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63“七彩鼠”谋杀案

【尘封档案】系列之：163“七彩鼠”谋杀案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20年第6期84-108页共25页

 作者：迟婴、孙沉

一、垃圾箱里的女尸

　　1950年10月29日午夜前，南京市第六区与建宁路、龙江路南北相通的鲜鱼巷居民江富根，中班下班回家后，照例把腿脚不便之妻收拾厨房时集中的一箩筐垃圾拎出门，到离家十多米的那口砖砌垃圾箱倒掉，却发现垃圾箱里蜷缩着一具鲜血淋漓的女尸！当下大惊失色，扔下箩筐扯开嗓门儿大叫：“来人哪！杀人了！”

【信笔由墨】鲜鱼巷在南京下关火车站南约半里路处（详见附录）

　　从睡梦中惊醒的居民纷纷起床，出门查看究竟。那个年月的老百姓遇到此类情况普遍缺乏“保护现场”的意识，众人蜂拥而至，有人从死者那两条长辫子和那身军绿色防水卡其布衣裤判断，这是巷末莫家的女儿，被邻居称为“二小姐”的莫家妮。

　　其时，南京已经解放一年半，治安形势跟初解放时相比大有好转。莫家妮的横死受到了南京市公安局的高度重视，当即组建“10·29”案专案组。该专案组由市局第四处刑警薛耀明、时炜升，第六分局第三科刑警孙嘉定、金存富、叶荫茂、蒋彩蕾（女）、陆如松组成，薛耀明、孙嘉定分别担任正副组长。

　　10月30日上午，专案组在第六分局驻地举行首次案情分析会，对死者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详尽分析。

　　莫家妮，十七岁，南京本地人，无业。其父莫胜天出身古董铺鉴赏师世家，原系新街口“百汇典当”朝奉兼股东，未参加过政党帮派，是邻居和业界公认的厚道本分的生意人。当然，老莫能在典当行一干三十余年，从一个当铺学徒的人生起点一步步走到如今，自有其过人的精明。1949年初，国民党在“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中遭到惨败，“百汇典当”的大股东殷百汇提出要把当铺盘出，去香港购买英国发行的股票，老莫同意把当铺盘出去，但不再继续投资，而是要把他所占的20％股份兑换成金条银洋，换句话说，他打算散伙了。殷老板二话不说，当下就把金条银洋送到鲜鱼巷莫宅。这是这对东伙兼合作伙伴的最后一次见面，当晚，殷百汇就离开南京前往上海，次日登上了从上海开往香港的英国海轮。

　　此后，莫胜天就做起了寓公。不久南京解放，莫胜天迎来了新旧政权交替后的第一个考验：他跟殷老板“好合好散”的故事在南京工商界尽人皆知，人们都知道他手头有一笔数额可观的金银，江南形势稳定后，南京、镇江、苏州、上海就不断有熟人或者熟人介绍过来的客人登门拜访，要求合伙做生意。老莫是朝奉出身，搞民间外交有一套，事后想想，这种外交手段的背后其实是敏锐的政治嗅觉。他以不变应万变，既不回绝，也不应允，抱着那种“今天天气哈哈哈”的态度跟人虚与委蛇作着周旋。周旋了两三个月，忽然传来一个消息，说老莫的资金已经投出去了。投给哪位了？华东军政委员会！

　　原来，鉴于上海解放后的经济状况和物资特别是军需物资供应的严峻，华东军政委员会出台政策，鼓励私营企业以及个人投资，跟公方合作经营若干指定的项目。老莫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跟公方联系上了，决定投资华东军政委员会下辖相关部门的煤炭经营项目。在当时许多资本家看来，这种合作有风险，不但有经济方面的风险，还有政治方面的风险--谁知道美国是否会帮老蒋“光复”？届时还不是要给老莫扣上一个“通共”的罪名？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可是，莫胜天却不在乎，把钱款投出去后，还是继续做他的寓公，与结发妻子罗惠洁过着一份低调平静的日子，直到10月29日晚上莫二小姐遇难。

　　莫家妮大约一米六的个头儿，身材略显丰满，五官属于标准版，说不上好看，但也找不到缺陷。如果一定要说优点，那可以往头发黑盛、肌肤白皙、声音甜美上去靠。这姑娘读到初二下学期时患上了一种怪毛病，五脏六腑每天早晚必会疼痛，持续时间有长有短，短时只有五七分钟，长时那就说不准了，一二小时有之，持续半天的也有过几回。疼痛不能说如何厉害，人照常能坐能走，也不妨碍看书写字，却是断断续续的隐痛，连绵不断。这种状况每天都要经历，不知还要持续多久，往悲观方向去想，只怕会累及终生。对于莫家妮这样一个花季少女来说，其所受折磨可想而知，甚至产生过轻生的念头，幸亏在付诸实施时被及时发现。老莫两口子自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家不差钱，南京城里的中西名医几乎都看过，对这种病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更无法消除莫家妮的痛苦。

　　1950年元月初，老莫听说镇江金山寺来了一个挂单游方和尚，精通医术，专治诸般疑难杂症，治疗方法匪夷所思，所开方子上的药石也是稀奇古怪，特别是药引，简直闻所未闻。病急乱投医，老莫夫妇俩当下便带着女儿前往镇江。

　　这一趟走得还是值得的。那挂单和尚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僧，说话南腔北调，听者莫名其妙，好在他倒是听得懂老莫的南京话。听完病情陈述，也不望闻问切，更不开方，看着莫家妮只是摇头。莫氏夫妇几乎快要崩溃时，方才候得老僧开腔，说此女之疾无药可医，不过若是依贫僧之言，或有回春之望。罗惠洁听了纳头便拜，和尚也不理，指指莫家妮。姑娘会意，上前数步，站在案前。莫氏夫妇愈待跟进，却被老僧一个手势制止。只见老僧取一张纸放在面前，用毛笔在上面划拉，什么内容、是画是字，都不知道。稍停，放下毛笔，把纸调了个方向让莫家妮看。莫家妮看罢，连连点头。然后，把纸撕了。

　　老僧究竟在那张纸上划拉了些什么，任凭老莫夫妇反复追问，莫家妮只是摇头不语。但是，莫家妮回南京后的生活方式却发生了变化。此前她已休学在家，平时除了看病也不外出，只是看书看报，结结绒线，做做女红，想吃就吃想睡就睡，作息时间没有规律；从镇江回来后，次日她就改变了作息时间，早起晚睡，下午睡两三个小时，早晚外出跑步，每次跑一个小时，天天如此，风雨无阻。说也奇怪，这样坚持了三个来月，疼痛症状渐渐减轻，发作次数也减少了。

　　老莫有一个结交了十多年的朋友—“神工五金行”的大股东兼经理钟必克。老钟原在上海，后到南京定居，娶妻生子后，结识了莫胜天。两人一见如故，成为挚友。一次喝酒聊天，谈得入港，就给儿女定了娃娃亲，约定日后老莫将其小女儿即二小姐莫家妮许配给老钟的独子钟延鼎。有了这一层关系，两家来往愈加密切。到了1949年下半年，甚至已经在商量着给两个孩子办婚事了，只是因为一个意外才推迟了。

　　自从二小姐生了怪毛病，老莫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不知钟家是否会反悔，又不好意思开口去问。不久前，老钟主动提出，莫家妮过年就十八岁了，钟延鼎比她大五岁，都不小了，该为他们考虑终身大事了。老莫终于松了口气，说我也有此意，只因小女身患痼疾，生怕拖累了你家公子。既然你不嫌弃，这件事如何料理，一切听你的。于是，双方决定，1950年11月1日老莫五十大寿那天，为两个年轻人举行订婚仪式（为何是订婚而非结婚，后文会有交代）。没想到，莫家妮却在订婚前三天横遭不测，死于非命。

　　据南京市公安局第四处刑技人员现场勘查和法医剖检结果，莫家妮系死于他杀。她是在10月29日晚十时许外出跑步返回途中，被凶手从背后以肘弯锁住脖颈，当即昏迷。随后，凶手将其扯到巷子一侧凹进数米的垃圾箱前，从背后一刀捅入心脏。据创口判断，凶器是一把刀身狭窄、长度较短的单刃匕首，跟水果摊上常见的切水果的小刀类似。

　　因最初发现尸体时群众蜂拥而至，现场已被破坏，未能提取到其它痕迹，但有一个迹象引起了刑警的注意：死者身上的钥匙没了。跑步时丢失的可能性较小，刑警估计，也许是被案犯取走了。如此，不排除案犯在杀死莫家妮后准备用其钥匙进入莫宅继续作案的可能。

　　昨晚现场勘查阶段，刑警向老莫夫妇了解情况，这对夫妇怀疑小女儿之死跟其准女婿钟延鼎有关，自然，钟延鼎不一定直接下手，可以花钱雇凶。

　　钟延鼎二十三岁，其父钟必克祖籍浙江鄞县，出生于杭州，十三岁赴沪，在大隆机器厂学艺，满师后先后在大隆机器厂、富金机修厂做钳工，还曾在沪上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干过一段时间的汽车修理工，其间，结识了公共租界北京路上的一个名叫埃弗拉的英国五金批发商，他的五金经营之路就是由此开始的。

　　钟必克从上海到南京筹创“神工五金行”时，在南京并无社会关系，生怕遭到当地黑白两道的刁难欺凌。好在埃弗拉先生有个好友穆迪，在英国驻中国使馆任武官助理，官不大，但在旧中国，他的一张名片足可震慑南京的黑白两道了。这穆迪还很讲义气，“神工五金行”开张那天，应埃弗拉之邀前往站台，两人把钟老板拥在中间拍了张合影，放大后在店堂正中迎门一挂，其现实法力比姜太公、钟馗厉害了不知多少倍。不久，埃弗拉又通过那位外交官哥们儿把“百汇典当”的一批到期五金洋货（多半是赃物）出售给“神工五金行”，既解决了“百汇典当”无法将这批赃物出手导致资金长期积压的窘况，又使“神工五金行”获取了利润。钟必克跟莫胜天就是在这次交易中认识的。

　　钟必克的经商之路比较平坦，没有遇到过什么坎坷，但在婚姻方面却大大不顺。他结过四次婚：二十二岁娶工匠同行郭某之女为妻，迎娶时祸从天降，一枚升空后哑火的大号炮仗落下来砸中新娘头部，这时炮仗又突然炸响，新娘当即死亡。一年后，与沪上一棉花店主的闺女结婚。迎娶还算顺利，不想婚后才两个月，清明节妻子去浦东祖坟扫墓，乘坐小舢板过黄浦江时失足落水，沉江溺亡。又过一年，将沪上闸北一铁器作坊老板之女浦氏迎娶回家，婚后不到一年，浦氏患恶疾不治而殁。第四次，当时老钟已经到南京开了“神工五金行”，经友人介绍，迎娶中医吕吉敏之女吕祥娟为妻。总算一切太平，婚后一年吕氏生子，就是钟延鼎。之后，吕氏又生了两个女儿。

　　钟、莫二人相识时，钟延鼎已经出世，老莫夫妇膝下只有一个女儿（即大小姐莫家嫒），老莫就向钟必克提出想过继钟延鼎。钟老板夫妇立即答应，于是，老莫就成了钟延鼎的过房爷。后来，老莫夫妇又生了莫家妮，遂有了娃娃亲之说。钟、莫两家交往频繁，两个孩子青梅竹马，那时他们还不知娃娃亲意味着什么，两小无猜，只以兄妹相称。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明白了其中的意思，钟延鼎经常因此被同学嘲笑，感到不好意思，来莫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只有逢年过节才携带礼物以过房儿子的名义前来拜见老莫夫妇。

　　钟延鼎自幼聪慧，仪表堂堂，举止得体，待人接物颇有分寸，身体也好，喜欢运动，是坊间一致公认的讨喜小伙。可能受其父遗传，小钟的动手能力颇强，书读得也不错，1945年秋，初中毕业生钟延鼎考取了上海铁路速成技校。两年后毕业，回南京进了铁路车辆段当了一名见习技术员。1949年春，南京解放。铁路乃是重点行业，员工被人民政府全体留用，钟延鼎转为正式技术员。

　　这时，莫家妮虚岁十七，系初中二年级学生。社会上还沿袭着民国旧习，男满十八、女满十六就可以结婚，也没有在读学生不能结婚的规定。老莫遂提出把婚事办了，钟氏夫妇没有意见，再问钟延鼎，小钟也表示听父母的。那就没问题了，赶紧筹备起来吧。这是1949年9月下旬的话头。没想到10月上旬钟延鼎突然接到铁道部上海铁路管理局南京办事处（1950年改为上海铁路管理局南京分局）的通知，让他去上海参加为期半年的技术培训，不得已，婚事暂时搁置。

　　1950年4月初，钟延鼎结束培训返回南京。莫胜天夫妇设宴为准女婿接风，席间，双方父母聊到何时举行婚礼，征求钟延鼎的意见。钟延鼎依旧表示一切听长辈的安排，不过同时告知，南京铁路分局给他们这批赴沪培训的三十名技术人员下达了技术攻关的任务，接下来一段时间估计比较忙碌，可能没精力准备婚事的一应事宜。两家长辈都表示理解，觉得再推退一两个月也没关系。万万没想到，1950年5月1日，新中国第一部民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颁行，把男女结婚年龄均提高了两岁，而莫家妮还没到法定婚龄。

　　这么一来，双方父母着急了。莫家妮到年底才满十七周岁，若要等到十八岁，还有一年多呢！当时社会上有不少跟老钟老莫一样急着抱孙子外孙的主儿，纷纷想办法规避—不去区政府民政科登记，先让子女结了婚再说，到法定年龄再抱着孩子去登记，政府还不是照样得签发结婚证？尤其是老莫夫妇，面对着越来越有出息的钟延鼎和虽然病情恢复得比较有起色但在外人眼中总归是药罐子的小女儿莫家妮，心里总觉得不踏实。钟必克、吕祥娟夫妇也想早点儿把儿子的婚事办了，就跟老莫商量，是不是学着人家的样子，先斩后奏。双方父母首先达成一致，然后，钟氏夫妇再把实施“规避动作”的打算跟儿子沟通。

　　再说钟延鼎，培训回沪后，受命参与车辆段技术革新攻关小组，自有一番忙碌。而钟延鼎的情况又跟其他同事有所不同，在参加培训的三十名青年技术员中，他是唯一家庭出身“不咋样”（资本家）且有“海外关系”的—钟老板的老朋友埃弗拉先生（此时在香港）和曾经帮他撑门面的那位使馆武官助理穆迪先生（此时已回英国，在大学教书），他们之间依旧有书信联系。有这样的“不洁底牌”，还能够被作为人才储备力量进行培养，乃是组织上对他的信任和关爱—这是他赴沪前领导找他个别谈话时说的。钟延鼎唯有竭尽全力做好工作回报组织，为表示自己积极要求进步，还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小钟去年9月已被批准加入共青团）在这种情势下，钟老板夫妇这种“规避动作”自然遭到了钟延鼎的反对。钟延鼎长这么大，第一次公然表示不接受父母的安排，使钟必克非常恼火。但儿子的理由很难反驳：“公民应当遵守国家法令。况且，我在铁路局的情况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上海滩工匠出身的钟老板是老克勒、老江湖，具备这“二老”资格的一个基本条件是要学会审时度势，该伸头时必须伸头，该缩头时则必须缩头。钟老板是“神工五金行”的大股东、经理，以这家五金行的资产价值，别说大股东，二股东三股东也是资本家成分；他还有南京工商界尽人皆知的“洋人撑腰事件”—解放后军管会、公安局已派员约谈过数次，就是了解那两位英国先生的情况。以他的江湖经验，这当口儿自己不能出头公然违背人民政府号召，更别说违反法律了。否则，人家要收拾他只在分分秒秒之间。何况这还关系到儿子的前程。相比之下，跟老莫家攀亲之事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于是，老钟夫妇跟儿子妥协，说可以等到二小姐满十八岁后再结婚。不过，这个让步是有条件的：二小姐是老爸看中的，而且是订的娃娃亲，这是板上硬钉子定下的事情，说什么也不能改变。婚可以暂时不结，但这门亲事不能赖掉，为使老莫夫妇放心，也为让二小姐尽快养好毛病，要在最近公开举行订婚仪式。

　　父子俩商量下来，决定把仪式定在11月1日。哪知，原本说得好好的事情到了上周却发生了变化。钟延鼎直接给莫胜天夫妇寄来一封挂号信，说他最近工作实在太忙，想把订婚之事往后挪一挪，待过了年再说。这等于是给兴冲冲的老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他便去找钟老板，把信函给对方过目。钟老板大吃一惊，连忙声明他们夫妇根本不知道此事，儿子这几天也没回家，一直在单位加班。他向老莫承诺，他会去铁路局车辆段跟儿子讲清楚，11月1日举行婚礼是板上砸钉的事儿，绝不会改变。

　　这是七、八天前的事儿，可直到29日老钟也没露面，更没捎来过任何消息。老莫正准备第二天去五金行问老钟究竟打算怎样，没想到女儿竟遭此横祸！这就是老莫夫妇怀疑钟延鼎跟命案有关的理由。

　　专案组对此自是重视，遂前往铁路局调查。铁路局是铁老大，当时又是军管行业，专案组正副组长薛耀明、孙嘉定亲自出马，出面接待两位刑警的是车辆段分管保卫工作的军代表小甄，此举让薛、孙颇感意外——车辆段是有保卫科的，一般外调都是保卫科接待，这回军代表亲自出面，难道是事先已经听说什么情况了？

　　果然，听他们道明来意后，军代表告知，今晨钟延鼎获悉莫家妮被害，主动找到保卫科，要求对自己最近的一应活动情况进行调查，他估计公安局可能会怀疑他涉案。车辆段门禁管理很严，门卫室有人员进出台账，查起来比较容易。査了门禁记录，又查了钟延鼎的出勤和加班记录，以及每天接触的同事，所有情况都表明案发期间他并没有离开过车辆段，也没接待过外人来访。所以，钟延鼎没有作案时间，此为一；还有二：一周前，钟延鼎曾给莫胜天发过一封挂号信，这是他向组织上汇报过思想情况后写的，该函内容组织上是看过，写信用意也清楚。至于是什么用意，很抱歉，此刻不能向您二位透露，以后你们肯定会知道的。

　　军代表这么一说，薛耀明、孙嘉定心里就有数了，这个小钟看来涉及某桩需要严格保密的任务。

　　军代表所说的“以后”，次日就到了。10月31日上午，莫胜天接到管段派出所通知，请他立刻去一趟。老莫以为是为女儿案子的事，赶去看，在那里等候他的并非刑警，而是南京市公安局第三处的便衣。他被当场拘拿，直接押送市局看守所。

　　专案组很快获悉此事，一听拿人的是负责侦办政保案件的市局三处便衣，大家就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当天，有内部信息传到专案组：莫胜天涉嫌敌特案件（敌特分子系原“百汇典当”老板殷百汇），市局三处在侦查过程中曾找钟延鼎了解情况。考虑到小钟年轻，生怕他见到莫胜天会沉不住气露出马脚，要求小伙子待在车辆段不要外出，对家人则以“加班”为由搪塞。

二、两条线索

　　如此，钟延鼎涉莫家妮命案的可能性就被排除了。11月01日上午，专案组刑警前往案发现场鲜鱼巷一带及正在办丧事的莫宅调查。下午，众刑警在第六分局驻地汇总调查情况——死者莫家妮已出嫁的姐姐莫家嫒向刑警孙嘉定、蒋彩蕾出示了之前老莫夫妇未曾向专案组提及的七张明信片。这是一套1948年私人印刷发行的“纪念外白渡桥修造四十周年”彩色明信片。根据民国政府规定，这种明信片只能以彩色图片名义制作发行，不具备直接投邮的资格，上面不能印邮票，只能印一个贴邮票位置的方框，作为明信片使用时必须贴邮票。因此，发行量很小，在社会上并无影响，集邮爱好者对此是不屑一顾的。

　　旧时此类明信片比较常见，也有留到解放后使用的，只要贴足邮票，邮局照样投递。让刑警感到蹊跷的是，这套七张明信片是在莫家妮被害前的10月21日至27日以每天一张的方式连续寄往莫宅的，收信人一栏里都写着“莫家妮小姐”，背面用于留言的空白处却空无一字，正中位置有一个直径不到一厘米的圆形老鼠图案。每张明信片上的老鼠图案颜色不同，分别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一看便知是用同一枚印章蘸着不同颜色的印泥（经技术鉴定确认系以水彩画颜料掺以食油混合）盖上去的。

　　莫家嫒告诉刑警，10月21日莫家妮收到第一张明信片后，翻来覆去看着，不知其解。寄信人名址一栏是空白的，正中位置的老鼠图案印章，更是让人莫名其妙。原以为这事也就过去了，没想到从那天开始每天收到一张这样的明信片，除了老鼠图案的颜色不同，其余都一样。这下，莫家妮更觉得奇怪了。27日傍晚莫家嫒回娘家，她就请姐姐帮着琢磨这是怎么回事。莫家说会不会是哪个小伙子看上你了，用这种方式引起你的注意？莫家妮笑道，我已经有对象了，马上就要办订婚酒了，这人晚啦！

　　28日，莫家妮以为还会有明信片寄来，扳着指头算还有哪几种颜色没用上的，今天的会是什么颜色，结果却没有。再仔细看那七张明信片，发现上面印着“一套七张”字样，莫家妮遂对姐姐说，这人不会再寄明信片来了，他一套明信片都用光了。

　　10月29日晚，莫家妮照常出去跑步。没想到，这一出去，竟然就是永别！

　　这套明信片会不会与莫二小姐之死有关呢？一干刑警讨论下来，对“金山寺老僧”和“七彩鼠”明信片这两个情节均感到古怪，有人提出二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鉴于其它方面的调查未获得有价值线索，专案组决定先解决这两个疑问。

　　于是进行分工，薛耀明、金存富、蒋彩蕾、叶荫茂四刑警负责对“七彩鼠”明信片的调查，这项调查分三个方面——

　　首先是明信片的来源，这应该去找南京市邮电局。

　　其次，邮戳表明，这七张明信片都是由水西门邮局寄出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寄信人一定是在该邮局营业厅买了邮票，然后投进该营业厅的邮筒，也可能是事先从其它邮局或杂货铺买了邮票贴好，再投进水西门邮局投送区域内的某个邮箱。但无论如何，前往水西门邮局调查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第三，根据市局技术室的鉴定，明信片上收信人的名址笔迹系寄信人刻意作伪。从笔画、结构判断，七张明信片上的字迹出自同一人之手，原始执笔人擅用毛笔，可能是老学究一类的人物，最初写的应是比较工整的小楷。但是，寄信人将其所书墨迹通过黑色复写纸以硬笔（钢笔、铅笔或者圆珠笔）复制到明信片上。所以，名址文字的笔画、结构都隐显书法痕迹，可笔锋就不敢恭维了。其中的原因，刑警估计有两种可能，要么寄信者是文盲或半文盲，套用了从别处找来的字样；或者本身比较有文化，却故意把字描得这等蹩脚。上面所说的“老学究”也有出处，旧时几乎所有城市都有一道“特殊风景线”——邮局店堂或者门口代写书信的摊位。这也需要向邮电局营业所调查，当然，不仅限于水西门邮局。

　　薛耀明等刑警对上述三个方面的调查，从11月1日上午持续到11月3日中午。

　　这套明信片究竟出自何处呢？前面说过，这套明信片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邮品，不过是仿效明信片样式制作的一套可以作为信函使用的彩色图片，上面并未印上策划人、设计者、摄影者以及印刷厂家，甚至连定价也没有。总之，没有有关制作者信息的任何线索。不过，也没有任何做广告的意图，既然如此，那制作目的也就明确了——就是拿来出售的。明信片的出售当然跟邮电局分不开，邮局方面应该了解情况。

　　建国伊始邮电系统实行军事管制，刑警找到了南京市邮电局的军代表。军代表打电话唤来了报刊、邮品发行处的两位业务负责人，其中一个黄姓中年人是留用职员，对业务极为精通。一看那七张明信片，他马上说这是1948年印制的明信片纪念邮品的仿制品，记得是从上海发来的，共五百套，是事先根据上海寄来的订单订的货，分发到各区邮局门市部零售。原以为不会很好卖，不料只一个星期左右就全部卖光了。想追加一些，但上海供货商说已经没货了，因为他们向南京的文具批发商也发了三百套，据说卖得也不错。之所以畅销，一是价格便宜，二是时间选得好，正好是12月，可以作为贺年卡片使用。

　　这个调查进行得很顺畅，但于破案并无用处，即使莫家妮收到的明信片是这八百套中的套，也没法儿查到究竟是谁买下的。那就只好放弃了。

　　然后，刑警就去了水西门邮局。接待人员看了明信片上的邮戳，说确实是水西门邮局寄出的。那么，是哪个邮箱里开出来的呢？这个，邮局是有办法鉴定的：邮差前往业务辖区内的邮箱取出信函后，按规定会使用松紧带把每个邮箱取出来的信函捆扎在一起，不同的邮箱都有区别的记号，比如插入一纸上面写着不同编号的卡片，也可以不同颜色的松紧带区分。信函带回邮局盖邮时，则以邮戳的位置区分该信函是从哪个邮箱里取出的。此刻，人家一看七张明信片上的邮戳，随即报出寄件人投入的邮箱——竟是分别投入了七个不同的邮箱。这种反侦查手法表明，七张明信片的投寄者必定是怀着某种目的。

　　对原始执笔人的调查就要麻烦多了，得分头跑遍南京城所有的有代书摊头的营业门市部。当时国家经济拮据，警方的装备简陋，刑警在本市外调只有骑自行车、搭乘公交加步行。薛耀明等四刑警用了一天多时间跑遍全市各邮电营业门市部，走访了上百个代书摊位的老秀才、私塾先生、老学究之类的从业者，未能获得任何线索。

　　与此同时，专案组副组长孙嘉定及刑警时炜升、陆如松对“金山寺老僧”的调查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之中。

　　金山寺位于镇江市区西北隅的金山上，始建于东晋，系江南佛教圣地。刑警向寺院负责接待挂单僧人的寮元了解到，民国时期云游和尚来寺院挂单需要出示度牒，但不必登记，过目即可。江南解放后，继续沿袭旧时做法。直到1950年7月01日，寺院才接到通知，要求对挂单云游僧的度牒予以登记，还须问明此前从哪里来，之后到哪里去。专案组要了解的那个云游僧是在元旦前后挂单金山寺的，其度牒没有登记，甚至连法名叫甚，寮元也不清楚。好在，寺里的其他僧人还是知道的。

　　寮元随即叫来小沙弥净云。净云时年十四岁，出家却已有三个年头儿。他生性机灵活泼，善于察言观色，说话得体，兼之长着一张稚气未脱的娃娃脸，全寺僧人都很喜欢他。净云手脚勤快，每天干完杂活儿，经常去跟挂单的云游僧聊天。寮元估计，这小沙弥应该也跟那个云游老僧打过交道。

　　果然，净云跟那云游老僧聊过。那老僧自报法号宝照，时年五十有六，原是郎中，因医术不精遭人哂笑，忿而出家，巧遇一名精通医术的禅师，得缘随侍在侧，一待十三年。禅师无疾而终，他遂离开寺院，四处云游。此时宝照的医术已经颇具造诣，寻常伤病手到病除，比一般所谓的名医强不知哪儿去了。可出家多年，宝照对名利反倒不感兴趣了，热衷于到处游荡，跑遍南北诸省，不分大小寺院，逢着就挂单，停留时间长则半月，短则三五天，随缘而定，遂心而离。凡遇到有人求治，必伸援手，不收分文。净云记得宝照师父是去年12月底来金山寺的，住了将近半月，1月10日左右离开。

　　那么，宝照和尚在金山寺期间是否给人看过病呢？净云想了又想，连连摇头，说宝照师父平时除了随金山寺一众僧人早晚做功课（指念经），白天有时去外面溜达，有时午斋也不回来吃，不知去了哪里。如果不出去，就在寺院里避风处晒太阳、喝茶、跟人聊天。

　　刑警又询问了其他几个和尚，考虑到出家人“不问世事”，都是分别了解的。这几个僧人都说没见过宝照给人治病之事，也没注意到其在金山寺挂单期间有过什么异样行为。如此，刑警就觉得奇怪了：莫胜天、罗惠洁夫妇说得明自，他们是慕名前往镇江，在金山寺找到这么一个游方老僧，请其给莫家妮诊疗的。难道刑警找错人了？或者莫胜天夫妇所述不实，其中另有隐情？

　　孙嘉定等三刑警议下来，觉得似乎不大可能。莫家妮患病是真，其一应诊疗记录都在专案组手里，那是南京地面上多名中西大夫签署的病案，不可能作假，也没有理由在这上面作假。老莫夫妇携女来镇江金山寺求医之行应该属实，此后莫家妮以跑步运动作为治疗手段并取得比较理想的效果，也是鲜鱼巷一带的邻里尽知的事实。那么，是否老莫夫妇在陈述这段情节时有意无意隐瞒了什么？这个，返回南京后有必要重新了解下。

　　眼下的问题是，特地来一趟镇江，就这样无功而返太可惜了，是不是可以考虑通过另外的渠道对那个云游僧的情况予以査摸？这么一议，众人就想到了一点：宝照和尚在金山寺只待了短短半个月时间，其治病之名就从镇江传到南京的老莫夫妇那里，那在镇江本地，他的名声更应该是坊间皆知。何不从这上面着手，去管段派出所问问，看是否有什么说法？

　　孙嘉定、时炜升、陆如松便去了派出所。接待民警老袁是留用旧警，土生土长的镇江当地人，对金山寺的情况非常熟悉。据他说，金山寺僧人中可能有略谙医术之辈，但从未听说过和尚给人治病的，这方面并非金山寺的强项。当然，也不排除个别有两下子的云游僧人在金山寺挂单期间随缘给前往烧香拜佛的患病香客治病的可能，所以这样的消息才传到了外埠。至于镇江本地，因为知根知底，很少有人为了治病去金山寺撞运气。

　　那么，有没有听说过从外埠来金山寺看病的人呢？说到这里时，同办公室的另一个正在埋头写材料的年轻民警停下手里的活儿，转脸朝刑警看着。孙嘉定马上意识到小伙子有话想说，老袁也察觉了，就问小姜你听说过什么相关情况吗？

　　小姜是苏南行署公安处首期培训班结业后分配来镇江市公安局工作的，1950年元旦上的班。小伙子是个踏实人，上班头天就自备了一个本子作为备忘录，每天做了些什么工作都一一简记下来。刚才听了刑警跟老袁的对话，突然想起1月间曾处理过一桩小事儿，似乎跟南京刑警想要了解的情况有关。

　　今年1月4日，他轮到值中午班，所里其他同事都去附近搭伙的工厂食堂午餐了，所里只留下他一个。忽然来了两男一女，两个男子一看相貌就是父子，另一个则是这个家庭的女主人了。年约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出面跟小姜沟通，先把带着的户口本递上，小姜一看，三人确实是一家子，父子俩姓沈，父亲叫沈英，儿子叫沈雄，下面还有两个弟妹，分别叫沈豪、沈姿；女主人姓张名桂花。小伙子说他们一行来自南京中华门打算去金山寺请一位据说精通医术的挂单云游和尚给其母治疗失眠症。三人平时不怎么出门，只在南京走动，都是第一次到镇江来，下了火车就晕头转向了，雇了一辆马车说要去金山寺，哪知车夫把他们拉到附近就让他们下车了。问了路人，才知道下车处离金山寺还有两里多地，那就只好步行了。顺着路人所指的方向走了一阵，却迷了路，看见这边挂着派出所的牌子，就冒昧入内询问。当下，小姜取了张白纸，把去金山寺的路径画得清清楚楚交给对方。三人道谢离去，没有再回来，料想一切顺利。

　　这是个意外收获，刑警寻思，既然有名有姓还有住址，那就能够找到沈氏父子调查宝照和尚的情况了。

三、“宝照大师”

　　孙嘉定三人连夜从镇江火车站搭乘沪宁线夜班火车返回南京。次日，11月03日，三刑警前往中华门派出所査询沈英其人，倒是一査就着。这沈英是邮电局的电工师傅，就住在派出所附近，派出所的电线电灯发生故障就是请沈师傅来修理的。沈师傅两口子听刑警说起去金山寺治病之事，不由唉声叹气，沈妻张桂花连说“上当”——四十七岁的张桂花系家庭妇女，身体素健。1946年冬天去河边洗衣服时，脚踩冰块一跤滑进河里。被人救上来后，尽管受了寒，但回家换了衣服喝了热姜茶，连伤风感冒也没染上。只是受了过度惊吓，此后总是噩梦不断，渐渐睡眠变差，最后发展到夜不成寐的程度，白天也只能稍稍合眼打个盹儿。如此，原先好端端的一个人变得脸黄肌瘦，别说做家务了，连端碗吃饭手都在颤抖。张桂花到处求医，不过看的都是寻常中医，还吃了不少据称是祖传秘方宫廷御方之类的自抓中草药。如此两年下来，煎汤药的药罐不知用坏了多少个，可病情一直不见好转。为此，沈英父子四处打听哪里有良医能够妙手回春。

　　1949年12月底，邮差老陈告诉沈英说，镇江金山寺最近有一个来自山西五台山的云游僧人，医技不凡，专治疑难杂症，不敢说手到病除，但凡是向其求治的伤者病家，均有显着疗效。老陈是个很仔细的人，他说他在送信途中经过陆家巷（1951年改为陆府巷）口时发现墙上张贴着一纸帖子——就是如今所谓的小广告，说的就是这个内容，他生怕遗漏掉什么，干脆把这张帖子也揭下来了。说着，便从口袋里掏出来递给沈英。老沈一看，就动了心，回家跟老婆儿子一说，张桂花、沈雄母子俩都说那就去镇江走一趟，没准儿真能撞上一个能看好这毛病的郎中。

　　1950年1月4日，沈英一家三口前往镇江求医，途中经过跟派出所民警小姜说的差不多，按照小姜的指点，总算寻到了金山寺。正在山门外探头探脑往里张望时，从里面出来一个小青年，看样子像是个闲汉。此人倒是颇有眼色，只瞥了一眼就料到他们是来求医的，没等老沈开口打听，便走上前来，操着一口无法分辨是何方人氏的南腔北调：“大伯，您三位是从外地过来的吧？是来烧香拜佛还是……”老沈告诉他是从南京过来看病的。对方说：“是来请宝照师父瞧病的？哎，来得正是时候，宝照师父忙了一上午，正要去寺里进斋，您三位晚来一步的话，就得等到下午两点呢！跟我来。”

　　那人一边说一边指着寺前广场一侧，示意老沈三口跟他走。广场两侧是两排平房，都是金山寺的房产，以低价出租给小商贩，出售一应烧香拜佛用品以及素斋点心，自然也有命馆、测字摊之类。老沈三口随青年走到其中一家命馆前，这命馆并无招牌，门前插着一杆紫色绸旗，上书四个黄色隶书大字“铁口无虚”。进得门去，当堂坐着一个五十多岁身穿浅玄色僧袍的和尚，国字脸，肤色浅紫，颏下留有寸余长的银髯，青皮光头略闪光泽，头顶两排香疤赫然在目，腰板挺直，双目微合，安详端严。那青年示意老沈三个驻步，自己放轻脚步来到僧人跟前：“师父，有南京施主要见您。”

　　那僧人睁开眼睛，起身相迎，口念佛号：“阿弥陀佛！老僧宝照，恭迎来客！”

　　那青年转身就出去了，沈英、沈雄、张桂花恭恭敬敬向宝照鞠躬，对方合掌还礼，示意沈雄从墙角搬一个圆凳放在案前，让张桂花坐下，先切脉，又看了舌苔，凝神沉思片刻，缓缓点头“此症惊心丧魄，六神难安！”

　　沈氏父子闻听，禁不住浑身一颤。稍停，沈雄向宝照请教：“师父，六神是不是指人的内脏？”

　　宝照解释说：“六神，即管理人的心、肺、肝、肾、脾和胆的神灵。现在解放了，新社会提倡不信鬼神，可以直接作为这六样脏器来理解。”

　　一家三口听着，寻思这老和尚言之有理，大冷天失足跌落河里大受惊吓，可不是“惊心丧魄，六神难安”吗？沈英赶紧问：“请问法师，是否有治？”

　　宝照却不回答，闭上双眼，仿佛入定。一家三口面面相觑，半晌，沈英猛然醒悟，连忙掏出事先准备好的一沓钞票：“法师，咱们诚心求医，带了这些费用，不知是否够了？”

　　说罢上前奉上钞票。宝照和尚终于睁开眼晴，看了一眼，鼻腔里哼了一声。沈英以为是嫌少，又添上几张。这笔诊疗费，合计八十万元（此系旧版人民币，与1955年3月1日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0000：1。下同），相当于沈英一个半月的薪水。宝照收下这笔钱款，方才开出一纸药方：“须按此方赎药觅引，连服七帖，必愈。”

　　这张药方上一共是四味中药：藏地麝香、南海人瞟、关外黑公熊胆、西域天山白雪莲，各为五钱六分；药引是百年茶膏，注明须以苏州虎跑泉水煎之。

　　宝照和尚特别关照：此方必须秘藏，不得示人。服下三个月后，每日可眠三个时辰；四个月后，可眠四个时辰。请施主留下贵府地址，半年后，贫僧必登门拜访。届时另换药方，可保终生不发，不必另付诊金。

　　沈英三口兴冲冲返回南京后，还真不敢把药方给别人看，也没透露此次镇江之行，连对当初告知消息的邮差老陈也保密，推说镇江金山寺是去了，但没找到那个云游僧人。

　　然后，就是赎药了。他们不敢违反宝照的医嘱，所以不能把原方拿到中药店去，甚至连誊抄也不敢，只好分别去不同的中药店打听。

　　四味药中，麝香、熊胆、雪莲都是一问便知，可那味“南海人膘”，则连问了多家中药店也无人说得清楚。后来跑到中华路上的同仁堂请教一位老药工，方知是鲨鱼中最凶猛的噬人鲨的鱼膘。

　　其它三味药材，除了天山雪莲（据说内地中药店铺的雪莲都来自新疆天山），都不是很容易获取：按说麝香多数药店都有，但药方要求必须是“藏地”（并非青海、西康两省的藏区）麝香，那就麻烦了。中药店一般都称出售的麝香是西藏的，其实从进货成本和运输便利来说，却是以西康、青海藏区的居多。要想获得确系藏地所产的麝香，那是有一定难度的；再说熊胆，产地没问题，可谁说得清楚是黑熊棕熊，乃至熊的公母？

　　老沈盘算，自己是解决不了这个难题的，只好向单位领导求助了。他在邮电系统工作，属于技术尖子，领导对其很重视。他跟部门负责人说，问题便逐级反映上去，一直到军代表那里。军代表很干脆，说可以以南京市邮电局的名义分别向西康、黑龙江和广东的邮电局发求助公函——之所以不向西藏和海南发函，是因为当时两地尚未解放，只好请广东省、西康省的邮电同行设法通过其它渠道从产地获取了。当然，费用得由老沈掏。

　　这样，1月间拿到的药方，直到5月中旬方才把四样药材配齐。至于药引和虎跑泉水，那倒是容易获取的。可是，张桂花按照宝照和尚的“医嘱”服药后，并无任何效果，不但照样彻夜难眠，白天打个盹儿都困难了。无奈之下，只好去向西医配安眠药。距那老和尚的“半年随访”之约已过三四个月，那主儿根本没有露过面，老沈断定遇上了骗子。国庆休假期间，他瞒着家人悄悄去了趟镇江，想看看宝照和尚是否还在金山寺前那家命馆里待着。谁知金山寺前的那两排平房已经全部拆除，原址种上了树木。老沈只好悻悻而归。

　　11月3日晚，专案组汇总案情，组长薛耀明说这条线索还没断，应该可以往下追查。一番分析后，把目标锁定在邮差老陈撕下的那纸无头帖子上：宝照“行医”地点在镇江，却没把小广告张贴在镇江当地，而是贴到南京城里，这背后似乎隐藏着什么花头，不如去老陈撕下帖子的陆家巷那边撞撞运气。

四、追查小广告

　　次日，先去邮局找了邮差老陈，让他把1月间在陆家巷发现小广告的事简述了一遍，跟老沈所说无异。接着，一干刑警前往陆家巷访查，果然发现了线索。

　　老陈发现小广告的那个位置，旁边有一个皮匠摊头。皮匠老王四十多岁，记性不错，跟他聊，他马上想起来了：“哦！那是西边菱角市的‘小癞痢’贴的，贴出没两个小时就被送信的邮差撕下来了，我还跟邮差开玩笑说您这是‘揭皇榜’啊。”

　　刑警随即去了管段派出所，一了解，确有一个人称“小癞痢”的小青年，十九岁，姓杜，名秀郎，因幼时生过癞痢头，被人起了这么一个绰号。“小癞痢”的父亲杜俊山是青帮喽啰，好像还是个小头目，在长江码头上做事。“小癞痢”依仗其父之势，自幼就是个闯祸坯子。抗战期间，杜俊山投靠伪警察局长徐仲仁，做了专职密探。战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十年，南京解放后，依旧关押于老虎桥监狱。老爸被捕后，“小癞痢”不得不收敛一些，大祸不闯了，不过小偷小摸还是有的，曾被旧警察所拘押过数次。解放后倒没发现他有什么劣迹，但没有固定职业，听说是以东奔西跑“帮闲”（即临时给人搭搭手干些杂活儿）为生。

　　刑警请派出所出面传唤“小癞痢”。“小癞痢”交代，三年前的早春时节，他认识了家住中山北路马祥兴菜馆附近的一个名叫宗富大的老头儿，接受对方的邀请，去一家小饭馆喝了一顿老酒。席间，对方透露说自己曾做过十年和尚，法号“宝照”，度牒至今还在；后来还俗做买卖赔本，为躲债流落江湖，有缘拜一位身怀妙手医术的云游老道为师，学得一些疗伤治病的秘方。这些年，他靠给人治病弄到了一些钱钞，现在在家赋闲。以前在外面跑惯了，老是在家待着难免闲得发慌。最近他萌生了一个念头，想离开南京去苏南其它地方转转，顺便给人看病挣盘缠。因此想找一个伴当，问“小癞痢”是否有意随他出行。

　　“小癞痢”向往的就是这样的生活，当下一口答应。就这样，从1947年暮春到1950年1月，“小癞痢”跟着宗富大断断续续去过上海、苏州、无锡、常州、杭州、普陀山、徐州、宁波的寺院“挂单”。每次的套路都相同：宗富大在寺庙附近物色命馆、香烛小铺等，租借人家的门面作为其“行医”场所。“小癞痢”则把宗富大请人写好的小广告到处张贴，然后在山门前“守株待兔”。

　　这三年多，“小癞痢”跟着宗富大骗了多少人，他已经记不清了，反正每次出去，都能分得价值上百银洋的赃款赃物。今年1月间去镇江作案，是最后一次。出门之前，宗富大对“小癞痢”说，如今已经改朝换代，是共产党执掌天下，看形势今后这种活儿不能再干了，否则只怕会失风翻船，咱们干了这最后一票就收手吧。

　　因为是最后一票，宗富大也不管道上“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规矩了，决定就近下手，把作案地点定在镇江。出于同样原因以及“钓鱼”效果的考虑，干脆就让“小癞痢”把小广告在南京市里张贴。镇江之行时间最短，第七天下午他们就返回南京了，但收获依旧可观，具体骗得多少赃款宗富大没告诉“小癞痢”，但回来后给了他一百万元人民币。

　　当天稍后，刑警即前往中山北路，将宅居在家的宗富大抓获。刑警本以为他会抵赖一阵儿，出乎意料，宗富大到案后，对上述罪行供认不讳。至于三年来一共作了多少次案，宗富大跟“小癞痢”一样，也说不清一个具体数字。从其家里搜出的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四千余万元，按当时南京的房价，足可购置三四套普通民居。

　　根据二人的供述判断，宗富大对莫家妮的所谓“诊疗”，纯系骗局。不过，宗富大确实做过十年和尚，也确实旁观过精通中医的僧道法师治病疗伤，看得多了，也学了些许皮毛。所以，这种出于诈骗钱财目的的“行医”，偶尔也会起作用。他给莫家妮开的跑步处方，倒也并非凭空想象，而是亲耳听一位高僧说过。莫二小姐的病状跟高僧所说类似，他就随手拿来一用，竟然歪打正着——当然，是否有疗效，他当时并不知道。自那次之后，宗富大没再跟莫家人见过面。

　　起初刑警怀疑宗富大跟莫家妮被害有关，自然要对其是否有作案时间以及平时的人际交往进行调查。结果大失所望，宗并无作案时间，他的人际交往情况跟“小癞痢”所说相符，喜欢宅在家里，很少跟外人打交道。况且，从宗富大的系列诈骗犯罪事实来看，他跟莫家原本不相识，只不过是把莫家作为诈骗对象而已，没有杀人动机。

　　不过，其供述也有让人不解之处：他说自己给莫家妮的“跑步方子”是当面口头告知的，地点就在金山寺门前的那家小命馆里。当时在场的除了莫家妮本人，还有她的父母，根本没玩什么么蛾子手段。可是，老莫夫妇为什么把这一幕说得如此神秘兮兮呢？又是写又是画，最后把方子给撕了，还不让莫家妮向父母透露方子的内容。如果老莫夫妇的说法是准确的，那就是宗富大在说谎了。可这种并非多么紧要的情节，宗富大有必要说谎吗？

　　于是，专案组便去找死者之母罗惠洁了解。这女人一周之内接连遭遇大祸，先是女儿被杀，然后是丈夫被抓，上一天刚在亲友帮助下办完大殓，此时身心俱疲，近乎崩溃。面对着刑警的询问，只是哭泣，却不开腔。刑警转而向陪伴在侧的大女儿莫家嫒了解，她的说法还是原先老莫夫妇的那个版本——她没去镇江，自然是从父母或者妹妺那里听来的。

　　11月5日，专案组长薛耀明和刑警金存富、叶荫茂前往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向莫胜天了解情况。莫胜天把之前交代过的内容又复述了一遍，刑警问他是否属实，他再三保证是真实情况，如果不信，可以去问他的妻子罗惠洁。如此，刑警便断定背后必有隐情，就故意透露出些许信息，讲故事那样把沈英（未提及姓名）一家三口去镇江金山寺求医，在山门前遇到了一个小青年，跟着小青年去了旁边一家命馆，命馆里面是怎么个情状，那个僧人又是怎生模样等等说了一遍。莫胜天听着脸色就变了：“您几位去过镇江啦？已经把人都给逮着了？”

　　侦查员不语，等着他继续往下说。老莫叹口气：“那我也不必藏着掖着了……金山寺那个云游僧，是豫东杀人如麻的惯匪‘一刀杀’裴初香啊！”

五、“一刀杀”裴初香

　　“一刀杀”裴初香，河南鹿邑县人氏，僧人出身，后还俗。入旧军队当过兵，曾任排长，因与连长发生争执，被营部召去接受训诫，怒而手刃营长，复又返营房杀死连长，从此流落江湖。不久，加入豫东匪伙，三年后同窝火并，自立匪帮，报号“一刀杀”。其匪伙罪恶累累，终被官府剿灭，裴初香侥幸逃脱，遂做起了独脚大盗。

　　裴初香为人狡诈，颇有心计。早在初创匪伙时，就具有比较长远的“战略眼光”，只在河南、安徽两省作案，不入江苏，一是为给自己留条后路，二是把江苏作为其销赃的地点。其恶名虽也传入江苏，但人们未遭其害，只是听说而已，都不知这个恶魔是怎生模样。“一刀杀”成为独脚大盗之后，劫得不少古玩字画，他就把这些古玩字画销往南京、镇江、苏州及上海等地。出于安全考虑，他坚持每地只选一个固定下家，而且坚决不去古董店铺，也不去民间自发形成的古玩交易市场，而是选择当铺。旧时当铺接手的贵重物品，都有一定比例的赃物。他们处理这些来路有问题的抵押物比较有经验，一般会存放一段时间，再通过其它途径卖出，被警方追查到的概率比较小。

　　对于当铺来说，跟裴初香这样的特殊客户打交道自然有好处，收购价可以压得低一些，对方也很少讨价还价。当然，也有短板——这种交易容易落在本店的账房先生、朝奉眼里，成为一个潜在把柄。如果哪天东伙不睦，完全可以事先跟警方商量好，在特殊客户登门时通风报信，警方来个人赃俱获，连抵赖的余地都没有。因此，“百汇典当”的老板殷百汇对于跟裴初香的这种合作极为谨慎，裴初香每次登门销赃，都是事先通过寄密信的方式跟殷老板打好招呼，约定时间，夜间在边门外交接。

　　那么，怎样看货、定价和付款呢？这方面也有讲究。“百汇典当”老板的做法是，先把接下的抵押品验看一番，如果发现疑似赝品，那就放在一边，次日把有一双祖传毒眼的头牌朝奉莫胜天悄悄请至内宅，让其复检。殷老板开当铺是半路出家，对古玩字画不懂行，起初，他是不愿接受古玩字画抵押品的，直到后来有一定古玩字画鉴赏名气的莫胜天加盟。经莫胜天掌眼之后，殷老板心里就有谱了。至于古玩字画的来路以及如何结账、具体价格，他是不会向莫胜天透露的。在莫胜天来讲，他也不想知道。老板偷偷摸摸请他干这种事情，抵押品百分之百是赃物，他自然乐得装糊涂。否则一旦穿帮，匪徒落网，他就有跟着吃官司的危险；如果匪徒逃脱，他的麻烦更大，谁知道人家会不会找他算账？

　　可是，这个秘密终究还是让莫胜天知道了。抗战爆发前一年仲春，殷老板刚刚收进十几件古玩字画，突然接到上海电报报丧，即赴沪去参加一个好友的丧仪，把当铺的事务分别交代给账房郁先生和莫胜天代管。当晚，郁先生告诉莫胜天，说老板让他今晚把今年第一季度的账目核查一遍，明天税务局要来查账，不能让税务官捉到差错，否则那些家伙要敲竹杠的。第一季度进进出出的典当、赎当、死当既多又繁，时间有些紧，请莫先生帮着对账。

　　两人加班加点，一直弄到午夜过后。那段时间，电厂发电量不足，南京城里午夜后有些区域轮流停电。黑灯瞎火的，回家不便，莫胜天只得住在当铺里了。事先，师母（指殷老板的妻子）已经为他们备下老酒和几样卤菜作为夜宵，两人便在账房的煤油灯下喝酒，忽然听见边门外巷子里传来似是夜猫子叫的口哨声。初时两人并不在意，继续喝酒，外面的口哨声又响了一阵，郁先生似是一个激灵，说看我年迈记性差到这个程度，竟把老板关照的事儿给忘记了！说着，起身便去开门。口哨声即停，片刻，郁先生引着一个剽悍男子进来，那人不知账房间里还有人，一脚跨过门槛，冷不防瞅见莫胜天，愣了一下，道声“打扰”，立刻退出。郁先生打开保险箱，从里面取出殷老板事先留下的一个小盒，走到门外交给来人。

　　这个深夜突然到访的不速之客，就是裴初香了。郁先生只说这位先生是殷老板的一个挚友，最近头寸紧，向老板告贷。从外埠来宁，坐的火车这会儿才到，因借款有急用，他得连夜买票返回。

　　对此，莫胜天根本没有在意。当然，当铺做朝奉的，对于“一刀杀”这种名头很大的惯匪肯定是听说过的，首都警察厅不时把外埠要求查缉的逃犯的通缉名单下发到旅馆、饭店、公共澡堂、车站、码头、典当等行业，“一刀杀”裴初香的名字每次都在其中。这名号比较吓人，莫胜天看过后就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那天跟“一刀杀”邂逅时，他根本没将此人和那个著名的豫东惯匪联系起来。直到一年后，郁先生临终前方才对他提及此事。

　　1937年早春，五十八岁的郁先生突然中风急送医院抢救，好不容易保住了性命，但也只是把死期拖了三个月。郁先生回昆山老家养病，殷老板派莫胜天前往探视，其时郁先生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了，预料到这是他跟莫胜天的最后一面，遂向莫透露了裴初香的秘密。

　　前面说过，殷老板对于其跟裴初香的“合作”是秘而不宣的。裴初香夤夜前往当铺取款，由郁先生转交之举，实系迫不得已——事前裴初香已跟他约好日子，而他去沪上奔丧是突发事件，不去不行，又无法通知裴初香改期，只好委托郁先生代劳。他知道郁先生生性老实，胆小谨慎，沉默寡言，向来不管闲事，应该不会产生什么想法。但殷老板没料到那天核账郁先生还叫了莫胜天帮忙，更没料到郁先生尽管从未跟裴初香见过面，却能在事后将其与惯匪“一刀杀”联系起来。那么，郁先生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呢？

　　作为当铺的账房先生，必须根据老板的意思做一部分假账，这是当时的行业潜规则。只要当铺暗中接受赃物抵押，就必须把这种形式上的抵押交易记载下来。匪盗拿来的赃物不可能只是一件，但账目不可能做成“同一日期一次性接受多件抵押品”，而是需要将其分解，以不同的日期入账。所以，郁先生跟所有的当铺账房一样，是精通做假账的老手。尽管账目上的日期不一样，但郁先生心里清楚抵押品到底是哪天收购的。

　　裴初香上门拿钱，虽然老板有一番说辞，但郁先生一看来人的那副做派——不敲门而是吹口哨，进门见到莫胜天立即回避，以及举手抬足间那份常人不及的敏捷和浑身透出的气质，立马意识到此公不是善茬儿。据郁先生长期以来对殷老板的了解，此公虽然胆子不小敢暗中收赃，但没有帮会或者江湖背景，平时交往的朋友都是有头有脸的商界人士，绝对拿得上台面，像来人这样的角色他应该是看不上眼的。因此，郁先生对殷老板所谓好友借钱之说产生了怀疑。

　　此后，郁先生就多了个心眼。他晚上原是睡在当铺临街楼上的，一旦殷老板让他做古玩字画类抵押品的账目，他就悄悄待在账房间过夜。账房间对着院子一侧的边门，夜深人静，外面稍有动静他就听得见，终于让他撞见了一回。那晚，边门外又响起类似夜猫子的叫声，片刻，殷老板拿着手电去开门。郁先生从门缝朝外张望，借着手电光，看清来人正是之前那个所谓借钱的朋友。由此郁先生认定，此人必是前来销赃的响马。

　　郁先生是个有心人，接着，他就想弄清此人的确切身份。于是，就不时跟负责鉴定古玩字画的莫胜天闲聊，了解最近接收的抵押品的情况，再根据近期报纸新闻上有关盗抢案件的报道，花了将近一年时间，终于判定那个午夜的不速之客乃是豫东惯匪“一刀杀”裴初香！

　　“一刀杀”的恶名对于郁先生这样一辈子谨小慎微的老者来说，实在太震撼了。这年他五十八岁，原本想在当铺待到六十岁告老还乡，知道自己的东家在跟“一刀杀”搞合作后，就犯了嘀咕，寻思姓裴的那主儿这等凶残，哪天若是跟老板翻脸，来个大开杀戒搞灭门，没准儿自己也会受连累，这可犯不着。思来想去，还是早点儿辞工算了吧。可是，他还没提出来就犯了中风。

　　莫胜天从南京赶到昆山去探视郁先生时，其家人已经从上海请来一位名医给老爷子作过诊断，说是病入膏肓，纵然华陀再世只怕也是回天乏力了，让家人准备后事。郁先生自己也预感到命不久矣，就把“一刀杀”之事跟莫胜天说了说，叮嘱莫胜天多加防范，不行的话就跳槽。

　　莫胜天闻之，大吃一惊。初时以为郁先生的脑子出了问题，回去后把前后情由回想了一遍，又觉得郁先生的说法不无道理。左思右想，终于作出决定：跟殷老板辞工，另觅典当去做朝奉。这时，“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军队开战，跟着，“八一三”淞沪会战也拉开了帷幕。莫胜天念及殷老板平日对他的厚待，这会儿提出辞工还真抹不开面子，这事就拖了下来。往下，就是上海沦陷，日军逼近南京。“百汇典当”把一应贵重细软搬的搬，埋的埋，最后只剩下一座空院落，莫胜天全家跟着殷老板去宜兴乡下逃难，半年多后方才返回南京。殷老板继续经营当铺，莫胜天正准备提出辞工，忽然听说“一刀杀”裴初香已死于战火之中。于是，莫胜天打消了辞工另觅东家的念头，继续在“百汇典当”当他的头牌朝奉，直到南京解放前夕。

　　1950年1月初，莫氏夫妇为小女儿求医心切，带着莫家妮前往镇江金山寺。到达后的遭遇跟老沈一家三口如出一辙，也是那个“小癞痢”热情上前询问是烧香拜佛还是求医，然后把他们引进宗富大租下的命馆。莫胜天是古董鉴识专家，自有一份常人难及的眼力和记忆力。尽管十多年前在“百汇典当”账房间昏暗的煤油灯光下，只是跟“一刀杀”匆匆照了一面，但那张脸已经深深刻印在他的记忆中。此刻进得门去一眼便认了出来，心下一凛：这厮不是“一刀杀”裴初香吗！不是传说他早已被日本鬼子杀了吗？

　　接下来的“问诊”过程，跟老沈一家的情形相同。莫胜天不差钱，原本是想多给些钞票的，但此刻认出宝照和尚就是“一刀杀”，抱着侥幸想法，指望对方没有认出自己，生怕多给钞票反倒会引起对方的注意，就只给了一百万元。对方也不计较，听了他们的病情陈述，给了个口头方子——跑步，就把他们打发走了。

　　返回南京的途中，莫胜天的思绪总是在一个问题上转来转去：“一刀杀”有没有认出自己。思来想去，不得要领，那就只有往坏处想了：如果他认出自己，接下来会怎样？答案似乎很简单。如今，他已经不干匪盗这一行了，以僧人身份云游行医，估计是“脱胎换骨”，成功洗白，料想这和尚有度牒，而且是经得起查验的。但现在他遇到了我这个知情人，以其凶残禀性，哪会放过我呢？莫胜天反复考虑下来，认为事已至此，别的路都走不通，只好放出“无意多管闲事”的信息，指望对方能够察觉，然后双方相安无事。

　　莫胜天的这个念头倒也并非异想天开。“一刀杀”如果打算对莫胜天下手，事先肯定要踩点，这种踩点不光是观察地形和目标的生活规律，还会对目标近期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解。莫胜天只要放出信号，对方获悉后，多半会放弃灭口的打算。毕竟如今是共产党执掌天下，不能像旧时那样任性，动不动就杀人甚至灭门，只要莫胜天识相，“一刀杀”也不愿冒这个险。否则，辛辛苦苦洗白的身份就可能功亏一篑。

　　三口子回到南京之前，莫胜天就已经交代了妻女该如何对他人（包括大女儿等家眷）讲述江求医的过程，当然，莫胜天没有向妻女透露宝照和尚就是“一刀杀”这个秘密。这个版本和实际情况有很大差异，也即之前专案组刑警了解到的内容，相信“一刀杀”打听到这个情况后，会明白莫胜天释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既然知道“一刀杀”的底细，对于其开出的所谓处方，莫胜天根本没当回事。不过，因为担心这厮真的潜至鲜鱼巷踩点，莫胜天假装对宝照推崇备至，对女儿耳提面命，天天督促。莫家妮原本就温存孝顺，此刻只想把怪毛病治愈，于是坚持天天跑步。没想到，一段时间跑下来，居然真的有疗效。这下莫胜天喜出望外，寻思这“一刀杀”还真的有两下子嘛，这么多中西名医没治好的毛病，给他漫不经心一点拨就大有起色了！难道他果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啦？

　　这时已是初秋，距他们一家三口去镇江求医已过了大半年。莫胜天估计，要么当时宝照根本没认出自己，要么就是悄悄来打探过了，收到了他发出的信号，不打算动手了。悬着的心终于落地，莫胜天就开始张罗女儿的婚事。哪知，就在这个当口儿，莫家妮却不明不白地被一刀捅死了！

　　惊闻噩耗的第一时间，莫胜天马上把这事跟裴初香联系起来。那厮不是诨号“一刀杀”嘛，女儿就是挨了一刀而死的。再说，他也实在想不出，除了裴初香，还有什么人会冲他老莫家下手。当晚刑警前来勘查现场，莫胜天本打算实话实说，转念一想，万一警方不能及时将其捕获（以裴匪之作案经验，下手前肯定考虑过如何防范），他们夫妇在明处，那厮却在暗处，肯定是大大的不利。因此，莫胜天决定先装糊涂，故意把疑点栽到小钟头上。相信这个消息肯定会在坊间扩散，裴匪听说后，可能会认为自己没怀疑到他头上，也就是说，他的身份没有被自己识破，或许会暂缓下手。如此，他们夫妇办完莫家妮的丧事后，可以悄悄离开南京，去外埠亲友处躲躲，然后用书信方式向南京警方检举裴匪。

　　侦查员对莫胜天的这番说法自是吃惊，随即马不停蹄直奔羁押宗富大的第六分局看守所。刚刚在提审室坐定，就听见外面传来铁链拖地的声音，须臾，两个看守员将戴着手铐脚镣的宗富大押了进来。刑警暗吃一惊：宗富大是因诈骗犯罪进来的，通常看守所对这类犯人不上脚镣，除非他在监房行凶闹事。而且，此刻宗富大是由两个看守员押解，那就更不寻常了。

　　专案组长薛耀明马上起身走到门外，年长的看守员会意，尾随在后。看守员轻声告诉他，半小时前，有个昨天晚上刚被羁押的同监房犯人举报，称宗富大系血债累累的豫东悍匪“一刀杀”裴初香。该人犯系裴匪同乡，老家离裴匪老家不过七八里地。他比裴匪小十多岁，早年见过裴匪，但裴并不认识他。看守所对此自是重视，立刻给宗富大上了械具单独关押，正准备通知专案组，专案组刑警已经来提审了。

　　接着讯问裴匪，一开口说及真实身份，他就承认了。裴以为专案组要调查他的历史罪行，不料，专案组感兴趣的却是他在南京解放后的活动轨迹，让他一时摸不着头脑。这段时间，他除了以游方僧人的名义招摇撞骗，并没作下什么血案。

　　其实这些问题专案组之前已经问过，此刻裴匪的回答依旧。于是换个角度，把话题转到他跟“百汇典当”老板殷百汇的交往上，裴匪的说法跟莫胜天的陈述完全符合。他交代说他跟“百汇典当”的交往仅限于老板，这是他一贯的做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安全。那次跟“百汇”的账房郁先生交接赃款，属于迫不得已。事后，他特地跟殷老板打了招呼，说这种情形下不为例，今后若是再有这种意外情况，殷老板可以在边门的门框上画个暗号表示改期。

　　至于莫胜天其人，裴匪并不知晓。尽管那天晚上到账房取款时两人照过面，但因光线昏暗，而且裴发现屋内有人，马上退出，只是一瞬间的事，他仅仅瞥见了莫胜天的一个模糊的侧影，对其并没留下印象。

　　于是，专案组排除了裴匪杀害莫家妮的嫌疑。稍后，莫家妮命案破获，“一刀杀”裴初香被南京市公安局移交给河南省公安厅。不久，裴匪被判处死刑。

六、“七彩鼠”明信片

　　11月6日，专案组开会研究案情，商讨下一步应该怎么走。议来议去，原先掌握的值得调查的那几个方向中只有一个还没有走，那就是莫家妮被害前接连收到的那七张明信片，明信片上七种颜色的老鼠图案更使人觉得诡谲，其背后很有可能隐藏着什么秘密。退一步说，即使寄件人只是为了故弄玄虚，那也值得査一査，尤其此刻专案组几乎处于山穷水尽的境地。可是，对明信片的常规调查已经进行过了，往下该怎么查呢？

　　刚刚从莫家获得这七张明信片时，专案组就请市局技术室进行了鉴定，结论是：从图案判断，印章制作粗糙，所用材料可能是某种软质物质，制作者具有中等以上的美术功底，也不排除剽窃现成图案的可能。面对着这个鉴定结论，刑警有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

　　副组长孙嘉定提出，技术鉴定只是从“技术”层面进行评估，眼下我们需要的是根据鉴定结论寻找“七彩鼠”图案的来源，就“制作粗糙”这一点来说，也许是某个篆刻初学者的习作，或者是某个小作坊成批制作的儿童玩具？咱们是否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定下一个大致的方向？

　　孙嘉定这么一说，大伙儿都认为有道理。女刑警蒋彩蕾夏天刚从公安学校结业，可能因为自己是新手，之前专案组开会都是只听不说，这回也大着胆子开口发了言，说她过世的父亲曾经做过一阵子儿童玩具文具批发生意，她记得自己小时候像是生活在童话世界，家里到处堆放着各种各样的玩具和文具，其中也有类似本案的印章，但具体是怎么一个制作过程就弄不清了，毕竟她那时只有四五岁。

　　众刑警都来了兴趣，有人支招说，你不是有哥哥姐姐吗，问问他们，他们也许还记得。蒋彩蕾就拨通了在长江客运码头工作的二哥的电话，二哥说父亲以前批发过这种印章，称为“生肖图章”，一套十二枚。但具体是怎么制作的，二哥也不清楚。

　　薛耀明说无妨，咱们可以去向干这一行的打听。随即点了刑警叶荫茂、陆如松两个，说你们去市商业局走一趟，那里应该有人知道这些情况。

　　叶、陆两个了解下来，得知大约在抗战爆发那年或者之前一年，南京市场上确实出现过一批十二生肖玩具印章，是一些文具店铺和摊头出售的。这种印章制作简单，用模具冲压薄橡皮成型，再用胶水粘在木头制作的带柄底座上。玩具上市后，大受中小学生的欢迎，但没多久就被官方禁止了。为什么呢？生肖印章开始销售后，在街头或者一些公共场所，凡是汪精卫的肖像或者有汪精卫署名的公告，都被人密密麻麻盖上了生肖印章中的羊的图案（汪精卫属羊）。其时汪精卫是著名的亲日派，还是国民政府中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但广大爱国民众对其恨之入骨，用在其肖像和署名上盖章的方式表示对汪的蔑视。汪精卫之妻陈壁君得知后震怒，亲自出马前往首都警察厅“报案”，严令必须尽快破案，同时要求禁止市面上销售生肖印章。案子破获了没有不知道，但生肖印章倒还真的不让销售了。

　　专案组分析，给莫家妮寄明信片的家伙之所以要盖上老鼠图案，可能是想表明某种态度，这种态度应该和莫家妮有关；至于用七种不同的颜色，估计是为引起收信人的注意。不过，根据之前对莫宅的调查，莫家妮本人对此并没有什么反常的反应。是否之前的调查有遗漏呢？专案组决定前往莫宅复查。

　　这天是莫家妮被害的第九天，莫家已经殓葬了死者，举行过头七仪式。男主人莫胜天被南京市公安局三处拘捕，原本人丁不旺的莫家只有女主人罗惠洁一人，其大女儿莫家嫒的夫家距娘家不远，步行二十分钟即可，每天都会过来一两次；另外，莫家在南京本地亲戚较多，轮流前来莫家陪伴罗惠洁，晚上还有女眷留下过夜。刑警过去时，罗惠洁正由两个女性亲戚陪伴着在自家院子里晒太阳说闲话。两个亲戚见刑警登门，起身要回避，薛耀明说二位不必离开，正好一起聊聊。

　　话题从莫家妮小时候有些什么玩具开始，三个女人凭着印象说了说，那个时代的女孩儿嘛无非是以洋娃娃为主。当然，莫家的经济条件不错，肯定还有其它玩具。女主人说家妮自小就有个习惯，每次玩过玩具，都会自己收拾起来放好。后来上学读书了，这个习惯又延伸到课本、文具上，从小学到初中的所有课本、作业本、成绩报告单、文具、玩具，她都保存下来了。出事后，老莫把她的这些东西理出来放在一处，准备断七时一并烧给她的。要不，您几位过目一下，看是否对査案子有用？

　　东西还真不少，整整装了两个木板箱。刑警把木箱里的东西小心翼翼地一件件取出来仔细查看，再一一放入箱子。正忙碌时，老莫家的大女儿莫家嫒来了。她见一下子来了七名便衣，像是正在检查物品，不禁一个激灵，站在院门口不知该不该进去。蒋彩蕾唤声“莫小姐”，示意她进来，两人一起坐在条凳上，有一句无一句地闲聊。

　　这边刑警已经检查完了，并无任何印章；所有课本、作业本上面也没有盖章的痕迹。刑警正为白忙一番感到失望，一旁蒋彩蕾跟莫家嫒的闲聊却聊出了一个使专案组感兴趣的细节。

　　据莫家嫒回忆，莫家妮收到第七张明信片那天，她回娘家来送自制的糕点。莫家妮让她看那几张明信片，两人聊到了上面的老鼠图案。她以为是哪个小青年对妹妹有意，以这种自认为别致的方式吸引妺妺的注意，还以这个话题跟妺妺开过玩笑。姐妺俩说笑中，莫家妮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这个图案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

　　当时，莫家嫒根本没在意，听过算数。莫家妮出事后，刑警曾向她调查过明信片之事，她也没想起这个细节。刚才蒋彩蕾跟她聊起她们姐妹俩小时候玩过什么玩具时说到了这个图案，她这才想起妹妹说过的话。莫家嫒说，她们姐妹俩的性格有点儿互补，她的胆子很小，不敢像一般孩子那样到处惹祸，但对寻常小孩儿甚至成年人都害怕的蜈蚣蝙蝠之类，却从不觉得畏惧；莫家妮从小就胆大，敢跟男孩子们到处胡闹，可是见到老鼠总是拔腿就逃，尖叫不止。那时候环境卫生状况普遍恶劣，家里、门前巷内甚至外面的马路上，青天白日也时不时有老鼠出没，所以妹妹经常受惊，有时夜晚睡得好好的，也会被梦境中的老鼠惊得哭叫不休。直到上了幼稚园，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但见了老鼠还是退避三舍。引申开去，她对跟老鼠相关的玩具、图画甚至故事都很反感，如果吃东西时听见有人提到“老鼠”两字，即使正在吃她最喜爱的食品，也会立刻停止，冲提及者怒目相视。

　　专案组分析，莫家妮罹患怪病，但脑子没有毛病，思维正常，记忆谈不上出众，但从其读书成绩看来，智力属于中等偏上，她说好像在哪里见过这种老鼠图案，应该并非虚言，可能是童年时代留下的印象，只是一时想不起来。这一点，跟刑警之前了解到的十二生肖印章对得上：十二生肖印章是在1936年或1937年春出现在南京小百货市场上的，那年莫家妮四五岁。这个年龄段的小孩儿还谈不上记事，对于外界的观察通常都是不完整的，更难以全盘理解，只有那些对其产生强烈刺激的事物，方才会留有印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印象会不断淡化，如果没有外界的触发，甚至会完全遗忘。专案组刑警由此推测，莫家妮可能在抗战爆发那年接触过“七彩鼠”图案，至于是在幼稚园，还是在家里抑或其它什么地方，那就只有进一步调查了。

　　随即，刑警分为三拨，分头行动。

　　调查家庭的薛耀明和蒋彩蕾接触了莫家一应亲友三十多人，没查到什么线索。

　　刑警金存富、叶荫茂调査解放后已被并入小学的幼稚园，园内一共有三名教师，其中两人在十五年前该园创办时就已执教，她们说根据图案判断，这种印章应该体积很小，很容易被幼儿误吞，肯定是不允许携带入园的。

　　负责邻里那一拨的刑警时炜升、孙嘉定、陆如松倒是査摸到了一个情况。邻居黄家反映，鲜鱼巷有一户已经搬离的居民，是船厂秦工程师家，老秦的妻子房春燕很喜欢孩子，巷子里的小孩儿平时都喜欢去她家玩耍，她也许知道一些别人没注意到的情况。三刑警遂前往派出所，打听到了房春燕现在的居址。

　　房春燕出身资本家，二十年前十八岁时嫁给表兄、船厂工程师秦富星。婚后生活美满，唯一遗憾的是不能生育，看过中西医生，一概无效，稍后也就死心了，夫妻俩嘀咕说要不日后遇到合适的就领一个吧。房春燕无业，整天待在家里闲得发慌，又特别喜欢小孩儿，经常在巷子里邻里间串门时逗人家的小孩儿玩。时间稍长，那些孩子都喜欢去她家玩耍，她常以饼干糖果等零食招待，还买了玩具和孩子们一起玩耍、做游戏。渐渐，她家就成为一处学龄前儿童的活动场所。

　　刑警找到房春燕时，她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其夫秦工程师在大前年殁于事故，她与十年前领养的一个如今十三岁的女儿相依为命。解放后，她参加了工作，做了一名幼教。刑警跟房春燕谈下来，发现她的记忆力很好，多年前鲜鱼巷那些老邻居的孩子，她大半都记得，有的甚至还能随口报出生日。莫胜天作为南京城里对古玩鉴定颇有经验的当铺朝奉，在鲜鱼巷自然尽人皆知。房春燕一听刑警提起老莫就连连点头，对于莫家妮那就更熟悉了，还真的报出了她的生日，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她当年曾召集一帮小朋友给四岁的莫家妮举行过一场“生日派对”。

　　至于刑警最关心的十二生肖印章，房春燕也有印象。那是1937年春天的一个周日下午，其夫秦工程师在家。老秦对烹饪颇有兴趣，业余时间喜欢下厨，那天上午，他照例在厨房间忙碌。莫家妮等大约四五个学龄前儿童结伙前来玩耍，房春燕热情接待，在客堂里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一会儿，秦工程师招呼妻子去厨房帮他搭把手。房春燕进去后大约五分钟，客堂里忽然响起了孩子的哭声。房春燕急忙奔出去，只见莫家妮用右手捂着左手手背，正尖声哭泣。她以为是受了伤，上前把莫家妮那只捂住手背的右手移开一看，原来是手背正中盖了一个老鼠图案的印记。

　　那是一个比莫家妮大两岁的男孩儿给盖上的，他带来了一个狭长的硬纸盒，里面的红色软垫上横卧着一个正方形小印章，印章前面被隔开的位置盛放着印泥。估计这是家长刚给他买的玩具，他兴冲冲地拿来向一干小伙伴显宝。平时这男孩儿对莫家妮很是友好，所以先给她盖一个。莫家妮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待到看清手背上的老鼠图案，浑身一颤，顿时惊哭。房春燕赶紧把她带进厨房，用肥皂给她把手洗净。再回到客堂，一干孩子早已作鸟兽散。

　　房春燕又哄了莫家妮一会儿，半个多小时后，莫家妮被姨妈领了回去。那个年代几乎家家都有不止一个子女，多的七八个也不稀奇，孩子摔摔跌跌哭哭吵吵根本不算一回事，没有人因此大惊小怪。事后在菜场买菜时，房春燕遇到那个小男孩儿的父亲老方，倒是说起过此事，也不过是街坊聊天的一个小内容。那户人家后来搬离了鲜鱼巷，去了哪里不清楚。

七、顺藤摸瓜

　　专案组认为，莫家妮对明信片上老鼠图案隐约的记忆可能就缘自上面那一幕。那么，她被害前收到的这些明信片，跟当年之事是否有关？应该说，这种猜测基本毫无根据。但此刻专案组几近山穷水尽，那就先查查看吧。

　　房春燕不知道那个方姓老邻居搬到了何处，但对于刑警来说，这不算难题。巷子里一户户居民问下来，很快就获知，说老方一家在南京沦陷大约一年后搬到了棉鞋营一带，后来有人曾在街头遇到过老方，说了具体地址一一棉鞋营八巷，欢迎老邻居有空去坐坐。这就好办了，刑警前往棉鞋营八巷一打听，果然找到了老方。

　　老方是鼓楼医院的医生，其妻是护士。子承父业，当年那个把莫家妮吓哭的小男孩儿方始靖，现在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大二学生。老方对老莫家的不幸遭遇深感震惊，料想此刻刑警来找他肯定是为了解什么情况的，主动表示愿意积极配合。刑警遂说起小方多年前持有一枚生肖鼠印章之事。不能不佩服老方的记忆力，竟然提就想起来了，说他当年确实送给过儿子那么枚玩具印章。那不是专门买的，有一天他路过鲜鱼巷附近建宁路上的一家书肆，给妻子买了一册印制精美的《时装画报》，店主姚先生随书赠送了这么一个小玩意儿，说是给老客户的赠品。回家后，老方就把印章送给了七岁的儿子。

　　刑警再去找老姚。建宁路上那家书肆早已关闭，老姚一家搬往珠江路去了。刑警登门拜访，

　　六十开外的老姚患有严重的哮喘，用戒备的眼神打量着几个不速之客。刑警说明来意后，他方オ缓过劲儿似的长呼一口气。老姚告诉刑警，当年他的书肆确实有过随书赠送小礼品的营销方式，不过，那些生肖印章并非他特意购人作为赠品使用的，而是《时装画报》的发行商提供的。这份画报定价高，书肆每期只批进十二册，全是固定主顾。发行商赠送了两套印章，老姚寻思反正是赠品，就压下了一套，只把另一套拆开，每本画报随机配送一枚。方医生是固定主顾之一，老姚还记得，但当时附送的是哪种生肖印章他就记不清楚了。

　　那么，另外一套赠品印章是怎么处理的呢？老姚说是留给儿子作为玩具了。

　　话题就转到了他的儿子姚金海身上。哪知刑警才一开口，老姚的呼吸突然急促，接着就是连串的咳嗽，半响才停止。但老姚已经几乎说不出话了，一边抹着咳出的眼泪，一边连连摇手再也不肯开口。无奈，刑警只好请居委会干部去管段派出所把户籍警叫来。

　　向户籍警一了解，原来姚金海竟是逃犯。别看老姚如今是病病歪歪动辄气喘的一个老头儿，早年却是附近区域一说便知的“姚少爷”。他出身举人家庭，老爸曾出资捐得过一任知县，后来又前往上海浚浦局当了一名督察官，家境富裕。这种家庭出身的下一代，不管智商高低，自幼读书写字是必须的。老姚的智商还不错，书读得可以，家里原本打算让他子承父业走仕途，可十六岁那年朝廷取消了科举，又谋划着进洋学堂求出路。不料，次年其父被浚浦局革职，继而以贪贿罪名被捕，三个月后病死于狱中。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姚家迅速败落，姚公子断了财源，学堂上不成了，只好走自食其力之路。几经曲折，最后以开书肆谋生。

　　老姚夫妇四个子女，姚金海是唯一的男丁。祖辈的文化因子似乎没有遗传到他身上，他自幼顽劣，喜与不良少年结交，坊间名声不佳。十六岁上，老姚托关系给他在轮船公司找了一份客轮船员的差使，这在当时算是端了个好饭碗，亲朋好友都为他高兴。姚金海本人起初也比较珍惜这份工作，头三年干下来，颇得公司好评。可是，渐渐就出问题了。他少年时结交的那班小太保中有人做了“长江兄弟”(活动于长江上的江匪)，邀其利用船员便利，暗中收集江上中小型运输船只的信息，提供给他们作为作案参考，事后分给他一份赃款。如此干了两年，姚金海正式入伙当时在长江下游小有名气的水匪江盗团伙“水雄帮”。不久，根据老大指令，由“水雄帮”花钱打通关节，姚金海在码头上谋得了一份仓库管事的差使。“水雄帮”根据姚金海提供的进出货物情报，频频作案，屡屡得手。

　　1948年初，“水雄帮”五名匪徒驾舟在镇江附近江面上拦截一艘机帆船企图进行抢劫。不料，姚金海这回送出的情报有误，这条载运着棉布的机帆船上，竟然搭乘着一名宪兵少校军官的家眷。该少校日前奉调搭乘火车前往沪上上任，家眷五口及一应细软等杂七杂八的东西太多，就搭乘了这条运输布匹的机帆船。出于安全考虑，指派两名卫士随船护卫。当天深夜，行至镇江附近江面上时，事先等候在江中的“水雄帮”五匪驾舟靠拢，二话不说持枪跳帮。哪知，这伙至少已有七八年作案经历的江匪这回撞到了克星，两个训练有素而且持有美制精良武器的卫士闻声发动，五匪被悉数撩倒，无一生还。

　　姚金海闻知，吓得魂不附体。后续消息传来，说是五匪皆毙，这才松了一口气。但这是涉及宪兵军官家眷的案子，南京警方介人调查。首都警察厅颇有些侦查高手，从五匪埋伏于机帆船必经之道的镇江段江面情节推断，该案必跟始发码头或者发货方承运方有关，当即展开调查。姚金海见势不妙，赶紧跑路。于是，他就上了首都警察厅的通缉名单。

　　流落于南京周边地区，姚金海的生活成了问题。幸亏他读过书，总算在高淳县乡下谋得了小学代课老师的临时饭碗。如此一直混到南京解放，代课那所小学的出资人是当地财主，有民愤，据说抗战期间跟日伪还有勾搭，自知新政权容不得他这种货，全家逃往南方。出资人一走，学校当然办不下去了，姚金海就丢了饭碗。想想已经解放，旧警方的通缉令没有效力了，他就大着胆子回了家。这时，老姚的书肆已经关门，改行做起了邮局门前的代书人。那天回家一眼看到儿子，当即大怒，拿出一份《中央日报》扔到姚金海面前：“滚！我姚家没有你这号不肖子孙！”原来，首都警察厅把姚金海列为通缉对象后，没少麻烦过老姚。出了这种家丑，老姚自是恼怒，当下就起草了一份脱离父子关系的声明，付钱在《中央日报》刊登。姚金海无话可说，转身出门，从此再没回来过，老姚也从不关心他的下落。现在，刑警向老姚打听姚金海，老姚便以沉默作答。

　　不过，这个问题户籍警却有答案：姚金海去年5月初被老姚赶出家门后流落社会，先后在南京本地及郊区给商家或者个人打过工，今年23月间开始参与以抢劫为主的刑事犯罪活动，干的仍是刺探信息的老行当。6月，同伙在作案时被捕，将其供出，但刑警未能将其抓捕归案，目前下落不明。

　　根据上述情况，专案组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认为姚金海很有可能涉及莫家妮命案。以其目前逃犯的身份，经济来源肯定颇成问题，说不定已到了连饭钱都拿不出的窘境，就想到了抢劫或者盗窃。不过，以其以前的刑事犯罪经历来看，他只是做些打听信息、踩点之类的活儿，从未直接参与暴力犯罪，没有一击必中的把握。于是，他想到了鲜鱼巷的邻居老莫家。经过打听，得知莫家二小姐早晚跑步的习惯。对于莫家妮这样一个目标，他自信对付得了，遂策划了这次行动：在巷口杀死莫家妮，移尸垃圾箱，从其身上获取老莫家的钥匙，然后潜入莫家行窃。至于后来为何没有进入莫家，可能是当时发生了什么计划外的情况，导致他不得不中止行动。

　　另一种观点则是：姚金海如果仅仅是为了获取钥匙，也不一定非得杀人不可，莫家妮体弱多病，把她打昏或用其他手段控制住轻而易举。再则，他的行为动机跟“七彩鼠”明信片挂不上钩。既然姚金海打算对她下手，何必事前寄出那七张明信片，这不是故意给人家提醒吗？假如莫家妮还是像童年时期那样对涉鼠物品严重恐惧，很可能就不敢外出跑步了，那不是适得其反？组长薛耀明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但他没有发言，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思路似乎尚需进行梳理。坐在一旁静静地听众人七嘴八舌，不得要领，就提议说今天晚了，大伙儿好好休息，咱们明天上午再开会讨论。

　　次日，11月8日，命案发生第十一天。上午，专案组继续开会，众侦查员终于形成一致观点：本案中的“七彩鼠”情节应是姚金海所为，至于案犯制造该情节出于什么目的，似乎跟杀害莫家妮没有直接关联，不排除是为转移警方的侦查视线。

　　那么，凶手是不是姚金海呢？众人认为，如果寄明信片是为转移警方视线，那姚金海应该并不涉案，否则这就不是转移视线，而是引火烧身之举。

　　对此，薛耀明表示认同，继而提出，咱们是否先把姚金海往旁边放一放，想想还有没有其他嫌疑对象没考虑到的？于是，话题转到下一步应该朝哪个方向进行调查上——

　　既然案件中有“七彩鼠”这么一个引人注目的情节，生肖鼠印章是被作为作案工具(恫吓)或者道具(转移侦查视线)来使用的，那么可以据此认定，案犯了解莫家妮的童年生活，甚至对其幼时的生活细节、个性都非常熟悉。之前的调查已经排除了莫胜天这方面的因素，莫家妮本人年纪轻轻，既无冤家仇人也没财务纠葛，可以排除财杀，其相貌平平，也不大可能卷入情杀旋涡，由此推断，她的被害并非其本人或者父母家人引发，而是另有原因。无论这个原因是什么，总归是符合凶手某方面的利益的。

　　剥夺莫家妮的生命，对凶手有什么好处呢？侦査员首先考虑到遗产继承问题，不过，那要到莫胜天、罗惠洁夫妇作古之后オ有可能。莫氏夫妇的年龄加起来还不到百岁，身体状况都还不错，从外表看，离作古的日子还远。另一种假设，则要往“情”字上扯了，当然不是莫家妮的感情，而是差点儿与其结为伉俪的钟延鼎。钟延鼎的涉案嫌疑已被排除，侦查员此刻也不是怀疑他本人涉案。但是，是否有其他女性对他产生了暗恋，把莫家妮作为竞争对手呢？

　　这样，调查触角又要往钟延鼎那个方向伸了。以钟延鼎的综合分值。在外人眼里，莫家妮跟他显得不大匹配——这在建国初期社会上大力提倡“妇女翻身”、“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大气候中，对于一些适龄女孩儿来说更是如此。保不齐有哪个性格冲动、爱钻牛角尖的主儿，动了“争夺”的脑筋，给莫家二小姐来个定点清除。当然，不一定直接下手，可能会以花钱雇凶的方式实施。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案犯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机会跟钟延鼎接触，即使没有直接接触，她在钟延鼎周围出现的频率也比较高，而且，她的外貌条件应该明显优于莫家妮;二是她(或者她雇的凶手)对莫家妮童年的情况比较了解，或者有间接打听到的便利条件。

　　专案组决定先派员去跟钟延鼎聊聊，了解下是否有其他适龄女性跟他套近乎什么的。另外，还有必要向钟延鼎的父母钟必克、吕样娟调査，是否有人向他们提起过给其子介绍对象的话题。

　　当天下午，孙嘉定、金存富、陆如松三刑警前往铁路车辆段，先去了保卫科。一周前为核实钟延鼎的情况，侦查员曾经来过，保卫科长还记得这几个刑警。此番再次来访，还是为了钟延鼎，不禁让他感到奇怪，但又不便打听。听刑警说明来由，保卫科长不住摇头，单位工作人员跟周围适龄女性的关系，不在保卫科的职责范围之内，保卫科平时并不关注。不过，可以找几个跟小钟接触比较多的同事了解一下。

　　于是，打电话请来了两男一女三个同事。谈下来，都没听说过这方面的传闻，至于给他介绍对象，那就更不可能了。大伙儿都知道钟延鼎是攀了娃娃亲的人，这方面的话题别说跟他提了，就是想也不会去想的。老话说：宁拆一座桥，不破一门亲。把人家的亲事拆散，那是作孽啊。那么，上半年国家颁布《婚姻法》之后，是否有适龄女性动着“破除旧风俗”的念头主动跟钟延鼎接触呢？那三位说，车辆段的女性职工原本就少，而且清一色都是已婚，这种情况肯定没有。然后，刑警又去找钟延鼎本人，钟延鼎的说法跟同事所言相符。孙嘉定三人只好无功而返。铁路单位门禁甚严，不管是公私来访、什么来头，公干的出示介绍信，私访的则由门卫跟受访人通电话确认无误方可人内，当然，不能进人生产区域。进去之前还得填写一式两份的会客单，份留底，另一份交由来访人，离开时交还门卫。刑警出门的时候，照例向门卫交出会客单，门卫递过登记本，说劳驾得在上面签个名，注明离开时间。孙嘉定在签名时扫了一眼，发现同一页的第二行受访人一栏中也写着钟延鼎的名字，来访人的姓名是“谢柳絮”，心里不禁一动典型的女性芳名嘛！再看时间，是今天上午九点五分来，九点二十分离开。他指着这个姓名问门卫：“上午有人来找过小钟？”

　　门卫说这是小钟的姨妈，来给他送咳嗽药。三刑警听说是这层关系，也没多想。

下午四点，外出调查的两路刑警在驻地碰头，汇总调查情况。孙嘉定这一路劳而无功，薛耀明负责的另一路——对钟延鼎的父母钟必克、吕祥娟的调査，也没有收获。这也是好理解的。钟家是老钟说了算，妻子吕祥娟一向是夫唱妇随。钟延鼎的娃娃亲是老钟做主跟莫胜天订下的，吕祥娟对此竭力赞同。夫妇俩立场一致，那么外界也好，家族内部也好，自然不会有人再来不识相地给钟延鼎提亲。对于莫家妮的死，老钟夫妇犹自伤感，晞嘘不已。据老两口说，两家亲戚中，跟他们同样心情的大有人在，莫家妮大殓那天，她的姨妈谢柳絮甚至当场哭昏

　　孙嘉定闻听此言，忽然惊觉：谢柳絮不是钟延鼎的姨妈吗？怎么又成莫家妮的姨妈了？这女子姓谢，莫家妮的母亲姓罗，钟延鼎的母亲姓吕，她究竟是罗氏的姐妹还是吕氏的姐妹，是亲姐妹还是表姐妹？如果是表姐妹，在大殓时竟然哭昏，那端的是如丧考妣了，至于吗？

　　把这个情况一说，薛耀明顿时产生了兴趣：这个谢姓女子的行为举止显得反常，莫非她跟命案有关？遂决定先了解一下谢柳絮的基本情况。这对于刑警来说易如反掌。当晚七点多，谢柳絮的材料已经端到了专案组的案头——

　　谢柳絮，四十挂零，祖籍浙江宁波，出生于南京，系莫家妮之母罗惠洁的表妹。谢氏出身职员家庭，其父早年系洋行跑街，后来做了账房助理。她本人初中肄业文化，做过小学代课老师，

　　十八岁嫁给为资本家老板开私家汽车的司机盛德基，次年生子，不久天折。一年后，又生一女，取名盛静荇。抗战胜利那年，盛德基奉老板之命送一位客户回上海途中，在昆山附近遭遇强盗被害。当时汽车司机的地位比较高，属于“蓝领中的白领”，收入加外快超过银行职员。盛德基的收入足够养活妻女，结婚之后谢柳絮就已经不再工作。丈夫出了事，谢柳絮只好自谋出路，用资本家赔付的抚恤金开了一家烟纸店。盛静荇初中毕业，待在家里相帮母亲打理店务。今年9月，经母校老师介绍，在民办小学当了名老师。

　　谢柳絮跟表姐罗惠洁同出生于南京，两家住得不远，步行不过半个多小时，一向来往较频繁。当然，若论经济条件，谢家跟莫家是没法儿比的。谢柳絮生性小器，对钱财看得重，常年在家，四邻八舍又都是升斗小民，论气质那就差得更远了。而罗惠洁出身小康，从小不缺钱，又嫁了莫胜天这样的老公，一向出手大方。谢柳絮瞅准了这点，对表姐巴结得颇紧，在一干亲戚中她是得利最多的一个。

　　谢柳絮巴结表姐，跟两个外甥女自然也刻意亲近。女儿盛静荇小时候经常跟母亲去老莫家串门，三姐妺玩耍时难免磕磕碰碰，时不时哭几声也是常有的现象。莫胜天、罗惠洁夫妇根本不当回事，不管自家女儿吃亏还是占便宜，均不闻不问。谢柳絮则不然，只要孩子发生纠纷，每次都是不问青红皂白，一概裁判自己女儿吃黄牌红牌。时间长了，盛静荇觉得颇受委屈，干脆拒绝随母去莫宅串门，宁可待在家里，在奶奶膝前玩耍，表姐妺间渐渐也就疏远了。

　　莫家妮遇害，她以“工作走不开”为由未去吊唁。稍后大殓，她作为表姐当然不能不去。不过，据说她目睹其母在盖棺现场哭得稀里哗啦竟至昏厥时，大为惊诧，有人听见她在谢柳絮苏醒后对母亲嘀咕，说了两句“至于吗”之类的嗔怪之言，弄得谢柳絮有些尴尬。

　　负责调査上述情况的刑警金存富介绍完毕，薛耀明问大伙儿对此有什么想法。女刑警蒋彩蕾提出一个问题：“跟死者莫家妮相比较，谢柳絮的那个女儿是不是比较漂亮？”

　　金存富不解：“我们只是跟派出所民警了解情况，没问过人家的相貌如何。小蒋问这是什么意思？”

　　蒋彩蕾还没回答，副组长孙嘉定开口了：“刚才听下来，估计谢柳絮是个贪婪浅薄的小市民，这种人还容易自以为是想当然，如果她女儿比莫家妮漂亮，她会不会动着把女儿嫁给钟延鼎的念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要把莫家妮这个障碍排除掉。小蒋，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蒋彩蕾点头：“谢柳絮其实是莫家妮的姨妈，钟延鼎小时候过继给莫家做儿子，又是娃娃亲，所以也就跟着莫家两个女儿一起管她叫姨妈了。她给钟延鼎送什么咳嗽药，大概是打算跟小伙儿套近乎吧？”

八、凶犯落网

　　次日上午，专案组兵分三路，一路去派出所调査，一路调査谢氏之女盛静荇，另一路则向莫家、钟家调查。三路调査所获情况如下——

　　谢柳絮的独生女盛静荇继承了其已故父亲、帅哥盛德基的体貌，长、俊朗、白皙，早在上初中时，就受到男生的追捧。那个时代学校师生恋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事，到初二、初三时，已有年轻男老师主动与其接近。这姑娘的性格比较淡泊，对什么事情似乎都不放在心上，倒是其母对此防范甚紧，不但放出风声说她的女儿是要嫁一户好人家的(此处的“好”是指条件优越)，现在在她眼前晃来晃去的男性都不是考虑对象，而且自初二开始刻意设防，每天宁可少做些烟纸店的生意，也必亲自接送。盛静荇初中毕业后，媒人不断，也都给谢柳絮回掉了。女儿帮着料理店务时，谢氏更是严防死守，不让轻薄之徒跟她接触。

　　今年9月初，盛静荇当了民办小学老师之后，谢柳絮的日常生活多了一份内容，每天接送女儿上下班，还不时跟女儿的同事搭讪，主题无非是老生常谈：女儿要嫁好人家，寻常小伙儿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同事听得了，有人问她是否有方向了，她的回答是：快了！

　　私立小学的校长是个四十多岁的女性，北洋时期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出身，公认的大家闺秀。以其眼界，自然看不惯谢柳絮的这副做派。最近有一次撞见谢柳絮又去学校聒噪，忍无可忍，便问谢柳絮，听说你本人也是单身，现在新社会了，政府提倡自由恋爱，你在忙着为女儿操心时，是否也考虑一下自己？要不要大伙儿给你留心物色一位？谢柳絮对别人尖牙利嘴，在校长面前倒是老实，被校长这么一怼，支吾了两句便急急离开，之后，再也没去过学校了。

　　莫、钟两家及亲属对谢柳絮的看法比较一致庸俗、刻薄、势利。两家亲属中包括钟延鼎在内不少人都觉得谢柳絮对钟延鼎的态度令人难解。钟延鼎是过继给老莫夫妇的，从小经常去莫家有时还被老莫夫妇热情挽留一待数日，跟莫氏姐妹一起玩得不亦乐乎。按说，一贯喜欢巴结老莫夫妇的谢柳絮应该跟表姐夫妇保持一致，像对待莫氏姐妹那样对待这个小男孩儿，可她似乎没意识到这一点，自己的孩子和莫家姐妹发生争执，她自然数落盛静荇，要是钟延鼎和莫家姐妹发生矛盾，她则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指责钟延鼎。因此，钟延鼎对这个“姨妈”有点儿不待见，每次去莫家时，只要看到谢柳絮在，必会跟父母吵着要回家去。若干次下来，不但他的父母，就是老莫夫妇也看出这一点了，背后嘀咕说这孩子跟谢姨妈没缘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去年深秋，这才来了个九十度转变，谢氏每次见到钟延鼎时的那股亲热劲儿明显超过对莫氏姐妹的亲热。钟延鼎不止一次跟母亲吕祥娟私下说起，认为谢氏之举让人厌烦。吕祥娟不好背地里说人不是，只以“谢姨妈变了”这种说辞来敷衍——她对刑警的说法则是，她怀疑这女人的脑子是不是有毛病了。

　　谢柳絮对钟延鼎态度变化的时间节点比较敏感，刑警马上想起这就是莫家妮生那场怪病后的第五个月，其时老莫夫妇领着女儿遍访南京城里的中西名医，却未见任何疗效。之后，谢柳絮开始跟钟延鼎的父母接触，听说吕祥娟扭伤了脚，主动登门探望慰问，之后又经常过去帮助料理家务。

　　莫家妮出事后，谢柳絮是最先赶到莫宅的三个亲戚中的一个，名列第二，仅比死者的姐姐莫家媛晚了五分钟。来了之后，不像以往那样先和女主人即她的表姐接触，而是径直跟老莫说话主动提出该如何设灵堂办丧事购棺材等事宜。女主人罗惠洁当时几近崩溃，没太在意她说什么，事后回想，总感觉有些古怪。而在前往调查的刑警听来，这明显是“已有思想准备”嘛！可疑之处还有：莫家妮的遗体解剖后被家属领回时，一干亲属无不号啕，连一些邻里也跟着垂泪。谢柳絮却“众人皆醉我独醒”，手里拿着一方帕子，那是给她搀扶着的表姐罗惠洁擦拭眼泪的，她自己只是干嚎，没掉一滴眼泪。这一幕被邻里看在眼里，背后曾有议论。几天后大殓，谢柳絮的表现再次吸引众高邻的眼球，竟然当场哭昏。邻居中有人认为，很有可能谢柳絮听到了之前对其没掉一滴眼泪的议论，遂演了这么一出。

　　当天午后，专案组在派出所开了个短会，分析了上午调查所获情况，认为谢柳絮确有涉案嫌疑，决定对谢氏就地传讯。

　　户籍警把谢柳絮带到后，由孙嘉定、叶荫茂两人负责讯问，蒋彩蕾记录。另外，还请派出所临时物色了两个人高马大的女治安积极分子待在外面，以防一旦谢氏耍泼，蒋彩蕾一个人对付不了。没想到这一切都是多余的，谢柳絮一进来，瞧那副阵势就先萎了，浑身颤抖。刑警命其坐下，她却吓得马失前蹄跌翻在地。刑警又是秋风黑脸几句吆喝，谢氏立刻坦白交代。这案子竟然就这么真相大白了

　　这一切缘于谢柳絮太想占便宜，而且胃口越来越大。早先，他的司机老公还在世，一家三ロ过着相当滋润的日子的时候，她就这山望着那山高，对其表姐罗惠洁的生活羨慕不已。于是，想方设法巴结老莫夫妇，以图获得若干物质馈赠。稍后，得知表姐夫莫胜天跟其好友钟必克两个哥们儿给孩子结了娃娃亲，心里就产生了一种惆怅——她不能不把莫家妮跟自己的女儿盛静荇作比较，得出了其女优于表外甥女的结论。当然，她对此无可奈何，看着越长越俊俏的女儿，她暗暗立下了一个誓言：日后要给女儿攀一门超过莫家妮的亲事！

　　一晃十多年过去，莫家忽然遭遇意外，二小姐莫名其妙患上了怪毛病。而谢柳絮尽管四下留意，却始终难能如愿，为女儿物色到一个超过钟延鼎的对象。莫家妮患病使谢柳絮产生了一个新的念头：如果钟家因莫家妮的病退掉这门婚事，那倒是给女儿提供了一个替补机会。她就开始暗中留意，同时跟钟延鼎以及老钟夫妇套近乎。反正有她跟罗惠洁的那份亲戚关系作掩护，相信别人一时是不会对其行为产生什么想法的。当然谢柳絮也为自己留了后路，在没有吃准钟家的想法之前，她只是跟钟氏三口建立感情，不会摊牌，免得弄出一个“驼子跌跤——两头不着实”的尴尬结果。

　　这时候的钟延鼎，由于南京市公安局三处侦査员两次向他了解莫胜天的情况，并严嘱必须保密，遂认为老莫与敌特案件有涉，作为一个要求政治进步的青年，他隐隐有了跟莫家妮中断恋爱关系的想法，几次借故推迟婚期，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对此，老莫已经有所察觉，不过，钟延鼎的态度没有那么坚决，也担心自己的决定会掀起轩然大波，到时不好收场，只好采取能拖就拖的方式。老钟夫妇倒是没想太多，只以为儿子真是工作太忙，谢柳絮当然就更不可能知晓了。谢柳絮一边保持着对老莫夫妇的巴结常态，一边对钟家下功夫，自己开着烟纸店，还要操心女儿的日常生活，这对于一个年届四十的女流来说，难免有一种身心俱疲的感觉，连做梦都渴望着最好有个靠得住的人来帮她一把。

　　没想到，梦想成真。两个月前，这个人突然出现在谢柳絮的眼前了！

　　林小发是谢柳絮的中学同窗，比谢大三岁。其父早年是开纱厂的，后因生意失利投江自尽。那年，林小发初中毕业。以他的学业成绩，考高中应该没问题，可是，经济来源断了，只好放弃学业。为谋生，他去徐州投奔舅舅。其舅是帮会人物，在徐州有些名气。他给外甥谋了个警察局的位置，林小发先去市警察教练所接受了半年训练，然后就当了一名治安警察。三年后，国民党宪兵部队到徐州招收新兵，条件比较苛刻，不但对学历、身体、品行、性格(指的是心理素质)有要求，还规定只从在职军警中招收。林小发寻思自己够格，就去报了名，笔试、面试、技能测试都一一通过，终被录取。返回南京干了两年宪兵，因违反军纪，被送军事法庭接受审判，获刑年六个月。释放后，还没想好该干什么行当，南京沦陷。

　　在朋友的郊区农场躲了一段时间，局势渐渐稳定，听说城里有工厂招工，就前往一家机器厂应聘。老板听说他当过警察又干过宪兵，便要他负责工厂警卫。老板是“黄道会”人士，跟日伪关系处得很好，同时结交各方江湖人士，人称“路路通”。汪精卫汉奸政府成立后，四处招募曾在国民党军警宪特干过差使的人。林小发对此没有兴趣，遂改名换姓，并向老板提出庇护要求，老板也有意把他留下，所以那几年倒也没有人来打扰他。

　　抗战胜利后，“路路通”被捕，不久即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机器厂被没收。林小发只好离开，恢复原名进了江南水泥厂底务股，专跑外勤，处理各种杂务。他跟老同学谢柳絮的不期之遇，就是在这时发生的。

　　当年在初中读书时，林小发长得帅气，又是小开，加上多オ多艺，待人热情，是颇受女生追捧的一个目标，谢柳絮自是连做梦都想着做林小开的娘子。但她的一应综合指数跟其他追捧者相比还差一截，只有知难而退。初中毕业后，大家各奔东西，彻底断了联系。不过，林小发是谢柳絮少女时代第一个暗恋情人，要想忘记可能比较难，林小发的那张脸时不时会出现在谢柳絮的梦境中。

　　可以想象，那天林小发骑着摩托为厂子跑业务，路过谢柳絮开的那家烟纸店，下车买烟，在柜台前与谢氏照面时，谢柳絮的情感会发生怎样的波动。于是，这对老同学的久别重逢就注入了份新的内容。

　　谢柳絮与有妇之夫林小发勾搭上不久，就把自己的心事向情夫和盘托出，要求林小发为她出个主意，把钟延鼎从莫家妮手里夺过来，而且这桩事情要得自然贴切，顺理成章，天衣无缝，不能让老莫家对此有哪怕一丁点儿怀疑。谢柳絮许诺，只要老同学帮她想出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今后她就是林小发的了，离婚后娶她也可以，不离婚悄悄保持着这种关系也行。林小发的老婆是他当初在郊区农场时娶的一个乡下黄脸婆娘，富农的女儿，除了家里有钱财田地，就伴侣角度而言，无法跟谢柳絮相比。偏偏还是头母老虎，经常河东狮吼，为此，林小发借故工作忙，在水泥厂附近租房居住，一年回不了几次家。现在跟谢柳絮姘上了，自是觉得满意。他想把这种关系长期保持下去，就答应谢柳絮容其考虑。

　　一周后，林小发答复说：“你的要求非常苛刻，有鱼与熊掌兼得”的意思。兼得不是做不到，但要冒极大风险——把莫家妮干掉！如果这么做了，那咱们两个今后就真的永远绑在起了。”

　　谢柳絮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当下面不改色道：“那就干吧！我那外甥女生了这种怪毛病，一下子让她出送，倒还真是帮她提前解除了痛苦。”

　　林小发是干过警察、宪兵的主儿，知道说说容易，但要做到杀人后不被警方追查过来，那是需要花一番心思的，遂让谢柳絮把莫家妮自小到现在的种种生活细节、性格特点等一一细说给他听，待谢柳絮说到二小姐四五岁时曾被一枚老鼠印章吓得鬼哭狼嚎这个情节，他突然意识到，这不就是转移警方注意力的好办法吗？

　　那枚印章谢柳絮还保存着。十多年前莫家妮被吓哭那次，恰是谢柳絮去房春燕家把她领回的。当时房春燕跟她说了这事，她也不以为意。回到家给莫家妮洗脸洗手时，她发现那枚印章连同硬纸盒就在小姑娘的衣兜儿里放着，估计是那小男孩儿以为自己闯了祸，为表示歉意，就把印章送给莫家妮了。谢柳絮随手把小纸盒放进了自己的衣袋，回家拿给女儿玩。盛静荇却不感兴趣，她就将其扔进了针线篓里，保存到现在。这回，终于派上用场了。

　　接着，林小发就着手踩点，制订行凶方案。然后，再次把谢柳絮约至他的租居屋，说十天半月之内我就要行动了。从明天起，我们至少半年不能见面，也不宜通信，最好是等到你女儿跟那小伙子结婚后再说。

　　这天，是10月18日。三天后，莫家妮就开始收到盖有“七彩鼠”图案的明信片，收完整套七张明信片后的隔天晚上，命案发生了！

　　对谢柳絮的讯问结束后，专案组当即前往江南水泥厂，将正准备下班的林小发捉拿归案。林小发所作的供述，跟谢柳絮的口供吻合。稍后，从其居处搜到凶器、莫宅的钥匙和那枚生肖印章。

　　1951年3月9日，林小发、谢柳絮被南京市军管会判处死刑，宣判后，即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附录】

鲜鱼巷：位于南京市鼓楼区老下关一带，南端接建宁路，北端接龙江路，大马路东，热河路西，北距南京下关火车站约半里路左右，80年代犹存，今早已拆除无存。

民国年间，南京有“南有夫子庙，北有大马路”之说，可见鲜鱼巷所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