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拾遗之098：毒杀奇案

《尘封档案》拾遗之098：毒杀奇案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一、老板猝死饭馆

1950年1月3日。上海市。

这天上午还是艳阳当空，午后就阴云罩头了。当外滩那口著名的海关大钟敲响六下时，下起了蒙蒙细雨，如丝如缕地把数十米以外的景物都包上了一层朦胧的外壳。这使位于外滩附近四川路上的“江南春饭馆”老板阮绍轩颇为郁闷：这种又寒冷又潮湿的天气，谁还有兴致下馆子。

不过，饭馆还得照常做一应准备，不但店堂里灯火通明，厨房里也必须灶上厨师、灶下杂役一一到位，不烧菜肴也得把锅碗瓢盆整出一首交响曲来，使路人以为里面那班弟兄折腾得正红火，立马要摆出一桌桌酒席来了。饶是如此，六点过后还是没有一个主顾登门。缩在厨房旁边那个三平方米的小间里守着收音机听苏州评弹的阮老板再也沉不住气了，穿过店堂踱到门口去察看马路上是否有行人。

刚到门口，一辆三轮车款款而至。跑堂阿多早已迎上前去，对着车上那个正在付车钱的主顾点头哈腰，一迭声说着当时餐饮业的迎客套话，把那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子迎入店堂，引领至店堂里侧角落的那副双人座头，奉上茶水，送上菜单，照客人吩咐放上了一套餐具。

事后知道，这个客人名叫柳承方，是北站区天目中路“立通机器制造厂”的老板。柳承方落座后，点了爆鱼、虾仁跑蛋、油豆腐粉丝暖锅、加饭黄酒一斤，吩咐酒要热得烫一些，加两片生姜。阿多用一连串抑扬顿挫、疾缓有致的吆喝向厨房报送客人点的菜肴后，转身见有两个女食客在门口探头探脑，连忙快步过去热情招呼，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硬是把那两位原本还犹豫不决的女子说动了心，迎进店堂，安置于一副靠窗口的座头。这时，柳承方要的爆鱼、虾仁跑蛋和黄酒端上来了，柳承方开始自斟自饮。阿多正在向两个女食客介绍本店特色菜肴的时候，另一跑堂阿鑫双手端着柳承方点的那个暖锅，一路像唱山歌样地吆喝着菜名从后面厨房里走出来，嘴里的词儿还挂念完，忽然像留声机断了电似的戛然而止。阿多情知有异，转身一看，柳承方竟然已经歪倒在座位上！

店堂里顿时大乱，那两个女顾客见此情形，哪里还有吃饭的兴致，嘴里嘀咕着“倒霉”出门而去。两个跑堂阿多、阿鑫和阮老板也顾不上跑了生意，过来围着柳承方一迭声乱叫。阮老板经营“江南春”已有三十个年头，还是第一次遭遇这等情况，只道这个客人生了急病，不是心脏病就是脑冲血（当时民间对脑溢血、中风的叫法）。那时候社会上没有“科学普及”之说，一旦遇上猝然昏倒的病人，第一要紧的不是送医院，而是先把人弄醒了再说，似乎只要醒过来，这毛病就不碍事。阮老板也是这样，当下和两个跑堂一边唤“先生”，一边掐人中。厨师听见店堂里动静不对，也跑出来，见状便让阿多去端碗冷水过来，含上一口对准柳承方的脸面便喷。

可是，饭倌方面施尽了手段，柳承方却并未苏醒过来。这时，阮老板方知不妙，便命阿多速去隔壁那家英商洋行借用电话向附近的公济医院（即后来的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要救护车。洋行的一个曾在公共租界做过巡捕的中国雇员老顾听说情况后，指点阿多：“速件事好像有些蹊跷，你们要向公安局报告，还应当保护好现场。”阿多连声道谢，也不返回饭馆向老板请示了，自作主张给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南京东路派出所打了电话。

公济医院的救护车铃声“当当”地赶到“江南春饭馆”，一检查，柳承方呼吸、脉搏全无。那时候医学界尚未推出“脑死亡”概念，所以医生就直接宣告此人已经死亡。阮老板问医生这个客人是患什么毛病死亡的，回头他也好对找上门来的家属有个交代。医生说这就吃不准了，除非解剖，但那是公安局法医干的活儿，我们普通医生未经授权是不能作这种检验的。阮老板正犯愁的时候，南京东路派出所的两个民警张维道、尤子兴赶到了。张、尤两人问了问情况，觉得柳承方死得蹊跷，便让阮老板通知全饭馆的员工都集中到店堂来，先把厨房封了，又让把酒菜放到一边桌上，说这些可能都需要进行化验。

民警的认真态度提醒了还没有离开现场的医生，寻思看这两个警察的架势，明明是怀疑死者是被害死的嘛！于是他脑子里冒出了一个想法，先前检查死者时好像闻到其口鼻部位有一股淡淡的杏仁味，难道他是服食了氰化物死亡的。医生越想越觉得可疑，于是就悄悄对张维道、尤子兴说了自己的怀疑。那二位不禁一惊：这难道真是一起谋杀案？

医生比刚参加公安工作不过几个月的张维道、尤子兴要冷静些，说即使是服食氰化物身亡，也不一定就是谋杀，也可能是自杀呀。两个民警商量了一下，说先看看死者身上带了什么东西吧，自杀的话多半是会有遗书的。于是就翻查死者的衣服口袋，掏出了一个钱包、一串钥匙、一个厚厚的信封。检视钱包，内有十万元钞票（旧版人民币，台新版人民币十元。下同）和一张电车月票；信封是封口的，不过是象征性地用少许糨糊黏上，一扯就开了，里面装着一厚沓钞票，后来点了点，是三百万元，并无遗书。

阮老板在一旁看到这个结果，一颗心便在胸腔里怦怦乱跳，寻思饭馆可能得接受公安局的严查，看来这几天生意做不成了。

张维道留在饭馆现场，尤子兴去隔壁洋行打电话向所里汇报了情况。派出所接到电话后，随即向黄浦分局报告。

黄浦分局离“江南春饭馆”不远，片刻工夫就有两个刑警骑着自行车赶到了。这二位一个叫韩大雨，一个叫宋其刚，都是破案的内行。韩大雨自1946年在山东老区一参加工作就进了公安局，负责侦查政治和刑事案件，1948年时已是当地县公安局的股长。本来现在在黄浦分局也应该有个一官半职的，只因在老家犯过一点儿生活作风方面的错误，领导就把他的股长撸了，让他作为南下干部充实即将解放的上海的公安队伍，于是就在黄浦分局当了一名普通刑警。老宋是上海人，已经干了整整十年的旧刑警，上海解放后，被新政权留用。

韩大雨、宋其刚来到现场后，听张维道、尤子兴介绍了情况，又问了饭馆阮老板，还跟公济医院那位医生聊了几句，最后作出决定：饭馆方面自阮老板以下包括厨师、跑堂，杂工在内的六人全部前往派出所，由韩大雨、张维道逐个讯问，制作笔录；宋其刚、尤子兴留守现场；医生写一份出诊经过后可以离开；饭馆这边已经送上桌的酒菜和桌上所有的东西即时全部封存，以供检验，厨房里的食材和一应调料也作同样处理；立刻报告刑警队领导，请示从市局调法医对死者进行解剖。

上述工作同时进行。调查死者身份是留守现场的宋其刚的顺手之举。刚才检查死者的钱包时，他记下了那张电车月票的号码，然后去隔壁洋行打电话给电车公司，告知那张电车月票的号码，要求查明持有者购买月票时留下的登记资料。不久对方回复说，该号码的月票持有者名叫柳承方，是北站区天目中路“立通机器制造厂”的人。

宋其刚又把电话打到“立通机器制造厂”，接听电话的是该厂厂长汪蒙。汪厂长听对方自报身份说是黄浦分局的刑警后颇觉意外，还有些紧张，客气地问来同志有什么事。宋其刚没提柳承方的名字，只说有个情况需要向你了解一下，贵厂是否有一个体态肥胖、大腹便便的男子，四五十岁，左腮有一块直径一厘米左右、形状不规则的疤痕。汪蒙脱口而出：“那是本厂老板柳承方柳先生啊！”

宋其刚请对方立即到四川中路九江路口的“江南春饭馆”，警方有情况需要向他核实。

回到现场，法医已经抵达，正在做解剖前的准备工作。如果阮老板在场，他一定会对法医的做法提出异议，因为法医在饭馆没有找到适宜作解剖台的木板，只好就地取材，把几张店堂里的桌子拼在—起作为解剖台了。解剖结果证实了之前那位公济医院医生的估测死者系服食氰化钾中毒身亡。

这时，“立通机器制造厂”厂长汪蒙赶到了，经其辨认，确认死者确系谈厂老板柳承方。

法医提取饭馆的酒菜、佐料等样品离开后，宋其刚和尤子兴就在饭馆店堂内守着柳承方的遗体向汪蒙了解死者的情况——

柳承方，四十五岁，浦东奉贤县邬家桥人氏，十四岁时来上海市区谋生，经一位亲戚介绍进入江南制造局当学徒，最初学的是被沪人称为“外国铜匠”的钳工手艺。当时的制造业分工不像后来那样精细，只有钳工由于工作范围比较宽，已经分为机修钳工，划线钳工、装配钳工等。柳承方学的是机修钳工，这是钳工中技术含金量最高的一门手艺。因为机修钳工需要修理所有机器，修理好后又得调试，待确认性能完全达标方可交付使用，这样，钳工就自然而然地掌握了其他工种如车工、铣工、刨工、钻工、磨工等的操作技能。柳承方生性聪明，动手能力颇强，几年钳工学下来，待满师时不但能够熟练掌握诸般机修活儿，对车、铣、刨、钻、磨等机床的操作也能运用自如。之后，柳承方在江南制造局一口气又干了十年，其技艺已经达到了技师水平。这时，有个名叫云中鹤的宁波人找到他，提出合伙创办一家机器制造厂，得到柳承方的赞同。于是，“立通机器制造厂”就在天目路开张了。柳承方占了—半股份。

虽然名唤机器制造厂，其实生产的不过是那种手动的背携式喷雾器。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算是一种冷门产品，市场需求量有限，利润也薄，所以大厂空是不屑制作的，而小作坊又缺乏生产能力，“立通厂”正好钻了这个空子，柳承方于是掘到了第一桶金。四年后的1936年，国民政府鉴于日本不断侵占中国领土，不但占了东北，还在华北部分地区驻军，于是开始着手应付极有可能发生的全面侵华战争，其制订的计划中有大量定制喷雾器作为战备物资贮存的内容。于是，“立通厂”就开始生产军用品，由于订单数量巨大，柳承方和云中鹤便追加投资，添置设备，扩大生产线

抗战爆发，上海被日军占领后，“立通厂”因生产军用品被没收。不过，日方看中了该厂的产品，指令继续生产，要柳承方主持。柳承方坚决拒绝，说为养家糊口可以留在厂里做工，但决不担任任何职务。日方知道柳承方手艺了得，不得不同意。就这样，柳承方在“立通厂”当了八年工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鉴于柳承方的表现，未将“立通厂”定为敌产，而是发还给了原主。那个合伙人云中鹤自上海一开战就举家去了南洋，后来杳无音信，这样，全部资产就划归柳承方的名下。这时厂里的设备已经全部由日方换成了日本产品，而且规模扩大了三倍，能够生产汽车、摩托车、船舶的配件，工人也由原先的五六十人增加到二百多人。

之后，“立通厂”在柳承方手里正常经营，收益不错。上海解放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战争和时局等原因，私营工厂经营状况普遍不景气，像“立通厂”这种类型的厂家，还受着原料供应不足的困扰。当时私营工厂的老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窘境：经营不善，还不能倒闭，不能裁员；好不容易有了订单，弄到了原料，可以好好干一番了，却难以放开手脚，因为用电、用煤都是计划分配的；而向银行或者私人借贷的资金却每天都要计算利息。所以，柳承方作为老板，最近一段日子颇不好过，不但每天都有债主上门逼债，还因偷电、逃税被供电、税务部门屡屡传讯，甚至面临着被逮捕判刑的危险。

这一阵儿，柳承方为躲避债主，白天基本不露面，隔两三天才在深更半夜到厂里来一次，跟汪蒙见见面，也不过逗留半个小时，主要是叹叹苦境，发发牢骚。至于生产，那是无须过问的了，因为厂里已经停产将近半年，工人不上班，待在家里拿七成薪水。

汪蒙说完，看着一旁柳承方的尸体连声叹气。这时，黄浦分局局长崔路、刑警队队长刘大贵带着刑警小丁、小金走进了饭馆。宋其刚向崔局长、刘队长汇报了一应情况。崔路跟刘大贵低声商量几句后，再令让宋其刚和小丁随同汪蒙去“立通厂”查看柳承方的办公室。

宋其刚、小丁这一去，竞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

二、手枪和电台

“江南春饭馆”阮老板以下包括厨师、跑堂、杂工在内的六人随同韩大雨、张维道去了南京东路派出所分别接受调查，逐个做了询问笔录。韩大雨、张维道未发现他们的陈述中有什么疑点，而且其内容互相之间都能得到印证。凭经验，韩大雨认为柳承方之死应该跟饭馆方面没有关系。

果然，法医对从饭馆带走的酒菜、作料进行化验后，未发现含有氰化钾或者其他有毒物质。

不过，由于殡仪馆的车辆迟迟未至，柳承方的尸体还在饭馆店堂里搁着，所以还不能让阮老板等人返回饭馆，韩大雨、张维道就在派出所里跟阮老板他们喝着茶闲聊天。

宋其刚和小丁两人随同汪蒙抵达“立通厂”后，用柳承方身上的钥匙打开了老板办公室。这间位于二楼的十七八平方米的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连玻璃窗也擦拭得纤尘不染。汪蒙说柳先生是个特别讲究洁净的人，原先这屋子是由厂里雇用的一个宁波娘姨负责打扫卫生的，后来因为经济不景气，而娘姨并非正式职工，柳先生为了节省开支，就把她辞掉了。娘姨离开后，柳承方就自己动手打扫办公室，照样弄得清清爽爽。最近一阵儿，柳承方为躲避债主，经常在晚上才来厂里待一待，也是一面打扫房间一面跟汪蒙说话。

办公室陈设简单，也就一张写字台一把皮转椅、一张三人沙发和几把折椅，都是旧的，此外就是那口硕大的保险柜了，汪蒙说那是日本人留下的。写字台上有玻璃台板，在宋其刚的印象中，通常玻璃台板下面都是放一些乱七八糟的纸制品，从照片到过期的戏票电影票、饭菜票、邮票，他自己在黄浦分局刑警队办公室的那张写字台也是如此。可柳承方这里却是例外，台板下压的东西算算也不少，林总总加起来不下十几样，有电影明星的玉照、主人自己在杭州西湖旅游时拍摄的照片、几张名片、一幅剪纸等，却是布局得当，整整齐齐，宋其刚出于谨慎，没揭起玻璃查看这些纸制品，而是把整个玻璃台板拿起来看了看，底下没有压任何东西。然后，宋其刚就让小丁把写字台一侧的那三个未上锁的抽屉拉出来检查，他自己则用柳承方的那串钥匙打开了中间那口锁着的大抽屉，一个印着“立通机器制造厂”落款的牛皮纸信封赫然显现，拿起信封，下面竟然有一支勃朗宁手枪和放在一个小纸盒里的十发子弹！

信封没有封口，里面是一张印有厂名、地址、电话的信笺，上面写着——

我与这世界永别矣！电台、手枪请交公安局，所系责任概由我承担。

柳承方绝笔

一九四九年末

宋其刚问汪蒙：“这是他的笔迹吗？”

汪蒙看了看信笺，点头道：“是的……，唔，这上面的话……”

“上面写了些什么你就不要管了，更不能眼其他任何人说起！”

汪蒙很识趣，当下一边点头一边说他出去抽支烟，然后就站到门口警察随时看得见他的那个位置去了——显然他已经意识到柳承方的事儿可能比较复杂，他不想卷入其中。

宋其刚把柳承方的遗书给小丁看，这个警龄不过半年的小伙子倒抽了一口冷气，“看来这个柳老板还不简单哩！”

宋其刚寻思自己是留用警察，查查刑事案件还差不多，而眼下又是电台又是勃朗宁的，看样子像是敌特案件了，他是不适宜沾边的，于是就跟小丁商量，是不是先给分局打个电话，请示领导往下该怎么办。此时，刑警队队长刘大贵随同分局长崔路已经返回分局，接到报告后说让你俩去“立通厂”是崔局长的命令，你们照常进行下去就是。宋其刚于是执行命令，开始检查保险柜，遗书上面所说的电台肯定在保险柜里。

这口保险柜是日本人留下的，不过不是日本产品，而是英国货，看上去已经有些年头了，估计是日本人占领上海租界后从洋行里搬来的。宋其刚看了看，上面装着密码锁。问汪厂长是否知道密码，汪蒙说不知道。小丁说要不去找个锁匠来帮忙？宋其刚说柳承方不是说“电台、手枪请交公安局”吗，可能这保险柜没有上密码锁，我们先试试看。

还真让宋萁刚给说着了，小丁只用钥匙就顺利打开了柜子，里面除了一些账册、合约，还有一部电台。

这时，刘大贵奉崔局长之命驱车赶到，看了现场，下令把电台什么的统统拉回来，一张纸片也别落下！再贴上封条，把那间办公室也封了。

返回黄浦分局后，刘大贵、韩大雨、宋其刚、小丁、小金五人就忙着把拉来的东西分门别类进行检查。一会儿，崔路打电话从市局请来的痕迹电讯专家也赶到了。

痕迹专家当晚就得出结论，称手枪、子弹和电台的拍发按键上均有死者柳承方最近两三天之内留下的指纹。接着电讯专家对电台进行了鉴定。这是美国威格尔无线电器材公司1947年制造的威格尔1947-Ⅱ型电台。据之前我方获取的情报称，该型号的电台是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潜伏特务配发的通讯电台，上海解放以来所破获的若干起潜伏特务案件中起获的电台大多是这一型号；从按键表面痕迹判断，该设备最近曾频繁使用。

专家离开后，崔路对刘大贵几个说，同志们辛苦了，已经半夜了，大家去食堂吃过夜宵各自休息，今天就到此为止。这个案子来头不小，明天是否还接着往下进行，我先得请示市局。

刘大贵等人马上就明白了。这个案子查到这一步，谁都可以看出并非刑事案件。按照侦查案件的分工，有可能得由市局政治保卫处直接承办，或者由市局、分局联合组建专案组侦查。这已经不是刑警队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了。

次日上午，这个案子就交到了市局主管政保的副局长扬帆的案头。扬帆一看材料，大喜：来得正好！正费神要找这部电台的下落呢！

三、一份举报名单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的次日，一辆“云飞汽车行”的“雪铁龙”出租车驶抵外滩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管会大门口，车上下来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在司机帮助下从后备厢里拎出两个沉甸甸的皮箱。

这个男子名叫关愚笙，浙江台州人氏，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中校特工，国民党败退前受命潜伏上海，被任命为“保密局华东情报中心”主任。关愚笙早在抗战前就已是“军统“前身“复兴社特务处”的情报特工了，还挂着凇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副分队长的公开职务，其资格与后来成为“军统”少将的沈醉不相上下。可是，在戴笠眼里，关愚笙并不是一个绝对忠于“党国”事业的铁杆分子。他在抗战时期奉命潜伏上海从事“军统”地下工作的时候曾落入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手中，因受不了酷刑而变节。当时关愚笙是一个七人情报组的组长，先于他被捕的六人都巳招供。因此，“七十六号”也不需要他提供什么东西，只让他继续从事情报工作，替日伪效力。关愚笙拿了“七十六号”的钱钞在法租界拉都路（今襄阳南路）开了一家烟纸店，带了两个小特务开始工作。不久，戴笠着手重建“军统”上海区机关。从重庆来的特务立刻跟关愚笙联系，约其在霞飞路“逸霏咖啡馆”见面，传达戴笠口谕：继续为团体效力，可以既往不咎，将来抗战胜利后还可据功受赏。关愚笙是老特务了，知道此刻如若不答应，肯定血溅当场。再说，他投靠“七十六号”确实也是迫不得已，如果让他在李士群与戴笠之间作选择，他是愿意跟戴笠的，于是就一口答应。

这样，关愚笙就成了双面间谍。抗战胜利后，戴笠没有食言，给他颁发了抗战功臣的蓝色勋章，还由1937年时的上尉军衔提升为少校。但是，在“军统”人事处的档案里，关愚笙属于“非可靠分子”一类。这对于关愚笙的仕途显然是有影响的，一直到1949年初，他始终只是少校情报员。上海解放前夕，“保密局”安排他潜伏时，才给他晋升了一级，还封了个“保密局华东情报中心”主任。这个“中心”听着来头很大，其实只有关愚笙一个人，其余成员让关愚笙自己物色。

关愚笙知道在共产党统治下潜伏绝对是一桩危险活儿，再说“团体”如此安排他这种资格的特工，绝对是一种轻慢，于是他决定不再跟国民党玩下去。这样，上海解放的次日，关愚笙就带了两箱子谍报器材前来市军管台自首。

关愚笙受到了军管会的宽大，未予关押，说清一应情况后当场就让他回家了。关愚笙在嵩山区开了一家茶叶店，因为生怕“保密局”派人暗杀他，店址是精心选择的，就在金陵中路派出所附近，只要发现苗头不对，有可疑分子在店前晃来晃去，他马上可以从后门逃出去，跑个二三十米就是派出所大门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关愚笙认为大势已定，国共之间的胜负从此再无悬念，他决定死心塌地地跟中共走。于是，他再次走进了市军管会的大门，这回没两箱子特务活动器材可交了，只有薄薄一张纸。不过，这张纸的价值比那两箱子特工器材大得多——那是一份名单，上面是他所知道的“保密局”可能安插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二十余名潜伏特务。之所以说是可能，是因为那是关愚笙凭借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敏感和直觉作出的判断，若要让他说出依据，那是一丝一毫也没有的。

接下来的事实证明，关愚笙的这份检举名单是靠谱的。上海市公安局、华东社会部分别对名单上的疑似潜伏特务进行了秘密债查，三天之内就抓获了十一名，由此扩大战果，又破获了一些特务案件。然后，就要说到让上海政保工作负责人扬帆惊喜的那个话题了——

关愚笙的检举名单中，有一个名叫史宝和的。这人是江苏盐城人氏，早年逃荒到上海，乞丐、瘪三、小贩都做过，抗战爆发后不知怎的被“军统”看中，发展为外围情报人员，每月领一点儿津贴，相当于临时工。“军统”在上海的地下组织被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破获后，戴笠从重庆派人来重建，史宝和就成为“军统”的正式特务了。抗战胜利后，“军统”论功行赏，给了史宝和一个少尉军衔。关愚笙就是在“军统”于华懋饭店举行的庆功宴会上与史宝和相识的。之后因为没有工作上的关系，也就互不接触了。1949年3月中旬，公开职务为国民党上海市警察总局局长、实际上是“保密局”上海区首脑的大特务毛森在外白渡桥畔的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召见关愚笙下达潜伏任务后，关走出套房下楼时，在楼梯上跟史宝和迎面相遇。关愚笙跟对方聊了几句，得知史宝和也是受到毛局长的召见匆匆赶来的。关愚笙由此作出判断，毛森召见史宝和，肯定也是为了布置潜伏任务。因此，关愚笙就把史宝和的名字写进了检举名单。

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结合其他相关材料对史宝和被毛森召见一事进行了分析，认为关愚笙的怀疑比较靠谱，于是就指派侦查员吴世富、江力对此进行调查。

要在大上海的茫茫人海中查找这样一个不确实的线索，其难度可想而知。不过吴、江两人干着这份活儿，自有他们的一番道道儿，两人把关愚笙写的那份只有半页纸的材料反复研究后，理清了工作思路：史宝和是“军统”的情报特务，而且其活动地点一直在上海，那么其相关情况肯定有人知晓，比如他的同事、上级或者下属；另外，按照“军统”人事处的规定，抗战期间发展的特务在战后都应参加一个为期四十五天的特工业务培训班。史宝和这厮是叫花子出身，之前肯定没有接触过特工业务，属于野路子，必定会被点名去接受特工技术正规培训，所以，可以从这个口子切入进行调查。

两个侦查员按照这个思路，找了五个上海解放后自首或被捕的和史宝和经历类似、抗战后曾去南京接受过培训的“保密局”特务了解，前四个都说对此人有印象，后一个姓王的说认识此人，当初在南京“军统”培训班吲是同班同寝室的学友。吴世富、江力大喜，寻思这就好了，一个半月相处下来，互相之间总聊了些情况吧。哪知却是白开心，怎么呢？王特务说史宝和还真是一块特别适宜做特务的料——沉默寡言，城府极深，同寝室六个学员，大家没事时凑在一起抽烟喝茶闲聊天，史宝和呢，烟照抽茶照喝，有时还蹭顿老酒，可就是光听不谈。培训班结束，室友给他起了个绰号：阴私鬼。

不过，对王特务的调查并非一无所获，他在陈述中曾提及，在南京“军统”培训班学习期间，曾有一个二十二三岁的时髦女子从上海来看过史宝和。尽管史宝和对室友们的探问一概不予理睬，可还是有特务认出该女子系“仙乐斯舞厅”的舞女，艺名叫“威灵仙”。

于是，吴世富、江力就去“仙乐斯”打听。舞厅方面说以前的确有过这么一个舞女，不过她已经在1947年底离开“仙乐斯”了。侦查员以为“威灵仙”跳槽了，便问她去了哪家舞厅。对方告知不是跳槽，而是嫁人了，娶她的那个男子听说很有钱，所以她就不需要工作了。再往下了解，得知“威灵仙”嫁的是嵩山区原法租界“强固五金行”的小开。

循着进条线索往下查，侦查员当天就见到了已做两年全职太太的前舞女“威灵仙”。这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子，她告诉侦查员自己的真名叫莫奇琴，“威灵仙”是同学们因其嗓音清亮给她起的绰号——这是一味润喉的中药，同学们认为她的嗓音是常食“威灵仙”的结果。莫奇琴的父亲原是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一个文职官员，上海沦陷后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受到国民党方面的追究，逮捕、抄家，不久在看守所上吊自杀。当时，莫奇琴高中毕业闲居在家，遭此一劫，家道败落，生计都成了问题。于是，就去“仙乐斯”当了舞女。

那么，莫奇琴跟史宝和又是什么关系呢？奠奇琴告诉侦查员，1946年2月，她刚进“仙乐斯”当舞女不久，一天凌晨下班回家的路上遇到三个流氓对对她图谋不轨。当时的情况颇有些惊险，对方已经把她双手捆起来，嘴巴贴上了橡皮膏，跟着就往旁边一条黑咕隆咚的小弄堂里拉。她以为已经难逃此劫，不料一辆轿车正好驶过，司机下车质问流氓意欲何为。流氓拔刀欲对这个打抱不平的男子行凶，对方一声冷笑，就像变戏法似的亮出一支手枪！

这个救她的男子就是史宝和。之后，莫奇琴就跟史宝和有了来往。不久史宝和去南京学习，半个多月后的清明节，莫奇琴去扬州老家扫墓，顺道去了趟南京看望史宝和。

本来，莫奇琴可能会嫁给史宝和的，当时她已经跟史宝和同居了。可是，她发现史宝和喜好拈花惹草，跟一个名叫罗丽玲的茶叶店老板娘打得火热。于是，在跟几个闺蜜反复探讨后，决定跟史宝和断绝关系。

吴世富、江力自然对罗丽玲这条线索颇感兴趣，可是，莫奇琴只知道对方是茶叶店老板娘，茶叶店的店名、地址一概不知，她跟罗丽玲见过—面，记得对方比她大两三岁，略有几分姿色，嘴唇边有一颗绿豆大的美人痣。

吴世富、江力两人分析，罗丽玲是茶叶店老板娘，那看来找到她的捷径是查摸茶叶店。可是，上海滩有近千家茶叶店，况且要找的并非老板，而是老板的配偶，那绝对是一个高难度的工作。可是，眼下也只有这条路可以走一走了，于是就去上海市茶叶行业公会撞运气。

茶叶公会提供了全市八百一十九家茶叶店的店号、地址和老板姓名，但并不知晓老板配偶的姓名。吴世富、江力商最下来，决定去工商局问问是否有这方面的信息。上海市工商局接待他们的同志说市工商局不办理工商户登记手续，因此并无任何店铺的材料，你们可以去各个区调查。这样，两人只好一个区一个区跑了。

当刚，上海市有三十个区，区级工商局尚未建立，工商业的一应事务是由区政府所设工商股或者独立团体工商联负责的。两个侦查员骑着自行车折腾了五天，跑遍了三十个区，可是，调查结果令人沮丧：各区的工商登记资料不一，有的有登记人（老板）的家庭成员资料，有的却没有。这种情况甚至在同一个区的登记资料中也有。据接待人解释，这方面市工商局并无规定，所以不同的办理人就有不同的做法。

侦查员大失所望，在大约五分之一有家庭成员情况的茶叶店登记资料中，并没有发现罗丽玲其人。可是，活儿还得干下去，两人只好非常不情愿地采用最笨也是最麻烦的办法——全市各医逐家茶叶店一一访查。原以为把八百一十九家茶叶店一家家访查到，必能查到罗丽玲的下落，可是，两人跑了一个星期，竟然没有一家茶叶店老板的家眷中有罗丽玲其人！

这不是奇怪了吗？吴、江两人议了议，得出的结论几乎使他们崩溃：有罗丽玲其人的那家茶叶店已经关门歇业了，而且是在上海解放前歇业的！

两人寻思看来只好去翻查国民党政权留下的旧档案了。这时，他们的领导钱融清科长来了解两人调查史宝和线索的进展情况，听他们说了一应经过，给两人出了个主意，说据我所知，旧档案的登记资料中都是役有家庭成员这一类容的，你们与其徒劳地去查阅旧档案，倒不如去几个中心城区的茶叶店打听罗丽玲其人。

接下来的事实证明钱科长的这个思路是对头的。吴世富、江力如此打听了几天，新成区重庆中路“义仁泰茶叶店”的老板向管段派出所反映说，前两天有两个市局的同志来敝店了解是否有罗丽玲其人，敝人答称敝号并寒舍均无这样一位女士。今天上年，曾在敝店做过账房先生现已回家养老的张先生来敝店小坐：卿天时言及此事，张先生告知嵩山区金陵中路上的原“协成茶叶店”有此女，系“协成”叶老板的续弦。叶老板前年已病亡，此后“协成”就歇业了。

派出所随印向市局报告此事。吴世富、江力立刻前往嵩山区金陵中路派出所，打听到该所管段内以前确实有一家“协成茶叶店”，已经关门；户籍档案中表明“协成”原址有一个名叫罗丽玲的女子。

户籍警把罗丽玲叫到了派出所，侦查员跟她谈下来，证实之前莫奇琴所言不谬。不过，她并不知道史宝和是“保密局”特务，只知道他是十六铺的海产经纪人，她曾数次去十六铺取新鲜海产品，每次都看见史宝和在茶楼里和一帮经纪人喝茶抽烟谈笑风生，也确实看见有渔民来找他去跟渔行谈交易。侦查员问后来那个史宝和去哪里了。罗丽玲说，两年前她就跟史宝和分手了，后来再没见过面。不过，她知道史宝和住在榆林区龙江路兴福里。

吴世富、江力于是去了榆林分局，查知该区龙江路兴福里果然有史宝和其人，其公开职业还是海产经纪人。

四、经纪人和小乞丐

1949年12月9日清晨三点，史宝和在龙江路家中被侦查员抓获，随后立刻被押解至福州路市局讯问。至当天中午，史宝和交代了自己的“保密局”特务身份以及其在上海解放前夕接受毛森指令受命潜伏的全部罪行，并交代了其手下五名特务的姓名、住址。

当天下午，那五名特务全部落网。政保处侦查员对他们的住所进行了搜查，搜得一些特务活动的武器、密码本和经费等，并无电台。

市局政保处二科科长钱融清受命负责讯问并查明这伙特务的活动情况以及可以扩大战果的相关线索。对被捕特务逐个讯问下来，侦查员得知在半年时间里，史宝和带着五名下属一共收集了五十六条情报，涉及中共军政干部与民主人士的住址以及物价、社情等方面。

收集到的情报当然不是用来收藏的，必须传送给台湾“保密局”总部。该小组是通过什么途径传送情报的呢？那五个小特务都说把收集到的情报交给组长史宝和了，于是就盯着史宝和讯问。史宝和交代，当初毛森向他下达潜状使命时对他说，可以给他这个小组配备电台和报务员，该电台除了负责史宝和那个小组跟总部的联络，还须负责另一个小组的情报传送任务。史宝和一听电台头就大了。他在抗战时期作为“军统”地下临时工为戴老板效力时，有过一次险遇，就是因为地下电台被发现后受到对方追踪，差点儿让“七十六号”的特工给毙了。自此，史宝和的脑子里就形成了一个概念：电台容易暴露目标。当时，他听毛森的话里似乎有可以商榷的余地，就说要不把电台发给您说的另一个小组吧，我们收集到的情报译成密码后交给他们传送给总部。毛森点头同意。

史宝和的具体做法是，小组成员把收集到的情报集中到史宝和手里，史宝和把这些情报译成密码，用蝇头小字誊抄在绵纸上，然后前往他每天必去的十六铺“五峰茶楼”。茶楼二楼有一个他付费常年订下的位置，他在这个位置的玻璃窗上贴一张佯装不小心被茶水打湿的一千元钞票，到钞票晾干后才揭下。次日，在茶楼门口他会遇到一个右脸有一道疤痕的少年乞丐，他就把写着情报的绵纸夹在钞票中施舍给乞丐。这就是史宝和传送情报的过程。至于台湾方面的指令是怎么传送给他的，他至今还不清楚，因为潜伏半年多以来，他还没有收到过任何指令。不过，当初受命潜伏时已经交代了接头暗语，按照特务活动的规定，不论何时何地何人，只要暗语准确，他就得跟对方接头。

钱融清决定顺藤摸瓜挖出另一伙潜伏特务，于是就制订了一个计划。政保处上报到主管领导扬的案头，当天就获得批准。

1949年12月13日清晨，钱融清亲自出马，带了四名便衣押着史宝和前往十六铺“五峰茶楼”。史宝和照常喝茶抽烟吃早点，跟人谈笑风生，还做了三笔生意，当然没忘了把一张打湿了的一千元钞票贴在靠马路的玻璃窗上。

次日，还是让史宝和去茶楼。上午九点半左右史宝和像往日那样离开时，茶楼门口果然有一个脸有疤痕的少年乞丐前来乞讨。史宝和把侦查员事先让他誊抄的“情报”夹在两张一千元钞票里给了对方。小乞丐拿到“情报”后，没有立刻离开，又在附近行乞了半个多小时。当他离开十六铺时，身后已经有四个侦查员化装成路人或步行、或骑自行车跟了上去。

小乞丐往南去了董家渡一座破庙，那是他的栖身之所。之后，侦查员轮流监视他，可是，直到晚上也没有人来取“情报”。小乞丐离开破庙行乞，也没见他跟什么人有可疑接触。这样，钱融清就决定不再等下去，先采取行动再说。当天深夜，侦查员把小乞丐拿下，随即对破庙进行了搜查，什么也没有发现，而那份“情报”却已不在小乞丐身上了！

钱融清闻报后一个激灵，暗说要坏事！随即讯问小乞丐，不问别的，单问“情报”哪儿去了。这个十四岁的少年供称，上午他拿到“情报”（他不知什么“情报”，只说是“纸条”）后，就按照“下家”之前的吩咐在十六铺附近转悠着行乞。很快“下家”就出现了，那是一个拎着个竹篮子佯装买菜的中年男子，双方已经进行过多淡交接，配合绝对默契，互相之间也不打招呼，甚至连个眼神也没对，擦身而过的时候，他就把早已捏在手里的纸团扔进了对方的菜篮子。小乞丐动作隐蔽利索，跟踪的侦查员由于角度关系，根本无法观察到。

钱融清听着觉得自己的头立刻大了一圈：坏啦！这份“情报”是他用阿拉伯数字胡乱编写的，“下家”没有史宝和的密码本，只是按照那密码拍发出去，可台湾那边收到电报后马上就会发现不对头，肯定会把史宝和小组出事的消息急告“下家”。如此，无论往下再怎么使劲，那伙特务都不会露脸了。

那么，小乞丐跟“下家”——“保密局”的另一个潜伏特务小组是什么关系呢？从其供述来看，双方是一种雇佣关系——

小乞丐名叫王四根，安徽凤阳人氏，十四岁，父母双亡，在沪行乞为生已经三年。去年5月下旬解放军发动上海战役的时候，由于战事关系，上海滩市面萧条，靠行乞糊口的乞丐有断食之虞。而王四根这当儿偏偏又生病，在破庙里躺了两天，饿得眼冒金星，无奈之下只好硬撑着外出行乞。在十六铺，他遇到了一个“好人”。那是一个四十来岁、前额微秃、有点儿胖的男子，说一口上海话。这个“好人”问了王四根几句话，了解了他的情况后，把他带到了路边的一家面馆，让店家下一碗馄饨先让他吃了，又叫了爆鱼面和生煎馒头。王四根吃的时候，对方得知他喉咙痛，又掏钱请面馆跑堂去附近的西药房买来一盒“消治龙”药片。王四根吃饱后，那人又掏出一些零票，合计有两万多元，说让他先用着，回头再给他安排一份工作。

过了两天，那人果然又来找王四根了。此人自称姓邢，王四根就称其“邢先生”。邢先生给他安排的工作就是去“五峰茶楼”从史宝和那里取情报。当然，邢先生没有跟他说史宝和姓什么叫什么，也没说这是替哪家效劳，只是说从现在起就给王四根发薪饷，每月五块银洋，问王四根干不干。当时的五块银洋，可以维持一个人一个月的伙食开支了，王四根哪有不干的？就这样，这个安徽小乞丐上了贼船，成了“保密局”雇用的临时工。可直到被捕，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在替“保密局”效命，更不知道“保密局”是什么东西。

听王四根如此这般供述，钱融清等人面面相觑，哭笑不得。当下也顾不上休息了，连夜商量是否还有补救法子。议来议去，寻思如果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中的一种，那还可能有补救之望：一是邢某那个潜伏特务小组在收到那份假情报后，由于某种原因，未在当天拍发出去，而是拖延至明天甚至后天才拍发；二是如果邢某方面按照正常运作程序在收到假情报当天就拍发出去的话，则指望台湾“保密局”电讯人员偷个懒，收到该密电后并未立即转交译电员，或者译电员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及时译出该密电。总之，能给钱融清这边一两天的延缓时间，这样，就可以指派史宝和再去十六铺“五峰茶楼”，往窗子上贴一张一千元钞票发出暗号，引诱邢某上钩。

这时已是12月15日凌晨，钱融清立刻把这一构想报告领导，领导说到这一步，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了，那就试一试吧。于是，一干侦查员立刻驱车前往看守所把史宝和和王四根拉到市局，让两人和他们一起吃了碗肉丝汤面作为夜宵，然后交代他们天明后要做的事——史宝和仍去茶楼做经纪人，王四根则继续在十六铺一带行乞。钱融清下令二科侦查员暂时放下手头的案子，统统扑到这个案子上，分工对史、王两几进行监控，留意是否有邢某那样的目标出现。

可是，意外没有炭生，众人忙碌到次日中午，王四根也没接到邢先生的通知让去茶楼门口行乞。于是，警方便知“保密局”已经从那份假情报推断出史宝和小组出事，立刻急电通知邢某小组切断跟史宝和的联系了。这样，上海市公安局就只好施出最后一招儿：通过无线电信号测向仪查找敌特电台的大体位置。

这一招儿听上去似乎简单，具体实施起来却相当复杂，而且并非市局的电讯专家和设备就能解决得了的，还得动用华东社会部甚至军方的力量，包括那个时候最为稀缺的密电破译专家。即使所有硬件、软件条件都具备了，最后是否成功还得看运气。不过，这一招儿最终还是有了收获，元旦凌晨传来消息：市局政保部门寻找的敌特电台位置应在北站地区范围内。

扬帆于是下令政保处二科组织专案侦查组，深入北站地区挖出敌台和敌特潜伏小组。专案组刚刚开始工作，扬帆就接到了黄浦分局关于“江南春饭馆”食客死亡案件的报告，他一看在死者柳承方位于北站区的办公室内发现电台的情节，便断定那正是钱融清专案组要追查的目标。

五、追查毒药

对于钱融清专案组来说，这个消息当然是一桩喜事。钱融清立刻跟黄浦分局刑警队刘大贵队长联系，让把“江南春饭馆”食客死亡案件的卷宗立刻送来。卷宗到手后，钱融清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研究了三个小时，然后把组员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

这个专案组共有六名成员，都是政保处二科的骨干侦查员。大家听钱融清介绍了一应情况后，一致认同“江南春饭馆”食客死亡案肯定跟他们正在调查的敌台案件有关联。那么，柳承方的死因是自杀还是他杀呢？全组六名侦查员都认为柳承方并非自杀，而是遭人谋杀，理由有二——

其一，柳承方的工厂和住所都在北站区，他的业务跟黄浦区这边并无关系，如果他要自杀的话，为何不在北站区而偏偏要把结束自己生命的地点选在黄浦区一家可能他一生也从未踏进过的普通饭馆呢，而且，柳承方进饭馆后是点了酒菜的，还要求跑堂把酒热一热，放几片生姜，这说明他的确是来吃饭的。即使他已经做好准备就死在这家饭馆里，那也是要享受这最后一顿晚餐之后再离开人世的。可事实是．他一口菜未吃，一口酒未喝，只不过招呼跑堂送上一杯温开水喝了两口就死了。从现场发现的那片两寸见方的白纸来看，那应该是用来包氰化钾粉末的。侦查员们估计，柳承方可能患有某种消化系统的毛病，需要在饭前服用什么药物，而有人却在他服食的这种药物里掺进了氰化钾。

其二，在柳承方办公室抽斗里发现的那份遗书，应该是上海市公安局自去年6月5日挂牌以来处置过的数以百计的死亡案件中文字最少、内容最模糊的一份遗书。这份遗书连同姓名日期一共只有短短三十七个字，而且日期也含糊，只写了“一九四九年末”。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年末”的理解并不仅限于“一年的最后一天”，有时也作“一年的最后数天”来理解。那么，遗书中的这个日期指的到底是1949年的最后一天呢，还是1949年的年末？此外，遗书的内容也有违常情，只说了两点，即“余与这世界永别矣”和“电台、手枪请交公安局”，却没有说明原因。因此，这很有可能是一封伪造的遗书——只有谋杀才需要伪造遗书。

尽管在柳承方办公室发现的手枪、子弹和电台上都有柳本人的指纹，说明他确实亲手触摸过这些东西，可是，侦查员发现其中有一处指纹的存在位置不合常理——整部电台上，只有拍发按键上有死者的指纹，其他位置都像是被特意擦拭过，没有任何指纹或其他痕迹。专案组据此为柳承方很有可能是死于谋杀。

那么，谋杀柳承方的动机是什么呢？侦查员们议来议去，觉得只有往“栽赃”上面想了。有可能是台湾“保密局”总部发现那份假情报后，即急电通知邢某小组。邢某小组于是迅速制了方案：制造柳承方服毒自杀的假象，抛弃之前使用的电台和密码本，连同手枪一并藏匿于柳承方的办公室，从而切断公安机关的追查线索。

会前，钱融清已经将那张两寸见方的白纸送市局技术处鉴定，会议开到这时候，技术处打来电话告知鉴定结果：白纸上的残留粉末系碳酸氢钠与氰化钾的混合物。

专案组于是认定，柳承方生前患有以胃酸过多症状为主的胃病，每餐前必服俗称“小苏打”的碳酸氢钠粉剂，而致其死命的氰化钾则是混在小苏打粉里的。于是，专案组决定从死者生前服用的小苏打着手进行调查。

1950年1月5日，专案组六名侦查员全体出动，分头前往“立通机器制造厂”和死者柳承方的家。午后大家会合时一汇总，获得以下线索：据“立通厂”厂长汪蒙、食堂几位师傅、医务室厂医等多人以及柳承方的妻子等家属证实，柳承方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胃气痛，靠餐前服用小苏打中和胃酸缓解胃痛和泛酸症状至少已有三年多的时间。

前往柳承方家中调查的侦查员江力、冯培安跟柳承方四十来岁的妻子牟氏聊下来，得知其夫生前如果是在家里用餐，则在饭前直接从瓶子里取用；以前工厂的经营状况还不错的时候，他通常是在厂里吃午饭，晚饭都是回家吃的，当然，去饭店应酬除外。所以他总是在上班前让牟氏准备两小包小苏打，每包一小勺，大约一钱多。包药的纸是牟氏去文具店买的白报纸（旧时沪上对文具店出售的整张大白纸的俗称），回家后裁成两寸见方的小纸，包好后给丈夫放在皮夹子里。最近一段时间工厂基本停产，柳承方已经不像以往那样每无去厂里上班。司家里也不是安全港，债主时不时会来催逼债务，直到冬至前他们看看实在逼不出什么来，这才来得少了。出事的前一天半夜过后，柳承方才回家。次日一早就起床了，六点半吃早点，餐前服用了小苏打，牟氏照例将两小包小苏打放在他的皮夹子里。可吃过早餐他就出门了。牟氏投想到，丈夫这一去竟是永诀！

侦查局问：“你把小苏打往柳老板皮夹子里放的时候，里面有多少钞票？

“我没数，大约有十多万元吧。自从半年前工厂停产之后，承方手头一直很紧，不瞒二位同志说，他把我的那些首饰都卖掉了，家里现在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再卖就只好卖这房子了。”

柳老板出事后，警方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个封口的信封，里面有三百万元钞票。侦查员问牟氏是否知道这笔钱款的来路，以及准备派什么用场。牟氏说她不知道，也没听丈夫说起过有这么一笔钞票。侦查员离开前，带走了装着小苏打粉末的瓶子和那沓用剩的两寸白纸。

诸侦查员在调查中，对柳承方死亡当天的活动情况自是非常重视，各路分别调查到的结果如下——

柳承方的妻子牟氏说丈夫当天出门时没有任何异常迹象，还说今天晚上可能会早点儿回来，不过晚饭肯定是在外面吃；至于他出去干些什么，去哪里，跟什么人见面，他和以往一样，只字来提。

“立通厂”厂长汪蒙说柳老板当天没去过厂里。因为他的厂长室跟老板办公室相邻，自当无上午八点半到晚上接到民警电话让他去一趟“江南春饭馆”，他一直在办公室待着。如果柳老板到厂里来过的话，即使没像平时那样喊他过去坐坐，其进出房间的声音他肯定也听得见。

“立通厂”的食堂师傅和厂医均证实柳承方确实有胃病，以前厂里正常上班时，他总让食堂给他下一碗软和点儿的面条作为正餐，厂医则翻出一些处方，证明柳承方曾多次去医务室配胃药，其中配得最多的是小苏打。不过，他们都说出事当天确实没有看见柳承方在厂里出现过。侦查员又问了厂门卫室，也说当天未见柳老板进出过厂区。

专案组长钱融清对下午的调查作了布置，重点是柳承方出事当天自离开家到进入“江南春饭馆”的那段时间去了哪里，跟什么人有过接触。侦查员于是继续对柳承方的家属、“立通厂”的留厂值守人员等进行访查。原以为希望渺茫，哪知竟然撞上了运气：侦查员龚家路再次向“立通厂”门卫调查时，意外发现了一条线索！

柳承方出事的前一天，1月2日上午九时许，“立通厂”门卫老陈正百无聊赖地在厂门口晒太阳喝茶时，一辆三轮车缓缓而至，在车夫吴牛耕田样的喘气声中，胖胖的柳老板从车上下来。老陈打过招呼，便要去打开因基本停产少有员工进出而关闭的小门（大门已多日未开），柳承方微笑着朝他摆摆手说我不进去了，打个电话就走，说罢进了门卫室。柳承方在门卫室打电话的情况以前也有过，每当这时，老陈必定走出去在门外待着。这次他本就在外面，因此也就原地没动。不过，他还是听见了从未曾关严的窗户缝隙中传出的柳老板的声音，听上去有点儿兴奋，称对方为“菊芳阿姐”，好像是跟对方约定次日上午去拜访什么的。

侦查员于是就去柳家找牟氏打听柳承方是不是有一个“菊芳阿蛆”。牟氏说有的，那是柳承方的表姐，名叫郁菊芳，家住威海卫路“汇诚饼干厂”隔壁。两人的母亲乃是嫡亲姐妹。不过他们两家三年前发生了纠纷，郁菊芳的小儿子跟柳承方夫妇的大女儿恋爱了——那时候还没有婚姻法，也没有三以内血亲禁止结婚之说，所以这种“亲上加亲”的情况比较普遍。可是，那小子始乱终弃，把柳承方夫妇女儿的肚子搞大了，自己却远走高飞去了美国。柳承方夫妇气不过，前往表姐家吵了一通，然后两家就不再往来。在牟氏的意识中，夫家的这门亲戚美系就算是断了，因此这几天操办丧事也没去通知郁菊芳，而且跟其他亲戚打了招呼：不要把消息告知郁菊芳，否则就断绝来往！

柳承方跟其表姐的关系已经到了这一步，他还会龈郁菊芳通电话？而且是他主动打过去的，这可能吗？可是，门卫老陈根本不认识郁菊芳，也不知道柳老板的家事，不可能信口编造。于是，专案组，决定还是循着这条线索查一查。

当晚，侦查员冯培安、吴世富去了郁菊芳家所在地的管段派出所，了解柳承方这位表姐的情况——

郁菊芳，五十岁，早年毕业于大夏大学，曾在公共租界的教会中学执教过一段时间的国文，后来嫁了个富豪丈夫，从此闲居在家做起了全职太太。两年前，富豪丈夫中风而殁，她寡居于威海卫路上的一幢洋房里，过着衣食无忧的富足生话。郁菊芳和丈夫生育了三个子女大子去了英国，小儿子去了美国，女儿嫁给了广慈医院的一个医生。

冯培安吴世富返回市局向钱融清汇报了上述情况，钱融清马上想到了一种可能：柳承方不计前嫌主动跟郁菊芳联系，难道是为了向她借钱？他死时身上的三百万元钞票是不是向这位表姐惜的？

于是，连夜去威海卫路向都菊芳调查，郁菊芳证实确有此事——

1月2日上午九时许，她接到柳承方的电话。之前由于小儿子的行为，她一直对表弟夫妇深感歉疚，曾主动提出愿以经济补偿的方式向表弟一家表示歉意。可是，当时经济实力颇足的柳承方断然拒绝，宣布断绝关系。之后，她曾数次给“立通厂”去电，但柳承方一听是她的声音，二话不说当即挂断。之后每逢节日和表弟的生日，她还给柳承方寄过贺卡，都被原封不动退回了。她现在孤身一人生活，物质富足，精神却空虚，每每想起这个小时候喜欢跟在她后面一口一个“姐姐”地叫着的弟弟，就禁不住潸然泪下。她原以为今生今世没法儿跟表弟和好了，没想到表弟主动来电，说要去拜访她。当下她一迭声表示“欢迎”。表弟跟她约定，次日上午登门，两人叙叙旧，然后一起吃午餐。

1月3日上午九时，柳承方如约而至。诚如专案组所估料的，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向表姐告贷。他说自己眼下急需三百万元，希望表姐借给他，不久即可归还，愿以三倍银行利率支付利息。郁菊芳马上表示借钱没问题，不过不要提利息，她肯定是—分也不会收的，否则就不借。

姐弟俩又聊了些其他事情，转眼到了午餐时间。郁菊芳说已经在国际饭店订了座，请柳承方去吃顿饭。两人出去之前，郁菊芳拿出三百万元钞票，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交给了柳承方。柳承方不顾表姐的劝阻，坚持写了一纸借条，由于郁菊芳的坚持，上面未写利息，也未写还款时间。然后，两人出门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国际饭店用餐。餐毕已是下午一时许，姐弟俩在国际饭店门口分手。柳承方把表姐送上了一辆黄包车让她先走，所以之后他去了哪里，郁菊芳就不清楚了。

郁菊芳向侦查员出示了柳承方写的那纸借条，以及用来装三百万元钞票的那种信封。侦查员征得她的同意后，借走了借条和空白信封。经鉴定，借条上确有柳承方的指纹，上面的文字出自其本人之手；信封也与柳承方身上那个装着三百万元钞票的信封完全一样。

往下，侦查员自然要了解另一个重要问题——柳承方吃午餐前是否服了小苏打。

都菊芳说表弟是服了的。她回忆说当时看见表弟从皮夹子里小心冀翼地拿出一个小纸包，一瞬间她还以为是白粉，寻思三年没联系，表弟的变化怎么这样大啊，香烟抽得更厉害了不说，竟还染上了白粉。当时，社会上对于鸦片、白粉之类的毒品虽已禁止，但尚未把吸毒列为违法。当然，如果有人堂而皇之地在公共场所吸毒，那是会受到指责的。都菊芳正要开口劝阻，却见表弟招呼侍者送上一杯温开水，把那包白色粉末倒进嘴里，连喝两口开水吞服下去。问了问，她才知道原来表弟患上了胃病，吃的是小苏打。至于柳承方钱包里是否还有一包小苏打．她就不清楚了，柳承方没说，她也没问。

第二天上午，侦查员冯培安、吴世富、龚家路、孙景洲分别去了威海卫路郁家和国际饭店，对郁菊芳所说的情况进行核查。郁家的女佣证实，柳承方确实在3日上午去过郁家，与主人在客厅里喝咖啡聊天。去国际饭店的侦查员查得很仔细，跟饭店里那个应柳承方的要求向其提供温开水的侍者当面谈了话，服务员证实，他送上温开水时，看见柳承方已经把小纸包打开放在面前了，纸包里确实是白色粉末。

情况汇总后，专案组开了个案情分析会，先对郁菊芳与柳承方中断三年联系之后突然重新续上关系的真实性进行了分析。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考虑到柳承方曾在郁家待过两个多小时，尽管有女佣作证，可是表姐弟谈话时女佣毕竟不可能一直戳在眼前，理论上难以完全排除郁菊芳用混了毒药的小苏打调包的可能。不过，大家讨论下来，最终还是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毕竟柳承方是把小苏打放在衣服内的皮夹子里的。如果想要在其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掉包，那应该具备一个条件——把衣服脱下来。而柳承方那天穿的是棉袍，这种服装不像大衣那样去人家做客时可以随手脱下来挂在一边。因此，郁菊芳身上应该并不存在疑点。

那么，掉包的情节就应当发生在1月3日柳承方离开国际饭店到傍晚进入“江南春饭馆”之间大约五个钟头的时间里。根据前面分析的要完成掉包动作必须具备的要素来判断，柳承方在离开国际饭店之后可能在某个地方脱下过棉袍。既没有回家，也役有去办公室，他会在哪里脱下棉袍呢？侦查员分析，柳承方那天下午应该有过以下三种行为中的一种：去澡堂洗澡；去某个旅馆开过房间；去某个情妇处幽会。

专案组决定对此进行调查。正要散会，钱融清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的内容使他大惑不解。

六、哑巴深夜所见的一幕

电话是市局技术处打来的，告知柳承方的遗书笔迹鉴定结果出来了，与比对样品笔迹相同——就是说，遗书确实是出自柳承方本人之手。

这就奇怪了，如果这个鉴定结论是准确的，那么之前专案组发现的那些跟柳承方自杀结论相违背的证据又该如何看待？其种种不合常理的举动又该如何解释？

钱融清把鉴定结果向专案组其他成员一宣布，众侦查员都觉得不可思议，也难以接受。讨论下来，决定要求技术处交专家重新鉴定。

重新鉴定是要办理手续的，首先专案组方面要写一份报告，表明不接受这个鉴定结论的理由，然后送交政保处领导签批，再送到技术处领导那里签批后方可进行。钱融清原本准备和众人一起出去调查的，现在被这桩活儿绊住了，只好留下来折腾。

对柳承方在1月3日下午一点到六点那五个小时内的活动情况的调查，专案组一连进行了两天。除了专案组的六名成员外，还由市局出面，从与柳承方命案有涉的黄浦、北站两个区的公安分局临时借调了二十四名侦查员一并行动。三十名侦查员日夜奔波，查遍了全市各区的所有宾馆、饭店和公共浴室，也没有查到柳承方在1月3日下午曾经光顾过的线素。

而对柳承方遗书的重新鉴定结论倒是已经作出，新结论还是认定遗书确系柳承方亲笔所写。专案组长钱融清是个颇有些执拗的河南汉子，他向组员宣布过鉴定结论后说，不理它！即使鉴定真的没错，那也必是事出有因，我们还是按照已经形成的思路往下进行调查。

1月7日晚，专案组六名侦查员集中在市局再次开会研究案情。大家认为之前对柳承方1月3日下午那五个小时内的活动情况调查的方向并无问题，之所以未能获得线索，那是由于柳承方并没有光顾宾馆、饭店和公共浴室。这样看来，他可能是去了某个与其关系暖昧的对象的私宅。关于柳承方是否有与其关系暧昧的异性朋友的问题，早在本案发生伊始值查员就已经向死者家属、工厂员工进行过了解，所有人都是摇头。这也可以理解，毕竟这是柳承方的个人隐私，不可能像公开自己的老婆牟氏那样把情妇公开出来。

好在还有其他路可以走，专案组决定暂时先把这方面的调查往旁边搁一搁，改走其他难度较小的路。难度较小的路有以下两条——

其一，柳承方向表蛆郁菊芳惜三百万元现钞是想干什么用？这与其被害是否有关？

其二，是谁往柳承方的办公室里放置了遗书、手枪和电台？

第一个问题很快就查明了。1月8日，侦查品江力、孙景洲两人去了死者家。这天是大殓日，柳家的亲朋好友都到场了，足有一二百人。两个侦查员见状，觉得在这当儿挤进去找死者妻子调查似乎有些唐突，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站在那里正犹豫间，柳承方那个被其表兄搞大了肚子至今没有出嫁的大女儿柳素瑛看见了他们，之前她曾接待过登门调查的江力，当下便跟侦查员打招呼，问是否有什么新的问题需要家属回答。侦查员于是就和柳素瑛去了对面邻居家，把要调查的情况说了说。柳素瑛说我去问问我母亲，看她是否听说过这个情况。一会儿，死者遣孀牟氏和女儿领来了一个中年男子，对侦查员说借钱的事这位王先生清楚，你们问问他就知道了。

王先生名叫王跃浩，是柳承方的朋友，开着一家运输公司，拥有五条几十吨的铁壳机动船，这在当时已经算得上一个有点儿实力的老板了。新中国成立伊始，百业萧条，唯独运输业兴盛。王先生的那两条铁壳船是三十多年前英国制造的老货，动力还是靠烧煤提供的，这在遭受经济封锁汽油柴油紧缺的新中国反倒更受欢迎，因为煤炭中国是自己有的，无须进口就能解决。如此，王先生的那五条船就被华东军区包下，专门替军方运煤炭。王跃浩跟军方签约时约定，军方每月应向他的公司提供一定量的煤炭，作为燃料和公司跟各方面搞协作时使用。这样，当上海滩许多像柳承方这样的资本家因燃料紧缺愁白了头的时候，王跃浩却为多余的煤炭无处堆存而失眠。

王跃浩跟柳承方是老邻居、小学同学，打记事起就在一起玩耍了；既是发小，又是哥们儿，长大成人后各奔前程，这才不再来往。元旦前一天的上午，这对二十多年役有见过面的哥们儿竟然在电车上不期而遇，当下自有一番亲热，下车找了家咖啡馆聊天。聊到中午，又去饭馆喝酒。王跃浩听柳承方说了最近半年来的艰难境遇，深表同情，说我其他方面帮不了你的忙，只能在燃料上搭一把手，这样吧，我先以军方给我的进价给你提供一些煤炭让你应应急。柳承方听了大喜，感动得差点儿给王跃浩跪下磕头！

王跃浩算了算，说我今天傍晚要去南京办事，车票已经买好了，估计三天才能回来。我们1月3日晚上见面，我去你府上拜访。柳承方说多谢老兄，不瞒你说，兄弟债台高筑，不过午夜是不敢回家的，所以还是我去你府上吧，你把地址给我。于是，两人约定1月3日晚上八点柳承方去王跃浩家。柳承方担心情况有变，说老兄我们虽是老邻居老同学加发小，情深义笃，不过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到时候我还是把货款带过来吧，不知你能提供多少货，我该付多少款子。王跃浩说也好，货是现成的，就在汇山码头的货场上堆着，你先拿三百万现钞过来吧，我照价把货单开给你，你随时可以去汇山码头提货。

可是，1月3日晚上王跃浩并没有等到柳承方，而他没法儿登门，因为柳承方没有给他留宅址。直到昨天，他试着往“立通厂”打电话，门卫告诉他柳老板已经死了。他大惊之下，问明了柳承方的宅址，立刻前往探问。王跃浩还是第一次跟牟氏见面，当下就把一应情况说了说。牟氏说怪不得公安局来人提到了老柳出事时身边有三百万元钞票的情况，我一点儿也不知情。王跃浩说公安局如果再来人了解情况，你让他们找我就是。

侦查员随即查了王跃浩的公司以及他所说的在汇山码头囤煤炭之事，均系属实；而且，公司财务账目也显示王老板每月都把多余的煤炭出售。这样，第一个问题调查清楚了，跟柳承方谋杀案没有关系，于是到此为止。

第二个问题由组长钱融清和侦查员冯培安两人负责调查。因为是发生在“立通厂”的事，所以还是盯着工厂查。之前已经问过汪厂长了，他说柳老板的办公室平时都是锁着的。柳承方为人精细谨慎，具有一种下意识的防范本能，性格又沉稳，所以做事一向踏实牢靠，类似办公室的门上锁之类的事情，他从来没有疏忽过。而且那串钥匙一向拴在他的皮带上，从来不离身。钱融清跟冯培安商量，说我们应当向厂里的工人群众了解，看是否有什么线索。于是就让汪蒙提供了全厂职工名单，用了一天多时间访问了其中的三十人。可是，下面的职工跟老板是隔着几个层次的，他们只知道柳承方是老板，说得出他长什么模样，其他，那就一概不知道了。

钱融清、冯培安分析，遗书上尽管没有写明具体日期，只写了“一九四九年末”，但可以判断伪造遗书的时间就是12月下旬的那几天，而连同手枪、电台一并放到柳承方的办公室里，更应是在谋杀案发生之前二十四小时内，凶手只有已经确定必能干掉柳承方后才敢往其办公室放东西。所以，应当在柳承方出事前七十二小时的时间段里去寻找线索，所有在那七十二小时里在“立通厂”以及到过“立通厂”的人员都要一一查问。

这就需要跟汪蒙沟通了。侦查员跟汪厂长一说，汪蒙说这好办，随即拿出了一份十一人名单。名单上三个是门卫，一个是食堂烧饭师傅，一个是杂务工，六个是技工，这都是经柳承方本人批准留守工厂可以拿百分之百全薪的人员。汪蒙说，除了这十一个工人，另外我也经常来厂里看看，有时还会在厂里过夜。不过，由于工厂已经停产，我和其他回家休息的工人一样只能拿七成薪水。

于是，钱融清，冯培安就找这十一名留厂人员了解情况。轮到杂务工曹冲林时，钱、冯二位傻眼了。怎么呢？这位兄弟是个哑巴！

那时候，跟哑巴打交道要比现在难度大，因为当时哑巴虽然也有手语（也称哑语），可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如同各地方言一样，各地的手语也有所不同。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中国聋哑人福利会才把各地的手语予以整合修订，出版了一套四册的《聋哑人通用手语草图》，这是我国聋哑人手语规范化工作的开端。

因此，虽然愤查员立刻往市局打电话请来了一位通晓手语的同志担任翻译，可这位翻译跟哑巴杂务工曹冲林的沟通还是颇有些吃力。不过，这番力气役有白费，哑巴曹冲林竟然提供了一个令钱、冯二人大吃一惊的线索——他亲眼看见柳老板拎着一个沉甸甸的军用背包深更半夜从后门进厂！

如果为“立通机器制造厂”撰写一部厂史的话，那么柳承方是创办人，曹冲林呢。则是该厂的第一个工人，由此可见其资格之老！他的老资格是怎样获得的呢？

1932年的一天下午，在法租界教堂街南京路口的一个电车站，一辆有轨电车铃声“当当”缓缓进站。乘客正你挤他拥地上下车的时候，一个在旁边行乞的叫花子忽然伸手扯往正准备往车上去的一但西装革履的先生“呀呀”比画着什么。那位先生还算机警，一看他腋下夹着的黑色公文包，顿时大惊失色——公文包底部已经划开了一个三寸长的口子！那叫花子又指着已经上车的一个小个儿男子“呀呀”大叫。车上有乘客一把将扒手推了下来，正好有巡捕经过，当场将其拿下。

这个西装革履的先生就是柳承方，叫花子则是曹冲林。曹冲林这一叫，对于柳承方意义重大！他被窃的东西乃是一张刚从合伙人云中鹤那里拿到的汇丰银行“见票即兑，不得挂失”的五千元巨额支票。如果不是曹冲林及时警告，等待着柳承方的，不仅仅是工厂是否开得成的问题，而多半是走投无路不得不跳黄浦江了。因此，柳承方当场决定收留曹冲林。

曹冲林是全厂唯一被允许吃住都在厂里的员工，柳承方让人在食堂后面搭建了一间小屋，又让木匠间给他制作了床桌凳子等居室用具。他也是全厂唯一没有固定工作岗位的员工，没有人给他安排过工作，他也没有上下班时间，反正不论白天黑夜，想睡就睡，想干活儿就干活儿，干的活儿也是他自己选择的，看到哪里需要搭一把手就去帮忙，没有需要帮忙的，就拿把大扫帚扫地、捅阴沟、拍苍蝇、打老鼠、冲厕所，等等。

据曹冲林反映，他在元旦下半夜也就是1月2日凌晨起来小解时，听见距食堂二十来米的后门处似有声响。这使他颇为诧异，因为自半年前工厂停产后，后门一直紧闭，从来没有打开过。这深更半夜有动静，难道是有贼？如果要在“立通厂”找一个“爱厂如家”的铁杆分子，曹冲林当推第一，“立通厂”确实是他的家。因此，他立刻抄起一把铁锹，蹑足悄行至食堂旁边的那条不足一米宽的通道口，果然听见外面厂区甬道上有脚步声。他贴着墙壁探出半个脑袋往外张望，不禁暗吃一惊——已经走过甬道正朝厂部小楼走去的，竟是柳承方！柳老板穿着—件夹风衣，手里提着一个沉甸甸的长方形包裹，看上去很像抗战胜利后退伍兵沿街叫卖的那种美国军用背囊。“立通厂”的人都知道，曹冲林对柳老板就像看家狗对主人那样忠诚。他承认，如果不是生怕惊着了柳老板的话，他百分之百会冲过去把那背囊抢过来帮老板提。

因此，曹冲林不敢出声。他目送着柳老板走进甬道尽头的小楼，就返回自己的小屋继续睡觉去了。天亮后，曹冲林起床打开小屋门时，不无惊奇地发现门缝里夹着一张一万元的钞票。他拿着钞票看了又看，想了又想，总算领悟到这是柳老板给他的封口费，是关照他不要把昨晚的事透露给别人。这就是说，柳老板当时已经知道曹冲林发现他了。

这张钞票曹冲林还保存着，专案组送检后，证实上面确有柳承方的指纹。而据钱融清、冯培安了解，“立通厂”的后门是只能供手推车通行的一道不宽的铁门，以前正常开工时有门卫看管，半年前工厂停产后，后门关闭，门卫下岗回家，钥匙交由前门门卫室掌握。还有一把钥匙，那就由老板柳承方自己保管了。曹冲林反映了上述情况后，侦查员特地询问了大门门卫老陈，得知1月1日早上八点到2日早上八点是他当班，钥匙一直在门卫室的抽斗里锁着，没有人来取过。

七、三个姘头

1月10日，专案组开会分析案情。这个六人专案组，自钱融清以下都是具有若干侦查工作实践经验的侦查员，换句话说，都不是新手了。可是，面对眼前扑朔迷离的案情，都有点发愣。之前明明已经认定柳承方不是自杀而是谋杀，遗书系伪造，其办公室里的手枪、电台则是他人裁赃。可是，现在有证据表明电台是柳承方自己深更半夜偷偷运人办公室的，那又作何解释呢？

会上，不止一个侦查员说这个案子使人头痛。钱融清说你们头痛，我也头痛，我觉得脑子里像是混进了一勺糨糊，可是，使命在身，没有办法，不管头痛头晕，都得硬着头皮上！

侦查员吴世富提了个建议，说咱们是不是以干代议呢？就是不要先把所有疑点都议清楚了再考虑应该从哪里下手进行调查，而是根据眼前的这些疑点和线索，先抓一个靠谱的下手调查，没准儿就有发现呀！钱融清说看来眼下只好这样做了，请同志们发表意见，看应该从哪个方向着手？

一番讨论后，形成了一致意见——柳承方出事那天下午跟何人在一起、在干些什么着手进行调查。这个思路之前就已经产生了，当时大家都认为那包混入了氰化钾的小苏打肯定是1月3日下午那五个小时里给人掉的包，而掉包只有在柳承方自己脱下身上的衣服时才有可能实施。经调查，柳承方那天下午并没有去过宾馆、饭店和公共浴室，所以只能让人把思维往他跟哪个女人幽会上面去靠了。这条线索查证起来比较麻烦，况且，由于当时另有看似伸手就够得着的线索，专案组众人的思路自然是先易后难，因此也没有盯着往下查。眼下只有这条羊肠小道可以走了，所以大家只好硬着头皮上。

专案组一共理出了三条渠道：柳承方的家属（包括亲戚）；柳承方的朋友（包括社会交往）；“立通厂”员工。专案组六名侦查员两人一拨分头调查。

接受调查的柳承方的亲属以及“立通厂”员工众口一词，都对柳承方给予“为人正派，没有花心”自评价。“立通厂”的员工还以本厂上百名女工中不乏有几分姿色的年轻女性，而柳老板从来随熟视无睹无动于衷为例来说明柳承方是个正派人。

这就是说，柳承方在亲属和下属的眼里应该是一个对拈花惹草没有兴趣的正人君子。那么，他在社会上的人际交往中是否有拈花惹草的行为呢？

这一路，是侦查员龚家路、孙景洲两人负责调查的。他们一连调查了三天，最后听说了一个传闻——柳承方以前喜欢跳舞。

专案组六名侦查员包括钱融清在内，都是出身贫穷没有接触过大都市豪华生活的“土包子”，虽说已来到大上海半年有余，却还役踏进过舞厅一步，更别说跟哪个舞女正儿八经打过交道了，因此，对舞女的印象差不多全停留在“资产阶级花瓶”、“准妓女”上面。大家一听柳承方喜欢跳舞，便寻思1月3日下午那五个小时里这主儿肯定泡在哪个舞女的床上寻欢作乐，却不料让人家把小苏打换成了氰化钾，把一条小命给送掉了。

于是，专案组就决定在各大舞厅访查是否有跟柳承方相好的舞女。

这一查又是三天。对于六名侦查员来说，这三天是一次专题为“舞女行业历史状况”的社会调查。跟舞厅老板、账房、管事、杂役、舞女接触下来，他们方知之前把舞女视为“花瓶”“准妓女”什么的观点是有问题的。上海滩的舞女，乃是一个社会职业，这个职业跟妓女行业完全不同，尽管其中不乏有舞女跟舞客上床的，可那跟舞女这个行业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且，至少一半以上舞女都是具有初中、高中甚至大学文凭的，这在旧时算是知识分子阶层了。舞女因为识字，所以都有看书读报听广播了解时事的习惯，普遍拥护人民政府，所以在侦查员找她们了解情况时，往往都能积极配台。正是这种配合，使专案组了解到有三个异性跟柳承方关系不一般。

这三个异性并非舞女，可线索却是舞女向专案组提供的，因为她们在跟柳承方交往时，曾经跟那三名异性不同程度地接触过。那三个女人的情况分别如下一一

之一，潘今美，是个三十来岁的寡妇，住新成区静安寺附近。其丈夫黄其成原是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巡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租界被日本军队占领，巡捕房变成了汪伪政权的警察局。黄其成经人介绍去了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当了一名密探，1945年春节那天被“军统”特工干掉了。前面曾经说过，当时“立通机器制造厂”是属于日本军方的产业，那段时间，日军驻厂的水岛少尉接到上峰通知，从“立通厂”调派几名能工巧匠去“七十六号”建造一道电动铁门。柳承方那时是以工人身份在“立通厂”干活儿的，由于他有一手精湛的钳工手艺，因此是派遣人员之一。他跟潘今美就是在“七十六号”相识的。

潘夸美是个很泼辣的女人，她获悉丈夫被“军统”锄奸人员干掉后，立刻叫上公公、婆婆以及自己的父母等两家人大大小小三十来口前往“七十六号”哭闹，其状类似如今的“医闹”。“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自成立以来不知死了多少成员，还从来没有遇上过这种情况。当时的战争态势对于日本方面已经相当不利，“七十六号”创办时的两个头目李士群、丁默村，一个在1943年着了日本人的道被毒死了，另一个调任汪伪浙江省省长兼省党部主任委员、汪伪“中央政府”驻杭州绥靖主任保安司令，“七十六号”内部忙于争权夺利，那些具体管事的则在考虑自己的后路，因此谁也不敢下令对潘今美等人怎样。可是，事情总归要解决，否则会造成不良影响。于是，“七十六号”就临时组织了一个类似工作组的班子负责处理此事。

令人意外的是，正在“七十六号”干活儿的柳承方也接到通知，让他作为“工作组”成员做安抚工作——这显然是“七十六号”方面知晓柳承方原系“立通厂”老板，料想对处理工伤事故后家属来厂里吵闹的事儿有些经验的缘故。这个“事故”两天就处理好了，而稍有姿色的寡妇潘今美从此与柳承方相识，没多久就建立了姘头关系。

之二，蓝恩娟，提供此人线素的舞女说无法估计蓝的年龄，大约在三十五六岁的样子。蓝恩娟是东北人，人高马大，据说原是东北军一个团长的姨太太，后来不知团长阵亡了呢还是失踪了，抑或既没阵亡也没失踪而是将其抛弃了，反正她是只身到的上海。她在上海举目无亲，走投无路，最后去了四马路（今福州路）“艳春院”做了一名妓女。侦查员从调查到的情况判断，柳承方这人并非如亲属、下属所说的“为人正派，没有花心”，而是经常偷偷跑到四马路去嫖娼，他跟蓝恩娟就是这样相识的。抗战胜利后，蓝恩娟搭上了一个比她大三十岁的从南洋回来的老华侨，离开“艳春院”跟此人同居，而那时柳承方又摇身一变做起了“立通厂”的老板，两人就由原先的螵娼关系变成了姘头关系。

之三，仇鑫兰，原是唱江北戏（即淮剧）的，不过不是什么角儿，不过是草台班子里混饭吃的龙套。后来，草台班子解散了，她就嫁给了北京路上“大盛运五金行”的老板武仕堂做了小老婆。要说仇鑫兰，人长得算不上漂亮，不过比较耐看，这个女人最大的特点就两个字：风骚。武仕堂就是被其风骚迷住的。武仕堂跟正室老婆刘氏有过约定，娶小可以，不过不能住在家里。于是，武仕堂就在长宁区法华镇买了两间旧房子，请人修缮一番让仇鑫兰住进去，他则两头兼顾，隔三差五前去跟仇氏相聚。

1948年9月底，五十挂零的武仕堂在去杭州办事的路上遭遇车祸，一命呜呼。武仕堂跟柳承方既是长期合作的贸易伙伴，又是花天酒地的朋友。柳承方闻讯立刻叫上几个同行朋友前往武宅吊唁并相帮操办后事。发送了死者后，武家人对财产分割有分歧，想把仇鑫兰扫地出门，她在法华镇住着的那套房子得收回，而且还要把她跟武仕堂相识以来武馈赠给她的首饰、手表、衣服等全部收回。仇鑫兰到柳承方那里哭坼，柳承方出面为她打抱不平。后来据说请出了帮会人士向武家施加了一些压力，才使武家人被迫打消了主意。如此，仇鑫兰对柳承方自是感激涕零，不久两人就自然而然地姘上了。

八、一网打尽

接下来，专案组着手寻找潘今美、蓝恩娟、仇鑫兰三人进行调查。

潘今美住在静安寺附近，侦查员江力、冯培安两人去了南京西路派出所，很快就查到了潘今美其人和住址。不过，据派出所民警说，这个女人已经再嫁，男方是广慈医院一个姓程的药剂师，丧偶，潘今美是续弦，住进了男方家里，静安寺那里的房子已经出租了。

侦查员过去一了解，房客证实了民警的说法，向他们提供了潘今美在新闸路的住址。江力、冯培安找上门去，潘今美却不愿意谈她跟柳承方的那段艳史。侦查员对她说，不瞒你说，我们之所以来找你，是因为我们在查一桩命案，柳承方已经死了。潘今美闻言一惊，急问是怎么回事，为柳承方的横死叹息不已。她告诉侦查员，抗战胜利后两年不到她就跟柳承方断绝美系了。什么原因呢？因为她发现柳承方有了新欢。她跟柳承方最后一次见面是1947年暮春，两人在四川中路上一家白俄开的小咖啡馆里心平气和地分手，柳承方给了她一枚金戒指、二十枚银元。从此，她再也没见过柳承方，也没听说过此人的话头。

潘今美的这条线索就这样断了。

与此同时，侦查员龚家路、孙景洲两人正奉命寻找东北籍女子蓝恩娟。提供蓝恩娟线索的是“百乐门”的两个舞女。柳承方以前有段时间喜欢光顾“百乐门”，专门让这两个舞女陪舞。跳得熟了，夜场散场后，就请她们吃顿夜宵什么的，有时柳承方还把蓝恩娟带来一起吃饭，所以她们跟蓝恩娟也是认识的。可是，这两个舞女从来没有打听过蓝恩娟住在哪里。好在四马路上的“艳春院”还在，龚家路、孙景洲在“艳春院”顺利打听到了蓝恩捐的住址。她当初离开妓院，跟一个南洋归侨同居，住在芦家湾区复兴中路同德里那个华侨老头儿买下的一套旧房子里。1948年夏天，华侨老头儿病殁，房子就落到了蓝恩娟手里。至于蓝恩娟后来的情况，包括跟柳承方的关系，“艳春院”的那班蓝恩娟的前同事就不清楚了。

不过，侦查员毕竟如愿以偿查摸到了蓝恩娟的住址，于是登门调查。蓝恩娟这时已经有了一份工作，在一家私营公司当职员。这个东北女人生性蛮横，对侦查员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侦查员恼火了，掏出手铐要把她铐到局子里去讯问，这才压下了她的气焰，乖乖表示愿意配合。调查的结果是，蓝恩娟跟柳承方始终保持着姘头关系，不过，自去年-12月19日到现在，她没有见过柳承方，也没有接到过他的电话。因此，蓝恩娟这时根本不知道柳承方已经横死半个多月了。

令侦查员意外的是，对第三个对象仇鑫兰的调查结果竟然与蓝恩娟有些类似。仇鑫兰告诉前往调查的钱融清和吴世富，她一直和柳承方保持着姘头关系，可是，去年12月19日前后，柳承方突然不跟她来往了，而且连个招呼也没打，说断就断了！

专案组马上将此情况跟之前侦办的邢某潜伏小组案件联系起来。该伙敌特分子应是去年12月17日接到台湾“保密局”总部报警急电的。怎么这么巧，两天之后，柳承方就跟两个处了数年的姘头突然中断联系，然后在1月3日下午被毒死了？

于是，专案组就有理由推断，台湾“保密局”总部收到专案组炮制的假情报之后，意识到史宝和潜伏小组已经暴露，在向邢某潜伏小组发出特急密电报警的同时下达了抛弃电台嫁祸他方的指令。从时间上来推算，敌人抛弃电台嫁祸他方的方案可能早在潜伏前夕就已由“保密局”的特工专家制订了。柳承方在12月19日断绝了与蓝恩娟、仇鑫兰的联系，这说明其时他已经有了新的姘头。这个新姘头，显然就是邢某潜伏小组在接到密令后安排的。

1950年1月19日，专案组开了一整天的案情分析会，讨论通过什么渠道把柳承方那个新姘头挖出来。

下午五点，下班时间到了。钱融清看了看窗外正在渐渐变黑的天色，说这个案子我们已经办了多日，我算了算，光是柳承方被谋杀到今天也整整十七天了。局领导在等着我们破获该案，华东社会部也在等候我们的好消息，扬帆局长一天一个电话询问破案进展情况。因此，我们只有抓紧时间。先休息片刻，六点吃晚饭，晚饭后接着再讨论。

没想到，就是这个休息的空当，查找柳承方新姘头的办法竟然找到了！

专案组开会的那个办公室外面有一个二十来平方米的阳台，钱融清一声“休息”，大家就到阳台上去透透气，抽支香烟。六名侦查员中，冯培安是不抽烟的，他的嗜好是吃奶油话梅。别人抽烟，他就往嘴里塞一颗话梅。这颗话梅可能没腌透，有点儿酸，就是这么一刺激，不知触动了他脑子里哪根神经，竟然倏地冒出了一个主意：1月3日傍晚，柳承方是乘坐三轮车前往“江南春饭馆”的，找到那辆三轮车，也许就能查摸到柳承方新姘头的住所。

冯培安一激动，立刻向组长钱融清说了这个想击。钱融清大喜，用河南话连声说着“中”，下令马上开会讨论这个方案。

应该说，这个方案实施起来很是麻烦。上海滩有数千辆用于客运的三轮车，要向那些三轮车夫（当时已经改称“三轮车工人”）逐个了解1月3日傍晚是否拉过一个乘客到四川中路的“江南春饭馆”，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另外，其中还存在着一种可能——车夫把这茬生意给忘记了。毕竟已经过去十七天了嘛。可是，对于专案组来说，此刻已经役有其他路可走了，所以只有往这条路上试一试。

专案组六名侦查员要完成这项工作显然是力不从心的，于是，钱融清决定再次动用黄浦北站两个分局的那二十四名侦查员，请他们相帮—起查摸。

从1月19日开始，三十名侦查员就按照分工向全市三轮车夫进行调查。市人力车行业公会对此予以大力协助，指令下辖各个区的行业组配合侦查员做好这项工作，各私营车行也积极配合，不少老板都陪同侦查员走访车夫。

一干侦查员一共忙碌了四天，到1月23日中午，嵩山区“大幸运车行”传来消息：该车行三轮车夫宗阿铁回忆起1月3日傍晚他拉过公安局正在调查的那样一个乘客，是在四川中路“江南春饭馆”门前下的车。

宗阿铁随即被请至专案组，组长钱融清亲自出面讯问。宗阿铁特地向钱融清说明，之所以时隔半个多月自己还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个乘客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乘客是个胖子，足有两百斤重，在蓬莱区肇周路万祥里弄堂口叫住宗阿铁时，宗阿铁有点儿犹豫，因为当时他肚子饿，生怕拉不动这样重的一个胖子。这时，弄堂里出来一个穿梅红色丝棉袄脖颈上挂着白色兔毛围巾的妖艳女子，对宗阿铁说还愣着干吗，多给你一份车钱就是了嘛！说着，掏出一张一万元钞票递给他。宗阿铁记得，当时柳承方管那个女子叫“阿珠”。

专案组立刻联系蓬莱分局，由分局出面悄悄一查摸，肇周路万祥里确有一个这等模样的妖艳女子，名叫陶金珠，二十九岁，丈夫原是国民党军官，上海解放前夕逃跑了。据说原本要把陶金珠带走的，可那天接到命令去吴淞口上军舰时，陶金珠正在浦东走亲戚，错过了机会。丈夫逃跑后，陶金昧靠积蓄生活，她家房子大，还出租了几间，日子过得还是不错的。

为防打草惊蛇，专案组在当晚秘密拘拿了陶金珠。陶金珠很快作了交代——

陶金珠的哥哥有个同学名叫汪洮南，和其丈夫是老邻居，她跟丈夫最初相识就是这位汪洮南介绍的。丈夫逃逸后，汪洮南很关心她，经常过来帮她做点修电灯儿、扎拖把、竖晾衣架之类的活儿，经济上也给予帮助，还许诺要设法把她弄到香港去，以便她去台湾和丈夫团聚。汪洮南生怕她一个人待在家里闷得慌，每周至少三次过来陪她看电影、跳舞，有时则下馆子吃饭。

陶金珠对汪洮南感激涕零，老是说要报答他。她是个性格冲动的女人，有时甚至会对汪洮南说“随便你叫我做啥我都答应”之类的话。汪洮南听着只是笑笑。

去年12月17日，汪洮南匆匆来找她，说我真的碰上麻烦事了，你必须帮我一把，否则我就是死路一条。陶金珠问他碰上了啥事。汪洮南说是生意场上的事情，跟你说也说不清楚，你只要告诉我肯不肯帮忙就行了。陶金珠的激动劲儿上来了，说就是让我跳黄浦江我也肯的！

汪洮南没有让她跳黄浦江，只是要她搞定“生意场上的最大对手”柳承方。陶金珠生性风骚，对男女之事并不看得很重，当下一口答应。就这样，当天傍晚汪洮南约了柳承方叫上陶金珠在陶家附近的一家饭馆吃了晚餐，又去书场听了一场书。散场后，汪洮南说他还有事情，让柳承方送陶金珠回家。陶金珠事先已经得到关照，这一送到家就把柳承方留下了。就这样，柳承方和陶金珠勾搭上了。

对于柳承方来说，眼前的艳遇具有一举两得的效果：既有了一个新姘妇．又有了一个躲避债主的避风港。之后两个星期，他经常泡在陶金珠家里，每天只去家里或者厂里转一转，心思全部扑在陶金珠身上。直到那天他在电车上偶然遇到发小王跃浩，意外得知可以从王那里搞到计划外的平价煤炭，心思这才重新回到了打理工厂事务上。然后，他就开始动借款三百万元的脑筋。柳承方有这样能好消息自然要告诉陶金珠，却不料陶金珠将他的一举一动都密报给了汪洮南，而汪洮南这时已经制订了干掉他的方案。

其实，即使没有王跃浩的出现，没有柳承方向其表姐郁菊芳借款的事儿，根据汪洮南的策划，柳承方也应该在元月中旬前被干掉。现在，由于有了王跃浩、郁菊芳两人的出现，汪洮南决定提前下手，这样能够搞乱公安机关的侦查视线。

柳承方除了好色，还嗜酒。可是，他的酒量又不大，喝半斤白酒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言行了，而酒醒后却又什么都记不起来。汪洮南就利用了这一点，元旦前就指使陶金珠在柳承方喝醉后以“测试是否喝醉”为由诱其写下了遗书，而事后柳承方果真没有丝毫印象。

1月3日午后，柳承方离开国际饭店，去了陶金珠的住处。一天前汪洮南已经做了布置，让陶金珠叮嘱柳承方下午务必去她家，然后把小苏打掉包。这对于陶金珠来说自是易如反掌，她在眨眼之间就做好了手脚。几小时后，柳承方中毒身亡。

讯问结束前，专案组自然要问汪洮南家住何处，陶金珠说是北站区大统路65号。大家皆是一个激灵：这不是“立通厂”厂长汪蒙家吗？

钱融清倒抽一口冷气，说原来这个汪洮南就是汪蒙。早知道，直接把他逮了就是，何必费这么些手脚！

专案组三名侦查员立刻驱车前往“立通厂”，一副铐子把汪蒙铐到了市局。

钱融清亲自讯问，哪知汪蒙开口就叫冤枉。钱融清寻思这家伙也太会装了，于是就说：“汪厂长啊，你认识汪洮南吗？洮南是你的字还是号啊？”

这一说，汪蒙顿时如释重负，长嘘了一口气说：“钱科长，你们弄错了，汪洮南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呀！他名叫汪钊，洮南是他的字，我的字是尹南。

钱融清暗吃一惊，随即把陶金珠带进讯问室辨认，陶果然摇头。于是，当即派人前往北站区大统路65号汪宅把汪洮南抓来。

有着交通大学肄业生资格的修船厂工程师汪洮南被捕后，交代了一应罪行——

早在抗战中期，他就已经被“军统”发展为地下特工，后来又是“保密局”情报员。上海解放前夕，被毛森任命为“江浙沪第四特别潜伏组”组长，受命潜伏上海收集情报。他手下有四个特务——邢珉、徐泰合、迟至相和郑瑞，其申郑瑞是电台报务员。该组的电台同时承担着史宝和小组的发报使命。平时，都是邢珉出面通过小乞丐王四根为其从史宝和处接取情报，交汪洮南转给由其单独掌握的电台报务员郑瑞拍发。12月15日也是这样，可郑瑞很快就收到了台湾方面的密电，称史宝和“业已暴露”，指令抛弃电台嫁祸他人以保安全。关于这方面的措施，毛森当初安排潜伏任务时曾对汪洮南说过，让他准备预案以防不测。后来他跟陶金珠的交往就是准备发挥她在这方面的特殊效用的。而嫁祸的对象，汪洮南的脑子里也有一份名单，准备按照各对象当时的处境选择符合自杀条件的作为替死鬼。

汪洮南跟柳承方的熟识，并非由于其兄汪蒙的原因，相反，汪蒙到“立通厂”当厂长还是他介绍的。汪洮南跟柳承方的关系，早在抗战时期就建立了。当时他所供职的修船厂跟“立通厂”有业务来往，柳承方虽已不是老板，也不是厂长，名义上只是一个普通工匠，可是，日本人知道他是技术权威，所以对他还是蛮器重的，指派他作为“立通厂”的技术代表跟修船厂打交道，而汪洮南则是修船厂的技术代表，两人就这样结识了。说起来，他们还是一对不错的哥们儿，曾一起去过舞厅、逛过妓院、嫖过暗娼，而柳承方不为人所知的另一半——好色，也正是在这种交往中被汪洮南掌握的。所以，汪洮南推出陶金珠对付柳承方，绝对是一贴老膏药，又快又有效。

在搞阴谋方面，汪洮南算得上一个策划高手。为使公安机关相信柳承方还另有一重特务身份，他不但指使陶金珠灌醉柳承方让其写了遗书，还利用自己对“立通厂”的所有情况了如指掌的优势，指派身材跟柳承方相似的徐泰合在深夜冒充柳承方，带着嫁祸用的手枪、电台、密码本（那上面部已让陶金珠趁柳承方醉酒的机会按上了指纹，电台因不便携带，故只把拍发按键拆下后拿给陶），用陶金珠从柳承方处偷拓的印模配制的钥匙打开后门进入工厂，故意弄出动静让哑巴曹冲林察觉，离开时又往其住的小屋门缝里塞了一张有柳承方指纹的一万元钞票。

对汪洮南的讯问结束后，上海市公安局立刻派出几路人马，将邢珉、徐泰合、迟至相、郑瑞四犯缉拿归案，并搜出了武器、间谍相机、密写药水、电台、密码本等特务活动罪证。

1950年6月12日，上海市军管会对该案作出判决：判处汪洮南、陶金珠死刑，立即执行；邢珉、徐泰合、迟至相、郑瑞分别领刑七至十五年；小乞丐王四根领刑六个月，判决后的第五天就期满释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