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46：银箱大盗

【尘封档案】系列之146：银箱大盗

——又名：“银箱大盗”疑案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8年第12期

作者：迟婴、易明佳、金枚、周老壮

一、一夜两案

　　1949年8月5日。南京市。

　　其时南京市有十三个区，其中第七区也称下关，老南京人俗称“城外”。本案苦主金亚峰的寓所就位于该区大马路（大马路系地名，并非泛指）。

　　据史料记载，当年的大马路商贾云集，乃金陵城北区域最繁华之街市，洋行、货栈随处可见，每晚夜市必至午夜。洋货店铺一有时新商品，城内阔太太大小姐必坐洋车前来选购。这样的所在，房价通常不会便宜。能在大马路置业的，都属于有钱阶级。

【信笔由墨】大马路是南京鼓楼区的一条街道，民国时有“”南有夫子庙，北有大马路”的说法。

　　当天晚上十时许，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接到金亚峰的报案电话，称其大马路寓所内的保险箱被撬，初步点检，失窃黄金珠宝首饰多件、稀珍古玩两件以及美钞五千。案情报至治安处长洪沛霖，洪处长认为这是一起重大盗窃案，应由市局和案发地第七分局联合侦查，于是当即跟第七分局局长高立业联系。

　　稍后，市局和第七分局的一干刑警赶到金宅。现场总指挥高立业指令市局技术室派来的痕迹鉴识员（当时沿用旧时称谓）姜铿、汪见春进入现场勘验痕迹，其余刑警分别向苦主及其家人了解情况。

　　这天是金亚峰六十岁生日。暮色初降时分，若干至亲齐聚金宅。庆生酒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待到送走最后一个客人，老爷子按照惯例去书房想把当天的日记记了，却发现原本锁着的书房门此刻是虚掩的，推开一看，大惊失色：室内里侧靠墙放着的那口银箱的门也是虚掩的！当下疾步入内查看下来，箱内十九件黄金珠宝首饰，明代紫砂名壶、北宋瓷碟各一，以及五千美元不翼而飞！上千银洋倒没被窃走，但其中一封已经打开了，少了两枚。

　　金家寓所分为前后两进，后面有个院子，书房位于后侧那排房屋的底楼，与举行庆生家宴的前部客厅隔着一个大天井。侦查员推测，案犯是从与金宅后院一墙之隔的另一户黄姓居民家翻墙而入的。案犯作案时戴着手套，逃离现场前用书房门口小花园井台上的拖把将其留下的脚印擦掉，因此，未能提取到其指纹、脚印。稍后，痕迹鉴识员将书房门上的司必灵锁拆下来，发现铜质锁芯上有新鲜的划痕，由此断定，案犯是使用类似锁匠特有之职业开锁工具打开书房门锁的。

　　那么，银箱又是如何打开的呢？侦查员查看之下，一个个目瞪口呆。案犯并没有专门对付银箱的开锁工具，银箱是被他硬生生撬开的，而这个撬开银箱的方法，却使得侦查员们大为叹服——案犯把特种钢材制作的三角形楔块通过螺旋或者液压工具强行顶入锁舌一侧箱门与箱体之间的缝隙，随着压力的增大（其间换过楔块），把箱门、箱体扣合处的钢板向两边撑开少许，再使用特制的爪形钢质撬棍，把从箱门嵌入箱体的两道锁舌硬生生地撬离，从而打开了银箱的门。

　　这种作案手法，连那几个见多识广的留用老刑警也不禁连连摇头，表示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所谓箱门与箱体之间的“缝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在合格的正牌银箱上，是很难找到这个缝隙的。保险箱（柜）的生产商对箱门与箱体之间的空隙有严格的质量标准，以当时常见的日本“固关牌”保险箱为例，其广告称该空隙“难能插入女性细发”。通常这个部位是窃贼作案时首先想到的切入点，也是银箱最薄弱的环节，生产商必须特别重视。为确保质量，每款产品研制出来后，除了厂家自己进行破坏性试验，有时还会邀请“各路高手”前往测试。可以说，凡是在市场上有点儿名气的品牌，都已经解决了对于这个环节的防范问题。自民国以来，用类似手段撬窃银箱的案子几乎绝迹，而这个案子却是个例外。

　　还有一个情况使刑警感到不解。毫无疑问，案犯是奔着钱财来的，拿走了黄金珠宝首饰和美钞，还有两件古玩。可银箱里放着二十封银洋（每封五十枚），他却只拆开一封的前部封纸，似是随手之举，只拿走了最外面的两枚。这是什么路数？刑警中有几位是原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刑侦总队的资深探员，曾担纲主持侦破1948年春夏之交发生于南京的一桩轰动一时的系列盗窃案（即赤壁路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公馆、百子亭外交部长王世杰公馆、萨家湾英国大使馆、芦席营阿富汗大使馆、天竺路加拿大大使馆、上海路美国大使馆、普陀路参谋总长陈诚公馆、琅琊路前首都警察厅厅长韩文焕公馆等十五处外国使领馆、权贵公馆被盗案件），可谓名噪江南。但此刻面对这一幕，也是皱眉苦思不得要领。

　　窃贼作案后，循原路逃离现场。鉴识员在金宅后院与邻居黄家相隔的围墙上，提取到了数截长短不一的纤维，应是窃贼攀越墙头时留下的，据此判断，其作案时所穿的衣服是七八成新的藏青色卡其布料。

　　刑警顺带也勘查了邻居黄家的情况：黄家的房子在金宅尚未购置前是一块狭长的空地，产权与金宅一并属于房主黄柯的伯父所有。十七年前，伯父准备把造了不到一年的房子转让给金亚峰时，家在苏州的黄柯大学毕业，在南京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伯父说那你就在南京安家吧，遂把后面那块狭长的地皮送给侄子，并资助其造起了房子。此后，黄柯就在金宅后面一直住到现在。黄柯是长江航道局工程师，经常在外出差；去年夏天，其子又被上海同济大学录取，所以黄宅平日里只有黄妻钱雨花独居。如此过日子难免寂寞，钱氏就经常在晚饭后去马路对面的李家与李老太太聊天。是日傍晚六时许，钱氏照例出门，回家时她记得客堂迎门墙上的挂钟显示是七点五十分左右，并未发现家里有什么异常。金宅的庆生家宴是六点开始的，这就是说，案犯的作案时段就在六点到七点五十分之间。

　　黄家因地段比较特殊，大门位于后面那条巷子里，作为唯一进出的正门，而周边各户人家或店铺、公司都是把后门开在这里，天黑之后大多关门上锁无人进出。刑警估计案犯就是趁此机会，使用开锁工具打开黄家大门潜入的。稍后，鉴识员检查黄家的门锁，证实了这一判断。

　　结束勘查时已是8月6日凌晨两点，高立业招呼市局刑警一起回分局吃个夜宵，然后再做计议。可是，这顿夜宵竟没吃成。一干刑警刚到七分局，高立业就接到市局总值班电话：江边路“南京亚峰公司”发生银箱撬窃案，要求七分局立刻出警！

　　更让刑警意外的是，“南京亚峰公司”的老板竟是金亚峰，所以，金老爷子是罕见的双重苦主。

　　金亚峰早年东渡日本留学，攻读的是当时在国内属于冷门的冶金专业，完成学业回国时已是辛亥革命之后，原由清廷南洋大臣曾国荃、北洋大臣李鸿章批准建立的江南制造局炼钢厂被上海军政府易名为上海制造局炼钢厂，金亚峰被该厂聘为高级工程师。1917年8月，国民政府将上海制造局炼钢厂改为上海兵工厂炼钢厂。金亚峰因有留学日本的背景，被指派赴日招聘冶金专家来华担任技术顾问，指导上海兵工厂炼钢厂冶炼新型钢材。完成该项工作后，根据已被聘为顾问的数名日本专家的建议，获得公费留在日本深造的机会。两年后，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被成立于1895年的川崎钢铁株式会社聘为附设的冶炼技术学院讲师（稍后聘为教授）。

　　1929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将隶属于上海兵工厂的炼钢厂划出，改名为上海炼钢厂，直属军政部兵工署管辖。次年，金亚峰辞去日本的工作返回国内，担任上海炼钢厂的技术顾问，并斥私资在厂内设立由其自负盈亏、专事研究的钢铁研究所。同时，又在南京江边路下关电厂旁边购置地皮建造厂房，办了一家研制特殊钢材的公司。

　　抗战爆发，上海、南京相继沦陷。金亚峰在上海炼钢厂内的研究所未随该厂撤迁重庆，连同上海炼钢厂未及撤迁的设备一并被日方强迁至江南造船所，作为“敌产”被没收。南京的公司则因金亚峰在日本军方技术人员中的熟人（两次留学时的同学）斡旋得以保留，金亚峰立刻改变经营项目，不再研制特种钢材，专做销售生意。战时钢铁紧缺，销售是受到严格监控的，日军为此还特地派员专门入驻公司就地监视。即便如此，金亚峰还是多次冒险把制造武器急需的无缝钢管等秘密出售给新四军，有时也向国民党方面提供。战后，经金亚峰大力斡旋，国民党接收官员签发命令，将其南京、上海的公司先后退还，金亚峰得以继续经营。

　　金亚峰不得不佩服中共地下党收集情报的精准。与其有同窗之谊的日本专家被遣返回国前，曾留赠他一些重要的资料，这事连戴笠、毛人凤以及郑介民执掌的“军统”、“保密局”、“国防部二厅”都毫不知晓，中共地下党竟然弄得一清二楚。上海战役还没开打，地下党就已经安排特工日夜提供秘密保护，并准备了汽车、船只，一旦遇到危险，随时可以协助其撤离。

　　上海解放不久，市军管会重工业处处长孙冶方即派员把金亚峰请去。金亚峰表示愿意将保存的冶金技术资料捐献给人民政府，孙冶方则提出这些资料连同金亚峰在上海的研究所一并由政府出资收购。最终双方商定，所有资料捐献给政府，研究所以黄金五十两（十六两老秤）的价格转让。

　　之前，金亚峰跟儿子金幼峰进行了一次谈话，大意是上海的研究所准备转让，南京这边的公司一直是你在负责，今后就完全由你执掌，老爸我也该退休养老了。那笔转让金你拿着，作为公司今后的发展资金。想了想，又说这里还有一封信，也是跟亚峰公司有关的，也由你保管吧，过几天我带你去一个地方，这封信是跟对方见面的凭证。

　　金宅失窃当晚，刑警结束勘查后，儿子、儿媳、女儿等都去休息了，老爷子让妻子沏了杯茶，坐在书房里琢磨着今晚遭窃之事，老伴儿也帮着分析。这当儿，他接到电话，得知亚峰公司也遭窃了。

　　老爷子马上想起他给儿子的五十两黄金和那封信。那封信出自上海市军管会重工业处处长孙冶方之手，是写给华东军区负责兵工军械的一位首长的。由于封着口，金亚峰也不知道具体写了些什么，根据孙冶方跟他谈话的内容和收信人的身份，估计应该与他的专业——冶炼特种钢材有关。鉴于竖式信封右上角小框内印着红色粗体的“机密”二字，内容自然是保密的，他决定直接向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周兴报案。老爷子手头没有周局长的电话，只能致电市局总机，总机接线员把电话接到当晚担任总值班主任的副局长赵苍璧那里。赵副局长闻之立刻作出布置：请金氏父子即去亚峰公司；急告治安处长洪沛霖安排出警。

　　亚峰公司所在地也属于第七分局的管辖范围，当下，高立业率先前勘查金宅的原班人马立刻前往，一会儿，市局治安处长洪沛霖也带着刑警驱车而至。

　　“亚峰”是一家研制特种钢材的具有小型炼钢能力的公司，该公司的“制”，并不是真的推出产品，虽有冶炼用的小高炉，但只是为制作样品以便继续研究。当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规模相当于一家小型炼钢厂。金幼峰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执掌者，他的办公室位于厂区后侧一座小洋楼的二楼，隔着围墙就是长江江堤。襄理王守祥和财务程会计两人合用的办公室就在他的办公室隔壁，内有一个铁皮文件箱，放置着账册和现金、空白支票等，但案犯对此不感兴趣，他的目标是金幼峰办公室里的那口银箱。

　　案犯的作案手法与上半夜在金宅如出一辙：从江堤攀越围墙潜入公司，避开守夜人的例行巡逻，潜至小洋楼前，使用开锁工具捅开司必灵锁。上到二楼后，没进襄理财务室，直奔金幼峰的办公室。金幼峰办公室的这口银箱跟金宅的一样，也是日本“固关牌”，只是比家里那口大一些，案犯用同样的手段撬开了银箱。

　　好在老爷子从上海市军管会获得的那笔转让金没有被窃走。拿到那五十两黄金后，金幼峰与妻子商量，把黄金放到岳父家保管了。但也并非没有损失：他瞒着妻子在公司银箱里暗藏的两千美金不幸被案犯顺走。美金放在一个书本大小的白铜盒子里，上面有密码暗锁，案犯大概是懒得费劲儿，干脆把盒子一并拿走了。钱财损失还在其次，最让金幼峰焦虑的是，老爷子交给他的那封重要信件也放在铜盒里，此刻失窃，怎么向政府交代？

　　案犯具有较强反侦查意识，在亚峰公司作案时也戴着手套，逃离现场时擦去脚印，现场勘查并未获得什么有价值的线索。由于形势原因，这段时间亚峰公司的业务基本处于停顿状态。研究工作仍在进行，但用于检验研究成果的实验性冶炼早已停止，员工晚上都不上班，通常只留两人值守。两人中，一个是专职门卫，一直待在门卫室；另一个由花匠、杂役、厨工等轮班，守夜后次日可以休息一天。这天晚上轮到花匠老缪守夜。和以往一样，他每隔半小时在厂区走一圈，照例用手电照着查看围墙，经过小洋楼时还特地驻步点支烟抽，手电乱晃一阵方才离开。

　　刑警听了老缪的这番陈述，不禁面露苦笑，又是点烟又是乱晃手电，对付寻常小贼，没准儿就把他们吓跑了，但对于本案的作案者来说，这么做不但一点儿用处没有，反而给他提了醒——巡逻的来了，暂停一会儿，别弄出动静，等他走了再继续。

二、义盗“油黑猴”

　　8月6日上午，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核心领导会商决定，由市局、第七分局抽调精干警力组建专案组，第七分局局长高立业任组长，共有十三名成员，其中分局七名，市局六名。市局警员中有四名系原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刑侦总队的资深刑警，领导考虑到失窃物品中有上海市军管会致华东军区首长的机密函件，难以断定这封函件是否案犯的主要目标，又指派市局第三处（社会处）两名侦查员龚伯仁、何诚参与专案侦查。龚伯仁毕业于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刑侦班，抗战时供职于重庆警察局，战后回南京，在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刑侦总队当刑警，被中共地下党发展为党员，利用刑警身份为党从事秘密工作。南京解放后，担任市局第三处副科长。此次被市局领导指定担任专案组副组长，协助高立业主持侦查工作。

　　当天上午九时许，专案组在热河路驻地——一座由解放军第34军第100师第300团（该团6月2日已奉命改编为南京市公安局警卫团）接管的无主庭院（接管后成为军方仓库）的后院举行首次案情分析会。高立业向一干侦查员作了案情介绍后，请专案组副组长龚伯仁主持进行案情分析。

　　众侦查员认为，案犯在一个晚上连续作案撬窃两口银箱，不能排除有图谋密函的动机，但似以谋财动机为主。此人应该有前科，以前在南京地区被捕过，旧警局提留了他的相关信息，案犯之所以戴手套作案，作案后擦掉现场足迹，应该是为了防止警方根据痕迹进行比照，从而查出他的身份。

　　案犯趁金老爷子庆生之机下手，作案时直奔金宅与亚峰公司的两个保险柜，表明其对金氏父子的情况比较了解，对金宅（包括后邻黄家）以及亚峰公司的周边环境也熟悉，甚至知道黄家女主人饭后串门的时段。进入现场，案犯的行动干净利索，开门锁、破坏银箱、窃取钱物、毁灭痕迹后逃离，简直可用“从容不迫，一气呵成”来形容，结合其所处现场环境，可见这厮心理素质极佳，应该是一个积年老贼。

　　案犯使用的对付银箱的独门作案工具，专案组诸君在以往的案件中从没遇到过，只有老刑警王信晖以前审讯案犯时曾听说过有这种构思，有几个还进行过试验，但无一成功。眼前这厮竟然有了零的突破，这个信息如若传出去，江湖上的大小盗贼对这种技术肯定趋之若鹜，银箱制造厂商将要面临新的挑战，对于警方来说，则意味着更多的案子。

　　至于案犯为何没有拿走金宅银箱内的一千枚银洋，一种推测是可能他听见了什么动静，以为被发现了，必须尽快开溜，也就顾不上取银洋了。但经过分析，这样的可能性并不存在，因为案犯离开前还很有耐心地帮苦主打扫了一下“卫生”，这说明他并没有被惊动。

　　于是就有了另一种推测：他是针对金亚峰的那笔转让金（可能还有那封密函）来的，那是主要目标。可是，黄金和密函都没放在金宅的银箱里。这一点他事先大概也想到了，有一套应变预案，那就是去第二作案点亚峰公司。前面说过，金宅所在的大马路是热闹所在，入夜后不到下半夜是不会消停的。银箱里的金银首饰、美钞占不了多大地方，两件古董无非也就是紫砂壶和瓷盘，加在一起也没多重，但一千枚银洋就不同了。银洋每枚重量是七钱二分（十六两老秤），一千枚的重量是四十五市斤。案犯身上还背着一套撬银箱的工具，那可是精钢材质，重量自是不轻。来之前，案犯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银洋，不会专门准备容器，只能在现场找块被单之类的打个包袱。提着这么多东西离开现场，在那个时段出现在熙熙攘攘的大马路上，那不是等同于在自己额头上贴了盗贼的标签？况且他接下来还要去亚峰公司，背着四十五斤的银洋，那就不是“潇洒作案”而是体能测试了。

　　这应该就是案犯没有拿走银洋的原因。可问题又来了，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又撕开银洋的封包纸，取出两枚带走呢？思来想去，侦查员最后想到了交通费——到亚峰公司作案后已经接近半夜，这个时候背着那么多赃物独自在街上行走，万一碰上巡逻队就不好办了，所以他从现场顺走了两枚银洋，作为叫出租车或三轮车的费用。

　　那么，应该如何着手调查呢？大伙儿又是一番热议，归纳出以下几点——

　　第一，应当向金亚峰父子及其家人（含佣人）、亲戚进行以下调查：是否向其他人泄露过金老爷子将其在上海的研究所转让出去，携带黄金和密函返回南京的信息；曾向何人提起过8月5日老爷子举办家宴庆生之事。第二，向金宅邻居以及亚峰公司员工了解以下情况：近日是否有人窥探、打听过金宅以及公司的情况；是否有人向邻里打听过金宅后邻黄家女主人平时的生活规律；她本人是否跟别人聊起过家人情况和活动规律。第三，走访大马路商家店铺、摊贩住户以及案发当天傍晚至午夜曾在下关一带揽过客的出租车司机或三轮车夫，了解是否有案犯出现的相关信息。第四，案犯以自制工具成功进行了两次撬窃，估计之前进行过多次试验。试验需要经费、场所，试验用的银箱是大件物品，而且应该不止一个，运输、存放的过程中，不可能不留下一点儿痕迹，有必要考虑通过各分局、派出所在南京全市范围内查摸。第五，走访全市帮会骨干以及看守所、监狱的在押犯，查摸本案案犯的相关信息。第六，鉴于金宅被窃财物中有首饰、古董，不排除案犯销赃的可能，所以有必要在南京及苏南至上海沿线城市进行布控。

　　专案组长高立业正要进行分工，忽然接到七分局打来的电话，有位名叫钱雨花的妇女求见。高立业马上意识到有情况，吩咐立即派员把这位钱女士送到热河路专案组驻地。

　　钱雨花即金宅后邻黄家的女主人，她出现在一干侦查员面前的时候，手里提着一个绿色带红花的搪瓷热水瓶。众人不解，这是什么情况？副组长龚伯仁一个眼色，离会议室门口最近的侦查员彭捷几步上前，一边招呼，一边伸手接过热水瓶。拎在手里，感觉那是一个空瓶，小彭更是奇怪，难道是出门买豆浆顺便去分局求见高局长的？正要随手把热水瓶放到墙边，钱雨花开腔说：“我就是为这个热水瓶来见高同志的。”

　　钱雨花带来的这个热水瓶直接导致专案组作出了改变侦查方向的决定——

　　黄家遭窃之事，钱雨花是在昨晚刑警上门调查时得知的。刑警在她家勘查时，她越想越害怕。如果丈夫黄工程师在家的话，她倒还有些底气。可是，前面说过，黄柯是长江航道局工程师，经常出差，这几天正好不在家。这样，钱雨花就对一会儿刑警离开后独自待在家里放不下心了。当然，她可以选择去邻居家住半宿，天明后再回来，可是，又担心窃贼去而复返，再来她家翻箱倒柜折腾一番怎么办？她家也有些许贵重细软。于是，她就跟一看就是领头的那位高同志（她不知这是第七分局局长）吐露了这份心思。对于高立业来说，这事当然容易解决，当下唤来担任现场外围警戒的派出所民警，说这事你们处理一下。

　　派出所的处置方式是请了两个女邻居过来与她做伴。今天上午，那两个邻居离开后，钱雨花寻思丈夫说好下午返回南京，晚餐得备好菜肴，就去菜市场买菜，自己顺便在外面的小店铺吃了早餐。回来后，收拾屋子、晾晒衣被、准备饭菜，一番忙碌，转眼就到了午后。一个人在家，寻思吃得简单些，弄点儿剩饭用温开水泡泡即可。这时，女主人有了新发现。她在拧开搪瓷热水瓶的外盖时，听到里面似有声音，把外盖取下，发现内有两枚银洋和一纸条子，上书：承蒙借道，谨致谢意；银洋两枚，敬请笑纳。落款是：油黑猴拜上。

　　这就是案犯打开金家的银箱后只取走两枚银洋的原因！

　　那张纸条，是从黄家客堂挂着的日历上随手撕下的，写字用的笔是挂在日历旁边用于随手记录的一支铅笔。

　　高立业扫视众人：“听说过‘油黑猴’这个匪号吗？”

　　副组长龚伯仁和资深留用刑警许成德、潘凌、王信晖、钱祖道、老史等人互相交换眼色，纷纷点头。然后，你一言他一语说开了这主儿——

　　大约二十年前，也即1930年前后，苏南地区江湖上冒出了一个盗贼。这主儿一出现就显得与众不同，一是作案喜欢独来独往，属于江南道上所谓之“独脚蟹”；二是专挑富裕人家下手，但从不光顾权贵府邸，作案留有余地，仅取走部分财物；三是胆大心细，从容冷静，事先必定把作案对象的底细、家庭成员状况、活动规律、内外地形等查摸清楚，然后在黄昏时分人们围坐一处用晚餐的时段（江湖谓之“灯下黑”）潜入现场，迅疾作案后离去；四是具有超强的反侦查意识，不分春夏秋冬，作案一律戴手套，尽可能不留下痕迹；五是擅长对付各种锁具，其开锁技能不输于专业锁匠，但从没听说过这人能对付银箱。

　　据说这主儿姓丁，最初并无名号，作案也不算频繁，一直在南京到上海的铁路沿线城市流窜，每到一地只作一宗盗案，并未引起江湖以及警方的特别注意，偶尔提及此人，仅以“独脚蟹”这个非专用名号称之。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的苏南地区，由于较其他地区富庶，盗贼多如牛毛，干这一行要想出名颇有难度，除非作一起惊天动地的大案。1934年，丁氏正好撞上一个机会，竟然一下子扬名江南。

　　这事发生在当时的江苏省会镇江市。丁氏去茅山访友时途经该市，遇上一个从苏北灾区一路行乞欲赴沪投奔朋友的老学究，还有几个弟子相随。老学究身染重病，奄奄一息，几个少年弟子身无分文，已然陷入绝境。丁氏动了恻隐之心，对当地一户恶霸的宅邸下手，所获金钱用以解老学究和弟子们的燃眉之急。恶霸动用关系向镇江警方施压，限期破案，一干刑警找不到线索，就把老学究从医院抓进看守所关押。已逃离镇江的丁氏闻讯，返回镇江向警局投案，警方将老学究开释。几天后，丁氏获悉老学究师生已得江湖人士赞助赴沪，遂越狱脱逃。

　　丁氏之举立刻被江湖中人视为义举，到这份儿上，想不出名都难。镇江有家报纸的记者从警方内部获取信息，结合江湖传说撰写了文章，首次披露了丁氏的大名：丁松博。丁松博皮肤黝黑、身形瘦小、机灵如猴，不知哪个好事之徒给他起了个绰号“油黑猴”，倒也形象。丁松博自己对于“油黑猴”这个名号显然也是认可的，其后作案时在现场留名，用的就是“油黑猴”。

　　抗战期间，江南地区是沦陷区，“油黑猴”作案依旧，对象清一色是汉奸文官，偶尔也光顾日本商人的住宅或店铺，但一般不去碰军人，不论是伪军还是日军。因此，尽管他给苏南诸地的汉奸制造了不少麻烦，伪政权对他的追缉力度倒不算太大，虽曾数次遇险，不过最终都得以逃脱。1944年夏秋之交，汪伪政权曾大肆张贴布告，点名招安一批知名度比较高的匪盗，其中就包括丁松博，许诺只要自首，不但不会追究，还要“予以委用，给付重金”，希望丁“迷途知返，浪子回头，为国出力，为民造福”。据说有若干被点名者“揭榜自新”，确实被“委用”了。但“油黑猴”对此不屑一顾。

　　抗战胜利后，江湖上再也没有了“油黑猴”作案的消息。传说他被黑吃黑干掉了，也有说他金盆洗手，娶妻生子过隐居生活了，还有说他看破红尘，削发为僧了。

　　专案组成员中有两名留用刑警在南京沦陷后供职于日伪警察局，干的也是刑侦活儿，他们曾参与侦办过“油黑猴”所作的盗案，因失主（系日伪政府高官）不想张扬，案子半途而废。据他们回忆，当时在现场也发现了案犯故意留下的字条。这二位一说，立刻引起了高立业的注意，问是否建立了刑事卷宗。对此那二位有点儿吃不住。不过根据规定，既然勘查了现场，那就必须建立卷宗，现场遗留的那纸字条确实也作为物证收存了。

　　副组长龚伯仁当即给市局档案室打电话，询问是否可以查到这份卷宗，以便对照字条的笔迹。片刻，对方回复，南京解放才三个多月，人手少事情多，旧档案还没来得及整理，如果专案组急着要，那就只有自己过来找了。不过，库房里积满灰尘，遍地狼藉，旧档案堆积如山，一时半会儿怕是难以找到。

　　这时，提供情况的两个刑警之一老潘开腔了，说当时主持勘查现场的日伪首都警察厅刑侦大队督察官任远章三年前中风瘫痪，现在就住在鼓楼那边，是否可以去问一下当时的情况。副组长龚伯仁当即和老潘驾一辆摩托前往鼓楼。

　　任远章虽然中风偏瘫，但脑子还算清晰，对“油黑猴”记忆犹新。据他回忆，当时的确建立了刑事卷宗，那张纸条原件是他看着承办员放入卷宗袋的。该案失主王秉承是日伪政府“工矿资源部”副部长，抗战胜利前夕举家逃亡海外，不知下落。案发时，王正在浙江“视察”，家人向保泰街日伪首都警察总监署报案，总监署刑侦大队立刻出警。当天深夜，王从浙江回到南京，得知此事后，不知怎么想的，立刻给总监署总监（相当于警察厅长）打电话，说事儿不大，就不劳刑警弟兄们了，把案子撤了吧。次日上午，总监署通知任远章撤案，并按照王的要求把卷宗送交总监办，当场销毁。后来任远章听说，王秉承是担心此事会惊动正在南京“访问”的日本政界元老代表团，从而注意到他的财产情况，所以宁可破财，也不想把事情张扬出去。

　　这就没戏了。不过龚伯仁还是向任远章简述了本案的情况，询问这个洋科班出身的老侦探，该案是否“油黑猴”所为。任远章的回答是“很像”。至于销声匿迹后怎么又突然冒出来作案，任远章就说不上来了。

　　专案组决定，集中力量访查“油黑猴”的下落。

三、错捕疑犯

　　访查“油黑猴”是一桩难度非常大的活儿，这厮以前在江湖上名气虽不小，但信息却不透明。据任远章说，当时被点名召拢来参加侦查的刑警每个人都听说过“油黑猴”，可谁也不曾收集到“油黑猴”的详细信息。

　　专案组成员钱祖道回忆，1937年5月，南京太平桥“大盈棉纱行”老板顾大盈寓所发生窃案，现场墙壁上有“油黑猴”的留言。那个年代，南京警方虽已经有了刑事鉴识员，但只限于勘验脚印、指纹等痕迹，不能进行笔迹鉴定，所以，墙上“油黑猴”的留言连照片也没有拍摄。当时钱祖道系东区警察局见习刑警，被分派去镇江向当地警方询查1934年“油黑猴”自首后在看守所拍摄的照片和提取的指纹档案。可是，钱祖道白跑了一趟，镇江同行说，他们还没来得及给“油黑猴”拍照和提取指纹，这厮就脱逃了。之后，“油黑猴”再未被捕过，也就谈不上留下相关鉴定真实身份的档案资料了。

　　由此可见，“油黑猴”接受了1934年出道伊始在镇江的那次教训，特别注意掩藏自己的真面目。他作案时从不把事情做绝，就像绿林道上讲行规的响马，劫道时会给苦主留一份盘缠，不把人逼到走投无路只好上吊的地步。之所以如此，一是说明此人多少有点儿原则，所谓盗亦有道，另一方面，既然他并非罪大恶极，也就不至于成为警方过分关注的对象。

　　此刻，专案组讨论下来，认为要打听“油黑猴”的信息，似可着眼于其讲究江湖规矩、讲究义气这方面。既然讲义气，那就必定要交朋友，别人不知道他的信息，朋友肯定会知道若干情况，否则，那就不是真正跟人交朋友了。

　　侦查方向有了，众侦查员兵分几路，对市局及各分局看守所、老虎桥监狱、集训大队关押的对象以及帮会人物、盗窃惯犯和街头锁匠进行访查。

　　次日，8月7日，侦查员许成德、小梁那一拨获得一条线索：两天前，有人曾在夫子庙看到过“油黑猴”！

　　这条线索的获取和一个名叫罗通的工匠有关。罗通从小对机械感兴趣，初中毕业后考进了机械技工学校，因成绩优异，被北洋政府官费派赴德国留学两年。回国后，他先后在上海、苏州、镇江、南京的大工厂做过工程师。抗战爆发，南京沦陷，罗拒绝了日本人的邀请，于是日方放出风声，任何工厂、作坊一律不准雇佣罗通，违者严惩！罗通只好自寻出路，在街头摆了个维修摊头，大到汽车摩托，小至锁具拉链，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连日本宪兵队的汽车摩托车都请他去修。罗通拒绝“出诊”，宪兵队只好把坏车拉到摊头上来，罗通方肯动手修理（否则只怕就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就这样一直干到抗战胜利，罗通干习惯了，决定就这样干下去算了。不久，黑道朋友又盯上了他，举凡开锁配钥匙的活儿络绎不绝，还有登门拜师的。刑警也时不时来找他帮忙开一些一般锁匠无法对付的锁具或银箱，时间长了，有投缘的刑警跟他交上了朋友，无意间发现罗师傅这边有许多现成的破案线索。从此，罗通就成了警方的耳目。

　　南京解放前，许成德系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刑侦总队的四个情报专员之一，罗通则是他的专属耳目。两人接触密切，罗通向许成德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当时，许成德已经跟警察厅里的中共地下党员有接触，后者正在奉命收集有关南京黑道、帮会方面的情报资料，就把罗通提供的一些与之相关的情报转给了地下党组织。今年3月，原本就有心血管疾病的罗通喝酒后突然中风，因送医迟缓留下了后遗症，从此再也没法儿干他钟爱的机械维修活儿了。

　　这次，许成德接受访查“油黑猴”的使命后，第一个想起的就是罗通，就和搭档小梁一起去拜访。可是，两人登门后得到的却是坏消息，罗通半个多月前再次中风，尽管及时送医，还是回天乏力，后天就是“三七”。出面接待的是罗通的大儿子、银行职员罗明，他认识许成德，知道老许是金陵名探，一向无事不登三宝殿。许成德便把来意说了说。罗明说巧了，您说的这个“油黑猴”在我爸过世前几天来过我家！

　　那是7月16日，黄昏时罗明下班回家，看见家里客堂一侧靠墙的那张矮桌上放着几样礼品：火腿一只、糕点两罐、香烟两条，桌旁的地上还有一个贴着彩色商标的大坛子，近前一看，是封缸酒，上面标明内装五十市斤——这些东西在当时乃是一份重礼了。罗明就问母亲是谁送来的，母亲说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这时，在家休产假的妻子张秀娟从里间出来，说送礼的人自称是咱爸的徒弟，姓丁，从镇江来的，在街上的摊位没找到咱爸，就到家里来了；妈告诉他咱爸去乡下走亲戚了，他就问什么地方，听妈说了地址，他说那个地方他知道，这就过去找。然后就走了。

　　这种陌生人登门的情况以往常有，罗家也不以为奇。当晚罗通回家后，听妻子、儿媳说起此事，却说没有人来乡下找过他。又听她们描述了来人的年龄、模样，说那应该是“油黑猴”。再看四样礼品，说这份礼不轻，看来这小子有解决不了的事儿要我帮忙。今天没来，估计明天就会上门。

　　第二天“油黑猴”没登门，是否去了街上罗通的摊头，罗明不清楚。许成德寻思，“油黑猴”特地从镇江赶过来，还带了这么一份重礼，定有要事向罗通求教。而老罗这人能解决得了的事八成与机械相关。那是7月中旬的事儿，8月初就发生了金宅、亚峰公司银箱撬窃案。难道“油黑猴”专程赴宁找罗通，是为了讨教如何对付那两口银箱的问题？许成德和小梁查看了那坛已经开封但尚未喝完的封缸酒（其余三样礼品，办丧事的时候都用掉了），记下了商家地址。

　　次日上午，许成德和小梁根据专案组领导的指令，前往镇江进行调查。他们有两个选择，一是通过镇江警方的协助向在押或者虽未拘捕但已被控制的黑道、帮会分子了解“油黑猴”的情况；二是不惊动镇江同行，直接将“油黑猴”送给罗通的礼物作为切入点向商家调查。他们选择了后者。

　　“油黑猴”带到南京的四样礼品，三样已经没了，包装都没剩下，只好在那坛封缸酒上动脑筋了。两人去了位于润州路上的“景隆酒坊”，这是一户自产自销的商家，以销售自酿的米酒、封缸酒为主，也销售自产的酒酿和米醋，传统工艺，价格公道，生意一向兴隆。小梁对商家是否还记得半个多月前有“油黑猴”那样一个顾客去买酒有点儿信心不足，许成德却说应该记得，估计上去一打听店家就会想起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据罗家人告知，那天这位丁先生是坐轮船从长江前往南京的，上岸后，他叫了一辆出租马车前往罗家。使罗家人感到吃惊的一个细节是，马车驶至罗家门前停下后，他可能是担心坛子被车夫不小心打碎，没让人家相帮搬送，而是自己动手。自己动手不算稀奇，稀奇的是他竟然一手拎着整条火腿和糕点香烟，另一手提着那个超过五十斤的酒坛步履轻松地进了罗家，脸不变色气不喘。许成德因此认为，“油黑猴”去“景隆酒坊”买酒时很有可能也是自己动手把整坛酒拎出店堂的。如果这个估断没错，那酒坊方面对此肯定也会留下深刻印象，毕竟有这等膂力的主顾并不多见。

　　果然，“景隆酒坊”的账房、伙计都记得此人，说那是丁先生，经常来买酒，陈酒（即黄酒）、封缸酒都是买五十斤一整坛的，从来不要伙计相帮，自己一手拎了就走。

　　那么，这位丁先生是干什么营生的呢？伙计说他是开修车行的，技术不错，胜利（指抗战胜利）那年冬天，美国兵舰停在镇江码头，船上机器坏了，洋轮机匠修理不了，听说了丁先生的名头，派了两个军官开一辆小吉普把他请去，一鼓捣就给弄好了。

　　既然有地址，刑警决定直接登门。到修车行一问，一个三十七八岁身穿玄色印度纱短袖褂子的男子从里屋踱出来，一手夹着香烟，一手端着一把紫砂壶，很休闲的样子，但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冲许、梁微微颔首：“敝人姓丁，不知二位先生有何见教？”

　　小梁冷冷发问：“你最近去过南京吗？”

　　“去过。”

　　“哪天去的？”

　　“8月3日去，6日回。怎么呢？”

　　许成德与小梁迅速交换了一个眼色，一个亮出证件，一个掏出手铐：“如此，请你跟我们走一遭！”

　　专案组领导听说许成德和小梁把“油黑猴”押解回宁，立刻由副组长龚伯仁出面主持讯问。

　　走进讯问室，龚伯仁先让去了“油黑猴”的镣铐，小梁有点儿不放心：“这人犯力气很大，听说还练过武术，不得不防啊！”

　　龚伯仁微微一笑：“已经进来了，还怕他逃？”接着又请“油黑猴”抽烟，还给倒了茶水，简直是将其当客人对待了。随口聊了几句，龚伯仁问对方是什么文化程度，丁答称初中毕业。龚说那你写几个字给我看看，小梁便递过纸笔，龚伯仁说了十几个字，丁一一照录。

　　然后正式开始讯问，人犯自报姓名丁松博。龚伯仁开门见山说到了撬窃银箱的案子，丁松博大吃一惊，说怪不得又是手铐又是脚镣，原来是把我当江洋大盗了！同志，你们弄弄清楚，我可是百分之百的良民啊！你说的那个案子跟我没关系。

　　龚伯仁不动声色：“既然如此，那就说说8月3日到6日这三天你在南京做了些什么事？”

　　丁就把这三天的经历详细说了说。他是开修车行的，以修理汽车、摩托车为主。镇江解放前夕，原先向他提供零配件的国民党部队汽车修理所随军逃跑，不知去向。这样，车行的零配件就断档了，只好四处求助。镇江没有生产零配件的厂家，也没有处理报废汽车摩托车的处理场，新政权规定，报废车辆一律交军方送南京统一处理。没办法，他只好到南京来寻门路。上月中旬来过一次，找到了技艺高超人脉广泛的罗师傅。罗通帮他联系了一个关系，他当即前往，赶巧人家正要出趟远门，见面没谈到正题，让他8月初再去，这就有了8月3日至6日的南京之行。他与罗师傅介绍的窦姓老板相约在夫子庙“如意酒家”吃饭，窦自然要告诉他罗通猝死的消息，不过他表示，他和罗师傅是多年好友，罗师傅托付的事儿一定要办，然后就叫手下人陪他去看了几处报废机动车的堆场，8月5日下午和晚上具体谈了生意细节，签署了合同，次日，丁就回镇江了。

　　丁氏说话时神态自如，侦查员猜测其言多半靠谱。当下，龚伯仁问明丁氏来宁那几天下榻的旅馆以及窦老板的地址，指派侦查员董怀中、彭捷等即刻前去调查相关情况。

　　这边讯问继续进行，问丁氏是否知道十五年前镇江的那桩“义盗”新闻。丁说这个案子我知道，当时报纸我也看了，新闻里说的那个“油黑猴”跟我同名，让我很是尴尬。不过，后来报馆登门道歉了，说是他们把名字搞错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丁松博告诉刑警，丁家代代习武，祖上出过好几个武将，最厉害的一位在雍正年间当过正三品参将。到他父亲老丁那一代，家道败落，便开了家武馆，丁松博从九岁开始就在武馆与一班学员跟着老丁和其他武师习练。老丁做惯了教头，脾气很大，听说那个“义盗”——当时江湖上还没有送他“油黑猴”的绰号——跟儿子同名，就觉得不爽。偏偏老丁又特别喜欢较真儿，在镇江人头也熟，各行各业都有朋友、弟子。报馆的一个大股东董先生的公子是丁松博的师兄，老丁就找上门去询问此事是否搞错了，一个江洋大盗和自己的儿子同名，还登了报纸，弄得一家人好生难堪。其实董先生只是投资，报馆具体事务是不管的，但董先生对老丁一向尊重，就给警察局打了电话，问下来，原来那个“义盗”的姓名是丁宋伯，记者是电话采访的，也没问清楚，就照发音随意记录了。

　　后来那个“义盗”出了名，得了一个名号叫“油黑猴”。一道习武的师兄弟、机修公司的同事经常拿这事跟丁松博打趣，也开玩笑一般叫他“油黑猴”。开始丁松博也就一笑了之，可偏偏他的体形、肤色跟传说中的“油黑猴”相似，因为是学武的，身手也敏捷，再加上朋友们故意误导，有人就当了真，经常在他背后指指戳戳。起初丁松博还要解释几句，不料越描越黑，久而久之，丁松博也就懒得解释了。老丁对此很是气愤，但也无可奈何，就跟儿子说，反正白的说不成黑的，只要你好自为之，不干歹事儿，行得正站得稳，警察也好道上也好，不会不问青红皂白跟你过不去的。

　　老丁病逝后，武馆没了，丁松博用武馆的房子开了这家修车行。出去联系业务时，有人把他当“油黑猴”看待，他也不更正。如果生意伙伴是道上的朋友，他更是被高看一眼，做生意反而更顺利了。他跟南京的罗师傅就是这样认识的。罗师傅修车技术好，也有路子搞得到紧俏零配件，丁松博遇到解决不了的技术问题，就经常跑到南京去向他求助。

　　讯问到此，龚伯仁等人已经基本认定没戏了。果然，去旅馆调查的侦查员打来电话说，旅馆方面证明，丁松博那三天确实下榻在他们那里，白天出门办事，晚上在旅馆里待着，无人来访，三个晚上都跟伙计们下棋打扑克，5日那天晚上干脆和老板、账房以及另一个旅客打起了麻将，玩到后半夜才歇，丁先生输了十多万（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为100001，下同）。又过了一会儿，向窦老板调查的侦查员回来了，证实丁松博所言属实。

　　8月9日上午，市局技术室送来了笔迹鉴定结果：丁松博的笔迹与案犯在黄家现场留下的字条完全不符。

　　丁松博的作案嫌疑被排除了。

四、净世和尚

　　差不多就在同时，专案组侦查员钱祖道、齐舟在苏南行署常州专区下辖的宜兴县芳桥乡岱华山下的潮音寺与“油黑猴”丁宋伯的真身见面了。

　　钱祖道、齐舟都是留用刑警，分别供职于市局和第七分局，副组长龚伯仁指派他们去市局看守所向在押人犯（重点是盗窃犯）了解“油黑猴”的线索。这活儿还真是选对了人，钱祖道原本就是专门侦查盗窃案的刑警，而其搭档齐舟则是下关那一带小偷的克星，经他们之手被送去坐牢的盗窃犯有多少，他们自己都不记得。而且两人——特别是钱祖道，侦破案件的手段比较高明，跟窃贼打交道讲究江湖规矩，即使是被他们亲手捕获的对象，对他们也是口服心服，人前背后提起他们，都说是一贴老膏药。因此，黑道上肯买他们账的人颇多。

　　可以想象，这会儿两人带着自掏腰包购买的香烟来到看守所，让看守员把人犯从监房提出来，递烟沏茶询问情况，那些对象肯定都愿意配合。况且，这里面还有将功折罪的利好因素。纵然如此，一个个对象问下来，他们大多知道“油黑猴”这个人物，有的还亲眼见到过甚至一起喝过老酒，可是，都不清楚抗战胜利后他的行踪，传言当然有不少，但人犯都说“不靠谱”。钱祖道、齐舟正沮丧的时候，一个年轻人犯提供了一条线索。这个线索并非直接和“油黑猴”有关，不过对于专案组来说，多少算是一线希望。该人犯告诉侦查员，据他所知，南京道上有那么一号人物，人称“羊老板”，他应该晓得“油黑猴”的下落，而且可靠程度颇高。理由呢？很简单——“油黑猴”这个绰号就是羊老板给起的。年轻人犯之所以知道这个情况，是因为羊老板是他的嫡亲舅舅。

　　羊老板做的并非贩卖活羊为饭庄提供肉源的生意，甚至够不上旧时社会局工商处认可的商铺老板资格，他从事的是收赃销赃营生，兼带提供把黑钱漂白的有偿服务。至于羊，那是人家的姓氏，百家姓里写着的，三国两晋的时候是北方大姓，也出了不少人物，西晋名臣羊祜就是其中最着名的一位。

　　旧时南京专事收赃销赃的“老板”很少，因为这门营生风险甚高，而且需求量也不是很大。城西一带就羊老板一个，黑道上只要提及“水西门羊老板”，尽人皆知。羊老板名济仁，五十来岁，他干这一行竟然还是祖传，打自曾祖父那一代就开始了。如果这一行也挂招牌的话，算得上是老字号了。收赃、销赃即便在旧社会也是非法勾当，有谁敢半公开干，那必定跟警方有默契，这可不是随便搞定几个警员就能行的，至少需要一定级别的警务长官的默认。要想长期保持这份默契，仅靠金钱是不够的，还得给人家提供黑道情报，以及相帮警匪之间有时必不可少的沟通。羊济仁精于此道，在警方和黑道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平衡点。据说抗战时，他还把这种沟通延伸到日伪与“军统”、“中统”之间。

　　那么，羊老板跟“油黑猴”是怎么扯上关系的呢？大凡盗贼初出道时，作案通常不算问题，成问题并且容易失风的是销赃环节。可以说，一个成功的盗贼，必须具有可靠的销赃渠道；由成功发展到辉煌，最后想金盆洗手了，还得有可靠之人相帮把黑钱漂白。在当时的南京，羊老板就是这样一个最佳推手。对新出道的盗贼来说，在获得羊老板的认可后，还能避免因菜鸟经验不足历练不够而被警方追捕、同道倾轧之类的麻烦。“油黑猴”这只独脚蟹得以安全行走江湖，有一半是羊老板的功劳。后来，丁宋伯有了“义盗”的名声，羊老板为助其迅速出名，就给他起了“油黑猴”这个诨号，果然一炮打响。

　　南京解放后，羊老板瞧形势不对头，立刻“歇业”，闭门不出，道上人物谁也不搭理。此刻钱祖道、齐舟登门，羊老板不敢怠慢。听钱、齐说了来意，羊老板微微颔首：“二位就为这事来的？不好意思，老朽如今闭门不出，不知本城发生了这等案子，如此作案手法，老朽也是头回听说，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啊！至于丁宋伯嘛，我敢打包票，这个案子跟他没关系。当然，口说无凭，我给二位一个地址，你们去那里跟他见个面就清楚了。”

　　说罢，羊济仁取了张白纸，用毛笔写下“宜兴芳桥潮音寺”几个字。

　　钱祖道、齐舟请示专案组领导后，便按图索骥前往宜兴。潮音寺虽然规模不是很大，却是一座千年古刹。不过，1949年时，这座庙宇已被兵灾战火折腾得不成样子。“义盗”丁宋伯就在这里出家，法号净世，使侦查员吃惊的是，他的一条腿竟然断了，拄着拐杖方能行走。

　　看到侦查员惊疑的神情，净世和尚淡淡一笑，从禅房里取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日伪时期的“良民证”，上面有印着钢戳的照片，清清楚楚地写着姓名丁宋伯、籍贯南京，还有一纸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三月由“中华民国江苏省第一行政督察区宜兴县政府”颁发的度牒。

　　净世问侦查员：“是为贫僧民国时期涉案而来，还是另有他事？”

　　钱祖道、齐舟两个都是老刑警，却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动身过来时，原本是准备将这人提溜去南京的，眼前这一幕却使他们不得不改变主意——断了一条腿，显见得是不可能作案的，那就没必要拘人了。当然，笔录还是要做一份的，以便留档备查。又提取了他的字迹，准备拿回去比对——尽管两刑警已经确信此人与银箱窃案无关，但必要的证据还是要留下，同时跟他讲清楚，在笔迹鉴定结果出来前，不能离开潮音寺，由寺庙住持为其担保。

　　做完笔录，钱、齐两人没有转身就走。尽管案子不是净世和尚作的，但他毕竟是民国年间有名的大盗，能不能提供些对眼下这个案子有用的线索呢？于是就跟净世聊了聊，聊天的话题，就从他这个“油黑猴”的绰号开始。

　　一问才知道，所谓“油黑猴”，其实应该是“酉黑猴”。起这个绰号的羊老板少年时读过数年私塾，平时闲着没事，喜欢捧着册古籍摇头晃脑吟诵，还能画几笔丹青，写几行书法，对天干地支也说得出点儿道道。1934年，丁宋伯从镇江脱逃返宁后，羊老板设席为其洗尘压惊，当场送其绰号曰“酉黑猴”。丁宋伯询其涵义，羊老板一番解释，他才明白这个“酉”指的是酉时。古人把一天分为十二时辰，依子丑寅卯的次序排列，酉时即傍晚五点至七点，正是丁宋伯擅长的“灯下黑”作案时间。可是，道上朋友没文化，即使把这个绰号写出来，十个有八个也不认得“酉”字，人云亦云，口口相传，传了一阵就成了“油黑猴”。丁宋伯对此感到无奈，但也不可能登报发个启事予以更正，只得随别人叫去了。

　　侦查员问他的腿是什么时候断的，丁宋伯说那还是抗战胜利前两个多月的事。应道上朋友相托，他去上海江湾镇上一日军军官寓所行窃一口皮箱（不知内盛何物）。当时，他也是利用“灯下黑”时段，趁主人宴请宾客之机翻墙进入现场的，皮箱顺利得手，抛出墙外由同伙接下了，但在逃离时被一个日本女佣发现，惊叫起来。日军闻声而出，其中一个拔枪射击，把已经上了墙头的“油黑猴”左腿打伤。幸好外面接应的同伙备有汽车，立刻将其抬上车离开上海，直奔苏州，找医生治疗。不幸枪伤过重，取出子弹后伤口继续恶化，最后只好截肢。纵然如此，伤情也一直不稳定，持续到年底方才彻底脱离危险。这时抗战已经胜利，“油黑猴”寻思这回栽得厉害，今后没法儿再在江湖上混，只有出家了。于是，就到其母亲的出生地宜兴芳桥潮音寺剃度。

　　钱祖道、齐舟听着，没有吭声，暗忖专程赴沪行窃日军军官寓所，且有指定盗窃目标，动用汽车接应，接应的同伙行事很有章法，显然事先是有预案的；事后的治疗，料想费用不菲，这些都不是寻常窃贼做得到的。而且这事封得很紧，江湖上都不知道。由此可见，请“油黑猴”出马的不会是一般的江湖朋友，多半具有政治背景。具体是国共哪一方的，丁宋伯没说，侦查员也没问。钱、齐估计是国民党某个特务系统的可能性较大。

　　接着就聊到了专案组面临的这个案子。丁宋伯听了侦查员对案情的简述，说这个案犯的行事风格跟我蛮像的，还冒用我的名号，存心陷我于不义。不过，这人只知道我的作案习惯，应该和我没有直接交往，不会是我的朋友，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我残废的事。另外，从盗窃技术来说，我算不上一流的。我惯于玩“灯下黑”，凭的是胆大心细，这不算技术。至于开锁，一般的锁具当然难不住我，但银箱我绝对没法儿对付。不瞒二位，我倒是也动过对付银箱的脑筋，还花了钱钞买了些物件进行试验，甚至请羊老板帮我介绍开银箱的高手，好向人家学学。但羊老板不同意，他说一个人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都是老天注定，比如你小宋吧，就是“灯下黑”的料，不用去动其他脑筋。再说，我是销赃的，你是盗窃的，虽然都是黑道，但并不同行，你是“盗行”，我是“销行”。道上有道上的规矩，我既然是“销行”，那就只管“销行”的事，不插手“盗行”。你若有缘遇到开银箱的高手，你自管向他拜师，我不会干预，但我绝对不能坏了规矩给你介绍。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黑道也是如此。这番话彻底打消了我的念头，从此再也不去想对付银箱的事儿了。

　　侦查员听丁宋伯这么一说，顿时有了兴趣，请他聊聊当初是如何琢磨对付银箱的，是否想到过采用和本案类似的作案手法。丁宋伯说，这个方法我还当真考虑过，也做过试验，但没成功。我这人喜欢琢磨，屡次失败后，我就换了一个角度考虑：我想出的那些对付银箱的手段，研制银箱的工匠技师肯定早就想到了，在制造时就预先作了防范。在这方面，我跟他们相比，水平显然不在一个档次上，我是永远无法超越他们的。想通了这一点，我也就不再强求。现在您二位突然告诉我，居然有人用这种方法打开了银箱，我还真是没想到。这种方式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保证基本不发出声响，只不过时间要长一些，另外作案工具也比较复杂，分量重不说，还占地方，攀屋翻墙时可能会成为累赘，弄出动静。凡事有一利就有一弊，不过，我还真是挺佩服这主儿的。

　　丁宋伯进一步解释，据他以前对银箱的研究，要把箱门与箱体之间那条头发丝般的缝隙顶开，从理论上来说完全可行，但实际操作中，很难具备这样的条件，那就是制作工具的材料。银箱本来就是用特种钢材制作的，要硬生生破坏银箱，那就需要更加坚硬的材料制作工具。这种材料怎么获得，甚至世界上是不是有这种材料都不清楚，所以，丁宋伯干脆就放弃了。

　　回宁途中，钱祖道、齐舟回想起丁宋伯的那番话，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总觉得丁那番陈述似是话中有话。两人合计，是不是他对这个案子是有些想法的，只是故意不把话说透？这样一分析，齐舟就有一种回潮音寺再跟丁宋伯细细聊一聊的冲动。但钱祖道的意见是不要返回。跟丁宋伯聊了这许久，他已经看出来了，这人比较相信宿命那一套。就仿佛羊老板说的，一个人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都是老天注定，不可强求。既然他故意神神道道，说一半留一半，那就是让我们自己去悟。以他的逻辑，我们悟出来了，就算有缘；否则，说也无益。此刻我们即便返回，他也不会跟我们多说什么。我们还是先回南京向领导交差吧。

五、新的判断

　　8月10日下午，钱祖道、齐舟回到南京专案组驻地。先去见坐镇驻地的副组长龚伯仁，把笔录和丁宋伯的笔迹交上去，正要汇报途中议及的情况，龚伯仁接到市局电话，让他马上去市局向已经知晓密函被窃的华东军区方面的有关首长当面汇报案情。龚伯仁说那我正好把笔迹送市局技术室做鉴定，也许今天就能知道结果了。

　　龚伯仁走后，钱祖道、齐舟从其他侦查员口中得知案件侦查至今尚没有突破，不禁又想起了丁宋伯那说一半留一半的话头。两人旅途疲乏，先打了个盹儿，一觉醒来，专案组两个领导高立业、龚伯仁从市局回来了，立即召集全组开会分析案情。会上，钱祖道、齐舟汇报了赴宜兴的情况，临末着重说了说丁宋伯的那番话。组长高立业闻之一个激灵，对龚伯仁说：“老龚你看丁宋伯那话里面是否有玄机啊？”

　　龚伯仁表示赞同，说要不这就去宜兴把丁宋伯带来？高立业想了想，说暂时不走这步棋，这不是正举行案情分析会吗，大伙儿分析一下吧。

　　当下，大家各抒己见，都觉得这主儿这番话的意思，仿佛是对同道中人这种破解银箱的方法心存疑问，换句话说，他不大相信这种对付银箱的方法能够成功。之所以不信，主要是因为丁氏自己也试过这种方法，却没能解决问题。侦查员认为，像丁宋伯这样一个颇具个性的惯盗，虽自称其作案不过是“胆大心细”而已，并无技术含量，但这是他的低调和谦虚。这主儿横行江湖多年，作案无数（大概只有他自己说得清楚），一次也没有折进过局子（镇江那次他是投案自首），在黑道上堪称奇迹。这种奇迹可不是用胆大运气好就能解释通的，主要与其睿智有关。丁宋伯对钱祖道、齐舟所说的这番话，会不会是一种暗示——他认为金氏银箱撬窃系列案的作案细节有问题？

　　高立业让龚伯仁从卷宗中取出刑事鉴识勘查报告，大伙儿轮流浏览，结合刚才推断出的丁宋伯那番话的意思，对勘查和鉴定结论进行剖析。中间休会时，高立业又打电话把当时勘查现场的两个鉴识员汪见春、姜铿请过来，为专案组释疑。

　　汪见春在黑板上画了银箱相关部位的结构图，结合在箱体和箱门上发现的痕迹，用虚线表示案犯使用的作案工具的假想形状，对作案情形进行了推测性的描述：通过某种自制的特殊装置，使用强力把箱门、箱体缝隙撑开，当撑到一定宽度时，改用撬棍把锁舌从锁槽中强行撬离，箱门就打开了。

　　小汪特别强调，采用这种作案手段，至关重要的是作案工具，必须用特殊钢材制作，既有硬度，又有韧性。但制作这种工具有个大麻烦，工具本身是特殊钢材，那么，制作工具的工具又该用什么材料呢？那可不是寻常五金工具能胜任的。比如在特殊钢材上钻孔，没有特殊钻头就无法进行操作。因此，制作这种工具的难度不是一般的大，所需材料和工具在国内根本买不到。

　　这时，专案组成员、来自市局第三处（社会处，亦即后来的政治保卫处）侦查员何诚提出了一个问题：“被撬窃的那两口银箱是从哪里购买的？”

　　老刑警许成德说，勘查现场时曾向苦主询问过，这两口银箱是日本“固关牌”，生产年代有点儿早，是本世纪初的产品，不过在日本是名牌。苦主是在抗战胜利后以很低的价位从上海中央商场淘得的，一下子买了两口。

　　“这就是说，买的是旧货？钥匙和密码有问题吗？”

　　这个苦主也说过，购买时是跟卖家签了协议的，由于非买方原因导致的钥匙、密码失窃，概由卖家负责赔偿。当时中央商场出售了一大批银箱，据说有上千口，都是旧货翻新重新喷漆，直到现在也没听说过发生失窃案的，这应该是第一起。而此次属于撬窃，不符合索赔条件，苦主就没去跟中央商场交涉。

　　许成德解释上述问题时，高立业听得很认真，临末随手在一张白纸上划拉了几个字，推给一旁的副组长龚伯仁，龚看后点了点头。两个专案组领导交换的意见是，应对涉案银箱的结构进行详细了解，才能作出合理推测。稍停，龚伯仁向众人发问：“在座的同志中哪位对银箱的结构性能等方面的情况比较熟悉？”

　　没人吭声。在所有的盗窃案中，专门针对保险箱（柜）的盗窃案所占比例毕竟很小，即便有，多半也是偷配钥匙，骗取密码，或干脆把银箱整个儿运走，送到安全的地方强行破坏，坊间传说的那种能够破解密码或使用万能钥匙打开保险箱的神偷不是没有，但绝对属于凤毛麟角，南京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案子，由于未能侦破，也就没法儿判断案犯到底是怎么把银箱对付下来的。民国年代，即使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痕迹鉴定技术也不成熟，国内这一行更是老牛拖车。南京算是沾了“首都”的光，在这方面的财政投入、人才引进都领先全国，即便如此，刑事勘鉴水平也还是不值一提。鉴识员汪见春和姜铿也承认，他们是半路出家学习痕迹鉴定的，这还是第一次接触银箱被撬的案子。

　　高立业、龚伯仁商量了一下，又跟市局治安处长洪沛霖通电话交换了意见，决定找一位这方面懂行的老法师给予指点。

　　8月11日，专案组在征得苦主金亚峰的同意后，派车前往金宅把那口涉案银箱拉到热河路专案组驻地，由市局领导出面请来的一位神秘老者给侦查员讲解。

　　这个不知什么来头的老者看上去其貌不扬、穿着略显寒碜，但其对于银箱的熟悉程度令众人吃惊。他到场后，只远远扫了一眼那口银箱，就说出了银箱的品牌。继而上前打开虚掩的箱门，朝里面瞅了一眼，冷笑道：“呵呵，这是虚晃一枪，遮人眼目啊！”

　　龚伯仁等人不解其意，姜铿上前点头哈腰请教：“老先生，您这……是不是说案犯撬银箱的痕迹有问题？”

　　老者没理他，扭脸对龚伯仁说：“龚科长，这口银箱不是用所谓特殊钢材制作的工具打开的，而是用钥匙。刚才我听介绍说，被撬窃的两口银箱是同时从上海中央商场购买的二手货，因此我估计，另一现场亚峰公司的那口银箱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打开的。具体来说，案犯先用钥匙打开了银箱，再用工具伪造强行撬开的痕迹。试想，箱门已经打开了，那条缝隙要多大有多大，只要用带来的楔块留下痕迹就可以了。制作楔块的钢材用锻打处理过的高碳钢即可，市场上有售。采用热处理工艺先把材料变软，加工后再通过淬火还原硬度的话，五金工具也容易解决。所以，打开银箱的是钥匙和密码，而不是什么特殊工具，案犯的意图显然是为了转移侦查方向。如此而已。”

六、曙光初现

　　案犯是从何处获得金氏这两口银箱的钥匙和密码的呢？案发伊始，侦查员就向金亚峰父子了解过此节——

　　当初购买这两口银箱时，出售方当面交付两口银箱的钥匙各一把，以及密码使用说明文字各一份。商行伙计告知操作方式，当场让金亚峰用钥匙、密码试开银箱，并教其如何重新设置密码。金亚峰买下银箱后，雇车拉回其在上海炼钢厂内的研究所，放在自己办公室里，并没有使用。两天后就是1946年的春节，金亚峰准备回南京过年，便把银箱送往十六铺码头办理托运手续。两口银箱运至南京下关码头后，由金幼峰前往提取，小的那口放在家里，大的那口放在公司。家中银箱的钥匙、密码由金亚峰保管，公司银箱的钥匙、密码则交给了金幼峰。保险箱的钥匙，父子二人均是随身携带，寸身不离，金幼峰甚至把钥匙穿上铜链，置于贴身衣袋内。这种保管方式，外人应该没有偷配钥匙的机会。撬窃案发生后，父子俩检查身上的钥匙，都好好地在怀里揣着。

　　案犯撬窃这两口银箱，必须掌握两口银箱的钥匙和密码。若是偷配钥匙，首先要获取两把钥匙的印模，只有金亚峰、金幼峰父子俩身边的人才能办到。侦查员向金家老少三代了解下来，包括金氏父子在内的所有人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金氏父子性格酷似，行事一向极为顶真，而且事无巨细，只要认准了，那是要较真儿到底的，别说家人眷属，即使天王老子也不肯通融。

　　既然如此，就只能考虑是不是出售方那边的问题了。一般说来，出售方这样的经营户，和锁匠、刻章、印刷等从业者一样，属于特种经营，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就已被列入各地社会局、警方的特别监管范围，也就是说，都是在社会局、警察局挂上号的，如果发生与其经营业务有关的案子，警方首先就会注意到他们。因此，作弊等于作死。这类人不会去作死，肯定都要严守职业底线。抗战胜利后，上海中央商场出售大批银箱的信息是登报大做广告的，前往选购的主顾不单单来自上海一地，长三角诸地都有人特地赴沪购置。据专案组留用老刑警所知，光南京这边大约就有近百富商大户赴沪购置了中央商场的打折银箱，至今已经三年多，原首都警察厅从来没有接到过撬窃报案，各地上报的案件信息中，撬窃、抢劫银箱案自然有，但没有一起的作案手段与本案类似。由此可见，上海中央商场的出售方不会是泄露钥匙、密码信息的缺口，否则遭窃的肯定不止金氏一家。那么，会不会有什么特殊情况，导致商场方面单单无意中流失了金氏那两口银箱的钥匙和密码呢？

　　8月12日，专案组副组长龚伯仁率何诚、许成德、王信晖、董怀中、彭捷一行六人前往上海调查。

　　上海中央商场位于四川路、江西路、南京路、九江路之间的地块，早年其中有一条中央弄，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就有小商小贩聚集在这条弄堂里摆摊设点。抗战胜利后，这里成为倾销美军剩余物资的中心。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有人在沙市二路16号底层大楼开设“新康联合商场”，内设九十多个柜台，再加上外面中央弄、沙市一路、沙市二路的马路摊贩，这片商业区域，被统称为“中央商场”。一干侦查员抵达那里一打听，得知战后在此销售打折银箱的店主名叫岳和顺，系闸北虬江路“大德乐五金旧货行”老板，当时是临时租借中央商场的铺面兜售银箱，销完后，已经退租离开。

　　侦查员便去虬江路“大德乐”，却已彻底歇业。此为何故？周边邻居告知，岳老板有政历问题，估计问题还不小，是市局来人直接将其带走的。侦查员转而去市局打听，确有该人犯，目前关押于思南路看守所。

　　赶到思南路看守所跟岳和顺见面，侦查员暗吃一惊，岳老板竟是一个戴着黑色玳瑁框眼镜的白面书生，举止斯文，跟他们想象中的奸商形象大相径庭。龚伯仁跟他寒暄下来，得知这人是留学德国的工科高才生，曾在着名的克虏伯兵工厂当过助理工程师。然后就言归正传，说到了卖给金亚峰的那两口银箱——

　　岳和顺于1936年回国，谢绝了国民政府以及沪上若干家知名工厂加盟入职的邀请，自己斥资在虬江路开了这家五金旧货行。生意刚刚入手，抗战爆发了。岳和顺有德国留学背景，更有克虏伯工作经历，日本特务耳朵长，早已打听清楚，登门拜访，请他为特务机关研制特工器材。岳和顺拒绝，日特虽恼火，却也无奈，因为日本的国际伙伴德国的驻沪领事馆官员跟岳和顺有同窗之谊，时有往来，这个面子不能不买。不久，“军统”戴老板也派人跟岳和顺接触，提出条件：“军统”在沪地下人员负责保护岳和顺以及铺子的安全，岳和顺则将其从德国外交官那里获得的信息透露给他们。岳和顺对这种活儿其实不感兴趣，但他知道“军统”惹不得，日本特务对德国领事馆憷头，“军统”却不在乎，如若拒绝合作，只怕人身安全会出问题，德国外交官根本罩不住他，无奈只好答应——他现在被关进看守所，就是为审查这一段历史。

　　这段历史跟此刻南京专案组来向他调查的事儿也搭得上界：抗战胜利后，岳和顺寻思跟“军统”方面的关系从此可以结束了。戴老板倒也够意思，“军统”在上海的地下人员在日本投降伊始即出动武装接收敌产，判定标准是只要是日本、德国、意大利以及与轴心国合作的如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国在沪的公私产业，都可强行接收。如此，“军统”接收的敌伪财产、工厂等多不胜举。戴笠于1945年8月下旬抵沪听取接收汇报时，不知怎么突然想到了曾经为“军统”提供过国际战略情报的岳和顺，于是随口指示，岳先生喜欢搞五金机械，把敌产中的哪家机修厂给他去折腾。岳和顺哪敢沾边，连忙婉言谢绝。不过，他因此事跟“军统”一个名叫吕鸣的科长结识，两人竟颇投缘。

　　不久，吕鸣奉命负责苏南、上海地区“军统”特务的复员安置工作。这活儿不大好干，复员人员中不乏老特务、有功人员，他们跟“军统”高官和黑社会都有关系，不但脾气大，而且手里有家伙，擅长秘密活动，一个不高兴，随便就敢把吕鸣做掉，还让警方破不了案。吕鸣不敢得罪这班人，一番活动后，去无锡做了“荣军院”的头头儿。“荣军院”由军方主办，收治的人员大多来自“军统”外围组织“忠义救国军”以及收编的武装土匪。高层的指令是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参加劳动生产，教习生产技能。与此同时，还搞一些经营，所赚钱钞贴补公家拨款之不足。这种经营自然稳赚不赔，因为其货源是不用支付成本的。岳和顺大做广告在上海中央商场推销的那上千口银箱，就是“荣军院”的一个经营项目。

　　抗战胜利后，“军统”在上海接收了大批银箱。这些银箱的主要来源，一是原吴淞海关罚没的走私货和日伪时期侵华日军从民间掠夺所得，二是日伪上海宪兵队、特高课、伪警察局、“和平军”办案时的没收物资，三是抗战胜利后“军统”在沪接收的部分敌伪公私财产。这些银箱中的精品都被有权势的官员侵吞自用或者变卖，剩下的要么是旧货，要么已损坏，不能继续正常使用。吕鸣曾是接收五金机械这一摊的头目之一，改任“荣军院”的头头儿之后，想到了这些废旧银箱，寻思可以修缮翻新后公开销售。于是就以“军统”的名义，带着戴笠亲笔签署的批文赴沪，把这些银箱全部集中到闸北新民路（1964年改为天目中路）原日军后勤仓库暂存。

　　打听到南码头原日本海军物资仓库中有油漆、五金配件和喷漆设备，吕鸣就以“军统”名义跟海军接收方沟通，以象征性价格买了其中一部分。同时，在沪联络了若干名有五金技术特长的已被遣散的“军统”特务以及社会上的金工技师，许以高薪，聘为技术顾问。在进行这些准备工作时，吕鸣自然要经常跟技术内行岳和顺联系，曾提出聘请岳出任该项目的总顾问，岳没有答应，遂改主意要求岳负责包销修缮后的银箱，答应不论警方、税务还是其他部门若从中作梗，概由其出面摆平。岳和顺其时已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商人，唯利是图，自是没有异议。一切准备就绪，吕鸣通过关系无偿征用船只，把上千口银箱以及修缮用的物资、设备运往无锡。

　　无锡“荣军院”那些已成为“荣军”的“军统”外围人员，在技师的指导下加班加点修缮银箱，达到可以正常使用的标准后，再对内外表面进行打磨喷漆，最后呈现在人们眼前的银箱就跟新的一样。

　　为推销这些翻新后的银箱，岳和顺在中央商场租赁铺面，联系报纸刊登广告，甚至还请人专门撰写文章，挖掘一部分从各类名人（多半是日伪官员）的府邸淘来的银箱的“历史文化价值”，以吸引眼球，激发人们的购买欲。

　　1946年1月26日，第一批三百口银箱上市开售，生意火爆。3月中旬，第二批四百口开售，到月底就已售罄。第三批三百六十口银箱采用预收定金的方式，到5月底也清仓了。至此，银箱项目结束，岳和顺遂把中央商场的铺面退租，仍专心做其虬江路的五金旧货生意。

　　侦查员让岳和顺说说修缮和出售二手银箱的具体环节，岳和顺告诉侦查员，“荣军院”的那批“军统”外围分子中只有少数人以前接触过金工活儿，其中有几个算得上师傅，但金工技艺一般。不过这样的角色在银箱项目中已经算是翘楚了，被指定作为车间主任，负责由其他“荣军”组成的临时车间的修缮工作。他们的活儿都是吕鸣从社会上招聘来的那几个技师筹划和指派的。银箱的其他部位质量检查比较便捷，那几个技师有事没事到车间转一圈，随便看看就可以知晓活儿是否达标，其中厉害的甚至老远听见加工工具的声响就可以判断有没有问题。最关键的是锁具修复和安装，这是吕鸣亲自抓的。

　　早在把废旧银箱集中到上海闸北新民路仓库时，吕鸣就接受了岳和顺的建议，凡是有原配钥匙的银箱统一编号，在箱体内外用油漆注明号码，再把写着相同号码的标牌放入银箱，一口口锁上，拔下钥匙，挂上用钢印砸上相应编号的白铜小牌，锁进自己那口银箱。没有钥匙或者虽有钥匙但锁具已经损坏无法正常开闭的银箱，则只在银箱内外写上编号。

　　银箱运到无锡修缮时，吕鸣把权力下放给两个抗战胜利后领了安置费自谋出路的原“军统”同事应润元、马晓鑫，让他们负责这个最重要的环节。应、马两人在“军统”时，一个是搞装备技术的，另一个是搞汽车修理的，为几次重大行动提供过装备，吕鸣认为他们懂技术且可靠，可予重用。应、马做事保持着长期在“军统”效力形成的谨慎作风，对吕鸣从上海招聘的那几位金工技师明察暗访，还去上海调查过他们的技艺水平、职业操守和社会关系，最后确定其中一个名叫励正廷的锁匠出身的金工负责所有机械锁和密码锁的维修保养。励师傅的工作权限是受到限制的，在使用由应、马共同保管的钥匙时，那二位至少要有一位在场（通常是两人同时在场）监督，用毕立刻收回，谨防私下偷配。

　　每一批银箱修缮结束，由吕鸣、应润元、马晓鑫、励正廷四人一起对每口银箱的锁具进行测试，确认机械锁、密码锁都能完好使用后，用印有编号和盖有专门检验章的“特工专用防水保密纸”，把银箱门上的锁眼以及密码锁予以封贴。这样，如果有人想动锁具，那就必须破坏封纸，客户一眼就能看出。吕鸣和岳和顺商定，封纸只能在客户购下银箱后由其自己去除。

　　然后，应润元、马晓鑫就自己动手制作商品档案，每口银箱都有一份，由“使用说明”、“修改密码须知”、“商品保修卡”和“销售底卡”组成。销售底卡交由销售商即岳和顺在出售银箱时当场填写，内容有客户个人或者公司信息、购置日期、经手人员等。这份资料在相应的银箱出售后，连同之前由“荣军院”方面填写的修缮底卡（上面记录着银箱原况、修理工序和经手人员姓名）一起作为该银箱的档案留“荣军院”保存。

　　至此，吕鸣的心思还没有用完，后面还有一个动作。他特地赶到上海，特别关照岳和顺说，拜托老兄，你把这些银箱卖出去时，必须备一本专用簿册，哪个主顾购买了哪口编号的银箱都一一记录下来，尽量详细，记下全名、住址和从事的职业，回头我要列入档案的。岳和顺不以为然，说老弟你是做特务出身，什么事都喜欢弄得鬼鬼祟祟的。我做五金这一行也有些年头儿了，从来没听说过卖银箱还有这种小动作的。你也不想想，人家买银箱是为了藏重要物品，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姓名、地址告诉商家？我这么一问，人家一生气转身走了，我这生意还做不做啊？

　　这话自然有理，但吕鸣也有苦衷。这些银箱中很有一些来头不小，没准儿有的银箱内部另设了暗格机关什么的，修缮时没有发现，而原主人——比如东洋人或汪精卫手下的高官、特务头子之类在里面密藏了重要物件，日后被戴老板知道了，那肯定要一查到底。如此，若是不留下档案就没法儿交代，依照戴老板的性格，没法儿交代的后果可能很严重。

　　岳和顺一听，不禁憷头，觉得自己此前答应跟吕鸣合作有些孟浪。但此刻已没有回头路了，想来想去，只有答应下来。不过，他事先把话跟吕鸣说清楚了，可以请买家留下姓名等信息，但若是人家不肯留，咱不能说第二次，否则，一旦传出去给记者往报纸上一登，这生意就没法儿往下做了。吕鸣说这没问题，我找人在中央商场溜达着，哪个客户不肯留信息，他们都会跟上去，查个名字、地址还不简单？

　　就这样，上千口银箱销售一空后，岳和顺把记录下来的主顾信息都给了吕鸣。不愿意留下信息的，吕鸣的手下也通过跟踪、打听了解到了。那么，岳和顺是否知道金亚峰的信息呢？因为金亚峰一下子买了两口银箱，岳和顺对他有印象，但当时金亚峰只留了个姓氏，不愿透露其他信息，所以这个人的情况应该是吕鸣指派的手下跟踪搞到的。

　　往下，就该找吕鸣了。向岳和顺打听吕鸣的下落，岳和顺说吕鸣稍后卷入了一桩贪腐事件，被《中央日报》点了名，后来他就跟吕鸣断了联系。当时戴笠已死，吕没了靠山，又遭同僚倾轧，赶在人家下手逮他之前离开无锡了，逃到哪里他就不清楚了。

　　从岳和顺处得知，吕鸣的老家在浦东六里（地名），8月13日，侦查员去了浦东吕鸣的老家。走访下来，得知吕鸣在1948年逃离无锡去了香港，在香港开了家小饭馆，1949年春托人把妻儿接过去了。

　　专案组决定去无锡寻访线索。当天下午，一干侦查员抵达无锡，一打听，当初那家“荣军院”早在1948年6月就解散了，人员全部遣散，不知去向。众刑警马上想到，“荣军院”没了，那些档案是否留下了呢？向无锡公安局打听，公安局说不清楚，但还是派人协助他们走访了几个曾在“荣军院”当过差的杂役。了解下来，岳和顺所说的银箱项目确实存在，动静还比较大。至于其他情况，他们就说不上来了。

　　线索就这样断了。

七、案犯落网

　　8月14日，龚伯仁一行返回南京。他们赴沪出差的这几天，留在南京的侦查员也没闲着，走访了大马路、江边路两处现场附近的商家、住户以及黄包车、出租车（汽车和马车）行业公会，留用刑警还利用业余时间跑了以前办案时熟识的当铺、旧货店，打听是否有涉案赃物露头的信息，但什么线索都没捞着。

　　副组长龚伯仁向高立业汇报过上海之行的一应情况后，接受了一个小使命：鉴识员姜铿前天去亚峰公司复勘时，被该公司豢养的一条狗咬伤，龚伯仁代表专案组去表示慰问。

　　南京解放前，地下党组织要求在旧警察中发展进步外围组织“警运会”成员，考虑到姜铿属于特殊技术人才，最好能为新政权所用，龚伯仁就主动与其接触，两人渐渐熟识，成了同事和朋友。小姜被狗咬伤，即使从私谊讲，他也应该去探望。没想到这一去，两人竟聊出了一个案件中的疑点。

　　见了面，龚伯仁自然要问小姜是怎么被咬的。小姜说前天他和汪见春去亚峰公司复勘，完成后离开时，刚从那栋办公小楼出来，不知从哪里窜出一条狼狗，脚步轻盈，不吠不叫，直奔小姜而去，冲他小腿部位就是一口。正待蓄势再次发动攻击，被汪见春掏出手枪打死。枪声惊动了公司员工，出来一看，自是大惊，急忙为小姜冲洗伤口，叫来出租车送医。小汪心细，让把死狗一并送医院，经检测，狼狗并未携带狂犬病毒，大伙儿才松了一口气。

　　小姜说这条狗的厉害在于其“阴”，埋伏在隐蔽角落，无声无息，发动攻击时速度奇快，攻势迅猛。小姜算是经常运动的人，从小学到警校的运动会，他都积极参加比赛项目，得过名次，勉强算得上身手敏捷了，竟然未逃过它的袭击。回想起来，至今心有余悸！

　　龚伯仁心中一动，问小姜：“这条狼狗是亚峰公司最近养的吗？还是之前就有？”

　　小姜一愣，继而回过神来：“老龚您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新养的，那案发那天晚上这条狗怎么没对潜入的窃贼发动攻击？”

　　龚伯仁点头不语。

　　当晚的案情分析会上，龚伯仁说他去亚峰公司调查过了，那条狼狗是三年半前养的，凶猛异常，且很聪明，据说其上代是侵华日军的军犬。白天这狗基本上是锁着的，晚上放出来在公司里转悠，协助守夜。狗窝就在办公楼后面，其活动范围以办公楼区域为中心。8月5日出事那天晚上，守夜人之前巡逻时，看见狼狗在办公楼前趴着，但后来发现银箱被撬窃时就没见着它，大伙儿当时慌慌张张，也就没想起这条狗。之后一连数日，狼狗一直畏畏缩缩，不敢离开狗窝，一星期后才恢复正常，又是那副生龙活虎的模样。小姜那天去亚峰公司时挨它咬，就是这畜牲恢复原状后的事儿。

　　龚伯仁对此感到不解，寻思难道是窃贼给狼狗喂过什么药物，导致其短期内由老虎变成了病猫？带着这个问题，他去找了一个原在首都警察厅警犬队供职的驯犬员，请教下来，得知像这种军犬的后代，由于遗传因素，有一个与生俱来的特征：见到兽医或者驯化过犬类动物的对象容易胆怯。这可能是因为军犬从幼年起就开始经历被兽医体检、打针、强迫服药，留下了记忆，对驯化员也是如此，在遇到这类对象时，它们通常就会抱着“得过且过，不愿较真”的心态。由此推断，案犯可能有过兽医或者驯化犬类动物的经历。

　　之前讨论赴沪调查的情况时，大伙儿一致认为案犯应该与无锡“荣军院”那个项目的参与人员有涉，只是该项目的参与者有数百之多，一时无从下手。现在有了这个意外发现，侦查员的思路就都朝这样一个方向集中了：案犯很有可能是前“军统”特务，有过驯化警犬的经历！

　　专案组长高立业当即拍板，由老龚率领全体组员前往无锡，从“荣军院”的档案去向着手查明当初参加银箱项目的人员，根据“驯化警犬”这个特征找出嫌疑分子。如果档案无法找到，那就以在押人犯为切入点，寻找当年参与该项目人员的线索，再往下进行深挖。

　　8月15日，专案组一行十二人前往无锡。无锡警方见龚伯仁等侦查员去而复返，而且这回团队规模更大，料想这个案子肯定重要。市公安局局长宋学武指示，必须全力提供协助，并为专案组指派了一名联络员。次日，专案组终于弄清了“荣军院”档案的下落——

　　1949年4月23日无锡解放后，三野所部将“荣军院”改为军用仓库，“荣军院”档案原封不动搁在仓库里。稍后，这座院落又改为野战医院，这批档案被移交给苏南行署，由行署公安处负责保管。公安处人手不多，案子却不少，根本没精力清理这批盖着“军用”印戳的档案。这一搁就是三四个月，如果不是此刻专案组来外调，估计会一直这么搁下去，待到1953年苏南行署、苏北行署、南京市合并建立江苏省，这批档案没准儿就送到新成立的江苏省公安厅去了。

　　好在无锡“荣军院”存世时间不长，档案不多，总共不过七八个箱子，十二名侦查员翻阅了大半天，终于从银箱项目专卷里发现了被吕鸣找来参与修缮银箱的十九名有“军统”经历的人员名单。岳和顺的记忆力不错，他所说的那两个负责银箱项目的核心人员应润元、马晓鑫都名列其中。遗憾的是，这仅仅是一份名单，除了姓名之外，原先的岗位、职务、籍贯、住址等个人信息都未写上。

　　这事咋办？有人提议让岳和顺看看这份名单，也许他能回忆起什么也说不定。龚伯仁反复考虑后，拍板同意一试，指定何诚率侦查员王信晖、董怀中赴沪，其余人留在无锡就地等候消息。

　　8月17日午前，何诚三人赶到上海思南路看守所。岳老板看了那纸名单，确认是吕鸣的亲笔。对于侦查员来说，此刻亲笔还是代笔不重要，要紧的是其中是否有人以前曾干过军犬驯化的活儿？如果有的话，具体是哪位？家住何处？岳老板说我已经记不清楚跟这些人聊过些什么了，只记得那段时间去过七八趟无锡，跟他们肯定是有接触的。我这个人话多，接触过的肯定聊过闲话。这样吧，你们可以去市局找我案子的承办员，他叫柳顺炜，抓我的时候，他把我的日记抄走了，日记里应该有的。

　　侦查员马上跟柳顺炜联系，办了手续，拿到了那些日记。岳和顺的日记里果然有这十九人的记录，都是他跟他们聊天内容的浓缩。看来岳老板对做生意钻得很深，养成了跟人接触就打听对方个人基本信息的习惯，并且在日记里作为备忘记录下来，以备日后用得着时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可是，查阅下来，这十九人中并无有过驯化犬类或者兽医经历的对象。

　　当晚，何诚三人下榻于南京路五福弄的一家小旅馆里，天太热，上半夜难以入睡，干脆就去外滩纳凉聊天。午夜过后，正要回旅馆，忽然天降大雨。匆忙间慌不择路，钻进了外白渡桥畔的一个木头空岗亭避雨。看看外面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料想一时走不了，四人干脆聊起了案子。不知谁忽然冒出一句：“不是说在中央商场向岳和顺买银箱的客户中有不愿意透露姓名、住址的，姓吕的就派人跟踪吗？这些人的情况档案里没有记录吧？”

　　一语提醒了何诚：对啊，那些跟踪者显然是吕鸣招募的临时工！

　　看看雨停了，三人也不回旅馆了，干脆去看守所夜审岳和顺，估计他应该知道这些跟踪者的情况。

　　岳和顺的说法是，他知道吕鸣派人在中央商场转悠，负责跟踪不愿留下信息的客户。不过，他没有跟具体的跟踪者接触过，只知道一共有三人，见面他都认得，就是没说过话。不是吕鸣不让他接触，而是他不想多事。须知跟吕鸣打交道就是和“军统”打交道，“军统”神神道道的事儿干得太多，他是小老百姓一个，知道得越少越好。侦查员不由得大失所望，好在岳和顺的下一句话使他们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我手下那几个伙计天天跟他们接触，没准儿他们知道。”说着，就报出了他们的家庭住址。

　　侦查员随即按址一一走访，终于在黎明时分从家住徐家汇的原岳老板的伙计殷阿山那里打听到了有用的情况——

　　三十多岁的殷阿山天生善于交际。吕鸣派来的那三个跟踪者头天上班的下午，他就已经跟他们搭讪成功，当晚人家请他去附近的“小绍兴”喝酒。三天后，他们互相之间已经称兄道弟，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殷阿山清楚三个跟踪者的底细，其中一个名叫谭鹏的是浦东三林塘人，系抗战前期参加“军统”的正式特工，曾在重庆中美合作所警犬队干过四年。三林塘与吕鸣的老家六里乡毗邻，因此，他跟在“军统”总部机关当科长的吕鸣攀上了同乡。抗战胜利前一年多，吕鸣通过关系把他调到重庆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当了少尉特务（属“军统”编制）。抗战胜利后，谭鹏复员回到上海。他把“军统”发给的安置费全部投资倒腾西药，结果上了别人的当，全款被骗。紧接着，其妻跟少女时代的初恋对象私奔，不知去向。谭鹏穷困潦倒，遂向吕鸣求助。吕鸣正好要找几个曾在“军统”待过的小特务帮其跟踪客户，谭鹏就干了这份临时工。

　　至此，侦查员基本断定谭鹏应该是银箱撬窃案的嫌疑人。殷阿山说他去过谭鹏在浦东洋泾镇上租居的住所，侦查员就让他带路前往抓捕。

　　当天上午，谭鹏在洋泾镇被捕，侦查员从其住处搜得那套自制的作案工具，以及从金氏父子那两口银箱里窃得的黄金珠宝首饰、美元、古玩等赃款赃物，那封密函也找到了。

　　8月18日下午，谭鹏被押解到南京，即予讯问。谭鹏交代了其连续撬窃两口银箱的一应案情——

　　谭鹏少年丧父，其母改嫁，他从十二岁开始就四处流浪，后来被一个挑担营业的流动锁匠收为徒弟。四年后，锁匠病殁，谭鹏继承了担子和手艺，自己干起了锁匠营生。师傅的本领平常，传授给谭鹏的也就有限，因此他只能开开寻常锁具，配配钥匙，对付不了那些稀奇古怪的舶来品洋锁，开银箱那只能是梦中豪举了。这样将就着混了几年，抗战爆发。当时谭鹏在上海西郊四十公里的江苏省青浦县城街头摆锁匠摊头，“军统”在青浦办培训班，谭鹏便去报名。招考人员见其有锁匠手艺，优先录用。但战事的发展超出了戴笠的预想，训练班开办没多久，上海已岌岌可危。“青浦训练班”于是解散，学员自行去湖南醴陵参加即将开办的新班。大部分学员就此罢休，谭鹏倒有兴趣，就挑着锁匠担子一路修锁配钥匙前往湖南。途中听说国民政府搬迁到重庆，寻思只怕“军统”这个训练班也搬到重庆了，就自作主张前往重庆。到了山城方知，“军统”本部的确已迁过来了，但那个训练班仍在醴陵。谭鹏遂前往要求给予安置。正好这时在筹建警犬队，就将其打发去接受驯犬培训，结业后分配至“白公馆”（“军统”看守所）。1944年，经吕鸣推荐，谭鹏调往重庆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当了少尉，带了七八个小特务专搞跟踪。抗战胜利，谭鹏领了安置费回沪，但创业失利，落了个人财两空。

　　1945年12月下旬，穷困潦倒的谭鹏在上海街头巧遇吕鸣。吕正好需要人手，见之甚喜，但当时没说什么，只是给了谭鹏一张名片，让谭去无锡“荣军院”找他。元旦后，谭鹏去了无锡，在“荣军院”住了两日，知晓了银箱项目的情况，并接受了跟踪使命。当时谭鹏还没有动撬窃银箱的脑筋。撬窃银箱的念头产生于1946年1月28日，那天上午，谭鹏在岳和顺卖银箱的商铺对面的“明耀镜子行”门口坐着抽烟，等候跟踪客户，偶然间从铺天盖地陈列着的镜子里看见对面一个买银箱的顾客根据销售人员的建议试用银箱密码锁的一幕，银箱店的伙计为避嫌已经回避，那客户见四周无人，放心大胆地连续给两口银箱设置密码，没料到落入谭鹏的眼里。

　　这个客户就是金亚峰。正好他属于不愿意留下个人信息的对象，当时现场只有谭鹏一人，跟踪的活儿自然就是他的了。金亚峰叫了载货出租车，把两口银箱送至上海炼钢厂的研究所里暂存，谭鹏则骑了一辆由吕鸣提供的美制摩托跟踪。谭鹏是专业人员，跟踪金亚峰属于小菜一碟，很快就摸清了金亚峰的基本信息，当下心里一动：这是一个富翁啊！正好让我知晓了密码，此为天意。

　　当天深夜，谭鹏潜入上海炼钢厂内的那家研究所，凭着开锁技艺打开了金亚峰办公室的门锁，本着撞运气看天意的想法，用锁匠专业手段打开了写字台上锁的那个抽斗，惊喜地发现两口银箱的钥匙都在里面放着。他没有窃取任何东西，只是用橡皮泥留下了两枚钥匙的印模，消除了所有痕迹后悄然离去。

　　银箱项目结束后，吕鸣给谭鹏介绍了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所以他并未急着作案，但也没有打消念头，两把钥匙他一直留着。

　　这样一晃到了上海解放，街头贴出了布告，让参加过反动党政军警宪特的对象前往公安局登记，谭鹏知道不妙，没去。但不去并不意味着人家不知道自己那段历史，就盘算外逃。外逃需要筹措经费，那只有对金老爷子下手了。谭鹏为此作了详尽考虑，最后想到了伪造撬痕转移侦查视线的办法。抗战前他在长三角挑着担子做流动锁匠时，对那个“义盗油黑猴”的传闻耳熟能详，抗战胜利后听说此人已销声匿迹，寻思正好冒用其名义作案。考虑定当，谭鹏就着手设计制造伪造现场的工具。

　　6月下旬的一个夜晚，谭鹏潜入金亚峰在上海的研究所，却发现办公室里并无银箱，随即顿悟，肯定是把银箱送回南京家里了。他儿子不是负责主持南京的那家公司吗？隔日，谭鹏就去了南京，地址信息什么的早在三年前为吕鸣效劳时他就已经收集了。当日踩点，次日傍晚就仿效“灯下黑”的路数，趁着金家全家人在宅子前面客厅用晚餐的时候借道黄家潜入。那天，适逢金亚峰从沪回宁，谭鹏进书房后，见写字台上有一封主人尚未写完的信，好奇之下，匆匆一瞥，得知上海那个研究所要转让给官方了，对方开价五十两黄金，双方正准备进入起草合约的环节。看过信后，谭鹏试着开银箱，密码竟然没修改过，锁具自然也没更换。打开一看，箱内有一些银洋、首饰和两件古玩。他考虑下来，寻思先忍痛割爱吧，待老爷子把那五十两黄金拿到手后再来光顾。逃离金宅后，因为惦着那五十两黄金，也就没去亚峰公司试探金幼峰使用的那口银箱。

　　返回上海，他每周数次打电话给研究所所在的炼钢厂总机，让转接，接通后又挂机。这样到了8月初，终于得知研究所已经易主，于是决定赴宁下手。

　　谭鹏是8月5日中午赶到南京的，立刻踩点，得知当天晚上金亚峰庆生，寻思简直是天助我也。当晚谭鹏循老路潜入金宅，打开银箱后发现并无那五十两黄金，想到老爷子也许把黄金放到亚峰公司了，遂决定连夜去亚峰公司撬另一口银箱。这边银箱里有上千银洋，不便携带，只取了两枚留在相邻的黄家作为买路钱，再以“油黑猴”的名义写了字条，以迷惑警方。

　　离开金宅，时间尚早，谭鹏在江边一家小饭店吃了些东西，又去热河路戏院看了一场戏，散场后直奔亚峰公司。亚峰公司养着一条狼狗，但谭鹏深谙降犬之道，那狼狗一见他就乖乖缩回狗窝再也不敢露脸了。使他失望的是，另一口银箱虽然也顺利打开，可里面并无企盼中的五十两黄金，只有一个装有密码锁的白铜小盒。当下也不管里面装的是什么了，连盒子一并顺走就是。

　　当晚，谭鹏拦了一辆出租车去了镇江，再从镇江搭乘夜班火车赴沪。谭鹏知道这样的案子警方肯定会布控销赃，因此不敢轻举妄动。铜盒的密码锁他对付不了，干脆砸开了，里面金幼峰的私房钱自是笑纳，那封密函也拆开看了，内容他不感兴趣，不过也没烧毁——他逃亡的最终目的地是台湾，留着到时候没准儿有用。

1949年11月24日，谭鹏被南京市军管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信笔由墨】

— 大马路 —

南京市鼓楼区大马路

大马路位于南京市鼓楼区下关地区，南北走向，北到江边，南接商埠街。此处集中了数座建于民国时代的精美建筑，是洋务运动的产物，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下令修筑大马路，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拓宽。

自晚清开始，由于大马路毗邻商埠码头，成为通往南京城内的主要干道，车辆往来如织，运输业的发展带来经济的繁荣。大马路曾是南京市最繁华的商区之一，中国近代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开埠通商活动都发生在这里。故南京有“南有夫子庙，北有大马路”的说法。

下关老城区进行一系列的改造，大马路打造成高密度混合商贸街区，保留民国建筑物和天光里历史街区为核心。考虑到在南京长江大桥、阅江楼、幕府山之间能够遥相呼应，形成江城一体的开阔景观，大马路街区建筑高度将控制在24米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