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真美
从无穷远处观察之
走不出“周期率”死循环
为什么华夏历史上的朝代国家不能摆脱从建国到灭国的循环?一个最流行的说法是:腐败亡国。腐败亡国的学说，是当下不可争辩的显学。把视线集中到腐败的社会现象上，模糊了人们的视线，阻挡人们把反思的视角投到更深刻的原因上。
毛泽东思考过这个问题。1945年7月4日，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考察延安时问毛泽东：“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面对黄炎培“周期率”之问，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说的“民主”，不是普世价值民主，而是列宁主义的专政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民主，不需要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事实证明，毛泽东容不得逆耳言论。1957年，黄炎培一家有七个人因言贾祸，被打成右派，包括水利专家黄万里。当获知儿子黄万里被打右派后，黄炎培责问毛泽东，毛不予理会，还调侃说，“你家也分左中右呵!”又说，“你儿黄万里的词《贺新郎》写得好，我爱读!”暗示黄写颂圣诗。黄万里非但不写，还向中央呈几万言书，直言修建三门峡之害。右派的帽子不仅摘不掉，还越戴越紧。(黄方毅：“黄炎培周期率”七十年沉浮)写颂圣诗、作干谒诗，顺着毛摸，是郭沫若拿手绝活。当时能够给毛泽东一些影响的郭沫若，并没有面折廷诤。相反，他只能用连毛泽东都没懂的话术，自言自语，模糊自己的想法，制造模棱两可的语境。为了不触犯龙颜，他采取了非常隐晦的方式劝毛泽东：现在整肃“李岩”一类知识分子，确实是太早了一些。
当年如日中天的毛泽东，自以为是，显然误解了郭沫若。毛泽东没读懂《甲申300年祭》。正是“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幸好毛泽东没有读懂郭沫若的用心，没有读出字里行间藏着的信息，也没有读出他劝导不要整肃功臣的一片苦心。如果毛泽东真读懂了郭沫若，郭沫若会像延安被整肃的那些知识分子，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毛泽东按照自己政治逻辑和历史哲学观，把李自成的失败，归因腐败。毛泽东以为找到了王朝循环背后的症结。他何其自信，甚至自信到把《甲申300年祭》列为整党整风的文件。
毛泽东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他又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也是今天反腐理论的最早版本。李自成因为骄傲而败是个伪命题;腐败亡国也是个伪命题。腐败亡国只是表象，是果不是因，腐败背后有更深刻的制度结构性的原因。这个制度性的原因，就是上层统治阶级与被统治者的互为分离的关系。国家不是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国家的统治者是皇亲国戚，国家的社会基础是官僚阶层。这样的国家，只能满足皇亲国戚和官僚阶层的需要。国家的繁荣和稳定，必须以牺牲民众生活幸福的同步成长为代价。要说腐败，康熙朝的和珅比谁都腐败。大清国，并没有因为和珅腐败而亡国。腐败是一个国家灭亡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要条件。朝代国家亡国，亡在制度落后和制度腐朽；亡在权力在一家代代相传，一家之私置于万民苍生之上；亡在国家公器成了少数家族谋取私利的工具；亡在没有权力制衡阻止局部腐败一步步恶化，形成全局性制度性腐败；亡在专制国家机器用文字狱不断把精英变成国家敌人；亡在国家暴力掠夺，把顺民变成刁民，把刁民变成暴民；亡在国家转型与人民转型脱节，“国家的转型与人民的转型，两者相互成就。人民无法崛起，国家便无法彻底翻身。”(羽戈：一部韩国民主转型的血泪史)一言而蔽之，亡在朝代国家的亡国基因。
在国家转型、人民转型、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意见汹涌澎湃、各种利益相互交织、各种谎言甚嚣尘上。管理转型社会需要更大的智慧、更高超的政治技巧。依赖社会信息的正常流通和传递，保证社会不至于走向无序。信息闭关锁国，是社会进步的大敌，是国家混乱的根源。“相对于腐败或滥权造成的损害，认知结构的扭曲才是真正的灾难。”(刘仲敬)认知结构的扭曲源于信息闭关锁国。认知扭曲，或造成制度自卑，或造成制度亢奋。这是国家的“两极心理病”(bipolar disorder)。打着维护国家安全幌子，实行信息闭关锁国，必将造成信息扭曲、认知扭曲。集体心理扭曲为国家颠覆打下社会心理基础。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新旧制度交战的张力将使社会充满不可控的变数。这个过程，既是新制度的生长点，也是大革命的生长点。端看统治阶层如何调解既得利益集团和未得利益集团的矛盾；如何平衡政府的权力和人民的权利的关系；如何用可操作的形式把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人民的授权之上；如何与人民建立良性互动的关系。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社会转型高压锅上的排气阀，是两种制度过渡的桥梁，是新制度产生的温室，是政府和人民互信、共同建立权力合法性的平台。
转型社会的问题，不是“不怕，我们手中有枪”一句话可以解决。天下不能凭匹夫之勇治理。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正在谋求改革和社会转型的慈禧死后，大清江上落在年仅3岁的小皇帝溥仪和他的迷信枪杆子的父亲载沣，一个25岁的摄政王肩上。他们稚嫩的肩膀如何扛得起江河日下的王朝。摄政王迷信“有兵在”，期望用枪杆子巩固大清江山。枪杆子得到的政权，不能用枪杆子保卫。1910年，一场股灾，就把大清冲得落花流水。枪杆子管理的股市，难免被金融海啸冲垮。“一头熊掀翻大清国，因为熊的后面有令人敬畏的力量。”(1910年的亡国股灾)讽刺的是，结束满清统治的，恰恰是这位“手中有枪”的摄政王和大清国的新军。
乾隆年间出使清廷的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曾经说过，这个国家“是一艘破旧的大船，150年来，它之所以没有倾覆，是因为幸运的遇见极为谨慎的船长。一旦赶上昏庸的船长，这艘大船随时就可能沉没。”不幸而被言中。另一个当代预言家，则用苏联灭国为例，揭示朝代国家不可逃脱亡国命运。“这种体制有预支和挪用社会资源的强大能力，也因此杜绝了正确自我定位的可能性。” (刘仲敬：拜占庭的黄昏)刘仲敬这个论断比马戛尔尼更加深刻。只要信息闭关锁国，无论船长谨慎还是昏庸，驾驶着的是一艘没有正确定位系统的巨轮。这艘巨轮最终驶向礁石，不是必然的吗?
只是当时已惘然
在弥尔顿出版《论出版自由》前后，在英国有另外一股政治力量出现——这就是贵格会(Quaker)。贵格会成立于17世纪，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教派，创始人叫乔治·福克斯。贵格会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和暴力，反对奴隶制，主张人生而平等，和平主义与宗教自由，因此受到英国政府的迫害。这些受到宗教迫害的新教徒，选择逃离信仰和思想不自由的政府，投奔美洲新大陆。
当他们来到北美新大陆，欧洲其它国家的移民已经先行来到。1611年荷兰人首先踏足今天的纽约，建立殖民地。
曼哈顿是用总价24美元的念珠和其他小玩意，从印第安人手中购买的。曼哈顿这个名称，是土著雷纳税佩人语的音译。在原住民语言，曼哈顿的意思是“多山的岛屿”。1614年，曼哈顿这一带被荷兰人称为“新阿姆斯特丹”。
新阿姆斯特丹辖地包括今天皇后区的法拉盛，当年叫弗利辛恩(Vlissingen)。弗利辛恩是荷兰的一个港口的
名字，被荷兰人拿来作为新殖民地的地名。今天英文的Flushing则是英国贵格会(Quaker) 和新教徒来到之
后把Vlissingen荷兰语的英文翻译。英国人在新大陆，曾经为他们的信仰自由与荷兰总督史蒂文森抗争。荷兰
殖民者禁止贵格会教徒做礼拜。
面对荷兰统治者压制宗教信仰，贵格会信徒邦恩发起并领导了反对虐待贵格会的运动。1657年12月27日，在法拉盛签署的《法拉盛宗教自由陈情书》(又称《法拉盛抗议书》)。这一份要求宗教、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的“抗议书”，是美洲宗教自由的先声，是北美第一份倡导宗教自由的文件，它的精神开启了后来被称为《权利法案》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法拉盛是美国宗教自由文化的发源地。荷兰西印度公司最后不得不允许居民享有宗教自由权利。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进驻，把Flushing翻译成“法拉盛”——“以法拉动，长荣长盛”，这个中文地名的寓意，非常之好。最早进入法拉盛的是台湾留学生。90年代，大量北方国企下岗工人来到法拉盛，更有一批佛教徒90年代末打着小腰鼓来到法拉盛，寻求宗教的一片净土。目前法拉盛华人人口超过10万。小镇华人成功利用美国选举法，选出了好几位联邦、州和纽约市的华人政治家，包括美国国会众议员孟昭文和纽约市议员顾雅明。
2010年，纽约市人口普查局最新普查结果显示，亚裔是人口增长最快的族裔，而其中华裔人口增速最快。在纽约的亚裔中，有近70万是华裔，占纽约市6%的人口比重，是亚裔中人口最多的族裔。纽约目前的中文出版社有十几家。它们是：世界华语出版社、天外出版社、明镜出版社、柯捷出版社、北美华文作家出版社、美国名家出版社、印象出版社、易文出版社、独立作家出版社，《世界日报》出版社;离纽约一河之隔的新泽西，则有成家出版社和采薇出版社。
纽约的华文主流报纸，有《世界日报》(台资)。《星岛日报》(中资)、《明报》(马来西亚资)和《侨报》(中国国务院侨办);宗教团体的华文报纸有《角声》、《大纪元》、《看中国》;社区报纸则有《纽约社区报》、《三州新闻》。法拉盛新华书店，可以拿到免费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和英文版《中国日报》。70万华裔居住的纽约，华文出版业和报纸现状，无疑是美国出版自由最好的印证。
为什么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出版自由，对一个社会必不可少?社会的最大的财富—人，因为没有言论自由而表现出对国家漠不关心，因为没有信仰自由而表现出道德沦丧，因为没有出版自由而造成人民和人民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互不通气;人心、道德、信息，这三个国家发展和富强的动力，全然丧失。人的精神被压抑，动力变阻力；发明创造被扭曲，创造力成为破坏力。没有鸦片、海洛因，他们会搞出地沟油和三聚氰胺。与邻为祸，易毒而食。信息闭塞，人心涣散，道德底线瓦解。道德没有底线，他人就是监狱;法律没有底线，国家就是监狱;信息闭关锁国没有底线，没有人不活在恐惧之中。
现代社会最大的恐惧，是信息闭关锁国带来的恐惧。现代社会最大的威胁，来自不受约束的政府。政府不受新闻自由制约，政府参与制造谎言，国民被洗脑而不自知。这种恐惧，如同一氧化碳中毒，人们毫无痛苦的感觉，慢慢陷入中毒状态，直至失去知觉。免除信息封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之母。生活在信息封闭之中，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将没
有意义。免于信息封闭的恐惧，对于创作尤其必要;担惊受怕的心理状态，不可能有思想创新;一个社会到了多数国民虚假信息中毒状态，离开社会瓦解已经不远。
一个民族，只有获得完全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才有真正的自由;一个社会，只有多数民众感到生活言论自由的环境里，免除信息封闭的愚昧和恐惧，才能长治久安;一个国家，只有普通民众有获取信息的自由，积极参与各层社会管理，对政府形成有效制约，才能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历史一再昭示：国家命脉系于一家、一人的朝代国家，无论多强大，都始终逃不出被另一个朝代国家取代的命运。曾经铁桶一般的大清王朝，连同八旗子弟，在1911年10月10日的一次兵变中被摆进历史博物馆。遥想当年，那些叱咤山河的皇亲国戚，对大清制度，何其自信乃尔。如今，八旗子弟安在哉?
唐朝诗人李商隐的一句诗，“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似乎是对朝代国家建国灭国历史的注脚。后人读史，对于朝代国家一而再、再而三亡国，只能追忆，只能惋惜，只能感叹。可惜，当时执政者们，却总是一片惘然，看不清大势。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今天看来如此明了的事情，当初在那些上智者眼里，却始终显得模糊不清，混乱一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