多人变成3万多人，蒋介石没有折损一兵一卒，蒋介石这步棋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

 

在前三次渡赤水中，毛泽东的策略是和蒋介石的中央军硬碰硬来打击蒋介石的“追剿”，但并不成功。然后毛就开始转变策略，开始脱离战斗，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毛的果决和审时度势的能力。在前三次中，可以说，毛是在不断地摸索红军的前进方向，也是在建立自己的军威，毛比其他的领导者要高明的地方是他发现在川黔建立根据地是不可行的。毛认为，既然蒋介石要在川黔地区要把我围死，要把我消灭，那我就不陪你玩了，扬长而去，所以第四次渡赤水他就决然脱离追兵，往黔南地区大踏步挺进，这彻底打乱了国民党的计划。作为一个军事家，首先要准确的估计敌我双方的力量，这样才是一个合格的军事家，虽然不可能一开始就能料事如神，但是在几次交锋之后，应该是能够估计到敌我双方的力量的，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政策有何不妥。高估自己是人之常情，当年的那些军事家政治家也很容易高估自己，能够迅速准确的调整认识，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是很难得的。毛在四渡赤水中展现出的这种准确的评判力，果断的扬长而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一个这么大的转化，可见毛的过人之处。

毛泽东并不像我们宣传的那样算无一失，恰恰是因为前三次决策的不利，才有了第四次渡赤水的成功。首先，毛的军事能力是从实践中得来，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其次就是，毛刚刚上台，要照顾到方方面面，不可能突然改变一个重大的决策，因为这个决策是中央高层和广大官兵的共性思维，这种共性思维不是靠毛一个人瞬间就能扳过来的，要通过实践过程来证明，这个决策确实行不通，你才能够去说服别人。

 

左倾路线的错误导致长征？NO

长征的起源到底是什么？

 

传统认为长征是左倾路线导致的，这不免有些自说自话吧，只是从中共自己的角度来长征的由来。不同于传统的认知，长征的来源目前在我们史学界一个比较公认的一个说法就是：这是对手双方力量变化产生的一个结果。

 

1928年到1930年是中共发展最快的时期，熟悉民国史的人应该知道这段时期是中原大战时期，国民党内部多次发生战争，根本无法顾及这些边远地区的势力，蒋只能是看着干着急。但是为了应付各方面的压力，蒋也给江西、湖南下命令让他们镇压，但是当时江西的部队都是滇军，是客军，大多客军的追求就是领军饷，他们觉得能够在一个地方好好待下去就行了，根本不会为了江西拼命。几次湘赣地区的联剿就是在应付，因而红军发展迅速。整个中国，红军在几年内从最初的两三千人发展到十几万人，这样的发展简直就是奇迹。这样的发展，可以解释为：是因为利用了统治的薄弱环节，统治的真空地带。毛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里面也曾这样讲过，他说要懂得利用对方的薄弱环节。总体看，从地缘政治讲，红军的发展利用的一个是内部冲突，另一个就是地缘，根据地一般是数省交界的地区，常常是三不管的局面。

 

1930年后，围剿开始了，但是蒋介石起初还是没有把红军太当回事，当然也是因为当时内忧外患，九一八事变、两广的造反等已经让蒋介石焦头烂额。当然，毛泽东诱敌深入的策略也很得当。毛军事策略的成功和对手方的无暇自顾造成了前三次围剿的不彻底，直到第五次“围剿”，国内比较安定，国外方面也和日本妥协，蒋才真正全力以赴剿灭红军，他先是把外围的“钉子“都拔的差不多，然后开始火力全开对准中央苏区。这个时候诱敌深入的策略已经不管用了，中共在军事上失去了主动权。政治上，这个时候内部出现了左倾的问题，还有宗派路线、强迫扩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于毛泽东的排斥等多重问题。然而，内部的问题确实很多，但是未必影响那么大，更谈不上直接导致了长征。第五次围剿的时候，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非常悬殊，而且中央苏区的资源也无法继续支撑战争，这可能才是更本质的。说实在的，第五次反“围剿”，红军能够和国民党坚持一年，真的已经很了不起，而且还是从容撤退，并没有付出很大的代价，说明准备还是很充分的。

油画《四渡赤水之调出滇军》

 

红军顺利离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蒋介石放水，为什么要放水呢？第五次围剿时，红军与国军的伤亡比差不多是1:1，在武器完全比不上国军的情况下，红军还能把伤亡比维持在1:1，可见其战斗力。第五次围剿，国军的主力主要是蒋介石中央军的嫡系部队，当时差不多有一半的中央军都在江西和红军打，和红军硬碰硬，蒋介石是会很心疼的。而且地方势力也是虎视眈眈。再加上蒋介石不是一个破釜沉舟之人，所以他选择了一个不战而战的策略，最后事实也证明了就当时而言，他的决策是正确的。虽然历史最后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

 

红军从此山过 留下了买路财

红军长征的粮食问题如何解决？有没有对征集地的民众造成影响？

 

 

我听到有人说长征太苦了，没有粮食补给，就只能搜刮民众。实际情况是中共在长征中坚持把对普通民众的骚扰降到最低，做了最大的努力，那部队的粮食是如何补给的呢？

 

首先，中共未雨绸缪，如果即将经过一段条件比较艰苦的地区，中共就会在比较富裕的地区，尽可能多的储备粮食。其次，在相对富裕的地区，中共会有针对的进行征收。红军有先遣队，会先对当地的民情做一番调查，找出为富不仁的人，然后主要针对这些人进行征集。这样“巧妙”的方法就是为了尽可能的减少对普通老百姓的骚扰。当然，长途行军，也不能完全避免出现拿老百姓东西的情况，但是有一个事情能充分证明红军整体的素质和体恤民众。当时有很多人都得到了红军的布币（革命区货币），如果当时红军在老百姓的菜园里采摘了瓜果，便会留下布币。这个“钱”能不能使用另当别说，但是这个布币充分表示了红军对于百姓的尊重。当时红军的整体的文化水平并不高，但是，中共十分注重文化熏陶，讲求纪律，强调思想教育，注重讨论启发。红军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觉就被同化了，渐渐地不自觉地以共产党员中的一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们具备高度的自律性。

长征中，当然也有宣传，但是事实上不可能做到像根据地那样，所以，红军长征中的宣传效果主要是靠做。直到现在，我们还是会陷入一个宣传的误区——宣传内容决定了宣传效果，现实其实不是这样，不是光靠宣传就能得民心的，国民党的宣传形式上未必就比共产党差多少，但是呢，它的宣传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往往是实际行动和宣传相结合，才会给民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说的好不如做得好。红军经过的很多地区，民众的反响还是很正面的。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如何评价长征？它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意义？

中共本是在缝隙中发展的一个小政党，不得已而为之的长征使中共从江南的一个小缝隙进入到了华北西北这样一个大缝隙，一个机缘巧合，造就了中共未来的大发展。抗战的到来，让中共意外进入到了华北地区，虽然面临着更巨大的挑战，但是同时也带来更大的发展，也带来了最终的胜利。

 

从西南到西北再到华北，如果没有长征，中共仍然在南方面对着国民政府的稳固控制区，不久的将来还要面对入侵的日军，那可能就不是今天这样的局面。长征的胜利与中共最终的胜利有着似有似无的联系，这恰恰是历史吊诡的地方，祸兮福兮，祸福相倚，看抗战前后这一段历史，常常会有神奇的感觉。历史是无常的，但是没有天上掉下的馅饼，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什么时候能够得到这个机会，却又有机缘巧合。历史就是这样必然性与偶然性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