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79：华东特案组之（八）品字三方会（下）

【尘封档案】系列之179：华东特案组之（八）品字三方会（下）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21年第12期

 作者：东方明、魏迟婴

十一、调查假夫妻

12月8日上午，“郝组”侦查员开会，对曾涉川在南京出现并在旅馆入住三天之举进行分析。

结合之前史阿根的供词，曾涉川曾指派他到南京办事，大伙儿认为如果这个说法是真实的，那么此次曾涉川赴南京，应该是因为史阿根出了事，老大就让他代替史前往南京出这趟差了。这趟差的内容，估计是“品字三方会”的头目要跟南京的同伙联系——捎话或者送一份密信之类。

“郝组”侦查员的上述分析，跟事实基本相符，只稍稍有一点儿偏差：保老大拟指派史阿根前往南京西华门聋哑人晏祖北的命馆送信的同时，还设置了一个秘密监视人，那就是曾涉川。

分析到这里，发生了一个卡顿：既然最初是安排史阿根送信，而史阿根不过是“品字三方会”里负责跑腿的喽啰，照常理，在完成老板交代的任务后，应该立刻离开南京才对。可是，替代他执行联络任务的曾涉川却在南京待了三天，这是为什么呢？

对于这个疑问，众侦查员七嘴八舌议论一番，都不得要领。支富德提议，先不去考虑这个环节，而是着重分析曾涉川在“迎客旅馆”逗留期间的活动，看看是否能发现什么端倪。于是，就让负责整理案卷的钟思捷把一应材料送来，四名侦查员一边翻阅，一边发表见解。

目前特案组已经知晓，曾涉川是与一个操扬州口音、年约四十、体态微胖的女人以夫妻名义入住“迎客旅馆”的。这个女人名叫王秀丫，扬州人氏，户籍地是苏北行署江都县。其“丈夫”曾涉川在旅馆入住登记册上的名字是陆学贤，昆山人氏，户籍地与王秀丫相同。两人的职业一个是无业，一个是工人。办理人住登记手续的依据，是一纸江都县嘶马镇派出所出具的证明。

当时，“郝组”即以上海市公安局的名义致电江都警方，要求核实这纸证明的真伪。“郝组”返沪后，收到江都警方的回电，陆学贤夫妇确有其人，系嘶马镇居民，该证明系嘶马镇派出所出具，事由是陆学贤在泸找到了一份工作，王氏请求派出所为其开一份旅沪打工证明。

王秀丫在沪给人帮佣已有四五年，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后，曾回乡请派出所出过证明。沪上警方规定，这种证明的有效期仅限当年度，所以，1950年王秀丫回扬州过年时，又派出所开了一份证明。这次回乡为其夫开证明时，已经将近年底，经办警员干脆给他们夫妻俩开了一份夫妇两人去沪打工的证明。江都警方在接到“郝组”以上海警方的名义打来的协查电话后，即刻进行调查，发现王秀丫的丈夫陆学贤并未离开本地，而是在扬州市郊乡下替一家在海外经商的华侨富户看守墓地，独居陵园，过着一份寂寞清闲的日子。陆学贤当然不知道，有个叫曾涉川的惯匪正顶着他的名字从事犯罪活动。

根据上述情况，“郝组”四名侦查员分析认为，曾涉川之所以在南京待了三天，有如下几下可能——

一是匪特原准备指派给史阿根去完成的任务内容发生了变化，导致接替者曾涉川在南京滞留。

二是双方的对接发生了一些小偏差，或者南京这边的接头人正好有另外的事情缠身，无法及时接上头，直到三天后方才完成联络。

三是曾、王这对假夫妻竟然假戏真做，而匪首也并未指定他们这次出差的时限，所以曾涉川在完成联络任务后又多待了一两天，借机游山玩水。但这种可能性很小，从江都警方提供的相关信息来看，曾、王两个的假夫妻关系会持续一段时间，不论离开南京之后去哪里（根据那份夫妻二人去上海打工的证明，侦查员分析他们离开南京后，大概率是要去上海），都要以夫妻名义公然同居，有江都警方的那份证明，通常说来，没有人会对他们产生怀疑。王氏暂且搁在一边不作评论，曾匪却是老江湖，即便上述关于二人假戏真做准备做一对野鸳鸯的推测是正确的，他也应当意识到，其刚刚犯下的袭警杀人的重案，正在被警方追捕，哪怕在外面多待一夜，也是非常危险的，理应赶紧离开是非之地，躲到上海某个安全系数较高，可以掩护其身份的地方，比如王秀丫的东家那里。

四是是否会有这么一种情况，台湾“国防部二厅”正在设法与“品字三方会”进行“工作对接”。如此，“品字三方会”的领导层就对原计划进行了调整。然而，南京方面的“X”对这样的调整心存顾虑，收到曾涉川送来的密信后，没有马上回复，而是反复斟酌，因而导致曾涉川在南京多待了两天。至于这多待的两天里曾是否收到回复，侦查员就无法进行推测了。

大伙儿分析到这里，郝真儒征求支富德、沙懋麟、谭弦三人的意见：这个问题是否值得紧盯着不放？

支富德摇头：“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现在我们最关心的是曾涉川的下落，曾匪是眼下我们手里最重要的一条线索，‘郝组’的所有工作都应该围绕这一点进行。既然目前并未发现任何曾匪还在南京的迹象，我建议咱们还是把注意力转移到上海。”

支富德的这个观点得到了众人的赞同。往下，侦查员就把分析的方向转向上海，重点是那个女佣王秀丫。

这个王秀丫应该是“品字三方会”的成员之一，至少是外围成员。据江都警方提供的情况，该女已在上海待了四五年，一直给人家做女佣。由此估计，她被匪特发展为团伙成员应该是最近的事儿，因为稍前那段时间“品字三方会”尚未组建，曾涉川之流还躲在阴暗角落里，自身难保，根本不可能想到要发展新成员。

而匪特方面要把王秀丫发展为自己人是需要条件的——

第一，发展她的人必须是她经常接触的对象，王氏对其有一定的信任度，否则她不可能随随便便上贼船。而任何组织发展新成员也都需要一个接触、考察的程序，被发展对象如果不愿意跟其接触，那就走不了这个程序。

第二，即便王氏遇到她愿意接触又值得信任的对象，这个程序也要走一段时间，不会一蹴而就。江都警方的回复中，对王氏在沪的工作有具体说法，即做佣工。这种职业在上海滩有一个比较客气得体的称谓，叫“帮佣”。尽管说法很客气，听着容易接受，但实质上跟旧时所说的“下人”几无差别。不管是“帮佣”还是“下人”，工作内容都是一样的，每天必须把固定的活儿保质保量干完。对于打算把王氏作为发展对象的“X”来说，这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发展王氏，就是要让王氏替他们办事，可王氏的帮佣身份决定了她在时间上并不自由，那么，发展王氏对于“品字三方会”还有多大意义呢？

侦查员反复讨论下来，想到了一条轻而易举逾越这道障碍的途径，那就是“不存在任何障碍”。顺着这个思路拓展开去，就会得出这个结论：王氏帮佣的那户人家，也即王氏的东家，就是“X”之一。

这样一分析，“郝组”四侦查员顿感振奋。那个王秀丫不是有户籍地江都派出所的证明吗，到上海其居住地管段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时，是要以此作为依据的。只要以市局治安处的名义向全市各区派出所下达一个紧急通知，不就可以查摸出她的东家在哪里了吗？找到了她，也就找到了曾涉川，这对假夫妻不就双双落网了吗？

郝真儒立刻叫上支富德，两人一起驱车前往马处长的办公地汇报上述情况。马处长拍板：“没问题！我这就让小杨跟市局联系。”

这个推断符合逻辑，大伙儿都觉得靠谱。12月8日上午，市局治安处发出通知，要求全市各派出所调查本管段内的临时户口申报情况，一旦发现一个年约四十的江都籍王姓女子的申报材料，须立即向市局报告，为此，还设了一部专线电话。

郝真儒对一应工作作了安排：他本人与内勤钟思捷负责守电话机，接听派出所打来的电话；支富德担任行动组长，负责指挥沙懋麟、谭弦以及柳长伟等外援便衣，随时准备出发前往相关派出所核查。

两天下来，倒是有十多个派出所打来电话，报告管段内发现疑似对象，但特案组派员前往核查，都排除了。到第二天晚上八时许，全市各派出所都已核查完毕，竟然没有任何发现。

“郝组”众侦查员均感奇怪，江都警方反馈的有关王氏的情况应该无误，问题可能出在上海这边的哪个派出所，或许是经办警员查得不细，或许更严重——上海解放已经一年半有余，警方内部发现过留用旧警察中有暗藏特务，或者虽然不是特务，但跟犯罪分子有勾结的情况；我南下接管干部中也有个别人蜕化变质，犯错误甚至犯罪的。看来，这条线索还要继续往下查。

当然，光靠这方面的查摸还不够，需要通过其他途径，对王秀丫在沪可能的落脚点进行调查。

十二、帮佣与东家

那么，曾涉川、王秀丫现在何处呢？

两人的南京之行，侥幸与警方擦肩而过，12月6日下午，顺利返回上海。前面说过，保福祥在上海黄浦区南苏州路上有一处租居的独门独宅居所，1945年“品字堂”覆灭前夕，国民党吴县保安团的一个与其有生死之交的韩姓营长给他送出紧急信息，他逃至上海，遂入住此处。

该房产的主人是苏州籍旅星加坡（当时对新加坡的称谓）华侨富商辛必鑫的姨太太薛氏，抗战前一年春天，薛氏去太湖西山踏青，遭土匪绑架。那段时间，辛老板正在香港谈生意，闻讯大惊，唯恐来不及返沪救助，急电苏州一个帮会人士葛某请求救援。这个葛某据说一度市面做得很大，但那段时间却因跟同一香堂的弟兄关系有些僵，不敢外出活动。可是，他跟辛老板的关系非同一般，不能见死不救，翻来覆去盘算，最后想到了曾有过交往的“品字堂”保老大。

保福祥接到葛某的求助急函，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派出喽啰打听是何方同道作的案子。原来，作案的五个土匪并非黑道专业人士，而是忙时种田打工闲时聚拢起来偶尔干一票的“半吊子”。于是，修书一封派人送去，让他们“看着办”。五个业余土匪哪敢得罪太湖“品字堂”的保老大，不敢怠慢，立刻放人。当然，事后他们拿到了辛老板给付的一笔大洋。

辛老板和薛氏对保福祥自然感激不尽。稍后，礼请保老大密赴沪上，在公共租界南京路国际饭店隆重设宴款待。辛老板跟保福祥一顿酒喝下来，发现这个保老大言谈举止不俗，乃是一位“文明黑老大”，就跟他拜了把子——反正他在星加坡，不怕因结交匪人被国民党警察敲诈勒索。

这一拜，两人都得了实惠。次年全面抗战爆发，辛老板来国内的次数被迫减少，待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他根本就没法儿来上海了。这段时间，薛氏在上海待着，有时遇到麻烦事，都是“品字堂”派人帮她搞定。抗战胜利后，辛老板来沪把薛氏接往香港，要把上海的那幢房子划到保福祥名下。保福祥说在沪上有套房子作为临时落脚点，颇合我心意，不过产权就不要转了，算是租给我的，咱哥儿们签份协议，上面要写明房租多少。我呢，就不客气了，租金不付，但对外口径一致，是租了你们的房子。

随即办理手续，并通过道上朋友关系，趁汪伪旧警局还在照常办公，立刻去办理了户口登记，还把建立上海户口的时间提前了五年多。“租房协议”刚签好，“品字堂”就遭遇了厄运。保福祥幸亏在沪上有这套房子和改名换姓的户口，得以逃过军警的追捕。稍后，保福祥就从荐头店物色了一名女佣，就是王秀丫。

上海警察局对居民户口、外来人员临时户口并不如何重视，但1948年下半年之后，出于“防谍”需要，开始重视外来人员的临时户口申报。保福祥就让王秀丫去警察署申报临时户口。

接待她的警员有着老上海看不起外乡人尤其是苏北人的习气，拿腔拿调施展出一副小吏做派。王秀丫初到上海，没见过市面，见到官家人就紧张舌头短，导致那口苏北话愈加令人难懂，结果，那警员就把王秀丫听作“黄小霞”记录下来。

解放后，派出所找了一些青年积极分子把旧户口档案誊抄为新户口档案，誊抄者自然照抄无误。不久，王秀丫回老家开出户籍证明，回上海向派出所登记。接待警员是个年近六旬的留用旧警，虽然发现了“王秀丫”和“黄小霞”的区别，但马上意识到是谐音导致的记录错误。修起来太麻烦，还要更换户口本，干脆偷个懒，不改了，反正是临时户口，就在那纸证明上加了个注解：“又名王秀丫”。就这样，王秀丫在上海的临时户口档案中变成了黄小霞。

这，就是全市派出所都未发现王秀丫信息的原因。“郝组”接下来采取的追查措施中，有一条就是通过上海市公安局治安处要求全市派出所以苏北诸地籍贯为重点重新进行核查，不过，这项工作还没做完就停止了，因为“郝组”已经找到了曾涉川和王秀丫的下落。

却说曾涉川、王秀丫从南京逃窜返沪后，住进了保福祥在南苏州路上的那座长期租居但不必支付租金的房子。曾涉川已经向王秀丫问清了她在这里的身份证明情况，说暂时先不去向派出所申报他这个假丈夫的临时户口。王秀丫舌头虽短，脑子却不笨，知道这纸证明已在南京旅馆住宿时使用过，尽管他们在“迎客旅馆”住了三日平安无事，但并不等于离开后警方没去查过，一旦发现疑点，那肯定要顺藤摸瓜追查到上海来的。此刻若是报临时户口，那就得露馅。当下自是频频点头。

曾涉川说我这一阵东奔西窜搞得非常疲备，幸亏枪伤没发作，基本痊愈了。这几天为安全计，正好足不出户，好好歇息几天。接下来的事情多着呢，得把身体养好。然后又叮嘱王秀丫，让她外出时要注意安全，不该说的话不说，免得引人注目。王秀丫说：“这个我知道，顾先生早就关照过的，打自三十四年（此指民国三十四年，即1945年）年底我跟随顾先生以来，从来过差错，您尽可放心。”

接下来几天，曾涉川果然足不出户，睡觉、喝酒、打开收音机听听新闻，或者用留声机听苏州评弹。他觉得这样过日子倒也滋润，就是有点儿闷。12月10日下午，他说今晚想去“大世界”转转，散散心，回头在外面吃了夜宵再回来。王秀丫从保福祥处获得的指令是，“在没有接到新的指令之前，绝对听从褚先生（在王秀丫面前，曾涉川使用的姓名是褚飞帆）的命令”，因此，她对于曾涉川突然冒出的这个念头没有想法，唯有点头。

当晚六点多吃过晚饭后，曾涉川悄然溜出后门，叫了一辆三轮车，前往西藏南路、延安东路的“大世界”（当时已经改称“人民游乐场”，稍后恢复原名“大世界”）去散心了。曾涉川做梦也想不到，就在他离开后大约半小时，“郝组”已经查摸到南苏州路保福祥居所的信息！

“郝组”在全市派出所协查王秀丫的信息失利之后，经过研究，决定采取两个措施：一是划出王氏的籍贯范围，请各派出所继续查临时户口档案；二是全组侦查员以及外援便衣前往曾涉川经营的“褚记木器店”所在地董家渡赖义码头街，走访其周边街坊邻居，指望能够发现蛛丝马迹。

上述后一条措施，其实是无奈之举，虽然可行，但其实谁都不太看好。这个主意的依据是：据已被捕的匪特团伙成员史阿根交代，他在关闭了上海老城隍庙的那家土特产商店，和两个“伙计”夏金发、徐秋笙分手，返回老家浦东周浦镇后，没再跟曾涉川见过面，一直到1950年11月3日，曾前往周浦找他。当时曾涉川对史阿根说，他之前并不知道保老大竟然还活着。曾涉川既然已经跟保老大失联，那么当然应该是保老大主动找的他，就像曾涉川主动去跟史阿根联系一样。那么，保老大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跟曾涉川进行首次联系呢？通常说来，一是书信，二是差人送信（包括口信），三是直接前往“褚记木器店”。以保福祥的那份“虎死不倒架”的“余威”以及老土匪的狡猾谨慎，他应该先派人前往木器店窥探，吃准确实安全后，方才决定跟曾涉川接头。

种种迹象表明，王秀丫所谓的在上海帮佣的东家，很有可能就是保福祥。否则，这样一个来自苏北并无黑道背景的文盲，“品字三方会”是没有理由平白无故将其发展为成员的。如果这个估测是准确的，那么保福祥对“褚记木器店”的窥探之举以及之后与曾涉川的联络，都有可能安排王氏前往。所以，“郝组”决定对此进行调查，这里面当然有“撞撞运气”的成分。

没想到，这个运气竟然被他们撞到了！

郝真儒、支富德、沙懋麟、谭弦以及柳长伟、老杜、小岳加上分局、派出所协助警员共十四人，分七个小组，两人一拨分别对“褚记木器店”周边街坊、商铺以及居委会进行了走访。12月10日下午三时许，终于查摸到一条信息！

这条信息来源于一个名叫伍亦纯的中年男子。要说这个老伍，还是刑警出身。他十八岁考入沪上法租界巡捕房，经过培训后，分派到刑事部做了一名刑事捕探。一直干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沪上租界，稍后，租界巡捕房便改为汪伪汉奸政权的警察局。新上任的汉奸官员对警员进行大调动，伍亦纯业务平平，加上不会溜须拍马讨好上司，给打发去市郊接合部的一个警务点驻守。伍亦纯觉得不爽，干脆辞职，到江南造船厂（当时已被日本侵略者接管，改称“江南造船株式会社”）做了一名门。他在门卫岗位上一直干到1949年初夏上海解放，江南造船厂被新政权接收，伍亦纯被辞退。随后，老伍又在出租汽车行开起了出租车。

10月下旬的一天，老伍于午前接了一茬活儿，把乘客送到目的地后，因离其家不远，就回家吃午饭。可是，把车开到附近时，发现前面的马路被封了，原来是工务局修路，从这天开始封路半月。老伍只得把汽车开到旁边一所小学操场上暂停，步行回家。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很平常的遭遇，对于老伍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曾涉川来说，却是灭顶之灾的开始。

老伍停了车步行回家，走到先前汽车被堵住的封路铁马前，发现有一辆“祥生汽车行”的出租车像他刚才一样，也想往这边行驶，同样被铁马拦下了。不过，这辆黑色出租车的司机并非像他那样家住附近，顺路回家吃午饭，而是载客经过。那就只有调头绕道。

老伍正这么想着的时候，黑色轿车驾驶座一侧的车门打开了，司机下车，三步并作两步去车尾打开后备厢，从里面取出一辆折叠轮椅车。接着，后车门也开了，下来一个四十来岁的健壮妇女，浓眉大眼圆盘脸，留着蓬松的狮子头发式。以老伍那职业眼光，一看便知这是一个给人帮佣的娘姨。那妇女返身从车内搀扶出一个两颊灰白长髯飘飘、脸色红润的老者，手持镶银红木手杖，看似健康状况还不错，只是两条腿行走不便。

这时，一阵猛烈的寒风吹来，那司机猝不及防咽了一口，被冷空气刺激得剧咳连连。老伍见状，便帮其把轮椅车打开，推到已经下了轿车的老者旁边。那妇女招呼一声“麻烦您帮着撑住”，便忙着把老者搀扶上轮椅。片刻，司机缓过劲儿来，先向老伍道谢，再接过妇女递过的车资，倒车掉头离开了。

马路给封了，只能走路边的人行道。对于那老者来说，幸运的是人行道之前刚整修过，路面比较平整，可以免受颠簸之苦，不过由于比较狭窄，时不时要和对面过来的行人互相避让。这么一来，老伍以及所有与其同向而行的行人就只好慢行了，因为无法“超车”。就这样，前刑警老伍尾随那健壮妇女推行的轮椅车走走停停，五七分钟才过了被封的那段路面。

从人民路拐入赖义码头街，这里没有封路自然走得就快了些。老伍快步超越轮椅车，到前面一家烟纸店买了一盒香烟。付过钞票后，又跟熟识的店主聊了几句，离开时无意间发现，那老者己经到了目的地，正由妇女扶着下车。对于老伍来说，这是很平常的一幕，看过也就算了，更没跟任何人说起过。

今天他正好轮休在家，忽然来了两个穿便服的男子。以其老刑警的眼力，自然一眼就看出对方的与众不同。这两个便衣，就是沙懋麟和分局治安科警员小何。事先，老沙已经听小何说过伍亦纯的情况。进门后，两个老刑警（沙懋麟当年曾是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刑侦大队刑警）一扯，竟然有一种“蛮谈得拢”的感觉。两个老刑警聊了一会儿旧警局的事，小何瞅个空当儿把在附近地段挨家挨户走访居民的目的说了说，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最近一两个月里，是否看见或者听说过您家附近的那个褚木匠的什么情况？

老伍自然知道他的街坊褚木匠出事的消息。那天“郝组”前往“褚记木器店”搜查的时候，他正好受妻子差遣，拎着个瓶子去附近酱园打酱油，只是他不知道前往搜查的便衣来头颇大，不是分局，也不是市局，竟然是华东公安部的特案组。作为一名老刑警，老伍知道途经这种现场不要停留，遂匆匆而过。

现在，竟有多名便衣出动，挨家挨户走访了解褚木匠的情况，看来这个细木工匠人师傅的事儿不小，这个案子起码是上海市公安局直接督办的！以其多年从事刑侦工作的经验，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日后麻烦，都应尽量把自己听到看到的有关木器店的大事小事和盘托出，至于有用没用，那是人家的事。于是搜肠刮肚，在沙懋麟的提示引导下，“苏北口音”这个情节终于唤起了他的记忆。

可以想象，面对这份“撞到的运气”，“郝组”该是何等兴奋。四人进行简短研究时，连一向不苟言笑的郝真儒都用玩笑的口吻说：“如果焦允俊同志知道咱们领先了一步，恐怕要吹胡子瞪眼哩。”

这是“郝组”七拨人马当天走访工作中获得的唯一线索。就是这条线索，使“郝组”迅速而又准确无误地捕捉到了要犯曾涉川的踪迹。这其中，也得益于线索提供者伍亦纯的老刑警素质。尽管他当时不可能意识到自己偶然目睹的一幕对此刻警方的调查有重要意义，但几乎已经形成习惯的职业本能，让他在完全无意识的状态下记住了苏北口音中年妇女和长须老者搭乘的那辆黑色出租车的所属公司和车牌号的后三位数字。

“郝组”据此迅速查明，当天驾驶那辆出租车的是“祥生汽车行”司机田家发。

田家发没有当过刑警，当然不具备伍亦纯那样的观察力，不过，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具有年轻人记性好的特点。况且，出租车司机搭载坐轮椅的乘客，这种情况本就少见，再加上那个老者虽然不能自如行走，但那副长髯飘飘气度不凡的样子，却是田家发开出租车以来从没碰到过的，因而对当时的情况记得比较清楚。侦查员一问此事，他稍稍一想便回答说，那老者好像是在黄河路南苏州路口上的车。

侦查员分析，当时虽然还没有立冬，但气温已经比较低了。那个老者是残疾人，行走不便，而据伍亦纯回忆，他穿的衣服并不是很厚，再说，那个疑似王秀丫的娘姨，也没有必要在寒风中把老者推行很长一段路才叫车，估计其住所应该就在田家发所说的候车路口附近。

十三、曾匪殒命

侦查触角随即伸向苏州河畔的南苏州路。支富德、沙懋麟、谭弦以及柳长伟、老杜、小岳六人一起前往调查，全都带上了手枪，准备一旦查明曾涉川的藏匿点，立刻采取行动，将曾涉川生擒活捉。当然，那个已被“郝组”高度怀疑是原“品字堂”掌门人、现疑似“品字三方会”老大的保福祥如果也在那里，也须一并拿下。

一干人先去管段派出所。其时，派出所上日班的民警已经下班了，但所长等领导还在研究工作，听了“郝组”侦查员的来意，随即命值班民警把附近几个居委会的干部全都唤来，接受侦查员的咨询。由于那老者的特征非常明显，那些大妈大婶立刻想到了化名“顾先登”的保福祥。

接着，“顾先登”家苏北口音的娘姨也被大伙儿指认出来，其特征跟南京“迎客旅馆”东伙及上海目击者伍亦纯、田家发的描述相符，至于曾涉川其人，大伙儿都说没有见过。

调阅临时户口档案，之前没查到“王秀丫”的原因总算弄清楚了。即把那个已经办理了退休手续的留用老警员从附近住处召来，经过一番了解，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至此，侦查员已经可以认定“黄小霞”即是“王秀丫”了；至于那个名叫顾先登的老者是不是惯匪头目保福祥，还有待补充相关证据。

支富德当即跟郝真儒通电话，请求即刻采取抓捕行动。事后想来，支富德这个电话如果不打，而是直接以华东特案组副组长的名义下达行动指令，大致上就能把曾涉川生擒活捉了。当然，这仅仅是从理论上说。现实情况是，曾匪并未发觉我方已经掌握了其行踪，通常说来没有立刻开溜逃窜的可能，那么根据纪律，支富德是必须向郝真儒请示的。

晚上六点半左右，“郝组”方面七名侦查员以及分局、派出所增援警员共十八人，悄然包围了那幢房屋。居民小组长刘大婶像平时通知居民开会、搞卫生一样，神态自若地上前叩门。前来应门的王秀丫不疑有他，开门的一刹那，侦查员一拥而入，先将王氏控制住，然后直扑里面。可是，逐间房屋检查下来，这幢房子里只有王秀丫一人。

随即讯问王氏，这个女人哪里经历过这等阵势，已经吓得昏厥过去。沙懋麟对此类情况有经验，急掐人中，又让从厨房里找了块生姜，用菜刀背拍碎了塞入口腔。王秀丫这才清醒过来，正要哭泣，被厉声喝止，问褚木匠何在。侦查员这才知道，就在“郝组”采取布控措施前，曾涉川到“大世界”散心去了。至于顾先生，则在杭州。

郝真儒接到电话报告后，立刻下令：封锁消息，由老沙和小岳就地看守王秀丫。同时向马处长紧急请求增调精干抓捕人员，一部分前往保福样住所守伏，以防曾涉川或者保福祥突然返回，该现场由老沙同志负责；另一部分迅速前往“大世界”，跟支富德、谭弦以及松江外援便衣会合，由支富德任现场指挥，对曾匪实施抓捕。

众人随即行动，遗憾的是，没有达到目的——曾涉川在“大世界”三楼发现有“可疑人员”混在游客人群里向其逼近，随即攀窗脱逃。他是顺着窗外的水落管往下溜的，如果他真溜到底，那倒也好，支富德早已考虑到这一步，安排了市局政保处增援的四个彪形大汉在此守株待兔。没想到，这主儿才下到二楼半，水落管因年久失修发生断裂。

这个变故太突然，曾匪纵有再大的本领也应付不了，遂直直地跌落下去。下面正好放着一堆刚从一楼维修房间清理出来的连带着钢筋的水泥块，大大小小，长长短短，随意码放。曾涉川也是该着倒霉，正好跌落在这堆钢筋上。这等高度，加上其本身的重量，至少十来根钢筋尖端扎进其头部、颈部、胸腹部，结果可想而知。急送医院，可纵然扁鹊、华陀再世，也是一筹莫展回天乏术了！

当天深夜，“焦组”几位侦查员正在省公安厅内部招待所的房间里研究案情时，收到了杭州市公安局机要通信员送来的加密电报。焦允俊让其他几位侦查员稍等，起身进了自己的卧室。一会儿，他拿着已经译出的电报来到客厅，把电文在上一放，示意张宝贤、孙慎言过目。这是郝真儒以“郝组”负责人的名义向特案组长发来的工作汇报——就是前往“大世界”缉拿曾涉川未成的情况经过。当然人，被焦允俊称为“真君子”的老郝在电文中对自己虑事不周以至于发生这样严重的事故作了检讨，并表示待焦允俊返沪后，召开案组支委会讨论对他的处分。

张宝贤、孙慎言看罢，互相看了一眼，一个说“断了一条线索”，另一个摇头不语。焦允俊说：“老郝也真是，去‘大世界’这种地方逮人，而且抓捕对象又是曾涉川这种身手了得的惯匪，谁敢担保万无一失？让俺焦某说，抓活的当然最好，没抓成意外发生事故死了，也好。总比脱逃强吧？这个家伙，在松江警方全副武装看押下去醉白池劳动，还能袭警夺枪杀人害命，然后逃之夭夭全身而退，在‘大世界’这种热闹场所，那就更不好弄了。老郝书生气太重，想着自己站出来承担责任。一会儿我回份电报，告诉他这事儿向马头儿如实报告即可，如果领导要追究责任，就把俺这个组长推出来顶缸。宝贤，我口述，你给记录一下，先给老郝回电，否则这书呆子没准儿今晚就夜不成寐也难说。”

张宝贤应声备好纸笔，看着焦允俊静候口述。可是，焦允俊嘴巴张了张，又闭上了，缓缓摇头，喃喃而语：“这回电还真不好写啊！老郝来电中那桩事故倒好说，问题是目前‘焦组’面临的状况比老郝那摊子好像还不如吧——‘郝组’好歹还抓到了王氏那个活口，咱们算是也逮着了一个，可是......一这真像是‘小曲好唱口难开’嘛......”

焦允俊所说的“咱们算是也逮着了一个”，整个过程是这样的——12月4日，焦允俊、张宝贤以及两个松江外援便衣简博、小申从舟山、宁波调查结束返回杭州。这次调查了解到，解放前杭州的那个“三方会”匪伙，已于1946年中秋之夜在舟山海面荡舟喝酒赏月时被国民党军舰撞沉，匪徒全部落海，只留下一人负伤末死，被救起后送往宁波国民党军医院治疗，次日该伤贡即被来自杭州的不明身份者接走了。经接触过该伤员的护士林某比照“三方会”匪伙的一张旧照片辨认，确认这个海难幸存者应是“三方会”老三王啸。

“焦组”的宁波、舟山之行虽然扑空，但有了这条线索，已经可以弥补那份遗憾了。根据之前特案组的相关分析，认为“品字三方会”即是解放前的太湖“品字堂”和杭州“三方会”匪伙成员的合并，然后再拼凑一些其他匪盗、散兵游勇之类的乌合之众。所以，这个幸存者王啸，应该列为华东特案组正在追缉的“品字它方会”的几名重要匪首“X”之一，估计已经从原先的方会”老三晋升为“品字三方会”的老二。于是，这主儿就成了“焦组”的重点目标。

调查先从了解王啸其人开始。焦允俊认为，虽然“三方会”已经从江湖舞台上消失，但是其消失时间距今不长，不过四年，加上这股匪伙的消失原因比较特殊——集体船难，黑道中人应该还有印象，这就在客观上降低了打听王啸其人的难度。具体应该从哪个方向着手呢？众侦查员商量下来，决定一是向浙江省、杭州市的原省委市委社会部即如今的公安厅局下辖的政保处了解，二是向以前的江湖黑道人士调查。于是，“焦组”分为两个摊子：张宝贤、孙慎言、小申负责调查原江湖黑道人士，焦允俊、简博去向省市两级政保部门了解情况。

这项调查，从12月5日一直持续到12月9日，整整进行了五天。最后，汇总两拨人马查摸到的信息，归纳起来其实只有一句话：这个王啸，是一个行为举止特立独行的黑道帅哥。

一般说来，活跃在黑道上的那些哥们儿，干的是刀头上舔血的勾当，其行为举止野蛮、血腥、残忍，那是很常见的。因此，他们对于同道的长相是俊还是丑，举止是潇洒还是猥琐，语言是粗鲁还是文雅，一概不予理会，他们讲究和看重的是本领大小、手段高低，至于长得帅不帅，向不关心——这是绿林黑道，并非选秀舞台。

可奇怪的是，这种千古一贯的观念，在江南黑道冒出王啸这个家伙后，竟然不知不觉间发生了变化。江洋大盗、帮会人士提到王啸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是一个帅哥。这种观念，在杭州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组织收集整理的本地封建帮会、反动会道门的资料中，竟然也有体现，里面言及王啸时，对其外形的说法是“俊朗斯文，举止潇洒”。

这个罕见的现象令焦允俊等侦查员颇为不解：如此说来，这主儿应该去演戏或者拍电影，给厂商做广告也不错；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帅哥持枪执刀制造抢劫、绑架案件时，会是一幕怎样的情景。

特案组长甚至对于这些众口一词的说法表示怀疑：“会不会弄错啊？那张‘三方会’全体成员的合影上，这个坐第三把交椅的家伙我看着相貌平平，跟其他匪徒明明是一副嘴脸嘛！宝贤你是行家，最有发言权，你来说说看。”

张宝贤当年参加八路军后，组织上根据其特长，派他去了武工队。干武工队需要深人敌后，比较危险，而老张的岗位则是险上加险——他是专职锄奸员。不过，每次任务张宝贤都完成得很好。焦允俊说他是“行家”，意指他干的这行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素质——辨认目标照片以及真容的能力。以当年的艰苦环境，不可能对从事专项工作的同志进行技术培训，张宝贤辨认照片的水平，是通过自己不断地琢磨，并在实践中反复总结经验逐渐提高的。

当下，张宝贤用放大镜仔细查看照片，认为这个坐第三把交椅的匪徒确实是这个匪伙中长得“最有派头”的一个。焦允俊接过放大镜也端详了片刻，继而叹口气：“好吧，宝贤说得有道理......”

十四、假行僧之谜

王啸的年龄、相貌特征算是得到了确证，可是人呢？“焦组”要找的是他这个人啊！

两拨人对王啸行踪下落的调查毫无进展。这个黑道帅哥的名气虽然响，但出镜露脸的频率却很低。黑道上许多人知晓王啸其人，但真正见过他、跟他当面打过交道的就微乎其微了。这次，“焦组”用了三天时间走“朝野”（指官方和江湖）两条途径查摸其人踪迹，也只是查明了上述内容。这个人，还真如黑道给他起的那个绰号一般，是个“杭城隐士”。

王啸在黑道上成名，靠的是两个字，一是谋，二是帅。据江湖传说，王啸虽为“三方会”老三，但他很少杀人，也很少直接参与作案。他对“三方会”的贡献，主要是“智谋”。至于怎样运用他的智谋使“三方会”匪伙在浙东江湖上活跃多年，屡屡作案却从未失过风，以及用什么方法使原本没有关联的舟山海匪、塖县大盗、杭州匪伙纠集起来，组建了“三方会”这个暴力犯罪联合体，这是“三方会”的内部机密，恐怕只有“三方会”内部成员才说得清楚。如今这股匪伙只剩下王老三一个人了，想通过查明“三方会”的内幕设法访查其踪迹，那简直是痴人说梦。“焦组”侦查员不会干这种傻事，所以焦允俊说，咱们得计议一下，看如何另觅良方。

焦允俊跟张宝贤、孙慎言反复商量下来，最后决定采用孙慎言提出的建议：向杭州市公安局求援，希望能跟当初接受中共杭州地下市委社会部委托、撰写那本铅印内部资料《杭州地区帮会情况》的作者见面，向作者当面了解，他是怎么得知“三方会”老三王啸的相关情况的。

跟杭州市公安局一联系，自然没问题。不过，这两年的时间里形势变化太快，旧政权覆灭，新政权建立；原中共杭州地下市委已经撤销，由新市委代替，干部调动频繁，人事档案的建立却没能跟上，市公安局有那本《杭州地区帮会情况》的内部资料，却没人知道是哪位或者哪几位作者编写的。这本印刷品注明是秘密资料，又是非正式出版物，不可能有作者、编者、出版者的署名。而原中共杭州地下市委解放前主持此事的那位干部已经于去年南下参加福建的接管工作，目前下落不明，无法联系。

无奈之下，“焦组”只好自己想办法了。焦允俊想出了一个主意：这本出版物既然是铅印的，那应该有为其印刷制作成册的印刷厂或者作坊吧，虽然上面没写，但咱们可以试着打听一下，没准儿有希望找到线索。于是，再跟市公安局联系——解放后印刷业被列入特种行业，是由公安治安部门管理的。

这回还算顺利，治安科几个电话一打，就报来了该出版物的印刷人：“奋强印刷社”老板杨友良，住延龄路（今延安路）127号。

侦查员当即前往，跟老杨见了面。年届五十的杨友良早年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从事印刷，后来回杭州自己经营一家印刷作坊，即“奋强印刷社”。老杨有个外甥叫费安君，系国力浙江大学大二学生，地下团员。当初是这个外甥来跟老舅谈这笔生意的，提了两个要求：一是必须严格保密；二是所有费用暂挂账上，得过一段时间再付。

老杨知道小费是个进步青年、活跃分子，也大致上猜到外甥十有八九跟中共地下党有联系，但他还是答应了。小费跟舅舅谈妥此事后，隔日就失踪了。直到解放后才知道，他上了国民党察局的黑名单，敌人准备抓人。幸亏组织上提前得知了消息，立即通知让其撤往四明山根据地。杭州解放后，小伙子穿着军装返回杭城，在市团委待了一段时间，又奉命前往福建去参加接管工作。

当然，老杨接下的那桩活儿，并没因为小费的失踪而受到影响。一个多星期后，就来了一个穿长衫、戴眼镜的先生，自称姓凌，是来请老杨相帮印一本书的。老杨使用外甥留下的暗号跟对方接上头后，接受了这位凌先生的审查，主要是印刷设备和保密条件方面的内容。审查顺利通过后又过了三天，凌先生送来了原稿。老杨根据对方的要求，单独操作，排字、打校样都在深夜进行。凌先生待在现场，坐等打出校样后现场校对，离开时把已经完成排字的那部分原稿带走，然后留下第二天需要排版的原稿。一个多星期后，这本被称为“书”的印刷品顺利完成，凌先生派人前来取走了货。老杨这笔业务的费用，直到1949年7月杭州解放后两个多月方才拿到。

那么，这位应该算是责任编辑的凌先生解放后在哪里呢？老杨说那笔工钱就是凌先生送来的，他说在市教育局工作。

侦查员马不停蹄，立刻跟教有局联系。谢天谢地，凌先生并未南下去福建参加接工作，而是在教育局当副科长。侦查员向其了解《杭州地区帮会情况》的作者，凌先生说他是其中之一，另有两位分别姓邬、宗，邬同志是北方人，浙大毕业后留杭工作，加入了中共地下党，解放后调回北方老家了。宗同志还年轻，是银行职员，也是地下党员，现在市财政局工作，因为才二十二岁，同志们都以“小宗”相称。巧得很，关于“三方会”的那段文字，正是小宗编写的。

焦允俊和张宝贤前往市财政局拜访小宗，途中老焦对张宝贤说，这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能了解到已经在江湖上消失的“三方会”的材料，估计有帮会方面的家族背景。

果然，跟小宗一接触，他告诉焦、张，他的伯父（杭州解放前夕举家逃往台湾）是杭州青帮名流，他对“三方会”的了解，就是通过伯父的介绍才获得的。使焦允俊、张宝贤欣喜的是，小宗跟那个被称为“杭城隐士”的原“三方会”老三王啸当面交谈过！

那是1948年12月上旬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之前接连下了三天雨，这天一早就出了太阳。小宗根据伯父的指点，前往艮山门的一家茶馆。茶馆的景老板是他伯父的弟子，对比其小十多岁的小宗一口一个“少爷”，极为客气。景老板把小宗引入后院，在其作为居所的那幢二层小楼前那块一上午都能晒到太阳的空地上放了一副座头，摆上茶具、茶叶罐和几碟子茶食。

景老板对王啸也是只闻其名不识其面，特地差一个学徒前往约定的路口等候。一会儿，学徒接到了客人，由景老板引领来到后院。那是个三十四五岁中高个头儿的男子，周身透着精悍气质，满头浓发乌黑发亮，估计是抹过头油发蜡（稍后有微风拂来，确实闻到了生发油的气味），脸容端正，浓眉大眼，鼻梁挺拔，肤色白皙。

景老板给双方作了介绍后告退了。王啸冲小宗拱手作揖，一开口，还真有传说中的那份“声如洪钟”的韵味：“宗少爷好！”随即欠身鞠躬，状极恭敬，口称，“请代晚辈向宗前辈请安致礼！”

小宗急忙侧身闪让，微微欠身作揖，嘴里说着客套话。这是江湖礼数，算是代伯父受半礼。

那小学徒拎着一壶沸水从前面店堂进来，给两人沏上茶水，轻手轻脚地离开了。小宗掏出香烟请王啸，王谢过后说他已经戒烟数年了。小宗留意他的手指，果然没有烟痕，牙齿也白白净净。

两人喝着茶聊天，小宗开门见山道明来意——他的寄爹（江南对干爹的称谓）是沪上小有名气的研究江南社会风情的专家，最近应海外一家研究中华传统文化机构之约，撰写介绍江南社会风情百象的一部专著。寄爹为此特地跑到杭州，向小宗的伯父请教江南江湖的情况，伯父为此花了整整三天半的时间接待他，介绍了浙江的各路帮会道门香堂，独缺三四十年间叱咤江湖的“三方会”。因为“三方会”组织严密，行事机密，几乎所有情况都不为外人所知。

寄爹对此深表遗憾，伯父安慰说此事似可补救，听说“三方会”虽然不幸遭遇海难，但尚有幸存者健在，那就是该香堂坐第三把交椅的“杭城隐士”王啸。但此公生性低调，不事张扬，多年以来一向深藏不露，道上朋友差不多都是只闻其名不睹其容，乃是一位神龙首尾皆不见只露半片神鳞的江湖隐士，容我托人慢慢查访，如有消息，当急电你赴杭。若是你要务缠身无法拨冗，可让小宗代为出面。

介绍完情由，小宗说：“我今天是奉伯父之命以寄爹之名前来跟先生会晤的。伯父关照，世事有规，江湖有道，王先生乃江南道上高人，必须给予足够的尊重，请向他转告我的致敬之意。你此去要当面道明来意，一切话题概由王先生选择，他说多少你听多少，凡是他没说到的，并非遗忘，而是碍于道上规矩不便透露，你要记住，切切不可追问。”

小宗其时是地下团员，还在大学读书，暗地里参加党组织领导的学生运动，以前不过干些发警告信、刻印传单、通知上街游行集合的时间地点注意事项之类的小事儿。这次被地下党组织指派参与采写这本关于杭州帮会情况的册子，主要是因为他有其帮会名流伯父的有利条件。事先，组织上也没有关照他留意收集可以作为情报使用的相关信息，再说，他也缺乏这种能力。因此他跟王啸的接触，是严格按照组织上的要求进行的。

搞地下工作就是这样，组织上派你去干什么工作，你认真干好，就完成任务，中间绝对不能自作主张横生枝节，否则就是违纪行为。小宗跟王啸说的上述内容，不但是其伯父的叮嘱，也符合组织给他框定的界限。言毕，他就掏出笔记本和钢笔，边听边记录。

王啸说了些什么呢？都是“三方会”成立前后的一些往事，还说到了其中的一些人物，几个头领包括他自己这个老三都说到了，但不过寥寥数语，点到为处，倒是对舟山海匪中的骨分子多费了些口舌。对于最后决定“三方会”命运的为舟山海难，他则刻意回避，只以“出事”两字一言蔽之。

采访大约进行了个把小时，结束时王啸可能从小宗的神情中发现对方似有遗憾，便问：“宗少爷是否有什么不解之处？”

小宗最想了解的是导致“三方会”覆灭的那场海难以及王啸是怎么得以幸存下来的，可是他想起伯父的叮嘱，不敢坏道上的规矩，也担心逾越了组织上规定的界限，引起对方怀疑，反而坏了事，所以就问了一个无关紧要、估计对方肯定会回答的问题：“外界传说阁下英姿不凡，今天有缘得见，果然名不虚传。”

小宗的言下之意是，你当强盗就当强盗呗，干吗要扮酷？王啸听罢大笑，却没正面回答小宗那个隐含的问题，只是说：“那是多年前一个据说精于相术的游方和尚和我一起喝酒时的戏言，不必当真。”

此外，小宗还告诉侦查员，那天采访时偶然发生一件事，让他意识到这个王啸还真的是身手不凡——两人喝茶谈话的所在，是茶馆后院主人住所门前的一块朝阳的空地，住所的大门有个门厅，门厅上面是二楼阳台。小宗和王啸谈话期间，阳台上有个哑巴娘姨（她是茶馆景老板的一个远房亲戚）正在晾晒景老板珍藏的茶饼茶砖，在把这些珍藏品一枚枚一块块往阳台栏杆的沿口上放的时候，一个失手，掉落下一枚圆形茶饼。

娘姨一惊——下面可是坐着老板的贵客啊，这一掉落，即便没砸在人家脑袋上，也要吓人一跳，那可是闯大祸了。哑巴没法儿呼喊，情急之下便张嘴作呼叫状，喉咙里发出唔唔之声，以引起下面两个贵宾的注意。小宗正和王啸说话，听见头顶的响动，下意识抬头去看，只见一坨扁圆的物件直直向他们的头顶掉落下来。正待起身避让，却见王啸就像屁股底下安了弹簧，瞬间身姿已经改坐为站，伸手把那枚堪堪砸到头顶的茶饼轻轻接住。

小宗回忆，那手法煞是好看，就像事先准备好了似的，只一伸手就把茶饼给捏住了。哪知，更好看的还在后头，王啸把那茶饼接住后，抬脸朝阳台那个已经惊得脸色煞白的哑巴娘姨微微一笑，忽然起手，茶饼向上飞去，一面上升，一面旋转——确切地说，它是凭借旋转的力量才能平稳上升的。与此同时，向娘姨做了一个手势，示意闪开。娘姨原本是伸出双臂准备去接茶饼的，见状便把胳膊缩回了。只见茶饼升到阳台栏杆上方时，忽地落下，正好落在栏杆沿口上。

小宗自小在伯父及其徒子徒孙讲述的各种江湖传闻中长大，也算是有点儿见识的，这一幕，还是把他看呆了，一个愣怔后方才点赞：“王先生厉害！”

王啸只是微微一笑：“见笑！雕虫小技而已。”

当天，“焦组”三侦查员对小宗提供的上述情况进行了分析。老郝不在场，不必担心烟味儿，三人可以毫无顾忌地抽烟。三盒烟抽光，焦允俊忽然一拍桌子，恍然道：“我知道了，王啸这主儿十有八九是出家人——是个和尚！”

张宝贤不解：“何以见得？”

焦允俊侃侃而谈：“俺琢磨下来，有三个理由——首先，这主儿具备当一个合格和尚的先天条件，长相端正，嗓音清亮，胖瘦适中，四肢健全，脑子也好使。呵呵，老孙别皱眉头，我知道你心里在想，难道出家也有条件？是的，出家是有条件的，不论做和尚道士抑或尼姑，在形体容貌上都有讲究，尽管不会像搞选美那样苛刻，但最起码要五官端正、没有残疾、口齿清楚；另外，脑子也要灵活，因为当和尚是要念经的，那些经文都要牢牢记住，张嘴就来。你们都去过寺院，寺院里的和尚，绝大多数符合我说的上述条件。相貌丑陋、手足残缺、口齿不清、似疯似傻的和尚有没有？当然有，但那多半是任何寺院都不肯收留的流浪和尚。

“再说其次。并不是所有和尚都是打内心深处笃信佛教的，很多和尚把出家作为一种营生对待。旧时有一种说法，所谓‘到庙里做和尚挣钱去’。这个‘挣钱’，指的就是做法事。通常做法事是放焰口，这种佛教仪式我了解一些。抗战时有一年我流年不利，去敌后执行任务，遭到日本特务的追缉，人倒溜得快没啥，可装着盘缠的那个包包丢了。不但没了旅费，连吃饭都成问题，而敌人还在张榜通缉我。无奈之下只好去乡下一座大庙投靠一个任监寺的远亲。他长我十八岁，但论辈分比我小两辈，对我非常关照。他让我化装成僧人，剃光了脑袋，用一种特殊的颜料画了香疤，还真神了，不管远瞧近看都跟烫出的无异。既然装和尚，就要装得像，我跟着庙里的和尚去放过焰口。具体过程就不说了，反正一次就要去十个和尚，一个是正座，一个是敲鼓的，剩下八个和尚分两侧端坐。正座那位是这拨僧人中的老大，他要领唱，而且还要独唱，比如中间通常有一大段《叹髅骷》，这时候其他和尚都放下法器暂作休息，所以这份收入里，这个主座分得最多。收人位居第二的是敲鼓的——呵呵，我一看你俩的眼神，就知道你们看不起敲鼓的。别以为敲鼓容易啊，别的不说，单是一开头那招‘发雷’，手上没功夫就敲不出那份抑扬顿挫。小宗说王啸嗓音洪亮，我马上就联想到放焰口时的正座了。

“往下就要说到他的身手了。据小宗说，他把从二楼阳台上掉落的茶饼疾如闪电般接住，又稳稳当当掷回阳台，这是什么道道儿呢？那是佛教僧人中著名的‘飞铙’技法啊！旧时每年农历七月，不少地方都有盂兰会，就是在空旷场地上放大焰口。那场面，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几十个和尚，手持诸般法器整出满场动静，忽然间全部法器皆停，只那几十副大铙急促地敲起来。忽然起手，十多斤重的大铙旋转着飞向半空，落下来又稳稳接住。注意，不是平平常常地那么一伸手接住，要耍出各种架势，什么‘犀牛望月’、‘苏秦背剑’、‘蛟龙出洞’、‘灵蛇抢食’......这叫‘飞铙’，是道行深的僧人‘经忏俱通’的两通之一——拜忏中的‘飞铙’技法。”

张宝贤惊叹：“这哪是念经，简直是耍杂戏（即如今的杂技）啊！”

焦允俊点头：“就是！所以我想，王啸自称雕虫小技的那手接茶饼的手法，应该是借用了和尚‘飞铙’的技法。以上三点，就是我高度怀疑王啸是和尚之故。”

张宝贤说：“那看来小宗同志当时看到的他那一头浓密黑发，是他为了掩人耳目戴的假发。”

孙慎言难得地发表了意见：“差不离。”

焦允俊说：“那咱们就暗查杭州以及周边郊区的寺庙，估计是能够查得到其踪的。”

“焦组”当即对此作了周密部署，在浙江省公安厅、杭州市公安局的协助下，经过数日访查，12月9日，终于在其时隶属于浙江省临安专署的富阳县（今杭州市富阳区）新登城南贤明山麓半山腰的广福禅寺查到王啸的踪迹。

广福禅寺系一座建始于北宋淳化年间的古刹，明清两朝都曾重建。进入民国后，因疏于管理，日渐衰落，到解放时已沦为一座破庙。王啸以云游僧人的名义长期隐身于该寺，由于其熟埝经忏，相貌又端正，颇受寺院青睐，只因是云游僧人身份，寺踪未曾将其升职。当天傍晚，法名普慧的大盗王啸被“焦组”捉拿归案。

连夜讯问，王啸供称，其确系原“三方会”中坐第三把交椅的那个“杭城隐士”。侦查员听下来，觉得这主儿还真是黑道奇葩——

他在杭州城区、郊区各有一个家，两处均正式娶妻生子，且都是户口本上的“户主”，所用姓名、籍贯虽然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少年时出过家，成年后还俗经商。他以云游僧人的身份在浙江全省各处游荡，对两个互不知晓对方存在的妻子则称是在外面跑生意。其“云游”驻地，基本是在富阳广福禅寺。“云游”期间，少不了要参与“三方会”的犯罪活动。不过，王啸很少亲自出马作案，即便出马，也必定以黑纱蒙面，以掩其真容。焦允俊、张宝贤、孙慎言可算是见多识广，也从未听说过有这等处心积虑隐蔽自己踪迹的大盗。

然后，就要问到关于“品字三方会”之事了。王啸听着却是一脸茫然，说他打自舟山海难死里逃生后，还真是大彻大悟，主动与黑道断绝了关系。当然，他要养家糊口——而且是养两个家，所以还继续扮演着“杭城隐士”的角色，跟几家商行有业务往来，以经纪人的身份帮他们进货、出货，在富阳广福禅寺挂单时，也依旧参与佛家经忏活动，按例获取一份分成。至于寺院出租土地的收入，他因系云游挂单身份，是分不到的。他以前充任“三方会”老三时，累积的脏金还有一些，分别藏匿于两个家庭和广福禅寺只有他知道的隐秘之处，有时生意不好做，他就取出一些贴补家用。

焦允俊、张宝贤、孙慎言三个都是老江湖，跟王啸“聊”下来，发现这主儿虽然精明，但缺乏黑帮首领的那种极端凶残和狡猾。在黑帮里混生活，尤其是混到黑帮的核心领导层，仅仅靠小聪明是不能服众的，以此推算，即便是没有发生船难，他这种性格，第三把交椅恐怕也坐不太长。因此，他们对王啸自认为“三方会”的老三感到怀疑，可反复盘问，这家伙发誓赌咒，坚称句句属实。

焦允俊于是换了一个角度，让王啸交代最近一个月里的一应活动情况。根据其态度，“焦组”认为王啸其实是愿意配合警方开展侦查工作的。落网伊始，他就向焦允俊透露了对其子女日后生活的担忧，害怕他们因其父的缘故生活无着、流落街头。焦允俊告诉他，现在是新中国新社会，新政权不会允许旧社会的那些令人发指的现象继续存在，像你这样的情形，不论是坐牢还是杀头，家属都由政府予以人道主义安置。王啸是聪明人，对自己能够死里逃生不抱幻想，唯一的担心就是家人，焦允俊如此这般一说，他也就放下了，愿意配合审讯。如此，就对最近三个月内的情况作了一个“细说流年”般的详尽交代。

焦、张、孙三侦查员越听越糊涂，怎么这些交代跟“品字三方会”一点儿关系都没有？难道他并非骨干分子“X”之一，我们费了那么大周折，竟然找错人头了？

十五、曙光闪现

次日，焦、张、孙三人向杭州市公安局临时借调了十四名便衣，连同松江外援便衣简博、小申算在一起共二十人，分头对王啸供述的情况进行核查，并对富阳广福禅寺以及王啸在杭州的两个家进行了搜查。这一番行动，从早到晚一共忙碌了十四个小时，最后的结果是：王啸的“细说流年”内容属实，他没有参与“品字三方会”组织策划活动的时间。

如此，对于“焦组”而言，等于是做了无用功。

这时，上海那边传来了“郝组”抓捕曾涉川行动失利的消息。但焦允俊认为，老郝那一摊还有戏唱，别看曾涉川那厮已经死亡，毕竟王秀丫是被抓了活口的，不管这个女人是不是“品字三方会”的“在编”成员，相信其口供应该对破案有帮助。不过，焦允俊并不气馁：“原以为抓到了‘三方会’坐第三把交椅的王啸，就能柳暗花明了，哪知是一场空欢喜！看来是俺老焦流年不利啊。话又说回来，我有一种感觉，‘品字三方会’的总部应该就在杭城，咱们接下来还是继续开动脑筋寻找线索吧。”焦允俊说不出这种感觉具体有什么依据，但事实证明，他的判断靠谱儿。

12月11日下午四点多，焦、张、孙刚从外面查摸线索返回下榻处，正准备沏一壶浓浓的红茶暖暖身子，郝真儒冷不防率领“郝组”一行赶到，这里所说的“一行”，除了郝、支、沙、谭四位特案组侦查员，还有内勤钟思捷、财务蒋瑛、报务员姜宁波以及松江外援柳长伟等便衣。

焦允俊大喜，握着老郝的手先问伤情恢复情况，近日是否咳嗽，再问为什么不先发份电报过来，然后让张宝贤赶紧去安排晚餐：“这么冷的天气，诸位长途跋涉风尘仆仆顶风冒寒赶来，按说焦某该备酒席为大伙儿接风洗尘的，可惜俺没有财权，只好便饭相待，不过可以加两个菜。”

郝真儒说：“按常规做法，是应当先发份电报告知，但马处长说此事由他安排......”

正说到这里，浙江省公安厅政保处领导的电话打过来了，告知焦允俊，听说“郝组”已到，遵照华东公安部的密电指令，省厅已经为特案组安排了驻地，在武林门那边的一处独立院落，武装警卫也已进入岗位，请大家这就入驻。

挂断电话，支富德请示：“‘郝组’已经把在上海抓获的人犯王秀丫押解来杭，现寄押于市局看守所，是否需要跟省厅或者市局联系，另派女警员看守？”

焦允俊脑子转得快：“你们把王氏带过来啦？这个女人是特案组目前掌握的唯一线索，可不能出任何差错。我的意见是，指派专人昼夜寸身不离跟她待在一起。”

当晚，华东特案组七名侦查员在杭州武林门临时驻地举行案情分析会。主持会议的焦允俊还是保持着以往那种看似“满不在乎”的风格：“本组成员为侦查本案，一分为二多日，今晚终于得以重聚，值得庆贺。不过，由于侦查工作不是很顺利，这份心情只好放在一旁，回头等把‘品字三方会’搞定，我们好好庆祝一下。大伙儿也不必灰心丧气的，轻松一点儿，革命乐观主义嘛！因此，咱们今天这个案情分析会，就采取漫谈的形式吧一一老郝您没意见吧？那行！客为先，主为后，‘郝组’怎么也算是沪上来客，你们先说。”

郝真儒点点头：“那就请支富德同志向大伙儿汇报吧。” “郝组”转战杭州的主意最先来自支富德。12月10日晚王秀丫在上海黄浦区南苏州路保福祥的沪上藏匿处被捕后，供出曾涉川去了“大世界”。侦查员随即前往“大世界”缉拿这个罪大恶极的惯匪，不料行动失利，曾匪意外摔死。老郝等侦查员随即对王秀丫进行突审。

这个女佣虽然参与了“品字三方会”的活动，但她的东家保福祥并未将其发展为该匪特团伙成员，她顶多算是一个编外雇员。而且，其从保福祥那里获得的收入也就不过是事先讲定的工钱，只是比一般女佣要高些而已，从没得到过什么活动经费、津贴之类。保福祥压根儿没想到这个女佣有朝一日会落入法网，之前根本没关照过该如何应付审讯，审讯时什么话可以讲，什么内容不可透露。如此，由郝真儒、支富德、沙懋麟三人组成的审讯班子对其进行的突审十分顺利。

不过，虽然从法律上来说，王秀丫属于该匪特团伙成员，但毕竟没有直接参与“品字三方会”的核心犯罪活动，她供述的内容对于特案组来说，仅仅是证实了之前对案情的估断，而眼下急需了解的内容，比如保福祥的下落，曾涉川到南京的具体使命以及跟什么人有过接触，曾涉川到上海后与其假冒夫妻同居于保福祥住所的意图，保福祥在杭州的藏身点和联系人等等，她一概不清楚。

“郝组”对王秀丫的口供进行了分析，认为可信程度比较高。于是，支富德就提出一个观点——如此看来，保福祥目前的活动地点在杭州，而“品字三方会”中的“三方会”原本就是杭州这边的产物，估计该匪伙的残余分子应该还在杭州藏匿着，所以，保福祥亲自赶到杭州来跟“三方会”残余分子会合（其时“郝组”尚不知道“焦组”已查明原“三方会”的情况，该匪伙中唯一的残余分子王啸并未参与“品字三方会”匪特组织的犯罪活动，对该匪特团伙套用“三方会”的名头组建新团伙更是毫不知情）。至于指派曾涉川与王秀丫密赴南京“出差”，估计是为了跟南京的那个匪特“X”分子或匪伙首领联络，其内容多半是约其前往杭州来一个“三巨头”会合。

曾涉川的南京之行之所以要扯上王秀丫，是为了打掩护。曾涉川毕竟刚在松江作下了袭警杀人脱逃大案，在保福祥想来，犯下这等严重罪行，肯定要被列为布控对象，因此想出了一个让他和王氏假扮夫妻的主意，以扰乱警方视线。

此外，曾涉川由南京转赴上海，也并非随心所欲的旅行，而是保福祥的刻意安排。曾涉川以王秀丫“丈夫”的名义悄然入住沪上黄浦区南苏州路保福祥的住所，是准备长期待下去的（有江都警方出具的“赴沪受雇做车夫”的证明），很可能保福祥是打算让曾涉川以此为掩护身份，协助其掌控扩展后的“品字三方会”。之前史阿根的供词中提及，曾涉川向其透露自己已被任命为“品字三方会”的老四，也与上述判断相吻合。

支富德认为，曾涉川、王秀丫两人一个毙命一个被捕的消息，在杭州暂住的保福样应该还未察知。现在宜抓住这个机会速往杭州，“郝组”、“焦组”合二为一，全力查摸保福祥以及“X”的下落，尽快获取相关信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杭州方面的匪特一网打尽。

“郝组”的郝真儒、沙懋麟、谭弦对支富德的上述观点皆表示赞同。华东特案组唯一刑侦科班出身的沙懋麟还补充建议，是否可以考虑把被捕的王秀丫移送杭州关押。在下一阶段的侦查工作中，可能会遇到需要这个女犯辨认嫌疑人或核查线索的情况，那就省得再从上海临时押解杭州了，不但可以节省时间，也避免了来回押解途中也许会出现的安全问题——毕竟目前的斗争是很激烈的，敌方一旦知晓上海“大世界”发生了什么情况，或许会对王秀丫采取灭口行动。

于是，即由谭弦起草书面报告，郝真儒、支富德带上报告就去晋见领导。马处长听了郝真儒的当面汇报，说这样考虑很好，“郝组”马上全体赴杭。你们此去杭城要有一个思想准备，接下来的侦查工作可能会比想象的还要艰巨——我收到焦允俊同志的电报，“焦组”也遇到了梗阻，看小焦电报里的语气，我估计如果当面汇报的话，他很可能会摇着脑袋连说“想不到”哩！

接着，支富德又介绍了“郝组”对王秀丫的审讯情况，王氏随侍保福祥由沪赴杭这一段是重点——保福祥两条腿已经残废，借助手杖能够勉强挪步，但坚持不了多久。如果想出行，那就必须乘坐由女佣推着的轮椅。王秀丫打自抗战胜利后从苏北到上海打工以来，已经为保福祥推了五年轮椅。她倒是非常乐意推轮椅，因为保福祥心情舒畅时，会额外给她小费，有时经过成衣铺、鞋帽店，也会给她添置些衣物。这种东家，打着灯笼也难找。

大约半月前，王秀丫听说要跟老爷子去杭州，大喜。其实直到被捕，她也不知道什么“品字三方会”，更不清楚保福祥、曾涉川以及保到杭州后见到的那个冯老板是警方侦缉的要犯。她虽然负责随侍保福祥，但保并非全身瘫痪只能躺在床上的病人，他在室内是能够行动的。每当保福祥会见客人时，王秀丫只能待在门外走廊，没有走廊的场所就待在隔壁，门窗都是紧闭着的，她在外面听不到保跟人家说了些什么（如果刻意要听，那就必须把耳朵贴着门窗，她也没那么强的好奇心）。保福祥需要她做什么时，会用那支沉重的镶铜红木手杖的杖头在地板上敲两三下，她就立马入内听命。此次赴杭，王秀丫按保福祥的吩咐打点行装，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北站。主仆两个乘的是趟慢车，逢站必停，到达杭州时已是暮色初上时分。她背着一个内装主仆两个出门用品的双肩包，推着轮椅出站。老爷子那份她一向非常佩服的超众眼力令她再次惊叹——刚出检票口，老爷子就用沙哑的声音轻声嘟哝了一句。寻常人都会以为这是这个又老又残的家伙在自言自语，但王秀丫却听得很清楚，老爷子嘟哝的是：“走——五十。”

即使听清了这话，多半人也会感到不解，这是什么意思？但王秀丫懂，她是经保福祥点拨过的。所谓“五十”，乃是时钟的长针所指的“五十分”，亦即左前方。当然，她并不知道这是军事术语。当下，王秀丫抬眼朝那个方向望去，看见拦在检票口的移动木栅栏外的接客人群中，有人举着一面用紫色硬纸制作的巴掌大的三角形小旗在缓缓挥动。

王秀丫不善认人，记性又差，对这个接站者的描述比较模糊：“是个男的，三四十岁；个头儿蛮高的，大概跟我家男人差不多。”

侦查员问她：“你丈夫身高多少？”

“比我高。”

“高多少？”

“谁去量呢？”

侦查员无语，

只能问其他细节。她的回答是：“脸色比较白，穿深蓝色棉袄......嗯？裤子？鞋子？没留心。帽子好像是戴着的，没注意是单帽还是棉帽。”如此而已。

那个穿深蓝色棉衣的接站男子已事先叫了一辆马车。建国初期的南京公共交通沿续民国时期的模式，全市各区马路上都有出租马车行驶，有需求的乘客随时可以招乘。杭州也有一些出租马车，但比南京显著少许多。当下，王秀丫把保福祥推到站前广场，上了那辆马车，把轮椅收拢起来，绑在马车后面。

那个接站男子是骑摩托车来的，随马车行驶。马蹄声笃笃响了一段时间，停下。接站男子让王秀丫坐着不动，他把保福祥搀扶下车，车夫已经把轮椅解下，让保福祥坐上去。接站男子对王秀丫说：“马车会把你送到前面街口，然后你下车，车钱我已经付过了。路边有排档，你在那儿吃点儿东西，想吃什么就点什么，喝酒也行，不过不能喝醉了。”说着，把一张五万元的钞票递给她。

王秀丫倒也有“忠于职守”的意识，见保福祥一声没吭，不知那是什么意思，便轻唤一声：“老爷......”

保福祥开腔了：“你照做就是。”

王秀丫真的在前面街口的夜排档中选了一家，点了两个菜，要了酒酿汤作为饮料，临末还让人家给下了一碗大排面作为主食。面刚吃完，接站男子驾着摩托车来了，把她载往附近的河埠旁。那里停着一条乌篷船，男子示意她上船。王秀丫不禁疑惑，站在原地不动。这时，被乌篷和棉帘子蒙得严严实实的船舱里传来保福祥的声音，她这才释然。

上船进入狭小的船舱，借着岸边的路灯光，王秀丫看见保福祥独自坐在里面，脸面透红，显见得喝了不少酒；眼神和眉宇间带着笑意，看来他心绪不错。王氏由此估计，刚才保福祥下车的地点有个饭馆，应该是有人在那里请他喝酒了。棉帘放下，船舱里顿时一片黑暗。乌篷船随即启航，王秀丫坐在黑暗中，因为保福祥没发话，她也就不敢吭声。耳朵里听见的是船夫操桨划水的声音，在静夜里显得特别清晰。

也不知过了多久，乌篷船停下。船头一晃，显然有人上船，继而棉帘子被掀开，一个公鸭嗓对着舱里轻声呼唤“顾先生”，语调恭敬。王秀丫不知轮椅放在船尾，当下有些不知所措。眼光往外扫瞄，发现眼前是一座沿河而建的具有明显江南特色的宅第，临河一侧应是宅第的后门。那公鸭嗓男子和船夫帮着她把保福祥搀扶上岸，取了轮椅。但公鸭嗓男子说轮椅没法儿施展，就没打开。男子蹲下身要背保福祥进入宅院，保谢绝，由王秀丫搀扶，并凭借手杖的帮助，随着男子入内。

如此，王秀丫就跟着保福祥在这座宅院里待了下来。她和保福祥被安排在靠近河边的后院里，有书房、卧室、会客室，她则住在楼梯间。保福祥在上海自己寓所时过惯了深居简出的生活，在杭州这边也是这样过日子，一日三餐有人送，饭菜精美，还有名酒。王秀丫也和在上海一样，随侍在侧。保福祥每天要写书信，但她是文盲，不知写了些什么。这些信件，都是由保福祥亲手密封，让那个公鸭嗓男子带出去处理的。

保福祥的另一个生活内容是会客，当然，这只是王秀丫的估计，因为使用的并非后院的会客室。这些日子里，保福祥被公鸭嗓男子接离过几次，都没要王秀丫随侍。但保福祥每次都没换下那双手工制作的用于室内穿的蚌壳棉鞋，她由此判断，保福祥是去了宅院里的其他房间。王秀丫唯一见到的保福祥接待的客人，就是稍后的假丈夫褚先生一一曾涉川。

王秀丫的以上供词里，包含着保福祥赴杭城后活动的重要线索，“郝组”侦查员自然要盯着问清细节——

“那辆出租马车的牌照号码？”

王氏回答：“好像没有牌叩”

“有什么其他特征吗？”

“不记得，跟马路上其他出租马车差不多。”

“出租马车停下的具体地点呢？你吃晚饭的排档在哪条路上？”

王氏摇头：“不清楚，我不认识字，根本没留心是否有路牌，也没注意排档有没有店招。”

“你住的那个地方有什么特点？比如你待在里面闻到了什么味儿？听见过什么声音？里面的主仆说了些什么？”

王氏的回答依旧夹缠不清，只有一点，那就是她每天清晨都会听见远近一片鸡叫声。侦查员几次三番提示启发，原指望可能是养鸡场、饭馆（当时饭馆都是进活鸡养着，现吃现杀）之类，可王氏听见的鸡鸣声是零零碎碎此起彼伏参差不齐的。这种情形在当时不足为奇，城市里并不禁养家禽牲畜，只要你有条件，哪怕养头牛也没人管。当然，在杭州这样的省会城市里，居民们很少有养牛马等大型牲畜的需要（马车车行除外），养鸡却是普遍现象。而王秀丫供称的那种鸡鸣声并无特点可言，侦查员也就不可能指望从中发现线索了。

侦查员沙懋麟是审讯方面的行家里手，当然还会问到其他一些问题，还跟王氏聊天样地聊了一些细节，但“郝组”侦查员分析下来，并无收获。

支富德把上述一应情况说完后，焦允俊让孙慎言把“焦组”的侦查工作情况向“郝组”战友介绍一下。孙慎言天生沉默寡言，惜言如金，能够用一个字表明意思的，绝对不会用两个字。

此刻汇报工作，语言依然凝练，因此，花的时间不长。乐意开短会的焦允俊之所以让孙慎言来汇报，用意在此。

两拨战友互通情况后，下一步就是共商对策。特案组当前需要明确的有两点：其一，在杭州藏匿的“品字三方会”匪特团伙首犯保福祥，应该没有疑问了。但原本嫌疑很大的原“三方会”匪伙老三王啸与此案无关，因此，要把杭州方面匪伙的身份查明；二是要把南京那个已经由曾涉川前往联络过的匪首及喽啰爪牙缉拿归案。

以上这两步都必须抓紧时间尽快完成。焦允俊征求大家的意见：“请大伙儿议一议，接下来特案组同志是如原先那样分为‘焦组’、‘郝组’，分别在杭州、南京行动呢，还是不再分开，先在杭州这边把保老大那一伙搞定，再转战南京去查缉另一匪首？”

大伙儿研究下来，最后达成一致意见，还是分为两拨，分别在杭州、南京进行调查。两拨人马仍旧由焦允俊、郝真儒分别担纲主持，但对成员作了调整：沙懋麟、谭弦调到“焦组”，孙慎言调到“郝组”；两位内勤女同志、电台和报务员均调到“焦组”；松江便衣仍按照原先的临时归属，分别随“焦组”、“郝组”行动。至于王氏，继续在杭州关押。

接着，大伙儿对两个小组分别面临的案情及如何进行调查进行了讨论——杭州方面的调查，原指望通过王秀丫的口供获得查摸保福祥藏匿地的线索，但现在看来，这个指望不靠谱。不止一个侦查员认为，要查到出租马车停车的那家饭馆估计还是有可能的，毕竟有王氏吃晚饭的那家排档作为坐标。但根据王氏的供述，保福祥以及杭州方面的东道主防范极为严密，即便能够查到那家饭馆，估计也就到此为止了，那里不会是匪特团伙的联络点、接待站之类。否则，他们不可能安排王氏在附近的排档用餐。同样，那辆出租马车估计也查不出什么，从王氏的供述判断，那多半是一辆黑车。

侦查员对王氏供词中所说的那条乌篷船也作了分析。这种发源于浙江绍兴的小舟，历史悠久。早在八百多年前，陆游就对其作过描述，曰：“经舟八尺，低篷三扇”。这种小舟自然是使用人工动力，但不像通常的小船那样是用手划桨，而是用脚。划船的人坐在船艄，双脚踏在桨柄末端，江南地区唤作“脚划船”，据说顺水行驶时速可达十多公里。船身多有乌篷，用烟煤粉和桐油搅拌均匀后涂于篷罩表面，故又称“乌篷船”。在当时的江南水乡，尤其是浙江水乡，江河湖汊中到处可见乌篷船，杭州则由于游客之需，还出现了许多专门提供游览服务的出租船。建国初期，政府沿袭旧时做法，未对这种出租船进行登记发证。这种小船的外形给人的印象千篇一律，王秀丫对载送他们前往那个神秘住处的乌篷船说不出什么特征应属正常。

因此，侦查员认为，把乌篷船作为线索来追查保福祥下榻处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不过，王氏的供词也表明，该船的主人或使用者与匪特很可能是一伙的。因为那个船夫自始至终没说过一句话，却能在夜晚的河中轻舟熟路，足以说明该船夫对这户人家非常熟悉，可能是经常向该户人家提供脚划船服务的船家，甚至是“品字三方会”在杭州的那个匪首的属下。

结合王秀丫的供词和上述分析，焦允俊认为，从理论上来说，可以通过“后门临河”、“晨闻鸡鸣”、“车站接客”、“晚餐饭馆”、“乌蓬船”、“疑似富户”等线索查摸保福祥的落脚点，但其中大部分线索实际上是查不下去的。当然既然有线索，好歹要一条条试一试。查得下去最好，查不下去的，先往旁边搁一搁，另外设法寻找新的线索。人手不够，可以向杭州警方协调增援。

关于南京方面的调查，目前特案组手头只有史阿根和王秀丫的口供作为参考。史阿根的口供其实只有一处是涉及南京的，那就是曾涉川告诉他先去杭州向保老大报到，然后去南京出个差。史阿根落网，曾涉川代替他跑南京这趟差事，王秀丫虽然是褚先生即曾涉川的同行人，可曾涉川对于赴宁的目的始终守口如瓶，王氏根本不知道这个假丈夫去南京干什么。

她向“郝组”侦查员交代的内容中唯一有用的，就是曾涉川在南京逗留期间的四次外出，其中叫上她一起出去的有两次，分别去了西华门和水西门，并在外面用餐。这两次出门曾涉川没跟别人有过接触，因为口音关系，吃饭点菜、进商店买东西，都是王秀丫出面；另外两次则是曾涉川独自出去的，那是抵达南京后的次日及隔日，王氏不知他去了哪里、干了什么。这两次外出，暂时未能找到可以与之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的蛛丝马迹，只能先搁置一旁。

焦允俊一声不吭地听大伙儿议论，临末，用略显凝重的语气对郝真儒、支富德、孙慎言说：“看来‘郝组’此去南京，困难重重啊！”

郝真儒点头不语。

“不过，”老焦话锋一转，“咱们每趟任务，还不都是刚接手时困难重重，然后经过大伙儿的努力，一个个困难也就解决了。我们要有信心！”说着，焦允俊端起茶杯，以茶代酒，“‘郝组’、‘焦组’全力以赴，预祝成功！”

12月12日上午，送走“郝组”后，焦允俊把沙懋麟、张宝贤、谭弦召集到他在新驻地的办公室，说咱们四个得商量一下，如何着手开展工作。四人研究下来，决定先调查刚才分析案情时提及的理论上可以作为调查方向的那六个点中的“疑似富户”、“晚餐饭馆”、“乌篷船”。之所以选这三个，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三个点似乎可以作为“矮子里拔将军”来予以对待。随即进行人员分工，焦允俊、谭弦两个负责调查“乌篷船”，张宝贤和松江便衣简博调查“晚餐饭馆”，沙懋麟和便衣小申调查“疑似富户”。

“焦组”这三个方向的调查，进行了整整两天。诚如之前一干侦查员分析案情时所估料的，三拨力量都未能有所发现，而且连头绪也没有。12月14日晚上，焦允俊再次召集一干侦查员开会，说看来这条路一时走不通，咱们得另外考虑开辟一个方向了，大家都说说，看有什么其他途径可以试着走一走。

众人一番讨论下来，一时苦无妙计良方。焦允俊忽然问沙懋麟：“老沙，那个王秀丫在上海被捕后，接受审讯前，‘郝组’是怎么制订讯问方案的？”

沙懋麟是华东特案组数一数二的审讯高手，因此焦允俊认定，“郝组”制订审讯方案时，郝真儒肯定会点老沙的将。果然，沙懋麟把针对王秀丫的审讯方案一五一十说了一遍。焦允俊听下来，觉得很是周全，感叹道：“有心细如发的老郝主持，你老沙干这一行又是经验丰富，这个方案真是不错。若是王氏在杭州落网的话，说真心话，‘焦组’一时还整不出这等周详的方案。宝贤，你说是吗？”

张宝贤点头，正要说什么，忽见沙懋麟脸上掠过一丝欲言又止的神情。“老沙还有补充？”

这本是随口一问，哪知竟让张宝贤给说着了。

沙懋麟刚才想到的是，当初夜审王秀丫时，有一个细节没有了解到：她随保福祥抵达杭州那天，坐乌篷船前往“疑似富户”，当时船上有两个船夫。其后随侍保福祥期间，在松江犯下大案的曾涉川逃窜到杭州，同样是由两个男子连夜陪同其前往保老大的藏身处，估计也是乌篷船（王秀丫是在室内见到曾涉川的，在受审时没有言及曾涉川使用的交通工具）载运的。随行的两个男子，与最初的两个船夫是同样的两个人吗？那两个男子接引曾涉川从那座宅院的后门进入，跟王氏打过照面，他们给王留下了什么印象？

沙懋麟话音甫落，谭弦不由得拍案：“妙！”

焦允俊也挑起大拇指：“确实是妙！老沙厉害！”

特案组长当即决定，立刻前往看守所提审王秀丫。这一审，果然有收获！

据王秀丫回忆，曾涉川第一次（指11月30日）抵达杭州来见保福祥时，是入夜两三个小时许。当时，保福祥刚听完一张留声机播放的苏州评弹唱片，她正要问是否换一张时，老爷子突然侧耳谛听，然后说可能是褚先生来了，你去迎接一下。

王秀丫打自入住此间，就被老爷子关照，不能出门，也不能去前院，以免引起主人的误会。王秀丫虽然是文盲，也缺乏江湖历练，但她知道这位老爷子是厉害角色，他说的话照办即可，否则，只怕不是解雇与否的后果。这种迎接来访客人之事，她来杭州后还没遇到过。之前访客都是白天来的，自有此间主人接待，差人过来把老爷子搀扶去前院见面。王秀丫生性好动，这段日子待在后院不能外出也不能在宅院里自由行动，时常有憋闷之感。此刻老爷子的这个吩咐，对王秀丫来说，自然是非常乐意的。

当下她便走出屋子，穿过院子直往后门。不料，黑暗中倏地闪出一个健壮男子把她拦下。王秀丫定睛一看，认出是头天晚上乘坐乌篷船过来时这边接客者中的一位。那人压低了声音问她要干什么，她回答说是先生让我迎接客人的。对方一怔，哦了一声，又嘀咕了一句：“这老爷子耳力厉害，外面就叩了一次暗号，他在宅子里面竟然都能分辨清楚。”

说罢，就走向后门。王秀丫跟在后面，一眼看见蒙着双眼的曾涉川被两条汉子左右挟持着站在门外，河边停着一条乌篷船。

再往下，就说到焦允俊、沙懋麟感兴趣的细节了。王秀丫看见被那两个男子挟持着的曾涉川进了后门，便想起老爷子关照的让她迎接褚先生的话。刚往前迈出两步，还没张口，那个本宅估计是身负暗桩警卫职能的男子就发现了她的意图，冲她摇了摇手。就在这时，一阵风吹来，王秀丫闻到离她最近的那个挟持者身上散发出来的淡淡的油味儿。

焦允俊顿时振奋：“油味儿？是什么样的油味儿？”

“是机油味儿！”王秀丫回答得很肯定。

“没弄错吧？汽油、柴油还是机油，你能分得清楚吗？”

“汽油味儿、柴油味儿我不知道，但我那口子以前在三轮车行打杂工，傍晚回家时衣服上总带着一股机油味儿。我觉得那人身上的油味儿，跟我那口子差不多。”

焦允俊、沙懋麟对视了一眼，意思尽在不言中：这是一条有用的线索！

十六、修车技师

同一个夜晚，位于杭州昭庆寺里街一座宅院的密室里，华东特案组苦觅不得的“品字三方”老大保福祥、老二冯恭宝也正在商议“重大会务”。

保福祥是一个生性狡猾、心思缜密、遇事冷静的角色，自从抗战胜利后原太湖“品字堂”覆灭，这个老家伙又在其智慧韬略库里增添了一件法宝：要善于总结经验。此刻他紧急约见“腾飞五金行”老板冯恭宝，就是因总结经验而感觉到的不祥之兆——曾涉川与王秀丫可能出事了。

曾涉川离开杭州时，保福祥在总结以往“品字堂”吃亏以及江湖上其他黑道出事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想出了一个算不上聪明但却比较有效的安保措施。他叮嘱曾涉川，抵达上海后，即往杭州“腾飞五金行”发一份隐语电报，报告南京之行的情况。曾涉川从南京赴沪后，一出北站就照办了。

保福祥对曾涉川的叮嘱还有第二项：每隔三天寄出一封平信报平安。这封平信并未写收信人地址，而是寄往杭州城区某个邮电局的营业厅，有收信人姓名（自然是五金店某个伙计的），邮电局收到后，把信放在营业厅一个类似阅报栏的上锁玻璃橱窗里，收信人可去营业厅查看，发现有自己的信件，向柜台营业员出示证件（工作证、户口本、居委会证明等）后，即可把信件取走。这项业务，早在民国时期就已在江南地区部分城市（包括县城）推出，唤作“留局待领”，是不收费的。取信的活儿，自然也是由冯恭宝指派“腾飞五金行”的伙计去干的。

要说曾涉川，倒是很听老领导招呼的，保老大的指令，他一一照办。在抵沪的次日，即12月7日，他就寄出了第一封信。之后，12月10日傍晚独自去“大世界”的途中，又寄出了第二封信。当然这是王秀丫不知道的。

12月11日，保福祥收到了曾涉川的第二封平安信。之后，七十二小时过去了，老爷子却没等到第三封信。第二封平安信的寄出日期是12月10日，次日保福祥就收到了。按说，下一封平安信应该在14日寄达，可“腾达五金行”前往取信的喽啰却白跑了一趟。保福祥觉得反常，当晚紧急约见老二冯恭宝。两人分析下来，认为以曾涉川的行事风格，这种要紧事情他是决不会掉链子的。看来，十有八九是出事了。

保福祥遂作出决定：迅速离开此地，同时，指派喽啰连夜搭乘夜班火车赴沪打探情况。

那么，转移到哪里去呢？两人商量下来，尽管冯老板在杭州还有一处亲戚的房子可以让保福祥入住，但距离稍远，而日后需要两人当面商量的事情肯定不会少，不方便。因此，保福祥提出还是转移到冯恭宝的那家五金行去。

说走就走，当晚夜深人静之际，五金行的那条作为交通工具的乌篷船悄无声息地在昭庆寺里街那座宅院后门外靠岸，将保老大转移。

派出去打探的喽啰去得快回得也快，次日午后已经回到五金行，带来的消息于保福祥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曾涉川已经死亡，王秀丫被捕，老爷子的寓所让公安抄了个底朝天！纵然冯恭宝是杀人如麻的老土匪出身，当下听着，也有点儿魂不守舍，倒是保福祥因为已有心理准备，外表还看不出有什么变化。他拿着白铜水烟筒“咕噜咕噜”地抽着，一声不吭。筒烟抽完，把水烟筒放在一旁，开腔了：“以老兄高见，接下来共产党公安会做什么？”

冯恭宝已经恢复了镇定，略一思忖便有了答案：“自然是盯着您那娘姨审问不休呗！”

保福祥当然也想到了这一点：“当初我雇佣她时，就考虑过泄密问题——国民党政府正在通缉我这个汉奸嘛，不过，以我对这个苏北女人的了解，尽管她会在第一时间就老老实实招供，但她供出的情况只怕人家不感兴趣。因为我们的所有重要行动，包括暗语书信的往来，都是避着她的。未雨绸缪，成事之本啊！”

冯恭宝在杀人越货方面的本领比保福祥一点儿不差，但若论智谋心思，估计只能给保老大提鞋。听保福祥这样说，他心头顿时一松：“如此说来，咱们这是有惊无险了？”

保福祥点头：“可以这么说。不过，曾涉川的死，对于刚开张的‘品字三方会’来说，是一个重大损失。大曾是个道上鲜见的超群人才，咱们一时找不到人手替代。另外，台湾那边的客人，估计最近也要到了，咱们报过去的名单中有曾涉川这么一个骨干，以‘国防部二厅’那伙朋友的认真劲儿，说不准已经为大曾建立了专档。现在这个人没了，那人家多半会认为我们无能......”叹了口气，保福祥继续说，“既然有惊无险，那我还是回原先的下榻处吧。那里毕竟清静，便于我静下心来考虑下一步的路数。南京那边还没有消息，实在不行，我就亲自跑一趟。”

冯恭宝提醒：“您在沪上的寓所已经抄没，共产党公安肯定把您列入了通缉名单；而您出行是非得坐轮椅的，那样太容易暴露了。”

“我何尝不知道呢？唉......容我细想后再作决定吧。”

当天深夜，乌篷船又把保福祥送回昭庆寺里街的临时寓所。操弄乌篷船的还是五金行那两个伙计，一个叫吴阿小，一个叫宋丁丁，都是绍兴人。当年冯恭宝在浙中地区拉起“黑魅堂”匪伙时，两人就专事驾驶乌篷船跑交通搞运输。后来因官府侦缉得紧，“黑魅堂”不敢再折腾下去，就来了个整堂“转业”，七名残匪悉数潜入杭城，开了这家五金行。那条乌篷船自然不便一起带来，但五金行进货、送货以及接送客户、自家进出代步也需要交通工具，冯恭宝就斥资向船厂定制了一条乌蓬船，仍由吴阿小、宋丁丁两个负责。

两人的主要工作就是驾船送人送货，空余时也要干些五金行的杂务，比如擦洗锈迹斑斑的金属零配件之类，经常要跟机油、牛油（油脂状的半固体润滑油）打交道。时间长了，身上的机油味儿不太容易去除，不但是双手和衣服，甚至头发、鞋底也带着这种味道。跟冯老板或五金行的同事接触，大家都闻惯了这种味儿，没人在意，但在外人，尤其是嗅觉器官比较灵敏的外人面前，是无法忽略的。王秀丫是这样，此刻的保老大也是这样。

却说保福祥被吴、宋两个喽啰送到昭庆寺里街临时寓所后门，那二位正要把他搀扶上岸时，老爷子忽然改了主意：“回五金行去。”

吴阿小、宋丁丁闻之一怔，但只有服从的份儿。冯恭宝这时已经在五金行楼上的卧室里准备歇息了，听说保老大去而复归，那就不是像吴、宋两个那样“一怔”的表现了，而是大吃一惊。根据他对保老大的了解，料想此举必有重大缘故，而且多半是安全方面的问题。

果然，听保福祥一说缘由，冯恭宝不由得一个激灵。怎么呢？刚才吴、宋两个要搀扶保福祥登岸时，他忽然闻到了二人身上那股虽不算明显但依旧不容易被忽视的机油味儿。要说保老爷子的思维，那还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他马上想到了已经落入公安之手的王秀丫一一既然我都能够分辨出这两个小子身上的机油味儿，那比我年轻将近二十岁的王氏肯定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如果王氏在受审时向公安透露这个细节，那“腾达五金行”就不安全了，保不齐没几天就被人家给发现了！

冯恭宝虽然是“黑魅堂”的掌门人，领着手下匪徒风高杀人月黑劫财，作恶无数，但脑子远没保老大转得顺溜。保老大颇费了些口舌，才让他弄明白了其中的利害关系，遂提出一个应急方案：“这样吧，那边的房子放弃，反正我是化名买下的，上家已经去了海外，我从没在那儿住过。以前倒是去过两次，不过都是晚上坐船悄悄去的，料想无人得知。兄台大驾入住后，我也就去过两三趟，也都避开了旁人的耳目。所以，只要把派到那里为您效劳的那两个弟兄叫回来，把一应物件收拾干净，即便公安真的查到那里，也是劳而无功。”

保福祥也没想出更好的主意：“看来只能这样了。王氏是12月10日被抓的，大曾已死，公安肯定要连夜盯着王氏讯问一应案情。如果王氏已经供出‘机油味儿’的细节，公安必定派员连夜赴杭城专查。可是，出事已经四天，却没听说过关于这方面的任何消息，我们往好处想，那就是王氏可能没注意到......”

冯恭宝听着连连点头，如释重负似地长透了一口气，“兄台高见！”但保福祥接下来的话又使冯恭宝坐立不安了：“不过，王氏在出事当晚受审时没招供此节，并不等于之后没招供。像她这样的活口儿，公安必定要反复讯问。也许她一时想不起这个细节，但人家是专业人员，问出来是早晚的事。我们还是要做好随时离开五金行，甚至离开杭州的准备。往下，咱们只好去南京小住了。”

冯恭宝没料到事态会变得这么严重，昭庆寺里街的宅子，放弃也就放弃了，五金行可是他多年的心血，还真有点儿舍不得，这种情绪反映到脸上，那自是变颜变色、阴晴不定。

保福祥猜到了冯恭宝的想法，再次开腔时，又转变了话风，给冯恭宝打气鼓劲：“好在台湾特派员快要过来了，特派员一来，我们就有依靠了。我想他们不会因为我们面临的处境有点儿不顺，就把我们抛弃。他们现在非常需要像‘品字三方会’这样既有实力，又有经验，还死心塌地为他们效力的人，必定会想办法帮我们解决困难的。”

冯恭宝沉思不语。保福祥以为这老兄还在患得患失，刚想继续安慰，冯恭宝咳嗽一声，开口了：“我有一个想法——我们是否可以设法打探一下风声？”

这种想法保福祥也有过，可是没有实施的条件，此刻从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冯恭宝嘴里说出来，他并不抱太大希望，只是随口敷衍：“老弟准备怎么打听？”

冯恭宝说：“我这家五金行已经经营了十个年头儿，认识的汽车司机和维修工匠比较多，不乏解放前在旧警局效力，解放后被共产党作为技术人员留用的。其中有一个叫乐宗赞的修车工匠兼司机，其技艺在杭城乃至整个浙江业界都排得上号，人送绰号‘乐大匠’。他现在在杭州市公安局车队工作，身兼两职——修车和开车。到目前为止，他是市公安局同时掌握这两项技术的人员中最拔尖的一个，据说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的汽车发生故障，都找他去解决。另外，省厅警员有紧急出差任务需要长途驱车前往的，有时也会叫他随行，一是作为备用司机，二是途中车辆万一发生什么故障，他能就地解决......”

一听到这儿，保福祥已经明白了冯恭宝的用意，这位行事风格一向粗线条的老兄居然有如此有建设性的想法，不禁让他眼里放光：“请往下说！”

乐宗赞技术一流，比较有性格，待人接物讲究“感觉”。他对命相有研究，水平远在寻常街头巷尾设摊开馆的相术师、风水师之上。据说当年“军统”戴老板还在复兴社特务处长任上时，也曾以“金先生”的虚名搞了一次“偶遇”，请他看过相，还顺便让其司机向乐大匠请教了一些解决汽车、摩托车疑难故障的诀窍。不久，日本人发动卢沟桥事变，戴老板派人向乐大匠发出“加入团体”的邀请，遭到他的婉拒。杭州落入日本人之手后，乐大匠原本是准备走的，因其老母患病不便上路，结果就没走成，被日伪警方留用。日伪以关心为名，指派女佣人住其家昼夜照料其母，实则也是一种监视，以防技术人才流失。

要说乐大匠这人，还真是个大孝子。他曾娶过一个长相不错的女子，结婚不到一年，因该女与婆婆发生口角，被乐知晓后，连缘由都没问，立刻宣布休妻，当场扫地出门，发誓永不再娶。

所以，日伪这一招对乐大匠非常管用，只好老老实实待在杭州伪警局。不过，这人还算有见识，日伪数次要对其封官行赏，他坚辞不受。这样，到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惩办汉奸的名单上就没有他的名字了，他始终是日伪警局下面的一个普通工勤人员。既然不是汉奸，那就留在警局继续为“党国”效力了。

乐大匠对汽车零配件的质量鉴定也是首屈一指，杭城的五金行老板，至少一半以上都有巴结他的想法。但这人结交朋友要看对方的命相，如果觉得命相相克，不论你再怎么巴结他，也永远是那种萍水相逢的寻常关系而已。冯恭宝的命相倒是入乐大匠法眼的，第一次见面两人就谈得很投缘。乐大匠给冯恭宝带来的好处是：为其进货把关，保证不让伪劣产品进门；根据行情预测汽车零配件损坏后能否及时得到合适的替换产品，让冯恭宝对何时进货、进哪些货、进多少数量作出准确判定。

那么，冯恭宝现在跟保老大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以保老大的那份智商和江湖经验，自然能够猜透——由于史阿根的被捕，公安显然已经知道曾涉川拉上史前往杭州“办事”的情况。至于办什么事，公安是不会知晓的。以保福祥对共产党公安的了解，光是袭警杀人脱逃案就足以惊动松江专署以及苏南行署的公安机关了。根据史阿根的口供以及曾涉川被松江派出所扣留伊始交代的其在上海的真实住址（曾当时认为只是一桩寻常纠纷，交代的是自己在沪上合法使用的名址），其侦查触角肯定要伸往上海以及史阿根的住所地南汇县周浦镇。待到12月10日曾涉川在上海“大世界”摔死、王秀丫落入公安之手，公安方面肯定已经意识到他们手头的这起案件绝不是“袭警杀人脱逃”这么简单，而是有着更深的背景。如此，这个案件就会上升至华东公安部主持侦办。

不管王秀丫是否已经供出“机油味儿”这个可以被公安作为侦查保老大藏匿处线索的关键细节，华东公安部派出的侦查员肯定要来杭州公干，甚至还会在杭城专设驻点待下来开展工作。这样的话，像乐大匠这样的非警员身份的工勤人员，由于其技术权威的身份，多半跟杭州市局、浙江省厅的公安民警和工勤人员中与用车修车有关的人员有工作方面的交往，估计能够听到若干这方面的传闻。

由此，保福祥马上就想到了拉拢乐大匠，从其嘴里套取情况进行研判，弄清楚“品字三方会”目前究竟面临着怎样的处境。

这样想着，保福祥脸上禁不住露出笑意，对冯恭宝大加夸赞：“如果能把此人收纳进‘品字三方会’，那稍后咱们在‘国防部二厅’的特派员面前也有面子，这个人很有用，不仅是对咱们‘品字三方会’，就是对‘二厅’来说，也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宝货啊！”

然后，两个匪首就开始商量拉拢乐大匠的可行性。冯老板向保福祥介绍了此人的相关情况——乐宗赞今年四十五岁，宁波人氏，十三岁时经其父生前朋友、时任美商亨茂出租汽车公司华人经理顾协康的介绍，到该公司在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开设的分部兼修理所当了一名学徒工。当时社会上把驾驶汽车视为“高科技”，而修理汽车则是“高科技中的高科技”。乐宗赞因有顾协康的关系，公司为其安排了一个技术高超的德国师傅。德国师傅主张修汽车必须先会开汽车，开车就成了乐宗赞的入门课。

三年学徒满师，乐宗赞不但能熟练地修理汽车，还拿到了驾驶执照。当时，上海滩最时新的轿车有两种：七座雪佛兰高级轿车和超级司蒂庞克轿车。能够独立处理这两种汽车一应故障并更换零部件的华人技工据说只有五人，十六岁的乐宗赞是其中之一。他在上海滩及其家乡宁波乃至省城杭州业界声名鹊起，稍后，美商亨茂出租汽车公司歇业。其时沪上有二十四家中外出租汽车公司，有一半以上都向乐宗赞发出加盟邀请。乐宗赞正在挑挑拣拣反复权衡时，其洋师傅要回国了，临行前对他这个唯一的华人徒弟说，你哪里都不要去，我已经给你找好了一个地方——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你去那里做一名修理工，主管威廉先生是我的表弟，他也是一名擅长修车的技师。

在工部局警务处打工收入不菲，按照当时的规矩，还有小费可拿，但乐宗赞平时在马路上见惯了那些中外巡捕耀武扬威欺压百姓之象，对此并不怎么感兴趣。可毕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是行业规矩，即便师傅是老外，那也不能违背。最终，他还是遵照师命，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做了一名修车匠。不过，他坚决拒绝为警务处巡捕房充任临时司机，哪怕给加班津贴也不干。

二十一岁那年，宁波老家的母亲托人为儿子物色了一个对象，捎信让他回去相亲。那个婚后因顶撞婆婆引发口角被乐宗赞毅然休掉的小女子长相令乐宗赞满意，看上去也是一副温存相，这门亲事就定了下来。旧时不大时兴马拉松恋爱，这年春节，两人就成亲了。

当初乐宗赞去沪上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做修车工时跟人家有过约定，只做两三年，结婚后就要回乡。这一成亲，乐宗赞顺理成章辞掉了上海的工作。他这个职业吃香，不愁没人要。原拟在宁波从事修车工作，之前宁波警察局听说乐师傅婚后将回乡定居，也动了招聘他的心思——尽管那时候宁波警察局只有寥寥数辆破车。为此，乐宗赞办喜事时，警察局还送来一份礼物，在门口一摆，那些习惯于这当口儿登门寻衅生事以行敲诈的地痞流氓和乞讨的叫花子见了返身就走。

不过，宁波警察局的如意算盘白打了。浙江省警察厅听说此事，来了个捷足先登，直接派人把乐宗赞和妻子接往省城，到了地方二话不说，请新婚夫妇游览西湖。这一去，乐宗赞就让人家给留下了。稍后，杭州市警察局又把乐宗赞从省厅挖去，他就把母亲接往杭州定居，直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