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拾遗之135：伪造粮票之谜

《尘封档案》拾遗之135：伪造粮票之谜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1970年2月12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举行常委会，听取全省各条线负责人汇报落实“一打三反运动”的情况。当工商条线的负责人汇报到南京市日前发现市场上出现伪造的假粮票时，主持会议的省革委会常务副主任吴大胜发话道：伪造粮票是破坏国家统购统销的犯罪行为，又是这次运动打击的投机倒把行为的重点，应该予以坚决打击！

吴大胜的这个指示迅速得到了落实，省公检法军管会当天就指令省公安厅和南京市公安局组建了联合专案组，对该案进行侦查……

一、发现假粮票

1970年2月10日，南京市工商局获得一条情报，说有人从外地运来一批紧俏日用品，准备加价散卖到市场上去。在当时，这是一种严重的投机倒把行为，属于工商执法的严惩范围，一旦查获，不但货物全部没收，连人也得移送政法部门处置，轻则劳动教养，严重的就得判刑了。

该局外勤执法人员朱达庆和同事奉命前往火车站执法。朱达庆的任务是在火车站周围流动暗查，留意进出旅客携带的行李。朱达庆背了个人造草包包，化装成工厂采购员模样的出差人员，在车站附近四处转悠了一会，没有发现可疑对象。

半个多小时后，朱达庆来到车站右侧一条小巷口。因为先前离家匆忙，没来得及吃早餐，觉得有点饿，就进了一家小店铺买了一个油饼。出了小店一边走一边吃着时，看见前面巷子里的电线杆下围着几个人，正中一个三十来岁的小个男子正鬼鬼祟祟地跟旁人连说带比划地沟通着什么。朱达庆凭经验马上意识到可能有问题，于是就不声不响地挨上去。挨着一个人的肩膀往里一瞧，嘿！还真有戏：那男子正从怀里掏出一叠粮票递给一个肤色有点黑、说一口苏北话的中年妇女。朱达庆一看就明白了：这是在搞黑市粮票买卖。这在平时执法时也属于工商部门的打击内容之一。但此刻朱达庆承担着另外的使命，那个案子比买卖粮票事儿要大得多，所以不能当场发作。不过，以朱达庆一贯的认真性格，让他白白放过这个黑市贩子是心有不甘的，想了想，决定暂不放弃，先盯着这小子，同时留心着主任务的目标对象。眼前这小子是否交厄运，在于另一案子的那个目标是否会撞在朱达庆手里——如果在盯着眼前这小子的过程中那个目标出现了，那就放弃这小子，跟踪另一目标；如果另一目标没有出现，那就逮这粮票贩子。

于是，朱达庆就开始跟踪粮票贩子。那主儿做成了与苏北女子的这笔买卖后，出了小巷，却不往站前广场上去，而就在火车站周围来回转悠，时不时往说着外地话的旅客跟前凑，悄声探问“粮票要吗”。这人举止虽然鬼祟，但防范意识却没有，根本没有留意到自己已经被人盯牢了。这样过了个把小时，朱达庆正感到走得有点脚酸时，忽然接到了迎面过来的同事老王发出的约定的“结束任务”的暗号——后来知道，情报有误，工商局这班弟兄白跑了一趟。

朱达庆当时不知道情报有误，但一接到暗号就立刻发作，冲那老王使个眼色，上前一把揪住了粮票贩子。那主儿正待挣扎，老王已经过来助力了。

就这样，这个粮票贩子被抓获了。从他身上搜出了江苏省粮票3380市斤，这在朱达庆他们之前抓到的贩子中已经算得上是大户了。而更使工商方面意外的是，经鉴定，这些查获的粮票竟是伪造的假票！

案情当天即上报给南京市工商局，市工商局随即又向省工商局报告了。

以上，就是专案组了解到的本案情况。

专案组长季全德听罢工商局的介绍后，问：那个查获的小个男子呢？

得到的回答颇令其失望：昨天往局里带的时候半路上给逃掉了！

二、徐州报警

季全德是一个颇有侦查经验的老公安，面对着不利情况，他不急不躁，说大家坐下来聊聊，看往下应该怎么做吧。聊的结果是做出了三个决定：一是侦缉那个逃掉的家伙；二是派员到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和码头去蹲守；三是对缴获的假粮票作技术鉴定。由于专案组只有6名成员，所以临时跟工商局方面联系，向工商局暂借了12人，协助搞蹲守。

季全德把侦缉那个逃掉的家伙的活儿交给了专案组成员——南京市公安局侦查员老徐、大葛。这两人动用了各种关系，当天就查摸到了那家伙名叫孙明辉，是一社会青年，“文革”前去宁夏农场当农工，受不了那份苦而倒流回来了。于是就登门拜访，但扑了个空：家人说他有一段日子没回来了，不知去了哪里。

技术鉴定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假粮票系案犯采用具有专业水准的照相制版技术伪造的，如果不是纸张和油墨的原因(印制真粮票的油墨、纸张都是特制的，民间无法得到)，假粮票几可乱真，难以辨别。

这个发现，使专案组更加感到侦破本案的紧迫性，因为具有这等技术能力的案犯如果不迅速予以打击的话，还不知他会制作出多少假票券哩！那年头，粮票、布票、油票、糖票、盐票、香烟票、针织品专用券等等，花色品种洋洋大观，伪造出来后都能进入黑市换钱钞。

正当专案组再次举行案情分析会研究破案思路时，从徐州市传来新的消息：该市发现5000市斤伪造的江苏省粮票！

那个时代讲究“群众专政”，全国各地都有形形色色的群众专政组织，各有名称，比如上海，这种组织先叫“文攻武卫”，后改称“上海民兵”；江苏省的这类组织，也有不同的称谓，徐州市的叫“群众专政队”，简称“群专队”。“群专队”的日常工作之一是去旅馆盘查旅客，在时间上没有规律可循，有时白天，有时晚上，有时是清晨。这天，一支“群专队”在下午三点多钟闯进了前进路上的“东风旅社”，先查阅了服务台的旅客登记簿，然后逐个房间查看。在203房问，“群专队”的这班兄弟发现在旅客留在房间里的一个旅行包里有5000市斤伍市斤票面的江苏省粮票！

那年头，粮食是实行定量供给的，一般居民每人每月的定量在30市斤左右，绝对没有人一下子拿得出上千斤粮票的。而眼前发现的却是5000市斤，那根本就不必考虑这是真票还是假票，就能够断定肯定有问题了。“群专队”于是向服务台了解203房间旅客的情况，得知那人名叫闵建新，是吴县一家社办厂的采购员，昨天傍晚入住，今天上午出去办事，至今未归。“群专队”几位商量下来，决定留下两人守候。从保密角度出发，“群专队”未向服务台透露情况，这个决定，无意间给嫌疑人提供了一个逃脱的机会。

一个小时后，闵建新回来了。服务台的那位中年妇女快嘴快舌地告诉他：有人找你，已经来了一会儿了，正在房间坐等。闵建新听了，脸色微变，一摸口袋，说忘记买烟了，出去买盒香烟，遂转身就走。他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群专队”将情况上报给徐州市公安局，公安局当天正好刚刚接到省公安厅关于假粮票案的电话通知，于是极为重视，请市粮食局对那5000市斤粮票做了鉴定，确认是假票后，立刻向省厅报告了。

专案组于是指派两名侦查员连夜赴徐州，了解案情并对徐州市如何开展侦查做出布置后，随即又上了火车马不停蹄去了苏州，直扑吴县。可是，吴县那家社办厂却查无此人，而且谁也没有听说过有闵建新这么一个人。那么，闵建新人住旅社的证明又是如何获得的呢？进一步调查下来，得知该厂的一名采购员去年11月出差时拎包失窃，内有两本空白介绍信。经对介绍信编号进行比对，发现闵建新人住徐州旅社的耶张介绍信即是失窃的介绍信中的一张。

这样，徐州的这条线索就断了。

不过，南京那里却抓到了在朋友处转来转去蹭饭、借宿的孙明辉。

孙明辉到案后，作了交代，说他在火车站那里卖的那些粮票是从一个老头那里廉价买得的。而那个老头姓什么叫什么，家住何处等等，他一概不知，因为对方没有作过自我介绍，而他是懂江湖规矩的，也没有询问。那老头瘦高身材，颏下留着一绺黑白相间的山羊胡子，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听不出是南京人还是外地人。

孙明辉是以倒腾票券为生的，他的工作地点不是车站就是码头，这是当时南京的票券黑市场所在地，有时工商打击得紧了，就转移到鼓楼或者夫子庙。那个老头就是在鼓楼跟他搭识的，老头话不多，但似乎对孙明辉的情况有所了解，说你姓孙是吧，经常在火车站、汽车站和轮船码头转悠，干得还顺手吧？然后就说到了粮票的事儿，说他手头有些江苏省粮票，可以以比市场进货价便宜50%的价格转让，问孙明辉是否有兴趣。孙明辉听了，以为是赃物，但他胆子大，又被那价格所诱惑，所以也就不管了，决定买下。他向老头买下了10000市斤假粮票，到被工商发现时已经出手6000多斤了。

专案组最初对孙明辉的口供有些怀疑，主要是怀疑他故意隐瞒了那个老头的情况。于是，加大了讯问力度，两天里反复讯问了数次，有时还在半夜进行突审。但孙明辉的每次交代都是一样的，无论怎样问来问去，都没有露出过破绽。于是，就只好暂时认为他并未隐瞒。

三、又是“山羊胡子”

之后，一连数日没有线索。正当专案组为此深感郁闷时，协助执行蹲守使命的工商人员有了发现。

那天下午，工商外勤人员曹亦勋在中央门长途汽车站东边的那条小巷子里发现有人进行粮票交易。小伙子是从部队上转业下求的，眼睛很尖，老远就瞥见交易的粮票是跟已被查获的两宗假粮票一模一样的伍市斤票面的新票，于是他就悄悄盯上了卖方，那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五短身材，络腮胡子，一双眼睛闪着狡黠之光。

曹亦勋跟踪络腮胡子没多远，正好碰上也执行同一使命的外勤小苏，于是使个眼色示意小苏协助。于是，曹、苏两人轮流尾随着络腮胡子，从中央门一直跟到了夫子庙。络腮胡子到了夫子庙后，进了一家茶馆，坐下喝茶了。那个时代的茶馆是传统茶馆，茶客基本上是清一色的中老年人，曹、苏这样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如果进去喝茶，肯定会引起目标的注意，于是两人只好待在茶馆外面。好在络腮胡子存茶馆里待的时间并不算长，个把钟头后就出来了。于是继续跟踪，这回络腮胡子直接回家了，他就住在夫子庙附近的一条小巷子里。

这一线索迅速汇报给专案组后，季全德指令立刻去夫子庙派出所调查络腮胡子的情况。查明络腮胡子名叫杜凌，41岁，系船厂工人，因工伤而长期病休在家，派出所没有发现这人有倒卖票券之类的违法行为。专案组经过一番研究，决定由侦查员对杜凌进行秘密监视，目的是发现他从上家进货的渠道，以便顺藤摸瓜；或者在其进行黑市交易时当场拿下，便于讯查。

杜凌一连三天没有出门，第四天出门了，还是去夫子庙喝茶，然后到旁边一条偏僻马路上跟外地人做黑市粮票交易。这样，侦查员就只有下手抓人了。

杜凌之前曾因倒腾票券而被工商部门查获过两次，都因数量少而接受了一番训诫后就放他离开了。这次，他以为抓他的便衣也是工商的，自恃已经有了经验，况且身上也就只有几十斤粮票(他不知自己这回倒腾的是假粮票)，所以料想也不至于对他怎么样，被抓时脸上还是笑嘻嘻的，据说这人喜欢玩幽默，甚至还说了两句俏皮话。但他很快就幽默不起来了，因为便衣不是把他带到工商所去，而是要他前头领路，目标：贵府！

侦查员在杜凌家里搜查的结果是：发现了伍市斤票面的江苏省粮票720市斤。于是，杜凌就被侦查员带到局子里去了。

专案组长季全德亲自主持了对杜凌的讯问，没费什么劲儿就弄清楚了杜凌的上家，使侦查员感到宽慰的是：这个上家跟孙明辉交代的那个上家是同一人，也是那个颏下留着一绺山羊胡子的老头。

杜凌是船厂工人，三年前上班时由于设备的原因导致他从高高的船台上摔了下来，命大，没有摔死，但腰椎骨受了伤，当时医生的说法是“多半会终身瘫痪”。单位倒是很负责的，派人跑遍丁南京各大医院，连部队医院也去了，但没有哪个医生敢打保票说有把握使他摆脱瘫痪的阴影。于是，船厂就决定把杜凌送到上海去求医。杜凌的运气并未一差到底，他竟给上海医生治好了。不过医生关照说数年内不能上班，得进行功能康复锻炼。于是，杜凌就天天早上去夫子庙晨练，他跟“山羊胡子”就是在夫子庙晨练时认识的。

据杜凌说，“山羊胡子”的晨练没有规律，他不是天天去夫子庙的，好像每星期去一两趟，去了就在那里打太极拳。“山羊胡子”的太极拳打得很好，但他从来不肯教别人，也不大愿意跟别人说话。杜凌之所以能够跟他说上话，是因为“山羊胡子”晨练结束后离开时把钥匙丢失了，片刻后急急返回来寻找。杜凌见他急得满头大汗，就帮他一起寻找，终于在草丛里找到了。“山羊胡子”因此很是感谢，请杜凌去茶馆喝茶吃了份早点。在茶馆里，“山羊胡子”询问了杜凌的情况，知道他工伤在家休养，就建议他可以另外弄点事儿做做，比如倒卖票券。杜凌接受了“山羊胡子”的建议，之后开始倒腾票券，赚了点小钱。这话儿至今也有八九个月了。

其间，杜凌偶尔还碰到“山羊胡子”，但双方不过点点头打个招呼而已。他曾想打听对方姓名、住址，但因为“山羊胡子”一直是郡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所以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至今仍然不知这老头是何等人物。春节前三天，杜凌去夫子庙晨练时，又遇见了“山羊胡子”。“山羊胡子”问了杜凌的近况，说他手头有些粮票，如果杜有兴趣，可以拿去出手。至于价钱，可以商量，让杜凌先拿去试着卖卖看，卖完了再跟他结算。

就这样，杜凌从“山羊胡子”处拿到了1500斤粮票。他在票券贩子里属于业余级别的最低一档，没有“批发式”下家，只是零敲碎打卖给散户，所以十几天卖下来还没卖完。

讯问过杜凌，专案组一干人心里已经有了底：那个“山羊胡子”就是伪造假粮票的案犯！

四、留洋博士

专案组随即举行了案情分析会，对“山羊胡子”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归纳起来其特点是：年龄在60岁上下，清瘦斯文，精通印刷技术，虽然口音里没有透露出南京话，但从其行踪来看，很有可能就是南京当地人，是一个印刷行业的高级技术人员。

随即定下了查摸“山羊胡子”的方向：抓住其精通印刷技术的特点，在全市各大小印刷厂进行秘密的调查。

当时的南京市，一共有大大小小的印刷厂19家，分别属于省、市、区，另有若干属于万人以上大厂的内部印刷车间。专案组6人分为三路，每两人一路前往指定的印刷厂去进行查摸。如此跑了六天，跑遍了那19家印刷厂，技师级的高级人员倒是颇有几个，但没有发现有什么“山羊胡子”的。

接着，就跑那七八个有印刷车间的大厂家。跑下来也没有收获：那些内部印刷厂的技术设备都是三四十年前的，工艺简单，根本不需要高级技术人才，留胡子的老师傅是有的，但留山羊胡子的没有。

第十天，专案组再次开会讨论情况，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获得了一个共识：以“山羊胡子”的年龄，这人可能已经退休了，所以应当从符合条件的退休人员中进行查摸。

于是又花费了三天时间，终于从秦淮区“东方红印刷厂”获得了一条线索：该厂退休技师周振邦符合专案组要调查的“山羊胡子”的条件，此公五十岁之后就留起了山羊胡子，早年曾去日本学习印刷技术，回国后应聘于上海一家印刷厂担任技术总管，解放后因其续娶的妻子是镇江人，在南京工作，就来南京定居。那时正是大跃进年代，秦淮区组建了“建邺印刷广”(“文革”开始后改名为“东方红印刷厂”)，闻周振邦之名气，邀其加盟，遂成为建邺厂的技术权威。周振邦做人一贯低调，人缘很好，因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吃过苦头，“文革”开始时因其留洋历史而被人贴过大字报，但很快就没事了。去年11月，周振邦年满六十，退休后和也已退休的妻子一起去镇江定居了。

专案组于是决定派员去镇江调查，侦查员蒋教善、大葛奉命出差。组长季全德向两人交代：一上来不必查其他那么多的内容，只要抓住“是否有作案时间”这一点进行调查就行了，如果有作案时间，再往下细查。

蒋、葛两人去了镇江，先到周振邦住地的派出所，请户籍警请来了居委会主任，询问周的情况。居委会主任说她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印象中待人很和善的，其老伴也很低调，夫妇俩和邻里处得很好。侦查员问到了作案时间——春节前的那段时间周是否在镇江？居委会主任说这个我倒一下子说不上来，不过我马上可以去向老周的邻居了解的。

了解的结果令侦查员大失所望：周振邦在一个月前摔了一跤，股骨颈骨折，住进了医院，通过私人关系从上海中山医院请来一位专家给动了手术，装了人造股骨颈，春节都是在医院里过的，上周刚出院，现在撑着拐杖勉强可以走路。

蒋教善、大葛随即去了医院，证实了这个情况。于是就无话可说了，回吧。

专案组对于这个调查结果，感到很郁闷，次日正聚在一起商量下一步应该怎么进行时，市局信访室来电说，从镇江来了一个拄拐杖的周姓退休工人，要求见见昨天去镇江外调的警察同志。干吗呢？说要讨一个说法：凭什么怀疑他在南京干了坏事？

原来，昨天居委会主任去向老周的几个邻居了解情况时，无意间说是南京来的警察来查案子需要，结果有人就把这个消息悄悄告诉了老周。那年头，被警察调查可不是一桩小事，即使不找你，背后让人议论起来就不得了，哪天来一帮造反派以此为理由揪出去批斗一番也不是没有可能。因此，一向和顺的周振邦这回就不和顺了，拉了老伴就奔南京来讨说法。

昨天去镇江外调的蒋、葛两人不禁有些内疚：他们忘记关照居委会主任注意保密了，正开口要检讨，季全德说没什么，既然人家来了，那就见见吧，由我出面跟老周同志作个解释，顺便向他打听一下是否有这方面的线索可以提供。

于是，季全德就接待了周振邦，当然不好说我们曾经对您有过怀疑，所以派员去外调了一下，证实没事，还是一个好同志之类的话语，而是巧妙地避开不谈，直接把话题切入到向对方请教问题上：据您知道南京印刷行业是否有一个年龄在六十左右、体态清瘦、太极拳打得不错、具有很高的印刷技术的“山羊胡子”？

周振邦听着，沉吟道：“这个……这样的人我印象中好像有一个，不过又觉得不大符合……”

那是一个什么人呢？据周振邦说，当年他刚从上海来南京参加筹建印刷厂时，印刷厂还聘请了一个名叫唐执礼的人，那人在港口机械厂工作，对于印刷行业相当熟悉，其技术水平可排在他之上。周振邦去上班后，唐执礼又不定期地在印刷厂帮了个把月忙，后来就不来了。不过，周振邦跟唐执礼倒算是结识了，曾去港口机械厂看过他，还几次向他请教过印刷厂的一些技术难题。最后一次跟唐执礼见面是前年夏天，唐执礼说他已经退休，在家赋闲，上午去公园打打太极拳，下午喝喝茶。唐执礼长期打太极拳，体态保持得很好。但是，记忆中这人是不留胡子的。

专案组随即进行讨论，季全德说只要有疑点就应当去调查，那人留不留胡子不管他——胡子是可以玩假的，可能化装需要呢？

于是就去港口机械厂调查，证实该厂确有唐执礼这个人，此人的历史有点复杂：年轻时留学英国，学的是印刷技术，回国后抗战爆发，被军统局招进去，但不是特务编制，没有军衔，属于“工技人员”一类。他的印刷技术受到了军统的器重，当时戴笠策划对沦陷区搞“金融战”(即伪造汪伪政权发行的钞票运到沦陷区去扰乱金融)时，点名要唐执礼参加伪造汪伪纸币的特别工程，事后还受到了军统的嘉奖。唐执礼在解放后因其历史问题而被捕，判刑五年。刑满释放后，进了港口机械厂当了一名钳工。大跃进时，建邺印刷厂原是要把唐执礼调去的，但当时的印刷厂属于特殊行业，像唐执礼这种过去后要担任重要技术负责人的对象需要经公安局政审，他当然是无法通过的，所以就没有调成。唐执礼在港口机械厂工作到退休，未犯过错误，现居住于秦淮区东风路满德坊。

专案组又去找了管段派出所，外围调查的结果是唐执礼有作案时间，于是就传讯。唐执礼刚出家门，侦查员已经入内搜查了，轻而易举就搜到了伪造假粮票的器具材料以及伪造后未卖出去的假粮票5000市斤。

唐执礼到案后，交代了伪造假粮票的罪行：他的妻子无业，长期患病，一对子女去外地插队，不时需要家里给予接济，他的退休工资无法承受家庭生活负担，于是就动了伪造粮票牟取钱钞的脑筋。以唐执礼的技术能力和现有条件，伪造人民币是没法子的，弄弄假粮票还是可行的，于是就干上了。但唐执礼知道由于纸张、油墨问题，他伪造的假粮票还是经不起专业鉴别的，所以有所顾忌，销赃时也特别注意选择下家，还特地弄了一副道具山羊胡子把自己化装了一下。他从半年前开始伪造假粮票，至今一共伪造了假粮票36000市斤。专案组问到了徐州逃脱的那个闵建新，唐犯承认也是其下家之一，但不知其姓名、住址，他是在火车站跟那人搭识后成交的。

闵建新后来一直未能查获。唐执礼于1970年7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信笔由墨]

70年不在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