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47：华东特案组（六）甬城行动（上）

【尘封档案】系列之147：华东特案组（六）甬城行动（上）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9年 第1期

  作者：魏迟婴、东方明、邱北始、周老壮

　　1949年5月25日，浙东名城宁波解放。盘踞于舟山的国民党军队不断派出军机对宁波进行空袭，同时派遣特工潜入宁波进行破坏活动，给宁波军民造成重大损失，也严重干扰了中央军委准备解放舟山群岛以及东南沿海其他岛屿的战略步骤。北京高层据相关情报判断，敌方对宁波的窜犯破坏，显然与宁波市内隐藏的敌特组织有关。

　　1950年1月18日，中央社会部领导赴沪，向华东局社会部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为巩固海防，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大陆的经济封锁，解放舟山以及沿海岛屿，我军将加强对舟山的作战力度，尽快结束舟山战役。宁波作为参战部队的后勤基地，其安全必须得到保障。为此，中央要求华东局社会部迅速采取措施，挖出宁波的潜伏敌特。

　　1950年2月4日，华东特案组奉命密赴这座别名“甬城”的滨海古城，执行该项重大使命……

一、杀人灭口

　　1950年2月6日夜，农历腊月二十，天气晴好，月朗星耀。两天前虽已交春，但从气象上来说，这当儿正是江南地区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这种寒冷夜晚，人们惯于缩在屋里，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天一黑便早早上床歇息，睡不着猫在被窝里也比冻着好过。

　　一辆中吉普行驶于宁波市第一区的小梁街上。车内坐着华东特案组组长焦允俊及侦查员支富德、张宝贤、孙慎言，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就是前面不远处一座业已破败的建筑物——甄家祠堂。此处原主早在抗战时期就已不知去向，由其远亲代为出租。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执掌的市政府称原主战时有通敌嫌疑，故决定将祠堂没收，辟作官用粮库，去年转为军用。宁波解放后，由新政权接管，初被解放军临时征用，一个月前部队调离，政府拟在此办学校，最近正准备维修改造，刚把建筑材料运入。中吉普在距祠堂五十米外停下，四人不声不响下了车，悄悄向祠堂靠近。

　　支富德闪身窜到墙脚下，一个弹跳，双手搭在墙头上，转眼就轻悄无声地翻了过去。他们要抓捕的目标居住于祠堂后墙外小河边倚墙而建的平房里。祠堂后墙的破壁上开了一个窗户，直通祠堂后院，侦查员之前商量抓捕方案时，生怕这主儿听见声响发觉苗头不对，爬窗经祠堂逃遁，所以就有必要在祠堂后院设个埋伏。

　　可是，这个埋伏是多余的，倒不是目标乖乖束手就擒，而是竟然发生了意外：焦、张、孙三侦查员蹑足悄行，顺着祠堂旁边那条一米宽的小巷来到后面。那是一片有着不疏不密的树林的无主荒地，祠堂高高的后围墙一侧倚墙搭建的那两间平房里一片黑暗，寂静无声。突然，从树林中闪出两条人影，这是事先奉命前来监视的特案组侦查员沙懋麟，他后面跟着宁波市公安局调拨给特案组的七名外援之一陈功——据介绍这位仁兄是宁波警察中最擅长跟踪的便衣，没有之一。老沙向焦组长报告，目标中午在鼓楼文昌街“聚福祥饭庄”与人喝酒，似有醉态，一点多被朋友用三轮车送回家，之后没再露过面，料想是在沉沉大睡。之前是宁波市局另外两位侦查员小彭、小黄一路跟踪过来的，他和陈功天黑后换岗，一直盯到此刻，屋里没有动静，不知目标醒没醒。

　　“要是没醒，那我们就把他叫起来吧。”说着，焦允俊冲张宝贤微微颔首。

　　张宝贤自小习武，不过师傅很一般，他也没学到多少格斗本事，但下盘扎实，颇有一股蛮力。以前在山东敌后武工队搞锄奸时，撞门的活儿一概由其承包。当下，他走上前去，在门前一米处驻步，侧身，深吸一口气，猛地发力，肩膀直撞那扇看上去相当厚实的木门。木料断裂的声响打破了冬夜的静谧，用焦允俊事后的戏谑性评价，认为这一撞“不尽合理”，虽然老张是对准门闩一侧发力的，却把整扇木门都撞倒了。当然，焦允俊当时根本没心思注意这些，门撞开的一刹那，屋里涌出一股闷人的味道，他只觉得脑子里“轰”的一下，竟然有点儿头晕目眩。其他几个侦查员也是如此，马上意识到是怎么回事。

　　“煤气中毒！救人！”焦允俊大吼一声，一个箭步冲进去。手电光一闪，已经分辨出里间屋门紧闭，焦允俊不假思索，飞起一脚把门踢开。屋里黑咕隆咚，扑面而至的那股味道更加闷人，他不敢开灯，打开手电照着床上被窝里躺着的目标，搭脉搏，试呼吸，均已停止，再看脸色，便知这主儿断气已经有些时间了。

　　焦允俊打了个手势，示意沙懋麟上前辨认。老沙只瞥了一眼，就点头确认死者正是特案组此行的目标吉祥德。特案组长微叹一口气，嘀咕道：“这不是我等弟兄撞了霉运吗？”

　　屋里煤气味儿太重，焦允俊抬头见屋顶活动天窗垂下的开关绳子，遂把天窗打开透气，一干人随即退到屋外。接着，焦允俊派人通知潜入祠堂欲堵目标后路的支富德撤回，又让孙慎言开车去特案组驻地把郝真儒、谭弦接过来。孙慎言离开后，焦允俊和支富德、张宝贤、沙懋麟商量勘查现场之事。

　　特案组接受使命后，上级领导马处长曾征求过意见，问是否需要配备技术员。专案组指导员兼副组长郝真儒是想要的，但焦允俊嫌麻烦，嘀咕说人越多行动越不方便，老郝也就没再坚持，他知道沙懋麟是原国民党中央警校的高才生，在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当过刑警，既有扎实的科班基础，又有较多的刑侦实践，在警察厅供职时遇到人手紧张的情况，还多次客串过刑侦技术的活儿。因此，一般现场是能对付得下来的。

　　郝真儒很快赶到，焦允俊检讨说这事儿怪我脑子进水，考虑不周，早点儿下手就好了。老郝劝慰说你的意见我也是同意了的，若论责任，我也要担一半。现在不谈这个，先把情况弄清楚了再说，看到底是煤气中毒事故，还是敌特杀人灭口。

　　现场勘查下来，死者吉祥德独居的室内只有其本人的脚印和指纹，并未发现搏斗痕迹；从表面上看，吉祥德系在醉酒状态中吸入由煤球不完全燃烧时产生的一氧化碳后中毒身亡，沙懋麟判断死亡时间大约在晚上七八点钟。当然，暂时不能排除吉祥德本人有某种致命隐疾或他人下药这两种情况，具体结论还需要法医验尸后方可确认。如若果真是煤气中毒致死，侦查员根据初进现场时所见情形，对吉祥德人生的最后一程可做如下的还原——

　　下午1时25分，喝了酒的吉祥德从外面返回家中，进门后，先把上午出去时封着的煤球炉打开，添加了煤球，然后用一口很小的钢精锅烧了一锅水，沏了一杯红茶，拿到卧室放在床前的桌子上。大概是觉得今天太冷了，想睡个暖和觉，就往燃得正旺的炉火表面压了一层湿煤粉，这层煤粉压得很厚，为防熄灭，在中间用细铁杆捅了一个小孔。吉祥德肯定是想睡个酣觉的，因为他把自己脱得只剩贴身内衣裤，谁知这一觉酣过头了……

　　这种意外死亡事故，别说在七十年前解放伊始，就是如今也不鲜见。可大伙儿还是觉得这事儿不对头：据调查，吉祥德生前嗜酒，酒量也不错，坊间背地唤其“酒鬼”，在这种严寒天喝酒应该是常事。哪有这么巧，偏偏在被特案组盯上的时候，酒后煤气中毒了。因此，意外死亡的说法经不起推敲。

　　当然，推敲不能代替证据。焦允俊问沙懋麟是不是再勘查一下现场，老沙沉吟不语。焦允俊又转脸望着郝真儒，说老郝你看是否有必要发份急电，请领导从上海协调一位痕迹专家过来，我们几个都是野路子，平时简单活儿还能对付得下来，此刻这样的复杂活儿，只有请正规军出场了。郝真儒表示赞同，说我这就起草电文，索性连法医一起请。

　　焦允俊一拍巴掌：“对！请专家把活儿包了，咱哥们儿正好也学两手。”

　　郝真儒是主抓政治思想的指导员，当下把脸一板：“革命队伍中互称同志，诸如‘弟兄’、‘哥们儿’之类的江湖语言不允许出现——尤其是在特案组！”

二、钟表工匠

　　回过头来再说说特案组是如何在短短两天时间内发现吉祥德的涉案线索的——

　　华东特案组一行2月4日傍晚抵达宁波后，由浙江省公安厅指派的联络员老盖同志引至秘密驻地，那是由宁波市公安局局长石甘棠亲自为特案组挑选的，位于市内第一区永丰路的一幢被军方征用的独立小洋楼。当晚，焦允俊、郝真儒与石局长见面并听取情况介绍后，连夜举行特案组全体会议，研究如何开展侦查工作。

　　宁波自1949年5月25日解放后的四个月里，敌特、匪盗活动猖獗，恶性案件不断发生。在警方连续打击下，至开国大典前，发案率终于下降。可是，对宁波破坏力最大，也是持续至今依然在向敌方提供空袭、暗杀、爆炸目标等情报并屡屡得逞的那个潜伏对手，却一直未能查到线索。华东特案组此次奉命秘密进驻甬城，主要使命就是要挖出这个家伙。

　　传达了石局长介绍的上述情况后，郝真儒说咱们这次肩头压的担子有千斤重，如果不把这个对手挖出来，宁波这边的战略后勤工作很难真正落实到位，舟山群岛的敌空军窜犯过来实施空袭非常便捷。所以，咱们必须以最快速度完成这项使命……说到这里，见焦允俊似是欲言又止，便问：“老焦有话要说？”

　　焦允俊说：“老郝，你这话说得有点儿过于沉重了，马头儿……哦，马处长交代使命时也没给咱们这么大压力。俺的意见是，不管这活儿是难是易，已经接过来了，好好干就是，不要想那么多，瞻前顾后容易分心。”

　　郝真儒缓缓点头表示认可。焦允俊便让大伙儿发言，该如何寻找对手的踪迹。大伙儿七嘴八舌讨论，归结起来内容如下——

　　所谓对手，应该不会是一个两个，而是敌方的一个潜伏特务组织，通常说来不外乎属于“国防部保密局”（即前“军统”）、“内政部调查局”（即前“中统”）或者“国防部二厅”。这个特务团伙的活动能力以及隐蔽的功力不可小觑，连月频繁活动，竟然没露出一点儿马脚。这就不是凭运气了，而是凭水平。特工活动的水平不是与生俱来的，不但需要后天训练，更需要实践经验。可以这样认为，执掌这个特务团伙的头儿，是经过正规特工训练且具有较多特工活动实践历练的主儿，多半已在宁波潜伏较长时间，甚至早在抗战时期就作为“地下人员”在宁波从事情报活动。

　　在省厅电讯专家指导下，宁波警方曾动用无线电波测向仪在全市侦测这个特务团伙与舟山或者台湾的电讯联系信号，发现过几次，但敌方报务员操作技术熟练，反应迅速，我方尚未定位成功，信号就消失了。值得注意的是，这几次侦测到的信号有一半竟然是在大白天出现的，而且位置是流动的。这不但说明敌特的反侦查意识和能力都比较强，而且隐蔽的手段也非常有效，其用于隐蔽的身份或职业，应该具备流动性的特点。

　　据宁波警方反馈的信息表明，在敌机窜犯甬城进行空袭破坏时，我方军警曾发现有特务发射信号弹，为敌机指引目标，群众也曾向公安机关报告过此类情况。这种频繁而猖獗的破坏活动固然令人发指，但根据情报工作规律，“出镜”的机会越多，“曝光”的概率也就越大。因此，特案组此次应该是有可能发现破案线索的。

　　具体如何进行呢？据石局长介绍，宁波公安局侦查科（当时称为“侦察科”，负责侦查与政治保卫、反特相关的案件）的侦查员曾听群众反映，在遭遇空袭破坏的废墟中看见过“圆罐状金属物品”，但因忙于抢救伤员和财物，所以没有去捡。据分析，这类物品很有可能是敌特分子在空袭前安置的定时信号弹发射器。特案组侦查员认为这个分析比较靠谱，有必要继续往下追查。另外，估计敌特组织还会继续跟舟山或者台湾联系，特案组应采用隐蔽方式，化装携带便携式无线电信号测向仪，流动侦测敌台的信号。

　　由此，焦允俊进行如下分工——

　　从明天起，孙慎言、沙懋麟、焦允俊三人化装成卖晾衣竹竿的小贩，推着装有竹竿的老式独轮手推车沿街叫卖。自然，竹竿不过是伪装，侦测仪安装在独轮车里，其中一根竹竿里藏有天线。无线电专家在划定区域布设接收信号的仪器，若是敌特使用电台，应该能够发现，继而可以分析出其大致位置。

　　沙懋麟、张宝贤化装收购纸锭灰和头发的小贩，支富德会吹箫，那就挑上糖担，以饴糖换取住家的废铜烂铁。这三位的活动范围在之前遭受敌机狂轰滥炸的主要商业区域——南起灵桥西堍北至新江桥南堍的江厦街一带，使命是探听关于敌特分子发射信号弹的线索。

　　还有两位同志——老郝和谭弦尚未安排，焦允俊征询他俩的意见。郝真儒想了想，说我的外形比较适宜从事文墨职业，我对测字略有研究，要不摆个测字摊？这样容易跟人接触，打探消息。

　　此言一出，众人全都傻眼，没想到平时一贯严肃正经的老郝竟然会测字。焦允俊盯着郝真儒看了又看，禁不住感叹：“老郝你这么一个一本正经的老夫子，整天用唯物主义理论教诲感化俺焦某这方顽石的指导员竟然精通测字？这真叫人不可貌相啊！”

　　郝真儒淡淡一笑：“怎么？不信？要不我先测一下你的名字……”

　　焦允俊连忙作揖：“打住打住！老郝你是金口，如若施展神机妙算的本领把俺这个大名拆解得支离破碎，岂不是对不住俺那已经长眠于地下的爷爷，我这名字可是他老人家给起的。话说回来，我不是信不过老郝你的测字本领，只是担心你江湖经验不足。测字这一行，对来人该奉承的要奉承，该吓唬的得吓唬，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否则，万一一言不合，只怕人家会砸了你的摊子。俺的想法是换一个路数，去邮局门口摆个写信摊头。有道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战争刚消停不久，正是人们恢复联系互相沟通的当儿，来找你代写书信的文盲肯定不少，你呢，正好跟他们聊聊，说东排西，临末就往要打听的事儿上来个蜻蜓点水，没准儿就有收获了。至于小谭嘛，我也给你想好了一个差使，那绝对是一桩美差，我等弟兄都是求之不得的——给你弄辆出租车开开吧？你就在咱们五个卖竹竿、挑糖担、收纸锭灰收头发的营业区域兜风，一旦有谁捞到线索，或者发生什么变故需要沟通的，你就马上驱车奔邮局门口找老郝。老郝呢，立马就可以协调调度，如果需要跟联络员老盖同志联系，在邮局里面打电话也方便。大伙儿意下如何？”

　　众人自是没有异议。焦允俊说那就定了，我告诉老盖请市局给准备一应化装物品，今晚好好休息，明天正式上阵。哦，差点儿忘记说了，我和老郝同志商量过了，谁先发现线索，回头结案时就给谁请功。当然，如果是俺撞到这份好运那就算了。不是俺老焦谦虚，是老郝同志提出的，他自己也是。这是高风亮节，俺也只有认了。

　　郝真儒听着似有话要说，但其意图被焦允俊一声“散会”破坏了，只好作罢。

　　这份好运，次日就给支富德撞到了——

　　支富德摊到的角色是挑了糖担子转悠。他是个细心人，知道这种大冷天干这份差事滋味肯定不好受。其他不说，光是在寒风中吹箫这一条，就够喝一壶的。可是，全组只有他会吹箫，而且吹得还不赖，这活儿自然该他承担。老支只有一个法子：早餐多吃一个肉包子、一个煮鸡蛋，增加点儿能量好抵挡寒冷。

　　上午八时许，他戴着一顶绍兴老乡冬天必戴的乌毡帽，打了不少补丁的棉袄因为掉落了两个纽扣，只好用一截草绳拦腰扎着，肩上挑着担子，一边吹箫一边沿街缓行，那箫声呜呜咽咽，用焦允俊的话来说就是“听了有一种末日来临只想跳进甬江的冲动”。年关将至，原本活跃在大街小巷从事这一行的游民至少有一半已经回乡了，竞争不算激烈，且又是学生放寒假的时候，闲着没事，听见箫声，很多孩子都把家里的破烂儿拿出来换糖解馋。一上午做了多笔交易，支富德不禁暗自叫苦，因为换得的破烂儿中颇有些废铜烂铁，担子的分量越来越重。百步无轻担，还要吹箫，这就有一种勉为其难的感受了。

　　午前，老支来到第一区泥桥街，在街角一处由于建筑物参差不齐形成的避风又有阳光的旮旯里放下担子歇息。当然不能真的休息，只是暂将流动变固定，坐在那里晒着太阳，还得时不时吹一段曲子，以招揽生意。支富德没想到，他这一坐，好运居然就来了。

　　先是闻到一阵烘山芋的香味，勾起了食欲。支富德抬头一看，眼前有个小贩推着一辆自制的平板小车经过，上面放着用汽油桶改制的烤炉，香味就是从炉子里散发出来的。老支起身唤住小贩，掏钱买了一个烤山芋。小贩离开后，他正准备剥皮，一阵大风吹来，竟把头上的乌毡帽吹落在地，借着风势向前滚动。支富德正要移步去捡，不知从哪里窜出一个十二三岁衣衫褴褛的小叫花，速度奇快地把帽子捡起来，拔步逃出七八米开外驻步回头，狡黠的目光盯着支富德，脸上似笑非笑。支富德知道对方此举是想谈交易，多半是看中了他手上拿着的烤山芋。他觉得小叫花挺机灵，寻思没准儿可以跟他聊聊。想着，也不开腔，就把手里的山芋扔了过去。小叫花身手敏捷，竟然稳稳地接住了。他看看手里的山芋，抬头再看老支，不禁一愣：这个挑糖担的汉子不知怎么的，头上竟然又戴上了一顶灰色无檐绒线帽。一个人有两顶帽子不稀奇，使小叫花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人的手脚如此迅捷，简直属于“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的级别啊！

　　支富德笑笑：“山芋、帽子都归你了！”

　　小叫花三下五除二把烤山芋消灭后，已经愿意跟老支聊天了。支富德倒也没敢抱一下子获得线索的希望，只是想打听遭遇轰炸前后现场通常最先出现的是些什么人。老支相信，凭眼前这个小叫花的机灵，这种热闹场合是少不了他的。一问之下，果然如此。

　　小叫花自称“阿芽”，平时行乞要饭，也免不了一些顺手牵羊。乞丐的顺手牵羊成果微薄，只能算是小偷小摸中的“小摸”，无论旧社会新社会，都难以入刑警的法眼。不过这一次似乎例外。有个叫阿德的家伙专门从叫花子手里收一样东西，开价不低，不过，他要的这种东西市面上没有，想顺也顺不到。要搞到这样的东西，只有去捡。捡也不是那么容易捡到的，小叫花阿芽说他只捡到过一次，拿去给阿德看，人家出手就是一万元（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为100001，下同）。

　　老支问那位阿德是何许人？答称是个修钟表的。支富德心里一动，马上想到了焦允俊介绍案情时曾提及的定时信号弹，寻思简易的定时装置就是用钟表发条制作的，这个阿德高价收购的，莫非是使用过的定时信号弹发射装置？继续问下来，小叫花说，那物事只有飞机扔炸弹后才有，他们一群小伙伴都说那是飞机上扔下来的。

　　阿德立马被特案组列为重点调查对象。当天下午，特案组侦查员谭弦和宁波警方的外援穆迎冰、老钱、小林很快就调查到了嫌疑人的情况——

　　吉祥德，三十四岁，宁波本地人氏，人称阿德，丧偶，独居于第一区小梁街甄家祠堂后面，以维修钟表为生。此人长相猥琐，一腿微跛，嗜酒成性，故七年前其妻病逝后始终未能续弦。吉祥德长期居住宁波，未曾参加过任何党派或帮会组织，平时亦无劣迹，生性胆小，沉默寡言，以前跟外界交往不多，几无朋友。但在宁波解放后，据其钟表摊邻近的摊头或者小铺经营者以及邻居反映，他经常被人邀往馆子喝酒。一个脸面瘦削的高个儿男子经常找他，有时还送他包装漂亮的礼盒，不知装的是什么礼品。一个靠摆摊谋生的钟表匠收入有限，再加上嗜酒，阿德只能维持中等偏下的生活水平。长期以来，他就是这样过的，可是自解放伊始，人们发现他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不但经常下馆子或者从外面买了酒菜带回家吃喝，原本只抽得起劣质香烟的阿德，忽然一天一包“福星”，穿着也讲究了。

　　促使特案组果断作出逮捕吉祥德决定的原因，是侦查员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个定时信号弹发射器。这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年阿冲提供给侦查员的。

　　阿冲家住第一区迎院街，没有上过学，终日在外面玩耍兼带捡破烂儿。因为跟阿德的摊头近，有时没事闲得慌，就会去摊头看阿德修钟表、留声机什么的，时间稍长，就混了个脸熟。宁波解放没几天，有一天阿德给阿冲看了一张用铅笔画在烟纸上的草图，上面是一个形似爆竹但底部连着一凸出物的玩意儿。阿德告诉阿冲说，有人托他收购这种破烂儿，让阿冲留意，捡到的话可以卖给他。阿冲说这种东西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肯定稀罕，到哪里去捡？阿德当时笑笑没吭声。过了几天，阿冲从钟表摊头经过时被阿德叫住，抓了一把长生果给他，然后又说到那物事，说你这几天没事可以去羊行街看看，听说那里有家工厂倒闭，说不定会扔些废品出来。如果捡到这种物件，我一万元一个收购，有几个收几个。

　　阿冲一听就来劲了，寻思即使没有这种物事，也可以捡其他废品啊。次日下午四点多他就过去了，在街上转悠半晌，没见哪家工厂或者商铺有倒闭关门的迹象，扔废品那就更不存在了。暮色初上时，正觉得懊恼，从舟山出动的敌机突然飞临宁波上空，不时有信号弹拖着长长的尾迹划过天空，为敌机指引空袭目标。阿冲赶紧找地方隐蔽，待轰炸结束，立刻回到现场。这时他已经把吉祥德所托之事忘记了，只想着趁火打劫，捡到什么算什么。运气似乎还不错，捡到了几张散落的千元、百元票面的纸币。忽见也来趁火打劫的一个小叫花手里捧着的物事正是阿德给他看的草图上那玩意儿，于是就以一千元买下。这件物事拿到阿德那里，果然卖了一万元。

　　此后，阿冲对寻觅这种东西就上心了，但再也没有找到过，直到去年9月上旬敌机轰炸江厦街，他正好给在码头当搬运工的老爸送饭，得以在轰炸后第一时间趁火打劫，再次捡到了那件物事。阿德仍以老价钱收购，阿冲则要求增加三千元，遭到拒绝后，阿冲一怒之下干脆不肯卖了，把那物事拿回家搁着。其后阿德几次向他求购，愿意依阿冲要求增加三千元，但阿冲很倔，坚决不卖。

　　这件物事到了特案组手里，焦允俊几个马上辨认出这是自制的发条式定时信号弹发射器。这种玩意儿构造简单，跟闹钟的定时装置原理相同。

　　特案组决定当晚（2月6日）密捕吉祥德。之所以要在晚上下手，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作出这个决定时是上午九点多，焦允俊随即布置对吉祥德的秘密监视，还请省厅联络员老盖与市局石局长联系，安排警力待命，准备待被捕者供出同伙后扩大战果。不料，还没等侦查员动手，吉祥德竟煤气中毒死掉了！

三、“甬字09”

　　却说华东局社会部2月7日凌晨收到特案组拍发的要求派遣法医、痕迹专家赴宁波的电报，随即做出安排，调遣人员，不过，想以最快速度抵达宁波那就有问题了。当时宁波与外界的交通极为不便，铁路已毁于抗战时侵华日军之手，1942年修筑的公路只通到上虞曹峨。民国时宁波议员去省城杭州开会，走的路线都是绕道上海：从宁波坐轮船赴沪，再从沪乘火车去杭。沪甬之间的轮船是两条对开，日夜对接，沪赴甬是暮发晨至，甬至沪是晨发暮达。这也就是说，法医、专家最快也得搭乘2月7日傍晚从十六铺码头发出的轮船，于8日早晨抵达。马处长为抢时间，曾考虑向华东军区海军（东海舰队前身）求助。后来想到春节客运高峰期间十六铺码头可能有加班轮船，电话联系，果然！法医、痕迹专家得以在2月7日晨搭乘加班客轮离沪。饶是如此，抵达宁波也已是傍晚了。

　　法医和痕迹专家抵达后立即投入工作。痕迹专家老殷系法国海归，早年曾在沪上法捕房、日伪及国民党警察局从事刑事鉴识工作，具有丰富的鉴识经验。用焦允俊的话来说，“专家就是专家，不服不行”，现场经其一勘查，马上得出结论：吉祥德死于他杀！

　　这个结论的依据有三——

　　一是现场鞋印虽然来自同一双鞋子，穿的人却不一样，其中一个是死者本人，另一个就是凶手了。凶手把喝得有点儿高的吉祥德搀扶上床后，又把原本放在外屋的煤球炉拎进卧室，离开现场时，擦掉了之前穿自己的鞋子留下的脚印。

　　二是煤球炉铁质拎襻的防烫环套上留下的死者指纹有些奇怪。按说吉祥德每天都要生火，那就必须把煤球炉拎到室外去操作，拎襻上的指纹应该比较杂乱。可专家检查下来，拎襻上却只留下了死者生前最后一次的指纹，再无其他。

　　三是在卧室与祠堂后院相通的窗户外发现了一枚脚印，据此推测，凶手身高在一米七左右，体重明显重于一百二十斤左右的吉祥德，应是一个比较壮实的家伙。专家还原了凶手的作案过程：清理了屋里的脚印，把炉子放置到床前，他脱下临时换上的吉祥德的那双鞋，从吉祥德身上跨过，打开窗子，跳窗而出。然后站在窗外，用戴着手套的手把窗子的插销摆正位置，随之把窗子从外面推上，插销尾端如愿落入销眼，从而制造了死者在室内插上插销的假象。

　　法医的解剖结论也很快出来了，吉祥德确实死于一氧化碳中毒。焦允俊和郝真儒交换了意见，此时已是2月8日凌晨，侦查员都睡下了，即使把大伙儿唤醒了立马分析案情，到天明也得休息几个小时才能着手行动，那倒不如天亮后正常开会，会后立刻行动就是。

　　计议定当，焦允俊、郝真儒各自安歇。但由于出师不利，两人作为特案组领导，心情都比较沉重，辗转反侧，脑子里只是想着如何着手开展侦查，直到拂晓时分才迷糊过去。焦、郝二位不知道，同一个夜晚，对于他们的对手纪辛光来说，也是一个不眠之夜。

　　宁波市第一区的高塘路上有一家“八池酱园”。前一天深夜，酱园老板纪辛光在家眷与店里的伙计全都歇息后，去了后院那间属于他一个人的静室——酱园里一干人都知道老板喜欢打坐，每到深夜都会去静室习练吐纳之术。习练吐纳之术确实是纪辛光坚持多年的爱好，但深夜去静室还有一个原因。酱园经营是他的公开职业，他的第二职业则是“国防部二厅”的潜伏特工，代号“甬字09”。他所主持的以“八池酱园”为据点的特务组织共有九名特工，在“国防部二厅”的密档中，其番号全称是“中华民国国防部第二厅东南第九特遣支队”，简称“九支”。

　　时年三十三岁、被“国防部二厅”高层盛赞为“特工奇才”的纪辛光祖籍宁波，祖父年轻时去了南洋，在印度尼西亚发了财，开采石油，创办工厂、农场，搞得风生水起，去世时留给其子即纪辛光的老爸纪鼎盛的遗产颇丰。到纪辛光这一代，正逢二战。1941年12月上旬太平洋战争爆发，纪鼎盛意识到局势不好，立刻把家产分成五份，自己夫妇留一份，四个儿子各拿一份，愿留愿走悉听尊便。老两口奔美利坚去了，那边安全。二十五岁的纪辛光是最小的儿子，他原本在巴达维亚（1945年印尼独立后改称雅加达，系印尼首都）一家荷兰人的电影公司做化妆师，分得一份财产后当即辞职回了祖籍地宁波。

　　宁波日军当局知道他有一笔不菲的款子，就鼓动他投资商业，具体是接手“八池酱园”。这倒不是日军想发展当地经济，而是因为“八池”在这之前已被日军征用，负责生产固体浓缩酱汤、罐头以及酱菜酱豆腐之类，提供给日军作为军用食品。但酱园的日本老板山本不知怎么的突然中风，昏迷不醒成了植物人，日方急于物色一个新老板。山本是退伍军官，军阶是大佐，当过关东军旅团长，因伤退伍后改做商人。日军当局当然不会让山本家眷遭受损失，所以想找一个下家把酱园转让，正巧这当儿纪辛光回乡了。纪辛光提了两个条件，一是继续经营军用食品，军方许诺不拖欠货款，二是确保其本人生命财产安全，日军当局满口答应，于是他就买下了酱园。

　　解决了这桩被认为比较棘手的事，宁波日军当局特地宴请了纪辛光，还发给特别通行证，允许他在戒严时也能自由通行。纪辛光也非常开心，因为他的上述身份全部是伪造的，当然那是经得起调查的伪造。纪辛光的祖籍确实是宁波，祖上也确实是南洋华侨，他在巴达维亚荷兰电影公司的化妆师工作属于第一职业，他还有第二职业——特工。

　　抗战爆发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国民政府丢失了大片疆土，1938年初国民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撤到武汉，蒋介石决定建立战时体制，成立军事委员会，下辖军政、军令、军训、政治和后勤等部。军令部是对日作战的最高指挥机构，其下辖的掌管战略情报的第二厅，是抗战期间最高军事情报机构。该厅既是军令部的幕僚部门，还是执行机构，被授权直接负责国内外情报的搜集。第二厅下设四个处，第一处主管日本情报，第二处主管国际情报，第三处主管国内情报，第四处主管情报电讯。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年，纪辛光一心想回国参加抗击日寇的斗争，引起国民政府外交部驻巴达维亚武官的注意，按照工作职责，武官向国内提供了纪的相关资料。当时，军令部二厅第二处（国际情报处）正在海外华侨中发展特工，经二处处长郗恩绥中将拍板，决定将其发展为特工。

　　成为二厅特工后，纪辛光密赴国内参加了为期半年的特工训练班，结业后前往香港见习。见习期结束返回印尼不过一周，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父母作出的分家自立门户的决定，正中纪辛光下怀。他把家庭的变故向联系人报告了。联系人其实就是纪辛光的直接领导，随即把情况向上级汇报。处长郗恩绥接到海外密电后去参加二厅厅长杨宣诚召集的例行工作会议，轮到他汇报工作时，顺口说及纪辛光的家庭变故，包括杨厅长在内的几乎所有与会官员听过也就听过了，只有一人动了心思，那就是第三处处长郑介民。

　　郑介民主持的二厅第三处负责国内情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正盘算要在重要港口城市宁波设置一个专属于二厅的特务密点。听说了纪辛光的情况，寻思这不是天助我也吗？当然，纵然是高层会议，不该在会上说的情况郑介民是不会说的，那容易泄密。所以，郑介民在会后先找了郗恩绥，要求把纪辛光的关系转到第三处，获得郗的首肯后，又去跟杨宣诚正式提出请求，自然获得同意。就这样，纪辛光第一次回到其祖籍地宁波，买下了酱园，建立了军令部二厅第三处的一个密点。

　　之后一直到抗战胜利，纪辛光不但把自己隐蔽得绝对到位，还按照上司的要求成功收集了许多日伪、中共和当地江湖等方面的情报。抗战胜利后，按说纪辛光该向“二厅”销差了，可是，已经接替杨宣诚担任军令部二厅厅长的郑介民指令：“八池酱园”一切保持原状，留守待命。当时担任北平军调部国民党代表团首席代表的郑介民已经知道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心思，断定不久国共必然要动手，就盘算着继续发挥“八池酱园”的作用。三个月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国民党就把原军令部二厅改组为“国防部二厅”，继续从事军事情报活动。纪辛光主持的酱园密点依旧收集情报，当然针对的是中共了。

　　纪辛光似乎是天生干特务的料，他一面把酱园生意经营得风生水起，一面领导包括账房先生、伙计、厨师、杂役在内的酱园员工熟门熟路地干着特务活儿，不但瞒过了宁波当地的国民党党政军警特、江湖匪盗，甚至连在宁波地区活动的中共情报人员也没有发现“八池酱园”竟然隐藏着这等秘密。宁波解放前两个多月，纪辛光接到上司指令，让其“暂停活动，听候命令”。于是，酱园密点偃旗息鼓，照常做生意。

　　从宁波“沦陷”的5月下旬到次年1月下旬这八个月里，纪辛光主持的“九支”向“二厅”总部提供的情报论次数不算多，但是，如果比较质量，那肯定可以在多支潜伏特务组织中稳居第一。这个结论，从宁波接二连三遭受轰炸就可以得出。另外，八个月里总部三次嘉奖“九支”的事实也是一个明确的佐证。当然，对于经过多年特工历练的“甬字09”来说，辉煌永远属于过去，正视眼前、瞻望未来才是最重要的。

　　三天前，纪辛光把酱园的业务托给账房先生王复祥，独自下乡去了。作为酱园老板，他每年总会下乡数次，采购制作酱菜的蔬菜原料。当然，这种差使不一定必须老板出马，可以指派老成些的伙计去，“八池酱园”有时也会这样做。但这次不同以往，纪老板要回避嫌疑。

　　宁波解放前夕，纪辛光主持的“九支”接受上峰使命后，随即着手物色配合驻扎舟山的国民党空军进行空袭破坏行动的特务临时工。当时，美国尚未正式决定继续支持蒋介石，对蒋的军事援助已经停止。因此，“国防部二厅”给“九支”提供的特务活动器材有限，比如配合空袭行动时必不可少的信号弹发射器具，就只有信号枪一种。用于自动定时发射的信号弹是有的，但没有定时发射器，只提供了一张图纸，说这玩意儿构造很简单，凭汝等同志的聪明才智完全可以自行制作。纪辛光尽管心里愤愤，却没法儿发作，只好遵命。更气人的是，上峰连制作经费都没发，说厅里财政紧张，可先从酱园利润中扣除，回头再补偿。以纪辛光的经验，知道即便财政再紧张，也不会克扣“敌后地下工作同志”的活动经费，必是被哪一级上司给偷偷压下了。纪辛光只好降低人选标准，放弃原来看好的一个曾在上海沦陷时期做过日伪兵工厂钳工的绝佳人选宁波籍刘师傅，转而派人联系钟表匠吉祥德。

　　吉祥德也是钳工出身，技艺虽然比不上前者，但像信号弹定时发射器这样的物件，在其眼里不过小菜一碟。这人在抗战时期曾相帮纪辛光主持的“军委会二厅甬地特工所”（对外是“八池酱园”）干过几趟外围活儿，虽然不是纪辛光直接出面接触的，但对其印象还不错。如今一时找不到技术人手，纪就想到了这主儿。吉祥德属于“九支”雇佣的临时工，不过酬金不低：包工包料，每个发射器支付其三万五千元。

　　纪辛光对吉祥德制作的第一批二十个发射器很满意，不但定时准确，操作方便，而且表面的漆色也符合隐蔽要求。就质量而言，纪辛光确实认为没问题。可他没有想到，最近手下伙计听说吉祥德以一万元一个的价格回收使用过的信号弹发射器！纪辛光这一惊非同小可：这厮此举肯定是图省事，而且节省成本。但这么做就相当于将把柄往共产党反特人员手里送。尽管当初跟吉祥德谈条件时没有“不得回收重复使用”这一条，但于吉祥德这样一个有过外围特工经历的人来说，应该知道这样做的危险性。为安全起见，纪辛光果断作出决定，对钟表匠实施封口行动。

　　代号“09”的纪老板是指挥员，通常只负责决策，具体活儿不必亲自出马，甚至连命令都不会直接向伙计下达，而是通过其副手账房先生王复祥。当下，他就制订了封口方案，让账房先生安排下去。三天后，王先生向纪辛光报告，已经安排妥当，随时可以动手。纪辛光随即下达了封口指令，然后下乡采购原料去了。

　　2月8日晚十点，纪辛光搭乘载满萝卜青菜的木船回宁波，王复祥向纪辛光汇报，封口行动已顺利执行。纪辛光这么一个老牌特务，抗战时能在日本特高课、汪伪警察局眼皮底下成功隐瞒身份，圆满完成上峰交代的使命，从未出过纰漏，自然是有其成功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细致。王先生的汇报他不是一听了之，而是详细了解实施封口的细节。王复祥本就是一个细心之人，被分派给纪辛光当报务员兼助手之后，知道“09”的行事风格，做事就更加仔细了。吉祥德被干掉后，他已从具体执行者那里了解了全过程。

　　纪辛光听完，不由得微微皱眉。他敏感地意识到在执行封口计划时出了差错——那个作为主要道具的煤球炉不是吉祥德本人拎进卧室的，而是执行者拎的。王复祥不解，说指纹是吉祥德的呀！纪辛光苦笑：“指纹确实是吉祥德的，但做得有点儿太假了。还有，跳窗离开现场的时候有没有留下脚印，这个你核实过吗？”

　　王复祥虽是“九支”副职长官，但他的特长是无线电通讯，至于如何搞行动，却没有专门受过训练。现在经纪辛光点拨，不禁大惊失色：“那怎么办？”

　　纪辛光不是那种动不动就把下属训个狗血喷头的特务头目，当下对王复祥说：“王先生这几天辛苦了，此刻已是下半夜，您赶紧去睡吧。往下该怎么办，容我想想再作计议。”

四、坟园枪声

　　2月10日午前，郝真儒、支富德、谭弦和甬城警方派出的侦查员徐家安四人身穿便衣，摇着一条绍兴乌篷船，悄然来到南郊的范家庄。

　　自8日晚认定钟表匠吉祥德之死系他杀之后，2月9日上午，特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决定除焦允俊留下协调调度，其余六位和甬城公安局派来协助工作的外援便衣分头行动，访查2月6日中午与吉祥德一起在“聚福祥饭庄”吃饭的食客。

　　其实这个工作在等候上海来的法医和痕迹专家期间就已经在做了，侦查员在“聚福祥饭庄”了解到，6日中午与吉祥德一起吃喝的食客共有四位。宁波警方派出七名外援便衣，配合特案组对那四个食客进行外围调查。

　　2月9日晚十时许，其中三人被悄悄提溜到公安局，侦查员对三人分别进行讯问，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们跟死者吉祥德不过是寻常酒友，互蹭饭局的情况一年中有好几次。2月6日中午那餐做东的是梅老道，叫他们三个去蹭席的却是吉祥德。

　　梅老道是个中年道士，据说是慈溪人氏，早年去茅山学道，回乡后以其所学的奇术替人驱邪治病，兼看风水，很快就出了名。出名之后，慈溪那地方就显得太小，养不下这么一条大鱼了，于是前往宁波。也不去哪家道观，终年穿一身玄布道袍，背一口号称用千年松木制作的木剑，城里乡下四处转悠，搭脉治病，装神弄鬼，踏勘风水，居无定所，人家有事找他，都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寻这主儿。

　　当然，对于警方来说，自然还是有办法的。特案组全组出动，连同宁波外援便衣分成若干个小组悄然寻访。郝真儒、支富德、谭弦、徐家安四人为一组。徐家安是地下党，解放前干的是刑警，解放后奉命调市局从事政治侦查工作。旧时刑警都有各自的眼线耳目，徐家安也不例外，这回打听梅老道的下落就正好用上了。他和郝真儒三个出门后，去茶馆喝茶——自是为了探听梅老道的信息。没多久，遇到以前的耳目霍老五。徐家安把他扯到一边，悄声一打听，顿时脸露喜色。据霍老五说，梅老道最近半年一直待在范家庄，消息绝对可靠。

　　郝真儒跟支富德交换意见，四人当即奔范家庄拘拿梅老道。

　　其实范家庄并不是一个村庄，三面临水，仅一面有陆路与田野阡陌相通，类似微型半岛，约摸三四亩地大小，一座家族坟园占据了里侧一半面积。坟园四周筑有一人多高下实上空的青砖围墙，正面朝南方向有两扇紫漆大门，黑色匾额上书四个描金大字“范族陵园”。坟园正中有两间石屋，那是看坟人的住处。坟园的主人早在抗战前就已举家迁沪，在沪上租界经商，抗战前一年又迁往香港，宁波这边的墓地由本族一叶姓远亲管理。抗战胜利后，这个远亲在坟园里莫名其妙被人杀害，因坟园偏僻，少有人往，直到两个月后方才被人发现。旧警察局接到报案后派出刑警前往勘查，根据现场痕迹判断，可能是有江洋大盗曾把赃物埋在该坟园，某日来挖掘时被叶某发觉，遂将其杀害。这个案子没有破获，但社会上传言颇多，此后坟园更是鲜有人往。这个梅老道不知出于什么考虑，竟然住进了坟园。

　　现在，一干侦查员要去坟园拿人，考虑到来回交通方便以及保密因素，决定坐船过去。于是，由徐家安出面弄了一条乌篷船，侦查员摇着橹前往范家庄。

　　乌篷船在坟园后面的河边停泊，四人上岸商量片刻，干脆攀墙而入，直扑石屋，打算一鼓作气将梅老道拿下。徐家安提醒说梅老道会武术，支富德不以为然。郝真儒知道支富德的身手，让支富德打头阵。石屋门窗紧闭，支富德二话不说，飞起一脚把门踢开，第一个冲进去，和屋内的梅老道扭作一团。梅老道果然了得，竟能跟特案组第一格斗高手较量几个回合，但毕竟不是巴西柔术行家支富德的对手。后面的郝真儒等人一拥而上，将梅老道控制住，因其身手了得，给他上了两副手铐。

　　这时梅老道才看清对手是什么人，倒也并不怎么惊慌：“诸位是何方朋友？”

　　徐家安用宁波话告知：“我们是市局警察！”

　　梅老道竟然吁了口气：“哦——既然是共产党，那应该是讲究实事求是的。这事是能讲清楚的，吉祥德之死其实跟贫道无关。”

　　郝真儒示意谭弦把梅老道从地上扯起来，安顿在迎门那张凳子上，让谭弦看守，郝真儒和支富德、徐家安进卧室搜查。谭弦便拖过一把凳子，因要瞅着梅老道，便背门而坐。事后想来，小谭还是经验不足。此时他还没意识到，危险正在逼近！

　　这危险如果追根溯源，则来自于“国防部二厅”特工、酱园老板纪辛光对封口行动的事后补救措施。纪辛光把自己置于侦查员的角度分析了吉祥德命案，认为警方应该会发现其中的破绽。发现了怎么办呢？这很简单，往吉祥德生前的最后一顿午餐上追就是。对于警方来说，查明吉祥德的最后一餐是在哪里吃的并非难事，饭局发起人梅老道很快就会暴露。梅老道不是“组织”中人，也从来不曾听说过什么“九支”，他接受的任务仅仅是把吉祥德灌醉而已，并不知道内情，可是，向梅老道布置这桩活儿的人是酱园伙计游海归，梅老道一旦落到公安手里，警方必然会顺藤摸瓜把触角伸向“八池酱园”。因此，当务之急是阻止警方抓获梅老道。

　　纪辛光首先想到的是把梅老道灭口，但随即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动不动就用杀人灭口的方式来谋求安全是下策，而且隐患极大，就像这次对吉祥德的封口行动，千虑一失，立刻就让自己处于被动了。因此，纪辛光认为能不杀人还是不杀的好。再者说，之所以要杀吉祥德，那是因为吉祥德知道自己的底细。而梅老道连外围人员都算不上，只要想办法让他销声匿迹就可以了。有什么办法让他销声匿迹呢？纪辛光想到了一个人——“水陆通吃”的凌仕琰。

　　凌仕琰是温州人氏，渔民出身，十六岁开始从事海盗营生，杀人越货，纵火强奸，无恶不作；官府追得紧了，他弃舟登陆，摇身一变成为陆路强盗。因此黑道称其为“水陆通吃”。靠着这种两栖战术，这厮竟然横行甬（城）绍（兴）温（州）二十余年没有失过风。抗战期间，纪辛光曾通过协助其从事地下活动的外围人员雇请凌仕琰干过两桩活儿，所以对其有印象。现在，纪辛光再一次想到了这个江洋大盗，打算请其相帮解决这个难题，代价是五两黄金以及美制卡宾枪一支，只要凌答应，当即兑现。具体做法是：请第三方通知凌仕琰迅即寻访到梅老道，传递“风紧”警讯，让梅随其潜逃舟山，他和梅老道都会受到舟山军方的礼遇，还可授予军衔。

　　解放后凌仕琰遭到多地新政权张榜通缉，如丧家之犬整日提心吊胆，一直想潜逃舟山投奔国民党军队，只是因其恶名远扬仇家甚多，不敢冒失，现在有了这个机会，自是不会轻易放过。像凌仕琰这样的老江湖，打听信息还是比较方便的，几乎是与郝真儒他们同时得知梅老道藏身范家庄。他走的是陆路，因为要携带那支卡宾枪，特地弄了一件旧棉大衣穿在身上。赶到坟园时，先在围墙外窥察，吃惊地发现里面竟有几个便衣男子，已经把梅老道控制住了。凌仕琰一向自负，多年来亡命江湖，对军警保安团乃至日本宪兵汪伪特务都是不放在眼里的。二十年为匪，练就了一手好枪法，此刻携带了这支崭新的美制卡宾枪，更是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当即作出了一个使他到了阴间犹自后悔不已的决定：以一对四把便衣干掉，救下梅老道投奔舟山！

　　要说这时的态势，对凌仕琰应该是有利的：石屋的外间里侧坐着梅老道，梅的对面，隔着一张八仙桌背对门口那张凳子上坐着的是谭弦；另外三个侦查员郝真儒、支富德和徐家安则在里间搜查。凌仕琰凭经验估断，他可以一枪把谭弦解决。里间的人听见枪声肯定会出来查看，他有把握把前两个露头的一枪一个撂倒。然后越墙而入，持枪往石屋进逼。剩下一个警察不必担心，警察的武器是杂牌手枪，射程和威力比卡宾枪差得远，至于枪法，凌仕琰估计做其徒孙的资格也不够，通常说来此时警察最好的选择就是抱头鼠窜。当然，以“水陆通吃”的习惯，只要一开杀戒，那肯定要把四人都解决掉。否则逃掉一个，跑到附近乡政府求援，武装民兵一出动，得到通知的市内公安局跟着做出反应，那他和梅老道脱身就有难度了。

　　谭弦身高一米八，坐在那里整个儿身子把比他矮大约二十厘米的梅老道给挡住了。凌仕琰举枪瞄准谭弦的后脑勺，他的想法是，即便子弹从谭弦头部穿过，也不至于误伤梅老道。没想到竟然这么巧，就在这时，谭弦发觉梅老道伸在八仙桌下面的双脚似乎动了一下，怀疑有诈，赶紧低头查看。而梅老道呢，因为是面朝门外坐着的，谭弦的头一低下去，他的视线不再受阻碍，一眼看见围墙上半段的漏风孔里伸出一支枪管正对着自己，大惊之下猛然起身，想往旁边的死角躲。就在这时，凌仕琰扣动了扳机，子弹从弯腰查看桌底的谭弦上方飞过，正中已经站起身来的梅老道！

　　也就不过短短数秒，里间三侦查员已经作出了反应。他们确实是往外间奔的，不过，三人都有防范意识，并不忙乱。郝真儒因为离房门最近，最先冲到门口，却是把身子斜挨在门边的墙壁上，侧身朝门外扫了一眼，发现了拿着卡宾枪正在攀越围墙的凌仕琰，抬手就是一枪。这一枪打得奇准，当场就把凌仕琰给撂倒了！

　　两声枪响之后的结果是，惯匪“水陆通吃”凌仕琰想偷袭侦查员谭弦，却打中了他打算护送的梅老道；而凌仕琰自己则死于郝真儒的枪下。

　　郝真儒这一手使特案组战友大出意料。平时特案组进行射击训练时，老郝因健康原因，经常咳嗽不止，加上忙于案头工作，焦允俊总是建议他“请假”。老郝每到这时也一反平日严格遵守规章制度之常态，“从善如流”。这次郝真儒一枪击毙凌仕琰，在场的支富德、谭弦看了个目瞪口呆，其他侦查员得知后也不由暗地议论，不知老郝是一向真人不露相，还是“瞎猫遇上了死老鼠”，歪打正着。稍后焦允俊打电话向马处长汇报此事，马处长告诉他，老郝当年虽是沪上租界巡捕房的内勤，但当时捕房规定，不分西捕华捕一律都得会射击、开车。所以老郝也勤加练习，他是内勤，有截留子弹之便，天天抽空去靶场，练就一手好枪法，巡捕房举行射击比赛时，他还曾获得过亚军。

　　焦允俊听罢，冲郝真儒竖起大拇指：“俺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跟前儿每天晃着这么一位神枪手竟然视若不见，也不搞调查，这是官僚主义啊！老郝同志，兄弟佩服得紧！”

　　郝真儒却闷闷不乐，甚至忘记批评焦允俊“江湖习气”，紧锁眉峰犯愁道：“没想到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如果当时安排两个人看守人犯，或者多注意一下周围的情况，就能及时发现有人偷袭了。现在倒好，我这一枪，等于把线索断了！”

五、交臂失之

　　正说着，孙慎言从医院回来，说医生抢救无效，梅老道已经死亡。焦允俊马上召集特案组全体会议，众侦查员刚聚拢，外援徐家安送来一份调查笔录：经多人辨认，在坟园开枪偷袭被击毙的男子系宁波一带有名的惯匪“水陆通吃”凌仕琰。

　　梅老道彻底没指望了，大伙儿只好重新分析案情，讨论接下来的调查该如何进行。

　　从凌仕琰在坟园之举判断，这个惯匪的目的并非要把梅老道灭口，因为他在围墙外肯定已经看清屋里的情势了，如果要杀梅老道，就不会选择那个位置，完全可以往旁边挪开一段距离，躲开谭弦向梅老道射击。凭他的枪法，以及那支性能优良的卡宾枪，完全有把握一枪爆头。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瞄准谭弦的头部射击。那就是想干掉谭弦了，然后再对付其他侦查员。凌仕琰当然知道侦查员有枪，但也料到他们的武器肯定不如他，而且这种枪战是野战加巷战，凌仕琰那“水陆通吃”的名头不是虚的，他笃定认为可以把侦查员都干掉，然后将梅老道救走。可是，凌仕琰没料到看上去病恹恹的老郝竟然是深藏不露的神枪手，结果自己反倒丢了性命。

　　对手之所以安排凌仕琰救走梅老道，显然是察觉到灭口吉祥德的行动留下了破绽。这个对手并非莽汉，他是会动脑子的，之前对吉祥德采取灭口的方式，但这回他不想复制这一手段，至于是什么原因暂时无法猜测，估计可能是考虑到在“沦陷区”从事地下活动，能不杀人就不杀人，以免闹出太大动静，把警方的注意力全都吸引到自己身上，那时候即便没暴露，只怕也寸步难行，无法再执行上峰交派的任务了。所以，就想到派凌仕琰通知梅老道撤离宁波。逃往哪里呢？多半是就近投奔舟山。

　　据浙江省厅和宁波市公安局掌握的海盗惯匪资料显示，凌仕琰和梅老道一直到宁波解放半年后，也未曾投奔舟山蒋匪帮，因此可以认定凌仕琰、梅老道与舟山方面并无联系。在梅与凌的身上，也没有找到书面文字或其他可以证明身份的信物，那么，舟山方面如何知道他们要去投奔呢？由此判断，敌特的无线电台依然跟舟山保持着联系，把凌仕琰和梅老道的相关信息拍发过去了，而我方对电台信号的监测却劳而无功。

　　吉祥德、梅老道和凌仕琰是特案组至今为止接触到的仅有线索，现在三人已死，线索是不是也就彻底断了呢？特案组的观点是：人死了，但“雁过留声，人过留踪”，他们生前的活动肯定会留下印迹，尤其是他们和敌特分子的接触，比如吉祥德，在宁波解放前夕他就已经在其摊头上贴出“高价收购挂钟、闹钟、座钟、立钟旧发条”的告示了，这说明他并非敌特刚刚发展的人员。同理，梅、凌两人也存在一个什么时候开始跟敌特勾搭上的潜在线索。特案组认为，只要循着这个轨迹进行调查，应该是可以看到希望的。

　　特案组长焦允俊下令，老郝留守驻地负责协调，其余六名侦查员全部出动查摸线索。鉴于工作量大，仅靠特案组和宁波公安局的七名便衣外援只怕费时太久，立刻向马处长拍发急电，要求提供增援力量，人手不必多，但要精干，七人即可。

　　马处长行事雷厉风行，说干就干，而且还特别细致，虑事周全。沪上甬籍人多，其中不乏干公安的。当时上海市局政保部门（同时也是市委社会部，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有一个便衣队，将近四百名侦查员中甬籍便衣有近百人。马处长考虑到此番是在宁波执行任务，故在向上海市公安局借调侦查员时特地叮嘱，七名外援便衣必须全部是宁波人。

　　当这七位宁波籍上海外援搭乘十六铺码头开出的客轮于2月11日傍晚抵达宁波时，特案组已经查到了一条线索。这条线索是能操一口流利宁波话的特案组长焦允俊与侦查员张宝贤以及宁波市局便衣穆迎冰这一路发现的。

　　他们三个分工负责查摸的是那个被一氧化碳熏死的钟表匠生前的社会交往。2月11日上午三人离开驻地前，聚在一起随意聊了几句，交换对如何开展调查的看法。穆迎冰是个二十出头的小青年，曾在游击队当了两年多侦查员，宁波解放后被调到公安局。小穆平时很活络，办案时主意多，语言表达能力也强。但他知道这回是给华东特案组打下手，人家是传说中的高手，他一个小年轻可不敢放肆，所以一口一个“我听二位领导的”。那就只有焦、张两人商议了，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所谓“生前社会关系”，覆盖面太大，这样调查起来耗时太甚，而且不得要领。因此要抓住要点进行调查，什么是要点呢？种种迹象表明，吉祥德是在宁波解放前夕被敌特收买拉拢的，眼下最便捷的调查思路就是先盯着吉祥德在那个时段的社会交往来查摸。

　　三名侦查员照此思路开展调查，到下午就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

　　吉祥德性格比较内向，眼界不大，器量更小，对钞票看得很重。不过，由于他胆小怕事，从来不去招惹别人，别人也就不会找他的麻烦。可是，去年5月上旬，宁波解放前大约两个星期时，他突然遇到了一桩棘手的事。那天，一个骑摩托车的男子到摊头上来修一块手表。吉祥德接过来一看，暗吃一惊，这是一块瑞士“芝柏”名表，表壳是黄金制作的。顾客说这表不走了，不知什么原因。吉祥德稍稍捻了下表壳一侧的发条旋钮，便说这是发条断了。说罢打开后盖一看，果然。男子沮丧道：“都怪我昨晚喝多了老酒，上发条时没有留意，觉得蛮顺溜就只管拧……吉师傅，这该怎么修？”

　　吉祥德说修法有两种，先生您如果要快的话，请在小摊稍坐片刻，我找根发条给换上，一会儿您就可以拿走了。不过，这不是原配发条，对于这么一块名表来说，可惜了！对方说我当然要原配发条。吉祥德说那就得等几天了，我要托人从上海“亨得利”进一根。对方说那就等几天吧，这表就放在您这里，零件费、修理费我先付了，您给我开一纸收据就是。

　　三天后，新发条送来了，吉祥德随即换上。次日上午，男子骑着摩托来到钟表摊前，交出收据，取了手表，道声“谢谢”，绝尘而去。

　　原以为这事就这样过去了，不料也就不过个把小时，摩托车去而复返，吉祥德耳畔爆起一声惊雷：“你小子把我的表壳给偷换了，黄金换了黄铜！”

　　震惊之下，吉祥德接过手表，也没看，光凭手感就知道确实不是先前那块了，顿时一个激灵，难道被调包了？赶紧打开后盖一看，里面的机芯还是原来的名牌原装货，发条也是自己刚换上去的。他一下子愣了，呆呆地望着手里的表，脑子一片空白。对方显然是有备而至，吹了声口哨，不知从哪里一下子冒出来七八个地痞，将摊头团团围住。吉祥德终于明白：自己着了“摩托男”的道儿了！

　　一干人咋咋呼呼，就要动手砸摊子，把吉祥德送警局。“摩托男”阻住他们，逼着吉祥德写下一纸字条，承认偷换了表壳，签字画押，还按了指印，然后撂下一句话：“给你一昼夜时间考虑怎么解决，否则……哼哼！”

　　一伙人呼啸而去。吉祥德则是一夜无眠，次日清晨去求见住在附近的单先生。单先生是码头老大，名超昌，是青帮“悟”字辈，霸占宁波地面上的一个码头据说已有三十年了，手下徒子徒孙上百，不乏在军政警宪特任职的，还有一班膀大腰圆的打手，因此在宁波地区黑白两道都说得上话。

　　几年前，有个南京中央高官的官眷来宁波省亲顺带游览，出海兜了一圈返回码头时，手表掉到甬江里了。那是单老大的码头，按照规矩自然该由单老大出面料理。单老大立马组织打捞，竟给从江中污泥里捞了起来。但那副腌臜模样，谁见了都寻思没法儿还给人家了。单老大有钱，给官眷捎话佯称没打捞到，由单老大照此品牌买一块偿还。可人家却不肯，说这是蒋夫人宋美龄送的，上面有钟表公司镌刻的夫人亲笔题字和英文签名，珍贵无双，言下之意还是要原表。单老大叫人跑遍宁波各家钟表店铺，却无人肯接下这整治活儿。送上海吧，只怕耽搁时间长了里面零件生锈受损，更不好处理。万般无奈之际，单老大忽然想起每天出进时经常见到的路边钟表匠吉祥德。权当是死马当作活马医了，让人送去，言明修不了或者修坏了不追究责任，修好了有重赏。吉祥德接下了这桩活儿，歇业三天，交出的是一块内外一新的原表！

　　单老大大喜，亲自去钟表摊头送工钱二十大洋，吉祥德不受。单老大以为对方嫌少，加倍再送，吉祥德仍不受，说咱们是老邻居，不必客气。单老大于是收回银洋，撂下了一句话：小老弟以后有啥为难事体，只管来找我就是！

　　吉祥德之后还是过自己的这份日子，没遇上啥事儿，一直没去找过单先生。现在遭人设计，实在没办法，只好求到单老大门上去了。吉祥德这一去，那帮地痞也就不再骚扰他了。

　　那么，此刻特案组为什么要盯上这已经翻过去的一篇儿呢？原来他们了解到，这件事情发生后的第三天，有人亲眼看见单老大在椅子巷“御膳楼”请吉祥德吃饭。这就似乎显得蹊跷了，按说单、吉两个互相帮了对方一个大忙，人情正好扯平，谁也不欠谁了；如果一定要请，那么也该是吉祥德请单老大吃饭以示谢意。毕竟两人社会地位悬殊，就算吉祥德曾帮过单老大的忙，他也不敢显摆，只能当没发生过，现在对方为他摆平了难题，怎么反而请他吃饭呢？

　　焦允俊决定去“御膳楼”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这事虽说已经过去半年有余，但当事人中有单超昌这么一个大佬，饭馆方面应该还记得。

　　不出焦允俊所料，“御膳楼”的老板和店员对此果然有印象。那是去年5月中旬一个下着蒙蒙细雨的傍晚，单超昌带着一个看上去显得有点儿拘束的猥琐男子来吃过一餐晚饭。“御膳楼”是单超昌经常光顾的饭馆，以往他来，事先都给老板打电话让按人数安排包房或者雅座，可这天却是例外，没有预订，是突然光临的。单老大进门就要求安排包房，但这天饭店生意盈门，别说包房了，就是厢式雅座也都已客满。单先生的要求是不能拒绝的，老板情急之下，让伙计把账房腾出来，临时作为小单间满足单先生的需求。因此，全店上下至今对这一幕还记忆犹新。

　　焦允俊断言：“反常即为妖！这里面有问题，俺高度怀疑就是这个姓单的家伙帮助敌特跟吉祥德牵上了线！明天就去找姓单的调查。”

　　穆迎冰说，单超昌是恶霸，宁波一解放就被逮捕了。去年秋天，他在分局看守所生了重病，当时案情已经讯问清楚了，据说其家属给省里写了信，以单超昌抗战时曾为四明山新四军提供过若干帮助为由，要求允许保外就医。市里领导指示，为体现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可让家属找铺保办理保外就医手续，让他回家治疗。现在，单超昌应该住在家里。

　　2月12日上午，焦允俊往单超昌住所管段派出所打了个电话，询问相关情况。派出所说单是去年11月保外就医的，已于元旦前重新收监，现囚于市局看守所。焦允俊就叫上张宝贤和穆迎冰，开了辆中吉普前往市局。途中遇到交警临时封道，焦允俊不想太招摇，也就没跟交警交涉，说咱绕道吧，反正有饭不怕晚。

　　哪知，就是这一念之差，竟然误了大事！

　　侦查员到了市局看守所，出示证件说要提审在押人犯单超昌。门卫电话打进去一联系，说这个人犯已被判了死刑，一早就和其他二十多名人犯一起押出去开公审大会了，开完会就要枪毙。焦允俊大惊，一问刑场位置，原来刚才交警封道就是为了过刑车，押解那些死囚去刑场的！初解放时的刑场无非就是在郊外选一块空地，平时无人值守，也就谈不上打电话过去了。特案组长急得跳脚，连忙招呼一干侦查员上车。饶是一路风驰电掣，开到市郊接合部时，遇到了从刑场返回的车队，立刻将车队截停，却得知单恶霸已被执行死刑了！

六、密函检举

　　焦允俊的心理素质天生稳定，不论遇到如何紧急的事儿，都是说扔就扔说捡就捡，很少有心理负担。当下，他的懊恼也就持续了片刻，望着渐行渐远的车队，焦允俊下令立刻去市局，调取这个被处决的恶霸的卷宗。

　　单超昌一案的全部刑案卷宗被特案组侦查员带回驻地，全组七人整个儿下午都在阅卷。当天晚上，特案组成员碰头汇总阅卷情况。郝真儒凭着当年在巡捕房做内勤的那份功夫，一下午已经把全部案卷都浏览过了，会议一开始，就把全卷梗概拎了拎。焦允俊虽说是搞情报出身，但从来没接触过这种看档案的活儿，再说读书不多文化有限，阅卷速度倒数第一。当下听老郝这么一说，心里不禁凉了半截：“俺原以为这一尺多厚的卷宗里藏着宝哩，现在老郝这么一概括，好像没有我们需要的内容嘛！这老小子的罪行中没有跟国民党特务勾结的线索啊，难道咱们白忙活了一个下午？”

　　有三个侦查员跟焦允俊有同感，纷纷附和。郝真儒、沙懋麟和谭弦却不吭声，眼睛都盯着会议桌中间堆着的卷宗材料。焦允俊把目光转向他们：“你们三位以为如何？”

　　郝真儒擅长阅卷，也善思考，他的意见是，卷宗里肯定没有已被处决的单犯跟国民党特务有牵联的内容。如果宁波市公安局发现该犯与敌特分子有涉，那就不会把他作为典型对象列入春节前处决人犯的名单。但卷宗里没有不等于现实生活中也没有，再说，我们对单超昌与敌特关系的判断不过是“有染”，并不是说该犯是敌特组织成员，卷宗里所列的全部检举内容也没有涉及这方面的。那么，是不是我们怀疑错了呢？并非如此。单超昌在本案中起的作用，可能仅限于在解放前夕接受敌特方面的委托，帮助敌特给吉祥德设了一个套，胁迫吉祥德答应为敌特做事。

　　郝真儒这么一说，焦允俊等人都认为“言之有理”。那么，敌特方面是怎样跟单超昌联系上的呢？大伙儿议下来的意见是：虽然单犯已被处决，但此事倒也并非天衣无缝，还是有踪迹可循的——

　　一是敌特找单超昌的时间。给钟表匠吉祥德设套是在去年5月上旬，通常说来单犯接受委托的日期应该在之前大约半个月。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是因为对于单来说，这桩活儿不算繁琐，接到手里就能安排人去做；从委托方敌特那边来说，当然是尽快落实为妥，免得万一吉祥德坚决拒绝，或者干脆来个不辞而别，远走高飞不知去向，那他们就得另外再物色人选。当时的形势已经非常紧急，5月3日省城杭州解放，宁波肯定也撑不了多久。所以，必须赶早不赶晚。

　　二是单犯那个时期正好在家养病。单超昌原本体弱，前年五十庆生后，更是显出一份病态。去年4月中旬，又诊断出患了肺结核。这个毛病当时不大好治，坊间称为“痨病”，死亡率几乎等同于癌症。西药盘尼西林（即青霉素）对该病有奇效，但市面上并无出售。原先还有走私货偷卖，价格跟黄金有一比。随着形势日趋紧张，国民党海军封锁近海，没有人再敢走私了。无奈，单超昌只好尊重老传统，看中医吃中药。宁波名医差不多都被请到了，青帮朋友中有国术好手气功专家，也给出主意鼓励单超昌习练气功。像单这样的主儿，每天登门探视、拜访者肯定不少。单宅是个大家庭，从单父到其以下三代，四世同堂，同居于一座大宅院，男女老少三十多口，管家、门房、司机、账房、花匠、佣人自是齐全，弟子们还每天轮班来两人负责安保。门房老俞是单超昌的表弟，因为识得一些字，为表示认真负责，弄了本册子对来访者一一登记。单超昌被捕时，册子随同其他物证被公安局查扣了，此刻连同卷宗一起都落在特案组手里。

　　分析过上述两点后，宁波公安局的外援便衣老钱前来向焦允俊报告了一个情况。老钱是留用人员，他有青帮身份，宁波解放后所有帮会被军管会勒令一律停止活动时也没退出（青帮的退出规矩甚严，有“三刀六洞”之说，故其成员通常不可能退出），因此特案组布置他对吉祥德被下套之事进行补充调查，要求弄清楚当时前往钟表摊头设套的具体是什么角色。老钱查摸下来，很快有了结果：领头的“摩托男”名叫赵金安，是第四区百宁街“大新阳南货店”小开，长期在省城杭州混事，杭州解放前夕逃回宁波。此人并非帮会成员，但其父南货店老板赵持威是青帮成员，跟单超昌是发小。赵氏父子现都在宁波，赵老板平时少有劣迹，赵小开则长期不在当地，人们对其并不熟悉，所以没人向政府写过检举信，新政权也就暂时没动他们。

　　特案组当即决定，即行拘拿赵氏父子，押至其住所地第四分局。

　　午夜时分，老钱从第四分局来电报告，赵氏父子已被带到。焦允俊、谭弦赶往第四分局，分别讯问了赵氏父子，得知赵老板确实是接受单超昌的委托，指使儿子演了这么一出戏。

　　赵持威跟单超昌同时加入青帮。但赵对帮会活动并不热心，他的心思都扑在生意上，跟单超昌的来往也很少。不过，两人既是发小又是帮会兄弟，素无矛盾，逢年过节互相拜会，吃吃喝喝总是有的。这次单超昌有事相托，赵老板只有帮忙。至于单为什么要跟那个钟表匠过不去，单没说，他也没问。赵金安对此更是毫不知情，只是奉父命而为。

　　如此，原先对赵氏父子这一路调查寄予的希望就落空了。其他侦查员以及甬、沪便衣外援根据分工，对单超昌生前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养病期间的来访者进行的调查还在继续，但尚未发现什么线索。一时间，侦查工作陷入了僵局。

　　2月14日晚上情况汇总时，焦允俊面对着这个结果直皱眉头，自言自语道：“都说俺老焦是一员福将，此番看来要转运了？宁波这地方是不是有点儿邪门，专跟俺过不去呐……”

　　郝真儒急忙阻止：“你这个同志怎么老是这么唯心主义，什么福将、运气的？再说破案工作遇阻跟宁波这个地方又有什么关系？宁波也好，杭州也好，上海也好，都是我们伟大祖国大好江山的一部分，哪有什么邪门不邪门的……”

　　郝真儒的批评被电话铃声打断，焦允俊赶紧接听电话，以摆脱老郝的“帮教”。片刻，焦允俊放下电话，指指谭弦、孙慎言：“你二位开摩托护送老盖去市局走一趟，石局长说有一封信要转给咱们。夜深了，路上一定要小心，请老盖把枪也带上。”

　　谭、孙离开后，焦允俊征求郝真儒的意见：“要不咱们休息一下？”

　　郝真儒点头赞同，待其他几个侦查员离开会议室后，一向沉稳的老郝像是也沉不住气了，低声问：“什么信？”

　　“石局长没说，他甚至也没看。”

　　“没看？没看怎么就决定转给咱们？”

　　“我也纳闷儿呢……”

　　一会儿，谭弦、孙慎言、老盖返回了。按照规定，特案组与当地公安机关之间的联系都必须通过联络员，所以此刻这封信函是由老盖递交特案组长焦允俊的。

　　这封信有两个信封，外面一个是牛皮纸竖式，右侧用毛笔写着“宁波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秘书科收”，左侧通常留寄信人落款的位置空着。公安局收发室把该函送交秘书科，秘书科科员小黄拆开，里面还有一个同样密封着的自制信封，上面横式写着“谨呈负责调查蒋匪敌机轰炸甬城之公安同志”，右上角标注小字“检举信”。小黄见之，就没拆开，向科长报告了。秘书科长的职位相当于后来的办公室主任，按照公安行业的规矩，秘书科也好办公室也好，对侦查部门在办些什么案件通常是不清楚的，这次华东特案组赴甬开展侦查，他们自然也不知晓。科长就让把这封信登记一下，送局长室处理。

　　宁波当时的治安形势比较严峻，公安局长整天忙得不可开交，石甘棠局长一直到当天深夜才有空处理堆在桌上的信函，他看到这封检举信后没有拆开，直接给特案组长焦允俊打了电话。

　　这封检举信的内容令特案组一干侦查员非常兴奋，内容大意如下——

　　1949年12月31日至1950年1月1日公历新旧年交替之夜，国民党空军一架轰炸机从舟山机场起飞，对宁波进行轰炸破坏。检举人住在第一、二区交界的中山路附近，敌机飞临宁波市区上空时，防空警报分外刺耳，驻军的高射机枪也响了。检举人正准备休息，闻声立刻穿上衣服鞋子，不敢开灯，踅到卧室窗前，撩开窗帘一角悄悄往外窥探。也是巧，就在这时，他看见附近不知哪个位置倏地射出数颗信号弹。

　　那时的宁波人对于敌机空袭时有信号弹或照明弹出现一般都是知晓的（信号弹是为了指示轰炸目标，照明弹则是敌机发射的，为的是照亮轰炸区域），检举人之前也曾见识过，倒没有大惊小怪。紧接着外面传来了枪声，还夹杂着吆喝声。检举人意识到，刚才显然是特务在发射信号弹，这特务已经被夜间巡逻人员发现了，正在追捕。

　　防空警报鸣响后，全市路灯熄灭，工厂商家寻常民居也都一片漆黑。按说这天是农历十九，晚上十点以后会有月亮，可当晚多云，云层虽不厚，也足以把月光给遮掩住。检举人从窗口向外张望，其实什么也看不清。恰在这时照明弹亮起，瞬间如同白昼，检举人看见一个瘦高身形、背脊明显佝偻的男子，身穿黑色棉袄，头上一顶藏青色无檐绒线帽，黑色口罩遮住大半张脸，还戴着一副眼镜，这男子快步如飞地在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疾奔，很快就一掠而过。转瞬之间，照明弹熄灭，窗外恢复了一团漆黑。

　　接着，敌机投弹了。检举人听爆炸声的方向，估计是北侧七八十米开外的一家私营罐头食品厂，正是信号弹指示的位置。次日上午，派出所民警和居委会的人挨家挨户向居民了解情况，检举人才知道昨夜那个特务分子逃脱了。当时检举人正好不在家，回家后听家人说起，寻思自己看见的那一幕，追赶者肯定也看见了，也就没有去派出所报告。

　　一个多月过去，前几天检举人外出办事，路过第一区花地巷的一家眼镜小铺，见门前围着一群路人，铺子里传出争吵声。检举人也是好奇，凑近去看热闹，却发现店主的身形跟那天晚上马路对面奔逃而过的男子酷似。回到家里，越想越像，就写了这封检举信。

　　看罢检举信，焦允俊大喜：“天可怜见！总算有点儿线索了！”

七、眼镜店主

　　次日，特案组的新一轮调查分三路同时进行：一路向市防空指挥部了解12月31日夜间市区是否遭到过敌机轰炸；另一路向管段派出所了解夜间巡逻人员是否曾发现敌特分子发射信号弹为敌机轰炸指示目标的情况；第三路则对检举信中所说的那个眼镜铺店主进行外围调查。

　　市防空指挥部证实，12月31日夜间确实有敌机对本市第一区实施过轰炸。与之前宁波遭受的敌机轰炸规模相比，12月31日夜间的那次轰炸是最小的，舟山敌军只出动了一架B-25轰炸机（稍后根据军方获取的情报显示，该次轰炸行动属于敌方的“夜间实弹训练”性质），轰炸目标是位于宁波市第一区中山西路上的“培福罐头食品厂”。该厂系私营罐头生产商，专门生产海鲜、蔬菜、水果罐头。1949年12月中旬开始接受军方委托，其生产的全部产品概由军方收购作为战备储存物资，军方专门指派卫生、食品检验员进驻该厂监督，以确保产品质量。在甬城的潜伏特务显然已经刺探到上述情况，故有此次空袭。当晚，敌机投弹两枚并以机枪扫射，其中一枚炸弹投中厂区，但未爆炸，即由工兵拆除雷管后转移；另一枚投掷时出现偏差，落于工厂后面围墙外的小河中，爆炸未造成伤亡，仅部分围墙被震塌。

　　根据上级规定，宁波全市各派出所均对夜间治安巡逻负有绝对责任。鉴于警力有限，这种巡逻工作吸收了管段辖区内公私厂商的职工以及住家居民中的青年积极分子作为辅助人员，大约每十天轮到一次，属于义务性质，没有任何报酬，连夜宵都是自己准备。通常是每班四人，由一名民警带领，每个巡逻组仅带班民警有枪，其余四人则人手一根木棍。12月31日夜间负责在涉事区域执行巡逻勤务的带班民警是留用人员老罗，他知道“培福厂”最近开始生产军用罐头，领导开会也向大家交代过，夜间巡逻时要特别注意该厂的情况。

　　那晚防空警报鸣响时，巡逻组在另一条马路，当下调转方向直奔罐头厂，发现有特务在五个不同的位置分别发射五种颜色的信号弹。中间点是罐头厂（后来经向厂方调查，确认是在厂区后围墙外面发射的），红色弹，其余四种分别是绿色、蓝色、紫色、橙色。由于紫色信号弹发射点离他们最近，老罗就下令直奔此处，果然发现了那个特务，但双方的距离至少有四十米，尽管鸣枪追赶，还是未能将其抓获。

　　侦查员问了老罗，也问了那晚同时在场的四位巡逻组成员，他们对逃跑特务分子的身形、穿着陈述一致，也与检举人的描述相符。由此可以判定，检举人的举报内容确有其事。

　　对眼镜铺店主万富城的调查由特案组长焦允俊主持，先是悄然进行外围调查，查明了万的基本情况——

　　万富城，现年三十岁，浙江慈溪人氏，出身地主家庭，毕业于浙江省税务学校，日伪时期进入宁波税务局，当了一名税务官。抗战胜利后，被接管日伪政权的国民党政权留用，稍后参加国民党，并曾担任“三青团”区分部兼职指导员（三个月）。宁波解放后，尽管未发现万富城有利用税务官职权欺压百姓中饱肥私等劣行，但因反动党团历史问题，未被新政权留用。万富城的家庭也出了变故。解放前两个月，据说其长得很漂亮的妻子随与其有暧昧关系的表兄（国民党海军少校）搭乘军舰去了广州，稍后又赴台湾，寄回娘家的信中称已经登报宣告与万富城离婚，公开举行婚礼嫁给少校表兄了。没多久，寄养在慈溪老家的儿子又突然失踪，至今没有音信，料想凶多吉少。

　　万富城被税务局辞退后，为谋生计，开了一家只有半个门面的眼镜铺，时人称其为甬城最小的眼镜店。他倒也当回事，店铺虽小，却起了个绝对有气势的店名，曰“宇宙眼镜店”，老板、伙计、杂役一身兼，并张榜宣称“本店兼有出售、修理、代购三大功能”。修眼镜原本并不犯难，万富城天生近视，自幼即戴眼镜，少年好动，难免磕碰损坏，生怕遭父母打骂，干脆自己动手鼓捣，竟然无师自通达到了寻常眼镜师傅的水平。

　　外围调查自然也包括万富城的体貌和平时的穿着打扮，管段派出所的户籍警、居委会治保干事对其的描述与检举信所述相符，也是瘦高个子背脊微驼、戴眼镜、冬天爱戴黑色口罩（当时市面上流行的都是由医药商店出售的白色医用口罩，也有自己制作的，基本都是白色；其他颜色的口罩要请人从上海捎带，万是去上海进货时顺带购买的，除了黑色，还有蓝色、灰色）。

　　那么，元旦前夜万老板是否在其前店后家的住所里待着呢？这个，被派出所悄然传唤去接受特案组侦查员询问的两个邻居说法一致，万先生那晚肯定不在家里。时隔一个多月的这么一个细节，为什么能记得这么牢呢？这里头有个说法：两个邻居的房子与万富城的住房属于同一座宅子，房主是开米行的邢老板，万等三户都是房客。当时私宅通常也就不过开开小瓦数的电灯，条件好的人家听听收音机，耗电量不大，所以都是只安装一个电表。为电灯公司抄表方便，电表是装在万富城的眼镜铺店堂里的。元旦那天晚上，使用许久的保险丝断了，那两户邻居便去敲万富城的房门，想叫他换保险丝，但敲了许久也没反应。如此，他们只好点蜡烛照明。元旦上午，邻居开门出来，看见“宇宙眼镜店”已经开门了，万富城也发现电表保险丝断了，正在更换——这么一段，已经不是细节而是情节了，所以两个邻居都还记得很清楚。

　　当天傍晚，结束营业刚刚关门打烊的万富城被居委会主任很客气地请了过去，说是帮忙写几条标语，这是以往隔三差五就有的事儿，万不疑有他，欣然前往。哪知到了居委会，等着他的却是特案组侦查员。

　　特案组驻地对外保密，拘传的嫌疑人都是带到市局进行讯问的。焦允俊把人带走时，吩咐支富德带两个外援便衣去万的眼镜店和家里进行搜查。

　　到了市局，焦允俊说到饭点了，咱先填肚子吧。遂让人去市局食堂打来饭菜，也有万富城的一份，跟侦查员是一样的。使万感到意外的是，这位看上去是负责人的精干便衣不但给他去掉了手铐，还和他同桌用餐。吃饭时，焦允俊跟他说的内容就像街坊闲聊，无非天气、物价、过年习俗之类的家常话。其实，焦允俊是在故意耗时间，他想等支富德等人对万宅的搜查结果出来后再进行讯问。

　　晚饭吃过，支富德那边还没消息，焦允俊干脆泡了一壶茶，跟嫌疑人一起喝着茶继续聊。一会儿，消息来了：对眼镜店和家里进行了细致搜查，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物品。

　　焦允俊没说什么，示意张宝贤开始讯问，谭弦记录，他自己则在旁边听着。张宝贤让万富城说说元旦前夜的活动内容，万富城闻言一个愣怔：“这个……我记不得了……时间比较长，离现在已有一个半月啦。”

　　张宝贤说你才三十岁，而且是税务官出身，这点儿时间对你来说不能算长吧？仔细回忆一下，应该想得起来的。你也知道，这里是市局，公安这一行跟你们税务有点儿类似，大小事儿都是讲究归口的。比如你经营的这个小眼镜店，如果有偷税漏税情节，那就属于税务所管，不会惊动区税务分局，更不会报到市税务局，是不是？公安办案也是一样的道理，你现在到市局了，那说明你犯的事儿不小。听说你订阅了《浙江日报》、《人民日报》，人民政府有坦白从宽政策，这个你肯定知道，不用我们多说了吧？

　　万富城吞吞吐吐道：“我担心……这事说不清楚。”

　　张宝贤、谭弦闻言不由对视一眼，这主儿是块豆腐，轻轻一戳就扛不住了，看来有戏。但坐在一旁一直半闭着眼睛的焦允俊却声色不露，眼皮都没抬。

　　万富城终于开口交代了。可是，交代出来的内容却使张、谭大失所望——他说元旦前夜他与初中同学丁某、谷某、刘某在一起喝酒，一直到半夜过后才回家。

　　如果这话属实，那就没戏了。半夜过后，敌机已经执行完轰炸任务返回舟山基地了，发射信号弹就跟这主儿没关系了。可是，这话里似乎也有漏洞：如果仅仅是跟初中同学喝喝老酒叙叙旧，那为什么不肯爽爽快快说清楚呢？

　　万富城对此作了解释，说那三个老同学都是“三青团”成员，正是因为他们向市“三青团”总部推荐，他才有了那三个月“三青团”区分部兼职指导员的历史污点。解放后，他遵守市军管会的命令去公安局登记，接待人员当面告知，今后不准与那些有污点的同学朋友来往，并让他签署了保证书。他起初很规矩，后来发现别说“三青团”成员之间了，就是国民党员、旧公务人员甚至当过旧警察旧军官的人还不是照常来往，甚至合伙做生意，而政府对此并不在意。所以，他就跟丁某三人恢复了来往。

　　这时，焦允俊忽然开口了：“给他纸笔，把丁、谷、刘三个的姓名和住址写下来，立刻派人把他们提溜过来，必须查个明白！”

　　万富城遵命照办，字条随即交给等在外面的外援便衣，半小时后就把三人带来了。分别问下来，元旦前夜四人在刘某家里喝酒没错，但那三位说结束时还不到十点，而且万富城是叫了一辆三轮车回家的。

　　如此，他是应该有作案时间的！再次讯问，万富城又是那种吞吞吐吐的情状，惹得张宝贤拍了桌子。焦允俊注意到，对方很会察言观色，老是把眼光朝他这边瞟。于是老焦开腔了：“万老板你听着，愿讲就讲，不愿讲就算，铐起来送号子单独关着再说！”

　　外面待命的便衣闻声而入，万富城见情势不对，马上表示愿意坦白。这下，连焦允俊也满怀希望了，寻思到这一步总该交代真相了。稍后查明，万接下来的交代的确是真相，不过跟案情没关系——

　　前面说过，万富城住的这房子是租的，一套房产一共有三家租居，他是其中一家，另外两家的房客分别姓宋、杜。宋家男主人是公司职员，杜家只有一个带着八岁女儿的女主人杜某。杜某是小学老师，其父是资本家，日军侵占宁波时做了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下狱，还没宣判就病死狱中。按说杜某属于汉奸家属，解放前抬不起头，解放后更是如此。可是，杜某的情况却是例外，她的丈夫原是其同事，另一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以教师身份为掩护从事情报收集等秘密工作。1943年，其夫身份暴露，组织上安排其紧急撤往四明山根据地，一年后，奉命执行任务时与敌遭遇，不幸牺牲，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时年二十八岁的杜某就有了烈属身份，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但她同时又是个年轻寡妇，性格外向热情，时间稍长，难免发生情况。

　　最近，她与一个男性开始交往。当时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尚未出台，但作为一个单身女性，不管是不是烈属，她有与异性自由交往的权利。可是，她交往的那位却是有妇之夫，就是她的领导小学校长，而这位校长也有中共党员身份。

　　万富城对此并不清楚，那天跟同学聚会结束坐三轮车回家，生怕被人留意到，再跟每天下基层转悠的户籍警反映一下，那他这种违规行为就会穿帮。所以，开门进屋时轻手轻脚，前面店堂是摸黑穿过的，跨过里间门槛，正要去扳门内的电灯开关，忽见与杜某相邻的板壁上方的缝隙中闪过一丝微光，接着听到了隔壁的说话声，不禁好奇，也就不开灯了。

　　隔壁说话的两个人，一个自然是女主人，另一位却是个成年男子。那位校长解放前是一般教员，担任过万富城儿子的班主任，估计是想从万口中套些情报，对万的儿子特别照顾，隔三差五登门家访，免费补习功课。因此，万富城对他的口音非常熟悉。那天晚上他一听便知，与女邻居杜某说话的正是那位校长。

　　万富城一向敏感，暗忖杜某肯定以为他今晚不在家，才敢把住在附近的校长约来，其八岁的女儿可能被她送往娘家了。如果他们发现自己其实在家，那就有点儿麻烦了。这对男女，一个是烈属，一个是校长（之前是地下党），要对付他这个有政历问题的人，简直易如反掌，那自己进监狱吃官司就不是一种推测，而是板上钉钉了。因此，万富城只有尽量不弄出什么动静，和衣上床钻被窝，让隔壁以为自己今晚真的不在家。既然没开灯，他也就不知停电之事，而且隔壁有微光透过来，他就更想不到停电这一节了——后来查明，那晚隔壁二位点了蜡烛。

　　好不容易候得男方准备告辞，却传来防空警报声，然后，敌机就投炸弹了。万富城听隔壁校长说他走不了了，因为敌机这么一来，全市公安、驻军和民兵肯定会出动，回家路上难免会遇到盘问。万富城只有自认倒霉，和衣躺到早晨五点多，校长终于离开，杜某也睡熟了，他才悄然出门，去附近刚刚开门营业的茶馆喝茶吃早点，直到天大亮了才回去。这时他方才知道电表保险丝断了。

　　焦允俊等侦查员听了万富城的上述交代，真有种哭笑不得的感觉。时间耗不起，立刻让谭弦带上两名外援便衣，开了市局的一辆中吉普去把杜某和校长请了过来，两人所言跟万富城的陈述完全吻合。

　　这时，零点钟声敲响，已经是2月16日，农历除夕。焦允俊叹了口气，对一干侦查员说：“都回去休息吧，好好睡一觉。今晚我们一起吃年夜饭，我给大伙儿敬酒，这几天辛苦了。”

　　特案组长不知道，此刻他的对手09号特工正在扬扬得意地给手下特务敬酒表示慰问呢。

八、暗中交锋

　　“八池酱园”每年的年夜饭都是在除夕前一天吃的，据说这是老板纪辛光从海外带回来的家族规矩。1950年除夕的这顿年夜饭就是在零点来临前的四个小时，即2月15日晚八点开始的。那时候的酱园基本都酿酒，伙计们的酒量都不错，“九支”包括“09”纪辛光在内的所有成员喝到午夜时分，犹在吆五呼六。

　　“09”今晚颇兴奋，因为他的反侦查策略实施成功了。

　　之前，纪辛光为切断警方的侦查触角，跟惯匪“水陆通吃”凌仕琰达成交易，命凌仕琰找到梅老道，护送其前往舟山。纪辛光对凌仕琰的手段是清楚的，吃准让此人干这桩活儿属于小菜一碟。不过，他也需要为凌仕琰解决一个麻烦。舟山保安团、警察局对惯匪凌仕琰的通缉令并未撤销，商家、渔民对其更是恨之入骨，考虑到他与梅老道的人身安全，必须事先将两人投奔之举及时通知舟山军方。纪辛光起草了密电，交报务员、酱园账房先生王复祥拍发台北“国防部二厅”总部，要求总部转告舟山军方，待凌、梅安全抵达，即向台北发电告知，“二厅”则在约定的联络时段转告“09”。

　　如此周折，满打满算也就一天时间。可是，三十六小时过去了，却没收到“二厅”的密电。纪辛光知道可能坏事了，让手下伙计秘密打探消息。酱园的特务伙计也不是吃素的，很快摸到了范家庄。特案组侦查员没想到对方还有这一手，并未安排当地警方留守，结果就被特务发现了出事迹象，还捡回了一枚卡宾枪弹壳。回去向“09”一报告，纪辛光便有一种背脊抽冷风的感觉。

　　纪辛光和副手王复祥分析此事，既然在发现卡宾枪弹壳的位置有血迹，那血迹多半就是凌仕琰的了，凌必定中弹，是否身亡不得而知。那么，当时梅老道是否在坟园呢？估计应该在。以凌仕琰的精明，如果他要找的梅老道不在坟园，不会贸然和警察交火。好在凌仕琰对酱园方面的情况一无所知，暂时可以不予考虑。现在的问题是，梅老道是否也落到公安手里了？

　　梅老道是酱园伙计游海归负责联络的，也知晓游海归供职于“八池酱园”。如果梅老道被捕，肯定会把游海归供出来，公安方面无疑会立刻过来捕人。而眼下酱园这边一切正常，周边并未发现可疑迹象，亦无蹊跷主顾登门。因此，纪辛光判断，梅老道可能也在坟园枪战中身亡了，石屋里的那摊血迹，说不定就是梅老道的。梅老道死了，“九支”是否就安全了呢？

　　纪辛光没有就此放心。梅老道的线索断了，但警方依然可以循着吉祥德生前的活动轨迹进行调查，这一查，只怕去年5月上旬由纪辛光导演的那出调换表壳迫使吉祥德下水事件就会进入公安的视线，接着就会把单超昌揪出来。分析到此，纪辛光、王复祥两个都是一个激灵：糟糕！这单超昌可没死，听说还在看守所里关着。要是公安找到他头上，单超昌肯定不会守口如瓶，而是急着将功赎罪了。

　　王复祥说：“不是说这单老儿生了痨病吗，而且是晚期，怎么还不死呢？要不，我托人打听一下他在里边过得怎么样？”

　　纪辛光赞同这个提议，就把交际比较广泛的伙计游海归唤来，让其找在看守所供职的留用警察朋友打听一下单超昌的情况。游海归有个国术馆的师兄老柏在市局看守所当看守员，遂约了老柏下班后到饭馆喝酒。这顿老酒喝下来，对于“九支”来说，可谓大有收获。

　　喝酒肯定要聊天，老柏又贪杯，所以聊天的内容和节奏都是由游海归掌握的。席间，他告诉游海归一桩“特大新闻”——今天对二十三名死囚执行死刑时，从刑场回来的车队竟然遭到拦截！这种事儿，自打老柏当看守以来还从未听说过。由于老柏是亲历者，游海归不但知道了单超昌已被执行死刑，还从老柏那里打听到，拦截车队的是几个操北方口音的男子，看他们那架势和气场，应该来头不小。

　　闻听游海归的汇报，纪辛光长吁一口气——拴在心头的石块儿总算扔下了。可是，石块儿随即又换成了铅砣——那几个操北方口音的来头不小的男子。作为“二厅”的高级特工，潜伏在甬城主持“九支”，那肯定要对当地反特机构的情况进行调查。当时宁波公安系统在编警察大约五百名，其成员由三部分组成：接管干部、留用警员和新招收的原地下党团员及青年积极分子。接管干部中有北方人，但并不多，几个北方人集中在一起的情况更是少见，他们既然能截停从刑场返回的车队，那至少是省公安厅一级的部门派下来的。因此，纪辛光就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看来对手对吉祥德案件是志在必得呀。

　　纪辛光随即和王复祥商量，这个情况应该向总部报告。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单超昌被处决后对手会作何反应呢？纪辛光试着站在对手的角度来考虑：人死留踪，单本人虽然死了，但还有家眷，肯定要向家眷查问一应情况。考虑到这一节，纪辛光更紧张了。请单超昌相帮布置这桩活儿，是通过单的一个亲戚联系的。那个亲戚抗战时是纪辛光主持的特务组织发展的外围人员，具体说，是由酱园账房先生王复祥负责联系的，抗战胜利后，双方的工作关系虽然解除了，但情分还在。宁波解放前夕，纪辛光想请单超昌出面搞定吉祥德，就让王复祥去找这人帮忙。此公不假思索一口答应，去跟单一说，自是“一句闲话”。此刻，纪辛光考虑到如果对手朝这个方向追查下去，侦查触角最终还是会延伸到酱园。

　　为防万一，纪辛光接受了王复祥的建议，指派五名伙计或挑担或推车，走街串巷叫卖酱菜和烹饪作料。这也是酱园每年过年前几天必会采用的一种促销手段，不致引起侦查人员的怀疑。五名伙计的活动范围以单宅为中心，时刻留意是否有便衣模样的人出入。

　　这时，纪辛光收到“二厅”总部密电，内容有二：一是告知共党方面已经派遣专门负责侦查华东地区大案要案的特案组赴甬开展工作，希望多加提防；二是据可靠情报，共产党为对付空袭，决定在宁波部署防空部队，近日将有苏联防空专家赴甬指导中共建立高炮阵地。总部要求“九支”务必全力以赴获取相关情报，万一暴露身份，可按总部密电指示前往接头地点，有可靠人士为其提供一切方便，舟山方面也会出动武装力量接应他们去台湾。

　　得知不久有希望撤往台湾，纪辛光十分振奋。这种振奋对他的思维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很快，他就想出了转移对手侦查视线的法子——炮制检举信。于是召集一干特务伙计开会，说了一应情况，众人的情绪也一时高涨，接着商量炮制检举信之事。一个名叫何佩轸的伙计不久前在打信号枪时被夜间巡逻人员追赶过，遂决定把检举对象定在何佩轸身上。当然，不可能真的把何佩轸检举给华东特案组，只需找一个与其身材衣着相似的对象作为替身即可。

　　那么，找谁当替身最合适呢？何佩轸那天穿的行头都是大路货，宁波街头这种打扮的男子一抓一大把，不好办的是戴黑色口罩的比较少。大伙儿议论着，忽然有个名叫龚柏韬的特务说他想起一个人，除了身材穿着与何佩轸相似，也是戴黑口罩的。这个人就是眼镜店主万富城了。

　　宁波解放前，龚柏韬曾在旧税务局当过半年门房，那阵儿万富城正兼任“三青团”区分部指导员，几乎天天有邮件寄来。旧时机关、学校等寄到传达室的邮件都是由门房转交各收件人的，一段时间送下来，两人就熟识了。后来，龚柏韬被王复祥发展为特务，辞了税务局的工，去酱园当了一名伙计。有时在街上遇到万富城，两人还会打招呼，偶尔驻步聊几句。上周龚柏韬外出办事，当街遇见给客户送眼镜的万富城，当时万就是这么一副装束。

　　纪辛光听龚柏韬说了万富城的历史情况，认为这个对象做何佩轸的替身非常合适。特案组肯定会在他身上耗费时间和精力，即使查到最后发现查错人了，按照通常思路，也不会怀疑检举信有问题，最多也就是认为检举人认错人了。那么，特案组就会憋着一股劲儿继续在这条道上走下去，纪辛光正好可以腾出精力完成上峰下达的最新使命。

　　于是，这封使华东特案组白折腾的检举信就出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