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76：“罗汉酒保”命案

【尘封档案】系列之176：“罗汉酒保”命案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21年第09期

 文：范汇公　金　枚

一、特殊侦探老穆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揭开了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的帷幕。1951年春夏，镇压反革命运动形成了全国性的高潮。本文所叙述的这起蹊跷的命案，就发生在1951年仲春时节的山东省徐州市（1953年划归江苏省）。这起命案的被害人名叫罗霜至，在介绍此人情况前，我们按出场顺序先把目光投到一位名叫穆世观的老八路身上。

穆世观是山东枣庄人，矿工出身，因替受矿警欺压的工友打抱不平，打死一名矿警后，便投奔中共在胶东半岛活动的游击队。那时是1937年春，几个月后，抗战全面爆发，游击队改编为八路军。因为穆世观会武术且有近身格斗的实战经验，人又机灵，还上过三年私塾，组织上便将其调往敌工部从事城市情报和锄奸工作。1947年，穆世观被华东局社会部任命为代号“092”的情报组组长，率领五名情报员潜入南京，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092”小组在完成使命，在通过地下交通送出一应情报后，准备撤离南京的前夜，遭到了“保密局”特务的突袭。穆世观在对敌枪战中头部中弹，被战友冒死救出。南京地下党组织对“092”小组及时提供救援，将穆世观紧急转移到郊区秘密地点，并请来一位著名西医进行手术，取出了颅内的弹头。可是，穆世观始终未能苏醒，成了一个植物人。

当时，所有人都认为穆世观不可能苏醒过来了，而且，由于战火频繁以及根据地缺医少药，最终等待他的将会是死亡。可是一年过去了，穆世观竟然大难不死，在一天半夜忽然醒来了，还自己支撑着坐起来，开口说话：“给老子拿酒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疗养，穆世观的外表恢复得与常人无异，所有正常人的肢体动作和语言表达他都能顺利完成。只是，人们发现他的思维受到了影响，时不时会出现间歇性的思维短路。前一分钟还在正常说话，后一分钟要么把话题转移到其他某个与之前话题根本不沾边的内容，要么把刚才说过的内容完全遗忘，还盯着别人问“你在说什么”。只有一点倒是从未有过短路现象，那就是向组织上不断要求安排工作。

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老穆的组织关系从华东局社会部转到中共济南市委社会部。从此他就缠上了济南方面的新领导，而此时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好了。1948年12月1日徐州解放后，济南要往徐州派遣军事接管干部，组织上经过研究，决定让老穆作为接管干部随同由唐劲实、张洪范率领的徐州军管会公安部前往徐州工作。穆世观大喜过望，立刻打点行装前往集中点报到。抵达徐州后，可能是路途辛劳，老穆病倒了，住进了医院。这一住，就是半年多。出院后，老穆去见领导，还是要求安排工作。组织上经过反复研究，因为其组织关系落在中共徐州市委社会部（即徐州市公安局，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所以就任命老穆为副团级情报员，直接受分管政保的张洪范副局长领导，其工作内容是收集社情民情，写成报告，不定期上报。

1951年3月下旬的一天，穆世观突然去了已经由徐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晋升为局长的张洪范的办公室，口头汇报了一个信息。之所以没有像以往那样形成书面材料后呈报，是因为老穆对于自己要报告的这个信息吃不准，所以想跟局长当面说一说。于是，就轮到本文所要交代的命案被害人罗霜至出场了。徐州市第三区有一个旧时被老百姓称为“小上海”的繁华热闹所在，原名察院街，因其东端就是东门，又名东门大街，北伐战争胜利后，改称大同街。这条徐州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条柏油马路的两侧，排列着一些商号，其中只有一个门面的“罗汉酒肆”看着毫不起眼，却是一家已经开了四十多年的老字号，罗霜至就是这家酒肆的店主兼酒保。

这天，穆世观貌似闲逛地来到大同街，这是他的日常工作，组织上没有给他分派具体工作内容，只是含糊地说“注意收集社情民情”，他就经常外出逛街，看看社会风貌，听听坊间议论。

现在，张局长见老穆进其办公室后未掏口袋取书面报告，而是不请自坐，随手拿起桌上的烟盒打开取了一支，点燃后抽着还吐起了烟圈，便知道老穆又有新的目标信息了。从老穆嘴里吐出的是“罗汉酒肆”的店名，以及店主兼酒保罗霜至。像老穆这样的身体状况，医生给出的医嘱中肯定有“不沾烟酒”这一条。可是，他却根本不当一回事，烟照抽，酒照喝，而且有时还会喝醉。

张洪范起初还规劝，后来渐渐发现规劝无效，也就只好默认，老穆来领特别经费时照数拨给。所以，老穆走遍徐州全城以及周边县城，像“罗汉酒肆”那样的小酒馆、路边摊不知光顾过多少家了。大同街自然是他经常要去的地方，不过，他从未进过“罗汉酒肆”。

这天，似乎罗霜至该倒霉，老穆在大同街转悠时，忽然天降大雨，于是进入“罗汉酒肆”避雨。酒肆不是风雨亭，人家开着当然不是为路人提供挡风避雨场所的。老穆进去后便在角落的一副单人座头落座。要了一瓶四两（老秤）烧酒和花生米、豆腐干各一碟。老穆入内时，跟吆喝着“来啦——里面请”的店主罗霜至甫一照面，心里便是一凛：这张脸好像在哪里见过！他根据之前的经验，坐在那里一边慢慢地喝酒，一边暗暗观察罗霜至。可是，一直到一小瓶烧酒喝完，外面雨也停了，他还是没想起自己曾在哪儿见过这个人，只好结账走人。

当晚，老穆大半宿没睡，脑子里一直想着那张脸。鸡叫头遍时分，他终于想起来了：这张脸孔他是第一次见，但是曾经见过这人的照片。不过眼下已经忘记了是什么时候奉命前往当时的国统区城市南京或者镇江，抑或扬州、常州执行某项锄奸任务时，领导出示给他看的照片中作为目标的四名保镖中的一个。此刻，老穆向张洪范这么一汇报，顿时引起了他的重视。稍一考虑，他便向穆世观提出了几个关于罗霜至的相关问题。但是，老穆一个也没回答上来。张洪范见老穆面露微窘的神情，即予以安慰，对其发现给予表扬和鼓励，说组织上这就对“罗汉酒肆”店主罗霜至进行秘密调查。

这项调查工作由徐州市公安局政保侦查员包忠仁、宋洪、周宗耀三人组成的一个小组负责，该小组的一应工作情况直接向张洪范局长汇报。4月4日，调查小组组长包忠仁向张洪范汇报了一应调查情况——

“罗汉酒肆”的创始人是罗霜至的老爸罗白郎。老罗祖居老徐州，早年曾去少林寺出家为僧，后来离开，托着一个铁钵游走江湖，到处化缘。其化缘的方式跟十八罗汉中的举钵罗汉诺迦跋哩陀尊者相似，也是高举铁钵向人乞食。因为姓罗，又是和尚出身，化缘方式仿照举钵罗汉，所以徐州人都唤他“罗汉”。

罗白郎二十五岁时还俗，在大同街开了一家酒食兼卖的小酒肆，未起店名，坊间因都唤其罗汉，所以就把小酒肆唤作“罗汉酒肆”。罗霜至名义上是老罗的儿子，其实是嫡亲侄子。只因老罗虽然还俗了，却不曾娶妻。其兄就把次子罗霜至过继给他。当时罗霜至只有十二岁，给叔父当儿子后，一边读书，一边跟着老罗学少林武术，有空还得在小酒肆做酒保。

1935年罗霜至十八岁时，前往南京参加国术比赛。他的功夫还算不错，进入了前三十名。他觉得这一趟去得还是值得的，因为他结识了一个功夫不如他的纨绔子弟郭永遂。郭永遂出身南京一归国华侨富商之家，系青帮组织骨干，曾参加过复兴社特务处举办的特务培训班，结业后成为“军统”早期特工。抗战胜利后，其父病逝，郭永遂前往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办理父亲留在那里的产业继承手续。不知何故其一去不返，作出了定居雅加达的决定。据调查小组的侦查员前往南京走访郭永遂的亲戚得知，罗霜至自从结识郭水遂后，两人交往比较密切。

1936年2月，罗霜至从徐州前往南京，郭永遂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至于干的是什么职业，郭的亲戚并不知晓。侦查员问了郭的几个亲戚，其中有两人因为跟郭永遂年岁相仿，经常在一起吃喝玩乐，所以听郭说起过“徐州罗先生”，但对于罗霜至的详细情况他并未透露过，那两个亲戚对此兴趣一般，所以当时也没打听。他们都没见过罗霜至，其中一个亲戚说他曾见过郭永遂与罗霜至以及另外两个男子一起拍摄的照片，据郭说那是他们四人结拜兄弟时拍的照片。

调查小组的侦查员对罗霜至继承老爸经营了数十年的“罗汉酒肆”的情况也做了详细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如下——

罗霜至十八岁那年去南京参加国术比赛，虽然没有获奖，但毕竟是进入前三十名的选手，所以在当地产生了一些影响。返回徐州后，他颇有些得意扬扬，跟一干朋友喝酒时，自有一番叙述。

据侦查员接触到的一个解放后因从事倒卖管控物资被捕获刑的罗的朋友刘某交代，他当时曾参加了几个朋友为罗霜至接风洗尘的酒席，亲耳听罗霜至说过此次赴京（当时的南京系国民党政府的首都，故通常被简称为“京”）参赛之行的收获，着重聊及郭永遂。之后过了大约三四个月，罗霜至就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在朋友圈里发布消息，说他将“赴京干事”，还接受一些朋友的邀请，吃了数顿送行筵席，自己也在馆子订了五桌饯别席。不止一两人问过他此去南京哪里高就，他笑而不语，给大伙儿留下了一个悬念哑谜。

罗霜至去了南京后，就跟一干朋友断了消息。据说他很少回徐州探视仍在经营“罗汉酒肆”的老爸，逢年过节也是来去匆匆，别说会朋友了，连亲戚也没一起吃过一餐饭。有好事者向其老爸打听其在南京操何营生，罗白郎要么摇头不语，要么即便回答也是语焉不详，支支吾吾含糊不清，听者闻之皆觉不知所云。时间稍长，别人也就不作探究之想了。

抗战胜利那年的年底，罗霜至突然回徐州了。随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美貌女子。罗霜至向众人介绍说，是其内子单慧珺。这时，罗白郎已近七秩，正动着把“罗汉酒肆”关闭歇业的念头，但因为毕竟经营了四十余年，已经有了感情，内心颇有不舍之情。正举棋不定的当口儿，罗霜至回来定居了，当下自是大喜过望，在罗霜至和儿媳单慧珺向其行叩拜大礼时，他对罗霜至说，从明日起，“罗汉酒肆”就交你执掌打理了。就这样，罗霜至做起了这家小酒肆的店主。他是老板，单慧珺因有烹饪之长，遂主持一应厨务。至于采买食材酒水、迎送食客、端菜上酒、结算账目，则由两口子伺机行事，并无定规。原先帮老罗烹饪的老厨子金老二，也已六十挂零，早就多次提出要告老返乡，回铜山老家以享天年，每每均被老罗苦苦挽留，此次罗霜至接掌一应店务，于他来说是一个获得解脱的良机，当天即打点行李告辞。罗氏父子都很江湖，各有不菲赠金，一时在徐州地面上被传为美谈。

罗霜至接掌“罗汉酒肆”后，全盘继承老爸的经营风格，除了在菜肴烹饪方面掺和了南京菜口味外，其余一概保持原样。坊间原先对酒肆创始人罗白郎的称谓是“罗汉老板”，如今老爷子退居二线，所以最初食客们对罗霜至仍以“罗汉老板”相称。罗老爷子对此并无想法，但罗霜至却认为此是僭越，坚决不接受，要求众人称自己“罗汉酒保”，并请印刷社印制了广告张贴在酒肆内外，还制作了“罗汉酒保”字样的工作服穿在身上。如此，大伙儿也就一致改口了。渐渐地，徐州城里都知道大同街“罗汉酒肆”如今的店主是“罗汉酒保”。

这样过了半年多，忽然一日，老店主罗白郎在饮酒后一觉睡下，竟然就此长眠。罗霜至安葬养父后，照常营业。

转眼到了1948年的最后一个月，徐州解放。“罗汉酒肆”照常营业，罗霜至、单慧珺夫妇只管经营酒肆，不问时势政治，对于军管会张贴的包括“担任一应伪职及反动会道门组织、道首骨干限期登记”、“收缴民间枪支弹药”等在内的布告通令漠不关心。公安机关也没有接到对这对夫妇的任何形式的检举信函或群众口头反映，所以并未怀疑这两口子有政治问题。

但是，现在警方根据资深情报工作者穆世观同志所反映的情况指派专人进行调查后，发现罗霜至确实存在敌特身份嫌疑，是“历史身份”还是“历史＋现行”目前尚不清楚。张洪范在听取调查小组的汇报后，与市局政保领导进行了研析，初步认为以“历史＋现行”的可能性居多。因为罗霜至很有可能在当时就已由郭永遂引荐进入复兴社特务处或者稍后的“军统”，这也是罗霜至离开徐州前往南京“干事”后，多年呈现那副“神龙见首不见尾”诡谲现象的主要原因。结合罗霜至那身由其少林武僧出身的养父罗白郎传授的散打格斗的功夫，以及穆世观回忆起的其所见到的那个锄奸对象四个保镖照片之一系罗霜至其人的情况，政保部门认为罗霜至很有可能是“军统”的一名行动特工。

如果上述研判准确无误的话，那么，对罗霜至身份的大致判断如下：

这家伙系“军统”行动特工，抗战胜利后“军统局”搞复员，他在领到一笔复员金后回原籍徐州自谋出路，正好其老爸要关闭小酒肆，于是接盘作为谋生职业。但不久国民党政府却撕毁协议发动内战，由“军统”改组的“国防部保密局”召唤部分复员特务“回归团体”，估计罗霜至就重新有了特务身份，他所接受的指令是“潜伏隐藏，静伏待命”，成为一枚特工界行话里的所谓“冷棋”。这种“冷棋”一旦接到激活指令，必将立刻响应，猝然间发作或将使我方遭受重大损失！往下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一种方案是立即逮捕，还有一种方案则是对其秘密监视。张洪范要求政保部门对此进行研究后，拿出两个不同的方案来，由局党委开会讨论决定。通常，像这样的情况在经党委会议定夺后，还须向省委社会部上报，获得准许后方可实施。张洪范是个红色老公安，早在抗战初期就已担任中共淄博特委保卫局长、鲁沂特委保卫局长，之后十年间先后出任中共山东局二地委（沂蒙地委）、五地委（鲁东南地委）社会部副部长兼莒（县）、日（照）、赣（榆）、临（沭）办事处公安局长，滨海专署公安局长，滨北专署公安局长，昌潍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济南市公安局副督察长，在长期对敌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工作中养成了慎而又慎的良好作风。所以，此时他又责成政保部门须尽快布置便衣先行对“罗汉酒肆”进行秘密监视。

张洪范下达这个指示时，是1951年4月4日午夜。政保部门还没来得及落实，次日早上七点多，“罗汉酒肆”的老板娘，兼厨师单慧珺外出返回时发现丈夫躺在血泊中。

 

二、“罗汉酒保”殒命

单慧珺发现丈夫死亡，当下退出卧室，冲到大门口呼天抢地哭号：“来人啊！救命！”

当人们从单慧珺的哭号声中分辨清楚内容后，得知竟是“罗汉酒保”被人杀害在床上，皆感震惊。也不知是谁带的头，喊了一声“看看去”，然后就拥进“罗汉酒肆”，直趋内宅卧室。很快，小酒肆就连店堂都挤满了人。稍后经过的路人还以为“罗汉酒肆”今天搞促销活动，大伙儿这是在抢便宜。这时，看清了“罗汉酒保”确实是被人捅死在床上的几人从里面挤出来，其中有一人潜意识中知晓此类案件是需要保护现场的，忽然醒悟，大叫：“不要进去了，里面的人也统统出来，注意保护现场！快报警！”其实没等那人提醒，早已有人向派出所拨打了电话。

当时的大同街属于徐州市公安局第三分局，彭城派出所的管辖范围。看热闹的人刚开始退离小酒肆，派出所的三位民警便已经匆匆赶到了现场。为首的一位民警去向犹在哭泣的单慧珺询问事由，另外两位则一边叫着“里面看热闹的人统统出来”，一边准备逆向入内。就在这时，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三个穿便衣的精悍汉子，扯住了那两位正要进入酒肆的民警，示意他们随同正在退离的人们一起退出。民警自然不解，用颇为严厉的语气质问他们是什么人。只见为首的那个瘦高个子从衣袋里掏出证件亮了亮，两位民警顿时点头，随即退到门口，开始协助驱散闲人。

这三个精悍汉子，系之前奉命对“罗汉酒保”罗霜至展开秘密调查的市局政保部门侦查员包忠仁、宋洪、周宗耀。昨夜今晨，张洪范局长向政保领导下达了指派专人先行对“罗汉酒肆”进行秘密监视的指示后，政保部门随即落实。

包忠仁、宋洪、周宗耀三人清晨六点接到领导通知，让他们从当天上午八时开始，对大同街上的“罗汉酒肆”实施秘密监视。作为干了些年头儿的侦查员，三人对此都有相当经验。刚才，三人来到大同街，按照事先拟定的工作方案，装作寻常路人，保持一定距离前往“罗汉酒肆”。不料，进入视线的竟是这番情景，刚成为他们工作对象的监视目标突然横死。包忠仁马上意识到，看来之前组织上对罗霜至的怀疑没错。这起凶案，极可能是敌特组织对罗霜至的一种灭口行为。这种案件，基层派出所是无力承担侦查责任的，分局也不行，必须由市局出面。包忠仁果断作出决定：阻止派出所民警进入现场。他朝已经向他靠拢过来的宋洪、周宗耀发出一个暗号，三人遂合为一股，阻住了正要进入现场的派出所民警，自己入内清场，让一应闲人退出酒肆，随后从店堂里找出一根绳子，在门口拉了一条警戒线。同时，他让周宗耀与一名民警把单慧珺带往派出所保护起来，叮嘱周宗耀抵达后使用派出所的内线电话向张洪范局长报告该案的情况。

张洪范接到电话后，即命政保领导组织侦查员、刑事技术鉴定员和法医前往大同街“罗汉酒肆”勘查现场；同时指令包忠仁三人调查小组，马上向已被保护在彭城派出所的死者遗孀单慧珺讯问一应情况。

经法医鉴定，确认罗霜至死于谋杀。市局当即决定立案侦查，专案组成员共有七名，是由政保部门提出二十名人选后，由张洪范亲自从中圈选的。包忠仁、宋洪、周宗耀三人因为之前已经在对罗霜至进行秘密调查，理所当然成为其中三员，包忠仁还被任命为专案组副组长。专案组组长由姜立龙同志担任，他是老区武工队出身，济南解放后奉命参与接管旧警察局。

徐州解放后，姜立龙随同唐劲实、张洪范率领的接管队伍来到徐州。但还没着手参与接管工作时，就接到华东局社会部的通知让其去报到，却又没说是临时借用还是正式调离。让这位同志去干什么，当然也不可能透露，所以连唐劲实、张洪范都不清楚他是去执行哪方面的任务。姜立龙这一去，一连两年无影无踪，亦无任何信息，徐州这边的同志几乎已经快要忘记这个人时，忽然有一天他露面了，出现在张局长面前，说已经完成华东局社会部（当时已经改称华东公安部）的任务，奉命回归原单位报到，这是上月20日的事。局领导考虑到姜立龙很辛苦，就让他先休养一个月，再由组织上安排工作。

今天上午局办公会议上决定对“罗汉酒保”之死立案侦查后，张洪范因在政保部门送上的专案组备选对象中一时物色不着合适的组长，忽然想起正在疗养院休养的姜立龙，便亲自往疗养院打电话，先与院领导通话了解到姜立龙的健康状况良好后，直接跟姜立龙通话，一说让其提前结束休养主持侦查该案，姜立龙马上一口答应。

当天下午，专案组在徐州市青年路城隍庙（当时的徐州市公安局所在地）后院墙外扩建出的小楼驻地，举行了首次案情分析会。姜立龙具有遇事冷静、惯常沉默的性格。换了旁人，在出任专案组组长后，都会在举行案情分析会之前跟参加现场勘查的侦查员、刑技员和法医有个简短接触，了解关键简况。姜立龙却不然，没跟那三方面的人员有什么接触，大伙儿聚集一起后，他先让专案组成员简短做了个自我介绍，然后就宣布开会，请法医、刑技员和参加现场勘查的包忠仁等侦查员向与会人员通报情况。

综合法医的解剖检验、刑技员的痕迹提取鉴定和侦查员现场勘查的情况如下：

死者罗霜至的死亡时间大约在4月5日零点到一点半之间，致死原因是胸口被扎了一刀。凶手使用的凶器于大众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在以刀具作为凶器的凶杀案件中却是属于比较罕见的一种刀具——那竟是一把外科手术刀，从创口深度估测，这把手术刀的刀柄比较长。行凶过程很简单，罗霜至生前曾喝了不少于半斤的高度白酒，酒后上床以仰姿躺卧。当晚由于空气湿度高且无风，体感温度显高，加上酒精作用，所以罗霜至是把双臂伸出被子入睡的。凶手潜人现场后，蹑足悄行踅至床前，伸手轻轻把被罗霜至双臂压住的被子稍稍往下扯了扯，然后对准心窝位置一刀扎下，随即搅动刀柄，致使心脏创口扩大，以加速死亡。凶手行凶后即拔出手术刀，由于被扎的是正在搏动的心脏，因此拔刀之后血液狂喷。凶手显然对此后果有所预料，且动作非常敏捷，现场痕迹虽已遭到群众破坏，但根据提取到的凶手不甚完整的足迹判断，他身上并未溅着鲜血。据此推断，凶手应该是一个身高约一米七、体态偏瘦但比较精悍的男子。从其作案时的那份镇定，以及选择下手行刺的位置来看，不排除其系一个具有同类作案前科的累犯，甚至可能是职业杀手。

凶手出入作案现场“罗汉酒肆”系用纯钢小型撬棍撬开店门后潜入酒肆，店门上的路径：系用纯钢小型撬棍撬开店门后潜入酒肆，店门上所装的锁具系德国“将军牌”司必灵锁，这位把门的洋将军委实了得，即使是纯钢撬棍也难以撼动其本体，凶手是把装在门框上容纳锁舌的配件给撬开了。凶手作案后逃离现场时，把店门关上了，从外面看去与平时并无两样。凶手把罗霜至干掉后，并未立刻逃离“罗汉酒肆”，而是把卧室另一侧的立柜以及隔壁那间罗霜至专用的小书房的书桌抽斗、附柜都撬开，把里面的物品搜翻了一遍。稍后，单慧珺从派出所回家后，侦查员让其做了清点，发现男女主人的首饰足赤黄金项链两件、戒指五件、银洋五六十枚、美金三百元、女式手表一块、人民币现钞约五百余万元（此系第一套人民币，与1955年3月1日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0000:1,下同）被劫，罗霜至手上戴着的黄金戒指一枚、手表一块仍在。

凶手是戴着手套作案的，刑技员对在现场提取到的只能用高倍放大镜才可分辨的从手套上脱落下来的纤维进行了技术鉴定，认为那是一副普通劳防手套。罗霜至的尸体被运走后，侦查员对“罗汉酒肆”进行了全方位搜查，最初并未发现有甚违禁物品或者特务活动器材藏匿。侦查员正要撤离时，包忠仁让宋洪、周宗耀在派出所跟单慧珺谈话以了解情况，自己则骑了辆自行车返回“罗汉酒肆”，听现场侦查员对情况作了简单介绍后，说请诸位暂时留步，咱们再全宅转一下。

“罗汉酒肆”是一座单开间门面、进深却有五进的狭长宅子。当初罗白郎置地造屋时把房子的高度设计得超出寻常民居，平房内部足有一丈多高。老爷子去世后，罗霜至对宅子内部做了一些修改，利用超常高度在靠街面的酒肆店堂上面加了一层阁楼，屋顶上开了个老虎窗，阁楼前面弄了个阳台。这样，夏天就可以在阳台上纳凉，从屋里拉一盏临时电灯出来，还可以看书。有朋友来时，常在阳台上饮茶喝酒，闲聊胡侃，来过的朋友都说有一种不亦乐乎之感。当然，最乐乎的应该是主人“罗汉酒保”，因为他在阳台外面“罗汉酒肆”的那块招牌后面设了个暗柜，阳台栏杆用木头做成镂空雕花式样，设计了错落有致的格子，摆放一些盆景、紫砂壶、假古董之类的物件，使这些格子成为如今人们搞装修时为显示品位而设置的所谓“博古架”。

先前侦查员勘查到阳台上时，对“博古架”上摆放的那些玩意儿倒是很在意，费了些时间查看，却没意这个“博古架”是否暗藏机关。再度复勘时，包忠仁在重新把架子上的物件一样样拿下来看过并无发现后，对这个制作精巧的架子产生了兴趣。因为在他看来，这个简陋阁楼内的“博古架”似乎制作得过于精致，跟阁楼很不匹配。用侦查思维来考虑，这可能算是反常了。包忠仁便想到了一句不知出处的名言：凡是反常的事物，都有值得研究的价值。于是，他就开始检查“博古架”。果然，包忠仁几经鼓捣拨弄，终于破解了罗霜至亲自设计的机关，打开了暗柜，里面暗藏的物件还真令人大开眼界：手枪及子弹、微型高爆手雷、毒药、密写药水及显示剂、密码本，还有一个装着空白假证件、假证明、现金、金条的可拴可挎可背的防水布小包。

死者之妻单慧珺年近三十，苏北盐城人，倘若回忆身世，应该有一把辛酸泪：自幼父母双亡，是从行乞要饭——当童养媳——沦落风尘——从良嫁人这么一条艰难道路上挣扎过来的。旧时灌输给妇女的理念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婚后不久罗霜至回徐州老家定居，单慧珺自然心甘情愿地相随。罗霜至接掌“罗汉酒肆”后，因单慧珺能烧得一手好菜，而且做事麻利，也就不再另聘厨子了，厨房交由其打理即可。夫妻俩互相配合，把“罗汉酒肆”办出了一份新鲜韵味，一度竟然食客盈门，名扬全城。

单慧珺和罗霜至的家庭内部关系也处理得很融洽，单慧珺告诉侦查员，他们婚后从未发生过争吵。当然也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但两人都能通过充分交换观点并做分析后达成谅解，取得统一。有无法统一的，就搁置一旁，日后再说。当然，她没有想到丈夫竟然会在今年一个温暖的春夜里突然遭遇不测，以至于夫妻俩不得不阴阳两隔，永远分离。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她在有些不同意见的事情上不作让步，拒绝搁置，丈夫或许能够逃过一劫，免于殒命。

单慧珺所说的其实就是罗霜至的嗜酒。两人当初在南京相识时，罗霜至虽然也经常喝酒，但比较节制，一般只喝二三两烧酒就主动搁杯了，最多不会超过四两（十六两制老秤）。但是，回到徐州做了酒肆掌柜后，他却没了那份自律，每天晚上打烊后喝酒，一天比一天喝得多。虽然他从来不曾醉倒过，但单慧珺反对他喝酒的原因并不是以“是否喝醉”为标准的，所以只要发现一次就要说一次。

侦查员问单慧珺反对丈夫喝酒的理由是什么，是不是因为有一种预感认为“喝酒会误事”。单慧珺说不是。那么究竟是什么呢？她回答得倒是挺简单：多花钱呗！原来，这个“罗汉酒肆”的女主人生就一副铁公鸡禀性，惯于锱铢必较。这一点，在侦查员稍后跟罗氏家族的一些亲戚接触了解情况时也得到了印证。罗霜至因为不想把老婆的唠叨作为下酒菜，所以不得不经常故意磨磨蹭蹭地结账，让习惯于早睡早起的单慧珺休息后再踅到阁楼上去喝小酒。昨晚打烊后刚刚收拾结束的当口儿，单慧珺的一个同乡好友柳金枝风风火火地赶来，扯着单慧珺去她家为其夫妇吵架作调解时，罗霜至便有一份“喜出望外”的感觉。柳是单慧珺在徐州唯一的一个同乡好友，两人关系密切，可以用亲如姐妹来形容。单慧珺听说柳金枝被其夫殴打，当下火就不打一处来，二话不说解下围裙，洗洗手，立马出门，坐上出租马车急急而去。

柳金枝家住城外九里亭，出租马车送单慧珺过去后不可能留下来等到她调解结束再将其载回来，所以，她只有到次日清晨搭乘同村邻家进城的马车方能回城。因此，单慧珺这一走，罗霜至肯定会立刻喝酒。自己开着酒肆，酒菜都是现成的，只需举手之劳即可满足口腹享受，何乐而不为？这一喝，可以想象，肯定超出半斤的量。因为“罗汉酒肆”的烧酒是从酒坊整坛批入后再给食客零打的，不存在留空瓶的现象，所以，他究竟喝了多少无法判断。

单慧珺对侦查员说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泣不成声，断断续续哽咽道：“如果我不是……那么老是顶真……不让他喝酒，他应该不会一下子喝那么多，也就不会睡得那么沉。凭他那份练武人的机灵劲儿，是能察觉到有人撬门入室摸进卧室的……”最后，侦查员把话题转移到了会是何人冲罗霜至行凶。单慧珺认为很有可能与其妹夫井关中有关系。

井关中系微山湖悍匪“名响四湖井大头”井胜天之子（微山湖与南阳湖、独山湖、昭阳湖相连，这四湖称为“南四湖”，因微山湖水域最大且名气最响，故人们将其统称为“微山湖”）。上世纪三十年代，井胜天被江湖同道联手暗杀后，井关中随其母来到徐州生活。因其外公系当地帮会名人，其势力罩得住女儿和外孙的平安，所以母子俩未曾受到江湖黑道仇家的追杀。井关中长大成人后，虽未子承父业走上黑道，也没像外公那样加入帮会，但因其童年、少年时在老爸执掌的匪窝里生活了多年，潜意识中沾染了匪气，所以行事一贯蛮横霸道。他动不动还喜欢拔拳挥刀，寻常人与其发生纠纷时会情不自禁地对他产生一种畏惧，所以，只要知道他是什么角色的人，都不愿也不大敢与其对抗，抱着“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想法避让三舍以求太平。

1940年，罗霜至十七岁的妹妹罗小雨因追求刺激崇拜枭雄，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决然地嫁给了井关中。“罗汉老板”罗白郎的哥哥罗白昼（即罗霜至的生父）大怒之下，登报声明与其脱离父女关系，永不相认。数年后罗白昼病危，口述遗嘱后，由数名在场的亲朋好友签名作证：将其全部遗产留赠两个儿子，一切均与罗小雨无涉。罗霜至与其兄长罗大晴在一干亲友的见证下，按照罗白昼的遗嘱分割了遗产。罗小雨、井关中夫妇不高兴了。原本罗小雨已因嫁了井关中，与其父脱离父女关系了，但她却叫上丈夫前来搅局，她认为罗霜至比她早脱离家门——指的是其过继给罗白郎做儿子，既然他能分得遗产，那么她这个女儿也应该分到遗产，她要求把遗产均分为三，每人一份。

罗家大儿子罗大晴是在上海工作的一名工程师，体弱多病，这次是坐着轮椅赴徐州奔丧的。老爸走了，长兄为父，按规矩应该是他说了算，他说此刻是家族会议，让罗小雨先离开，有话可以稍后再说，大家如果商量不成的，还可以上法院。话音未落，井关中就倏地冲进来意欲动武。罗霜至是高手，当下从旁边拦住妹夫，不知怎么一弄，井关中的一条胳膊就耷拉下来了。从此，便是仇上加仇，以井关中的性子，自是“六月债，还得快”，恨不得立刻就灭了妻兄。可是，罗霜至功夫了得，估计若论单挑独斗的话，只怕井关中将其老爸从棺材里请出来上场，胜算也是甚少。于是只好忍着，自此兄妹之间也就绝了情断了关系。

解放后，井关中因以替私营仓储公司守夜为业，评定成分时算是工人。罗小雨的职业是食品厂包装工，也是工人。两人顿觉底气充沛，于是开始向罗霜至索讨老爸遗产。最初是罗小雨出面，隔三岔五来酒肆软磨死缠，无效。今年则是由井关中出面了，前段时间几乎天天登门，都被罗霜至赶走了。他知道解放后罗霜至这种开小酒肆的主儿，成分最低的也是小业主，跟他这种“工人阶级”是没法儿比的，所以态度非常嚣张。过了元宵节，他却不来了，罗小雨也不再登门。单慧珺偶然听人说井关中不知被什么人暴打了一顿，躺了数日才能下床。单慧珺便问罗霜至是否是他叫朋友给井关中的教训，丈夫否认。此后总算太平了。但仅仅过了一个多月，罗霜至就惨遭横死。所以，单慧珺怀疑是井关中冲丈夫下的手。侦查员向单慧珺了解井关中的身高体态，倒是符合与现场足迹相应的案犯特征。专案组据此将井关中作为嫌疑对象，决定对其进行传讯。同时，还议出了包括对被劫赃物的去向布控等另外几条侦查措施，包括对凶器－手术刀来源的调查。

三、嫌疑人午夜落网

当天下午四时，包忠仁、宋洪、周宗耀三名镇查员前往第一区复兴北路井关中、罗小雨夫妇住所执行传讯任务。事先，包忠仁曾与井、罗两人的工作单位联系过，得知这对夫妇这天没上班，井是常夜班，每天晚上七点到次日早晨七点，一周做四休三；罗是每周休一天，这天正是其休息日。

过去一看，罗小雨在家，她已经知道其兄死亡，据说午后曾去“罗汉酒肆”吊唁，但被亲属拦住不许进门，因为她当初不听劝告执意要与井关中结合后已被其父登报声明脱离父女关系。但井关中却不在家，一问，得知这主儿去钓鱼了，据说这是他的一门爱好。

侦查员进了门，一人跟女主人说话，另两位则在各个屋子转了转。一会儿，井关中回来了，进门见有公家人模样的陌生人在家待着，脸色倏变，故作镇定地放下渔具，开口问道：“您几位是何人？有何贵干？”

包忠仁告诉他是警察，奉命执传讯公务。井关中说：“我犯了啥歹事儿，值得你们一下子来三人请我？咱是工人阶级，跟党和政府一条心，守法奉公，你们别是看错门牌找错人了。”

他的话被侦查员不客气地打断了：“别那么多废话，乖乖跟着咱们走就是了！否则，根据规定，少不得赏你一副铐子，那你在街坊邻居面前可就丢脸了！”

罗小雨说：“公家人叫你走你就走嘛，不就是去一趟城隍庙吗？咱又没干啥坏事，真金不怕火炼，怕啥呢？”

于是，井关中也就不说什么了。可是，到了市局，这块“真金”就露了馅儿。这倒不是他进门坐下后就招供了，而是做了一个令专案组出乎意料的举动：竟然来了个不辞而别！专案组驻地位于城隍庙后院依墙扩建出来的那幢三层小楼的最高一层，那里有四间办公室、一个小会议室。侦查员把人带到后，组长说先让他在会议室待着，把脚上的鞋脱下，咱们看看，研究一下跟现场足迹是否符合。这幢扩建不久的小楼，从一楼到三楼的所有窗户框上都装着铁栅栏，会议室的墙壁上还镶砌着一个个铁圈儿。侦查员让井关中脱下脚上所穿的那双坊间俗称的“解放鞋”后，包忠仁生怕发生意外，还把井关中的一只手用手铐铐在墙上的铁圈儿上。

鉴定比较脚印之类是刑技员干的活儿，但是，在场的几名侦查员曾经接受过这方面的培训，在办寻常小案子遇到刑技员忙不过来时也有实践。当下对着已经冲印出来的现场足迹照片用放大镜一比照，不禁大喜：这双八成新胶鞋底的印痕竟然跟现场提取到的足迹完全一致！如此，就是一网下去一兜一个准儿，竟然直接捕着了这条大鱼。这就不必像平时跟传讯对象“闲聊”那样一点点切入了，直接把话题点到凶杀案上就行。不过，这已是正式讯问了，这么一起涉特案件，提审时必须得做好方案。这是专案组领导的事儿，于是宋洪、周宗耀两人互相使了个眼色，起身回避。

这一走，自然是去会议室。哪知，井关中已经不见了，铐住他一个手腕的那个铐子箍套，已经被其卸脱，跟墙上其他几个铁圈儿里铐着的铐子一样垂挂着。

经查，井关中应是用自己随身带着的钥匙串上的掏耳勺之类的小玩意儿捅开了手铐，然后，拗下椅子上的硬木横档，作为撬棍把窗框上的数根铁栅栏撬开，钻出去后顺着墙上的水落管下到地面。

由于井关中所穿的胶鞋底下的印纹包括磨痕均与在凶杀现场提取到的脚印完全相符，因此专案组已经确认这厮是作案凶手。于是，经急报市局领导，随即启动紧急追逃措施。

天黑时分，专案组侦查员包忠仁、宋洪、周宗耀奉命前往复兴北路，在派出所的协助下对井、罗夫妇住所实施搜查。七八位警员进行了一番辛劳操作，竟然没有任何收获。

其间，包忠仁跟罗小雨在客堂间作了谈话，向其了解井关中的相关情况，综合如下：

“昨晚井关中在干什么？”

“这个我不清楚，因为他是“私营鸿运仓储公司＇的守夜人，长期以来一直上夜班，每个星期做四歇三，昨晚他是轮到上班的，自行车出门去上班了。当时我刚下班回到家里，和他匆匆打了个照面。您要了解他上班时在干什么，这要去“鸿运仓储＇打听。”

“井关中的情绪是否正常？日常生活中是否有跟平时异样的行为表现出来？”

“包同志，您已经知道我们两口子的上班作息时间，关中他是常夜班，我是常日班，所以不像其他大多数夫妻那样在一起的时间很多，互相之间的交流也就少了。再加上孩子是跟他奶奶一起生活的，所以平时家里冷冷清清的。不瞒您说，我还真没觉得关中他最近跟以前有啥两样的呢。”

接着，罗小雨没等包忠仁继续往下发问，而是反问：“井关中发生了什么情况？”

当她听说其夫被带往市局接受讯问时竟然来了个不辞而别时，不禁大惊，连问“这是为什么”。可以看出，她对丈夫此举感到难以理解的同时，对自己之前认为他没有什么违法行为的观点发生了动摇。因此，对侦查员要求她提供井关中的亲朋好友等社会关系显得很配合，因为她说得太快，包忠仁记录跟不上，所以她主动提出由她直接写在纸上。井关中的社会关系还真不少，光罗小雨知道的就有三十多个。“最近一段时间，

可以想象，这个夜晚肯定是专案组诸君以及市局临时调派给他们的十二名警员的不眠之夜了。对于侦查员来说，辛苦些不算啥，问题是这种辛苦竟然是白费劲儿，一干人一直折腾到次日上午，罗小雨提供的社会关系名单以及这些关系人提供的新的关系人，加起来总共上百，一一走访，均未发现井关中的行踪下落。姜立龙下令：睡三个小时，然后接着调查。

姜立龙自己却没有休息，而是悄悄去了第三分局彭城派出所。因为他突然冒出了一个新念头：据了解到的情况表明，罗小雨跟井关中的感情很深，这个女子会不会向侦查员隐瞒了什么，或者她的确是没有想起某个可能被井关中认为最安全可靠的落脚点，属于非故意隐瞒。应该再去找她一次。不过，姜立龙又考虑到罗小雨生性刚烈任性冲动，如果再次登门去了解，很有可能会被她认为警方不信任她，以这种人的思维，很容易因此而任性地冒出一个“既然你不信任我，那么我也不信任你”的念头，不管侦查员如何启发、说服，她以不变应万变，对来人一口封死，那又怎生奈何？因此，姜立龙想出了试着走一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棋子。怎么走法儿？姜立龙没有主意，不过，没有主意可以找到主意，于是他就去彭城派出所。

通常说来，派出所也不可能有合适的主意，不过，通过派出所可以帮他找到提供主意的人——死者罗霜至的亲属。一会儿，姜立龙就跟被户籍警请来的罗家亲友中的三个亲戚见面了。开门见山说明情况后，向他们请教应该如何规劝罗小雨向专案组说实话，提供井关中可能藏匿的地点。这三个亲戚中，一个是昨天接到噩耗急电后即刻登上火车，一小时前刚刚抵达的罗霜至的嫡亲哥哥罗大晴，另两位则是罗小雨的嫡亲舅舅。三人在当初罗小雨执意要嫁给井关中时，都应其父罗白昼的请求跟罗小雨做过多次谈话，苦口婆心地进行规劝，均无效。其父罗白昼最后决定登报声明与女儿脱离父女关系时，三人均是坚定的支持者。他们都是看着罗小雨从小长大的，对其性格了解得比较透彻。此刻听姜立龙介绍情况后，都即作表态：别说井关中是凶案重点嫌疑人了，即便被害人不是罗霜至，而是其他不认识的人，他们作为新中国的一名公民，也有责任和义务协助警方查缉井关中这厮。他们建议姜立龙和罗小雨聊天时，从她的儿子小井聊起。

午后，姜立龙叫上专案组年龄最大的侦查员朱正，两人一起前往复兴北路派出所。户籍警通过居委会把罗小雨叫了过来。姜立龙、朱正跟她聊天样地谈话，把其儿子作为这次谈话的切入口。罗小雨一聊到儿子，顿时眉飞色舞，活脱一个话痨。侦查员先听她说了一会儿，然后把话题转到小井的成长上，结合国家形势和社会现状，点明若要小井长大后成为一个有学问能接受高等教育继而对国家建设有贡献的人才，与其自幼应当充分接受正义、道德教育是分不开的。之后就说到了井关中，他们把带去的那双解放鞋和现场拍摄的鞋印照片指点着让她看。罗小雨对于刑事勘查再外行，有两个行家这么一指点也就明白了。事后查明，她还真不知道丈夫做过的事儿，只认为警方传讯井关中去了市局被他脱逃是因为赌博的事儿，没想到竟然涉及命案，而且被害人是她的嫡亲哥哥、小井的舅舅！罗小雨决定把前一天侦查员来向她了解井关中社会关系时，她故意隐瞒的一个情况向侦查员和盘托出。

这个情况是：井关中有一个平时很少来往，但却是生死之交的朋友，那人名叫阮鹏，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儿。那人原是井关中老爸“名响四湖井大头”属下的一个小头目，据说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悍匪。后来井大头遇刺身亡，阮鹏突然看透人生，决定放下屠刀，遁入空门，出家隐世。于是，徐州南郊那座默默无闻的小小道观三仙观就悄然增加了一名道士，法名清明。多年过去，如今这位清明道长已是三仙观的住持。罗小雨估计井关中从市局潜逃后，极有可能前往三仙观。以两人的关系，井关中过去后，会被暂时安顿下来，然后清明道长很可能会把这个小辈好友介绍到远方的某座位于深山老林的道观出家。

当天午夜，藏匿在三仙观的井关中被捕，悍匪阮鹏同时落网。阮鹏自知罪行深重，料无生路，不久即在看守所自杀身亡。

专案组前往三仙观把井关中以及阮鹏拿下后，因为考虑到三仙观地处偏僻，不清楚阮鹏和井关中是否有敌特背景（罗霜至是有重大嫌疑的敌特分子，其若真是被井关中所杀，就不得不怀疑井和阮的政治背景），不排除附近可能藏匿的匪特分子闻讯出手抢夺被捕人犯，因此必须考虑保护抓捕成果。按照事先制订的方案，专案组在抓捕成功后的第一时间即把两名人犯押解回城，留下姜立龙和两名侦查员，在协助抓捕行动的当地区政府治安干事率领的武装民兵的配合下对三仙观进行搜查，结果意外发现了“罗汉酒肆”老板娘单慧珺报失的那些赃金赃物。他们问了三仙观另外两个道徒，一个说他晚上一向睡得沉，不清楚；另一个说4月4日下半夜有人敲门，是他去应门的，一问，来人是清明道长的朋友井先生，于是他就开门迎客。之后，井先生就去了清明道长的卧室，他则回房继续睡觉。这些搜出来的钱钞物件可能就是井先生带来的。

如此，姜立龙心里就有了底。返回城里抵达市局后，姜立龙立即去提审阮鹏。他没点穿已经知晓阮鹏底细，只问从其卧室搜出来的赃金赃物的来源，并暗示其徒弟已经透露过是什么情况了。阮鹏其时可能还抱有隐瞒历史身份的侥幸想法，便交代说是井关中夜访道观时带来的，要求代为寄存，他同意了。现在，姜立龙就把这份证据作为对付刻意狡辩的井关中的利器，前来敲打一下他。

诚如所料，井关中经不住这个敲打，一迭声连称：“我交代！我交代！”

井关中最近赌运极差，屡战屡败，不但输光了本钱，数次向朋友商借的钱钞也很快没了影子。如今债台高筑，预计不日就会被人讨债逼得不敢回家。他这人还好色，喜欢拈花惹草，瞒着罗小雨在外面勾搭了若干个女性，其中有三人给他生下了娃儿。解放后，人民政府有法规规定“不得歧视非婚生子女”，抚养非婚生子女更是一种必须要履行的义务。这一阵儿还真是流年不利，三个私生子女轮流生病，孩子的母亲轮流盯着他要钱为子女治病。井关中想来想去，似乎只有把主意打到二舅哥“罗汉酒保”头上去这么一条路了。然而，井关中不得不承认，他于文于武都不是这个舅子的对手。要说道理，罗霜至的意思是如今解放了，这类经济纠纷可依法依规解决，你们可以去找派出所，也可以去找区政府市政府，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民事庭起诉。

井关中虽有一股天生的匪气，可是他遇到的是罗霜至这样的对手，动起手来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想当初罗老爷子病殁后他曾为遗产的事主动出手，结果罗霜至只一伸手，他一条胳膊就耷拉下来了！那么现在该通过什么手段从罗霜至那里捞钱以解燃眉之急呢？井关中反复盘算下来，想到了潜入“罗汉酒肆”下手行窃。因为面临燃眉之急，井关中想到就干。他在“鸿运仓储”上夜班，按说夜间是无法分身的。可是，最近私营仓储业务量大大下降，仓库空关的比使用的多，再说解放后的治安状况一天比一天好，井关中就经常在夜间偷偷溜出去数小时，赌博或者幽会姘头，一直没有出过事。所以，4月4日晚上他也玩了这一招儿。他原已取出珍藏多年的老爸传下的“迷魂香”，准备给已经睡了的罗霜至、单慧珺夫妇加上一把劲儿，让他们睡得烂熟，保证他们不会突然醒来后再下手行窃。可是他在潜入酒肆后发现单慧珺不在店里，而罗霜至已经喝多了陷入沉沉大睡之中。于是他就把“迷魂香”省了下来，毕竟这玩意儿的配方已经失传，如今是黑道上的抢手货，他手头藏下的不多，能省即省吧。当年被罗霜至弄伤一条胳膊的阴影还在，所以此刻尽管罗霜至陷于酒后的沉睡中，井关中还是不敢走到床前。他从罗霜至搭在椅背上的裤子里悄无声息地拿到钥匙，悄悄打开卧室另一侧的立柜，能捞多少就捞多少。然后，他又去另外两间屋里匆匆扫掠一番。

“这么说来，你没对罗霜至行凶？”

“没有！我已经拿到钱财了，此行目的已经达到，干吗要杀人？他应该是被其他人杀的，那家伙在我离开后，潜入店里把他干掉了。”

侦查员问了井关中一个细节：“你使用的撬店门的工具呢？”

井关中翻了个白眼：“我有钥匙啊！是我老婆的，她以前读书时很受叔叔罗白郎喜欢，罗白郎是把她当女儿看待的。她几乎天天去酒肆，“罗汉老板”特地给了她一把钥匙。”

稍后侦查员向罗小雨核实，她说她结婚前一年，奉老爸之命，经常在酒肆忙不过来时过去帮叔父干些杂活儿。因为要起早摸黑，有时进出不方便，所以罗白郎就配了把店门钥匙给她。

专案组对井关中的供述进行了调查，所获结果与其供词相符。经过研究，最后作出了“井关中与凶案无涉”的结论。

这条线索，就这样断了！

四、发现一条线索

4月8日，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重新分析罗霜至命案的一应情况。原说好张洪范局长要到场的，但是，会议开始前数分钟，忽然接到消息说因另有上级突然下达的重要工作要处理，所以不过来了。事先，姜立龙和包忠仁两人对这次案情分析会的方向交换过意见，厘清了思路。所以，会一开始，包忠仁就建议大伙儿讨论一个问题：罗霜至之死对什么人有好处？于是，会议室里就出现了几番七嘴八舌的发言，有时甚至是大伙儿因为观点不同而发生的争论。综合内容大致如下——

大家首先排除了敌特方面对罗霜至实施灭口的可能。其理由是：敌特机关能够在徐州安插罗霜至这样一枚棋子，还真称得上“实属不易”，其既有行动特工的出色技能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基本可以保证不会穿帮暴露的安全系数，而且又是“团体老同志”，反革命意志坚决；再则，罗霜至生性比较沉稳，除了喝酒外，似乎没有什么弱点。如果处在其上司的视角来看，需要什么理由才能下决心把他干掉呢？作为一枚深藏着的棋子，都是有任务下达时才激活，交代任务后，他才有资格掌握有限的机密。这时，如果这枚棋子忽然反悔，拒绝执行任务了，上司才会作出灭口的决定。可是，灭口是为了保守“团体”机密。能够领导罗霜至那样的“老同志”的上司，应该清楚以这种方式将罗霜至诛除后我方公安机关肯定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对“罗汉酒肆”进行彻底搜查是少不了的一项程序。这项程序走下来，那些藏匿着的武器和器材显然是会被发现的，那不是仍然会暴露罗霜至的真实身份吗？公安机关接下来所要做的动作可想而知。可是，罗霜至被暗杀后，其住所并未遭受过除其妹夫井关中之外的翻检，藏匿于阁楼秘密机关内的一应特务活动武器、器材均告无恙。这已经充分说明凶手并非来自敌特方面，而是另有他人。

排除了敌特方面对罗霜至的灭口可能，那就得往寻常凶杀案件“仇杀、财杀、情杀”这三种作案动机去考虑了。凶手对罗霜至所下的致死重手究竟属于这三种中的哪一种呢？

仇杀？侦查员分析下来觉得这种可能性几近于零。因为罗霜至的个人历史，专案组已进行过调查，他早年就已是国民党特务，是受到“团体”纪律约束的一个小角色，应该没有在江湖黑道结仇而留下严重后患的可能。那么，罗霜至在抗战胜利后有一段时间跟敌特机关无涉，其间是否会得罪江湖黑道？侦查员认为也没有可能，因为以其性格和当时的现状他没有理由为自己的利益去冒这种险。而且，这家伙有遇事冷静考虑后果的习惯，所以也可以排除“冲冠一怒，激情行事产生严重后果”的可能。

财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谋财害命。这个，由于井关中的落网交代，专案组已经厘清了案发当夜“罗汉酒肆”被劫钱财的情况，可以排除这种作案动机。

如此，就只有情杀可能了。但是，案发后侦查员在跟死者之妻单慧珺以及罗氏家族成员的接触中，已经做过了解，一干亲族都说从未听说过罗霜至有拈花惹草之嗜，特别是其妻子单慧珺更是对夫君在这方面的品行赞不绝口。

4月16日，罗霜至被害的第十二天，专案组组长姜立龙在向张洪范局长汇报侦查情况后，张局长与他议了议，然后他返回市局后院的专案组驻地，把其他六名侦查员召集到会议室。这回也不分析案情了，直接下达指令，把全组侦查员分成两拨：包忠仁、宋洪、周宗耀、金惠达四人前往南京调查死者之妻单慧珺的老底；姜立龙、朱正、武启诚三人留在徐州，负责对单慧珺随罗霜至定居徐州后的日常生活等情况进行调查。临末，专案组组长目光炯炯地扫视众人，问这样安排的用意，大伙儿都明白了吗？在座的侦查员都是具有一定办案经验的，于是当下互相交换眼色，点头。

姜立龙说：“那就行了，大伙儿各自行动，老包记得抵达南京后每天晚上要跟我通个电话，交换两拨人员的调查情况。”

这个案子侦办到这一步还没找到破案线索，往下应该怎么走？其实全组侦查员根据以往经验心里还是有点儿数的：之前的案情分析，定格在情杀上面，而对情杀的定位则是在罗霜至的情敌方面。因为通常说来，旧时在江湖上能够兜兜转转的男人，都有拈花惹草的机会，只要一个把持不住，就会越过那道界限。对于男性来说，这道界限越过后可能会留下的后遗症，一般说来不会很大，因为旧时的风俗男性是可以娶大小老婆的。而根据包忠仁为首的三人小组秘密调查的结果，罗霜至只有过一次婚姻，那就是他跟单慧珺的结合。他们是1945年春夏之交成婚的，那年罗霜至已经二十八岁，在当时绝对属于一名大龄青年了。这个因素加上风尘女出身的单慧珺这一点，专案组认为罗霜至如果有情敌，那就是在徐州。现在，已经可以排除男方存在情人的可能性了，于是，调查方向就须转到女方单慧珺身上。刚才，侦查员听组长做出上述分工安排，就知道领导的大致工作意图了。

姜立龙是个侦查高手，他在向张洪范局长汇报侦查情况时，心里对往下应该怎么走还没有底。待等汇报结束，他的脑子里突然就冒出了一个工作方案。这个方案的第一部分并无什么新意，是按部就班进行下去的老套路，查过男方没有情人之后，那就该查一查女方了。新意是在第二部分，形成文字的话只有四个字：盯着女方。

单慧珺是孤儿出身，流浪行乞到了南京后，做了人家的童养媳；然后，又被人拐卖进了妓院，被迫做了一名风尘女。旧时坊间称妓女为“婊子”。针对她们的从业特点，又有一个说法，曰“婊子无情”。当然，这个说法过于绝对，因为每一个群体里面都有另类，风尘女界也有侠女。

单慧珺在南京应该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特殊行业从业者，跟侠女大概沾不上边。但是，不能因此而得出她没有追求者的结论。就算平时被老鸨监管得严不能私自出去结交异性朋友，情人也可以在嫖客中产生，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大城市中都不乏例子，没准儿她就有一两个从嫖客到知音的情人。

因此，姜立龙想出了一个主意。说起来比较简单，那就是让单慧珺知道警方派员前往南京去盘她的底。具体做法是由包忠仁去找单慧珺谈话，直接询问其以往的经历。这样，单慧珺如果在丈夫遇害这宗案子上存在什么幺蛾子，即杀害罗霜至的凶手确实是她以前沦为风尘女时结交的情人的话，她就很有可能会立刻提醒对方。这时，我方当然早已安排暗桩，当即悄然跟踪。如果事情能走到这一步，估摸离破案就不远了。

这个受到张洪范称赞的主意，姜立龙并未在大伙儿面前宣布。他只是在布置好分工后，示意包忠仁留下，三言两语作了交代。

于是，包忠仁立刻前往第三区彭城派出所，请所长临时派一名女警作为助手，前往“罗汉酒肆”跟单慧珺作了谈话，其内容是请这个曾经的风尘女把她沦落妓院一直到离开期间认识了哪些给她留下过记忆的人，以及跟罗霜至结识的过程作了一番叙述。

谈话结束后，包忠仁直奔火车站，宋洪、周宗耀、金惠达已经等候在那里，四人会合后，随即登上了前往南京的列车。

包忠仁在列车上把他刚才询问单慧珺的一应情况说了说，其中这个风尘女跟罗霜至的相识出乎他们的意料。以罗霜至的拳脚格斗功夫以及其“军统”特工身份，在人们的想象中，他与单慧珺的相识可能逃不出经常会听说的“英雄救美”的老套。可是，从单慧珺嘴里说出的情况并非如此。

1944年1月上旬的一天上午，她所在的秦淮河畔的“寻香阁”的老鸨董迎春突然让“大茶壶”老梁通知她，今天请她不要接客，一会儿妈妈（旧时妓女对老鸨的称谓）要请她出去吃个饭。

“寻香阁”由青帮成员龚老七开办，业内称其为龚老板。妓院老板只是投资人，通常是不参与管理的，管理由其妻董迎春负责。1930年，龚老七去苏州参加朋友的婚礼，这一去就是永远——他被仇家给暗杀了。董迎春成为寡妇后，没再嫁人，妓院照开，她身兼老板、老鸨两职。原先因犯事而被龚老七赶走的“大茶壶”老梁，则被董迎春唤了回来，掌管杂务，兼任情夫。

所以，单慧珺知道老梁来通知她中午参加董老鸨的饭局，那就是这对姘头共同的意思。她毕竟在“寻香阁”待了多年，对老鸨的心思基本吃透了，寻思多半是要让她离开妓院了。用单慧珺对包忠仁的说法，并不是所有妓院从业者都是对这门职业深恶痛绝的，否则，真过不下去的，为什么不在夜深人静之际打开后窗往秦淮河一跳了之呢！怕动静大？也可以在房间里上吊呀！从事这一行的姐妹大多数是孤儿出身或者无家无眷之人，别说你投河上吊了，即使寻死前放一把火也不用担心老板和老鸨报复，因为他们根本找不到你的父母家眷亲朋好友。

包忠仁见多识广，对单慧珺的这一番言论不予理睬，他只管按照自己预定的口径办理这桩公务，让单慧珺继续往下说，最好说得简单些。单慧珺说这番话倒也不是为什么阶级什么人辩护，她是为自己当时接下来要遇到的情况作一个说明，以防侦查员对其所言不理解而认为她说了假话。单慧珺往下还真说得简单了。

董迎春请她吃饭，由老梁作陪，跟她说了一件事：董迎春有一个干弟弟，已经年近三十，尚未婚娶，最近想结婚成家了，托她留意。她反复考虑下来，决定把单慧珺介绍给这个干弟弟。董老鸨的这个干弟弟，就是罗霜至。当时，董迎春告诉单慧珺，罗霜至的职业是洋行业务员，两人开始交往后，罗霜至也是这样对她说的。单慧珺对嫁人并不感兴趣，因为她知道像自己这种“婊子”，尽管长相还可以，但是再可以也不可能嫁到某户好人家去，肯娶自己的男人十有八九不是这方面就是那方面有缺陷、恶习。所以，单慧珺表示不愿意离开“寻香阁”。

她这话一说，“大茶壶”老梁的作用就得到发挥了。只听得“嗖”的一声，一把雪亮的小攮子已经扎在桌面上。“敢抗命？好啊，就让老梁帮你做个破相手术！”单慧珺知道这绝对不是吓人之语，当下只好点了头。

接下来董迎春说出的一番话，又出乎单慧珺意料，她说现在提倡自由恋爱，对方那位先生的意思是要先跟你交往一阵儿，看看彼此之间性格是否相合，说话是否投缘，等等。你们认为合得来，就结婚，合不来，就只好拜拜。他已经在新街口备了住房，你明天就搬过去，我就不送你了。等到你正式结婚时，我会来吃喜酒，当然还有嫁妆相送。单慧珺在新街口那处住房里，跟罗霜至同居了将近半年，两人越处越感到情投意合，于是就在1945年5月11日结婚了。

这段婚恋过程使侦查员觉得意外，它最初颇有“拉郎配”的意味。为何搞“拉郎配”？估计跟罗霜至当时的特务活动需要有关。这么想来，四位侦查员都有一种“不虚此行”的预感。这种预感是否准确，那就要看他们抵达南京后的调查情况了。

次日，4月17日。包忠仁等四人在南京市公安局为镇反运动特别组建的临时部门“协查办”的帮助下，前往老虎桥监狱提讯以恶霸罪名被判十三年徒刑的董迎春。至于那个“大茶壶”梁大福，因犯杀害三名妓女的历史罪行，早在1949年秋就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了。据狱方介绍，董迎春入监后的表现还可以，肯认罪，且有悔罪认识，能积极劳动；对于本地或者外埠前来找她了解情况的外调人员，也愿意配合。侦查员与其一接触，发现确实如此。四位侦查员对她提讯了两个多小时，获得以下情况：

董迎春与其相好“大茶壶”梁大福，并未参加过任何党派帮会。但是，董迎春因其亡夫生前系青帮骨干人脉广泛，丈夫死后在南京地面还是很兜得转，即使是日伪时期，她照样能够正常营业。而且不像其他同行那样时不时受到骚扰，因为她所结交的对象中，有日伪军警官员、汉奸帮会（指由日本侵略者幕后控制的，从原国统区帮会中分裂出来组建的帮会组织）、流氓恶霸等。当然也少不了国民党“军统”、“中统”组织的特务，这方面的结交早在其丈夫死亡前就已开始了。抗战期间，总部已经撤至陪都重庆的“军统”、“中统”安插了众多潜伏特务，这些特务中有人是董迎春的朋友，便通过她以及梁大福配合进行某些活动。董迎春每次都是积极行动，对人家提出的要求从未打过回票。然后就说到单慧珺了。单慧珺和罗霜至“拉郎配”式的婚恋，是由当时在日伪警察局的一个区分局副局长老石向董迎春提出的。

老石名叫石中金，抗战胜利后董迎春才知道这人是“军统”潜伏特工，战后去了上海，1948年被调往台湾。老石在日伪警察分局分管的是治安及妓院特种行业，因此，董迎春必须对老石有求必应。那天，老石派人来“寻香阁”捎口信，约董迎春去鼓楼一家咖啡馆见面。董迎春应约而去，老石跟她说了此事，大意是：有个朋友因为生意需要想找一个女友，让董迎春从她的院里物色一个。条件要求符合以下诸点：年岁相仿，不一定漂亮但要求耐看，聪明机灵，善解人意。董迎春知道老石这人严肃刻板，跟人打交道脸上从来不带笑意，所以立刻恭敬点头说“我明白”。

回去后，她跟相好老梁商量下来，物色了单慧珺。老石让董迎春把单慧珺的照片亲自送到另一个约定地点交给他，又反复询问了单慧珺的情况，最后说还要看人家是否对这姑娘满意，等他的通知吧。

一个星期后，老石派人传达口信：行了！董迎春跟单慧珺说此事时，她确实表示不大肯出去，但此事是老石交办的，绝无商量的余地，所以单慧珺最后没办法只好点了头。

董迎春说完，叹了一口气：“唉！没想到单姑娘这一去，竟跟那男的情投意合，一去不返了。她的赎身金在当时要二十两黄金呢！老石一个铜板都没给啊！”

侦查员忽然想起了另一个问题：听你说下来，单慧珺小时候家乡遭灾成了孤儿，从苏北一路行乞到南京，被人拐卖给人家做了童养媳，后来又到了“寻香阁”。当时单慧珺年龄尚小，应该不会有学习烹饪的机会吧？到了你那里，是有专门厨子做饭的，她不可能下厨房学烹饪，可是她去了徐州竟然能一下子就上手担任酒肆的厨师，而且食客都认为菜烧得不错。你说她这手厨艺是从哪里学来的？

董迎春于是想起单慧珺之前也曾有过一次相似的“出院”事宜，那是1940年，也是老石前来要的人。她推荐的是另一个姑娘，可是老石给人家一看照片说了身世，人家不满意，要求再推荐一位，如斯三次，最后对单慧珺表示认可。单慧珺“出去”了一趟，去了长江对岸浦口商埠区，待了八个多月，于一个雨夜又被老石派人送回“寻香阁”。当时，老石让送她回来的两个大汉给董迎春捎话，任何人不准向她打听这段时间去了哪里、在干什么，否则……，来人没有往下说，只是拍了拍腰间鼓囊处。后来，单慧珺偷偷告诉董迎春，说她去了浦口，跟一个姓郭的厨师以夫妻名义同居。老郭并非是哪家馆子的厨师或者某富家的私人厨子，而是厨师行业中的“散仙”，即靠着一手厨艺本着两相情愿的原则受雇于人家，这个“人家”可以是某家馆子，因为大厨生病或者有事告假数日而请其去顶班做临时工；也可以是某公馆或富家，请其操办婚丧庆生宴席。因为老郭厨艺好，所以收费不菲。干完约定时间的活儿拿到钱钞后，就可以休息一段时间，一直到手头儿没钱了就再去应聘干活儿。单慧珺的厨艺就是跟老郭学的，她说有时也跟着老郭去某富家或公馆干活儿，她给“丈夫”打下手。至于那个雨夜发生了什么事，需要由两个大汉将她护送回妓院，单慧珺则闭口不谈。董迎春因为对老石怵头，所以也没敢打听。四位侦查员听后心里暗惊：如此看来，那个“散仙厨师”老郭十有八九是“军统“或者”中统“特务，其潜伏浦口显然是为了完成某项重要任务。该任务不外乎暗杀、爆炸、绑架或者窃取重要情报，那个雨夜单慧珺突然被人护送回妓院，可能是老郭发生了某种意想不到的情况，比如行动时被人察觉而被捕甚至当场被击毙；也有可能已经完成了任务，但在撤离时突然遭遇不测。

一般说来，执行这种任务都是配备接应人员的，那两个汉子有可能就是接应特务。之所以把她送回妓院而没当场灭口，很有可能是当时的情况非常危急，把她干掉后来不及毁尸灭迹，日伪特务事后必会以其尸体为依据进行追查。那样的话，国民党在南京的地下特务组织就有被发现的可能。此刻，侦查员想通了这一点，随即就把思维转到单慧珺那里去了：这个情况，单慧珺怎么没说？

稍后，宋洪开腔让董迎春说说她所知道的关于罗霜至的情况。董迎春闻之一怔，说她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侦查员告诉她，罗霜至就是她刚才说到的老石让她物色一个姑娘去做人家女友的那个男人。董迎春恍然大悟，说原来是单姑娘的那个对象啊，我还真不认识呢！因为老石没跟我说起过，我也不敢问。

妓院老鸨大都很健谈，眼前这个董迎春也不例外，即使处在这种环境中，她一旦打开话匣子，照样可以滔滔不绝。当下，她随即又说：“我不认识你们所说的这个姓罗的，不过，我曾经听说过他……”这个半老徐娘突然住了口，用眼光扫视着一干侦查员，最后盯着包忠仁说，“警察同志，可以让我抽支香烟吗？以前来找我老郭十有八九是“军统”或者“中外调”的政府人员都给我抽烟的。不是我馋香烟，是因为我只要一抽烟，脑子就特别好使。……”

包忠仁以一个手势表示满足她的要求，她抽了几口烟后接着往下叙述。

“寻香阁”的妓女之间互称姐妹。每年黄梅天，是烟花行院的淡季。1947年黄梅时节，众姐妹空闲时就凑些钱钞请伙房加菜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喝酒聊天。每当这时，老鸨也会端着酒杯各个房间乱窜，听姑娘们胡吹海聊。董迎春在乱窜到某个房间时，听见聚在那里的三个姑娘在聊老石。其中有一个姓常的以前曾被老石接出去“金屋藏娇”了十天，以后老石来“寻香阁”时，总喜欢到她房里过夜，所以，她知道的关于老石的信息比董迎春还多。此刻董迎春要向侦查员反映的跟罗霜至相关的情况，就是这个常姑娘透露出来的。

常某跟单慧珺同岁，容貌在“寻香阁”里属于一流行列，单慧珺也是。这两人私交还不错，平时私下接触时会互相说一些自己的隐私。而且，常某是“寻香阁”十七名妓女中唯一一个在单慧珺“出院”后曾去会过她还一起吃过饭的人。

据常某说，那是1945年5月单慧珺刚与罗先生结婚不久，单慧珺写了一封挂号信给她，约她过两天前去水西门“江南饭庄”见面。常某是包身妓，不是随便可以离开妓院的，须获得老鸨的许可。她当然不敢说是去会单慧珺，便佯称去见老石。老石是董迎春最怵头的一个对象，当下只有点头的份儿。

她和单慧珺在饭馆吃了一顿饭，还喝了一瓶果子酒。席间谈得最多的自然是单慧珺从良后的生活，常某听着觉得非常羡慕，喝了几口酒后幽幽道：“还是你福气好，我要是能够嫁给像罗先生那样的男人就好了！”单慧珺却说：“可我也有些担心，因为我觉得他并不像一个生意人，倒是跟你那位石先生像是一路人。罗先生本人当然没有这样说过，但凭我多年在行院阅人无数的经验，觉得他那副做派倒还真像是特字号。”

常某表示，特字号又怎么呢？公家人啊，吃穿不愁，无人敢惹，干得好，以后没准儿可以混到将字头，你就是将军夫人，那多威风，出入有轿车，身边有保镖，背后跟用人，有几个女人能够享到这样的福。

单慧珺说这倒也是，活着好像有了个盼头吧。不过，那是以后的事，眼下我跟着这个特字号，有些提心吊啊！罗先生竟然清楚我有三个相好，而且把他们的姓名、职业、住址甚至家庭情况都了解得清清楚楚——这也是我怀疑他是老石同行的一个原因——你看他厉害吧！

当时，他什么话也没说，笑吟吟地让我拿一张白纸给他，用钢笔在上面划拉。我以为是要让我猜谜了，因为那几天我们两人在一起时总是互相出谜让对方猜，这方面，他不如我，总是输。哪知，待到他写完后把纸给我一看，我一下子就慌了，心脏狂跳不已，脸色肯定很难看。待我终于勉强把心神定了下来，鼓起勇气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却已经去了厨房，片刻返回，左手托一个大西瓜，右手拿着一把亮光闪闪的西瓜刀。他把西瓜放在桌上，举刀便砍，出手之快，令人眼花。只听见“嗖嗖嗖”一阵响，一声“吃瓜”，他已经把西瓜切成了十二瓣，大小一模一样，用尺量过的也没那么准！常某听得目瞪口呆，语不连贯道：“这……，这不是杀鸡给猴看吗？”

“对啊！这是罗先生在警告我，意思尽在不言中：如果胆敢再跟这三人中的任何一人来往，这快刀就要让你姓单的尝尝了！”

侦查员问董迎春单慧珺的那三个相好的姓名和住址。她摇头说这个可不知道，你们要了解的话，得去找常小艳。

“常小艳住在哪里？”

“这个，我也不知道。原来她跟单慧珺一样，都是长住行院里的，解放后没多久我就被政府抓进来了，听说现在政府把妓院都取缔了，是怎么安排这些姑娘的，我不清楚。”

于是，包忠仁就去了南京市民政局，了解到取缔全市妓院时，根据妓女的原始情况及原籍地进行了不同的安排：原籍在外地的，安置回乡参加劳动生产；在本市有对象的，可以领结婚证后留在南京。原籍本是南京的，可以留在本市，出路是自食其力，可以自行选择职业，投靠亲朋好友；无处可投靠、想工作的，则由政府安排进入工厂或者农场；婚姻自主，政府不予干涉。

那么，原“寻香阁”的常小艳去了哪里呢？听说她是南京本地人。

接待干部捧来一大沓装订好的册子，翻了一阵儿，终于找到了记载有常小艳的那一页。包忠仁一看，上面写着－常小艳，去向：投亲，已落实，住城南饮马巷，在其亲戚所经营的茶馆打杂。

侦查员很快就找到了常小艳，听她说了与单慧珺相关的情况，与董迎春所言相符。

据常小艳说，当年单慧珺临离开“寻香阁”时，曾把其三个相好的姓名和住址留给常小艳，说万一她发生了什么不测，走投无路托人捎信给常小艳求助时，常小艳可以把她的消息传给他们，相信三人中总有一人会帮助她的。常小艳说着，从她的梳妆盒里找出了那张颜色已经略微变黄的纸条交给侦查员。

包忠仁发现常小艳的眼神有些许迟疑，便问她还有什么话要说，不如一下子说清楚，免得万一情况发生变化，徐州那边又出什么事儿了，还得找她。

常小艳一听，马上坦言说解放后政府取缔妓院时，她曾去跟这三个分别姓伏、戴、茅的男子见过面，当时是想问问他们是否可以为她自谋出路提供帮助。其中，姓伏名鑫的那人说他正准备去徐州投奔他做医疗用品生意的叔叔，自顾不周，帮不了她，抱歉。另外两人名叫戴继兴、茅思善，看样子也已是落魄不堪，都表示无能为力。

单慧珺的相好伏鑫已去徐州定居的消息顿令侦查员兴奋，当晚包忠仁跟姜立龙打电话汇报调查情况时，姜立龙也感到很振奋，说南京那边的调查看来可以结束了，让他们马上返回徐州。

五、新嫌疑人伏鑫

4月18日，包忠仁等四位侦查员返回徐州后，专案组立刻开会，汇总调查情况，分析案情和制订新的调查方案。

话说徐州这边姜立龙等三位侦查员对单慧珺的蹲点监视情况，很简单：包忠仁跟单慧珺谈话结束后，她没出门。姜立龙等三人以及从分局借调的三位侦查员，两个一班分三拨对单慧珺进行秘密蹲点监视，当晚单慧珺早早就熄灯歇息了。次日清晨起来，因为罗霜至死后酒肆已经停止营业，所以她也无所事事，把店门打开，拿了把扫帚把门口人行道地面扫了扫，然后拎了个竹篮去附近菜场买菜。途中，以及买菜过程中除了跟几个平时熟识的邻里互相打打招呼外，没有发现其他可疑动作。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今天午前。

昨晚，姜立龙与包忠仁通电话前，姜立龙还在纳闷，难道这个女人没有值得怀疑之处？但是，当他得知单慧珺在侦查员与其谈话了解情况时，对这种关键内容故意隐瞒后，便推测她应该也逃不了涉案嫌疑。

现在，具体如何着手进行秘密调查？众人议下来，决定还是分为两路同时进行，每路各三位侦查员，组长姜立龙负责协调。包忠仁、宋洪、周宗耀这三个老搭档被指定调查单慧珺的相关情况。这个“相关情况”，包括再次核查前面曾提及过的本案发生当晚单慧珺的活动情况。罗霜至被害那天的上午，侦查员按照寻常调查命案的惯例，向被害人的配偶单慧珺了解其本人前一晚的行踪。单慧珺当时的说法是：她当初嫁给罗霜至后不久，便随丈夫来徐州定居。单慧珺出生于苏北盐城，童年就行乞到了南京，之后一直生活在那里，说一口地道的南京话，但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盐城人，凡是有人问及她是哪里人氏时，她都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自己是盐城人。在南京生活时，她只要遇到盐城口音的人，不论男女老少，就会产生一种亲近感，到了徐州后，她还是这样。当然，由于她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风尘女子从良成了一名正常市民，职业也由妓女摇身一变成了酒肆老板娘兼掌勺厨师，所以就有了想在徐州当地结交几位同乡好友的念头。

“罗汉酒肆”虽然小，但由单慧珺一个人负责一应厨务活儿，其工作量之大，以及占用的时间也是很多的，她甚至很少有走出店门随意去外面转转的机会。所以，尽管徐州操盐城口音的人比南京似乎多些，但只有一个对象具有能够满足单慧珺达成这个愿望的条件，那就是柳金枝。

柳金枝比单慧珺大四岁，也是盐城人，其老家离单慧珺出生的村庄只有十多里地。柳金枝也是当年家乡遭灾后出来逃荒定居大城市（徐州）的。不过，她的运气似乎比单慧珺好些，她来到徐州后，被一户开绳索作坊的小业主收养，其实就是人家捡了一个童养媳。跟单慧珺所不同的是，之后那家作坊并未发生变故，所以她十六岁时就嫁给了与其同龄的丈夫邢某。后来公婆双亡，作坊落到邢某手里，因为邢某嗜赌，没几年就把作坊给败落了。好在邢家在城外九里亭有几亩田地，于是一家三口就由城市居民变成了农民。此后邢某吸取了教训，不但戒了赌，连烟也戒了，把原先出租给人家的田地收回，夫妇二人自己种起了蔬菜，还养牲畜，后来又挖了池塘养鱼。如此经营了几年，经济状况大为改观。柳金枝经常把自家种植的蔬菜和鱼虾禽蛋拿到城里向饭店酒馆出售，她跟单慧珺就是这样相识的。一段时间交往下来，互觉投缘，便以姐妹相称。

邢某嗜酒，当初下决心戒了烟戒了赌，酒却没戒，而且随着经济状况的改观，喝得似是越发不可收拾了。柳金枝难免会嘀咕几句，有时丈夫觉得不能忍受，就会发生争吵。4月4日那天傍晚，柳金枝在晚饭时跟丈夫发生争执，被邢某抽了一个耳光。柳金枝想起单慧珺之前曾当面向邢某说过“君子动口不动手，如果你敢对我姐动手，只要我知道，必会赶来找你算账”的话，柳金枝挨打后，立马进城向单慧珺求援。单慧珺闻讯后恼怒不已，跟罗霜至说了一声，就叫了辆出租马车连夜直奔九里亭。

像单慧珺这种烟花行院出身的女性，擅长施展各种手段跟外界打交道，其中不乏刁钻蛮横。当然，邢某是生产绳索的专业户，旧时干这一行的经常会跟一些特殊客户比如军警、土匪、大盗打交道，所以他对单慧珺并不感到怵头，但他却又必须对单慧珺点头哈腰。因为，他知道单慧珺的丈夫是参加过国术大赛并获得名次的武术高手，因此他不敢不听单慧珺的招呼，否则，没准儿就会出现“后果很严重”的状况。因此，单慧珺连夜赶去后，邢某马上由大灰狼变成了小绵羊，对单慧珺唯命是从，向柳金枝连连鞠躬赔礼，嘴里一迭声“我该死”，还取来一根藤条让妻子打他，最后总算平安无事过了关。这么一折腾，已是二更时分了，单慧珺已经回不了城，于是就住了下来。

上述情况，案发伊始侦查员在听单慧珺做了陈述后，因为涉及她是否有作案时间的问题，所以曾特地赶到九里亭找到邢、柳夫妇俩核实，得到了证实。现在，这份笔录被姜立龙重新翻了出来，他琢磨了一阵儿，认为此处需要重新了解。这桩活儿，就交给了包忠仁、宋洪、周宗耀三人。

当下，包、宋、周三人就去了九里亭，邢、柳夫妇俩正在吵架，见来了三位公家人，便都住了嘴，却仍旧是一副气咻咻的样子。侦查员便从眼前的吵架谈起，问他们两口子为何吵架。邢某瞅了妻子一眼，没吭声。柳金枝倒是开腔了，说您三位肯定是为“罗汉酒肆”咱妹夫被杀的事儿来的吧？我跟他斗嘴就是为这事儿。自打半个月前咱妹夫被害后，没两天他就把我管住了，坚决不让我进城去吊唁，白天黑夜都死死地盯着我。问他理由，却又不说。问急了，他就挽袖捋臂的要动武。他平时对人都很蛮横，独独就怕咱妹夫，现在咱妹夫殁了，他没啥怕的了，立马就对我蛮横起来了。

三位侦查员听后都一怔，怎么听着跟罗霜至被害似乎有关？于是互相对了个眼色，周宗耀便开腔问邢某是怎么回事，邢某不吭声。再问，他仍摇头不语。周宗耀说看来你是有话要说的，是不是觉得这里不方便说？要不，咱们换个地方，比如去区政府治保干事那里（当时农村乡镇不设派出所，只有一个治保干事，行使警察职能，但系区干部编制，并非警员），或者干脆跟咱们进一趟城……

话没说完，邢某就开口了，瓮声瓮气地说他确实有话要说，不过这个场合不合适。为什么？有这女人在场就是不合适。柳金枝听后觉得受了委屈，刚要扯开嗓门嚷嚷，就被包忠仁一个手势阻止了，然后让周宗耀把她带到一边儿去，让邢某把话说出来。邢某说的内容让侦查员颇感兴趣：他对单慧珺跟其妻的交往并无反感，觉得单慧珺待人热情，出手也比较大方。他去“罗汉酒肆”送货，单慧珺从来不还价，说多少钱就给多少钱，而且还不让找零。可是，最近两个多月他却对单慧珺有了新的看法，这种看法若要他说个明白，却又有点儿难，因为他说不出单慧珺具体有什么地方使他不爽。他只意识到三点：一是这两个多月里，单慧珺来九里亭的次数比以往多，至少有七八次；二是柳金枝在这段时间里对于进城去卖菜——其实就是往“罗汉酒肆”运送变相订购（人家没有明说）的蔬菜鱼虾禽蛋——非常积极，本来这是他邢某的事儿，男主外女主内嘛，只有在他有事缠身无法离开时才让她去的，可是这段时间她却经常争着要进城，而且来去时间要比以往长；第三就是柳金枝越来越不讲道理，动不动就对着他吼，他一个大男人，哪肯被一个女人吼，于是他就以更大的嗓音作为回答。以往他一吼，柳金枝就不敢吭声了。可是，这段时间他一吼，柳金枝的反应就极为迅速，哭号咒骂不说，还倒地打滚儿，进入4月以后还摔东西。一直奉行大男子主义的邢某被她逼得忍无可忍，4月4日傍晚当柳金枝又一次在饭桌上主动出击发起语言攻击时，邢某终于第一次冲妻子动了手，打了她一记耳光。柳金枝挨了一个耳光后，一跃而起。邢某下意识做好了她会把饭桌掀翻的心理准备，哪知她站起来后却一声不吭，不吼也不哭，拔腿就往门外跑。一个多小时后，门外马蹄声笃笃，到门口戛然而止，然后单慧珺就风风火火地冲进来，后面跟着柳金枝。单慧珺在客堂正中的八仙桌旁坐定，招呼邢某也坐下，柳金枝则坐在单慧珺侧边，然后，针对邢某的一场声讨就开始了。邢某对单慧珺这么一个妇道人家可以不放在眼里，但对其丈夫却不敢冒犯，所以，当下成为声讨对象也不敢发火，声讨的内容与事实有出入甚至有的是严重出入乃至凭空捏造事实，也不敢出声反驳。最后，他只好以求饶赔罪作为收场。

次日清晨，单慧珺搭乘同村邻家进城的马车返回城里后，即发现其夫已经被杀。看来单慧珺并不是真把柳金枝当作“我姐”来看待的，男方的一干亲朋好友都报遍丧了，却没叫人来一趟九里亭。邢、柳夫妇是稍后警方派人来核实出事那天晚上单慧珺是否整夜待在邢宅时方才得知噩耗的。事后，邢某回忆往事，发现导致他首次冲妻子动武的诱因，应该是柳金枝欺人太甚，等于是逼着他下的手。这么想着，邢某就对单慧珺心生反感；再想想，反感升级为恶感。偏偏柳金枝头脑简单，对于丈夫的克星已殒竟一点儿也意识不到，思维还停留在4月4日晚上的胜利上，对丈夫来一个“乘胜追击”，以痛打落水狗的心态继续对其进逼。邢某觉得忍无可忍，于是就开始反击。这就是这半个月来这对夫妇犹在缠斗不已的原因。邢某虽然只上过小学，平时也不是那种伶牙俐嘴的角色，但他此刻对侦查员的这一番叙述倒是说得既有条理又颇清晰，侦查员听后暗吃一惊：如此看来，这个单慧珺真不简单！如果邢某所言属实，那是不是可以由此进行深层剖析……

于是，侦查员随即分别向柳金枝和其女儿邢小琴了解相关情况。柳金枝跟其丈夫相比，叙述能力明显不在一个档次上，跟她说话，使人有一种答非所问的感觉。最后侦查员将其所言内容做了总结，所获结果是：从其所述之事实判断，邢某所述并非虚言。这个结论，同时也得到了邢小琴所言内容的佐证。

如此，专案组经过分析，初步得出结论：柳金枝这两个多月里一反常态，跟丈夫频繁发生争执的原因，大致上可以认定系受了单慧珺的怂恿。单慧珺在这段时间频频与柳金枝接触，向柳灌输“新社会妇女翻身，社会地位已经提高，家庭地位也必须相应得到提高，男女应该一个样儿”的思想，并拿自己跟罗霜至一起生活中的一桩桩已经无法核实是真是假的事例来说明“什么样的相处才是男女平等”。这番说辞对柳金枝产生了作用，她开始向丈夫要“家庭地位”。这对于一贯奉行大男子主义的邢某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他怀疑妻子的脑子是否进了水或者被灌了糨糊。于是夫妻俩就开始频繁发生口角。柳金枝因为背后有单慧珺撑腰，想趁眼下有强大外援的机会把丈夫降服，便不断主动进逼。单慧珺得知柳金枝的上述“进步”后，予以夸赞，并继续为她打气助力。最后，终于使邢某忍无可忍，于4月4日傍晚在饭桌上对妻子动了手。柳金枝随即进城向单慧珺求援。单慧珺还真是“言必信，行必果”，来了个“星夜驰援”。此举对于柳金枝来说，意味着“家庭地位”得到了提高，尝到了“男女一样”的甜头。

而对于单慧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专案组认为：综观全过程，是否可以认为这个女人是在精心制造一次机会－一次可以证明自己没有作案时间的机会。

与此同时，另一路由姜立龙、朱正、武启诚、金惠达四位侦查员负责的调查嫌疑人伏鑫的行动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单慧珺的烟花行院小姐妹常小艳向侦查员提供的那个伏鑫，据单慧珺当初向她透露说伏鑫是其三个相好中关系最亲密的一个，如果让她自主选择从良对象的话，她会毫不犹豫地选伏先生。可是，常小艳只知道伏鑫的姓名、长相（确实是一个俊朗小伙）和当时其在南京的住址，却不知道他所要投奔的那个徐州嫡亲叔叔的姓名和地址。

不过，这难不倒侦查员，因为常小艳曾说过伏鑫的那个叔叔在徐州是做医疗用品生意的。通常说来，既然是嫡亲叔叔，那么其叔叔也应该姓伏。这个姓氏比较少见，只要向医疗用品行业一打听，大致就八九不离十了。

侦查员通过工商局保卫科向行业协会一查，了解到本市医疗用品行业确实有一个伏姓经纪人，名叫伏龙生，已在徐州做了七八年医疗用品中介生意。

侦查员随即要求工商局调出私人营运者的登记资料：伏龙生，男，四十七岁，江苏省镇江人氏，十七岁开始至今一直从事西药业工作，从西药房学徒到西药经纪人。1940年改做医疗用品中介，在上海和南京两地奔波，1942年到徐州开了一家类似如今“工作室”的小公司，专事医疗用品中介生意。解放后，他仍操此业。那家小公司的登记地址是第一区中正路115号（中正路于1949年6月改名为淮海路，因该公司工商登记在之前，所以档案记载是原路名）。侦查员便前往徐州市公安局第一分局，原本是想通过分局跟那家小公司所在地的管段派出所联系，把户籍警请来了解情况的。之所以没直接去派出所，是因为伏龙生的那家小公司就在派出所对面，虑及伏鑫很有可能已在叔父的那家公司谋得一份差事了，如果他是杀害罗霜至的凶手，跟单慧珺之间应该有一种目前警方尚未掌握的暗通款曲的方式，他可能已经知晓警方已把调查触角伸向单慧珺是否有相好这上面了，从而会引起警惕，估计这两天已经没了做生意的兴趣，心思全在如何防范上了。

如果侦查员径自前往派出所的话，没准儿正好被他在其公司的窗口瞅见而产生怀疑，然后没等侦查员从派出所出来就来一个滑脚开溜。侦查员的运气似乎还不错，分局治安股林股长正好是上月刚从管段派出所调来的原派出所副所长。老林听说专案组是来调查对面那家公司解放后是否进了新员工，便说您几位不必跟派出所沟通了，我就知道。老林是新四军侦查员出身，行事周密细致，记忆力出众，干派出所副所长时，把管段内各个居民街坊的情况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当下他便告诉侦查员：这家只有一个门面的小公司在1949年12月确实进了一个员工，姓伏名鑫，系公司老板伏龙生的嫡亲侄子。此人的户口是落在伏龙生的户口本上的，当时户籍警受理一应材料后上报到他的案头，伏鑫的材料一样不缺，有南京市公安局批准迁出的证明，也有在徐州就业的许可证明和伏龙生允其落户自已家的书面许诺。另外，还有一份由南京医疗用品行业协会出具的送市工商局审核后直接寄往徐州医疗用品行业协会的关于伏鑫具有经营特殊行业（当时规定西药、器械行业的中介人员必须申领准予从业的许可证）资格的证明。伏鑫凭着这份证明，就能够顺利获取徐州这边的从业许可证。因此，按照规定予以批准伏鑫落户了。记得稍后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的原因，市公安局还下发通知，让在1949年10月1日后将户口迁入本市的居民补填一份《个人履历表》。

伏鑫迁入户口的时间在这个规定的日期之后，派出所便通知他前来所里当场填写了这份表格。稍后这些表格都汇总到老林案头后，他抽空一一审阅了一遍，把其中曾有政治问题（包括曾在旧时代参加过北洋、国民党、日伪政权党政军宪特警以及反动会道门组织）的七人记录了下来，这七人中并无伏鑫其名。上述所说的相关材料均有副本，保存于分局。当下，侦查员便把伏鑫的材料调出来，仔细阅读并做了摘录，最后盖上分局的档案专用章，留存于专案组卷宗内。接着，侦查员又对伏龙生的那家小公司进行了暗查。该公司成立于解放前，新中国成立后根据规定进行重新登记。伏龙生在向工商局申领营业执照时所填写的经营范围一栏里，写着“中西医医疗用品经纪及零售”。侦查员由此想到了罗霜至命案法医对凶器作出的鉴定结论－系一把长柄手术刀，后面加备注说明：疑系德国产品。于是，侦查员便去税务局调阅了伏龙生这家公司的销售商品目录，发现确有这类手术刀，但是，税务记载显示，这种手术刀属于少有客户问津的那类商品，估计是解放前留下的剩货。然后，侦查员又暗查凶案发生当晚伏鑫的活动情况。所获结果是：那天晚上，伏鑫作为公司代表去参加了行业聚餐会，会后与另外两个与会者同乘一辆出租马车返回派出所对面的公司（伏鑫是单身，住在公司），他是最早抵达住处下车的，有同行的那二位作证。伏鑫返回公司即住处后，由于是单身居住，无人可以为其活动情况作证。4月20日凌晨，伏鑫被捕。

六、最终水落石出

对伏鑫执行刑事拘留的同时，专案组搜查了其栖身的公司。搜查结果未发现疑似涉案或者其他违禁物品，在库存商品中发现有两盒德国制造的长柄手术刀，经与账目核对，符合正常库存数。

专案组组长姜立龙和侦查员武启诚、朱正随即对伏鑫进行讯问，同时让包忠仁等四位侦查员连夜按销售发票及内部登记资料向曾购买德国长柄手术刀的客户进行核查，看伏鑫是否有利用销售该款手术刀的机会开了阴阳发票，扣下了其中一件作为凶器。

姜立龙等三位侦查员对伏鑫的讯问虽然没有遭遇零口供，但也差不了多少。因为伏鑫所供称的案发那晚的一部分活动情况与之前专案组调查到的相符，他确实是代表公司去参加了行业聚餐会，也确实是与两个同行同乘一辆出租马车返回公司兼住所，他是第一个抵达后下车的。

然后呢？然后就上床歇息啦！入睡前看了几页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

这当口儿提及福尔摩斯，侦查员便有那种一个激灵的感觉。武启诚似是随口样地问了一句：“你喜欢阅读侦探小说？”他是想试着从这方面获得一个潜在的机会作为讯问切入点。可是，伏鑫的回答令其失望：“没有，这是前天有个客户来看样品时遗忘在公司的，我闲着没事，随手翻了两页，觉得有点儿吸引人，所以就往下读了。”

“你睡下后到何时醒来的？”

他的回答是：“我没有失眠的毛病，每晚都是一觉睡下去，醒来就已经天亮。”

“有人能证明你那晚确实一人在公司睡觉吗？”

“我是单身，一向独自歇息，哪有人证明？既然你们抓我了，这个不会不了解吧。”

侦查员尽管非常希望能把这起已经折腾了半月多的案子拿下，但是他们始终坚守注重证据的办案原则。因此，他们接着就问伏鑫那晚睡下后是否听见邻家或者马路上传来过什么声响，以便作为可以排除对方涉案嫌疑的一个依据。伏鑫摇头，说他睡眠质量一流，一觉睡下，肯定会一口气睡到天亮才醒，连梦都不会做的。

对于专案组来说，此刻遇到这种“无法作证”的情况是有点儿怵头的。因为此刻手里掌握的能够一锤砸实的证据一件也拿不出，审不下来虽然不必同今天这样必须在规定时间里放人，但是，再羁押下去也得有证据来定嫌疑人的罪行呀！

于是侦查员只好“见招拆招”，换了个话题从其跟单慧珺的交往说起。

伏鑫听侦查员说到“单慧珺”三字，不禁个愣怔，顿了顿方才开口：“你们知道单慧珺？能不能告诉我，她现在在哪里？”

侦查员说：“你先别往旁题上扯，还是老老实实回答我们的问题。提醒一下，你现在已被拘留，正在接受公安机关的讯问，而不是寻常人在喝茶闲聊。”

伏鑫连连点头，说这个他知道，只不过他已经找了单慧珺数年，不知她的情况怎么样。稍一停顿，他微叹一口气：“唉！是您几位来找我，并且问的又是跟她有关的，看起来她的情况不大好吧？”

姜立龙也叹了一口气：“唉，到这当口儿，你还惦记着单慧珺，我看你还是先把自己面临的事儿说说清楚吧……。实话实说，你目前面临着一起凶杀案的涉案嫌疑，看你这副样子，还不当回事，不考虑自己的处境而把心思放在别人那里。”

只见伏鑫闻言一个激灵，震惊无比地说不出话来，姜立龙便佯装同情似的缓缓摇头，“我知道你想说你没涉案，那就老老实实回答问题，要用事实来排除自己的嫌疑。”

伏鑫这主儿，相貌端正，白白净净，一脸斯文相，用现在的说法是帅哥一枚。当时，侦查员以为这家伙装傻，认为他是故意有此一问。但接下来他的涉案嫌疑被排除后，一干侦查员都认为这个帅哥是个典型的情种。

现在，伏鑫在情绪稍稍稳定后，便把自己跟单慧珺的交往过程一五一十地作了交代。

伏鑫是苏州人氏，东吴大学肄业，读的是国文专业（旧时中文学科称为“国文”），曾经在上海、南京的小报做过记者。其生性风流，自幼拜名师学过书画，虽在业界属于不成器一类，但在寻常亲朋好友眼里，是被视为“书画家”的。他自己也以“当代唐伯虎”自居，重点是效法唐氏传说中的风流多情。只要手头儿稍有钱钞，他便去烟花行院寻欢作乐，单慧珺是他结识的众多妓女中的一个。也不知是怎么的，反正跟单慧珺交往下来，渐渐地他就对她产生了感情。他自已认为单慧珺对其也是情深意笃，因为两人曾多次商量过赎身从良问题。

伏鑫做这件事是认真的，他多方设法，其中不乏变相行骗手段，总算筹措到了一笔钱款。可是，当他兴冲冲地奔到秦淮河“寻香阁”想去向单慧珺报喜时，却听说单慧珺已经被人赎身了。

去了哪里？不知道！

伏鑫便开始寻找单慧珺，从1945年一直找到1949年春南京解放前夕，但毫无音信。他因为效法唐伯虎，酒也是少不了的。有一次，他酒后被朋友扯进赌场，待了一夜，稀里糊涂地就把那笔准备为单慧珺赎身的钱款给输了个精光。从此，他也不再作他想了，有一份职业能让他吃饱穿暖就可以了。可是，他的那笔赎身款项是连借带骗从亲朋好友那里弄来的，人家见久无音信，自会找他索债。伏鑫被他们逼得无法安生，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悄然前往徐州投奔叔父伏龙生。据伏鑫说，他根本不知道单慧珺嫁人后已经随夫来到徐州定居，否则的话，他这一年多里肯定会一有空就全城转悠，倘若果真有缘，那是应该见得到的。当然，找到单慧珺后她是否能够跟丈夫离婚，然后嫁给他，那就说不准了。

伏鑫临末说：“警察先生，我已经把我和单慧珺的关系说清楚了。现在，是否可以告诉我，单慧珺是不是已经被人杀害了？”

姜立龙说：“单慧珺还好好地活着，被人杀害的是她的丈夫。”

伏鑫先是松了一口气，随即显然是意识到原来他是被警方作为杀害单慧珺丈夫的嫌疑人而被拘留的，马上便说：“我没杀人哦！我也不认识……，不知道单慧珺嫁的是一个怎生模样的男人。”

姜立龙冷冷地说：“我也希望你是无辜的，所以你需要提供无辜的证据，只要我们查实你确实无辜，你就自由了。”

“可是我那天晚上确实是一个人待在公司里呀。”姜立龙双手一摊，脸上的神情俨然是一副彻底的爱莫能助。

讯问只好暂停，姜立龙等三位侦查员交换意见，认为眼下嫌疑人未能提供其“没有作案时间”的证据，那只能先搁一搁，看另一路侦查员调查伏龙生那家公司德国长柄手术刀的库存和销售数额之间是否有漏洞。这一等，一直等到上午十一时许，另一路由包忠仁主持的对手术刀销售去向的调查终于结束了。调查结果证明伏鑫没有可能获取手术刀。

姜立龙和包忠仁两位专案组领导无奈地对视了一下，包忠仁嘴唇动了动，却没发出声音。不过，姜立龙已经读懂了他的意思，也是嘴唇一动，给出了一个有声音的回答：开会吧！

当晚，专案组成员再次聚在一起分析案情。先是分析了伏鑫的口供内容，多数人认为尽管他拿不出“没有作案时间”的证据，但是，专案组也没有掌握他涉案的证据，只是根据若干其以往与单慧珺来往的情况作为怀疑的依据。所以，这人身上的嫌疑可以考虑排除。

姜立龙说那就先把他晾在一旁，咱们另选突破方向。反复研究下来，大伙儿还是认为罗霜至的被害跟情杀有关。有侦查员提出，如果单慧珺的老情人查下来基本可以排除涉案的话，那咱们是否可以考虑她有新情人——指的是她定居徐州后结交的情人。这么一说，好几个侦查员都似有共鸣感：对啊！从这个女人以往这方面的经历来看，感情方面似乎与大多数烟花行院从业者有所不同，她当初有选择从良的意愿，但是，她并不像很多同行那样抱着“放到篮里便是菜”的观念——有一个条件尚可的男人可嫁即可，她除了要求男方物质条件达标，还对年龄、相貌、性格、谈吐等都有要求。继续往下分析：如果上述关于罗霜至之死系单慧珺勾结新情人所为，那么单慧珺以及其情人从开始到结束应该会有哪些动作？

第一，这段时间不可能很短，因为单慧珺与这个男子建立姘头关系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因此，推断两人结交的时间应该至少有一年了。

第二，男方应该具有干掉罗霜至这个目标的勇气、胆量和力量，其中的勇气还须是双份的，一份是杀人，另一份是杀一个获得过国术大赛名次且是行动特工的对象。因此，那首先应该是一个健壮男子；其次，鉴于单慧珺喜欢结交帅哥，故这主儿的相貌应该不错。

第三，从单慧珺的经历和现状来看，她既不了解医疗器械，也缺乏获取那件独特的杀人凶器——德制长柄手术刀的条件。所以那把手术刀应该是那个男子自己选来作为杀人凶器以及自己获取的。因此推断那个男子应该做过外科医生，或者至今仍在做外科医生，有熟练操作手术刀的经历，这件凶器是他以前执业时留下的。之所以说“以前”，是因为现在这种手术刀已经不用了。

第四，鉴于单慧珺自打随其夫来徐州定居后就承担起酒肆的厨务工作，所以她平时基本没有空闲时间。从这个角度去推测，她是怎样跟情人幽会、策划谋杀亲夫的呢？听着似乎不可能做得到。可是，现在假设她做到了，可以推断她是利用有限的空闲时间去做的。

于是，侦查员分析了她的空闲时间——每天总是天没亮就起床忙碌了。而这时罗霜至还在睡梦中，据说他曾向亲友炫耀过自己娶了这样一个勤快的妻子，却压根儿设想到单慧珺的勤快里竞有一个特殊项目——给丈夫制造绿帽子。侦查员认为单慧珺的这段自由时间不会很长，所以推测其情人的住所离“罗汉酒肆”不远，否则，她是来不及在为丈夫制造绿帽子后，回家做一应厨务准备的。

于是，专案组作出决定：排查“罗汉酒肆”附近符合上述分析条件的适龄男子（特别是单身男子），相信凶手就在其中！

次日，4月21日。专案组侦查员前往第三分局彭城派出所，调阅大同街“罗汉酒肆”周边半里地之内可能会与单慧珺行苟且之事的适龄男子。大同街属于市民居住密集区域，乍一查，半里地范围内的适龄男子有三百多人。侦查员结合他们分析的单慧珺选择情人的条件——单身或者虽然已婚，但夫妻分居的，或配偶系纺织厂女工、医院护士等三班制岗位的，其本人有条件在凌晨四五点钟独自在家的，初步筛选后，排除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

然后又进行了几个轮回的梳理，最后只剩下三人。这三个嫌疑对象，分别是解思远、金野夫和李光琛，个人情况分别如下：

解思远，徐州当地人，三十五岁，丧偶，有一子，随居于铜山县的祖父母生活。解思远在铁路局从事业务工作，每周上六个工作日的常日班，周一至周六的上班时间是上午八点半至下午四点半，也就是说他每天早晨都自己在家，其家就在距“罗汉酒肆”约七八十米远处。解思远出身北洋旧官僚家庭，自幼家境富裕，养成了纨绔子弟的习性，生性风流，其妻阮氏就是因丈夫老是在外面拈花惹草屡屡出轨，再三劝阻无效而投河自尽的。阮氏人甚贤惠，生前相夫教子，对公婆颇为孝顺，坊间口碑甚好。解思远的父亲对阮氏自尽极为悲愤，大怒之下，登报宣布和解思远脱离父子关系，将解思远逐出家门，然后变卖房产，老夫妻俩携孙儿前往铜山县城定居。解思远数年前曾自己出资在大同街置一二手房，作为其寻花问柳的秘密之处，被父母扫地出门后就搬来居住。这是1948年下半年的事情，不久徐州解放，铁路局军管，因解思远对业务熟练，作为人才留用。领导知道他的毛病，特地找他谈话，言明你过去那一套腐朽生活方式可以不予追究，但是，如今解放了，再也不能用旧社会的那一套作为你进入新社会后的生活方式了，否则，只怕就不是开除那么简单了，而是要把你作为典型抓进去吃官司。你如若不信，可以打听一下北方那些先解放的城市有没有这种反面典型坐牢的案例。解思远吓得频频点头，诺诺连声。此后，倒是没再听说他有甚寻花问柳的事儿了。

金野夫，江苏无锡人氏，三十六岁，已婚，妻子是郊区农家女，夫妻长期分居，据说关系不好，已经闹离婚一年了。只是因为金野夫对女方的几个兄弟颇为怵头，因为他们都是练武的，性格一个比一个蛮横粗暴，所以女方不肯离婚，他也只能是嘴上说说而已，并不真的敢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否则，只怕会遭暗算，被几个大大小小的舅子弄个半死不活。据说他们有种整治手法属于秘传阴功，医学鉴定无法识别，中西医师概莫能治，那就要一辈子吃苦头了。金野夫解放后评定的成分是自由职业者，具体干的是特种行业－刻字匠。他原先是在青年路城隍庙旁马路边摆刻章摊头的，解放后，城隍庙成为徐州市公安局驻地。金野夫有些社会经验，觉得在公安局旁边摆刻章摊头似乎不妥，于是就主动换了个地方，到第三区彭城路大同街口摆了个摊头。当时做刻字匠虽然要申领特种行业营业执照，但是对于摆摊的位置那是没有规定的。别说你换个地方设摊了，就是骑着辆破自行车刻一个章换一个地方，工商局也不会过问。金野夫原先是在鼓楼那边租的房子，待等把摊头转移到了彭城路大同街口，干脆就把原先租的房子给退掉了，在彭城路上的一条小巷子另租了一处住所。要说金野夫的个人私生活，倒是从未有人听说过有甚问题，他在跟妻子闹离婚之前，也不是寻花问柳之徒，没有听说他去过妓院进过暗门子，也没有找过什么相好。如果一定要说他有什么嗜好，那就是喝点儿小酒。他的酒量是大还是小不清楚，别人只知道他并不是每天必定要喝酒，只是隔三岔五喝喝。据说有一段时间他总是在坝子街那边一家由一个国军退伍军官开的小酒馆喝酒，基本都是独饮，难得有朋友一起喝酒。后来，由于那位退伍军官经营得法，把一个门面的小酒馆扩展到两个半门面的饭馆。那老板为招徕生意，不知从哪里雇了几个妖娆的小姐来做跑堂，开创了徐州餐饮史上的一个“第一次”。

那几个小姐可能见金野夫长得帅气，身材也高大，坐在那里有一种别具一格的气质，就有意识地向他献殷勤。金野夫生怕惹麻烦，从此干脆再也不去那家饭馆了。侦查员在查摸中偶然从金野夫租居的住所所在的那条小巷子的一个专事做媒的老太婆那里听说，她在大约两个月前的一个早晨，看见“罗汉酒肆”的老板娘挎着一个元宝形竹篮从巷子里走出来。当时那老太婆见了就觉得不解：这老板娘早上去菜场买菜倒是正常行为，问题是她这种走法，实在是舍近求远。老太婆出于职业本能，就跟男女交往方面联系起来，心里惊了一下，寻思这巷子里住着的能够被这老板娘看得上的男子，只刻字匠金先生了。媒婆嘴碎，她就悄悄跟邻里嘀咕了。不过，老太婆知道“罗汉酒保”不好惹，这种嘀咕也就适可而止，没等传开去就已经烟消云散了。

李光琛，三十四岁，山东日照人氏，未婚。他原是私营剧团的琴师，解放后该剧团解散，正好市文化馆需要专业琴师，经过面试，就把他招聘过去，成为一位当时坊间称为“吃皇粮”的职员。

市文化馆是一个解放后才组建起来的新单位，其成员由干部、职员、工人三部分组成，由于这三部分成员来自多个渠道，军地革命干部有之，专业文艺人士有之，社会闲散人员有之，所以一度被人谓之是具有“五光十色、乌合之众”特色的一个单位。这种公家单位组建得比较晚，所以办公场地、集体宿舍的房屋都是由市房管局从全市各处公有产权房的“边角料”里挖出来的，光办公场地就分了三处，集体宿舍最多时分了十一处，最小的一处在大同街，就在“罗汉酒肆”隔壁商店的楼上。

说是一处，其实就是一个十多平方米的房间，安置了四个职员合住，李光琛是其中一个，其拥挤程度可想而知。不过，徐州解放一周年庆祝活动之前，跟李光琛住一处的其余三人同时离开了，由单位另行安排新的住处。因为李光琛被查出患有急性肝炎，需要入院隔离，但因医院当时没有建立隔离病房的条件，听说患者来自市文化馆，知道那是“皇粮单位”，就要求单位自行安排隔离。文化馆于是就把与李光琛同住的那三人安排到其他地方去住，让他独自居住，一日三餐由附近一家包饭作坊派伙计给他送去。这处住所就成了一个临时隔离病房。李光琛被隔离了一段时间后，医院认为可以解除隔离，但还不能上班，于是单位又让他休息了一段时间，一直到去年初冬方才完全恢复健康，正式回到文化馆上班，仍做琴师，负责指导基层单位的民乐爱好者。因为他也会画画，所以领导让他兼做群众美术培训班的辅导老师。李光琛干得很起劲，经常加班加点，连星期天也去给两个培训班的学员进行辅导。可能是劳累过度，今年春节后他又病倒了。这回的毛病有点儿让人犯怵－肺结核！这种毛病在七十年前容易使人谈虎色变，因为可以对付这种疾病的盘尼西林（即青霉素）尚未国产，进口渠道又因被西方国家封锁而堵塞，所以死亡率较高。不过，这次医院倒并未要求他隔离，只是让他休息，第一张病假条就开出了半年病假。

专案组对这三个嫌疑对象进行了分析，第一个被排除嫌疑的是李光琛。因为像这么一个刚得过肝炎接着又被肺结核缠上的人，即使貌若潘安，也不可能入单慧珺的法眼。而且，像这么一个琴师，哪来的胆量去暗杀一个参加过国术大赛并获得名次的武术高手？

然后，侦查员就对解思远、金野夫两人的综合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都不能排除嫌疑，于是对这两人进行暗查。这一查，解思远先被排除嫌疑了。据铁路局考勤记录显示，4月4日罗霜至被害那晚，一向上常日班的解思远竟然非常意外地被领导安排值了一个夜班。侦查员去见了那位领导，了解下来，得知那天下班前，本来应该值班的冯某忽然打来电话说他老爸突发急病，他得陪着去医院，晚上来不了铁路局了。当时因为正值抗美援朝，铁路运输特别繁忙，人手原本紧张，领导找不到代班人，只好自己顶上去。领导是革命军人出身，会打仗，也擅长做思想工作，且很好学，正在一边工作一边见缝插针地学习业务。但是，像铁路局这种单位的业务工作，要想学会然后独立操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所以，他心里没底，想来想去，就叫上了解思远。如此，解思远的犯罪嫌疑就被排除了。

与此同时，专案组另一拨侦查员正在对金野夫进行外围调查。此人的犯罪嫌疑在这三个对象中显得最大：除了之前分析的符合可以成为单慧珺情人的种种条件，他还是职业刻字匠。干这一行的，一双手必须稳，特别是握刻刀的右手。据说旧时这一行的学徒每天清晨有一项必修课，就是在手腕上平放一碗清水，胳膊肘搁桌上，坐在那里发呆。发多长时间呆？那就要看师傅给你在旁边插的那炷香的长短粗细，还要看老天爷对当天天晴下雨是否有风以及其时空气湿度的安排。那条胳膊只要稍微颤抖，碗就会侧翻，那就得重新来一遍。这份苦吃得下来，你就可以挨着往下学其他基本技艺了，比如磨石头、磨刀、练书法……。试想，用这种手段训练出来的角色，手该有多稳！金野夫就有这么一双手。如果让这种经过严格训练的手去握一把长柄手术刀，对准罗霜至的心窝一刀扎下去，那正在酒后熟睡中的罗霜至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4月23日，专案组通过管段派出所传唤金而野夫，当面了解他在罗霜至被害当晚的活动情况。

金野夫先是说“记不起来了”，侦查员说既然如此，看来得给你换一处地方去谈了。换地方后如果还是记不起来，那也没关系，我们可以让你吃住在那里慢慢想，等你想起来后再跟我们谈。金先生你看如何？

金野夫没吭声。稍后，侦查员正要再次“提醒”时，他倒是开口了，问能不能给他抽支烟。侦查员说听说你平时是不抽烟的，今天怎么要抽烟了？金野夫没回答。于是侦查员点燃一支烟递了过去。一般说来，讯问中如果被讯问人要求抽烟，大概率就是他已经在动摇了。哪知，侦查员这回遇到了意外，一支香烟抽掉三分之二的时候，一名民警叩门而进，冲为首的包忠仁做了个手势示意他出去一下。包忠仁去得快回来得也快，回来后示意宋洪、周宗耀收拾桌上的纸笔。宋洪以为是要把金野夫带往市局去讯问，不料包忠仁却冲金野夫做了个手势，脸上毫无表情地说：“你走吧。”金野夫的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或者说是一脸的漠然。他慢慢地站起来，出门，离开，临走时没忘记把门带上。

宋洪、周宗耀看着包忠仁，不解地问：“什么情况？”

“局长来电，让即刻恢复金先生的自由，往下不必盯着他了。”

宋、周二人于是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这个金野夫很有可能是自己人或者我方的耳目！

好不容易排查出的三个嫌疑对象就这样都给排除了，专案组诸侦查员难免有些气馁。当然，再气馁也还得把侦查工作进行下去。众人讨论下来，认为三个嫌疑对象中对李光琛的嫌疑排除依据似乎显得单薄，所以有必要对其重新进行调查。

姜立龙说，同志们忙了半个多月，都挺辛苦的，明天休息一天吧。老包，咱俩明天去一趟市文化局，文化馆是该局的下辖单位，咱们去局人事科调阅一下李光琛的档案，没准儿可以获得什么启发。

4月24日上午，姜立龙、包忠仁两人前往市文化局，一查档案，意外发现李光琛确实是有些“来头”的，他是圣约翰大学医学院肄业生，提前离开医学院的原因是因为抗战爆发，1940年他大三时弃学从军，去国民党军队做了一名见习外科军医。1944年在前线负伤后方才退伍。李光琛的这段行医经历立刻引起了专案组的兴趣，因为作为这样一名在战争年代中活跃于前线的外科医生，跟本案中的“长柄手术刀”、“手稳”、“精准扎心，一刀毙命”等关键词都是非常贴切的。

当下，姜立龙便问人事科科长：此人历史上曾加入过国民党军队，做过军医，按说这是属于政治历史不清白一类，你们怎么把他招收进文化馆了？人事科科长解释道，他在履历里自己曾填写了的，我们也清楚。当时把他招收进文化馆，是因为他胡琴拉得好，又能绘画，都是专业水平，文化馆正好需要这种人才，一人可以顶两人用，领导就决定把他招收了。我记得政审时曾有人提出过其系国民党军医之事，领导让我找他了解是否有军衔，他说他是见习军医，进部队后没有军衔。当时部队对他的说法是见习期满后将会授予中尉军衔，但是后来他调了部队，因为胡琴拉得好，就去了部队演艺队做专职琴师，此事就没人再说起。我把这个情况跟领导汇报后，领导说既然他有技艺，就将他招收进来为革命工作发挥作用。至于他曾加入过国民党军队，那就不作为干部编制吧，让他做一名职员，这是符合政策规定的。

姜立龙、包忠仁离开文化局后，前往徐州市立第二医院找一个名叫齐焕济的医生外调。这个齐医生也是军医出身，是当初李光琛应聘徐州市文化馆时所填写的履历表上其在国民党军队经历的两个证明人之一。抗战胜利后，齐焕济回到家乡，因其是基督教徒，就进了徐州市立第二医院的前身——徐州基督医院做了一名内科医生。据医院人事干部介绍，此人胆小怕事，生性怯懦，比较消极。

果然，当他跟姜立龙和包忠仁见面得知对方系徐州市公安局侦查员时，便吃了一惊，说：“我除了做过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军医外，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组织，做军医时也只是给人看病，不管其他事儿的！”

姜立龙、包忠仁问他是否听说过大同街的“罗汉酒肆”。齐焕济说他是徐州人，是知道这家酒馆的。姜立龙又问他是否听说该酒肆的老板最近被人杀害了，齐焕济摇头，说他除了上班就是看看报纸听听广播，其他事情一概不关心，所以没有听说过。然后又说到李光琛，齐焕济顿时一个激灵，马上问：“是不是您二位同志所说的那宗杀人案件跟李光琛有关？”见姜立龙和包忠仁看着他，却默不作声，便知自己的猜测没错，于是马上像是听到智力竞赛主持人说出了抢答题那样张口便说，“我有罪！我有罪！”

姜立龙和包忠仁一愣，暗忖难道这主儿跟罗霜至命案有涉，或者竟然就是凶手？正要开口时，齐焕济用比刚才更敏捷的反应再次抢答。姜立龙和包忠仁听下来，原来这位齐医生的所谓“有罪”，是指他之前曾接受过李光琛的礼物，吃过李光琛的饭局，帮李光琛做过两件事儿：出具李光琛患急性肝炎和肺结核的假证明，为李光琛开了长期病假单。在齐焕济想来，李光琛这样一个涉嫌杀人的家伙，之前所有违规之举没准儿都是在为杀人做准备，所以，他就说自己也有罪。反正不管对不对，先给自己扣上一顶大帽子再说吧。齐焕济这么一抢答，为专案组在分析李光琛是否涉案上增加了一枚砝码：这主儿并无疾病，具备被单慧珺选为情人的资格。当天晚上，李光琛、单慧珺被捕。专案组在李光琛的下榻处搜查到了那把德制长柄手术刀。随即讯问，这对野鸳鸯对互相勾结共同策划实施杀害罗霜至的一应犯罪过程作了交代。

单慧珺对于自己在当时无奈状况下所嫁的丈夫罗霜至始终怀有心理阴影，她说不出这个丈夫有什么不好，但也说不出有什么好。这种夫妻之间的状态，在旧社会是较为普遍的。单慧珺虽然是烟花行院从业者，但她对“爱”和“性”是分开理解的。一直以来，她的想法是在妓院待到三十多岁，然后找一个既有实力为她赎身，又是自己各方面都看得中的“客人”嫁了，之后就可以过正常的家庭生活。由于职业关系，她丧失了生育能力，但可以领养孩子。这样，她的下半生就可以与正常良家妇女一样，从物质生活方面来说，没准儿还会比寻常人家要好些。如此，也算是不枉来人世间走一遭了。可是，单慧珺没有想到，由老鸨董迎春奉老石之命为她做主的一场意外婚姻，打破了她的美梦。她跟罗霜至结婚后，曾试着改变自己，想强迫自己在心理上接受罗霜至。可是，尽管几经努力，但最终发现自己无法做到。解放后，她曾想到过与罗霜至离婚，但是，考虑到离婚后自己连个住处也没有，又不可能回到妓院去（解放后，妓院被取缔），这就断了从嫖客中物色一个理想对象娶她的念头。因此，只好作罢。在这种情况下，单慧珺与住在隔壁经常来“罗汉酒肆”喝酒的单身男子李光琛相识了，渐渐又在交往中产生了好感。终于有一天，两人越过了那条界限。之后，单慧珺就想到了自己与罗霜至离婚，然后嫁给李光琛。

李光琛、单慧珺到案后，都坚持说是对方想出的杀害罗霜至后由单慧珺合法继承财产然后两人结婚的主意，反正两人对此都很积极。同时，两人都说是对方制订的犯罪方案。具体方案是单慧珺先规劝丈夫少喝酒，然后故意跟柳金枝攀交情，怂恿柳氏“追求妇女解放”，变相唆使其与丈夫发生冲突逼其夫动武，之后单慧珺就去城外九里亭充任调解员，以制造“不在现场”的证据。而李光琛则趁机下手。至于李光琛串通齐焕济开虚假病假证明的伎俩，第一次是李光琛为逃避忙得像陀螺似的连轴转的状态而自己想出的主意，同时也是为跟单慧珺幽会制造方便。后来伪装肺结核，则是已经决定干掉罗霜至后由单慧珺所提出的“建议”，为的是在杀人之后逃避警方的侦查。罗霜至被害后，李光琛、单慧珺二人得知罗霜至竟是潜伏特务，而且酒肆阁楼上还藏匿着特务活动的武器、器材等，不禁无比惊骇。他们意识到警方绝对会重视这起案子，一定会盯着调查，直到破获为止，因此，从那时起，他们就已经做好了某一天会落网的思想准备。至于幽会，则在作案之前就已经约定过，作案后至少半年以上不能往来。

1951年10月30日，李光琛、单慧珺被徐州市军管会双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井关中另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