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科行动记 权谋中的密友 (七)
命运多舛,戴笠在上海打流,戴笠的母亲蓝月喜有一位同胞妹妹,嫁到江山县三卿口村王家。这位姨妈生有一女,比戴笠小一岁,名叫王秋莲,童年时因拜年见过几面,母亲也常提及有人为表兄妹提亲,但因姨父听说戴笠秉性而不同意。她后来嫁了一个丈夫,据说就在上海一个印书馆任职员,这就是上文提到的张冠夫。
张冠夫虽是“表妹夫”,但比戴笠还大几岁,江山县保安人,早年毕业于杭州商业专科学校,在印书馆谋得一个校对工作,收入不是很高,夫妻俩只租了一间八平方米的亭子间,安了一张床后,就没有多少地方了。
张冠夫为人厚道、随和,很重亲情,王秋莲对于自己的表哥,开始也有几分感情,戴笠自是满心欢喜,暂时在表妹家有了住处。
但是他总是一早出门,夜晚才归。戴笠有了栖身处,胆子也大了,底气也有了,又开始在上海浦东游乐场、大赌场游荡,因此结识了一些社会闲散人员,开始做一些不要本钱的生意。
由于他讲义气,又不时地往自己脸上贴金,合适的时候大吹大擂一番,又有乐善好施、打抱不平的秉性,逐渐在圈子里小有名气,得到一些江湖人士的认可。
时间一长,这些人中有人提议戴笠应去结识一个人,此人姓杜,名月笙。杜月笙幼年父母双亡,家境十分贫穷,从小好赌博,十多岁时出来打流,坑蒙拐骗,专做无本生意。杜月笙一向以善出主意而出名,很受这些帮会人员们的尊重。戴笠也听闻杜月笙有如些能耐,便动了结识他的念头。
此时的杜月笙,虽然是在黄金荣手下做事,但骨子里却有要在上海滩开创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的想法。
因此,广结善缘,对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多有交往。戴笠此时虽不名一文,但杜月笙也听坊间道上一些人经常说戴笠讲义气,有魄力。杜月笙也有意交这个朋友。
杜戴两人本来经历相近,人生家庭境遇又多有不幸,因此第一次见面,就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于是两人焚了香,对天立誓,今后相互提携,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两人换了帖子,杜月笙比戴笠大八岁,戴笠就称杜月笙“三哥”,然后一起去街上吃酒。
酒足饭饱之时,杜月笙善于待人接物,他想戴笠平时虽出入些风花雪月场所,但也只是占点小便宜,手头紧,很难大肆疯狂。
现在既然称兄道弟,就要让他过够瘾,以彰显朋友的情义。于是安排妓院老板多找几个年轻漂亮的花魁供戴、杜一块享用。
自此,杜月笙便经常关照戴笠到这些地方来快活一番。
戴对杜三哥感激万分,心里也在想,如有朝一日得以发迹,对杜三哥一定加倍报答。
杜月笙对戴笠说:“我有个朋友叫虞洽卿,在金园路开了一家规模很大的证券物品交易所。凡是去买股票、证券的股东,大都是有钱有势的人。你如有空,不妨去那里走动走动,多结识几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说不定将来会对你的前途有帮助。”
戴笠抱着趋炎附势的念头改天便径直去了金园路,来到了交易大厅。他在杜月笙的事先安排下,规规矩矩在股东休息室为这里的“贵人”服务,以寻找结识的契机。
一位在贵宾室搓麻将的先生见戴笠聪明干练,主动与他搭话,这个说话的先生也姓戴,名季陶,江山县吴兴人(此人便是前文提到的蒋纬国的生父)。
当他得知戴笠不仅是同乡,还是本家时,欢喜不已。戴季陶指着旁边高个子对戴春风道:“这位姓蒋,名中正,浙江奉化人,也是同乡,他可是位了不起的人物呢!”
坐在戴季陶旁边的高个子向戴笠一笑,表示答礼。以后,戴笠天天来此侍奉这些人等,这也是戴笠与蒋介石结识的开始。
戴笠与杜月笙天天厮混的消息不久便传到王秋莲耳朵里,她再也忍耐不住,对丈夫张冠夫道:“我表哥不务正业,成天和杜月笙在一起,还焚香结拜兄弟,如果让他长期这样下去,会越变越坏。”
杜月笙
张冠夫把这事看得很淡。王秋莲见丈夫不愿站在她一边,便当面找戴笠劝说。
戴笠表面应承,实际一只耳朵进,另一只耳朵出,背地里仍然我行我素。
王秋莲无奈,只好来硬的。一次,趁戴笠深夜晚归,便闭门不开,任凭戴笠在门外低三下四说好话,也无济于事。
戴笠只得站在门外,任夜风吹拂,伤心至极。最终,妹夫张冠夫不顾妻子的反对,给他开了门。
戴笠事后也觉得在上海滩上,整天和流氓、妓女、赌棍打交道,毕竟不是长久的事情,自己难成气候,再加上表妹的横加指责,便有些心灰意冷,于是决定回老家江山去。
戴笠日后发迹,始终没有忘张冠夫的恩情,将其安排在军统局管外汇、管金库的岗位上,并提升他为陆军少将。然而对自己的表妹王秋莲则视为仇人。
上海打流期间,戴笠曾闯过几次杭州。在那里结识了胡宗南。
在外打流了数年的戴笠再回到家乡,漂泊的经历让他变得成熟起来,特别是上海那样一个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之地的经历,以及跟随三哥“打天下”的日子,磨去了他身上的浮躁和冲动,增添了几分沉稳。
不久,他被推荐到仙霞乡政府任学务委员,做一些社会事务。他虽对此不满足,却也只得先接了下来,三心二意地做着工作,平日则继续读些史书消遣。
戴笠准备过平静安稳公务职员的生活,时局却越发动荡起来,军阀之间派系争斗愈演愈烈。
上海自然成了众人眼中的风水宝地,盘踞江浙两省的直系军阀齐燮元和皖系军阀卢永祥更是千方百计想要将上海攫为己有。然而二人势力旗鼓相当,齐燮元的亲信徐国梁是淞沪警察厅厅长,卢永祥的妹夫何丰林担任淞沪护军署护军使一职,一时间谁也没能得逞,就这样僵持下来。
一日,戴笠正坐在竹椅上懒懒地喝茶,突然外面有人喊:“有你的信!”他心中觉得奇怪:谁会写信给自己呢?他抽出信一看,顿时喜出望外:“哈哈,真乃天助我也!”说罢拔腿就往家跑。
这是谁的信呢,戴笠的好运开始了吗?
中央特科行动记 权谋中的密友 (八)
一日,戴笠正坐在竹椅上懒懒地喝茶,突然外面有人喊:“有你的信!”他心中觉得奇怪:谁会写信给自己呢?他抽出信一看,顿时喜出望外:“哈哈,真乃天助我也!”说罢拔腿就往家跑。
原来写信的是他在上海的故友胡抱一,想请他到上海做王亚樵的左膀右臂。
早在上海打流时,戴春风便听到杜月笙和黄金荣的一次偶尔谈话。黄金荣说:“在上海,其他帮会没必要理睬,唯有王亚樵的人来,万不可小视,你一定得好好招待,免费让他们吃喝游玩,并且挑最漂亮的女人供他们快活。”
当时,戴春风好生奇怪,王亚樵是什么人,怎么连黄金荣都如此怕他?
王亚樵,字九光,安徽合肥人,早年攻读经史,辛亥革命时积极响应孙中山,在合肥组织军政府,宣布独立,公开反对清王朝。
在南京参加了社会党,任安徽支部负责人。社会党安徽支部被安徽督办倪嗣冲宣布为“乱党”,遭到镇压,王亚樵逃亡上海,加入无政府主义小组,树起打倒社会上一切强权的旗帜。
王亚樵在上海用五十把利斧强行接管安徽旅沪同乡会会馆(李鸿章的遗产),专门从事接待旅沪的皖籍穷人,并积极在皖籍上海工人中开展帮派活动,由此而形成安徽帮,在上海滩上声名鹊起,威慑力极大。
在安徽帮的基础上,王亚樵组织了一支敢死队,凡有打架斗殴之事,这帮人往往一轰而上,抡起利斧,横劈竖砍,凶猛异常,令人闻风丧胆。
由此,上海“斧头帮”名声鹊起,王亚樵也成为上海滩上的名人,手下门徒激增至数千人,他所控制的“上海劳工总会”会员有十万之众。
王亚樵在上海滩得势的时候,戴笠还在过着打流的漂泊生活。杜月笙曾建议让他参加斧头帮,一来是让他有个根基依靠,二来也可以借此打通自己与斧头帮的关系。
戴笠对斧头帮已有所了解,王亚樵的地位固然是自己所追求的理想,但是想到整天和一些无业游民在一起为了鸡毛蒜皮的利益打打杀杀,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戴笠就没有参加。
但是,现在戴笠又听到自己的江山同乡胡抱一在王亚樵手下做事,颇受信任,又受他的举荐,便又来投奔王亚樵。
王亚樵见戴笠面色微黑,双眼炯炯,一看就是个经过风浪的人,又通文墨,比那些草莽之徒多了份稳重和谦逊,心中暗暗有了好感。
戴笠早把王亚樵的背景摸得一清二楚,知道他痛恨北洋军阀政府,性情刚烈,侠肝义胆,不拘小节,于是按照这个套路,戴笠挺胸昂首说道:“当今曹、吴当道,奸臣横行,战乱不已,民不聊生,不才唯有跟随先生,执一利斧,铲除豪强,效命疆场而已。”
王亚樵听后十分高兴,当即收他在身边做些抄写的事务。戴笠自然千恩万谢地应了这差事,过上了悠闲自在的生活。
日子久了,戴笠渐渐知道斧头帮是属于洪帮的帮会组织,心中有了悔意,加之看不惯帮会不讲策略,只凭拳头的行事作风,于是便又萌生了退出的念头。
一天,戴笠在上海外滩的码头旁无所事事,偶然看到一篇题名为《蒋介石其犹龙乎》的时事评论。
由于他与蒋介石有过几面之缘,便认真读了起来。原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在南方的广东顿时失去中心,矛盾重重的广东国民政府内的各派政治力量开始了重新组合。
蒋介石因为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手中有枪,因此被很多人看好,而蒋介石也借此机会,大力扩充自己的势力,排挤胡汉民、汪精卫等。势力逐渐壮大,所以文章最后评论说,蒋介石最有可能继孙中山之后主政。
想不到如今蒋介石这么发达,竟然成了政坛上一颗璀璨的新星。
回头想到自己已经而立之时,还一事无成,自己平生的“抱负”无法施展,“英雄无用武之地”。
戴笠看过报纸后,心里一阵振奋,遂产生了投奔蒋介石的想法。
王亚樵得知他的想法后,不但没有发怒,反而很开明地说:“春风啊,你是个有前途的人,以后要干大事的,我这小泥潭虽然日子过得去,毕竟不是你的长久之地。你就去吧,若是日后有什么难处尽管来找我,我绝不会撒手不管的。”
王亚樵的慷慨和大度让戴笠颇受感动,他深深鞠了个躬:“先生的知遇之恩,春风没齿难忘,日后若有机会,定当加倍报答!”,两人此后分道扬镳。
戴笠转念一想,不知蒋先生是否还记得他这么一个小人物?如果贸然前去投靠,会不会被拒绝呢?显然,仅凭这一面之缘还不能稳操胜券,况且目前形势还不明朗,谁坐这把交椅还有待观察。
戴笠在家密切地关注着时事的变化。
有一天,忽然,戴笠在街上听见身后有人喊:“哎呀!这不是春风兄吗?”戴笠转过身,就看见店门口站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青年。
此人身着长衫,手提藤条箱,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他那双不大不小,眼角微微向上翘着的双眸和那见棱见角的四方形厚嘴唇,戴笠是那么熟悉,却又一时想不起来对方的姓名。
“春风兄,我是毛人凤!你认不出我啦?”来人正是戴春风高小时的同学毛人凤。
“人凤兄!十多年没见啦,你变化可真大。过去你是又瘦又小,现在竟这么高大啦!”
戴笠惊喜地跑过去,紧握着毛人凤的双手,一个劲地打量,并连珠炮似地发问道:“人凤兄,你这是从哪里来?这些年都干什么?还在边嘉湖小学教书吗?……”
毛人凤知道戴笠是个急性子,索性等他问完,才微微一笑说:“说来话长啦,还是让我放下行李,喝口水,慢慢谈,如何?我这是才从船上下来啊……”“对!对!伙计,我就跟毛先生住一个客房吧。你帮我去买几档好菜,把好酒也快快端来!”戴笠从衣兜里掏出两张钞票塞给伙计,又接过毛人凤手上的提箱,就往楼上请。进了客房,戴笠忙不迭地为毛人凤沏茶,端洗脸水。
毛人凤边洗脸边告诉他说,他头年去广东投考了黄埔军校的潮州分校。可是入学不久,他就得了场大病,只好中途退学。病好之后,本准备重新报考军校,不料又遇上老父病故,他此行便是回乡奔丧……戴笠一听他是从广东来,就忍不住打断他的话,问道:“原来你老兄是从广东来的?快说说,那边到底怎么样?”
毛人凤正要说话,房门被推开了,伙计用托盘端着四小盘菜和两壶酒走了进来,戴笠和毛人凤忙抬过靠窗边的长条桌,帮伙计把饭菜摆好。
席间谈及将来,毛人凤说自己刚从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毕业的事,戴笠便说:“人凤兄你可以啊!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不像我,一辈子就这样碌碌无为。”
“别这么说,你的才气远在我之上,日后定是前程似锦,眼下不过是未逢其主罢了。看如今局势,‘革命朝气在黄埔’,兄弟你何不前往广东一试身手?”
对戴笠来说,毛人凤算得上一个贵人。要不是毛人凤,戴笠未必能想起来去投考黄埔军校。
戴笠南下,毛人凤还给了他金钱上的大力资助。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日后戴笠发迹了才没有忘了这位老乡,对其感恩、宠信有加。
戴笠听得入神,连酒菜也顾不得吃。室内光线越来越暗,他却浑然不觉,直到毛人凤提醒,他才点着油灯,边喝酒边继续问这问那。
毛人凤以往是不太爱说话的人,这天他或许是多喝了两杯酒,或许是老同学相见格外高兴,突然变得能说会道起来。
戴笠近来一直在盘算着投考黄埔之事,所以格外关心报纸上的有关消息,现在经毛人凤一讲,心中主意已定。
戴笠辞别毛人凤,又在县城的熟人及朋友处筹集了八十块大洋,便匆匆赶回保安村。
路费有了,但母亲和妻子那里尚无把握,尤其是母亲那一关。戴母曾认真地告诫他说,她已日渐年迈,再也不许他出远门了,更不许他再去当兵。
戴笠对母亲还是极为孝顺的,他怕母亲蓝氏劝阻,不敢据实相告,便将此事先与自己的好友柴鹿鸣商议。
柴鹿鸣原名柴万喜,中等身材,粗识文字,系江山县清湖乡路村人。民国初年,任江山县政府保卫团的什长,管辖十多名团丁,驻扎在保安村,与戴氏一族很熟识。
柴鹿鸣为人忠厚老实,且颇有侠义心肠。戴笠贫困潦倒、饥寒交迫之时,柴经常接济一些衣食之物,说一些安慰鼓励的言语,这使戴笠十分感激。
平时,戴春风胸中有什么难以排解的积闷,也常找柴鹿鸣倾诉。这次,他又找到柴鹿鸣,感叹地说,柴兄,孔夫子说:“三十而立”,我可是一直无所作为,漂荡江湖,一事无成。现在我决心到广东去投考黄埔军校,谋一晋身之阶,唯母亲必定死活不让我出门,我也不想使母亲过分伤心,如此下去,我难道就此老死乡里,一文不名吗?
柴鹿鸣见戴春风这次决心很大,对前程也深信不疑,受其感染,也决定助其一臂之力。便想了想说,此事你果真有决心,我有一计,你愿意听吗?
中央特科行动记 权谋中的密友(九)
柴鹿鸣为人忠厚老实,且颇有侠义心肠。戴笠贫困潦倒、饥寒交迫之时,柴经常接济一些衣食之物,说一些安慰鼓励的言语,这使戴笠十分感激。
平时,戴春风胸中有什么难以排解的积闷,也常找柴鹿鸣倾诉。这次,他又找到柴鹿鸣,感叹地说,柴兄,孔夫子说:“三十而立”,我可是一直无所作为,漂荡江湖,一事无成。
现在我决心到广东去投考黄埔军校,谋一晋身之阶,唯母亲必定死活不让我出门,我也不想使母亲过分伤心,如此下去,我难道就此老死乡里,一文不名吗?
柴鹿鸣见戴春风这次决心很大,对前程也深信不疑,受其感染,也决定助其一臂之力。便想了想说,此事你果真有决心,我有一计,你只要先做通你太太毛氏的工作,得到她的同意,暗中预做准备。
你就在半夜空手离家,由我到村口给你送行李,先瞒过你母亲。事后再由我和毛氏向老太太禀明缘由,我想老太太深明大义,终会想通,你看如何?戴春风一听大喜,说:“瞒天过海,乃三十六计之首,不想老兄亦用得如此之妙。去黄埔的事,我决心已下定,就麻烦你给我送行李了。”
戴春风回到家里,向妻子毛氏说明决心赴广东黄埔投考一事,毛氏感其奋发图新之心,不但支持,而且拿出了自己的一支金簪,赠给戴春风权充路费。
当日深夜,柴鹿鸣拿着行李在保安村水口接应,戴春风告别毛氏,来与柴鹿鸣会齐。临别时,柴鹿鸣勉励叮嘱,挥手告别。
一路上,戴笠时而乘车,时而坐船,无车无船就靠两条腿走,日夜兼程,足足走了二十多天,才来到他心目中的圣地广州。
戴笠由于多年坎坷经历及在军阀统治区长期受到压抑,来到广州,心情顿时变得格外舒畅起来。他找了家干净宽敞的旅馆住下,然后穿戴整齐,就按毛人凤告诉他的地址去找他介绍的熟人周念行。
遗憾的是,周念行带领即将毕业的黄埔生,到野外演习训练,做北伐的准备去了,这不能不使戴笠有些扫兴。
更让他意外是,黄埔第五期的招生考试刚刚结束,而第六期的招考时间尚未确定,这不能不使戴笠忧心忡忡。他担心等候时间太长,旅费花光了怎么办?
即便坚持到考试,万一考不上,又该怎么办?但是,戴笠决心已定,无论等多久,遇到什么困难,也决不退缩,一定要考上黄埔军校。主意一定,他立即前往宏兴客栈,这是一家专供穷学生居住的便宜客栈,每日只交三四毫钱即可付清食宿费。
进入黄埔,是戴笠一生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没有黄埔生的经历,也就没有后来烜赫于世的戴笠。
戴笠后来回忆进入黄埔这一件事时说:“要说我倒霉吗?也不算倒霉。要说我不倒霉吗?论黄埔资历总不如人而倒霉了。”这些话听起来颇有无头无尾之感。其实说穿了,说倒霉,是指到黄埔太晚,没有成为军校前几期的老大哥,资历不如人罢了;说不倒霉,是指假如没有选择入黄埔这一条道路,那就什么也谈不上了。
虽然是一趟末班车,但幸运的是有这趟末班车,才有以后的一切荣华富贵。戴笠第一次考试落榜,第二次才成功考中,成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
戴笠考入黄埔军校后,被编入入伍生部第一团第十七连。入连半个多月时间,从官到兵他都已经熟悉。他不吸烟,却随身带着火柴、纸烟之类;他能喝酒,也因此常请人,兰花豆、花生米、西瓜子等随身带。
在校晚上自修期间,他常常溜出校门,买花生米、老酒之类,请一些与自己谈得投机的同学在宿舍里一边喝酒,一边胡聊。
戴笠尤其对官长能察言观色,通过其一言一行,分析其性格、心理活动、生活嗜好以至政治倾向,然后投其所好。
无论师生,凡与他接近的,都能有点好处。戴笠结交师生,皆能因人而异,北方人爱喝烈酒,广东人爱抽强盗牌香烟,他就针对各人特点结交,颇得众人好感。
但是,他对每个学生的谈话都铭记在心,对每个学员的活动都注意认真进行观察。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愈演愈烈,黄埔学生中亦是壁垒分明。
戴笠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是从个人感情出发,本能地站到了蒋介石一边,尤其听说戴季陶是蒋介石坚定的支持者,对这两人的好感,以及出于同乡的观念,完全左右了他的政治立场。
蒋介石为控制广东局面,控制他借以起家的大本营,特派胡靖安与陈超返回军校,调查情况,联络忠实于蒋的军校学生,为清党做准备。
胡靖安、陈超到来后,由于不知其根底,戴笠一如既往地保持沉默,公开场合绝不发表个人看法。胡靖安找他谈话,开始时他只是恭恭敬敬地听这位学长发表见解,或者提出一些较为敏感的问题,寻求答案。
当胡靖安谈到“校长派我们回来……”时,戴笠蓦然感觉,他离校长其实并不遥远,从上海交易所偶然邂逅之日起,冥冥中似乎早有定数。
这一切都使戴笠感到政治斗争的严峻与严酷即将到来,他选边站在了蒋介石的一边。
戴笠自进入军校后,总结屡次碰壁的教训,一改过去的张扬与外露,开始韬光养晦,不露锋芒。
他平日里沉默寡言,处处谦让,给人留下了朴讷敦厚的印象,甚至有人觉得他像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
实际暗地里,他却在密切注视着校园内的一切动静,入校伊始,他便嗅到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在表面红火的训练背后波涛暗涌。
胡靖安看上去不过二十四五岁,却已是第二期的学长,成为校长身边的人,令戴笠这位年届三十真正的老大哥自愧不如,崇拜得五体投地。
戴笠开始敞开心扉,在胡靖安面前畅所欲言,将了解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胡靖安,然后按照胡的吩咐,留心搜集连队党员的情报,随时上报。
连队“清党”,二十几人的名单,就是戴笠提供给胡靖安的。之后,戴笠结束蛰伏状态,开始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公开发表旗帜鲜明的政治言论。
这时主要领导已在“清党”后调整,改由拥蒋的国民党人士担任,黄埔一期毕业、赴苏留学归来的邓文仪为政治部主任,胡靖安任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各级党部也重新改组,戴笠当选骑兵营党部执行委员。
不久,骑兵营奉命开往苏州驻防。一路北上中,戴笠已然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他是有理由对前途充满希望的,营党部执行委员虽不是什么重要官职,但他毕竟迈出了第一步;他本人又极受营长沈振亚赏识与器重;他作为营党部执行委员,又与蒋有着上海的渊源,加之胡靖安已赴南京,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副官,自然也会替他美言……天时地利与人和这种种的因素凑到一起,倘若在战场上再小露身手,那结果岂不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戴笠沉浸在美好的遐想中,不料就在这时,营长沈振亚告诉大家一个意外的消息:“校长下野了。”
当时在戴笠听来却犹如五雷轰顶!“为什么会这样?”
中央特科行动记 权谋中的密友 (十)
当戴笠正沉浸在美好的遐想中时,不料就在这时,营长沈振亚通报大家一个意外的消息:“校长下野了。”
在戴笠听来却犹如五雷轰顶!“为什么会这样?”
原来蒋介石在政治上遇到了危机,反共清共之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府,与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政府相对峙,形成宁汉对立的局面。
紧接着,汪精卫也开始反共清共,并主动提出宁汉合作,但蒋介石认为汪精卫是在与他争夺国民领袖地位,拒绝合作,引起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力量的纷争,斗争中蒋氏暂时处于被动地位。
而在南京政府内部,蒋氏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矛盾爆发。桂系在平定广西和北伐等战役中屡建战功,又帮助蒋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了南京政府,自认出力颇大,不肯对蒋称臣。
蒋看到桂系日渐坐大,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密令第一军何应钦执行剿灭桂系的计划。
当时蒋、桂力量已不相上下,双方均无必胜把握,加之何应钦与白崇禧私交颇好,不愿执行此项计划,蒋何关系也日趋恶化。李宗仁、白崇禧得知蒋的计划后,遂加紧联合各方的反蒋势力,准备寻机对蒋发难。
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形势,蒋的下野不过是虚晃一枪,蒋介石反思之后,决定加强情报工作,随时掌握桂系及各方反蒋势力的动向以及嫡系部队各级将官的忠诚情况。
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成立密查组,派侍从副官胡靖安为组长,经胡推荐,戴笠、许忠五、成希超、东方白等为该组成员。
该组任务主要是调查异己分子的活动,以加强蒋氏对嫡系第一军及杂牌部队的控制。表面上以调查各级部队的军容风纪情况做掩护,这是蒋介石成立最早的一个准特务组织。
戴笠在密查组里很快显示出其搜集情报的特殊才能,从密查组成员中脱颖而出。他的情报不但多,而且快,情报质量高。
戴笠搜集得最多的还是各方面的反蒋言论和黄埔失业同学的牢骚。
有时得到一些较有价值的情报资料,经过胡靖安一转一递,往往又成了胡靖安的功绩。戴笠此时人微言轻,当然不敢去跟胡靖安争功。
相反,他为了感激和报答胡靖安,取得胡的信任,还经常跑到胡家,给胡做一些杂事,以取悦于胡。
后来戴笠回忆说,这是他一生最窝火的时期。窝火归窝火,但是戴笠表面,似乎毫无怨言,他已经学会在逆境中忍辱,并积极学习每一项技能,为的就是等待时机,将来有朝一日飞黄腾达。
戴笠当时以密查组成员的身份难以直接见蒋,但他又不甘心经胡靖安之手转递,把自己辛辛苦苦搜集到的较为重要的情报材料,为他人作嫁衣裳。
于是,每逢搜集到较为重要的情报材料,戴笠总是千方百计直接交到蒋的手中,以期引起蒋的注意。
为此,他常常守候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或中央军校官邸门口,当蒋的汽车到达时,戴先远远立正,敬一个军礼,然后快步上前,双手把材料递过去。蒋开始对戴的情报不甚重视,往往粗略地看过一遍,就丢到一旁。
因为蒋深知下属的心理,他认为戴笠这种人不经过常规传递手续,越级上送,无非是沽名钓誉之徒,企图一步登天罢了。
虽然有这种认识,但蒋每次坐车看到戴笠站在路边等候,还是吩咐停车,命令警卫人员接过戴笠的情报。戴笠也不问情报送上去有没有引起重视,每当搜集到稍有一点价值的情报,就用拦车的老办法送上去。
久而久之,蒋介石觉得戴笠这种精神着实可嘉,并且他发现戴的情报大都出于第一手资料,比较真实,也就逐渐重视起来,开始注意到戴笠的情报才能。
戴笠每天蹲在蒋介石驻地外面等,找机会把情报送给蒋介石,为此,戴笠没少挨警卫的揍,这就是故事前文开头发生的情景。
在蒋介石身边的侍从人员中,戴笠巴结最卖力的要数毛庆祥。毛庆祥又名宗骧,浙江奉化溪口人,是蒋介石发妻毛福梅的同宗族人,曾赴日本、法国留学。北伐时,由其父介绍给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凡军政大员的任命、作战命令的颁发,以及蒋介石与各方联络通信,各方面递送的情报资料或情况反映等,都要经过毛庆祥之手。
戴笠深知毛庆祥的地位非同一般,于是就拼命在毛庆祥身上下功夫。只要毛庆祥有所暗示,戴笠无不尽力去办。
开始毛庆祥对戴笠的情报也懒得转呈,后来见戴笠对自己十分谦卑讨好,做事勤快,毛庆祥有所感动,加之戴的情报确有价值,也就肯代为转呈。
有时甚至打破常规程序,随接随呈。因而戴的情报放在蒋的办公桌上总是十分及时,往往要比别人快半拍或一拍。蒋看了也就格外欣赏有加,不但对戴笠送的情报仔细审阅,而且如果有一段时间看不到戴笠的情报,还要向毛庆祥查问。
戴笠听到蒋对自己送的情报极为重视,也就更加不敢掉以轻心,努力脚踏实地去做。
机会往往留给有准备的人,蒋介石在南昌指挥“剿共”,委员长行营也搬到南昌。
一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军委会的航空署发生了火灾,连带军委会等很多地方,都受到了火灾的影响。航空署是当初蒋介石准备发展空军、对抗日本的,这个航空署很多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此次火灾使蒋介石的很多空军秘密部署受到打击。
蒋介石立刻感觉到火灾可能是日本特务所为。再说,在自己身边发生火灾,也令他非常不爽。为此,蒋介石立刻下令,让侍从室调查课长小邓,赶紧调查火灾原因。
原来的侍从室调查课的课长叫邓文仪,也就相当于纪律纠察之类的部门,权力非常之大。
侍从室的那些骄横不可一世的警卫们,平时见到邓课长,都要小心翼翼,唯恐被他抓住啥把柄。能够在侍从室监查各部门,这个邓自然也非常受到蒋介石的信赖,受到信赖的人一般是不会被蒋撤职的,除非有事。
而航空署发生了火灾,就是邓的政治灾难,也成了戴笠的机会。
邓文仪办事效率很高,调查结果很快报了上来,火灾系“意外失火”。
其他地方都不发生火灾,单单就自己搞的秘密航空署发生火灾。蒋介石不相信,命令邓继续查,结果再次报上来:确实是意外失火。
蒋介石还是不信,认为邓可能在糊弄。忽然想起戴笠,觉得特务处办事很认真,就让戴笠去查。如今接到领袖直接下达的垂直任务,戴笠是格外卖力,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查出航空署火灾案的真正原因。
原来这其中更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大事件!
中央特科行动记 权谋中的密友(十一)
军委会的航空署发生了火灾,连带军委会等很多地方,都受到了火灾的影响。
航空署是当初蒋介石准备发展空军、对抗日本人的,这个航空署很多行动都是秘密进行,此次火灾使蒋介石的很多空军秘密部署受到打击。
蒋介石立刻感觉到火灾可能是日本特务所为。再说,在自己身边发生火灾,也令他非常不爽。为此,蒋介石立刻下令,让侍从室调查课长邓文仪赶紧调查火灾原因。
邓文仪办事效率很高,调查结果很快报了上来,火灾系“意外失火”。
“南昌行营”飞机场停存军用及教练飞机共五架,突然一夜间被烧。其他地方都不发生火灾,单单就自己搞的秘密航空署发生火灾。确实有些蹊跷,调查虽然有了结果 ,但蒋还是不信,命令邓文仪再去查,结果再次报上来:确实是意外失火。
机场维护是很严密的事情,单纯意外说不通,加之侍从室的杨永泰、熊式辉等人认为邓文仪是有意袒护,案情并没有查到水落石出,邓文仪有接受贿赂的嫌疑,手下幕僚的意见,让蒋介石认为邓可能在糊弄。
忽然想起戴笠,觉得特务处办事很认真,就让戴笠去查。如今得到领袖直接下达的任务,戴笠是格外卖力,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查出航空署火灾案的真正原因。
原来这其中更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大事件!
这乃是一场重大纵火案,主犯正是航空署长徐培根。徐盗用公款去交易所套购黄金,亏空无法弥补,此时不销毁经费的收支账目,贪污行为必定暴露,遂指使卫兵,在几处营房泼上汽油纵火,放火烧毁库房以销毁账目。不料天气炎热,大火失控,致使飞机被烧。
徐拿出十万美元送给邓文仪,要其代他弥补过关,同时威胁邓,若不收下这些钱,就开枪同归于尽。
邓文仪收下钱,即以“飞机场因汽油太多,储藏不密,天热蒸发,故而起火”为由上报。
徐培根隶属于陈果夫CC系人马。一方面邓确实爱钱,另一方面CC系的势力太大,邓文仪也不敢得罪。
无奈之余,邓文仪只好告诉蒋介石这是一起意外失火,这样说法就替徐开脱了责任。
然而,戴笠把真实的情况报告上来后,蒋介石极为震怒,将邓文仪一切公开职务撤销,一开始蒋介石要枪毙徐培根,但陈果夫兄弟上来说情,毕竟是长期紧跟自己的浙江同乡,后来改软禁,风头过后又把他放出来,先后担任兵工署机械司司长、军官训练团总教官、剿总参谋长等职务,晋升中将、二级上将,这个重大纵火案的罪魁在军界反而一路升迁。
看到戴笠办事如此尽心,蒋介石宣布让其接管邓文仪的工作,任命戴笠为课长。就这样,戴笠终于进入了梦寐以求的侍从室,开始做小小的课长。
殷夫被国民党残酷杀害的“左联”五烈士之一,也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他的亲哥哥便是这个纵火的徐培根。
《别了,哥哥,再见在火线中吧——致徐培根的公开信》,便是殷夫所写。信洋洋洒洒三千余言,以凝重又略带讽刺的笔触表现了严肃悲怆的内容,蕴涵十分丰富。
兄弟二人,却选择了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一个毅然决然“背叛”家庭,走上革命道路,立志为党的事业而献身;一个却心安理得地依附国民党反动当局,甘心替蒋介石的腐朽政权卖命。
蒋介石侍从室的成立,是杨永泰提议下成立。没有想到,这个提倡建立侍从室的,后来却痛恨起了侍从室。
杨永泰确实厉害,在刚刚来到蒋介石身边时,杨给蒋介石提了很多建议,蒋介石因此而大大受益,杨也因此受到蒋介石的宠信。
杨的突然受宠,自然引起了别人的妒嫉。这件事其实也就和戴笠破获的航空署火灾案联系起来。
火灾发生后,侍从室邓文仪的调查结果,蒋介石虽然不信,也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正是杨永泰请示蒋介石后,再加上戴笠的特务组织触角甚多,案件也就很快水落石出。
在国民党内,杨永泰以政学系首脑著称。当时,人们将张群、黄郛、杨永泰、吴铁城、熊式辉、王世杰、吴鼎昌、张嘉璈、翁文灏等人称为新政学系。
与国民党的CC系、黄埔系等不同,这些人并没有一定的组织,也没有政纲,只是松散的联盟。他们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且大多学有所长,精于政务,才华出众,足智多谋,深为蒋介石器重。
作为蒋介石最宠信的幕僚,杨永泰有着很大的权力。所有国民党重要军政文电,都须经杨永泰先行过目,然后才能呈蒋;许多军政要人来见蒋介石,也须经杨永泰安排。
杨永泰这种权倾一时的地位,自然引起国民党内其他派系和权贵的嫉恨,尤其是陈果夫和陈立夫为首的政治集团。
虽然机场纵火案,杨是立了大功,但他也得罪了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本来就对杨心怀妒忌的CC系,此刻受到杨永泰的攻击,自然恼羞成怒。
陈立夫、陈果夫等人谈起政学系的杨永泰也夹枪带棒:“蒋委员长怎么看上这位首鼠两端的杨永泰。杨永泰有何能力,还不就是会投机吗?”
但此时的杨永泰“圣眷”正隆,没有合适的“炮弹”,CC系暂时拿这个杨永泰也没有办法。
“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格局,随着国民党内反蒋势力的荡平,蒋介石越来越无法容忍二陈把持党务的现状,力谋削弱CC系的权力。
于是,杨永泰向蒋介石提出了集中党、政、军力量于“剿匪总部”的建议,蒋认为这是削弱CC系的好机会,便接受了杨永泰的建议,把豫、皖、鄂、赣四省国民党组织变更,省市党部设主任委员,由当地军政大员兼任。
杨永泰的这一招,把原来的省党部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一起打入了冷宫。
各县设书记长,又把原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也一起“送客”出门。不论省或县都由书记长负全责,工作报告直接上呈“剿共总部”党政处。
这样一来,湖北、河南、安徽、江西四省CC系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成为当地军政首脑的附庸。
CC派遭此打击,当时却敢怒不敢言。因为杨永泰这一辣招是以蒋介石名义去办的,并已由国民党中常会追认为合法。
陈果夫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时,民政厅厅长一职陈决定派自己的心腹余井塘担任,可没想到名单报到蒋介石手上后,杨永泰在蒋介石身边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不成了CC的王国?”
蒋本来就不满江苏省政府CC色彩太浓,听了杨的话后更加生气,决定“留中不发”。这可急坏了陈果夫。他素知蒋的习性,只要“留中不发”,一定是表明他持有不同的意见。
陈果夫赶忙电呈蒋介石:“如有更适当胜任者,请钧座直接指定。”本来这是陈果夫作的一个政治姿态,可没想到正中了杨永泰的圈套。
杨永泰立刻向蒋推荐自己的心腹辜仁发替换余井塘。蒋遂电告陈,一切照准,唯民政厅厅长改由辜仁发担任。
陈果夫收到电报,顿时傻了眼:一省中除省主席和秘书长外最重要的民政厅厅长一职,转眼落入了杨永泰手中!陈果夫大失颜面,恨得咬牙切齿,下决心要整垮杨永泰。
陈氏兄弟开始寻找能够攻击杨永泰的“炮弹”。通过对其他一些侍从室警卫的打探,很快发现了杨永泰的一个官场秘密。
杨永泰工于心计,善于察言观色,极力迎合蒋介石。每每遇到一些事情,杨永泰都要提前准备好两套方案,分别放到中山装的左右口袋里。
在和蒋介石交流时,他先试探蒋介石的口风,然后做出判断,取出自认为可能让蒋介石满意的那个方案上交汇报。
对于杨永泰的这一行为,蒋介石的警卫们称杨永泰有“左右乾坤袋”。
因为有了备选方案,杨永泰似乎总能提出让蒋介石满意的方案,蒋介石也就更加宠信喜爱杨永泰。
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陈氏兄弟管理党务,对侍从室自然有一定的影响,他们还是很快从侍从室的一些人口中得知了这个秘密。
对蒋介石的了解,陈氏兄弟并不比杨永泰差,他们深知,蒋介石是个非常专权的人,他需要下属对自己无限忠诚,绝对不允许下属在自己面前耍小聪明。
凡是对敌人不利的,都是我们喜欢的,陈氏兄弟于是把杨永泰搞两套方案讨取领袖欢心的秘密透露给了蒋介石,让蒋提防这个人。
有一次,蒋介石命警卫叫来杨永泰,突然的召见,杨永泰没有任何准备,顿时有些手忙脚乱。
因此,蒋介石开始相信,杨永泰平时确实是喜欢耍弄阴谋权术,搞“左右乾坤袋”。
接着,蒋介石再召见杨永泰,要求杨永泰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后,蒋介石又提出一些反对意见,杨永泰不知蒋介石已知内情,依然拿出他提前准备好的另一个方案。
蒋介石看到杨永泰的这一系列表现,感觉自己变成被戏耍的驴子,内心开始反感,却并没有当面揭露,只是戒备之心已经起来了。
那么,首鼠两端做法的杨永泰结局又会是怎样的呢?
中央特科行动记 权谋中的密友(十二)
凡是对敌人不利的,都是我们喜欢的,陈氏兄弟于是把杨永泰搞两套方案讨取领袖欢心的秘密透露给了蒋介石,让蒋提防这个人。
有一次,蒋介石命警卫叫来杨永泰,突然的召见,杨永泰没有任何准备,顿时有些手忙脚乱。
因此,蒋介石开始相信,杨永泰平时确实是喜欢耍弄阴谋权术,搞“左右乾坤袋”。
接着,蒋介石再召见杨永泰,要求杨永泰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后,蒋介石又提出一些反对意见,杨永泰不知蒋介石已知内情,依然拿出他提前准备好的另一个方案。
蒋介石看到杨永泰的这一系列表现,感觉自己变成被戏耍的驴子,内心非常反感,却没有当面揭露。
蒋介石的戒心一起,对杨永泰的提防顿增。一次,蒋介石对身边的警卫说:“杨永泰为人精干,雄才大略,在我幕僚中确实是一员干将。但此人非我同道,非忠于事者,久之必生异心。”
汪精卫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遇刺,行政院长一职告缺。杨永泰积极钻营,想谋求行政院长一职,实现从幕僚向实任的转化。
二陈、黄埔、元老等系统都不愿见杨永泰上位,集体致书反对。蒋介石便借众人之口,外放杨永泰为湖北省主席。
组阁的愿望落空,杨永泰很是失望,便决定辞去秘书长之职,出国考察。正是用人之际,杨又无大错,蒋介石岂能放他出国?
蒋没有理会杨的辞呈,蒋介石虽知杨永泰有些小心思,但对自己还是忠心不贰,也是为了平衡各派利益,决定将杨调出。
早在南昌大火案发前,蒋介石就打算让杨永泰出任南昌党政军联合办事处秘书长。
杨永泰闻讯后声泪俱下地对蒋说:“一定是有人向先生进了谗言才至于此,在此国家危机时刻,我决不离开委员长半步!”蒋介石听后大为感动,留杨永泰继续在任。
当蒋介石调张群任外交部部长后,便决定任命杨永泰为湖北省主席。杨永泰离开蒋介石身边,出任封疆大吏,在许多人看来是杨失宠的信号。
其实调开杨永泰,固然是蒋为平息国民党内部对杨不满所采取的措施,但也更是蒋介石用心良苦的一招。
虽然蒋介石也感到杨永泰有操纵越权的形迹,但他对杨的忠诚和才能是十分欣赏的,瑕不掩瑜。
蒋曾对人说:“我生平用人,第一重道德,第二重才具。杨畅卿这个人,办事有相当才具,其它方面就不要求全。”
杨永泰还未到鄂上任,便遭到了CC系及鄂省实力派的迎头反对。CC派的走卒窜入湖北内一些学校,大肆宣传政学系是“亲日派”,挑动学生上街游行。
学生们听到政学系的卖国消息,义愤填膺,到街上游行,高呼“打倒政学系”、“打倒杨永泰”、“反对杨永泰接任省主席”等口号。
一时间,武汉反杨赴任之声颇高。蒋介石闻讯勃然大怒,电令湖北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据报湖北省党部借学生提出打倒杨永泰的口号,向政府示威。如果属实,仰将该党部及其负责人一律军法从事,具报为要。”
为支持杨永泰,蒋介石不惜对二陈开刀,胳膊拧不过大腿,湖北省党部的CC分子慌了手脚。
“十人团”的湖北省党部常委刘鸣皋立即前往何成浚处,声明“打倒卖国贼杨永泰”这个口号与省党部无关,是学生在游行中自发喊出来的。
蒋介石平息了CC系的倒杨风潮之后,杨永泰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惆怅,离开南京,逆江而上。
然而杨永泰在汉口经汉关乘专用轮渡码头准备回武昌时,突然在码头冲出一名刺客,向其连开数枪,杨应声而倒,奄奄一息的杨永泰对左右人说:“吾早知必有今日,身已许国,为国而死,夫复何恨?所可惜者,有志未逮,国祸方长耳。”说完,这位蒋介石的智囊便咽了气,终年56岁。
蒋介石得知杨永泰被刺杀后十分震惊。他一面急电湖北省政府给予杨永泰以公葬待遇,一面责令组织秘密侦查厅,尽快破案。
究竟是什么人刺杀了杨永泰?当年有诸多说法:
第一种说法,为湖北省府的官方报给蒋介石的说法,称杨永泰于10月25日午后1时赴美国领事馆,3时15分返回时,行至江汉关前一码头,下车后突有凶手向主席背后连放两枪,一弹由右肋下贯穿而出。当时即赴汉口同仁医院治疗,惟因弹中要害,延至3时37分在院身故。
第二种,《湖北文史资料》记录,下午5点刚过,杨永泰坐汽车到了江汉关轮渡码头,下车和妻子走下码头的石阶,这时有两名刺客龚柏舟、陈夔超,箭步跟上射击,连发数枪,杨永泰即应声而倒。
当时江岸一片混乱,龚、陈两刺客乘乱按预定路线撤退,但陈因慌乱走错方向,到了江汉路就被逮捕了;龚虽到达预定地点,并转移到南京,但后来仍遭逮捕,尔后押送武汉。
第三种,根据路人的传言记录,杨永泰去驻汉口的日本领事馆,参加日本天皇寿辰庆祝活动,返回时在汉口江汉关码头被一青年以手枪击毙。凶手跑向前花楼街,被一屠夫以脚拦阻,随后被追来的警察抓住。
第四种,不知信息源不明,武汉学生在汉口举行抗日救亡游行示威。骄横的日领馆向湖北省府施压,要求惩治相关人员。
迫于压力,杨永泰前往日领馆就有关事项交涉,不知信息如何泄漏出去,愤怒的示威学生组织提前派人截杀杨永泰。杨永泰在江汉关码头上岸后,准备换乘汽车时,忽然连响两枪,杨中弹毙命,死在车前,现场仅抛下左轮手枪一支。
第五种,出自魏元晋《何成俊与杨永泰、黄绍竑控制保安团队的斗争》一文。
星期天,杨永泰到美国领事馆吃午饭,饭后在汉口市长吴国祯家小睡,下午4时许,乘轮渡由汉口过江,在江汉关码头下台阶时被刺,当天即死于汉口日本同仁医院。
第六种,出自当时《中外杂志》,喻舲居所撰《杨永泰遇难记》。此说为杨永泰到日领馆赴宴,回来步行至江汉关被刺杀。
左右要抬送他到医院急救,并问他有什么遗言,杨苦笑说:“我早知必有今日,身既许国,为国而死夫复何憾!所可惜的是,志有未逮,国祸方长而已”。
介绍杨永泰被刺杀细节时,大多引用了杨永泰这段遗言,甚至把他想象成忧国忧民的政治家,人受重伤,当以紧急送医为要,哪能不分轻重、不顾场合先问遗言呢?
最后一种说法,出自《湖北文史资料》,杨永泰应汉口法国领事午宴,杨的一位姨太太取钢甲背心让其穿上,但是发现箱内有一只老鼠,杨因没有时间消毒,故未穿。狙击者系在江汉关前从杨背后枪击,如穿避弹衣,或不致死。
杨永泰遇刺案,成为继廖仲恺遇刺后第二起重大谋杀案。
杨永泰跟随蒋介石多年,出谋划策,铲除“诸侯”,为蒋家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样一位蒋介石眼里的“旷世奇才”,却成了国民党派系争斗的刀下冤魂,不能不令蒋介石唏嘘叹息。
这样重大的事件,蒋介石当然会想到对领袖忠心耿耿的戴笠,那么戴笠的调查结果是什么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