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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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这么说, 全面抗战的前三年,国民党是中流砥柱, 后五年,共产党是中流砥柱

(2015-12-18 13:45:46) 下一个

国共谁是抗战中流砥柱?日本史料怎么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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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所著侵华战争相关著作中不难发现,国共争议最激烈的抗战领导权问题对日本根本就不是问题。作为中国唯一的政府,国民党是唯一的领导者。然而谁才是抗日战争的主力,日本人有了180度的转变。

在日本开始战争时,日本官员与军部虽然注意到了中共的抗日热情,但毫无疑问,国民党军队才是他们对手。

从《大本营陆军部》一书中可以发现,国民党中央直系军队的战斗力,尤其中坚军官强烈的抗日意识和斗志,绝对不容轻视。面对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的顽强死守,书中慨叹“尸山血海,非日军所特有”;1939年底开始的冬季攻势乃“中国军攻势规模之大,斗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均属罕见”,是“整个中国事变中陆军最暗淡的时代”;策应对香港作战的第二次长沙作战,因薛岳的血战令日军“部分将士的必胜信念发生了动摇,需要年余始能恢复”。

相较对重庆军的周密部署,大本营对中共并不重视,因为与苏联的联系,日军大本营一直强调的是防共,斩断可能出现的红色通道。而早期中共也没有显示出强大的战力,只有一直与中共缠斗的华北方面军备受困扰,“敌人擅长谍报工作,善于退避、潜伏”,“击败重庆军并不难,而对付采取退避分散战术的中共军却不容易”,显得不太真实的地道战让曾在冀中一带作战的加岛武中佐感叹“日军总像是在和鼹鼠作战一样”(《华北治安战》)。

结果到了1938年秋,日军突然发现“占领了中国大部分主要城市,但是日军所统治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些点(城市及其周围)和线(铁道和公路干线),除此之外的地区,到处都遍布抗日据点,中国军队展开游击战,给日军以威胁。”(《日本外交史》)

客观来讲,此时所指中国军队包括八路军与国军两部分,日军并没有加以区别,在武汉会战前后,为了保证铁路的通顺实施了肃正。然而他们发现,经过几期扫荡,“中共军扩张势力的活动很显著……逐渐蚕食蒋系军及杂牌军,急剧地扩大了他们的势力。”

这很快引起了日军的关注。1939年3月,日本华北方面军汇编的《战时月报资料》写道:共产党军队“在正太线南北地区有蠢动的征候。共产军的群众工作似乎越作越深,尤其是朱德所在的晋南方面敌人的工作更为彻底,想得到情报极为困难”。

同年12月,华北方面军情报负责人会议又指出:“根据最近情报,共产势力渗透华北全部地区,就连北京周围通县、黄村(大兴)等地,也都有组织地渗透于民众中间。”他们由此认定:“中共势力对华北治安的肃正工作,是最强硬的敌人。为此,应加紧收集情报,确立排除中共势力的对策,实为当务之急。”

在这次会上,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也承认:“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基于这种认识,他主持制定的1940年“肃正计划”规定:中共“势力迅速发展壮大,不容忽视。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为此,方面军的讨伐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华北治安战》)
 


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攻克涞源县日军据点东团堡

尽管如此,在百团大战前“日军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到如此程度”。华北方面军的作战记录中,一再以损失、过失、轻率、痛苦、教训、反省等叙述此战,甚至提到“保持军队威信”,这在《大本营陆军部》中是绝无仅有的。

此后,华北方面军在大本营的支持下对共产党地区大举进行肃正作战,经过两年激战,军队规模和解放区缩水。但是到了1943年以后,它们又得到了巩固和发展。1943年5月,山西《新民报》登载的一篇文章亦承认:“一向即以狡黠著称之共党军,彼等确有不可漠视之独特战法……其所以几年仍未全灭者,实不能不归功于其特有战法,所谓特殊战法者,亦即彼等所自觉得意之游击战。”

北平《新民报》于年底指出“解决大东亚战争之关键之中国事迹之终局,乃在解决中共军。”因此,日军大部分时间总把兵力的六、七成都用在同中共的战斗上,此时“国民党军队避免同日军决战,企图尽量减少消耗,为战后的政治统战保存兵力。”

在对中共的作战中,日军顺便扫荡了国民党军队,然而他们马上发觉这是错误的行为。例如1941年日军占领了国民党军卫立煌部长期据守的中条山,结果却是其始料未及的,“中条山会战以后,在新占据的地区内,以前的不安定势力即重庆军,被中共势力取而代之,逐渐浸透到各个方面,治安反而恶化了”(《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蒋系军在华北最后的地盘由于中原会战失掉以后,共产军(八路军)显然成为扰乱华北治安的主要敌人”(《大本营陆军部》)。对此,日本华北方面军曾反省:“作为蒋系中央军扰乱治安基地的中条山脉据点,的确受到重大打击。但是这个所谓‘扰乱治安的游击基地’,实际上有名无实。拿它与共党系统相比,它的活动是极其差劲的。然而,当蒋系军受到打击失掉其根据地时,使虎视眈眈寻找机会的共军立即将其势力侵入该地区,取代蒋系军,确立了根据地。从此,华北的游击战便由中共军独占了。”(《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1942年5月至7月日军在晋冀豫边境作战,因未能捕获中共军队主力,而向易于捕捉之敌寻求战果,消灭了国民党军庞炳勋部。对这一结果,日本战史曾总结说:“这一行动,不仅有损于完成消灭共产党军这一主要目的,而且削弱了一直在阻止共产军势力向南扩大的残余蒋军,结果却使共产军方面坐收渔翁之利”,故“此次作战,或可谓为考虑不周的表现”。(《大本营陆军部》)

至1944年,情势再变。日本的军事作战陷入困境,不得不开始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重庆军的“劣弱性”暴露无遗。国民党第10军死守衡阳与豫湘桂全线不堪形成奇异反差,以至于美国人担忧中国战线崩溃,一度曾想让史迪威将军担任中国军队的最高司令官,后因中共军队的奋战而作罢。

日军在与国共两军交手后,慢慢察觉“就中共的信念而言,他们是要一直战斗到日军完全从中国撤退为止的”。(《华北治安战》)

国军并不是这样。据冈村宁次回忆,当时一些国民党军将领投降后,“他们到北京或在当地初次见到我时就说:‘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冈村宁次回忆录》)由此,日军得出结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共存的。”

随着美军进攻的紧迫,大本营预见到重庆会策应美军对日开始全面反攻,以及延安活动的激化,转而谋求离间重庆与延安,助长其互相争执。经过谈判,冈村宁次向蒋介石提出了一系列反共的建议,其中特别强调要将驻在中国的100多万装备齐全、建制完整的日军,趁尚未遣散之前用来进攻共产党。此举深得蒋介石的“嘉许”。日本历史学家臼井对此评论:与其说那是一次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的会谈,还不如说是为了合作对付共同敌人——中国共产党的两个朋友之间的会谈。(《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

本文主要参考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编辑、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的《大本营陆军部》、《支那事变陆军作战》、《华北治安战》,服部卓四郎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信夫清三郎著、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翻译的《日本外交史》,井上清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本军国主义》,根据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昭和の动乱》一书摘译出的《日本侵华内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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