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80：华东特案组之品字三方会（大结局）

【尘封档案】系列之180：华东特案组之品字三方会（大结局）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21年第11期

 作者：东方明 魏迟婴

十七、寻找乌篷船

乐大匠把妻子扫地出门后，发誓今生不娶。按说他在警察局做汽车修理工的头儿，收入高，还有外快，日子应该过得很滋润吧？介绍情况的冯恭宝却是摇头：“滋润不滋润，这话要两方面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乐大匠生性喜欢交朋友，跟他来往的，匪类好像没有，但是警察、帮会人士不少。可想而知，生性豪爽的乐大匠跟这类朋友混在一起，好比白布送进了染缸，想不变色都难。没几年下来，他就吃喝嫖赌样样来得，听说还染上了花柳病，打过606（旧时治疗梅毒的一种药物）。

乐宗赞以前就已经挣得了不少钱钞，到杭州后，警察局又给他开高薪，还有加班津贴和小费——他收小费竟然收到了警员头上，遇到有警员需要车辆出急差，来检查汽车是否有毛病路上会不会出问题，或者要带个备胎、零配件什么的，都得塞钱送物，名烟名酒珍贵补药都不在话下，出差回来还会送上一份外地土特产。此外，一些像冯恭宝这样的五金行掌柜、汽修厂老板因为不时要麻烦他掌眼，每到年关都会送上一份心意。不说别人，就说冯恭宝每年送去的红包少说也相当于他一个月的薪水。杂七杂八各种收人林林总总加起来，那是相当可观的。

不过，到了解放后就不同了。在共产党的公安局，他的薪水虽说仍旧是全局工勤人员中最高的，但补贴没有了。共产党讲究奉献，局长都没有津贴领，工勤人员自然得取消，估计就是不取消也没人敢领；至于小费，更是做梦也不敢去想了。解放后私营五金、汽修行业生意差了，乐宗赞的外快也少了。

他过去的收入虽然可观，可他这种沾上吃喝嫖赌的人，再多进项也不够用。况且，他那年近七十的老娘这两年毛病很多，中西医进进出出犹如走马灯，打针吃药也花了不少钱，乐宗赞是个孝子，每月还要给老娘吃一支野山参。公安局内部有规定，公然呼朋唤友吃吃喝喝那是不行的，容易成为反面典型——被举报上去只怕砸了饭碗还要送收容，他不敢；但赌嫖这两样，他一时半会儿戒不掉，据说经常在钱塘江的船上赌博。妓院给取缔了，他就找暗娼。

赌博运气如何？冯恭宝说：“早就债台高筑了。解放后这段时间，他先后向我借过三次钱，到现在，第一次借的还没还呢。我估计，第四次又要开口了。”

保福祥越听越激动，当下一拍桌子：“行了！这个人对我们非常有用，你明天去找他，设法说动他。至于钱，可以先给他一根‘小黄鱼’！”

乐宗赞最近工作较忙，冯恭宝约了三天才见上面，费了一番口舌，终于说动了乐宗赞。乐拿到“小黄鱼”后，问冯恭宝要他干什么事儿，丑话说在前头，要我杀人放火安置炸弹投放毒药什么的我可没这份胆量，只能帮着打听打听消息。冯恭宝说就是要你做这事，遂将刺探外埠公安来杭城调查之事说了说。乐宗赞点头应允，说这个应该不难，冯老板您听我消息就是。

冯恭宝回头跟保福祥一说结果，保老大大喜：“这就好了！有乐大匠给我们打听消息，我们就可以掌握警方的动向。这个人，‘国防部二厅’方面肯定大有兴趣，我们暂时不要过多地使用他，说不定到时候能派上大用场。”

这天，是1950年12月20日。

“品字三方会”的两个头目做梦也想不到，仅仅隔了一天，华东特案组就要对他们采取行动了！

华东特案组是如何获知“品字三方会”的总部设在小河直街这家五金行里的呢？这还要从一周前说起。

王秀丫供出“机油味儿”的线索后，“焦组”侦查员随即对该线索进行分析，认为“品字三方会”在杭州的那个骨干头目的藏匿地，多半与机油密切相关，比如某家机修作坊、修车行、五金行或存放机油的仓库，这应该是“品字三方会”在杭城窝点的一个明显特征。

按照这个特征开展排查的话，理论上来说应该没有问题。但这种排查需要投入大量警力，这就会引起三方面的副作用——

一是耗时长，这跟上级领导当初下达这项任务时的要求有矛盾。

二是华东特案组总共只有七个侦查员，还分成了两路，由郝真儒、支富德、孙慎言三人组成的“郝组”去了南京，杭州这边只剩下焦允俊、沙懋麟、张宝贤、谭弦四人。初步框算下来，目前杭州符合上述特征的场所多达数千，仅凭“焦组”四位侦查员加上松江便衣简博、小申共六人，即使再从杭州就地调配三十名便衣（这在建国初期的异地侦查工作中，已经算得上超大规模了），焦允俊心里还是没底：抽调便衣多，难免会有能力水平、工作积极性、责任心等方面参差不齐的现象，万一其中哪一位在开展调查时掉链子，那就有可能“惊了一个，走了一窝”。

然后是第三个副作用，即便所有便衣都能做到忠于职守，没有发生“惊了一个，走了一窝”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如下的结果——全城符合上述特征的场所都暗查完了，却没有发现“品字三方会”的线索。这种结果不一定是分析判断错误导致的，而是任何案件的侦查过程中都难以完全避免的意外情况，比如匪特团伙的窝点并没设在跟机油味儿相关的场所，只不过是那两个送王秀丫去保老大藏匿地的喽啰偶然沾上的味道。那样一来，大范围排查不仅查摸不到线索，如此的动静难免在杭州社会上传开，同样是打草惊蛇。

所以，焦允俊认为，除了上述那个主要特征外，还需要辅以其他特征，这里称之为“副征”。“副征”是什么？焦允俊在纸上写了三个字：乌篷船！

沙懋麟、张宝贤、谭弦三个一看，顿悟。

如果把“品字三方会”杭州窝点匪特分子与惯匪保福祥、曾涉川有关的情节比作一场戏，那么乌篷船就是这场戏中的一件重要道具。这条时不时在戏中出现的乌篷船，并非用于营运，而是私家专用小舟，就像上海有钱人家的私家黄包车一样。鉴于驾驭小舟的人身上有机油味儿，这条私家船应该属于杭州城区中某家跟机油有密切关系的私营工厂、作坊或者五金行。如果这个估测准确，特案组往下查摸的范围就明显缩小了：一家有私家乌篷船的企业，船夫多半是打工伙计。

跟三位战友统一意见后，焦允俊作出决定：向浙江省厅临时商借四名政治可靠、业务精通、性格稳重的便衣同志协助，加上特案组原班人马共十人，分为五拨，根据上述两个特征分头进行暗查。焦允俊把这个侦查方案译成密电后，交由报务员姜宁波拍发上海。当天晚上，马处长回电，批准该方案，并预祝“焦组”马到成功。

次日，12月22日，“焦组”侦查员和外援便衣全体出动，进行秘密走访。一连走访了两天，五拨侦查员都未访查到既定目标，尽管各小组都发现了同时具备“机油味儿”和“乌篷船”这两个特征的对象，但“腾飞五金行”却不在其内。这是怎么回事呢？

负责在该区域执行暗查使命的两名便衣是松江的简博和杭州的小郑，他们从区政府工商股抄录的与“机油味儿”有关的对象共有十九处，其中包括“腾飞五金行”。接下来，就是查摸这十九个对象是否有私家乌篷船。乌篷船没有航行执照，也就是说，没有归口到哪个政府部门管理，他们就去了管段派出所。派出所接待他们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民警，操一口杭州当地话，简、郑两人一看，都有一种“这是个老警员”之感。

两人遂向对方了解“腾飞五金行”等十九家相关厂商的基本情况，其中重点是“是否有私家乌篷船”。那民警很热情，说了不少，但关于乌篷船，他则说这十九家均无，又说据他所知，其中两个厂家各有一条小吨位主要用于运输原料和产品的无篷木船，今年夏天两个学游泳的儿童溺水，派出所还曾征用这两条船用于救捞。

这种调查是需要做笔录的，还要请接待警员签名、派出所盖章。掌握公章的所长去分局开会了，简、郑两人等了一会儿，候得所长返回，那中年警员把笔录拿去盖了章。简博、小郑寻思，这等做法应该是符合外调程序了，于是收起材料，道谢而别。

哪知，这件事一开始就有问题，问题出在那个接待警员让简、郑两人一看都有一种“这是个老警员”之感，结果先入为主了。用焦允俊的说法，先入，没错，通常人们遇事都先要想一想，这就是“先入”；但是，你的想法是不是准确呢？这就要琢磨一番了。光琢磨还不够，还要用不同的方式加以验证。如果把未经验证的结论作为对事实进行甄别的依据，那就是“为主”。对于侦查员来说，先入为主的思维模式要不得！

事后，焦允俊让内勤小钟姑娘汇总所有调查材料，对当时的调查过程进行复盘，认为简、郑两名便衣这次不靠谱的调查属于严重事故。既然是事故，就要对责任人进行处分。这两名便衣的关系不在华东特案组，焦允俊无权对他们作出具体处置，只有把两人退回原单位。按照规定，借调到华东特案组这类特殊部门的同志返回本单位时，需要特案组出具一份书面鉴定，这份鉴定还要存入本人档案。在鉴定中，焦允俊如实反映了简、郑两人被退回的情况，还盖上了华东特案组的公章。

可怜这两位兄弟，回到原单位后，不但写了检查，还受到行政警告处分，接着被调离公安系统，从此跟自己喜爱的侦查工作永远告别了。

至于派出所那位中年警员，确实是个干了十几年警务的老警员，不过，他干的是交警，解放后被留用。因为天生一张秋风黑脸，又是一副人高马大的身板，领导认为这位兄弟站在新社会的街头指挥交通的话，可能会让人民群众联想到旧社会一些欺压百姓的旧警察，从而影响人民公安的形象，就将其调往派出所做了一名治安警。这人倒是比较积极肯干的，抢着义务值夜班，经常放弃休息时间下里弄走访群众，了解治安情况。为此，还获得过分局的表扬。杭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专门派员对此事进行了调查，了解到该警员对基层情况的确是比较熟悉的，从交警转岗干治安不过一年半，掌握了不少基层综合情况，如果在同类转岗警员中搞个排名的话，他应该可以名列前茅。可是，他恰恰不知道本所管段内这家只有两个门面的五金行里竟然有一条私家乌篷船。

如果不是接下来的一个意外，估计特案组对符合“机油味儿+乌篷船”特征的调查就会受阻，最后的结果，大概率是需要重新走访摸排线索了。当然，侦查已经到了这一步，无论大概率还是小概率，这伙匪特都难逃落网之厄。这个意外的主角，就是杭州市公安局的汽车修理工兼司机、绰号“乐大匠”的乐宗赞。

要说乐宗赞，尽管在旧社会沾染了吃喝赌嫖的恶习，而且到了新社会还在悄悄搞这一套，这种品行当然不敢恭维，甚至可以说是触犯了法律法规的底线。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判断力，换句话说，他的江湖经验非常丰富。像他这样的角色，虽然在公安局工作，对学习法制显然是不感兴趣的，不过，他很清楚违反新社会的法律法规有什么后果，对于有人拉拢他参加“品字三方会”这样的反动组织，他是非常敏感的。跟“腾飞五金行”老板冯恭宝见面后，听其一说事由，乐宗赞马上明白对方原来是这么一个角色，那没什么可说的，肯定要向警方报告。

心里这么想，脸上却不能表现出来，依然保持着平时那副冷峻中夹杂着些许傲慢的“大匠本色”。他知道这当口儿不能拒绝，甚至不能期期艾艾地说什么“容我想想”之类的话；当然，也不能装腔过度，显露出“终于找到组织了”的那种激动。那么，应该如何回应呢？之前说乐宗赞江湖经验丰富，那绝对不是吹的，他一下子就找准了定位：冯老板之前很关心我的收支，看来他是认准了我身上有为了钱财什么事儿都敢干的死穴，那很好，就跟他谈报酬吧。

要说惯匪出身的冯恭宝，杀人抢劫绑票是一把好手，金盆洗手改做五金行老板后，谈生意也勉强可以，但要说做思想工作，那就勉为其难了，尤其是劝人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加入匪特组织这样的思想工作，他连三板斧都没有，只有一招——诱之以利。一听乐宗赞谈钱，他心里乐开了花，马上就拿出了那条“小黄鱼”。

乐宗赞看对方出手就是五两黄金，暗吃一惊，寻思看来这阵仗不小啊，绝对不是小打小闹的团伙。他二话不说把金条拿到手里，掂分量，看成色，眼中闪着只有在赌场上才会显现的贪婪之光：“成交！”

那是12月20日傍晚的事儿，地点是在河坊街的一家小酒馆。乐宗赞离开后，直接回家，途中没往身后看过一眼，以防冯恭宝安排喽啰对他进行跟踪，让人家看出破绽。当晚，他跟平时从外面应酬回来一样，八点多钟就上床休息了。次日清晨起床后，他去外面买了早点，母子两个吃了，便出门前往市公安局上班。总之，看上去一切如常。

冯恭宝被捕后交代，他确实派手下对乐宗赞进行了跟踪，而且事先在乐家斜对面的“光明旅社”订了临街房间，让手下在窗口整整守了一夜。如果这段时间里乐宗赞出门前往派出所或者公安局的话，监视者就会执行冯老板的命令——“务必将其干掉”。

可是，乐大匠非常沉得住气，一连三天没有反应，直到12月24日才启动自己拟定的计划，向公安局报告。

乐宗赞接下来的举动，颇使特案组吃惊，他的所谓“向公安局报告”中的公安局，并非杭州市公安局，也不是浙江省公安厅，至于分局、派出所，更不在考虑之内，他竟然是直接向华东特案组报告的。

乐宗赞怎么知道华东特案组的侦查员在杭州活动呢？他是听前来修车的杭州市局便衣闲聊时说的，还听说组长名叫焦允俊。跟他进行单独谈话的焦允俊知道“江湖规矩”，也没追问是哪个便衣说的，即使问了，乐宗赞也不会透露。

特案组在武林门那里的驻地，乃是杭州市公安局一个不挂牌的办公点，当时这种办公点在杭州有多处。乐宗赞的工作是修车兼开车，以其“大匠”名声，自然是给一定级别的干部开车的，杭州全市所有的警方不挂牌的办公点他都去过。那天他听修车的便衣议及华东特案组时说到过该组驻地在武林门，当时也没在意，因为冯恭宝还没找他。这会儿要跟华东特案组联系，他马上就想起来了。

华东特案组驻地虽然离杭州市公安局不算远，但毕竟是两处办公点，乐宗赞要防范冯恭宝派人对其跟踪，不能直接找上门去，那就只有打电话了。至于电话号码，则属于乐大匠的工作职责范围内必须知晓的内容。上班后，趁着司机班没人，他就往武林门那处办公点拨打了电话，点名要焦组长本人接听。

对于特案组长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意外来电！

十八、大鱼漏网

内勤姑娘钟思捷告诉焦允俊，有内线电话请他接听，特案组长以为是市局或省厅来电，不料对方自称市局工勤人员，有紧要情况向焦组长直接报告，因不便出门，斗胆请焦组长亲自前往市局走一趟，可借口修车到市局车队见面。

这种情形，在华东特案组之前侦办的案件中从未出现过，纵然让侦查员发挥充分想象力也不可能想得到。沙懋麟、张宝贤、谭弦三人听焦允俊这么一说，都不约而同提醒组长要慎重，别是“品字三方会”搞的什么幺蛾子。

焦允俊问：“你们认为会是什么样的幺蛾子？”

三人都想到了敌人狗急跳墙，欲搞袭杀行动。焦允俊让大家放心，应该不会有什么猫腻。他的理由是：“匪特如果要对我采取袭杀行动，无非是想阻止我们的侦查继续下去。问题是，华东特案组即使没有我焦某，这起案子该办还是要办；再往深里说，就是没有整个华东特案组，华东地区对敌特的侦查工作也照常进行。只要敌人存在一天，我们的侦查工作就永远不会停止。再看具体情况，对方约我去的地方是杭州市公安局，那是比咱们此刻的临时驻地还要安全得多的所在。在一个省会城市的公安局里搞这种袭杀，不说成功概率，就是全身而退也不可能嘛。我们的对手如果真想搞这么一个行动，决不会把地点放在市局。我这就开车过去，对方打了电话，肯定盼着尽快跟我见面呢。我如果去得迟了，倒会被人家看不起，以为焦某胆小多虑！”

沙、张、谭三个认为焦允俊说得有道理，但总归还是不放心，提出一起过去。焦允俊拗不过大家的坚持，最终提出了一个折中办法：由以前曾多次执行锄奸任务的张宝贤随行，负责保护特案组长的安全。

事实证明，大家确实是多虑了。两人见面后，乐宗赞一上来就向特案组长解释说，如此小心翼翼，是生怕市局内部混进了冯恭宝所说的那个匪特组织的内奸，如果向市局这边检举，万一被冯恭宝一伙察觉他的意图，说不定他还没开口就挨了黑枪。然后，乐宗赞三言两语把冯恭宝企图拉拢他的情况说了个梗概，临末掏出那根“小黄鱼”交给焦允俊。

特案组长没有接受：“你先好好放着，这是证据，不能丢失；至于怎么处理，回头再说。老乐你放心，你本人和令慈的安全我们会全力保护。我这就去见市局领导，一应保护措施应该很快就会到位。”

焦允俊正想招呼张宝贤往驻地打电话，让沙懋麟、谭弦速到市局来一个四人会商，发现那二位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守在门口了。原来，沙、谭两人在焦允俊离开后，越想越不放心，还是赶来了。

四人临时找了间空房，商量应该如何走好下一步。临末决定，先安排便衣把“腾飞五金行”秘密监控起来，焦允俊随即起草密电，让报务员拍发马处长报告进展情况，请求领导跟浙江方面联系，调派军警展开抓捕行动。

当天中午，由焦允俊指挥的三十多名军警悄然包围了“腾飞五金行”。冯恭宝和七名伙计正在吃午饭，没有丝毫防备，被堵个正着，没来得及做任何抵抗，即被生擒活捉。五金行雇佣的专司做饭的中年女佣倪婶也被一并拿下，稍后经审查认定，其对“品字三方会”一无所知，她家住附近，在五金行也就不过是做中、晚两餐饭，每天上午过来忙到中午，就可回家，下午三点再过来忙晚饭。因此，第三天她就被释放了。

可惜的是，特案组没掌握保福祥已经离开昭庆寺里街窝点，暂时藏身五金行的情况，导致错失了抓捕“品字三方会”老大的机会。

当然，搜查工作进行得极为细致，搜出冯恭宝匪伙当初“放下屠刀”改行时藏匿的八支长短枪、数百发子弹和三箱手榴弹，还有砍刀、匕首若干——这在当时未被列入管制范围，是公开放着的。枪弹等军火藏匿在阁楼上，由于是做五金生意的，保存得很好，就像刚出厂的新货。冯恭宝东伙八人随即被押解至杭州市公安局看守所进行讯问。按照华东特案组的规定，对于人犯的讯问，只能由本组侦查员进行，外援便衣不能在场，只能待在审讯室外面的走廊里担任警卫。这次也是这样，“焦组”四名侦查员分为两拨，对被捕人犯分别进行讯问，焦允俊、谭弦一拨，沙懋麟、张宝贤一拨。

焦、谭两个讯问的是五金行老板冯恭宝。这倒并非此刻已经知道这主儿是“品字三方会”的老二，引起了特案组长的重视，而是因为这家伙是老板，在八个被捕匪徒中年龄最大，而且观其气质，不像是寻常喽啰。

沙懋麟、张宝贤选中的讯问对象则是前面提及的两个乌篷船夫之一吴阿小。这是沙懋麟想出的招儿。当时在五金行现场，八名匪特都被上了手铐，低着脑袋一字儿蹲在后院墙根儿，沙懋麟灵机一动，喝问一声：“你们几个谁会撑脚划船？”

吴阿小闻声抬头，眼露不解之意，沙懋麟道：“姓什么叫什么，哪里人？”

“我叫吴阿小，绍兴人。”

王秀丫的口供里说的是两个船夫，另一个船夫宋丁丁的江湖经验比吴阿小老到，耷拉着脑袋没吭声。老沙认为这个姓吴的应该是个比较容易对付的家伙，就“相中”了这位兄弟。

审讯专家沙懋麟的眼力的确厉害。吴阿小在听沙懋麟说了说共产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后，马上表示自己要争取立功，主动交代了“品字三方会”老大藏身五金行之事。

沙懋麟、张宝贤闻言暗吃一惊，寻思已经搜遍了五金行前后院两层建筑所有的犄角旮旯，怎么没发现竟然还藏着头号大鱼呢？要说逃遁，那又是怎么逃的呢？保老大是个需要坐轮椅才能出行的主儿，没其他人的帮助，他是怎么逃离五金行的？

抓捕行动开始前，焦允俊在五金行的前后左右都布了暗桩，后面市河里的暗桩设在对岸那家小百货店里，专门盯着那条乌篷船；两侧则各派两名便衣待在五金行左右邻居的后院和楼上阳台，谨防匪特跳墙，借邻家之道脱逃；前面那就更不必说了，除了两名暗桩，另外还有七名行动人员分别隐藏在四邻八舍，只等由焦允俊率领的其余人马过来，到时一声令下一齐突人五金行下手抓捕。这就相当于天罗地网了，竟然没兜住保福祥这条大鱼，这不是奇怪了吗？

这么想着，沙懋麟追问：“你说的那个坐轮椅的顾先生，在我们采取行动前确实还待在五金行？”

吴阿小回答：“我发誓！顾先生自12月15日来五金行后，一直没有离开过，他待在后院二楼我们先生的书房里。”这里所谓的“先生”，是指五金行老板冯恭宝，旧时伙计对自家的老板以“先生”相称。

“你最后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就在开饭前，我们先生差我上楼去问顾先生是否这就用午餐。他腿脚不便，住过来后从不下楼，三餐都是由我们送上去的。但他吃饭有时不在点儿上，事先要去请示。如果他说先不吃，那就让倪婶把饭菜放在蒸笼里温在灶上，回头他想吃了再端过去。我上去时，顾先生就在书房里，一手拄着手杖，一手拿着放大镜看墙上的地图。他说还不饿，过一个小时再吃。我下楼跟大伙儿一起吃饭，才吃得没几口，你们就来了。”

“五金行里是否有密道夹墙，或者跟邻家相通的暗门之类？”

“据我所知是没有的。”

“顾先生的那辆轮椅怎么也没看见？他不是离不开轮椅的吗？”

“哦，是这样的，顾先生过来后，说那轮椅有些不大灵便，咱家先生昨天让送车行去修理了，还特地关照送远些的车行去修理，估计是怕泄露顾先生的行踪吧。”

老沙招呼门外的便衣把吴阿小暂押其他空着的审讯室后，跟张宝贤交换了意见，立刻写了一纸条子报告特案组长。

焦允俊、谭弦两个分工审问冯恭宝，这主儿装闷葫芦，跟侦查员玩零口供。焦允俊正在向他宣讲政策，看了老沙递进的纸条，禁不住大吃一惊。当下停止审讯，将冯恭宝和吴阿小押回监房后，提审倪爱春（即倪婶），不问其他，单问她所知晓的保福祥其人跟五金行的交往情况。

倪爱春是专司饮食的钟点女佣，再说冯恭宝又是刻意瞒着她的，她只知道五金行后院楼上近日住进了一位客人，至于这个客人姓什么叫什么、年龄、外貌、职业等，她一概不清楚。今天中午，她按照冯老板的吩咐，为那位客人做了两道菜，一个是糖醋桂鱼，一个是以豆腐干、慈菇、冬笋为食材的素炒。这位客人吃饭不准时，伙计吴阿小通知她把饭菜温在灶上，收拾好厨房就可以回家了。她遵嘱在灶膛里点燃一个稻草团，压上砻糠，让余火烘着锅底，这样就能起到保温作用了。

焦允俊寻思，如此看来，保福祥这老匪还真躲在五金行嘛，可刚才搜查时怎么没发现呢？是真是假，只有去现场看看了。随即与杭州市公安局联系，要求指派刑事勘查技术人员速赴特案组刚刚执行过抓捕任务的小河直街“腾飞五金行”，“焦组”侦查员及外援便衣共十人也同时前往现场。

中午五金行东伙被抓捕后，该址已经查封，前后门和所有窗户都贴上了杭州市公安局的封条。事发突然，数十名军警联合行动把一个五金行给端了，自是一桩特大新闻，侦查员赶去时，门前还有一些喜欢打听八卦的居民路人驻步闲谈。见一干警察去而复归，更是好奇，都围拢上来意欲看续集。这时，接到“焦组”电话要求协助维持现场秩序的管段派出所民警赶到了，那时还不时兴拉警戒线，就由民警直接把人给劝散了。

焦允俊请杭州市公安局的刑技员先进入五金行，去后院楼上书房提取指纹、足迹。谭弦担心经过刚才抓捕时的一番折腾，把现场给破坏了，从而影响此刻的痕迹提取，焦允俊说：“我估摸运气还不至于那么背，保老大毕竟在书房里生活了一个多星期，遗留的痕迹应该不少，之前我们的搜查再折腾，也不至于把旮旮旯旯的痕迹都破坏了吧？唉！刚才就顾着抓姓冯的一伙了，没想到提取痕迹，疏忽了，回头我——正说到这里，刑技员从楼上下来了。特案组长没问提取情况如何，他是内行，知道这会儿是问不出什么来的，上前说了两句客气话，然后言归正传：“我已经通知我们的内勤小钟同志把相关痕迹比对物证送往市局了，小钟在市局坐等鉴定结果，麻烦二位尽快操作。”

半个多小时后，派出所一个小民警骑着自行车前来转告钟思捷从市局打来的电话内容，只有两个字一一顺利！小民警自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从字面上看，应该是好事，不过，特案组长脸上的表情反倒更难看了。

尽管已有思想准备，焦允俊还是难掩沮丧：保福祥的确从特案组手里滑过了！

那么，保福祥这样一个靠轮椅代步的主儿，是如何在军警突袭五金行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脱身的呢？这个答案，特案组侦查员勘查过现场后就揭晓了——

如同吴阿小所供称，军警突入五金行前，保福祥正站在墙前拿着放大镜看地图。从地图上提取到的指纹表明，他当时所看的位置，正在我方获得的情报中透露的上海、南京、杭州这三个城市组成的三角地带内。保福祥被捕后供述，他当时正在考虑“品字三方会”应该把这个三角形区域内的哪个城市作为进行破坏活动的首选地，以及应该在哪些地方建立应急藏匿点，以防遭遇不测。

就在这时，忽然听见前院楼下一阵嘈杂，立马意识到军警登门抓捕来了。这个原太湖“品字堂”的掌门人一生经历过多次事关生死存亡的危机，都化险为夷，究其原因，并非仅仅是运气好，而是跟他“未雨绸缪”的习惯有关。他每到一处，不管是否过夜、要待多久，都会下意识地留意周围环境，设想万一发生突然情况时应该如何逃生。来五金行藏身后，他之所以选择住在后院二楼的书房，除了安静和避免引人注目外，还因为看中了这里的环境。书房写字台上方有一个用拉绳控制开启和关闭的老虎窗，作为平时吹风透气之用。他由冯恭宝陪着一间间房屋查看时，对这个老虎窗产生了兴趣，向冯恭宝了解两侧邻居的房屋结构和人员情况后，当即在冯恭宝的帮助下站到写字台上，探出小半个身子往外张望，窥察房顶以及邻家的情况。下来后，他已经想出了一个遭遇突然袭击时的脱身之法：从窗口攀上屋顶，再转移到邻家房顶上，邻家的房顶上有一道山墙，正好可以遮挡视线。只要抓捕的军警不上房，绝对发现不了山墙后面藏匿着一个大活人。

因此，当保福祥听见下面的动静不对头时，立刻返身来到写字台前。他的两条腿确实有毛病，但并不是特别严重，之所以要手杖和轮椅，主要是为了遮人耳目，制造假象。这一点，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不仅是冯恭宝东伙和曾涉川，甚至女佣王秀丫都被他瞒住了。为了让腿部肌肉不至于萎缩，他每天深夜都在卧室站桩，既是修炼道家内功，也是对双腿的一种锻炼，故此刻上台攀凳根本不在话下。

当下，保福祥上了写字台，探出身体，先把拐杖送上房顶。以其功力，空着双手来一个引体向上自是不在话下，轻而易举就上了房顶，然后收起拐杖，再从外面把老虎窗轻轻推上。继而四肢并用，爬到预先看好的邻家山墙后面，身体蜷缩一团，悄无声息地一直待到军警搜查结束，这才返回书房。

这时五金行已被查封，里面空无一人。他蹑足踅到后院墙边，听听外面没有动静，便大着胆子把后院门推开，溜到外面。自然，这个动作是要破坏门上的封条的，那就没什么好办法了，只得用唾沫把撕裂了的封条将就着照原样黏上。外面河埠旁停着的五金行的那条乌篷船他是不敢用的，再说也没有船夫，他这个打扮玩脚撑船，太过引人注目。于是佯装散步，拄着手杖走了二十来米，正好看见有一条载客的乌篷船靠岸下客，遂招呼船家，登船遁去。

以上这段情节，是侦查员勘查过现场后还原的。写字台的桌子上留有鞋印，后院院门上的封条已经损坏，至于搭乘乌篷船，则是走访市河两岸群众时获得的。

焦允俊当即下令：全市搜捕！

十九、转战南京

浙江省公安厅和杭州市公安局对重大逃犯保福祥的追捕工作非常重视，指派市局一名副局长负责。杭州市局与浙江省公安厅联名下发的对“品字三方会”匪特团伙匪首保福祥的布控通知，迅速以电话、电报的形式传达到杭州市区各分局，周边县区乡镇的公安局、派出所及上海铁路公安处（由铁路公安处通知相关车站的派出所、警务点和正在行驶的列车上的乘警）。相关部门立刻行动，除了出动警务人员，还抽调武装民兵予以协助，另外，通过城镇居民委员会、乡村农会发动群众参与布控。“焦组”并未参与对保福祥的追逃行动，他们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那就是对已经落网的冯恭宝等八名匪特分子进行审讯。鉴于初期的审讯情况，特案组长对之前的人员分工作了调整，他自己和沙懋麟搭档，专门对付零口供的冯恭宝，张宝贤和谭弦负责讯问余瘦汉、唐利克、陶家顺、姜福星、宋丁丁五个人犯，已经讯问过的吴阿小暂时晾在一边。

尽管焦、沙两个资深侦查员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但冯恭宝这块顽石似乎是铁了心要把零口供进行到底，一连四个多小时，就是不吭声。幸亏张宝贤、谭弦两个把第二战场搞得有声有色，在余瘦汉身上打开了缺口。

起初对余瘦汉的讯问也不理想，该犯倒不是玩零口供，他肯开口，而且有问必答，可是回答的内容跟侦查员的问题基本没有关系，属于那种“你说东他道西”的状态。后来知道，冯恭宝在决定把余瘦汉等“黑魅堂”原班人马并人由保老大发起组建的“品字三方会”时，对一干已经做了数年五金行伙计的部属进行过训话，强调今后继续保持原“黑魅堂”有福同享有难共当的“优良传统”，一旦哪个失风被捕，必须守口如瓶，不得招供，否则就会如何如何云云。

余瘦汉是五金行的账房先生，如果在账房先生业界举行一个类似“达人秀”那样的比赛，其中三个项目他应该是稳拿冠军的：一曰书法，二曰算盘，三曰徒手格斗。他是内家拳“拦手门”高手，刚才侦查员向其宣讲政策时，他说自己已经立功了。侦查员不解：“怎么个立法儿？”

“您二位可以打听一下，咱的拦手门厉害到什么程度？如果中午你们冲进来逮人时，我来一个鱼死网破，那还真不知道您二位此刻在哪里呢。”

张宝贤虽然算不上师出名门，但他是锄奸英雄，拳脚功夫不是盖的，而且实战经验丰富，当下就说：“请教一下，你认为如果动手的话，此刻审讯你的我俩会在哪里？”

余瘦汉傲然道：“不在医院，便在灵堂！”

张宝贤嘿嘿一笑：“如果不是职责在身纪律约束，我还真想开了你的铐子，咱俩较量一场。”

余犯颇不以为然，上下打量着张宝贤：“阁下难道也是会家子？”

谭弦告诉他：“这位是当年闻名山东的锄奸英雄，栽在他手里的日本鬼子、汉奸和国民党特务不计其数，其中不乏国术掌门，还有日本柔术高手。”

张宝贤说：“看样子你是不服啊。可惜，咱们没法儿试手，我对拦手门也略有耳闻，那就试试嘴吧。”

中国传统武术中，凡是能“试嘴”通过口述方式互相进行较量的，那都得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而且要了解多种技击术，否则对方说出的招式你不清楚，那就塌台了。这么一激将，余瘦汉还真来了劲儿：“应战！”

两人你一句他一句代替拳来脚往“交战”了片刻，余瘦汉摇头了：“看来你没有瞎说，还真是实战高手。我估计我的实战经验没你丰富，知晓的拳术也没你杂，这场比试，最多跟你打个平手。但我年龄比阁下大不少，体力肯定不如你，如果实战的话，应该是我输了。”

既然余瘦汉在拳脚方面对张宝贤服气了，那接下来就好办了。张宝贤让门外的便衣把已经招供的吴阿小从监房里提出来，在余犯面前亮相，当面告诉余，自己已经招供了，咱们做过的那些事儿是瞒不过去的。

谭弦趁热打铁进行攻心战：“依我看，老余你有点儿死心眼。冯老板让你们守口如瓶，你们就那么听话？他招不招供都是死路一条，你跟他能一样吗？这位姓吴的弟兄已经交代啦，其他人也是早晚的事。你现在赶紧交代还不算晚，等其他人都招了，你的口供就没价值了，你想想，到时候从宽处理还有你的事吗？”

几句话把余瘦汉说得一愣一愣的。张宝贤催促：“老余你还犹豫啥？迟了排不上号，可得上刑场啊！”

余瘦汉一惊，不由脱口而出：“那我交代！”

余瘦汉文武双全，在原“黑魅堂”排名第一。堂内弟兄之间一般都是直呼其名或者绰号，但对他颇为敬重，唤其“余先生”。余瘦汉这一交代，其他几个案犯无不乖乖招供。

这时，焦允俊和沙懋麟还在对着死不开口的冯恭宝运气，忽然接到谭弦递进的纸条，得知余瘦汉等犯已经招供，便暂停讯问，听张宝贤、谭弦汇报讯问余犯等人的情况。

这时已是深夜，焦允俊说吃点儿东西再去对付冯老板吧。事先，焦允俊对这场审讯可能持续很长时间这一点已有估料，故命内勤钟思捷采购了年糕、猪肉、白菜等食材。此刻，让看守所值班警员唤起已经睡下的厨子，做了一大锅白菜肉丝汤年糕，连同值班看守员每人一份，特地关照也给冯恭宝一份。

吃罢夜宵，再次提审冯恭宝，焦允俊还叫上了张宝贤、谭弦。焦允俊让谭弦把余瘦汉等案犯的口供笔录拿过去让冯恭宝看了看，沙懋麟对冯老板说：“案子到了这个程度，无论你是否交代，都不会影响我们往下的工作，你们那个‘品字三方会’已经没戏唱了。”

冯恭宝长叹一声：“你们想知道什么，问吧。”

零口供终于突破。

冯恭宝、余瘦汉等犯的招供内容，可以概括如下——冯恭宝掌控的原“黑魅堂”匪徒八人，系“品字三方会”匪特组织在杭州的全部成员。根据冯恭宝与“品字三方会”老大保福祥的约定，这些成员以及之后在杭州乃至浙江新发展的人员，均由他掌控，他们只接受冯恭宝的指令。

“品字三方会”在上海和南京另有堂口，但冯恭宝只是知道个大概，并不了解详细情况。南京堂口的老大叫任白土，冯恭宝以前未曾听说过其名其事，更谈不上谋面了，自然也无法提供其在南京的住址或联系方式。上海堂口原是曾涉川主持，曾死后，一时找不到替代人选，由保福祥自己直接执掌。冯恭宝估计，上海堂口可能跟他执掌的杭州堂口一样，还没来得及着手发展新成员，甚至比杭州堂口还不如——冯恭宝手下还有七个喽啰呢，上海那边就曾涉川一个光杆堂主——否则的话，史阿根出事后，保福祥会另委他人前往松江将史灭口，而不是命令曾涉川带伤再赴松江冒险。至于把史阿根从上海召到杭州来的目的，这个冯恭宝倒是听保福祥说过，是让他去南京跟任白土取得联系，以便三方“共商大计”。此外，冯恭宝还交代了他奉保福祥的指令，过去香港投亲的小辈亲戚代邮密函跟台湾特务机关取得联系之事。这些情况前文已有交代，此不再重复。

至于“品字三方会”准备如何实施暗杀、爆炸、纵火、投毒等破坏活动，目前尚未开始具体策划——这需要等台湾特派员抵达后，正式给与“品字三方会”一个名分，以及经费、武器、特工器材，方宜进行。关于保福祥脱逃的情节，冯恭宝、余瘦汉等匪特分子都感到不解。余瘦汉甚至怀疑，冯老板当初盘下这家五金行进行装修的时候，瞒着他这个堂口副手建造了夹墙暗门或者通往外面的暗道。冯恭宝当时也寻思，保老大这么一个平时依靠轮椅、手杖的残疾人，被人堵在楼上，那除非长出一双翅膀才能逃出去了。哪知，保老大竟然平安脱身，简直匪夷所思。那么，保福祥往哪里逃了呢？这个，冯恭宝只能猜测，要么上海，要么苏州，要么南京。但有一点他非常肯定，除了他的五金行，保福祥在杭州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也没有敢收留他的朋友。这样一个行动不便、目标明显的老者，既然在杭州没法儿藏身，那就只有逃走一条路。

“焦组”侦查员回到驻地，已是12月25日凌晨三点多。特案组长见三个战友犹自精神亢奋未显倦意，便沏了一壶浓茶，几个人一边喝着，一边分析保福祥可能的去向。一个多小时后，四位侦查员对保福祥的逃窜去向作出了一个事后被证实是准确的估断——这厮应该去了南京。

之前冯恭宝提供了保福祥可能逃窜的三个方向：上海、苏州和南京。其实即便冯恭宝不说，侦查员也会想到。那么，保福祥会去这三个城市中的哪一个呢？

先看保福祥的家乡苏州。保福祥作为原太湖“品字堂”的老大，在江湖上小有名气，也算是做出了一些市面，不过，就其匪伙的规模而言，在太湖的各路湖匪中并不算大。太湖在中国五大淡水湖中排名第三，湖泊面积将近两千五百平方公里，号称有四十八岛、七十二峰，但其中却无可供“品字堂”这样的小型匪伙作为大本营的岛屿——要么太小，无法落脚；要么太大，无法控制。所以，保老大就把“品字堂”的老窝设在苏州市区西南侧太湖之滨木渎古镇上的一座宅院里，作案时方才驭舟前往太湖。这个窝点，早在1945年秋就被国民党军警给端掉了。

保福祥为匪多年，在苏州应该是有一些朋友的，但如今这些朋友恐怕都不敢跟他来往了。保老大解放前就已被国民党当局通缉，还有个汉奸罪名，为江湖同道不齿，解放后，他又成为这么大一起匪特案件的首犯，即便人家肯收容他，他也不敢前往——苏州是他的老窝，警方肯定盯得紧，他这么显眼的目标，只怕还没到得人家门上，就被警方兜住了。因此，侦查员认为，保福祥不会把苏州作为藏身之地。

再看保福祥的化名居住地上海。据王秀丫的口供以及“郝组”在侦办曾涉川案的过程中获得的相关情况，保福祥自1945年在沪上黄浦区南苏州路落户定居，直到前不久他离沪赴杭，五年期间他很少外出，邻居、居委会、派出所皆以为系腿脚不便之故。王秀丫称，“顾先生”每次外出都离不开她，因为他是坐轮椅的，需要专人推车以及搀扶上下车。由沙懋麟主持的对王秀丫的讯问中，曾详细问过保福祥每次外出的时间和地点，并委托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进行暗查，未发现有可疑对象居住或者在那些地点活动。

焦允俊等侦查员认为，保福祥在上海并未发展过“品字三方会”的新成员，也没有原太湖“品字堂”的老部属，至于熟人或者道上朋友应该是有的，但可以肯定，他早已跟那些人断了关系。因此，得出的结论是：保福祥不可能把上海作为自己的藏匿地。

这样，就只剩下南京了。侦查员分析，保福祥之所以往南京逃窜，应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长江江匪的师爷任白土与保福祥结交多年，据冯恭宝交代，保福祥计划将其拉入“品字三方会”领导层，坐第三把交椅。如此一来，两人的关系遂由以往的道上好友上升为同一匪特团伙的同僚，保福祥还是任白土的上司。保福祥无论以什么理由前往见面，任白土都无法回避，否则，只要一个检举电话或一封举报信，就能让他折进局子，然后再上刑场挨一颗子弹。

其二，即使没有此次华东特案组对“品字三方会”杭州窝点的突袭行动，按照保福祥的“工作计划”，他也已跟任白土取得了联系。鉴于史阿根、曾涉川接连出事，保福祥已经产生了亲自出马去南京跑一趟的念头，现在被迫提前进行，也算顺理成章。

其三，以保福祥如同花岗岩般顽固的反动立场，铁了心要跟新政权对抗，以此实现投入台湾特务机关的怀抱，被台湾国民党当局接纳，最终可以“安度晚年”。而如今，他组建的匪特团伙“品字三方会”已经到了折戟沉沙的绝境，也就只有对抗到底了。不过，他一个人是无法继续走下去的，也没有能力逃离大陆，只有去南京跟任白土会合，然后一起干下去。

四人如此议下来，张宝贤提议：“咱们趁热打铁，连夜驱车南京追捕！”

焦允俊说：“看来，这场战斗要在南京画上句号了。”

二十、车夫和乞丐

话分两头，让我们回过头来了解一下由华东特案组指导员郝真儒率领的“郝组”赴南京两周以来的侦查情况——

郝真儒、支富德、孙慎言三人组成的新“郝组”（原“郝组”已作调整，沙懋麟、谭弦调“焦组”、原“焦组”孙慎言”调“郝组”）及随行外援便衣于12月12日深夜抵达南京，入住马处长特意请南京市公安局安排的位于河西大街上的驻地、南京市局还派出政保干部老缪担任联络员，专事负责华东特案组与南京警方的工作联系。

次日，12月13日一早，郝、支、孙即开会研究如何在南京的茫茫人海中查摸到那个“X”的线索。

此刻，“郝组”手头只有史阿根和王秀丫的口供，但这两个案犯的口供中涉及的有关任白土的内容实在是微乎其微，史犯交代曾涉川通知他去杭州晋见保老大，说将有使命下派，去南京出一趟差，至于去南京干什么，只字未提；王秀丫则与曾涉川假扮夫妻前往南京，但她同样不知道去南京干什么。当然，毕竟她是去了南京的，交代的内容要比史阿根更有价值，她随曾涉川抵达南京后，在建康路“迎客旅馆”下榻，其间，曾涉川外出过四次，其中两次是“夫妻俩”一起出去逛了夫子庙和西华门，还在外面下了馆子。

不过，王秀丫虽是扬州人，之前却从没去过相距不算远的南京，再说又是文盲，看不懂路牌上写的字，两人外出期间经过了些什么地方，吃饭的那家馆子叫什么名字，她根本弄不清楚，让讯问她的郝真儒和沙懋麟颇费脑筋。

老沙是原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刑警出身，对南京的所有犄角旮旯都了如指掌，用焦允俊的说法是“南京地图就在老沙肚子里”。当下，老沙就跟王秀丫聊了起来，得知这对假夫妻离开旅馆后，是往偏北方向步行的，沿途的街巷是如此这般。这样，他们外出的路线就弄清楚了。至于回返，王秀丫交代，曾涉川都叫了黄包车。

曾涉川单独外出的那两次是12月5日、6日的上午。曾涉川对王秀丫说让她待在旅馆房间里，他去外面转转。那两天，王秀丫甚至连房门也没出，所以不知道曾涉川出了旅馆大门后是往哪个方向去的，也不清楚是步行还是叫了黄包车抑或营运马车。

12月10日晚上曾涉川在“大世界”拒捕摔死、王秀丫被捕，连夜审讯获得上述情况后，原“郝组”侦查员随即急赴南京对曾涉川、王秀丫曾下榻的“迎客旅馆”房间进行搜查，并召集旅馆东伙询问二人入住期间的情况，证实了王秀丫这部分供词的真实性，同时也获知，曾涉川两次单独外出，分别乘坐了三轮车和出租马车。侦查员曾问过帮曾涉川在门口招三轮车、出租马车的旅馆伙计老项，关于车辆信息和前往地点，老项都说不上来。

以上，就是郝真儒、支富德、孙慎言三人组成的“郝组”面临的情况。这三位作为一拨搭档，跟“焦组”相比，研究案情时就显得颇为沉闷了——没一个是能说会道的主儿。不过，三位中无论是谁，要么不开口，只要开口，那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最终郝真儒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郝真儒和便衣柳长伟前往“迎客旅馆”，再次向一干东伙调查，这回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跟旅馆东伙逐个细谈慢聊，启发他们回忆曾涉川住旅馆那三天里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叫车外出当然是重点。此外，有关王秀丫的活动情况也不能放过，没准儿她在交代时故意漏掉了什么，或者无意中忘记了什么；另一路是支富德、孙慎言及老杜、小岳，四人分为两拨，寻找黄包车、三轮车和出租马车的线索。

第二路的调查比较辛苦，即便获得南京市非机动车行业公会的协助，人手也显得紧张。郝真儒说不要紧，如果我和柳长伟同志对“迎客旅馆”东伙的调查没发现线索，那就加入这个方向的调查。

12月14日，两路调查同时进行。

老郝和柳长伟一路去“迎客旅馆”跟一干东伙逐个谈下来，并无收获。那个连续两天帮曾涉川招三轮车、出租马车的伙计老项是最被看好的对象，老郝跟他聊的时间最长，不断予以启发提示，他却始终摇头，说这个旅客跟别的客人有所不同，一般客人通常都是上车前或者上车落座后随即说出自己要去哪里，这个客人却是二话不说先上车，上车坐定后还不开口，要等车夫问他去哪里时才作出反应。这个反应也并非开口说出要去的地点，而是朝前一指，示意车夫往前。料想车子往前走出一段距离后，他方才开腔告诉人家此行的目的地。

再说支富德、孙慎言与松江便衣老杜、小岳的调查情况。根据分工，支富德与老杜两个负责调查三轮车那一块儿，孙慎言九岁放马、十四岁独立赶大车，对赶车不陌生，跟出租马车的赶车人能有共同语言，就和小岳一起调查出租马车那一块儿。两拨侦查员先去了市非机动车行业公会，其时行业公会已经有政府人员参与管理并予以指导，相当于是政府在主持了。

行业公会领导听侦查员说明来意，都表示一定积极支持。侦查员向他们了解了南京市非机动车行业的情况，如工人和车辆数量、运作方式等，然后提出，可由市行业公会向基层下发由侦查员起草的寻人启事，里面写明某年某月某日的什么时间，一辆三轮车或是出租马车途经建康路“迎客旅馆”门前，被旅馆伙计招停，然后上来一个怎生模样怎生衣着的男子。目前，政府因工作需要，正在寻访该乘客，希望那天为该乘客提供车辆营运服务的工人师傅向行业公会提供相关情况。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不愿意当面提供，也可以采取电话或者书信方式匿名向行业公会提供。

随后，支富德、孙慎言等四人分骑两辆由联络员老缪弄来的民用牌照摩托车，开始在市非机动车行业公会下辖的各区分会走访。当天下午，郝真儒、柳长伟那一拨向“迎客旅馆”东伙调查无果后，也加入进来。

车夫的活动范围大，这项调查颇费了些时间，直到12月19日方才调查完毕。最后汇总的结果却是：没有找到拉过那么一茬儿生意的车夫。

这就奇怪了。如果说曾涉川两次离开旅馆单独出门乘坐的是同一辆三轮车或出租马车，那倒还容易理解，该三轮车或者出租马车可能是“品字三方会”在南京的那个头目任白土事先安排好的，车夫本身就是匪特分子。可是，曾涉川两次出门乘坐的分别是黄包车和出租马车，那上述可能性大概率可以排除——匪首既控制黄包车又掌握出租马车，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再说，两辆车都是旅店伙计随机招停的，并非事先等在旅馆门口，不像是提前安排的。

郝真儒认为有必要“想通”这个疑问，和支富德、孙慎言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很有可能是曾涉川在黄包车和出租马车将其拉到目的地后，付车钱时额外加了小费，以此方式暗示车夫把这茬儿生意“忘掉”。

新中国成立方才一年多，尽管政府大力提倡新风尚，其中包括服务行业不收小费，但交通营运行业跟饭馆、旅社等行业不同，大部分情况下消费者与车夫都处于一对一的场合，偶尔出现消费者出手大方加赠小费的现象时，并不是每个车夫都会谢绝。当时几乎所有的营运业车夫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劳动者，这一行干得长了，积累了若干这方面的见识，对于乘客支付小费背后可能隐藏的动机自然心领神会。

按照“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江湖准则，收取小费的车夫在遇到这种调查时自然会守口如瓶——既然警方出面调查了，那乘客肯定有问题，自己如若承认此事，万一给自己招惹麻烦呢？干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保持沉默就是了。即便那个受到警方追查的乘客最后折进局子，供认了付小费的情节，往下警察也不可能追查车夫，那得耗费多少时间和精力，而且还不一定查得到。

“郝组”侦查员想通了这一点，只好放弃这方面的调查。当然，侦查工作还是要继续，而且还得加把劲。郝真儒说，看来我们必须让脑子加快运转速度，尽快找到一条走得通的路径，寻觅隐藏在南京的这个“X”的线索。

话虽如此，可“郝组”侦查员商量来商量去，这条“走得通的途径”依然寻觅不到。12月20日，“郝组”已经不知是第几次开会研究，直到傍晚还没议出结果。支富德注意到孙慎言基本上没有开过口，于是问道：“慎言有什么想法？说来听听。”

孙慎言开口了：“我这个人脑子经常不开窍，想不出什么好主意，都是些笨办法。”

郝真儒闻之眼睛一亮：“有时候笨办法才是最有效的办法，慎言就别谦虚了，赶紧说说吧。”

孙慎言的办法确实有些“笨”。他的想法是这样的：曾涉川两次叫车都是在建康路“迎客旅馆”门前，帮他叫车的是旅馆伙计老项，说曾涉川上车前及上车落座伊始没跟车夫说去哪里，只是朝前面方向打了个手势，然后车就起步了。从常情来说，曾涉川是必须把此去目的地跟人家讲清楚的，之前不说不等于车辆起步后不说，否则这茬儿生意怎么往下做？那么，在曾涉川待车辆起步后关照车夫去哪里时，周围是否有行人或者沿街商家的店员顾客，抑或住家居民正好听见呢？

因此，孙慎言提出，在眼下似乎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考虑对上述“可能听见”的那部分人进行走访？

孙慎言这么一说，郝真儒稍一沉思，缓缓点头道：“这是一个办法……富德同志怎么看？”

支富德说：“这是撞运气，不过，可以一试。”

“郝组”侦查员及外援便衣这“一试”，整整花了两天时间，反复走访建康路上与“迎客旅馆”相邻的商店、住家以及经常在这段马路上路过的人员，还是未能获得线索。沮丧之际，孙慎言忽然想到可能漏了一类人没走访到一一乞丐。

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社会上乞丐、盲流比较多，即使是现在称为一线城市的北上广，如果哪天突然发现马路上没乞丐的话，人们肯定会倍觉惊奇，没准儿会有一种“太阳从西边升起”似的错觉。当时的行政建制，没有江苏省、安徽省，这两个省分为四个省级行署区，即苏南、苏北、皖南、皖北，直到1953年才撤销，恢复原江苏省、安徽省建制。至于南京，则是直属中央管辖的单立特别市。

南京处于与苏南、苏北、皖北行署区接壤的地带，又是交通非常便利的水陆大码头，乞丐、盲流更是出入频繁。孙慎言此刻想到的是，会不会当时正好有乞丐在建康路上溜达，听见了从身边经过的三轮车上曾涉川对车夫关于“去哪里”的吩咐？

于是，“郝组”决定继续走访。

这时已是傍晚，支富德、孙慎言还是由联络员老缪陪同着前往管段派出所，向值班警员了解建康路上乞丐的“归属”情况。乞丐是有帮派的，各个大大小小的帮派都有自己的地盘，作为从事以行乞为主兼带进行诈骗、抢夺、小偷小摸等轻型违法犯罪活动的区域，互相不得超越约定的范围，这就是所谓的“归属”。

乞丐属于盲流一类，当时是归民政局管的，但是，民政局的“管”只是在适当的时候将其中的一部分人遣送原籍，其他涉及治安的活儿，都由公安局负责，而管段派出所掌握着属于本所管辖范围内的大大小小丐帮的地盘划分、成员数量、违法情况等信息。

支富德、孙慎言跟派出所值班警员说明来意后，对方非常热情，即把一应情况介绍了一番，临末主动提议，如果您二位要尽快找到这一段的乞丐头儿郭老四，我这就叫人把户籍警小陆叫来，他知道郭老四晚上在哪里过夜。

小陆是个解放后参加工的年轻民警，天生透着一股精干劲儿，他从家里赶到后问侦查员，首长要去郭老四住的土地庙，还是我骑车去把他传唤过来？支富德寻思，这事儿如果顺利的话，那么线索也应该在郭老四手下的那个乞丐那里，不可能正好是被郭老四撞上那一幕，于是就说去土地庙吧。

侦查员找到郭老四时，他正跟二十来个乞丐聚在破庙里，这些乞丐的年龄从十来岁到五六十岁不等，不知是谁弄到一条狗，一干人生了火，正用一口缺了一角的大铁锅煮狗肉。郭老四是个三十多岁的精瘦男子，一看就知道是个老油子。他跟新旧警察交道打得多了，见到小陆一点儿都不憷头，不过被秋风黑脸的孙慎言给镇住了，再一看小陆对支、孙执礼甚恭，便向侦查员摆出一副恭敬样子，一口一个“您老”，自称“小民”。

听侦查员说明来意，郭老四马上向那群围火而坐的乞丐喝问，大概半月前，有谁在建康路“迎客旅馆”门前看见有个四十来岁的男旅客出门坐车？是旅馆的老项代叫的黄包车或者马车。

众乞丐窃窃私语片刻，有个少年乞丐站起来，说他见到过。那是12月5日上午八点半前后，当时他正蹲在旅馆隔壁酱油店门口，等着退房旅客结了账离店时上去二话不说抱住大腿乞讨，不给钱就不放。这一招儿是小叫花的看家本领，成功率很高，因为上午旅客退房后往往都要去车站码头赶车赶船，误不起时间，只好抱着花钱消灾的心理掏钱了事，反正钱掏的也不多。

等了片刻，果然有旅客出来了，但空着双手，一看不是退房后要离开旅馆的。正失望时，见伙计老项从大门里飞步而出，站在马路牙子里侧左右张望，小乞丐便知他是在叫车，遂重新燃起希望之火：缠住那个旅客不让他上车，那他就只能掏钱了。

此时，老项已经招停一辆空载的三轮车，继而招呼曾涉川上车。他察觉了小乞丐的意图，冲其怒目而视，小乞丐只好歇菜。根据街头不成文的规矩，叫花子如果在伙计阻止前即已采取行动缠上旅客了，旅馆方面就不能再管，只能袖手旁观。但是，如果伙计在叫花子行乞之前予以制止，那这个乞丐就不能再在旅馆门前向该客人行乞了。

如此，小乞丐自然失望。这时他还饿着肚子，饥肠辘辘的状态逼着他必须动脑筋解决早餐问题。眼看那旅客已经上了黄包车并打出了朝前行驶的手势，小乞丐灵机一动，随即俯身在流淌着脏水的马路牙子外侧按了按，让双手沾上泥浆，然后拔步便追。

追出几个门面，他已与正在行驶的三轮车齐平，就在这时，他听见那个乘客小声向车夫盼附：“去西华门。”

黄包车夫也发现小乞丐跟上来了。就像旅馆业跟乞丐有默契一样，三轮车黄包车行业跟乞丐也有默契，遇到已经起步但有乞丐跟上来行乞的情况，车夫会有意识地放慢车速，以方便行乞。

有读者可能会问，这不是得罪客人了吗？是得罪了，但这种得罪的动作被客人察觉的可能性极小，不良后果几近于零。而如果这当口儿来一个加速，帮助乘客避免遭受叫花子骚扰，那这车夫就等着吧，小叫花也好成年乞丐也好，虽然几乎都是文盲，但牌照上的阿拉伯数字是认得全的，而且他们在这方面的记性还不赖，接下来等着车夫的，要么是轮胎被放气或者戳破，要么是空车行驶时后面座厢被叫花子抹上污泥脏水甚至粪便。

于是，车夫就故意放缓速度，以便小乞丐向乘客示意：如果这双脏手往您衣服上拍一下将会如何？曾涉川自然发现了小乞丐的动机，二话不说，掏出一张一千元的钞票扔下，得以安然离开。

侦查员随即向小乞丐追问那位乘客的外形以及穿着，小乞丐边回忆边说，与之前旅馆伙计老项跟侦查员所作的描述基本相同。这就是说，曾涉川在12月5日上午离开旅馆是去了西华门。

二十一、健步商行

这是“郝组”来南京开展侦查工作以来获取的唯一线索，郝、支、孙三侦查员认为，这也应该是一条可信的线索。

王秀丫在上海落网后供述，她与曾涉川抵达南京当天外出，就去过西华门。但到了西华门之后，两人却没看什么，甚至连城门外的那座桥也没上，在桥畔转悠一圈就离开了。过了一个晚上，曾涉川又单独前往西华门，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郝真儒、支富德、孙慎言三个前往西华门实地查看。

西华门是明朝南京皇城七座城门中的一座，位于南京市秦淮区中山东路与龙蟠中路交会处南侧。该城门是旧时南京进出明皇城最方便的城门，其规格次于午门，但其须弥座与午门一样，都刻有典型明初风格的卷叶样的装饰石构件，保留着部分明代时的路面，城门外筑有玄津桥。

郝真儒、支富德、孙慎言过去后，如同寻常游客那样四处转悠了一会儿，拍摄了一些照片，然后返回驻地分析案情，主题是：结合对西华门的实地查看，讨论一下昨晚提出的“曾涉川去西华门想干什么”这个问题。

首先可以肯定，西华门应该是曾涉川那次赴南京出差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标。可惜没有访查到12月6日上午曾涉川离开旅馆外出乘坐的那辆出租马车，否则，车夫提供的此行目的地说不定也是西华门。

其次，曾涉川抵达南京后接连两次（因没有明确证据，用马车作为代步工具的那一次暂不算在内）前往西华门，他应该是在那里有事要办。想办啥事儿？购物？不可能，他是空手返回旅馆的，而且头天与王秀丫同行前往那里时也没有逛过商店。那就只能是跟“品字三方会”在南京的那个“X”之一接头了。

接着问题就来了：曾涉川跟南京的“X”接头，是直接见面，还是在某个约好的位置留个暗号或者条子之类？

侦查员的观点是，既不留暗号也不留条子，而是直接见面。头天曾涉川带上王秀丫假装散步溜达到那里，是为了踩点，他要看清约定地点的地形情况。次日上午曾涉川独自过去，就是去接头的。根据旅馆伙计老项提供的曾涉川出门和返回的时间，再减去往返路程花掉的时间，还剩下二十分钟左右，这应该就是曾涉川和对方见面的时间了。

至于第三天上午曾匪乘坐马车门的那一趟，侦查员估计也是去的西华门，但那又是去干什么呢？想来想去，侦查员认为，可能是头天去踩点，次日跟对方的代理人、联络员之类接头，传递口信或密函，第三天，才是跟正主儿即南京的那个“X”见面。从旅馆伙计老项反映的曾涉川第三次出门进出旅馆的时间间隔来看，曾涉川跟正主儿见面的时间很短，这也印证了上述判断——这次见面，对方应该给曾涉川一个回复，可以是口信，更可能是一封回函，以便他向保福祥复命，这当然不会用太长时间。

曾涉川拿到回函后，就算是完成了在南京的使命，携王秀丫前往上海。至于那封回函，很有可能在途中就投入邮箱寄往杭州了。

“郝组”当即决定，请联络员老缪将曾涉川生前的照片（解放后工商局进行重新登记，曾涉川化名褚飞帆经营“褚记木器店”，在工商局下的底档中有他的照片）翻拍冲印数十张，全体侦查员连同外援便衣拿着这些照片进行访查。

哪知，侦查员访遍了以中山东路和龙蟠中路交会处为中心的方圆数百米范围内所有的商店、住家、小贩，还拦下经过的路人询问，请他们辨认照片，却没有人见过照片上的这个人。

这下，“郝组”三侦查员简直有一种无话可说的感觉。不过，郝真儒、支富德、孙慎言毕竟是在隐蔽战线上有过多年历练的资深行家，每个人以前都曾遇到过这种“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有的甚至比眼下的处境还要艰难，最后也都过来了，所以倒也并不气馁。郝真儒对支、孙二人说，用焦允俊同志的说法，咱们这回是“运气不佳”。这话似乎带有唯心主义色彩，咱们此刻也不必考虑什么运气不运气的，这个方向走不通，那我们就换一个方向，反正最终肯定要把这起案件给破获了才行。

支富德提出，这个“品字三方会”的班底都是惯匪悍匪，南京这个主儿料想也必是惯匪出身，他在解放前肯定有不少刑事案底，甚至解放后还在作案。这等惯匪，在江湖上起码应该小有名气吧，否则，原太湖“品字堂”的保老大怎么会看得中他？所以，有必要从这个角度着手寻觅南京这个“X”的线索。

三人正在讨论上述提议时，联络员老缪出现在门口，说南京市公安局派来的机要通讯员来送电报，现在门卫室，请郝指导员亲自去签收。

郝真儒签收的就是焦允俊以华东特案组组长名义发来的密电，通知“郝组”杭州案子已经突破，“焦组”一行即将赴宁与“郝组”会合；请“郝组”目前暂缓行动，待“焦组”抵达后再共商方案，合力作战，将匪特团伙一网打尽。

然后，我们就要说到一家商行了。

南京市清凉门大街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马路，这条路上的东侧靠近凤凰东街有一家两个门面的商店，名唤“健步商行”，商行的门窗以茶色与无色相结合的厚玻璃为材料制作，以当时的眼光看算是非常时新的。

“健步商行”是一家专为残疾人提供服务的私营商家，其服务内容分两部分，一是出售专供腿脚不便的残疾人使用的代步器具，诸如轮椅、助步器、各式拐杖等一应俱全，此外还出售一些专用于卧床伤病患者的器具和消耗品；另一个功能是在后院设有一个特殊的部门，专门向家有残疾人的家庭提供包括食宿在内的所有日常生活服务，二十四小时代为照料，当然，是有偿的。

这家商行的老板是个下肢有疾难能行走的残疾人，名叫窦升鸣，是个五十来岁的清癯老者。坊间传说窦老板早年曾留学日本，故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而其在1930年创办“健步商行”时所进的洋货，大部分都来自日本。

“健步商行”在窦老板手里生意做得不温不火，每年有盈利，但谈不上多么丰厚。据说窦老板原先是有妻室儿女的，后来因为车祸受了伤坏了两条腿，其妻可能认为跟着这样一个残疾丈夫过日子没有奔头，就带着一双子女不辞而别了，临走时没忘记把家里的贵重细软一卷而空。哪知，之前一直在外面东奔西走做生意的窦升鸣袖中另有乾坤，存着一笔私房钱。因此，老婆的这个动作难不倒他，干脆用祖传的房子开了这家商行。屈指算来，“健步商行”已经开了二十年，按如今电商平台上某些商家夸张些的说法，已经足够打出“老字号”的广告语了。

“健步商行”离管段派出所直线距离不到百米。派出所的房屋有点儿老，之前经历过国民党——汪伪——国民党统治年代，然后就由“警察署”改为“公安派出所”。二十年间，不知有多少穿着不同颜色、不同式样警服的警员在这里进进出出，也不知有多少新旧警员曾来“健步商行”执行过登记、查户口、搜查等公务，可是没有一个警员对窦老板是一个“守法良民”这一点产生过怀疑。

包括窦升鸣本人在内，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随着12月25日从杭州通往南京的“一号国道”（即“宁杭公路”，旧称“一号国道”，当时尚未对境内公路编号，民间仍以该称谓称之） 上两辆美制吉普车悄然驶入南京城，这个残疾老板的真相将会被揭露。

窦升鸣是“健步商行”老板的真实姓名，他还有一个黑道化名，那就是被保福祥称为任师爷的任白土！

既然是黑道的师爷，其经历跟“品字三方会”另外三个头目保福祥、冯恭宝、曾涉川相比，就多了点儿书卷气。任白土的父亲是清末举人，曾捐过一个县官职位。但老爷子并非做官的料，只当了三年就结束了仕途。返回老家南京后，投资做生意，运气还不错，赚得不菲的家底。

老爷子一共娶了两个老婆，生了三个子女。窦升鸣的老妈是二房，伶人出身。虽是庶出，他却是老窦家这一代唯一的男丁，自小得到老爸的钟爱。老爷子能够考得举人，文化底子自然是没说的。他想把自己的文才传承下去，对窦升鸣的文化教育抓得很紧。要说窦升鸣，的确继承了老爸身上的文化基因，小学读书时连跳两级，上初中后，初一读完直接升入初三。其时，他的举人老爸已经作古，不过，家庭经济未受多大影响，老爸去世前，特地为他这个独子单列出一笔遗产作为教育基金。

窦升鸣读高一时，其生母病逝，从此他就跟另一房的那母女三个不再来往。然后，用其父留给他的那笔教育基金留学日本。在日本待了四年，返回时带回一个日本女子，就是前面说过的卷款不辞而别的那位。不过，平心而论，那个日本妻子也的确忍受不了窦升鸣这般扔下妻儿不管不顾，打着做生意的旗号，整日里行踪诡秘的老公。

窦升鸣落网后交代，他婚后结识了两个长江水匪头目徐某和佟某，三人交往甚欢，相见恨晚，遂义结金兰。窦升鸣年龄最小，排行老三。喝过血酒后，徐、佟邀三弟加盟匪伙，共享富贵，窦老三一口答应。徐老大、佟老二遂委其担任匪伙师爷，负责出谋划策兼掌管财务，稍后因发现这个老三对作案成败的预见性惊人准确，又要求他负责审议每次行动的方案。

徐老大、佟老二主持的匪伙属于江匪，和保福祥这种湖匪又有所不同。匪伙有二十来名弟兄，都是从事打鱼、撑船、装卸的体力劳动者，平日在各自岗位上安分守已辛劳付出，获取一份微薄收入，互不串联来往，即使偶尔路上遇见，也是佯装陌路，连个眼色都不递。待哪天徐老大、佟老二准备行动了，再去通知他们各携武器秘密聚合。半夜作案后，不到天亮即各奔东西，回去各干各的活计。

窦升鸣接受邀约时提出了条件：他终身不参加直接作案，永不在其他弟兄跟前露面，二位哥哥也不能对弟兄们提及他这个人的存在。徐老大、佟老二对此表示认可。

匪伙本来有个匪号唤作“金舟社”，窦师爷上任伊始，即提议废除，理由是安全第一，利益第一，至于名气，那是虚荣。这一点，徐、佟也同意了。

不久，窦升鸣的日本老婆疑似私奔。徐老大认为应该采取措施，提议派弟兄四处查访，征求窦老三意见时，被坚决否定。然后，窦升鸣就用匪伙分赃所得开了“健步商行”。当时，他的双脚还好好的（与坊间传闻不同，他的日本老婆在其双腿残疾前就跑路了），当然更没想到开“健步商行”的创意竟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预兆。

就这样，这个取消了匪号的匪伙在采纳了窦升鸣的建议后，一次次抢劫行动都非常顺利，销赃也最多不过是有惊无险，整整十年没出过事。不过，到了1943年秋，厄运终于降临了。

事情的起因在老二佟某身上。那段时问，佟某生了一场伤寒大病，治愈后身体很虚，便缩在南京傅厚岗他的一个相好家里休养。一日，两人外出看戏，不料散场时在戏院门口被一个多年前遭受过其抢劫的苦主绸缎商人万老板看见。佟老二作案无数，当然不可能记得有这么一个受害人，可万老板对这个强盗头子却有一种“烧成灰也认得”的刻骨仇恨。

认出佟老二后，万老板不露声色，只是暗暗尾随。佟老二两个叫了辆出租马车回下榻处，他则叫了一辆三轮车，付双倍车费让跟踪马车。把佟老二暗“送”到那个相好的住处后，万老板就调换一辆黄包车回家去了。

此举倒也并非是万老板沉得住气，而是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样行事方为稳妥。当时南京处于日伪统治之下，警局诸警种都是中国人，名义上的局长也是中国人，但是，实权却在由日本军方指派的在警局担任顾问的日本军官手里。万老板寻思若去警局，只能向那些汉奸警员报告，这些家伙跟土匪强盗都是暗通款曲的，接到报告还不是立刻通风报信让那强盗头子滑脚？滑脚还不算，怕的是强盗头子回头派人来找他算账，来一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那不是反害了自家的性命吗？得想另外的法子，否则，宁可不去报告了。

万老板琢磨了大半宿，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叫上精通日语的外甥一起去警局，求见日本顾问，见到之后，也不麻烦警局翻译（有可能同样与匪人暗通款曲），由外甥充任翻译，把情况报告了就是。

次日，万老板便如此行动。警局日本顾问闻讯，立刻通知警察局长集合一批警员，命自己的日本卫士作监军，荷枪实弹出动。原以为抓捕对象只有一个佟老二，哪知这天合该徐老大倒霉，他正好去看望佟老二，进门才喝了一杯茶，警察已经赶到，把宅子给团团包围住了。徐、佟两个知道，即便投降也是死路一条，遂拔枪顽抗，寡不敌众，双双被击毙。

同城出了这等新闻，窦升鸣自然很快就知晓了。他在被华东特案组拿下后的口供里说，得知老大老二死了，顿时松了一口气。以其智商、情商，再加上他多年的分赃所得以及经营“健步商行”的利润积累，从经济上来说，足够用到躺进棺材还有余，匪伙作案分赃的收入对他已经没多大吸引力了。而他当初之所以跟徐老大、佟老二结拜，接受邀约加入匪伙，全凭的是年轻时的血气方刚，这么些年头过去，又不幸遭遇车祸废了双腿，早已没了当初的那份冲动。

况且随着年龄渐长，他对江湖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萌生了退隐之意，但徐老大、佟老二并没有这样的念头，他也就只好奉陪下去。现在徐、佟殒命，对窦升鸣来说正是收手的时机。想到这一点，他对十余年前接受徐、佟邀约时提出的条件颇有些自鸣得意：如果当初没提出永远不跟匪伙中除徐、佟以外的其余匪徒见面接触，徐、佟死后，他少不得被卷入匪伙可能会出现的混乱局面，要么被警局察知后来个一网打尽，要么发生内讧火并，他不死也得受连累，结局依然是凶多吉少。

如此，窦升鸣暗忖，自己总算能够安度余生，不必为人身安全问题日夜忧心了。可人算不如天算，无忧无虑的日子没过上几天，抗战胜利后大约个把月一个雨天的傍晚，随着一个人走进“健步商行”的店堂，窦老板那颗原本已经平静下来的心又像拴上了十五个吊桶那样七上八下了。

这个人，就是原太湖“品字堂”老大保福祥。

窦升鸣与保福祥的相识，跟已死的徐老大有点儿关系。徐老大和杭州“三方会”的那位假行僧老三王啸有几分相似，也擅长玩狡兔三窟的把戏——平日里隐身南京市郊接合部的一座寺庙，不过身份并非僧侣，而是居士。此外还有三个家，在镇江、昆山和上海都娶了妻室，生有子女，那些家眷只知道他在外地工作——镇江妻子被告知他在上海打工，昆山和上海妻子则以为他在南京工作。

因是居士身份，徐老大随时可以离开寺庙，说是回家（当时寺庙通常不问居士家住何处），多半是在踩点、策划和实施作案。当然，家也是要回的。徐老大在南京时经常去窦升鸣的商行，以谈生意为名密议作案或者销赃，有时，也会请窦升鸣去饭馆喝酒。窦升鸣与保福祥的结识，就源于1941年夏天与徐老大、佟老二的一次饭局。

那天，按照事先约定，徐老大雇了一辆出租马车前来“健步商行”接窦老板去馆子喝酒“谈生意”，在座的还有佟老二。哪知，刚喝了一杯酒，忽然来了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男子，自然就是保福样了。

保福祥当着太湖“品字堂”的老大，虽然是专业绿林，但并不是像其他职业那样需要天天上班的。太湖强盗的作案也不像长江水匪那样，一年四季随时进行，而是有“旺季淡季”之分的，以冬季为旺季，春秋次之，夏季就算是淡季了。保老大那次就是利用淡季时间休个假，在江南四处转转，会会老友，结识新朋。他是一天前抵达南京的，下榻于一个暗门子职业的相好家里。第二天中午，就打算约请佟老二吃饭。

佟老二也是四海为家之徒，不过，在南京租有房子作为临时住所，还从徐州乡下老家请了一个远房亲戚看家兼做杂务。这远房亲戚六十多岁，是厨师出身，做得一手好菜，有时佟老二也会在家里请关系特别铁的朋友用餐。这份特别铁的朋友的名单中，也有保福祥的名字。因此，保老大是知道佟老二有这个落脚点的。

这天，保福祥兴冲冲赶去，佟老二却不在家。好在厨师老头儿认识他，知道是佟老二的哥们儿，告诉他说佟老二约徐老大去某某饭馆喝酒了。

保福祥和徐老大也认识，当下没多想，就直奔饭馆。到饭馆一看，在座的不仅有徐、佟二位，还有个陌生面孔，意识到自己来得可能不是时候。但事已至此，若是回避，徐老大、终老二的面子往哪里放？干脆接受徐、佟两人的热情挽留，落座入席。

保老大这一留下，窦老板就有点儿尴尬了。不过，他也算经历丰富——富家出身，书香门第，跳过三级的学霸，有留洋经历，还在长江水匪团伙的师爷位置上坐了十来年，城府自然不浅，不论他有什么心思，表面上肯定看不出来。况且这事他也没法儿怪徐、佟二位兄长，当初他的入伙条件里只说向本匪伙弟兄永久保密，没说过对徐老大、佟老二的朋友也保密。要怪，也只能怪自己当初考虑不周了。

徐、佟二人哪知道他的想法，保福祥刚一入座，佟老二就开口给双方介绍了。于是，窦升鸣知道保福祥是太湖“品字堂”老大，保老大也见到了早已听徐、佟说起过不知多少次的任师爷。事已至此，窦升鸣也无话可说了。好在事后徐、佟两个老江湖察知了任师爷的心思，从此再也没发生过这种情况。至于那个保老大，窦升鸣也只是见过那么一次，此后再没打过交道，他渐渐也就放下这个疙瘩了。

后来，徐、佟两个双双毙命，保老大落水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军警围剿，传说已经殒命。窦升鸣寻思，应该再没别人知道自己的底细了，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到了肚子里。

谁知，还真应了“该来的总是要来的”这句老话。1945年9月中旬那个秋雨绵绵的傍晚，“健步商行”正要关门打烊时，保老大忽然出现在窦老板的面前。那时，保福祥还没坐轮椅，但腿脚明显不太利索，以窦老板经营健步用品多年的职业眼光看来，那走路姿势，已经预示着日后的情况不容乐观。

保老大是来干吗的？买健步用品？应该不会。“品字堂”已经灰飞烟灭，保老大的处境肯定不妙，这个节骨眼还找上门来，多半是来寻求帮助的。窦升鸣心里不由得犯嘀咕，若是花些钱财能把他打发了，那是最好，如果保老大要在自己这里落脚，那该如何是好？

窦老板想错了，人家保老大一不借钱，二不借宿，却是来跟他交朋友的。窦老板让伙计从外面馆子叫了几个菜，又开了两瓶酒，两人就在商行的内宅边喝边聊。说也奇怪，这一番聊下来，窦老板竟然觉得跟保老大甚为投缘。

保福祥告诉他，“品字堂”已经不复存在，他的处境也比较危险，准备去上海躲一躲，等风头过去再作计议。此行并不是来打秋风借盘缠的，上次跟窦老板见面之后，不知怎么的，隔一段时间就会梦见，这就是投缘了。江湖上互相投缘的朋友不少，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梦见的却没听说过，看来这段友谊值得珍惜。原本早想寻上门来结交，但初次相见时，保老大有一种感觉，窦老板对他似乎有一种不待见的情绪，因此不敢冒昧打扰。

那今天为什么登门拜访呢？保老大说，此番前往沪上，也不知是否能够平安度过这一劫。想来想去，决定冒昧登门，不图其他，就为能够见上一面，或许这是今生最后一面也难说。

窦升鸣的举人老爸对《周易》颇有研究，窦老板幼时耳濡目染受到影响，对此也有兴趣，跟着老爸学过一段时间。老爸的周易预测在南京乃至江苏名声不小，即使是学了一些皮毛，也使窦老板获益匪浅。只是他生性不事张扬，为人处世一贯低调，很少有人知晓，连徐老大、佟老二都不清楚。现在，窦老板觉得交不交保福祥这个朋友，还真要看天意了。于是，当场就在酒桌上演算六爻进行推算，答案是：保老大这个朋友值得结交。

两人遂对天八拜义结金兰。告辞前，保福祥掏出十两黄金赠送窦老板，说是他这个哥哥给弟弟的见面礼。窦升鸣其实不缺钱，婉拒，怎奈保福祥再三坚持，只好收下。此举让窦升鸣甚是感动，便把其外甥晏祖北开的命馆地址和接头暗号告诉了保福祥，说哪天兄台万一有难，急切之中无处躲藏，可以到我这里来，也可以去找小晏，他是聋哑人，耳不能听口不能言，但心里却是明白如镜。我的外甥就是你的外甥，尽可放心！

二十二、匪首落网

两人这一别，从此断了音信。每年春节、端午、中秋三节，窦升鸣都要郑重其事地为保福祥推演六爻，每次都显示平安。再说他觉得这老兄的心智甚高，料想不管是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政府“惩治汉奸”，还是解放后共产党的“清匪反霸”，他都可以化险为夷。

任师爷的六爻没有推算出的是，汉奸、惯匪保福祥竟然蚍蜉撼树，动起了推翻中共政权的脑筋！

那天，一封寻常平信寄至“健步商行”，窦老板只一看信封，心跳便是一阵加速。尽管他跟保福祥只见过两次面，没见过对方的任何墨迹，但一看那个写法独一无二的“窦”字，就知道必定是出自保福祥之手。五年前的那个晚上，在二人“白头如新，倾盖如故”的对酌接近尾声时曾有约定：今晚别后，无事不通信，通信必有事，而且必是大事；不管哪一方写信，都应把对方的姓氏写得比后面的名字略大些，姓名三个字则应一个比一个潦草。

现在，任师爷收到的这封平信便有这个特征，必是保福祥来函无疑。这就是说，保老大有大事要跟他商量了！以保福祥和他任师爷的历史身份，所谓“大事”，料想绝无意外，必是跟中共政权作对的内容，最轻也是偷渡海外。但是，如果保福祥只是想偷渡海外，没必要拉上他这个残疾人。所以，肯定是需要发挥他以前为徐老大、佟老二执掌的那个长江匪伙出谋划策的特长了。拆开信封一看，果然，保福祥在信中用隐语告知，他准备创办一家“公司”——组织一个反共团伙，已与“海外供货商”——台湾方面取得了联系，云云。

任师爷阅之，久久无语。其被捕后供称，他对“东山再起”并不感兴趣。打自徐老大、佟老二双双拒捕毙命之后，他就已经停止了与匪伙的合作，即所谓“退出江湖”了。以他瘫坐轮椅的状况，也经不起江湖奔波的折腾，再说他的经济积累已然达到一个隐身富豪的水平。以他的念头，自然是维持眼下的状况最佳。共产党公安即使知道当初的“金舟社”有过一个任师爷，也无法追查其下落，他完全可以继续隐身。但是，有保老大这个“第三方”存在，他的生活轨道就不得不有所改变了。

那么，如果任师爷不接受保福祥的邀约去参与创办那么一家“公司”，行吗？理智告诉他：不行！如果他拒绝，保福祥只须给公安局寄一封匿名检举信，他的逍遥日子就到头了。

原“金舟社”的老大老二虽然毙命，但没听说那些喽啰也都去见阎王了，保不齐其中什么人知道本匪伙中有个隐身师爷存在。有徐、佟在保福祥面前透露其身份的前车之鉴，谁知道这二位是不是某天喝多了，也跟手下的匪徒说起过？这些匪徒中，肯定有解放后落网的。公安接到匿名信，想查实是否果真有他这么一个师爷存在，并不是什么难事。以他的历史罪行，一旦罪名被查实，必死无疑。

如此，任师爷只好走一步看一步，先把保老大稳住再说。保老大也就不过来函跟他打了个招呼，没留通信地址，那就表明不必回信。索性以不变应万变，等对方走出下一步再说也不迟。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到了12月5日，任师爷的外甥晏祖北突然找上门来，转交了曾涉川传递的密函。保福祥的防范意识颇强，密函还是用隐语写的，但以任师爷的文化程度和智商，想要读懂并不犯难。保福祥来函是想请任师爷去杭州走一趟，商量“合伙做生意”的事儿，询问任师爷的意见，如果出门不便，可以派弟兄来宁接应，完事后送返；还要求任师爷尽快复函，他等着消息。复函可依据这封来函的通道反向传递——也就是由晏祖北转交送信人。

任师爷遂取了一张一万元人民币的钞票，用毛笔在边角上写了一个字，曰“可”，相信保福祥能够领悟其意。

把那张钞票回函交给外甥，任师爷就等着保福祥的安排了。哪知，次日晏祖北出了点儿意外——上午他去西华门命馆的路上，脚下一滑，身子一个趔趄，站立不稳，仆倒于地，幸亏用手撑了一下，脸面避开了掉到地上的一截枯枝，否则没准儿眼睛被戳瞎也难讲。不过，就是这么一撑，臂膊扭伤了筋，疼痛难熬，只得去鼓楼伤科名医刘鼓石的私人诊所去诊治。

他是哑巴，一通比画连带着含混不清的咿咿呀呀，刘大夫方才弄明白他受伤的前因后果。刘大夫检查下来，说要内服外敷双管齐下治疗，这条臂膊少说得用三角巾吊半个月。晏祖北身上只有几个零钱，根本不够支付医药费。无奈之下，只好去门口招了一辆三轮车，先给了车钱，又写了张字条，让车夫前往五六里之外的住所，通知他老婆把钞票送来。

晏祖北不是一个合格的“地下交通员”，这么一折腾，竟把舅舅交代的事情给忘记了。待老婆把钱送来，已是午后一时许。他先和老婆一起去附近面馆吃了午餐，然后也不去命馆，直接回家了。傍晚他方才想起此事，赶紧去清凉门大街“健步商行”，向舅舅说明一应情由，递还那张一万元钞票，连连自责，低头认罚。

窦老板倒是颇具涵养，没有责怪外甥。他寻思已经过了保老大的那个信使跟晏祖北约定的取复函的时间，况且外甥这副样子，半月之内是没法儿去命馆的。倒不是说他吊着一只胳膊会妨碍接待顾客，问题是人家登门是来讨问吉凶运势的，看你算命先生自己一条臂膊用三角巾吊着，自己的祸事都避不了，哪个还敢相信你能预测吉凶？因此，只好耐着性子等到半月后胳膊痊愈了方可正常营业。至于保老大的信使，今天料想是扑空了，即使他明天上午再去西华门，命馆仍是关着。

那就只好暂且把这事儿搁置下来了。估料保老大不至于光凭这一点就得出“任师爷出事”的结论，毕竟命馆没被警方封掉，况且保老大是知晓商行地址的，如果有此怀疑，也得派人悄悄“路过”一趟窥探虚实。

窦老板遂收下外甥还来的那张钞票（待其一离开随即划根火柴焚之），另取出一张五万元钞票交给晏祖北以示慰问，当然也有让其安心的意思。

晏祖北一连几天没去命馆，特案组侦查员在西华门一带反复查摸曾匪行踪的情况，他自然也就不知道。否则，任师爷接到报警，准定立马带着晏祖北逃之夭夭了。由是，他们的命运也就此注定——晏祖北待在家里休养，臂膊上的三角巾还没来得及卸下，他和舅舅就东窗事发。后来，他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

至于任师爷，此事过后，他心里总是无法释然，半夜醒来想起就睡不着，担心保老大一怒之下把检举信寄往公安局。推算了一把六爻，竟是“无凶有吉”，这才稍感安慰。当然，围绕着保福祥的近况，任师爷的思维不会停止，也无法绕开。一次次反复分析下来，任师爷认为保福祥之后再没有消息的原因有二：一是认为任师爷这边出事了，出于安全考虑，不敢再跟他联系；二是他自己那边发生了什么意外，所谓“开公司”之事暂时停顿。

三天前的深夜，任师爷失眠时，开了瓶酒自斟自饮，想到保福祥的安危——这不单单是对这位结拜大哥的关心，更多的是为自己的安危忧心——忍不住又推算了一次六爻，得出的结果有些奇怪，可以理解为“情况不明”或者“非凶非吉”。这比“大凶”当然好得多，结合之前的分析，他寻思自己可能陷入了“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状况了。保福祥是知晓“健步商行”地址的，还曾来过一次，如果他出事了，顶不住公安的凌厉审问，供出的内容中肯定会有“健步商行”以及小晏的命馆。现在多日过去，这两处还是平安无事，那说明保老大没有出事嘛！

果然，三天后——12月24日，保福祥不期而至！

要说保福祥的脱逃本领，与华东特案组之前侦办过的“夫妻逃犯案”、“十三太保案”中的对手有一比。那天，他在华东特案组的抓捕现场以出其不意的手法蒙混过关逃离险地，在乌篷船上对自己面临的情势进行了分析，迅速作出决一定：先往上海方向逃。

保福祥的这个选择出乎“焦组”的意料。事后在马处长到场参加的对全案侦办情况进行复盘的会议上，焦允俊主动承担责任，诚恳作了检讨，还打算请名牌大学出身的谭弦“协助”，写一份检讨书交上去，马处长却说不必了。

为什么呢？马处长说，这个判断虽然是个失误，但侦办案件时，这种失误在所难免，而且并未造成严重后果。相比其他公安单位，华东特案组在这方面的失误率应该算是最低的了。如果失误率最低的专案组、侦查员也要写检讨书，那以后华东区各级公安单位的专案组、侦查员，还不是缩手缩脚，不敢大胆工作了？所以，只要总结教训，避免下次犯同样的错误就好。

再说保福祥，他在乌篷船驶离五金行现场百多米远时，脑子里已经有了如何逃离杭州城区的主意——五金行的七个伙计之中，肯定有人会供出他藏匿在后院楼上。不过，从冯恭宝东伙被抓捕，到公安机关对他们进行正式讯问，这中间有一个时间差。然后，警方才会再次回到现场，一番勘查下来，也需要时间。前后的时间加起来，已经足够他安然离开杭州城区了。当然，途中他需要调换交通工具，以防警方循踪追逃。

保福祥很快就叫停乌篷船上了岸，换乘一辆出租马车前往灵隐寺。去灵隐寺干吗呢？当然不是为了烧香求菩萨保佑，而是寻机搭乘私家车离开城区。

灵隐寺系江南名刹，不但杭州本地信徒，长三角其他地方的信徒也都爱奔那里求个菩萨许个愿，普通游客则将灵隐寺作为一处游览胜地。保福祥希望能遇到一辆正要离开杭州的私家车，他有法子说动车主允许他搭车。至于车主打算去哪里，暂时不必考虑，有去上海的自然最好，就算不是去上海的，那也无妨，先离开杭州再说，越快越好！

保老大的运气还不错。出租马车抵达灵隐寺后，他不慌不忙下了车，拄着手杖前往停车场。停着四辆出租汽车，一辆辆看过去，有两辆是上海牌照，另外两辆，一辆是杭州本地的，另一辆是镇江的。

其实特案组对保福祥去向的判断，大方向上是没错的。保福祥本打算前往南京，四辆出租车中，镇江的那辆去南京最方便，但他是老江湖，直接奔镇江，担心公安循迹追踪过来，于是故意绕了个圈子，放弃离宁最近的镇江，先前往上海。

当下便去跟出租车司机洽谈。可是，两辆车的司机都说今天是上海乘客包车，人家是特地租了车从上海赶到杭州灵隐寺来烧香的，事先有过约定，不带其他客人。乘客已经把包车费用支付了，按照规矩就是人家说了算，老先生您要想搭乘，等会儿乘客烧香回来，您自己跟他们谈。

保福祥就打听乘客是何许人，得知两个乘客都是中年妇女，互不相识。两个司机因为停车后不能走开，在等候时借火点烟闲聊，算是认识了，但乘客却是各自进寺庙烧香的，一会儿回上海估计也是各走各的道。

正说着，其中一个乘客回来了，那是一个看上去四十岁左右、衣着打扮雍容富贵的胖女人。以保福祥那份老江湖的眼光，一眼就看出这胖女人外表容光焕发，目光里却隐含忧色，疑是遭遇了什么不幸，但并未戴孝，而且脖颈上的那条羊绒围巾还是大红色的，估计是有什么不顺之事，特地租了车赶到杭州来烧香还愿的。这等对象最容易对付，也根本没有防范之心。

于是，保福祥就用一口纯正的沪语向这位太太问候。要说保福祥的外形谈吐，算得上斯文儒雅，举止得体，那把手杖拄在别人手里，是腿脚保不便者的助步工具，而在他手中，却成了摆派头提品位的装饰道具。他的说话声音还带有一种磁性，使人听着很是受用，常人打死也不会相信这主儿竟然就是当年在江南小有名气的太湖黑帮组织“品字堂”的老大！

那胖太太也是见过世面之人，后来特案组通过向她提供车辆的那家出租车公司查到了她的身份。此妇姓甄，系沪上一个张姓资本家的续弦妻子。抗战期间，张老板经其亲戚介绍，跟“军统”在上海的地下特务组织建立关系，为“军统”特务活动提供过一些帮助。抗战胜利后，“军统”首脑戴笠在上海国际饭店宴请相关人员时，张老板也出席了。因为有这些经历，“军统”改组为“保密局”后，其在沪特务中就有若干人跟张老板成了朋友。张老板向他们提供过一些其工厂工人中疑似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的情报，致使两位地下党员被捕牺牲。

解放后，张老板隐瞒其曾跟“军统”、“保密局”有来往的历史，伪装积极，还差点儿混入区政协，政审时，其历史罪行终于败露。于是，当即逮捕，而且据说有可能会被处决。其妻甄氏自是大急，想通路子，但中共侦办干部不吃那一套。无奈之下，便想走一趟灵隐寺向菩萨求助。

诚如保福祥所估料的，甄氏这当口儿很好说话，听他说有急事想搭车回沪，愿意支付这趟包车的全部费用，马上点头。保老大当场付清包车车费，上车启程。

轿车驶抵上海，保福祥随即换乘另一辆出租车前往安亭火车站。下车后等了不到半小时，即有一辆由沪赴宁的客车在安亭停车上下客。保福祥乘坐这趟列车，于当晚抵达南京，叫了一辆出租车，直接前往清凉大街的“健步商行”。

这是保福祥跟任师爷第三次见面。处在这种情况下，客套就免了。任师爷是个聪明人，当下自是心知肚明，让伙计炒了两个菜，家里现成的花生米、熏青豆、秋天晒下的虾干各装一盘，开了瓶白酒，两人便在任师爷的账房间里边喝边聊。

任师爷知道保老大是个厉害人物，生怕他对上次外甥晏祖北因故失约，未在西华门命馆等候曾涉川之事心存疑窦，便抢先把情况作了说明。保福祥表示理解，说这也没啥，意外嘛，什么时候都可能发生。遂言归正传，把自己这些天的经历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任师爷听着，脸上倒还是神情依旧，保福祥对此颇为满意，觉得自己没看错人，这个结拜兄弟是可以干大事的。正要开腔问他近况如何，对方已经把两个喝空了的酒杯斟满，举杯道：“如此，先干一杯，祝贺哥哥绝境脱险，化险为夷！”两人一饮而尽，任师爷接着问，“哥哥您往下有何打算？需要兄弟效力的，请尽管吩咐！”

保福祥在途中已经对接下来的行动作了考虑——

千算万算，没想到他发起的这桩已经得到台湾“国防部二厅”认可的“大业”还没正式开始，就落得了这么一个结果。要说最直接的责任人，非曾涉川莫属。每念及此，他不由得对曾涉川恨得咬牙切齿。这小子在江湖上行走了半辈子，竟然还没领悟“忍得一时风亦静，容得万事心自清”这句真言，连太太平平坐个火车从上海到杭州都做不到，惹出了这么一桩大祸，让他的“宏图”灰飞烟灭。

现在应该怎么办？从目前的情况看，他已是骑虎难下，只要还没落网，那就得继续干下去。至于具体要考虑的问题，首先要有个安全的避风港，其次是要迅速招兵买马，这是跟台湾方面要价的筹码。至于如何实现，自然得请任师爷出手助力了。

保福祥相信自己对任师爷的判断。跟他相比，任师爷应该算是货真价实的残疾人，双腿不能行走，但他的脑子要比曾涉川或五金店的冯老板之流强不知多少倍。既然如今他也上了保老大的贼船，那就如同两只蚂蚱拴在一根绳子上，走不了你也逃不了我。

任师爷也是开店做买卖的，但他跟冯老板不同。他的商行里也有伙计，而且由于商行有“托老”业务，还有男女佣人，加起来有六七个。不过，这些人只知道窦老板，不知道“任师爷”，都是不能派上用场的闲货。这是不便之处，同时，也是安全的保障——没人知道任师爷的底细，就少了一份泄密的可能。凭任师爷的心机，保福祥认定，如果要为“品字三方会”招兵买马扩展力量的话，他肯定是有办法的。于是，保福祥就把自己的想法向任师爷和盘托出。

果然，任师爷听罢坦然道：“哥哥看得起兄弟，乃是我的福分。像我这样一个残废老头儿，在这世上也活不了多少年头儿了，就跟着哥哥您一起干吧。如果运气好，干出一点儿名堂来，没准儿还有希望去海外安度余生呢。就这样定了！ 至于哥哥所说的两个问题，我寻思还真不算什么难事儿，我说一下，哥哥您看行不行？”

任师爷果然了得，这两个让保老大犯愁的难题，对于他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

保福样的两条腿有毛病，但还不至于像任师爷那样，必须依靠轮椅才能出行，挂着手杖也是可以行走的，不过行动迟缓一些罢了。任师爷的主意是，他的商行有“托老”业务，而且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眼下共有九位服务对象，都是五十岁以上的老者，最大的那位年过八旬，打从商行开始经营“托老”业务就已入住。而商行的这项业务，解放前旧政府不管，解放后百废待兴，新政权暂时也顾不上这类“托老”的机构，所以在管理上来说，处于真空状态。

任师爷的主意是，让保福祥作为一个该项业务的服务对象入住商行，至于身份，可以借用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一个名叫解玉祥的服务对象的登记资料冒名顶替。那个解玉祥的年龄跟保福祥差不多，脸形也像。这老头儿的两个儿子都在美国，说是做生意，但其入住后任师爷有时与其一起喝酒闲聊，听下来却是国民党“保密局”派赴纽约的海外特工，而且都是有校级军衔的，据说很受毛先生（“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器重。

任师爷跟那两个儿子见过面，那是解玉祥之妻在1947年遭遇车祸去世时的事。两个儿子双双飞回来办丧事，对如何处理下肢残疾、生活全靠佣人侍候的老爸却感到为难。最好的办法是把老爸带到美国去过日子。可是，跟老爸一说，老头儿却不愿意漂洋过海去异国他乡生活。最后，兄弟俩想到了以前听说过的位于清凉大街的“健步商行”，遂用轮椅推着老爷子过来询问。解玉祥马上就喜欢上了这里，特工儿子很敏感，追问原因，老爷子说出来的理由令人哭笑不得，可细想想，却又不无道理——老板自己也是靠轮椅助行的残疾人，他对残疾人一定会照顾得很到位。

解玉祥那两个特工儿子说既然如此，那就待在这里吧，遂与窦老板签约。他们要回美国，所以一下子签了五年，预付五年全款；约定如果由于服务对象自己的原因不想待了要离开，或者自然死亡，商行不必负任何责任，预付的款项不用退回。特工儿子在南京请了一个姓曹的朋友作为解玉祥的监护人，商行有情况可找其联系，言明两个儿子不在国内时，曹先生的所作所为即代表他们的意愿。

由商行提供服务的对象都有优裕的家庭背景，解玉祥更是受到特别优待。别人两人一间卧室，解玉祥是单独一间，而且就在后院窦老板卧室的隔壁。老爷子在商行生活心情不错，监护人曹先生每月来探望时会拍摄照片寄往美国，其子对此很满意，每季度给老爷子捎寄物品时，总会顺带赠送窦老板一份。

如此一晃两年过去，1949年4月中旬一个雨天的深夜，解玉祥和任师爷都被淅淅沥沥的雨声搅得彻夜难眠，解玉祥按铃通知值班佣人送开水，得知隔壁窦老板也醒着，刚让佣人烧水沏茶，就动了饮酒聊天之念。窦老板遂让佣人开了几个解玉祥的儿子从美国寄来的罐头，每人打开一瓶丹阳封缸酒。喝了两杯，解玉祥刚打开话匣子要摆龙门阵，卧室门被人轻轻推开了，进来三个穿着雨衣的汉子！

两个对饮者一惊，还没作出反应，为首那个一边说“是我”，一边把连在雨衣上的雨帽往后一扯。窦老板和解玉祥同时一个激灵：竟是监护人曹先生！

这时，另外两个也扯下了雨帽，窦老板不无惊奇地发现，两人雨衣领口里露出的居然是警服，这才明自原来解玉祥的监护人是警察！想起之前听解玉祥一说过儿子是“保密局”的海外特工，也就释然了。

曹某跟窦老板打了个招呼，然后向老爷子行礼，说雨夜打扰，实属无奈，刚才接到您家少爷从纽约发来的急电，让您老即刻随我们去机场，这就搭乘军机离开南京，先飞广州，再去香港，您家少爷明天上午抵港恭迎。一路由我们三个负责护卫陪同，请您老放心。

说罢，曹某奉上解玉祥儿子发来的电报。由于没有思想准备，再者解玉祥也不愿离开长期生活惯了的地方，欲待拒绝，曹某一个眼色，两个跟班警员便把解玉祥连扶带搀地扯离了座位，扶上轮椅。三个人一个推着，另两人一左一右连安抚带阻止老爷子挣扎，转眼，一行人就出门而去。

任师爷按铃唤来已在前院睡下的值班佣人，一问，他根本不知道商行里闯入了不速之客。任师爷让佣人打起雨伞，把他推出去亲自查看，发现曹某三个竟是一人攀墙而入，然后打开后门那把硕大的白铜锁，放入另外二位；离开时也是走的后门，自然不必攀墙了，门也懒得锁上，后门虚掩着。

任师爷看着那把完好无损的白铜锁，不由得暗吃一惊：这把锁甚是古旧，即使使用原配钥匙，不熟悉者也得费一番周折才能打开，如果遇上心眼算不上玲珑剔透的主儿，只怕把钥匙拧断也对付不了这把锁。可是，这个曹某却轻而易举就打开了。看来，这人不是一般警察，多半跟解玉祥的两个儿子一样是特工，受其两个儿子之托，把老爷子接走。为何接走？只有一种可能——对岸饮马长江已有两月的中共军队这就要发动渡江战役了。

果然，三天后，南京解放。

解玉祥就此消失，之后再无消息，那个监护人曹先生也没露过面。窦老板对其他入住商行的残疾人的说法是其亲戚把他接走了。几时回来？尚不清楚。不过，他的费用是付到1952年的，估计还会回来。

现在，任师爷就是打算让保福祥代替解玉祥入住商行。保福祥说：“如果这样的话，那我肯定要跟其他残疾人打交道，他们是否会发现我并不是解玉祥？那老解平时说话是什么口音？”

任师爷说：“这倒没问题，老爷子说一口蓝青官话，哥哥您也能说的；其他几位住在商行的老者，要么有残疾行动不便，平时大多数时间都在屋里待着，要么老眼昏花，记忆力也差，不可能发现您是替身的。”

保福祥想了片刻，点头：“如此也好。反正不可能往很久的，韩战已经开打半年，照这形势估计，没准儿台湾那边很快就会反攻啦！”

接下来，任师爷说了解决第二个问题的思路——

当初徐老大、佟老二接受他的建议，果断取消了“金舟社”的匪号，由任白土担任这个二十人“长江兄弟”匪伙的师爷，出谋划策兼管财务。他跟徐、佟还有一个口头约定，永远不在那些弟兄跟前露面，徐、佟对此并无异议。

任师爷加盟后，匪伙接二连三出师大吉。徐、佟自是喜出望外，对任师爷赞誉不绝。一天，三人酒聚。席间，徐老大向任师爷请教如何理顺团伙弟兄之间的关系，比如，万一哪天本帮运气不佳，作案或者聚会时遭受官府武装的突袭，寡不敌众，呈现一盘散沙的局面，应该如何迅速把弟兄们召集起来？任师爷说此事容我仔细考虑一番，三五天后再向您二位奉上浅见。

三天后，任师爷把自己的“浅见”向徐、佟亮了出来，其实也很简单——制作一份有全体弟兄名姓、住址及其可靠亲朋好友名址的花名册，一式两份，由老大老二各执一份。这样，万一今后出现令老大老二担心的那种局面，手里有这份花名册，等于是攥住了那些兄弟的命门，他们还敢不听招呼？

徐老大、佟老二接受了任师爷的建议，立刻落实。没几天，徐、佟就双双结伴夜潜“健步商行”，悄然唤起任师爷。三人在账房间坐定后徐老大、佟老二各从怀里取出一张纸，上面有他们分别收集的匪伙二十名弟兄的相关资料。

徐、佟二位一个上过半年私塾，另一位压根儿没念过书，只在童年时跟着邻家两位上学的小伙伴识得若干文字，水平略高于文盲。因此，他们收集的资料是由夹杂了一大半错别字和各种匪夷所思的符号、图案合成的，只有他们自己看得懂。任师爷没法儿誊抄，只得由两人边念边解释加比画，最后才落笔纸上。

按照徐老大的要求，任师爷把花名册抄了两份，徐、佟各自收存。至于那两份原始资料，则由佟老二划根火柴当场焚毁了。徐老大、佟老二没有想到，他们对于任师爷的这份防范并未达到目的，在他们离开后，任师爷竟然凭着那份超强的记忆力，立刻将花名册默写了出来。

这份名单，任师爷一直保存得好好的。现在，他把这个秘密向保福祥透露了，说这二十个原“金舟社”的弟兄，大部分应该还健在，哥哥如有兴趣，可作为我们下一步发展力量的对象。

保福祥自是大喜。从次日起，保福祥即以解玉祥的身份在商行露面。商行的那些服务对象都在中间那个院落生活，前面店堂的顾客是看不到他们的。即使有家属来探望，见了保福祥，也只以为来了个新客，不会产生其他想法。至于商行的伙计，他们是不管“托老”业务的，料想无人关注。而负责服侍服务对象的佣人，一切都听窦老板的，让服侍谁就服侍谁。再者，保福祥一副人畜无害的外表，又是残疾人，谁会多想呢？

这里的生活虽然不像在上海或者杭州那样舒适如意，保福祥也已经心满意足了。每天除了睡觉、练功，大部分时间都在考虑如何尽快“招兵买马”。他手头已经有了任师爷提供的那份花名册，接下来需要一一访查，看谁适合入伙。可是，今非昔比，如今只剩下他和任师爷两个残疾人，况且他还是一个遭到通缉的要犯，显然都不适宜出场。

那么，让谁出场呢？想来想去，眼下能够差遣的只有任师爷的那个外甥晏祖北了。可以让任师爷吩咐外甥暂停西华门命馆的营业，改为走街串巷上门服务的卜卦师，先去查摸一下“金舟社”那二十个弟兄目前的下落。这小子是聋哑人，不会引起警方的注意。

保福祥与任师爷对这个方案的可行性进行评估，任师爷认为不错。次日，即派人去把晏祖北唤来，由舅舅出面跟外甥交代此事。晏祖北表示没有问题，最近命馆生意不佳，他整天基本是空坐着，正觉得闷得慌，有机会出去散散心自然蛮好。任师爷随即列出一份穿街走巷的卜卦师需要的一应道具，指派商行的一个年长伙计去采购。

12月27日，一应东西要买全了，任师爷正要差人去通知晏祖北前来，商行里忽然来了三个不速之客，正是华东特案组侦查员支富德、张宝贤和外援便衣柳长伟。

就这样，保福祥、窦升鸣在没有任何思想备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就落网了。而对于华东特案组来说，这一幕发生得也实在是过于意外了——

12月25日，“焦组”一行抵达南京后，不顾旅途疲劳，随即举行华东特案组全体成员参加的案情分析会。“焦组”、“郝组”互相通报各自的侦查情况，对接下来如何追捕重大逃犯保福祥及侦缉“品字三方会”南京方面的匪首进行了讨论。

按照“郝组”之前形成的思路，对于南京的这个“X”，可以向熟悉南京解放前江湖黑道情况的江湖人士打听，从中寻觅蛛丝马迹。郝真儒把这一思路向焦允俊等侦查员作了介绍后，问沙懋麟：“老沙同志曾经在南京的旧警局供职多年，对南京解放前的江湖黑道情况比较了解，你认为这个思路是否可行？”

沙懋麟想了想，说：“这个思路用来调查这种隐蔽目标很有效果，不过，眼下我们面对的这个侦缉对象的情况可能比较特殊。据‘品字三方会’杭州方面的匪首冯恭宝交代，他以前从未听说过江南黑道有‘任师爷’这样一个人；而冯恭宝系浙江黑道匪伙‘黑魅堂’的老大，混迹江湖多年，如果南京那个任师爷有些名气的话，他不应该没听说过。由此可见，这个任师爷在江南黑道上非常低调。另外，‘品字三方会’老大保福祥在跟冯恭宝言及任师爷时，也神秘兮兮地说这是个隐藏很深的人物。我估计，如果运用常规方式，通过江湖黑道途径查摸这个目标，希望不大。”

郝真儒沉思片刻：“如果我们不走这条途径，是否还有其他路可走？”

沙懋麟摇头：“这个，我倒是还没想过。”

焦允俊同意沙懋麟的观点，遂提议：“大伙儿都说说，还有什么好办法，不但要有效，还要快。”

众人七嘴八舌一番，却都不得要领。郝真儒注意到特案组最年轻的侦查员谭弦一直没开口，就点了他的名：“小谭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谭弦的语气有点儿犹豫：“是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我先提出来，请大家一起完善。”

谭弦的观点是，保福祥能够顺利从五金行脱逃，未曾借助那把平时少不了的轮椅，说明他腿上的残疾并不像平时表现出来的那么严重，但也不完全是一种伪装——毕竟，他还是带走了那根一向寸身不离的手杖。因此，腿脚不便是这个逃犯最为明显的特征。

尽管如此，人海茫茫，在偌大的南京城找一个腿脚不便的老头儿，也不是那么容易。不过，保福祥也许已经习惯了轮椅这种伪装，还会继续装下去。谭弦提议，调查南京市所有出售、出租轮椅的医院、西药店、商行店铺，也许会发现些蛛丝马迹。

谭弦的这个观点获得了特案组侦查员的一致赞同。12月27日，特案组侦查员和外援便衣全部出动，分头进行调查。

支富德、张宝贤和便衣柳长伟的分工访查范围中就有“健步商行”。其实，他们从工商局获得的信息中并无该商行有“托老”服务的记载——无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工商部门都认为“托老”业务不在工商审批范围，执照以及底卡上也不记载该项业务。如此，支富德三个化装成消费者的侦查员以购买轮椅为由走进商行店堂后，在跟店员交谈了解情况时意外得知该店竟然有“托老”服务，顿时产生了兴趣。

被窦老板蒙在鼓里的店员对这种上门来的客户自是欢迎，双方一拍即合，于是三侦查员就由店员引路，进入中院参观“托老”区域。这时，保福祥和任师爷两把轮椅正停在院墙下，悠然晒太阳喝茶聊天。

店员引领支富德三人进入院子，自然有动静，保福祥下意识扭脸扫视。这下，跟支富德三个正好打了个照面。保福祥不认识这三位，这三位却是对保老大的照片天天都要温习的。当下，几乎同时拔出手枪！

保福祥、窦升鸣就这样落网了。

稍后，晏祖北也被抓获归案。当晚，华东特案组在南京警方的配合下，对原“金舟社”匪伙残余成员火贵荣、朱永康、漆世清等八人实施抓捕。之所以说“残余”，是因为原先的二十名匪徒死的死跑的跑失联的失联，任师爷那份花名册中能够直接访查到的，就只有这八人了。

关于台湾“国防部二厅”与“品字三方会”匪特组织的联络，另案处置。

1951年4月下旬，“品字三方会”案件相关案犯由苏南行署、浙江省、南京市人民法院以三地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名义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以及有期徒刑十五年至二十年不等。

（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