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笔由墨
不想那玉堂金马登高第，只望能高山流水遇知音。
《尘封档案》拾遗之095：神秘的“独臂翁”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一、一封举报信
1954年8月9日，成都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收到了一封署名举报信件。
举报信的写信人名叫张金珠，是一名小学教师，住东城区大神巷。举报信的内容是：发现其邻居冀朝生经济状况反常。冀是一个缺失了一条臂膊的单身老翁，无业，也没听说过他曾经继承过祖上的大笔遗产，或者获得过亲朋好友的什么馈赠，之前生活一向比较拮据，但最近一段时间却置办了多套新衣衫，伙食也大有改善，还时不时上馆子。张金珠对于冀朝生的这种变化感到惊讶和不可理解，怀疑其背后藏有不可告人的隐密，故特向公安机关举报情况。
东城分局对这封举报信很重视，作了登记后当天转给了冀朝生居住地的总府街派出所。
管段民警杨瑞世奉命对这封举报信所说的情况进行初步调查。那时的户籍警，下管段的时间比待在自己办公室的要多一些，每个人对于自己管段内的居民的基本情况都是比较熟悉的，其中工作特别出色的警察甚至能够做到对每一户居民的情况都能信口道来，不差分毫。杨瑞世的工作做得算不上特别出色，但他对独臂翁冀朝生的情况还是说得上来的。
冀朝生，北京人氏，这年65岁，1946年来成都市居住。当时，大神巷这边是其女儿的住所。冀朝生的女儿名叫冀紫菊，1937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未曾谋什么职业，因为她在毕业前就已嫁给了一个姓李的药材富商的少爷。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川军奉命出川抗战。李少爷热血澎湃，竟然扔下银行高级职员的饭碗和新婚不久的娇妻，投奔国军第22集团军第41军122师王铭章师长麾下。不久，就传来了李少爷在行军途中遭遇日军空袭身亡的消息。这样，冀紫菊就成了寡妇。1945年抗战胜利伊始，冀紫菊再婚，嫁给了国军的一名空军少校飞行员。冀朝生1946年来成都后，就住在女儿女婿家里。住下后的第二个月，冀紫菊让丈夫去国民党警察局替冀朝生上了户口。
1949年，时局发生了剧烈动荡之变。12月中旬，冀朝生的国军少校女婿奉命撤往台湾岛，其妻冀紫菊决定随同前往。当时逃台的文武官员很多，飞机人满为患，但冀紫菊的丈夫是空军军官，所以不但能带着妻子飞，还可把岳丈也带上。但冀朝生拒绝前往台湾，宁愿独自待在成都过日子。
冀紫菊随夫逃离成都时，给老爸留下了一大笔钞票，还有一些银洋。成都解放后，跟共产党解放每个城市后一样，军管会张贴出公告，宣布数日内可以将原国民党政权发行的纸币按公布的比值兑换人民币。冀朝生平时说一口京腔，跟满口川话的邻居几无交流，那段时间又正是川地冬日，又寒冷又潮湿，使他这个北方人很不习惯，风湿腿发作，竟然不知道外面大街上早已贴出了布告让限期去兑换钞票。等到他知道时，已经过了期限，女儿留给他的那些纸币就成了废纸。幸亏还有些银洋，那倒是硬通货，使他还不至于断炊，但是生活质量肯定下降不少。
本来，像冀朝生这样的残疾老人，身边又无子女，是应当得到人民政府的照顾的。区政府确实也有过照顾他的打算，派人来履行手续，就是要了解一下他的经历情况，作个登记，好让民政部门备个案。但是，冀朝生听说要问他的经历，一口回绝，说我又不是什么反革命，也不是恶霸，你们凭什么来审我啊？话不投机，双方就谈不下去了。这样，政府想关心他也就没法实施了。
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向政府反映说冀朝生住的房子是他那国民党空军军官女婿买的，应当列入敌产，要求政府予以没收。区政府房地产股于是派员前往了解，倒挨了冀朝生一顿骂。他说这房产是他女儿跟第一个丈夫李大少爷结婚前还在四川大学读书时就已经买下了，我有房契，你们接管国民党的档案时也应该把房产档案接管下来的，不先去看看清楚反倒来骚扰老子？房地产部门去翻查了档案，冀朝生说得不错。至于冀紫菊一个正读大学的女学生哪来的钱钞置买房产，那是十几年前的老账了，政府也不想管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冀朝生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拮据了。尽管在外人眼里，他似乎过得很悠闲：每天早上去公园晨练，下午去茶馆喝茶，晚上则打开他军官女婿留下的那台美国收音机听戏听评书。但邻居都知道老爷子一天只能吃两顿，伙食质量也很差。
这就是户籍警杨瑞世在这之前所掌握的冀朝生的情况。现在，他拿着张金珠的举报信，前往居委会了解冀朝生最近的情况。居委会干部叫来不包括张金珠在内的冀朝生的邻居，杨瑞世跟她们聊了聊，果然都说冀朝生的生活状况大为改观，从表象上看简直跟那些资本家可有一比了。
调查情况反馈到东城分局，于是产生了疑问：冀朝生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分局治安股于是决定对此进行调查。
二、赴京外调
侦查员宋大彬接受了对冀朝生调查的使命。宋大彬原是米行工人，解放前是地下青年团员，解放后参加了公安工作。从行业角度来看，还只能算是一个新手，但他比较善于琢磨，性子也很缓和，做事稳重。他接受使命后，先独自琢磨了一番，然后就去邮局调查冀朝生的邮件往来情况。因为他认为冀朝生的经济来源可能是有人通过邮局汇款过来的。
但是，邮局方面说从来没有冀朝生的汇款，投递员甚至根本回忆不起他是否给冀朝生这样一个人送过任何形式的邮件。这就没戏唱了，宋大彬于是就想到了银行，那也是一个汇款的渠道。一连跑了几家银行，那时没有电脑，所有账目都是纸介质，按说要查账目的工作量是蛮大的，好在冀姓比较少，那时银行的账目登记是按照姓氏笔划排列的，可以一目了然就能看清。一目了然的结果是：成都全市没有一个姓冀的人跟银行有业务往来。
这两项调查属于常规动作，常规动作做下来没有收获，宋大彬就意识到这事儿似乎有些复杂，往下，只有调查跟冀朝生来往的人员了。即使没有做过侦查工作的人也知道，这种调查不但费时费力，而且最后还可能一事无成。但宋大彬此刻别无选择，只好一个人干上了。他通过户籍警杨瑞世了解到：冀朝生几乎没有什么来往的人，除非早上去公园晨练、下午去茶馆喝茶时跟别人有接触。
宋大彬一听冀朝生有这样两个生活习惯，就乐了：以当时的形势，宋大彬最怀疑的是这个独臂老头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或者是被特务最近拉下水的新手，如果真是这样，那不管是老手还是新手，拿了“组织上”的钱钞那就得效力，效力就得跟外界接触，接触的渠道有可能就是公园和茶馆了。因此，宋大彬觉得自己找对了路子。
当天下午，宋大彬就开始去那家茶馆喝茶，选了个隐蔽位置，悄然监视冀朝生。次日开始天天一大早赶到公园溜达，暗暗留意冀朝生的晨练情况。如此进行了一周，没有发现什么可疑情况。冀朝生去公园晨练，是站桩和打宋大彬闻所未闻的“独臂拳”，倒看不出这老头还会武功，而且能以一敌三把别人打败。一些小伙子对其刮目相看之后，就拜其为师了。所以，冀朝生在公园是有一帮子徒弟围着他的。再说下午去茶馆喝茶，冀朝生此时已经能说一些成都话，跟一班与其年岁差不多的老爷子聊天摆龙门阵，互相之间显得很融洽，但大家喝毕茶出门后就各奔东西了。
一个星期监视下来，宋大彬发现跟冀朝生接触的那两拨人是固定的老面孔，落在他眼里的所有交往都显得很自然。这就似乎不像跟什么特务活动或者其他非法活动有关系的交往了。于是，宋大彬陷入了困惑之中：这个独臂老头，究竟是何许身份？他的突然暴富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时，治安股领导问起调查情况，宋大彬汇报后说我想进一步对其进行调查，领导说可以，你需要什么帮助尽管提出来就是，但是，目前想增派人员是有困难的。当时的成都，敌情复杂，刑案频发，警力捉襟见肘。
宋大彬的进一步调查之念，是着眼于调查这老头的历史情况。但是，这事儿似乎有些难办，前面说过，当初让冀朝生填报履历好让他享受民政补助时，老头宁可不要补助也拒绝了。后来“镇反”开始时，本来倒也是一个了解其履历的机会，风头上让他报履历谅其不敢拒绝，但那时他并非怀疑对象，派出所也忙得不可开交，因此没有人想到这一点。而现在怀疑上他了，却没了合适的理由。找上门去非要他自报履历？那就是打草惊蛇了。
宋大彬正考虑怎样找到一个既不惊动冀朝生又能了解其历史情况的法子时，一个机会送上门来了。分局秘书股接到一封寄自北京的函件，写信人冀朝勇是冀朝生的弟弟，来信事由是：他所居的住宅是祖上传下来的产业，属他和其兄冀朝生共有，现因工作调动全家要去天津生活，拟将该房产出售，需征得冀朝生的同意。他和冀朝生已多年未曾联系，连地址也没了，只记得住总府街一带，故特奉函东城分局求助查明冀朝生住址后掷告。该函还附了冀朝勇工作单位的一份公函，证明冀朝勇系1947年入党的中共党员，近因工作需要其夫妇将调往天津。
这类事情属于治安股的职责范围，秘书股把这封信转到了治安股。治安股领导一看就把宋大彬叫去：你到北京去出差吧，找冀朝生的老弟了解他的历史情况。
于是，宋大彬就去了趟北京，通过单位找到了冀朝勇，了解到了以下情况：冀家是满族人，祖上随清太祖入关，立有战功，被封为世袭骁勇将军。后来家境渐渐败落，到冀朝生兄弟父亲那一代的后期时，只有靠变卖家产过日子了。冀朝生自幼就喜欢练武，拜过名师，清朝倒台的前一年就出去闯荡江湖，据说还干过保镖。几年后他们的父亲去世时，他手头已经有一些钱了，就娶了老婆，后来生了个女儿就是冀紫菊。生下女儿后次年，冀朝生和朋友一起去河北沧州，可能是要解决武林中的什么事情，是否解决了不清楚，但他被朋友送回来时，已经少了一条胳膊。冀朝勇比冀朝生小将近20岁，从小也是靠其抚养长大成人的。在冀朝勇的记忆中，他的这个大哥断臂之前还做做生意挣点钱养家，但断臂后就不再做什么了，整日闲荡，家里的生活费用有江湖上的朋友按时送来，估计那是对他那条断臂的抚恤。这些费用不但足可以养活包括冀朝勇等几个弟弟妹妹在内的全家，还可供养冀紫菊上学。后来，冀朝勇也长大了，自己成立了家庭，另立门户搬了出去，兄弟俩的来往就渐渐少了。很长一段时间里，冀朝勇只回家过两次，一次是1943年嫂子病亡，一次是1946年冀朝生决定去成都女儿处定居了让老弟去接管房子。冀朝生去成都后，只写来过一封信，告诉已经安抵，见到了空军军官女婿，小伙子人还挺不错的。这封信，冀朝勇已经找不到了，所以地址也没有了。
北京之行，使宋大彬知道了冀朝生的历史经历，但却没法对举报信中所说的冀朝生的暴富之谜对得上号。他向领导汇报了调查情况，治安股特地还为此开了个会进行分析。会上没有分析出什么结果，只是决定暂时先搁下，以后再说。而对于宋大彬来说，心中那个疑团却似乎反而更厚重了，但他又说不出冀朝生究竟什么地方不对头。
三、扒手作案水平整体提高
转眼到了1954年9月1日，中共成都市委、市政府根据省委指示精神作出决定：今年10月1日是建国五周年纪念日，届时将隆重举行集会游行等庆祝活动，各行业各单位从现在起应着手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为此，成都市公安局向全市各分局、派出所下达了“密切注意敌情状态，确保社会治安稳定”的指示。
市局治安处为此召集各分局治安科、派出所负责人开会，研究治安条线的工作。众负责人碰头一议，不无惊异地发现一个情况：最近两三个月，全市的扒窃案件大幅度上升！于是，会议作出决定：从各分局抽调精干民警组成临时反扒队，对扒窃犯罪活动进行重点打击。
东城分局民警宋大彬也被抽调到了反扒队，反扒队以全市五个区划分成十个组，宋大彬分在西城区那个组。全组一共八名民警，分为四拨，两人一拨分散进行活动。
9月5日，反扒行动开始后的第二天，宋大彬和队友小汪去了关帝庙，那里正举办庙会，热闹非凡，是扒手活跃的场合。两人装扮成逛庙会的群众，在人群里挤了一会儿，没有发现什么，却已出了一身汗。刚挤出来想在树阴下凉快一下，人群深处却传来了有人被扒窃了钱包后的哭叫声。于是立刻又挤了进去，又出了一阵汗后，总算发现了一个可疑对象。那是一个年方十四五岁的少年，鬼鬼祟祟，一副贼头狗脑的模样，在人群里灵巧地钻来钻去，稍不留神就不见影踪。这小子那双老鼠眼睛，不盯别处，专盯人们鼓鼓囊囊的衣袋，或者拿在手里、挎在肩上的包包。宋、汪两人为防对方察觉，分两个方向监视。可是，盯了将近一个小时，这小子却光转悠而不下手，最后挤出了人群，扬长而去。
宋大彬和小汪觉得不对头：难道这小子已经发现我们是便衣警察在注意他了？那他干吗还转悠呢？早就好走了嘛。再说，我们并没有露出过什么破绽嘛，化装跟踪好歹也是在培训班专门学过的，又不是第一回实践，再难缠的对手也盯到过，怎么会平白无故地被这么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识穿？两人正嘀咕间，人群里传出了惊呼、哭叫。几个参加庙会维持秩序的民警从外围挤进去一了解，就在这么短的一段时间里，又有九个群众遭受了扒窃。
宋、汪恍然：莫非这是扒手的一种策略，甭管是否有人注意到了扒手，先让那小子故意晃来晃去，露尽疑象，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负责操作的扒手则乘机下手。
这天，宋大彬这一拨无功而返，两人好生纳闷：以前也零零星星抓获过扒手，印象中都是稍稍注意就发现了，发现后盯上一阵候得对方下手就抓现行，好像操作起来蛮容易的，怎么这两天调动了浑身机关也没找到一个。这是怎么回事？
当天晚上，宋、汪参加了反扒队每天举行的工作例会，一说关帝庙那一幕，其他小组的民警纷纷附和，都说碰到了类似的转移注意力的做法。而且，大家发现扒手的作案水平和反侦查能力有了整体程度的提高，把原本便衣盯他们的“敌在明处我在暗处”的阵势倒过来了。
如此，不单是像宋大彬这样的一般民警，就是治安处领导也感到奇怪了，说这究竟是怎么弄的，“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话我倒是听说过的，“扒手别三日刮目相看”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啊，这个现象的后面是否隐藏着什么问题，同志们要查查清楚的。
反扒队讨论下来，觉得要查清楚这个问题，那就先得抓到几个有点档次的扒手。可是，反扒行动开展几天来，抓是抓到了十几个扒手，但不是外地来成都的，就是成都郊区的，扒窃技艺平常得很，有的甚至是第一次作案。讯问时对于此类问题一问三不知，根本审不出什么来。
这个情况，到了9月11日，终于出现了可能会改观的希望。
促成这种希望曙光显现的是一个名叫邹继中的扒手的落网。
邹继中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从小没有学好，一直跟一些痞子混在一起，小偷小摸不断。解放前是没人管的，解放后有人管了，但他家庭出身是工人，正宗无产阶级，派出所于是网开一面，教育一番就放了。区政府给他安排过工作，他嫌苦没有去，继续混在社会上。渐渐不知几时成了职业扒手，而且本领似乎还不小，据说这次四名民警化装跟踪了他四天才总算将其拿下。
讯问时民警又一次发现了邹继中跟以往的不同之处，以往每次落网，交代得很是爽快，问什么交代什么，甚至没问到的也肯主动交代。这次任民警问什么，只是微笑着说一句话：“就这点事儿，大哥您看着办吧！”
还别说，抓住他时就一个只装着少量钱钞的钱包，若说追究法律责任，还真办不了他。反扒队长老杨感到无奈，关了三天就想放了他。这时候，邹继中迎来了不幸，他的一个尅星出现了！
四、剥开画皮见真相
这个尅星，就是宋大彬。那天，承办民警拿着老杨出具的释放证去看守所放人，临放前还想作最后一次努力，跟邹继中谈几句，吓唬他一下最好能弄点东西出来。也是巧，看守员从监房里把邹继中开出来送到审讯室时，正好宋大彬和小汪刚刚审完一个扒手要离开。宋大彬只瞥了一眼，就觉得这人好生脸熟，转眼一想：这不是每天早晨老是跟在冀朝生后面学拳术的那伙弟子中的一个吗？
冀朝生是始终困扰着宋大彬的一个疑团，现在邹继中跟冀朝生搭上边了，他头脑里猛然闪过一个念头：莫非扒手活跃情况跟那独臂老头有关？他是知道今天要放邹继中的，于是马上叫小汪给承办员递了张条子让停止对邹继中的谈话，送回监房再说。然后立刻给老杨打电话说了自己的猜测，老杨说那就暂不放人，我们讨论一下再说。
讨论的结果是：不排除冀朝生跟扒手活跃现象之间的关系，故有必要采取措施对冀朝生予以秘密监视。
监视任务下达给了宋大彬和小汪两人，领导对宋大彬说，上次对冀朝生监视了一个星期，这次时间可以延长些，如果我们对他的怀疑的事情的确存在，那他总会露出马脚来的。
宋、汪两人也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但没有想到的是，次日就有了结果。这天一早，化装成晨练者的宋大彬、小汪去了冀朝生住所附近，候得老头出门，便悄悄尾随，一直跟到公园。冀朝生未显异常，照常跟他那些弟子一起活动。当然弟子中少了邹继中。但这也还算正常，因为宋大彬监视一周时，每天清点人数，也有时多有时少，晨练嘛，又不是上班，缺席、迟到、早退都是可以的。晨练时，未见冀朝生跟弟子有什么异常接触。情况，出现在晨练结束后冀朝生回家的途中。
从公园到冀朝生的家，大约需要步行十分钟。冀朝生跟他那班弟子在公园门口分别后，独自往回走。走到一半拐弯处时，忽然从树下闪出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来，拦住了冀朝生。冀朝生见之一愣，然后就微笑着跟他打招呼。两人随后便进了马路对面的一家面馆吃早餐。宋、汪两人在外面商议后，认为那个男子可疑，决定一会儿等到他们出来后兵分两路跟踪。
宋大彬负责跟踪那个冒出来的男子，后来知道此人姓丁，名叫邦礼。丁邦礼吃过早餐后，出门朝另一方向而去。宋大彬尾随其后，一路跟踪了二十多分钟，一直到其家。可怜他从早上5点半一直折腾到8点多，还没进过一口水，真是饥渴交加。也幸亏饥渴，才有了接下来的收获。宋大彬记下了丁邦礼的住址后，因为饥肠辘辘，见前面有一家小吃店，就进去买了两个包子，还要了一碗豆浆。豆浆刚端上桌，忽见丁邦礼从家里出来了，宋大彬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主儿要去哪里，甚至也没有考虑过继续跟踪是否有价值，但他还是决定跟上去。于是豆浆也不吃了，抓了两个包子边吃边盯着丁邦礼。
这回，丁邦礼又走了二十来分钟，去的方向是往冀朝生家那里的。宋大彬初时还以为他要去冀朝生家，但后来发现不对，于是跟踪到了大义巷，进了巷口第二家的一户看上去像是劳动人民住户的门，待了五六分钟就出门了，女主人很客气地把他送到马路上。
这也是总府街派出所的管段，宋大彬随即便去了派出所，一了解，暗吃一惊：丁邦礼去的那户人家，就是已被拘留的那个不肯交代的扒手邹继中的家。
这就值得怀疑了！宋大彬立马去派出所给老杨打电话，老杨说先请派出所出面去向邹继中的家人了解一下丁邦礼上他家拜访是为啥。
这是市局布置下来的事儿，派出所很是重视，指派了两位精干警员前往。也不知这二位去了以后是怎么做工作的，反正邹继中的家人很快就把丁邦礼的登门来意和盘托出了：来人自称是邹继中的结拜兄长，知道邹继中出了点事，不知家里是否有生活困难，就送来100万元(旧币，相当于新币100元)钞票，另外又拿出20万元来让买些日用品送看守所去给邹继中。丁邦礼特地关照：要买一管“前进牌”牙膏，用针在牙膏管的尾部的生产厂家前三个字上戳三个小孔，说邹继中看到后就知道家里一切都好。临走，再三强调：牙膏一定要买“前进”！
老杨于是决定，是该下手的时候了，于是决定立刻拘捕丁邦礼和冀朝生，同时对邹继中加大审讯力度，必要时可以请其家人出面做其工作督促老实交代。
三管齐下产生了效果。到当天午夜，终于用丁邦礼、邹继中交代的内容加上承办员的睿智攻破了冀朝生的最后一道防线，拨开了罩在这个独臂老翁身上的迷雾——
原来，冀朝生是一个早在民国初年就已被江湖老贼“神偷五爷”看中后收为入室弟子的人，扒窃手段高超。他所谓的以“做保镖挣钱养家”，其实就是靠扒窃的赃款支撑全家的开支。后来，冀朝生违背师规，受到了断臂惩罚，于是就退出了江湖，靠着“神偷五爷”按照规矩让人按月送来的生活费用和以前的积蓄过日子。抗战胜利后次年，“神偷五爷”去世，没人再送钱来，积蓄也花得差不多了，冀朝生就前往成都投奔女儿。解放前夕女儿女婿逃台后，冀朝生断了经济来源，日子过得很是艰难。捱到今年春天，他终于忍不住决定出山弄些钱钞了。
冀朝生的做法很简单，他在成都市面上转悠了数日，凭着他那顶尖级的扒手经验考察了当地的扒窃作案情况，很快就物色到了能够利用的目标。于是，他就开始“反扒”，自然一抓一个准，别看年龄大了，但老而弥坚武功还在，那些被抓的扒手只有俯首称臣乖乖听命的份。那就好了，冀朝生告诉他们，今后只要按时向他进贡，就可确保无事，这一套是江湖规矩，在北京有个说法，叫做“吃佛”。
成都的扒手于是就认冀朝生为老大，按时进贡，还派了离冀朝生住得最近的邹继中以跟老爷子学武术为名每天向他汇报作案动态。当然，冀朝生也不白拿他们的钱钞，有时也会通过邹继中向扒手们给予一些技术性指点。扒手靠着冀朝生这些随意似的指点，扒窃水平和反“反扒”能力竟然就不知不觉提高了不少。
警方认定，这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扒窃犯罪的团伙，于是根据邹继中、丁邦礼的交代，次日立刻行动，全城抓捕了24名扒手，另有9名扒手闻讯脱逃，后来也一一落网。
1955年3月，这个犯罪团伙受到了法律的惩处，冀朝生作为团伙首犯被判了有期徒刑八年，其余扒手部分分别被处五年以下徒刑，部分教育后释放。冀朝生八年官司未曾吃完，在1960年2月病亡于劳改农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