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20、121：华东特案组之（一）秘密图纸（上、下）

【尘封档案】系列之120、121：华东特案组之（一）秘密图纸（上、下）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6年第10、11期

文/东方明

　　1949年夏秋之交的一个中午，正在苏州出差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泰山情报组组长焦允俊接到上级通知，让他迅即返沪，限下午三时前抵达华东局社会部机关。

　　自打三年前华东局社会部成立，焦允俊被任命为泰山情报组组长以来，这种正在外出执行使命时被紧急召回的情况只遇到过一次。那是1948年11月，他正在尚未解放的南京从事秘密工作，忽然接到南京地下党秘密交通站送来的一份紧急通知，让其迅即前往杭州。到了杭州，刚下车还没走出长途汽车站，又接到化装成小贩的当地地下交通员递交的火车票，让他马不停蹄直奔上海。抵达上海后方才知道，原来是根据社会部副部长扬帆的命令，全方位收集上海的情报，泰山情报组即是华东局社会部派遣到上海的数个情报组之一。就这样，焦允俊率领的情报组在上海开展秘密工作，直到上海解放。

　　那么，这次被紧急召回又是什么情况呢？焦允俊猜不出来，而且还有些情绪。他来苏州三天，刚把手头的案子梳理出一些线索，正准备进行全面调查，却来了这样一个紧急命令。没办法，命令必须无条件执行，他只好打道回府，于下午三时出现在领导面前。领导没有任何解释，只是给了焦允俊一个地址，让他当晚七点前报到，反复关照绝对不能迟到。不过，临出门时，这位领导却一反平日对待下级的刻板严肃，竟破例跟焦允俊握了握手。以焦允俊的机灵，立刻从这看似漫不经心的动作中捕捉到一个信息：自己可能被调动了，这一握就是告别。

　　其时新中国已经成立，过去的地下党大多摇身一变成了“地上党”，不必再伪装身份，有些还穿上了军装或警服，可对于焦允俊这样的秘密工作者来说，依旧与军装或警服无缘。出于对付敌对势力渗透和破坏的需要，其处境基本没有变化，一举一动都必须小心翼翼，否则，一旦身份暴露，可能会导致无法弥补的严重后果。

　　当晚七时差五分，焦允俊化装成一个商贩模样，抵达华东局社会部设在上海西郊虹桥路的一处秘密联络点。很快，又陆续进来了六个男子，或高或矮，或胖或瘦，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其貌不扬，在大庭广众之中绝对不会引人注目。

　　七点整，新领导准时出现在众人面前。这位领导焦允俊以前曾经见过，但没打过交道。焦允俊大约是副营的级别（当时还没定级），而这位领导是红军出身，早就是相当于旅一级的处长了。领导的记忆力惊人，根本没问什么，进门后就说出了七位部下的名字和职务。焦允俊一听，都和自己的资历差不多。继而领导宣布，由在座的这些人组建一个新的专案组，并任命了组长和副组长。

　　那么，究竟是什么案子，竟然值得华东局社会部如此兴师动众？

洋美女结交小瘪三

　　北四川路区的虹镇老街在初解放时被坊间称为“穷街”，可想而知那个地区大部分居民的经济状况。这样的地方，很自然地被乞丐、瘪三作为据点，穷街子弟中颇有一些少年读不起书，就整天跟着那帮乞丐、瘪三厮混。由于家境贫穷，这些少年通常营养不良，脸色跟乞丐相差无几，衣着更是补丁叠补丁，肮脏不堪。不知道底细的人乍见之下，很容易把这类少年和乞丐、瘪三混淆。而本案的发生，就是缘于一个外国美女在这方面的误会。

　　虹镇老街有一户工人家庭，男主人姓秦，系一家私营铁工厂的锻工，其妻姓汪，在纺织厂做挡车工。这对夫妇结婚十多年，生下八个子女，那个年代医疗条件差，婴儿存活率比较低，可这八个子女竟然个个成活。虽是双职工家庭，但因收入不高而且吃饭的嘴太多，生活捉襟见肘。

　　导致洋美女误会的那个九岁男孩儿，在秦家子女中排行第四，大名秦永锦，小名阿四头。阿四头长到九岁，身上还没沾过新衣服，穿的都是上面三个“光榔头”（沪语，即“光头”，代指男孩儿）穿剩下的衣服，其破旧程度可想而知；又因褴褛衣衫不耐洗涤，所以尽可能少沾水，其肮脏程度也可想而知。虽然没上过学，但阿四头心思活络，智商比同龄孩子要高出一截，可以把一本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本从头念到底，算术课本上的题目也运算如飞——这还是他去小学操场上玩的时候，蹲在教室外面偷学到的。阿四头还有一个特长——擅长讲故事。不论哪里有热闹，只要让他瞧见了，回去之后就能把那件事情的核心经过、现场情景甚至人物对白说得一清二楚。如此，他也就成了他那帮小伙伴中的“新闻播音员”。

　　8月27日那天，阿四头又向他的一班小伙伴讲了一桩新闻。这次的新闻与以往不同，故事的主角就是他自己，而故事本身更是令人难以置信——有一个外国美女请他明天上午去老城隍庙“乐圃茶楼”吃早茶。此语一出，小伙伴们都认为阿四头在吹牛。阿四头遭到小伙伴们的质疑，自尊心颇受伤害，就冲着叫嚷得最厉害的男孩儿劈面一掌。那孩子的个头儿虽然比阿四头大，却不是阿四头的对手，只斗了片刻就倒地大哭。这下，另外几个孩子不依了，一起围了上来。阿四头双拳难敌四手，顿时落于下风。正挨打时，他的两个哥哥阿二头、阿三头捡煤渣回家正好经过，见状二话不说就加入战团。对方挨了打的一个男孩儿赶紧奔回家叫人，眼见就要酿成一场有成年人参加的殴斗，幸亏被户籍警小李看见，当即喝止。询问事由，听说有个外国女郎约请阿四头明天去吃早茶，不禁愕然。

　　那个年代，这种事必然会引起警察的注意，小李思忖片刻，就把阿四头带到了派出所。阿四头再三声明，这件事绝对不是他编造的——

　　这天早上，阿四头因为淘气被母亲罚掉了早饭，他只好饿着肚子去外面转悠。平时经常跟叫花子混在一起，他对乞讨那一套很熟，就在临平路上的一家茶馆前驻步。正待入内向茶客讨些点心充饥时，有人把他唤住。回头一看，竟是一个外国女子。外国女子阿四头是见过的，但都是打扮得花花绿绿，通常还有一股浓重的香水味，张嘴就是叽哩咕噜的洋文。可是，此刻唤住阿四头的外国女子却是另一副做派。

　　这女子看上去比较年轻，长得也漂亮，长波浪头发挽成一束马尾辫垂在脑后，穿着却很大众化，淡蓝色劳动布裤子和米黄色细帆布上衣，也没喷香水。更让阿四头吃惊的是，对方还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称阿四头为“小阿弟”，先递上两个烧饼。阿四头啃烧饼的时候，洋美女问了他的姓名和家庭情况，阿四头一一作答。接着洋美女又问他有没有去过老城隍庙。阿四头说去过。那么，老城隍庙“乐圃茶楼”的点心尝过吗？这个，阿四头只有摇头了。

　　“这样吧，明天早上七点，我在老城隍庙‘乐圃茶楼’门口等你，请你吃早茶，各式各样的点心让你吃个够。”说着，洋美女掏出一张两千元纸币（此系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10000，下同）放在阿四头手里，“这是给你的车钱，怎么乘车知道吗？”

　　见阿四头点了头，洋美女说声“拜拜”转身离去。刚走了几步，被阿四头一声“阿姨”叫住，原来是问她叫什么名字。洋美女一笑：“你这孩子还真聪明，就叫我玛丽阿姨好了。”

　　说完经过，阿四头从脏兮兮的裤袋里取出那张两千元纸币给户籍警看，以证明自己的这番陈述并非编造。户籍警小李认为此事有些反常，那个金发碧眼的“玛丽阿姨”如此善待形同乞丐的阿四头，原因是什么？是纯粹行善呢，还是另有企图？如果是后者，阿四头这么一个贫寒家庭的小孩儿，为什么会有人对他感兴趣，而且还是个外国人？小李立刻把这一情况向派出所所长杜辛汉汇报，杜所长的观点跟小李相同。这样一来，派出所就得对此事进行跟踪调查了。

　　杜所长让阿四头第二天早上准时赴约，同时指派一名老成持重的中年民警老曹换上便装，也去那里吃早茶，监视现场情况，兼带保护阿四头。另派民警小李、小王在现场附近守候，等“玛丽阿姨”离开茶楼后进行跟踪。往下如何进行，待查摸到“玛丽阿姨”的落脚处后再作计议。

　　次日是星期天，老曹、小李、小王按照领导的安排，于七时前抵达老城隍庙，一个进入“乐圃茶楼”，另两个则在茶楼附近的九曲桥一带溜达。老曹进茶楼后，先楼上楼下转了一圈，没见阿四头或者“玛丽阿姨”，就在底楼选了一个适宜于观察门口和楼梯口的位置，落座后要了一壶茶水、两样点心，一边吃着一边等待目标。可是，等了半个小时，阿四头也好，“玛丽阿姨”也好，竟然一个也没出现，这不是奇怪了吗？跟阿四头说得好好的，这小子怎么不见人影？又等了一阵，外面二位已经不耐烦了，在门口探头探脑，老曹遂决定收队。

　　回到虹镇老街，小李连派出所也没回，直接就奔老秦家。进得门去，小院子里聚着七八个孩子，正围着阿四头伸手要吃食。定睛一看，这小子竟然买了十来根脆麻花，装在一个纸盒里，每人发一根。见到户籍警，孩子们拿着麻花一哄而散。阿四头把纸盒往前一递，说李叔叔您也来一根。小李自然火大，把脸一沉：“跟我走一趟！”

　　把阿四头提溜到派出所一问，原来这小子是去了老城隍庙赴约的，不过没进茶楼，就在附近一家香烛铺前跟“玛丽阿姨”见了面。对方好像是知道他会从香烛铺前经过似的，预先在那儿等着呢，看见阿四头来了，迎上前说跟我走。来到“老饭店”门口，“玛丽阿姨”说茶楼我去看过了，人太多，要等座的，就在这里吃面吧，还有小笼包子呢。吃早点的时候，阿四头终于明白了对方如此对待他的用意——

　　三天前的傍晚，阿四头提了个老爸自制的大号老鼠夹子，去附近的小学放置，想捕捉黄鼠狼。这所小学比较简陋，围墙、大门都是竹编的，里面也没有什么值钱的物品，所以从来不设门卫。此时学校尚未开学，而竹篱笆早就给类似阿四头这样的顽皮小鬼拆了几个洞，随时可以出入。阿四头设置好鼠夹正准备离开，忽听见附近有人说话，驻步张望，只见来了三个比他大五六岁的少年，鬼鬼祟祟地进了一间教室。阿四头年纪虽小，社会经验却十分丰富，意识到这三位必有古怪，便蹑足悄然靠近。

　　屋里三个家伙正在喝啤酒，桌上放着几包卤菜。三人一边吃喝，一边说话。听了一会儿，阿四头终于弄明白他们刚刚偷窃了一个皮包，用里面的部分钞票买了这些酒菜，这会儿正议论如何分赃。阿四头寻思，按江湖规矩，见者有份，他们应该分点儿给我的。于是咳嗽一声，大模大样进了教室。那三位自是吃了一惊，待看清不过是一个小孩儿，开口便骂。阿四头说，你们先别骂人，听我把话说完，我阿四头你们肯定是不知道的，可虹镇老街的秦大力你们总听说过吧？那是我老爸！

　　秦大力身高力大，年轻时练过拳脚，据说师傅是武术家王子平，在虹镇老街周边是有点儿名气的。那三个少年原本是要奉送这个不速之客几个“麻栗子”（沪语，即用指头关节弹脑门儿）的，待听说面前这位是秦大力之子，就不敢冒失了，请阿四头坐下喝酒。阿四头不会喝酒，就把桌上的四样卤菜逐样尝了一遍，然后说兄弟告辞了，您几位有啥话要对我说吗？嘿嘿，你们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可是都听清楚了。这一说，三少年就只好“破费”了，商量片刻，把那个钉着洋文铭牌的空皮包送给了阿四头。

　　次日，阿四头偷偷拿着家里的户口本，去淮海路旧货商店把这个皮包卖了，得了十万元钞票。他没想到可以卖这么些钱，不敢使用，更不敢吭声，偷偷藏在家里。现在，“玛丽阿姨”来找他就是为这事，她说那个皮包是她的，被人偷了，现在来找阿四头，不是为了算账，而是想知道是什么人偷的，皮包又是怎么到了阿四头手里的。“玛丽阿姨”许诺，只要说出真情，她可以给阿四头一些钞票。阿四头自然心动，但提出要先给钱。“玛丽阿姨”掏出一张五万元纸币递给他，阿四头则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和盘托出。当然，阿四头并不认识那三个偷包的少年，只说了说大致模样。

　　阿四头提供的信息使警方更加感兴趣了。那个时代，别说警察了，就是寻常群众脑子里对敌斗争那根弦也绷得甚紧。杜所长听了小李的汇报，认为必须予以充分重视，宁可怀疑错了，也不能轻易放过这个疑点。汇报分局后，分局领导也认为必须认真对待，随即指派两名治安民警老林、老方协助调查。老林、老方跟派出所的小李碰了头，稍一研究，认为应该先设法找到偷窃皮包的那三个少年。

　　三个少年既然在作案后选中虹镇老街的那所破旧小学作为分赃的地方，说明他们对虹镇老街并不陌生。而且，阿四头在露面后一报老爸秦大力的名号，他们就服软了，足见他们是知晓老秦的情况的。小李对虹镇老街派出所管辖范围内的治安情况比较熟悉，而且从小在这一带长大，对本地区有哪些不良少年心中有数，印象中并无这样的角色。

　　林、方都是留用的旧警察，按说对分局辖区内的治安情况也比较熟悉，不过那是老黄历了。上海解放虽然不过三个余月，但治安方面管控对象的变化却是极大，以往的那些帮会人物、地痞流氓，一部分已经被抓，有的甚至被枪毙；另一部分则脚底抹油逃之夭夭，不知去向；剩下的慑于人民政府的威势，都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不敢露面。即便如此，治安情况并未明显好转，旧时那些不法之徒销声匿迹了，但马上就有了替补，比如阿四头在小学遇到的那几个少年之类。林、方对于这类角色就不甚了解了，因此提议去分局翻阅最近的失窃报案记录。

　　这一番查下来，果然发现在最近两个月内的报失记录中，不少失主都提到过被窃前后周边有可疑少年出现，其中七起的描述与上述三个少年的外貌特征相符。再查看分局治安科专门侦办偷窃案件的第三组编制的动态简报，终于发现一个名叫刘小狗的少年似是其中的一个。当天傍晚，刘小狗在其家附近的临平路上闲逛时，被小李、老林迎面拦下，带进了分局。一个不良少年哪是三个警察的对手，刘小狗乖乖承认了窃包之事。

　　那是8月25日，他和两个朋友许金根、张有宝去南京路闲逛，当然主要目的是“捉兔子”。“捉兔子”系上海滩黑道切口，意即偷包。这个“包”不光指钱包，也包括旅行包、手提包、坤包，以及直接用各色棉布包着的体积不等的包裹。这种作案手法技术含量很低，只需要找准目标跟踪，趁目标选购商品或做其他事情顺手把包放在一边的机会，凑过去悄悄拎走就是，如果旁边有同伙“打枪篱”（即掩护），那基本就是一拿一个准。

　　刘小狗三人是上海解放后方才自学出道的雏儿，想走发财邪道，却又没技术，所以只有“捉兔子”了。没想到，两个多月干下来，少说也得手了二十来回。只是财运一般，偷到的包里少有现钞，更无珠宝首饰。25日算是他们出道以来运气最好的一天，刘小狗在永安公司三楼无线电柜台瞅着一个四十来岁的平头男子正聚精会神地选购收音机，便示意许金根、张有宝凑上前去“好奇观望”，分散目标的注意力，他则趁此机会一举得手。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褐色皮包，包盖上装有拎襻，两侧包脊上附有背带，可拎可背。刘小狗得手后立刻下楼，出门取下拴在腰间的洋面袋把皮包装进去，一口气直奔外滩。不一会儿，许金根、张有宝也气喘吁吁地赶到了。他们找了个隐蔽角落打开皮包一看，都是又惊又喜，这次真是丰收了，竟有八十多万钞票！此外还有一块怀表、一个精致的硬皮封面本子和两块崭新的手帕。他们三人就用“战利品”买了卤菜和啤酒，往回走经过虹镇老街小学时，说这学堂里面晚上鬼都没有一个，去那儿喝酒是再好不过了，于是就从竹篱笆墙上的破洞钻了进去。再往下，就碰到阿四头了。

　　那么，那个皮包给了阿四头，里面的其他物品呢？刘小狗说，钞票都分掉了，那块怀表，因为是他下的手，所以归了他；两块手帕，许金根、张有宝每人一块。至于那个本子，对这三个文盲少年来说似乎没有用处，况且已经用过了，又是写字又是画画的，写的还都是洋文，谁也不懂；画的图更是看不明白，像是房子，还有互相交织在一起的直线曲线。这样的东西，旧货店是不肯收购的，刘小狗见没人要，就拿回家去放着了。

　　讯问结束，警方随即去刘家起获了赃物。那个本子用过的几页上确实全是英文和草图，画的像是建筑物室内室外的简易轮廓，至于直线和曲线，似是机械物件的草图。本子随即送交分局领导，领导翻了翻，没发表任何意见，却亲手装进牛皮纸卷宗袋，用火漆封条封好口，唤来机要通讯员，让立刻送交市局。市局收到这个本子，没有耽搁，又马上递送华东局社会部。随后，焦允俊等七人被紧急抽调，组建了这个专案组。

跟丢了目标

　　领导介绍了案情，看看手表，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让大家休息一下，到外面透透气，抽支烟。早就犯了烟瘾的焦允俊正暗暗感叹领导体恤部属时，又听见领导说了声“正副组长焦允俊、郝真儒同志请留一下”，只得暗叹一口气。其他五位侦查员知道这是领导有意把大家支开，对两位组长另有交代，于是赶紧拔腿走人。

　　趁领导喝水的当儿，焦允俊暗暗打量一起留下的郝真儒。这位刚被任命的专案组副组长看上去要比自己大两三岁，一米七左右，身材显得有些单薄，戴着一副褐色玳瑁架眼镜，五官端正，脸上毫无表情。焦允俊暗忖，这老兄也不知什么来路，看长相，在部队里挺适合做政治工作，当个团政委、政治部主任什么的。转念一想，那也太抬举他了，俺老焦1940年参加革命，现在不过是个副营，他能做得了正团？

　　正胡思乱想的时候，领导开腔了，说还有一项党内任命，之所以刚才没有宣布，是因为专案组七名成员中有一位同志不是党员，目前虽已解放，但党组织还没公开活动，所以在有非党员在场的情况下，不宜谈论党内事务。具体的任命是，由郝真儒同志担任专案组党支部书记。焦允俊听着，觉得自己猜得挺准，这位仁兄果然适合做政治工作。不过，一个专案组还要组建党支部，这事以前从没听说过……

　　这时候，领导终于说到了正题，透露了一个在全组会上不适宜透露的情况：那个上交华东局社会部的本子里记载的内容涉及中央向上海下达的一项重要使命，这项使命的核心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建造海军舰艇，准备用于解放尚被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的东南沿海岛屿、澎湖列岛以及台湾。显然，敌特分子已经察觉了我方的行动，正在着手收集相关情报。不仅是上海市公安局、华东局社会部的领导，就是接到报告的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也感到震惊，连夜来电要求华东局社会部直接组织专案组进行侦查，力争在最短时间内侦破该案，斩断敌特分子伸向该项工作的黑手。

　　听到这里，焦允俊心中油然升起一股自豪感：俺老焦参加革命将近十年了，从事情报工作也七个年头了，还从来没摊上过这等高级活儿；如今不但摊上了，还是专案组长！这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也是对自己以往工作的认可，可千万不能把这活儿干砸了，否则，自己岂不要遗憾一辈子？

　　接着，领导又给焦允俊和郝真儒互相作了介绍。这下焦允俊不得不对郝真儒另眼相看了——这位老兄参加革命比他还早一年半，早年曾在公共租界中央捕房做事，对上海各个方面的情况都很了解。后来因叛徒出卖被捕，在严刑拷打下仍能够严守党的秘密。被地下党营救出狱后，郝真儒去了皖南新四军军部，先是从事组织工作，后又做敌工工作。这样的经历，让焦允俊不由得心生敬意，赶紧起身跟郝真儒握手：“老兄厉害！兄弟佩服得很！”

　　哪知，郝真儒却一点儿不给面子：“焦允俊同志，革命队伍中互相称呼同志，不宜称兄道弟。”

　　领导离开后，专案组立刻开会分析案情。焦允俊是专案组长，当仁不让主持会议，他心里对郝真儒刚才的那番“正经”颇不以为然，因此，在开场白里多少有点儿跟专案组的“党内领导”、“业务副手”老郝同志过不去的意思，没用“同志们”、“战友们”等词汇，反而带着浓重的江湖气：“诸位同僚，从今天起咱们就在一口锅里搅勺子了，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眼见郝真儒推着眼镜像是快忍耐不住了，这才言归正传，“案情呢，刚才领导已经作了详细介绍，大伙儿有什么思路，都说说吧。”

　　侦查员张宝贤马上提出疑问，刚才领导介绍案情时只说那个本子送到了华东局社会部，然后就没了下文。那么，现在要调查的是什么？那本子上写的都是英文，翻译出来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焦允俊转头看着老郝。郝真儒依旧是不咸不淡的语气，扳着指头说了三点：第一，发现了一个疑似敌特收集我方绝密情报内容的本子；第二，这个本子被三个少年偷窃；第三，要查明这个本子系何人所有，以及上面的内容是怎么来的。

　　焦允俊暗忖，这个老郝还挺会概括的，真正是言简意赅啊！在场的侦查员也都不是外行，一听涉及绝密，谁都不提“本子”二字，接下来发言时都用“那件东西”代指，只有焦允俊不以为然，照旧说“本子”。大伙儿先根据领导交代的案情还原了一应情况——

　　敌特分子通过目前我方尚未侦知的途径获得了绝密情报（或是与绝密情报相关的线索），其载体就是“那件东西”。“那件东西”放在一个中年男子随身携带的皮包里，在他去南京路永安公司选购商品时，却被三个“捉兔子”的少年偷走了。中年男子发现皮包失窃，定然惊慌失措，回忆起之前曾有少年在他身边转悠，料想就是他们偷的，打算追回失物，最起码要把“那件东西”追回来。

　　对方（应该是一个敌特小组）认为，失窃皮包中的钞票多半会被小偷花掉，怀表和皮包则会卖掉，出售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合法出售，即拿着家里的户口本去旧货商店；另一种是非法出售，那就是拿到黑市上去销赃。三个少年会采用哪一种方式呢？估计是前者，因为小偷是少年人，去黑市销赃很容易受欺负，黑吃黑把赃物给吞没了。于是，对方走访全市旧货商店查摸小偷的来路。在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他们找到了线索（通过购买皮包时留下的原始发票，使旧货商店营业员确信来人是皮包原主，从而获得拿着家里的户口本前往出售皮包的阿四头的基本信息）。往下，对方对阿四头进行了外围调查，然后指派专人接触，企图获取“那件东西”的下落。

　　还原了上述情形，专案组决定兵分三路，张宝贤、孙慎言对上述分析中属于合理推理的情况进行查摸核实；谭弦、支富德向淮海路旧货商店了解近期前往打听出售皮包信息者的情况；焦允俊、沙懋麟则立刻通知看守所把尚被关押着的刘小狗释放，并由所方跟其谈话，关照他出去后对自己被捕之事守口如瓶。刘小狗离开看守所后，侦查员就开始对其进行跟踪——估计敌特方面还不知道刘小狗已被我方拿获，他们正在寻找刘小狗及另外两个少年许金根、张有宝。不过，许、张两人即便被找到，于敌特分子也并无帮助，因为“那件东西”是由刘小狗带回去的，带回去后怎样处置，许、张并不知道。所以，敌特方面最急于找到的应该是刘小狗。跟踪刘小狗，就可能发现正在寻找他的敌特分子，然后顺藤摸瓜查找线索。

　　至于专案组副组长郝真儒，焦允俊建议他坐镇本部兼带整理案卷。焦允俊觉得这位仁兄身体瘦弱，又是高度近视，似乎不适宜在一线奔波；再说，专案组的专职材料员还没来报到，整理卷宗材料的工作总得有人去做。这个建议一提出来，众人皆表示同意，郝真儒也点了点头。最后，焦允俊请郝真儒说几句。郝真儒又习惯性地推了推眼镜，说完全同意大家的意见，自己是全组侦查员中实践经验最少的一个，理应向大伙儿学习，不过，他虽然于侦查工作是外行，但此刻还是要说一句外行话。跟踪刘小狗是目前案件侦查的中心点，考虑到敌特可能会使出反侦查手段，人手肯定紧缺，而第一拨、第二拨四名侦查员的任务比较容易完成，他的想法是待他们完成任务后立刻转到第三拨去，一起执行跟踪使命。

　　话音未落，焦允俊便连说“高见”。散会后，郝真儒把会议记录送到焦允俊面前请他过目。焦允俊翻都不翻就签名，说老兄你动作真快，这么厚一沓会一散就记录好了，老弟我要向你学习。郝真儒不再理会焦允俊的“挑衅”，一板一眼地说：“焦允俊同志，你负责的这一摊在目前阶段是关键环节，请务必小心谨慎。”

　　焦允俊寻思自己多年从事情报工作，在敌占区、在敌人眼皮底下不知闯过了多少艰难险阻，眼下执行这么一桩盯梢使命还会砸锅？这老郝同志也真是操心过度了。当然，这层意思只能心里想想，当面是不便表露的。哪知，郝真儒担心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刘小狗于当天傍晚前已经从看守所出来了。这小子年龄虽小，不过十四五岁，胆子却大，看守所翁所长跟他谈过话宣布予以宽大后，他并没有寻常羁押对象获释时的激动，而是嬉皮笑脸地向翁所长讨几个零钱，好买票坐电车回家。翁所长又好气又好笑，差点儿一巴掌撩过去，不过，既然专案组来电关照尽快让这小子回家，料想其中必有奥妙，只好自己掏钱（公家没有这笔开支）把刘小狗打发走。刘小狗确实是坐电车回家的，他到家时，负责监视的侦查员已经在他家对面的糖坊里就位了。

　　次日一早，已经完成使命的第一拨、第二拨四名侦查员向焦允俊报到，焦允俊给他们作了分工，张宝贤、支富德进入监视点，中午由焦允俊和孙慎言、谭弦接替。意外就发生在焦允俊三人接班两个多小时后。

　　刘小狗昨晚一直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次日上午，他吃过早饭刚要出门，两个狐朋狗党许金根、张有宝来了。那二位根本不知道刘小狗折进过局子。刘小狗的母亲搬出一张摆台（即折叠式桌子）放在家门口，三人围桌而坐，磕着西瓜子聊天。午前那二位告辞时，焦允俊三人刚好来接班。

　　刘小狗给关了两天，出来后又在家里窝了一夜，早就憋不住要往外面去散心了。午后一时许，他出了家门，信步往南，焦允俊、孙慎言在马路两侧远远地跟踪。看来专案组之前的估计是准确的，对方对刘小狗早有预谋，和侦查员们一样，也在暗中关注着刘家的动静。刘小狗出门没多远，刚拐过一个路口，一辆宝蓝色摩托车忽然在他旁边停下，骑车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平顶头，穿着黑色短袖衫和浅色西装短裤，高鼻梁上架着一副硕大的墨镜。他停车后没下来，用一条腿撑着地，对刘小狗说了两句话。刘小狗稍一迟疑，便上了摩托车。

　　两个跟踪的侦查员自然着急，焦允俊四下一望，恰见驶来一辆邮电局送电报的绿色摩托车，赶紧一个箭步冲到马路上拦下，亮出证件向送报员晃了晃：“市局的，借用一下！”

　　摩托车载着两人疾驶，几分钟后总算看见了在前面不紧不慢开着的宝蓝色摩托车。后来问了刘小狗才知道，开车的男子自称受“一跤头”的指派，接刘小狗去坐坐，有点儿小事要跟他谈。“一跤头”是沪东地区有点儿名气的道上人物，刘小狗一直想拜“一跤头”为师，学几招摔跤的手段好去耀武扬威，当下不疑有他，只是他根本不知道“一跤头”家住何处，上了车，任人家开到哪儿算哪儿。后面跟踪的侦查员自然也不知目标要去哪里，驾车的焦允俊暗暗祈祷自己这辆邮电局的破摩托千万不要半路抛锚。

　　这一跟，就跟到了外滩，宝蓝摩托上了北京东路，又拐到虎丘路停下，戴墨镜的男子把摩托车停在一条弄堂里，然后和刘小狗一起进了距路口三十来米处的一家咖啡馆。这家咖啡馆有两个门面两层楼，名唤“摩登小馆”，地处偏僻，上海解放后消费者锐减，又不是高峰时段，所以顾客不多。先跟入的孙慎言见目标上了楼，便在楼梯侧的一副座头上落座。稍后，焦允俊停好摩托也进来了。两人一个要了咖啡一个要了绿茶，一边喝着一边等候目标下楼。

　　孙慎言来自山东老区，武工队出身，1946年组建山东社会部时被抽调过去当了侦查员。他的性格跟其名字一样，平时寡言少语，开口都是慎而又慎，没人跟他说话一天不开腔属于正常事儿。此刻他坐在那里，神情却略微透着不安。焦允俊看在眼里，便悄声问道：“老弟你怎么啦？”

　　孙慎言说他心里有些不踏实，如果这咖啡馆有后门的话，没准儿目标就从后门溜了。焦允俊原本不知他这个部属的来路，听他这么一说，便猜测他是上海解放后才进城的，对上海不熟，一问，果然。焦允俊自1948年底秘密潜入上海搞地下情报工作后，熟读组织上下发的上海市区地形、社情等情况资料，又有大量的实践经验，对上海滩适宜于作为地下工作接头点的场所了如指掌。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这家“摩登小馆”在上海解放前经常被地下党作为接头地点，焦允俊对这里非常熟悉，知道没有后门，便对孙慎言微微摇了摇头。孙慎言这才放心，继续低头喝茶。

　　可是，等了一阵，却不见目标下楼。焦允俊看了看表，已经进来二十分钟了，隐隐觉得不对劲儿。想了想，便出门走到隔壁那条弄堂口，只一瞥，便是一个激灵——那辆宝蓝色摩托车不见了！

　　原来，“摩登小馆”在上海解放后易主，新老板对咖啡馆的结构作了改动，开了道后门，跟旁边那条马路连通，还在二楼店堂的后部增加了一道窄窄的扶梯。目标不知是发现了已被跟踪，或是另有原因，总之是从后门溜了！

追查摩托车

　　目标脱梢，专案组随即举行紧急会议。焦允俊请副组长郝真儒主持会议，他自己首先作了检查，说他犯了“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要求上级免去他专案组长的职务，并请求处分。这时，惜言如金的孙慎言开腔了，说这个错误他也有份儿，甚至承担的责任应该比焦组长多一些，因为是他先跟踪目标进咖啡馆的。

　　焦允俊眼睛一瞪：“你瞎掺和什么，你一个普通组员，还不是一切都听我的？再说，咖啡馆是否有后门的问题你是想到了的，还提醒过我，问题在我老焦身上！”

　　两人还要争下去，被郝真儒打断：“你们别争了，这件事由上级领导说了算，在领导没有下达指示之前，焦允俊同志还是专案组长，应继续主持侦查工作。目前最重要的不是揽责任，而是赶紧进行案情分析，看下一步该怎么做。焦允俊同志，请你把本案侦查工作进行到目前为止的情况向同志们介绍一下。”

　　焦允俊朝郝真儒瞥了一眼，暗忖这老郝看上去一副软不溜秋的样子，处理事情倒是果断干脆，他说得对，眼下处分事小，破案才是头等大事。管他日后给老子什么处分，工作不能停下来。于是，便把眼下的情况向大家作了简单的介绍——

　　昨天，侦查员张宝贤、孙慎言对专案组对案情的估计进行了核查，基本符合事实。另一路侦查员支富德、谭弦向淮海路旧货商店进行了调查，得知确有一个男子找上门来，向该店出示上海解放前（1948年11月）购买皮包的发票，说该皮包已经失窃，要求查询是否有人前来出售。店员应其要求查了查记录，的确收购了这么一款皮包，并告知该男子出售方的信息——敌特就是通过这个办法找到阿四头的。

　　本案破获后，经专案组向上海市公安局书面建议，市局下文规定全市旧货（含寄售）行业今后一律不准向任何私人透露货源信息。这项规定一直坚持实施到改革开放后国营旧货行业消失。

　　今天的事故发生之后，因不能向咖啡馆方面暴露身份，不便打听目标是进了咖啡馆多长时间才离开的，只能去询问宝蓝色摩托车停靠处附近烟纸店的店主，得知目标是在十来分钟之前把摩托车开走的，只有那个戴墨镜的男子，没看见刘小狗。据此似乎可以推断目标并未发现受到跟踪，因为侦查员在楼下店堂待了大约二十分钟，而目标和刘小狗在楼上待了十分钟左右，说明他们在楼上进行了谈话——可以理解为对方已经把要对刘小狗说的话说完了。如果目标发现被跟踪的话，按说不会有那么大的胆子继续跟刘小狗谈话，应该尽快脱梢才是。目标之所以从后门离开，可能仅仅是为了方便——从后门出去就是他停车的那条弄堂。但他来的时候为什么不直接从后门进入咖啡馆呢？这一点就不清楚了。

　　尽管焦允俊、孙慎言跟踪失利，但他们记下了那辆宝蓝摩托车的车牌号码，这是一个可以继续调查的线索。专案组决定，这条线索由沙懋麟、支富德、孙慎言去调查。至于那个墨镜男子是否发现自己被跟踪的问题，可以向刘小狗核实，此事由焦允俊、张宝贤、谭弦负责。

　　会后，郝真儒要求焦允俊、支富德留下，这三位都是专案组党支部成员，他们继续开了一个支部会。由于时间比较紧，主要是由郝真儒说了说，对焦允俊跟踪失利之事进行严厉批评。焦允俊寻思这是“木匠戴枷——自作自受”，无话可说，只有听着的份儿。不过，老郝说得完全在理，他心服口服。最后，郝真儒当场写了一份百来字的报告，说要以专案组党支部的名义上报，写完后请焦允俊、支富德过目，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支富德看后表示完全同意，焦允俊却提出了不同意见。

　　原来，郝真儒在报告中竟把脱梢的主要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因为他是支部书记兼副组长，分工安排时未能强调小心谨慎对待工作中每个环节的问题。焦允俊坚持要自己承担责任，郝真儒说你可以保留意见，但我和支富德同志是支持这个决定的，少数服从多数，还是照此内容上报吧。焦允俊只好照办，但在报告末尾写上了自己的保留意见，放下笔之后寻思，别看老郝白面书生一个，倒是很讲义气的。

　　接下来，焦允俊立刻投入工作，和张宝贤、谭弦通过派出所悄然传唤了刘小狗。据这个少年说，他上午被那个戴墨镜的男子以“一跤头”有请为由骗上了摩托车，来到外滩附近的那家咖啡馆后，对方却不谈什么“一跤头”了，而是把一张两万元的钞票放在他面前，说是只要实话实说，这张钞票就归你了，不肯说实话呢，“一跤头”自会叫人收拾你小子，信不信由你。

　　像刘小狗这种角色，自幼顽劣，挨打、斗殴、受骗、骗人属于家常便饭，对方这一套若是用在其他同龄人身上，那百分之百会奏效，可是他却根本没当一回事，点点头，伸手把那张钞票放入衣袋，问爷叔你要我说啥实话呢？对方说你偷了别人一个包，现在人家要找你算账，你说是公了还是私了？公了呢，人家就要把你扭送派出所，要是私了，那就老老实实把赃物交出来。

　　刘小狗寻思，还公了私了呢，老子为这件事官司都已经吃过两天了，政府也没说让我退出赃物嘛，只是把那个本子没收了。不过，这话不能说，昨天释放时看守所长反复交代的，若是透露一丁点儿口风，重新收监没商量，说不定还要送提篮桥坐大牢。那应该怎么跟对方说呢？这对于刘小狗来说并不是什么犯难的事儿，张嘴就来：“那自然最好是私了，不过我有难处。您可能也知道，我们是三个人下的手，里面的东西都分掉了，钱也花得差不多了，现在让退回人家，您说这可能吗？”

　　“钱花掉了，那其他东西呢？”

　　“怀表也卖掉了。”

　　“还有那个本子呢？”

　　“那个本子啊……好像给我放哪个旮旯去了，不知还能不能找到。”

　　对方顿时目露凶光，压低了嗓音：“必须找到！把本子原封不动交出来，人家可以给你一笔钱。否则，等到‘一跤头’收拾你的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刘小狗对“一跤头”还是有些敬畏的，万一对方真是“一跤头”派来的，自己可是得罪不起。于是他说：“要么……我回去找找看。不过，咱有言在先，如果找到的话，给的钱可不能太少，这不是打发叫花子。否则你干脆还是公了吧，把我扭送公安局我也认了。”

　　“那就说定了，明天这时候，你还在今天上车的那个地方等我。”言毕，对方招呼侍者结账，顺手把找回的零钱给了刘小狗。

　　可巧，此时两个侍者正搬桌子准备擦天窗，挡住了通往底层店堂的楼梯，男子见状，不由得皱了皱眉头。一旁指挥干活儿的老板指着阳台说那里也有楼梯，可以走后门。两人便从后门离开，在弄堂里分手。

　　刘小狗说完，焦允俊三人总算松了一口气，看来目标并未发现自己受到跟踪，这桩活儿还可以继续干下去。他叮嘱刘小狗：“从现在起，一切听我们的安排，叫你干啥就干啥，而且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哪怕是警察也不行，听明白了？好，明天你就按约定去跟那个家伙碰面，我们会暗中保护你。”

　　返回专案组驻地，焦允俊把上述情况跟郝真儒一说，郝真儒立刻笔走龙蛇做了记录，临末还让签名。焦允俊说老郝你太厉害了，这种谈话还要做笔录？郝真儒说这是制作卷宗的要求，凡是跟案件有关的内容我都得记录下来，请当事人签字，便于日后核查，免得到时候说不清楚。焦允俊无可奈何地签了名：“老兄啊，要是每份材料都这样过一遍的话，只怕我也得准备一副眼镜了。”

　　回过头来，再说侦查员沙懋麟、支富德、孙慎言查摸那辆摩托车的情况。原以为这是很容易的事儿，哪知到市局交警部门一查，号码是查到了，但那辆摩托车已在半个月前报废，按照规定，车辆牌照也就自动作废了。可是，这副报废的牌照怎么又出现了呢，而且正好挂在专案组正在调查的嫌疑人所骑的摩托车上？

　　根据车辆档案中的记载，那辆已报废摩托车的车主叫耿斯良。侦查员先去了耿斯良住所的管段派出所，一了解，耿斯良已经死了。半个余月前，他酒后驾驶那辆美国造猎狗牌摩托车在大八寺一带超速行驶，撞在路边大树上，当场死亡。耿家是开汽车运输公司的，有七八辆卡车，获知消息后派了辆卡车去大八寺车祸现场，把耿斯良血肉模糊的尸体以及撞坏了的摩托车运了回来。那辆摩托车的受损程度倒是比其主人好些，修理一下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但耿斯良的父亲看着就觉得心痛，干脆报废算数，让送到公司修车车间，把零部件拆下来放在仓库里，以便日后装配到其他车辆上使用。摩托车送到公司后，工人发现前后牌照已不翼而飞，随即报告了耿老板，耿老板对此并不重视，车已经报废了嘛，牌照被窃又算什么呢？没想到，这副失踪的牌照竟然出现在涉案者所骑的摩托车上了。

　　三个侦查员议了议，决定把车牌的问题先往旁边放一放，直接查那辆宝蓝色摩托车属于何人。这个主意在当时应该是个捷径。初解放时的上海，机动车拥有量跟如今有霄壤之别，其中的摩托车，特别是民间私人拥有的摩托车更是少得可怜，据1949年7月底的统计数字，各区加起来还不到两千辆，再扣除大约三分之一的三轮摩托，那也就不过千辆出头。所以，如果直接盯着那辆宝蓝色摩托车的特征调查的话，反倒容易查得清楚。

　　这一番查下来，全市共有三十一辆宝蓝色摩托车，沙懋麟便打电话问焦允俊目标所骑的摩托车是什么牌子的，是否有什么特征。像焦允俊这样一个直属华东局社会部的秘密情报工作者，在国民党特务机构的记载中，是被称为“中共特工”的，而且是掌握多种技能的高级特工，不但精通无线电收发报和维修技术，而且擅长驾驶汽车、摩托车，熟知各种车辆的特征，这个问题难不倒他，当下不假思索就说：“那是一辆雄狮牌，法国货，虽然是二战前生产的，再跑十五年也应该没问题；至于特征嘛，让我想想……对了，车尾挡泥板上有一个白铜飞机模型装饰物，应该是美国贝尔P-39战斗机，就是被称为‘空中飞蛇’的那种。法国厂商制造的摩托车当然不会装美国飞机模型，那肯定是车主自己想出的主意，而且肯定是全市独一无二的！”

　　当天夜间十时许，这辆全市独一无二的摩托车在北站区北火车站的站前广场上被发现。北站派出所的民警随即进行蹲守，一小时后，来取车子的车主被拿下。接下来，该轮到侦查员沙懋麟、支富德、孙慎言登场了。

　　这三人中，沙懋麟被焦允俊指定为负责人。沙懋麟是南京人氏，三十挂零，1936年考入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学校，招生简章上说是两年毕业，可未及毕业抗战就爆发了，不久南京沦陷，警校迁移武汉。在武汉，沙懋麟遇到了初中时教国文的邹老师。邹老师是地下党，这时的关系已经划到“南办”（中共南方局驻武汉办事处），经其介绍，沙懋麟加入了党组织。稍后，就去了皖南新四军总部，抗战期间先后做过新四军军法、保卫工作，担任过股长，不久又被解除了职务——个中原因，他是后来才明白的。

　　抗战胜利后，他被调到苏北老区从事地方公安工作。渡江战役前夕，沙懋麟参加了华东局社会部在江苏丹阳举办的集训班，上海解放当日，就随部队以华东局社会部便衣人员的身份进城。沙懋麟出身南京富家，又上过国民党警校，当时是怀着满腔热忱加入革命队伍的，渐渐才发现，像他这种出身的干部经常会被另眼看待，他的股长一职莫名其妙给撸了就是明证。自此，他就奉行夹着尾巴做人的原则，凡事低调，小心谨慎，尽量不给别人留下不良印象。周围人多认为他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对他不怎么设防。他自己恐怕也没想到，正是这种低调谨慎的性格，使他成为了讯问方面的专家。他擅长以软磨硬泡的方式攻克坚不吐口的案犯，跟任何案犯见面，他都有本事在最短的时间内缩短相互之间的距离，使对方放松警惕，出现漏洞。

　　现在，沙懋麟受命调查那辆宝蓝色摩托车的来路。他先和支富德、孙慎言查看了那辆被扣的摩托车，核对了车牌号和车尾挡泥板上那个白铜飞机模型装饰物，然后对被扣人进行讯问。

　　那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留着飞机头，身穿一看就是舶来品的浅绿色针织运动套装，足蹬美国“赛豹”轻便跑鞋，这是1949年夏秋上海滩有钱年轻人最时尚的装束，被称为“小开装”。眼前这个“小开”名叫季宝德，其父是在闸北开机修厂的资本家，因此熟人又叫他季小开。据季小开说，他骑的这辆摩托车是个名叫尤玮的朋友推来的，说是受人之托，把这辆摩托暂时寄存到他家，过几天再来取。季宝德虽然年轻，但还是有点儿社会经验的，当时心里就产生了疑问：暂时寄存？什么意思？难道这辆摩托来路不正？

　　尤玮从他的眼光中察觉了这层意思，立刻做了解释，说这辆摩托车的主人你可能听说过，那可不是寻常人物，而是沪东一带赫赫有名的“一跤头”！季宝德顿时肃然起敬。须知“一跤头”的名气不但在沪东，就是在全上海也是叫得响的，而且已经叫响好几个年头了。不过，敬意归敬意，摩托的来路还是要了解清楚的，像“一跤头”这样的人物，存放一辆摩托车难道还成问题？怎么还东藏西藏的？

　　尤玮拍了拍季宝德的肩膀，老弟啊，你还年轻，世上有些事情并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一跤头”虽然名气响，可铜钿进项有限得很，又嗜赌，赌风有口皆碑，输了钱砸锅卖铁也要还债。这回估计是碰上了难处，他又不肯以这辆摩托车抵债，所以嘛，就得把车子在外面存放几天。他本来是想放在我家里的，我家你是知道的，真正是螺丝壳里做道场，哪里有地方放下一辆摩托车？只好来央求你老弟了。

　　季宝德于是点了头。他自己原来有一辆摩托车，三个月前上海刚解放时，他驾车去南市看朋友，回来途中在外滩遇到红灯停下，不知从哪里忽然闪出个穿军服的男子，掏出红色封面的派司晃了晃，说声“我是军管会的，临时征用你这车，明天这时候你去军管会取”。不知怎么的，季宝德平时的那份机灵劲儿竟然凭空消失，乖乖地下车，眼看着对方上车疾驰而去。次日，他去市军管会，方知那家伙是假冒的。摩托车就这样丢了。骑惯了摩托的季宝德突然失去了座驾，其心情可想而知。眼前有了一辆暂时可以归自己支配的摩托，他当然想过把瘾，就骑着去了几个朋友处。傍晚，季宝德去北站附近的表兄那里赴宴，把摩托停在北站站前广场的自行车寄存点。在表兄家吃过饭，又铺开桌子打麻将，手气不错，打到半夜歇手时，竟然有八十万元进账，喜滋滋出门去推车，不想就被拿下了。

　　8月30日凌晨三点，二十三岁的无业人员尤玮被拿下。侦查员讯问下来，证实季宝德的交代内容属实，那辆摩托车确实是“一跤头”的。那么，“一跤头”到底是何许人物呢？侦查员很快就弄清楚了那主儿的基本情况——

　　“一跤头”本名关易笙，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其祖上三代皆是清廷善扑营的一等扑户（编入善扑营的专业角抵人员，这些人平日在营中以摔跤为业，名曰“捐弄”）。清廷覆灭后，关易笙的父亲关慕仙与一班失业扑户在天桥经营摔跤场，系著名跤手宝善林宝三爷的副手，其水平之高可想而知。关易笙打八岁起就随父习练摔跤，苦练臂、脚、腰三功，整整七年间终日与训练器具麻辫、木杆、沙袋、吊桩等打交道。十五岁出道，即被“大世界”聘为专业摔跤手，登台表演兼带接受游客挑战。他在“大世界”干了七年，据说始终保持不败纪录。

　　太平洋战争爆发，关易笙离开“大世界”，被几个资本家合聘为教师，教他们的子弟习练摔跤。其间，曾有不知其底细的几拨日本武士上门挑战，都被关易笙一跤摔倒。消息传开，道上就给他起了个绰号“一跤头”。抗战胜利后，关易笙应朋友邀请去北方办事，途中遭遇车祸，伤势颇重，留下了后遗症，从此与跤场告别。之后一段时间，曾有一些以前败在其手下的对手上门挑衅，关易笙笑脸相迎，烟茶款待，对方往往以为他示弱，认为总算争到了面子，得意洋洋而去。也有不知好歹非要“切磋一把”的，关易笙推无可推，只好奉陪，竟然每每都是一个回合就解决问题——“一跤头”真正是名不虚传。

　　遭遇车祸后，关易笙就在杨树浦区其住所附近摆了个摊子修理自行车。这个人心灵手巧，又好钻研，除了自行车，一般摩托车、汽车的小毛病他也能解决，大的故障因限于零部件、工具原因，就只好拒之门外了。由于朋友多，面子大，找上门来修车的顾客总是人满为患。他只好把原先简陋的修车铺扩大为修车作坊，招了几个以前跤场的徒弟，除了教修车，有时也让他们练练摔跤。关易笙三十好几，还是未婚。按说以修车作坊的收入，他的日子应该过得蛮滋润了，只因嗜赌，竟然经常拮据得揭不开锅。

　　就是这么一个主儿，现在，他的名字进了专案组的案卷，侦查员准备对其进行调查了。对于“一跤头”关易笙本人来说，当然是蒙在鼓里；他更不知道，此刻，另外有人也在动他的脑筋，那就不是调查了，而是要封他的口！

密谋封口

　　盘算封“一跤头”口的，就是专案组已经照过面却还不知其底细的对手——“六室”。“六室”不是某个敌特分子的代号，而是一个由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直接掌握的七人特工小组的官方称谓。

　　“六室”的建立，跟一个名叫宋斯义的人是分不开的。宋斯义祖籍湖南怀化，出生于江苏省川沙县（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时年三十二岁。宋斯义的爷爷系清朝军队的七品把总，大致上相当于如今的正营级，当年驻防上海时负伤退伍，没有回乡，用获得的退役抚恤作为本钱做生意。生意做得还可以，虽说未能发大财，也没出名，但总算有了房产妻室，以及一家潇湘土特产行。老爷子去世后，土特产行传到了宋斯义的老爸手里。其老爸脑子活络，先是信了洋教，学了一口洋泾浜英语，然后物色了一个英国人合伙做生意，以祖传的土特产行作为入股资金，合办了一家专营土特产出口贸易的洋行。宋斯义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一口英语还说得过去，而且上的还是教会学校。

　　1937年“八一三事变”时，宋斯义十八岁，已从教会中学毕业，其父将其介绍到一家德国人开的无线电行去学技术。“八一三事变”当时被称为“中日淞沪会战”，打了三个月，不但国军伤亡惨重，还殃及无辜百姓，宋斯义的老爸就是随上海市商会赴宝山前线慰劳中国军队官兵时被日寇战机炸死的。噩耗传来，宋斯义自是悲愤，国恨家仇不共戴天，他立刻辞去了无线电行的工作，奔赴距上海四十公里之遥的江苏省青浦县（今上海市青浦区）。去青浦干吗？“军统”在那里开办的特工训练班正在招生。这是抗战爆发后“军统”正式开办的首期特训班，戴笠对此非常重视，亲任主任，曾先后四次赴青浦督导。宋斯义去青浦那天，正赶上戴笠到场亲自面试，看了简历，问了一番，对其非常满意，当场拍板录取。

　　不过，由于战事发展超出预先的估料，“军统”的这期特训班只开了一个多月就歇菜了。戴笠下令，青训班全体学员转往湖南醴陵继续训练。转移途中，宋斯义在浙江境内患病掉队，半年后赶到醴陵时，只能参加第二期特训班了。没想到的是，他在第二期特训班还是不得安生。“军统”的审查非常严格，对于参加“团体”时没有保人的对象更要仔细审查。宋斯义的问题主要是其掉队脱离集体的半年期间究竟在干什么，是否跟日伪方面有关系。因此，他不但被禁止参加训练，还被软禁起来接受调查。根据宋斯义的自述，“军统”派员赴已被日军占领的浙江一带实地调查了三四个月，终于查明他没有问题，准许继续参加训练。

　　这样一番折腾，宋斯义的资历（亦即从特训班毕业的时间）就受了影响，于日后的晋升颇为不利。特训班毕业后，他被派遣到“军统”上海区上海站（上海区系负责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军统”直属机构，上海站则是隶属于上海区的一个机关），以在北京路开设电器旧货行为掩护收集了大量情报，上司也认为他“立下了汗马功劳”，可因为资历不够老，不过是少校军衔。抗战胜利后，“军统”裁减特务，一部分特务复员，一部分特务去搞“三产”，还有一部分甚至进了荣军院学习技能靠劳动吃饭。只有宋斯义像是被忘记了似的，没有人来找他，不安排工作，也不交代出路，薪饷却是每月照发，而且当初用“军统”的钱投资的电器旧货行所挣的利润也不像抗战时那样让他上交了。在北京路上的同行眼里，宋斯义活脱脱就是一个生意人，只知埋头赚钱，从不过问政治，甚至连《中央日报》也不订不看，只是偶尔买份《申报》随意翻翻。

　　其实，“团体”根本没有忘记宋斯义。抗战胜利不久，“军统”上海区解散前，毛人凤受戴笠委托来上海开会商量善后事宜时点名留下的隐藏特务名单中，就有宋斯义的名字，而且排名第三——足见上边对他还是蛮器重的，估计主要是看中了他的职业身份掩护的有利条件。在这种状况中，宋斯义过了三年多平静日子，直到1949年2月中旬一个寒风凄凄的夜晚，随着一位从南京赶来的“保密局”（戴笠死后由“军统”改组）上校的出现，北京路上同行中有点儿小名气的宋老板终于结束了被雪藏的生活。这位上校姓刘，他通知宋斯义，局本部秘密会议决定，宋斯义将作为潜伏人员留在上海开展情报工作，其职务是“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华东直属第六情报室中校主任”，其主持工作的机构简称“六室”，他的代号是“老六”。

　　这位刘上校看来也是情报特工出身，记忆力超人，张口就报出了分派给宋斯义领导的六名潜伏特工的姓名、住址、职业、联系方式以及简历等，其熟悉程度，就像那六名特务是他的家庭成员似的。宋斯义也不是吃素的，边听边点头，边点头边记在脑子里，等对方说完问他“听明白了没有”时，他不慌不忙复述了一遍。刘先生微笑着翘起大拇指：“宋老板果然了得，名不虚传啊！如此，兄弟就完全放心了。关于‘六室’潜伏后的具体使命，目前局本部尚未考虑，届时需要同志们效力的话，会另行通知。关于经费、器材、武器等，很快就会派员送来。”

　　七天后，宋斯义在北京路上的“瑞祥电器旧货行”收到一份北站的提货单，上面注明须由他本人亲自去提货。对于电器旧货行来说，这是每月都会遇到数次的业务行为，人们早已司空见惯。当然，没有人知道，这次宋老板去提的这批货，却是专供潜伏特务使用的无线电收发报机、武器弹药、照相设备、密写药水、化学药品等全套美制特工器材。次日，又有一件印刷品寄达旧货行，寄的是平邮，包装得非常结实，拆开一看，是几本厚厚的精装外文书，不过，书里面是空的，装着港币、美元、金条和密码本。

　　不久，上海解放，解放军进城。“六室”主任宋斯义一如既往，埋头做他的生意，只是在旧货行门口挂了一面很大很鲜艳的红旗。也就是在上海解放的同一天，宋斯义向其六名部属发出了个别见面的信号，从次日起一天见一位。他任职以来从未跟下属见过面，这回要见一下，免得万一有人被捕，让共产党方面来个调包，他还被蒙在鼓里。都见过面后，他依旧安安稳稳做他的生意，直到1949年8月2日。

　　这天，宋斯义接到一封没有具名的密函，用暗语通知他当晚打开电台接收台湾“保密局”总部的紧急指令。按照特务活动的惯例，像“六室”这种类型的特工组是需要配备专门报务员的，可“六室”却是例外。抗战期间宋斯义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由于他的公开身份是电器旧货行老板，上峰考虑到掩护电台的便利条件，就指示他兼任报务员。在日本宪兵队特高课和汪伪“七十六号”严密控制下的上海滩，他竟然一直干到抗战胜利也没有暴露身份。因此，这次刘上校来下达潜伏命令时关照宋斯义，仍旧采取这种方式。本案破获后，宋斯义一口咬定他不过是报务员，不知道“六室”的其他情况。当时案子已经移交北京，后来听说北京同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弄清楚，原来这个“老六”竟然身兼二职领取双饷。

　　当晚，宋斯义接到台湾“保密局”密令，内容是：中共为“进犯”东南沿海国军控制的岛屿乃至最终拿下金门、马祖、澎湖、台湾，决定研制适合于近海作战的新型鱼雷快艇，苏联方面许诺向中共提供技术援助，首批派遣赴沪的包括舰艇动力、鱼雷、机械、无线电等方面的专家及随员将于近日赴沪，进驻江南造船厂。上述情报被美国方面获取后，美方认为此事严重关系到台湾方面的安全，提议由美台联手对此计划进行反制。“保密局”指令“六室”，鉴于美国方面非常重视该项工作，故中情局已通知其潜伏在上海的特工人员向“六室”提供协助，届时将会主动与“六室”联系。双方之间纯属平等合作，并无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存在。

　　可是，宋斯义很快就发现，所谓“纯属平等”是哄人的说法——他根本不知道中情局在沪负责跟自己联络的那个特工的情况，对方却不但清楚他的“老六”代号，还知晓他乃是北京路上“瑞祥电器旧货行”的宋老板，两天后竟然派人直接上门联络了。

　　来的那位就是请阿四头去老城隍庙吃早茶的“玛丽阿姨”，当然，这位洋美女出现在宋老板面前时就不叫“玛丽”了，自我介绍叫尤丽娅。尽管是中情局特工，但宋斯义看她的相貌，怀疑对方可能是东欧哪个国家旅沪的犹太人。尤丽娅约宋斯义去外面喝咖啡，交谈中告知，她奉上司杰克先生指派前来协助宋老板开展工作，同时兼任宋老板跟杰克先生之间的联络员。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尤丽娅的上司杰克先生的安排似乎有轻率之嫌——指派一个外国美女来跟宋斯义联系，那不是明摆着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吗？干特务的最犯忌的不就是惹人注目吗？但杰克先生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之前肯定派人甚至亲自实地查看过。当时的北京路上，经营旧货的店铺不少，其时上海解放不过三个月，许多外国侨民准备离沪回国，走之前都把带不走的东西拿到北京路的旧货行来卖掉。因此，北京路上天天有金发碧眼的男男女女转来转去，尤丽娅出现在宋斯义的旧货行里并不算惹人注目。

　　宋斯义也是老特务了，他对杰克此举倒并不计较，使他大跌眼镜的是之后尤丽娅变身“玛丽阿姨”之举。这事儿还要从“六室”刺探情报开始说起——

　　纯从特工技术角度来说，宋斯义的水平还是不错的。他接受使命后，只用了十多天时间就顺利获取了江南造船所（接管后改名“江南造船厂”）正在紧急改造三号船台的情报，这是三个月前上海刚刚解放时由陈毅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一号令》的内容。行动计划是宋斯义根据自己掌握的社会关系制订的，由下属龚阿康具体负责实施。尽管理论上这个方案一举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当他接到龚阿康用暗语打来的报捷电话时，还是有点儿怀疑自己的耳朵，甚至想到另一种可能——会不会龚阿康已经失风被捕，这个电话是中共公安为了诱捕他这个特务头子下的套？所以，宋斯义下意识地立刻挂断了电话。这倒使龚阿康吃了一惊，立刻再次拨打过来。这回，宋斯义恢复了正常思维，用暗语指令龚阿康次日在南京路大光明电影院旁边弄堂口的电话亭前碰头，交接获取的情报。

　　接下来的情况前面已有交代，龚阿康在接头前不知怎么的去了一趟永安公司。这其实是违反特务活动规定的，在未曾完成情报交接前，不应该做其他事情，以免分心引发事端。只有一种情况可以例外，那就是发现自己已经受到跟踪，为了脱梢不得已而为之。问题是，那天一切正常，龚阿康并没有遇到什么特殊情况，这多此一举的商场之行，导致刘小狗等三少年把装着情报（就是那个本子）的皮包窃走了。

　　不难想象，正满怀希望准备享受首战告捷成果的宋斯义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对于一个曾在抗战时期长期活动在日伪血腥统治下的老特务来说，这个坏消息不仅意味着前功尽弃，更要命的是可能由此引发的灭顶之灾。宋斯义与龚阿康分手后，立刻按照尤丽娅留给他的联系方式要求紧急会见。两小时后，尤丽娅已经把坏消息报告杰克了。与此同时，宋斯义向另一特务魏康思下达指令，让他持龚阿康提供的购买皮包的原始发票，走访指定区域内的旧货寄售商店。

　　很快，魏康思在淮海路的旧货商店打听到了那个皮包的下落。宋斯义刚获知消息，尤丽娅打来电话传达了杰克先生的意见。双方都是老特务，尽管国籍不同，思路倒是一致的，杰克也认为可以通过查询旧货商店的方式找到偷窃皮包的家伙。宋斯义估计尤丽娅是被杰克先生临时物色来的新手，听说已经打听到皮包是虹镇老街一个名叫秦永锦的少年向旧货商店出售的，立刻喜笑颜开，一声“拜拜”挂断了电话。

　　往下，就发生了使宋斯义大跌眼镜的事儿，杰克竟然指派尤丽娅出马去虹镇老街，当面约请那个年方九岁的男孩儿去老城隍庙吃早茶！当然，这个情况人家是不会向他通报的，而是他布置查访阿四头的下属在跟踪时发现的。宋斯义目瞪口呆之际，尤丽娅不无得意地来电通知，杰克先生已经掌握了偷窃皮包者（即刘小狗）的姓名住址，建议宋斯义采取措施设法追回情报。尤丽娅说话时带着命令的口吻，宋斯义也无可奈何，这个娄子是他的下属捅出来的，自然只有他自己去收拾了，于是忍气吞声说了声“OK”。

　　宋斯义指派魏康思去找刘小狗，因为魏康思出身上海滩帮会世家，尽管他本人的职业已经跟帮会没有丝毫关系，其上代人也已经作古，但据“保密局”刘上校介绍，这人在上海滩黑道以及各个行业公会中的人脉之广，在寻常特工中是罕见的。因此，宋斯义相信派其出马去哄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魏康思本人听说让他去执行这么一桩使命，也认为是小菜一碟。这个态度让宋斯义有点儿不放心，担心他大意失荆州，又指派另一名特务胡友三去跟踪魏康思。事实证明，宋斯义的这个安排是非常必要的。

　　要说“保密局”给宋斯义配置的这六名下属，倒还真是符合“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原则——魏康思适宜于进行“社会调查”，而胡友三呢，一看那副贼头贼脑过于精明的外貌，就知道是一块打听隐私的好料。胡友三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听话，就像一条忠诚的猎犬，作为小特务来说，可以板上砸钉子似的严格做到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丝毫不会走样。宋斯义向他交代使命时特别关照，让他去外滩虎丘路“摩登小馆”对面的那条弄堂口，那里有家半间门面的烟纸店，只要掏钱买一包香烟，就可以以等人为由在店里坐上一时三刻，店主不会有意见。这时，会有一个穿黑色短袖衬衫戴墨镜的三十岁左右的男子（“六室”特务之间互相不认识）骑一辆宝蓝色摩托车载一个少年到“摩登小馆”去，胡友三的使命就是观察是否有人跟踪这辆摩托车。

　　胡友三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宋斯义的指令，结果就发现有一辆送电报的绿色摩托尾随宝蓝色摩托车而来，车上的两名男子下车后也进了“摩登小馆”。由此，宋斯义断定魏康思已被公安人员盯上了。魏康思还蒙在鼓里，兴冲冲地给宋斯义打电话报告说，已经打听到被窃皮包里的那个本子小偷还没脱手，约好明天上午再次见面就可取回，被宋斯义啐了一口：“呸！你小子让人盯上了竟然一点儿都不知道！你骑的那辆摩托是向‘一跤头’借的吗？赶快把车处理掉，就跟‘一跤头’说车被偷了。”

　　可是，魏康思已经把摩托车还给“一跤头”了，这个电话就是在“一跤头”修车铺对面工厂的门房间打的。宋斯义于是指令魏康思让“一跤头”把车换块牌照藏起来，有人问就说失窃了。往下如何？听候后命。

　　宋斯义意识到行动已经彻底失利，为保自身，接下来要先处置相关线索。这时候，宋斯义觉得“保密局”总部让他跟“中情局”在沪潜伏特务的合作有点儿碍手碍脚了，以他的想法，所谓“处置相关线索”就是把那个“一跤头”封口。他是“六室”主任，有权下令这样做。但现在因为有了那个杰克，就只好跟对方商量了再说。他立刻联系尤丽娅，说有十万火急之事必须跟杰克先生面谈。

　　对方很快就有了回应，尤丽娅来电说，请宋先生傍晚七点到跑马厅那边的一家西餐馆见面。宋斯义准时前往，可让他恼火的是，对方来的仍是尤丽娅，那个杰克先生竟是根本不想露面。尤丽娅说她奉命代表杰克先生跟宋先生谈话，一般事儿她可以直接拍板。宋斯义听着真想一巴掌打她个满脸花：就你这水平，当个一般特工都不够格，还敢说能作主？

　　宋斯义甚至怀疑对方是否拖来了“尾巴”，急着想结束谈话，便说了要把“一跤头”灭口之事。没想到尤丽娅却说这件事杰克先生已有安排，就不劳宋先生费心了。杰克先生说了，别说那个“一跤头”的存在已经影响到我们工作目标的实施，即使没有影响到，考虑到宋先生这班党国特工人员今后的安全，事情办完后也应该解决掉的。宋先生请放心，明天这个时候，“一跤头”肯定已经无法开口吐露什么情况了。

　　尽管对方这样说，宋斯义还是颇为担心：万一共产党方面抢先动手逮捕“一跤头”呢？

摔跤名家中招

　　8月31日上午，专案组按照预定计划开始调查“一跤头”关易笙。这天，组长焦允俊有点儿不适。昨天晚上天气闷热，他在宿舍休息时觉得难以忍受，就扯了张草席去花园里的一块大石头上面睡。那倒是凉快了，可晨起却觉得腹痛，然后就一趟趟跑厕所。副组长郝真儒瞧他这种状态，说老焦看来你没法儿外出调查了，你那摊活儿我干吧，你去医院看看。焦允俊无法可想，只好点头，不过医院他不去，说那咱俩就暂时换换岗，你外我内就是。

　　郝真儒带了两个侦查员前往关易笙居住地所在的榆林分局了解情况。跟分局主管治安的副局长衣圣道说明来意，衣圣道说“一跤头”我知道，治安股正要找他哩。他那修车铺一个姓沈的伙计，据说是他的徒弟，跟人打架把人家的脚骨弄断了。人昨晚已经抓进来了，可他说没钱给伤者看病。姓沈的是外地人，在上海没有家眷，那我们就只好找他干活儿的地方说话了，好歹先让他把治伤的钱拿出来。郝真儒听着心里一动，说要不你让人把他叫到分局来，我先跟他谈谈？

　　半小时后，关易笙出现在郝真儒和侦查员张宝贤、谭弦面前。这人身高架大，满脸横肉，站在面前，举凡“铁塔”、“虎背熊腰”、“彪形大汉”之类的词汇就会在人脑子里闪过。郝真儒对他很客气，示意助手递去香烟，又给他倒了一杯开水，称其“老关”，说找你来是说说你那伙计把人打伤的事儿。关易笙说这件事我已经听说了，小沈确实是我那修车铺的伙计，也跟我学过摔跤，既然他出了这种事儿，政府要我承担什么责任我就承担什么责任。只是小沈才十七岁，人小不懂事，如果政府能够对他网开一面宽大处理，那我姓关的感激不尽！说着，就站起来给郝真儒鞠躬。

　　郝真儒赶忙拦住：“老关你这个态度对解决这件事肯定有帮助。不过，听说小沈这个祸闯得不轻，光医药费就得花不少，你承担得起吗？”

　　关易笙说：“我的积蓄不够的话，可以向朋友借，再不行，哪怕把修车铺卖了也要赔偿人家的医药费。”

　　郝真儒不动声色：“修车铺可不能卖，那是你赖以谋生的根本。听说老关你有一辆不错的摩托车，实在不行那倒是可以用来救急的。”一边说着，一边关注着对方的反应。

　　关易笙一怔：“摩托车？这……”突然，他的身子稍稍一歪，随即下意识地伸手去找支撑点。可他坐的那把椅子是没有扶手的，周围也是空空荡荡，一手扶空，身体顿时失去重心。三个侦查员见状不对上前搀扶，三双手还没触及，关易笙巨大的身躯就连同椅子一起轰然倒地，翻着白眼，口吐白沫，陷入昏迷。

　　侦查员当即打电话叫救护车，把关易笙送至北四川路上的公济医院。那原是由租界创办的专为居沪外籍人员提供医疗服务的老字号医院，抗战胜利后方才向华人开放。上海解放伊始，医院里还有一些外籍医生，其技术力量在上海滩名列前茅。其时，公济医院已由上海市军管会接管，成为一家由市卫生局直接领导的市级医院（后来易名为“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由于关易笙可能涉及华东局社会部正在查办的要案，所以受到了特别关照。短短半个小时内，公济医院已接到来自市卫生局、市公安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等方面的电话，都是让“不惜代价，全力抢救”；同时，上海市区其他一流医院的各科专家接到有关方面的指令，也纷纷赶到公济医院参与会诊。

　　关易笙依旧昏迷不醒，血压较低，心跳缓慢，呼吸微弱。参与抢救的那些专家级医生一致认为，其上述症状并非本身疾病引发，而是中毒。血液和胃脏提取液的化验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证实了专家们的上述推断。医疗专家组的初步意见是：患者的饮食中被掺入了某种目前尚无法确认的化学毒物，毒素被消化系统吸收后进入血液，对神经产生麻痹作用，直接影响患者的心脏功能，如不能对症救治，患者可能会因心率衰竭死亡。

　　专案组长焦允俊闻讯，什么腹痛腹泻竟然全都烟消云散，立刻赶到公济医院。与郝真儒会合后刚问了问情况，领导的电话就跟过来了，指示专案组暂时驻守医院，代表华东局社会部与医院方面沟通，务必把患者抢救过来。抗战胜利后公济医院被国民党政府接收，作为“国有医院”使用，上海解放后，医院由中共政权接管，也宣布为公有医院（当时尚未建国），所以，公济医院的最高权力集中在军管小组手里。焦允俊拉上郝真儒一起去跟军管小组组长老薛说明来意，老薛自是保证全力抢救，尽快让患者恢复到可以接受询问的程度。

　　一班专家一直抢救到午夜过后，关易笙的状况虽没有继续恶化，但也没看到好转的迹象。焦允俊听老薛说了抢救情况，皱了一下眉头：“西医不行那就请中医来看吧，中医不是也有急救药材吗？什么野山参、羚羊角、犀牛角、安宫牛黄丸，不都是可以用的吗？听说名中医还能起死回生哩！”

　　郝真儒知道焦允俊是真着急了，有点儿病急乱投医，叫了声“老焦”意欲阻止他继续乱说，没想到老薛却说，医院已经给沪上几位著名中医打电话了，他们马上就赶来。

　　可是，闻讯而至的三位名中医给关易笙搭过脉，也是纷纷摇头，说中药可以试试，但估计并无效果。果然，试着灌了中药后，关易笙仍然昏迷不醒。

　　这当然就是尤丽娅对“老六”宋斯义所说的封口之举了。专案组事先并未掌握情报，根本无法预防，否则，昨晚就把关易笙抓起来关进看守所了。当然，这会儿焦允俊、郝真儒等人都已经明白“一跤头”是着了敌特方面的道儿了。一干侦查员都在医院里等着，眼看关易笙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焦允俊寻思闲着也是闲着，提议找个地方讨论案情。于是请老薛给安排一间办公室，留下一名侦查员在场等消息，其余六人都去开会。

　　郝真儒的心情很沉重，说如果一上来就把话题扯到那辆摩托车上，没准儿就能从药性尚未发作的“一跤头”嘴里套出线索了。焦允俊说老郝你不必自责，这不是你的错。沙懋麟也在一边劝慰，说现在后悔也没用，再说，讯问路数都是这样，尤其是对付“一跤头”这样的角色，你要是直来直去，说不定会引起他的抵触情绪，他一样什么都不会告诉我们，照样准点儿昏迷倒地。

　　这样一说，郝真儒的心情总算好了一点儿，接着，话题就转到了案情上。既然医生初步判定关的症状是中毒所致，那看来多半是敌特方面的灭口之举，同时也说明专案组的调查思路没错，否则敌特不可能这样迫不及待地对付关易笙。目前关易笙的情况很不乐观，万一他再也醒不过来了，下一步该怎么走？

　　这个问题一提出来，众人都是一片沉默。半晌，焦允俊开腔了：“我的意见是要搞清楚几件事情，一是那辆摩托车是怎么到了敌特手里的？二是对方是怎么发现被我们跟踪的，最初我们不是判断他们并未发现已经被跟踪了吗？三是敌特是如何对关易笙下手的，是在向他借摩托车时就已经下了毒呢，还是发现被跟踪后，为防止我们通过关易笙这条线索顺藤摸瓜才决定灭口的？最后还有一件事……”说到这儿，焦允俊停住了话头，扫视众人一圈，最后把目光落在郝真儒身上，“应当向领导提出请求，把那个记载着重要情报的本子拿给专案组，最好是原件，再不济也得是照片。”

　　此言一出，举座皆惊。郝真儒迅速回过神来：“老焦，这是违反保密规定的。你也知道，专案组除了你之外，大家连‘本子’两字都不提的。案子要破，保密纪律也要遵守，这点是无论如何不能动摇的。”

　　焦允俊表面上大大咧咧，心眼却是玲珑剔透，他既然亮出观点，那就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随即就说出了他的理由：“保密纪律固然应该严格遵守，但那是为了革命工作。眼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窃取秘密情报的敌特分子捉拿归案……老郝你别皱眉头，我说得有道理吗？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本子上记载的是什么内容，”说到这里，他朝郝真儒瞥了一眼，因为其实他和老郝是知道一点儿的，“这就给我们制造了一个难题。如果绕不过去，白白耗费时间，到头来没有路走，我想上级还是会把那个本子拿给我们的。可这样一来，我等弟兄白辛苦一场不要紧，问题是在我们白辛苦的时候，敌特方面一旦没有白辛苦，而是招招着肉，那这个祸就闯大了！我们之所以要看那个本子，是想根据本子上的信息发现线索，开辟另一条侦查途径，那可能就是一条捷径，可以迅速破获这起案件也说不定啊！”

　　再次冷场。屋子里一片寂静，静得可以清晰地听见外面马路上有轨电车驶过时的“当当”声。稍停，有人开腔了，这个人竟是向来一天也说不了几句话的孙慎言：“说得很有道理，我赞同！”

　　接着，侦查员张宝贤、谭弦也表示赞同。沙懋麟也开口了，他却是持反对意见，说一切都应该听领导的。焦允俊看着郝真儒：“老郝，你老兄的高见呢？”

　　“我和老沙一样，持否定意见。要不，先休息一下怎么样？”说着，郝真儒朝焦允俊眨了眨眼。

　　焦允俊领会了他的意思——开个临时支委会研究一下。专案组七名侦查员中有六名是中共党员，三人是党支部成员——郝真儒、焦允俊和此刻正在抢救室外等候消息的支富德。焦允俊让张宝贤去把支富德调换下来，三人凑在一起研究此事。支富德听了情况介绍，表示同意焦允俊的观点。焦允俊在记录上签名时，说老郝你可以写上保留意见，向上级汇报的时候由我出面，毕竟我是专案组长。郝真儒说别以为我害怕领导批评，还是我去汇报吧，放心，既然是支部的决定，我会无条件执行，尽全力争取领导的支持。

　　当天下午一时多，专案组接到上级批复：同意建议，即指派机要员送至。

两个嫌疑人

　　这是一个绛红色漆布封面的本子，有点儿像后来文具店出售的被称为“硬面抄”的那种笔记本。揭开封面，扉页上用红色油墨印着枪炮图案，下面是“1937—1945”，看来是抗战胜利那年印制的。整个本子除了后面几页画了草图、写了些英文单词和阿拉伯数字，前面六十多页都是空白。

　　焦允俊、郝真儒轮流翻阅后面几页的内容，草图是用铅笔勾画的，笔法比较老练，线条直是直、弧是弧，一笔到底，绝无拖泥带水的痕迹，一看便知作者受过美术或者制图方面的训练。焦允俊曾经接受过这种训练，知道那是搞秘密情报的基本功。郝真儒虽然没有接受过类似训练，不过他见多识广，所以也略知一二。问题是，这草图描摹的是什么东西呢？焦允俊思忖片刻，说这多半是造船厂的船台图吧？

　　郝真儒顿时恍然：对啊！领导交代任务时不是对他们两个透露过，敌特方面正在刺探我方研制新型舰艇的情况吗？

　　焦允俊忽然想起在场众人中有一个懂行的，就把本子递给谭弦：“小谭，你是交大出身，看看是船台图吗？”

　　谭弦接过来看了看：“没错。”

　　这时，华东局社会部的机要通讯员第二次驱车赶到，面交专案组长一份用火漆封口的绝密件，要求焦允俊当面检视封口完好后签收。焦允俊随即拆封，看过后递给郝真儒：“老郝，你看一下，要不顺便给大伙儿念一念？”

　　这是一封落款没有署名、日期的手写说明文字，从字迹看，写得有些匆忙，不过勉强还认得清楚。郝真儒当下就把其内容当众宣读了：这是领导对那个本子上内容的说明，图纸是江南造船厂第三船台的平面草图，英文和阿拉伯数字是对该船台的描述。该船台因研制新型军舰的需要，已着手进行改造。现场早在一周前就已封闭，除了规定可以进入现场的中苏专家和参与该项目具体工作的技术人员，其他人，甚至包括接管江南造船厂的军管人员也不得擅入。可令人吃惊的是，第三船台的改造状况竟然上了敌特分子的本子！因此，专案组的任务就是追查泄密渠道、阻止敌特刺探以及抓获涉案犯罪分子。上级再次强调，要求迅即破案，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有困难，领导会尽力协调解决。

　　如此，整个专案组都明白面临任务的艰巨性了，接下来讨论侦查步骤和分工时，也就不多费口舌了，全组分为两路，一路由焦允俊率领沙懋麟、谭弦去江南造船厂，负责调查三号船台改造工程是如何泄密的；另一路由郝真儒主持，率领孙慎言、张宝贤循着关易笙中毒之前的活动轨迹进行调查，摸清他是被何人下的毒，指望顺藤摸瓜把敌特组织挖出来。支富德不安排外勤工作，留守专案组负责协调、处置突发情况和整理卷宗材料。公济医院这边对昏迷不醒的“一跤头”关易笙的监护使命，交由上海市公安局临时派来的三名政保侦查员负责。不过，他们只负责监护，如果关易笙醒来，讯问工作还是必须由专案组进行，这是领导特别交代的。

　　9月1日，焦允俊、沙懋麟、谭弦三人以上海市人民政府生产安全领导小组巡视员的名义进驻江南造船厂。侦查员来到代号“101项目”的工程指挥部，问了办公室主任，被告知两位主要领导亦即指挥长和政委都不在，让等候片刻。一会儿，指挥长纪莘臻从厂部开会回来，看了介绍信和证件，问明焦允俊三人的身份和使命，把三人让进他的办公室，介绍了这个项目的基本情况。

　　先说指挥部成员，老红军出身的老纪是从北京海军总部派来主持这个项目的，是指挥部的主要领导之一，另外还有华东海军指派的聂政委，以及负责技术、后勤、外事等的几名成员，那都是上海方面指派的，其中有江南造船厂的一位高级工程师。指挥部另设顾问组，那是清一色的苏联专家，一共有五人；另有翻译、警卫和其他公务人员。纪莘臻说按照分工，保卫工作是由聂政委主管的，但聂政委今天去市里参加一个会议了，暂由自己出面接待，以后侦查员有事情需要沟通的话，可直接跟聂政委说。

　　然后再说“101项目”，这是重要机密，但上级已经指示可以让专案组方面知道，以便顺利开展工作。焦允俊马上说：“首长，这方面您说得越简单越好！”

　　纪指挥长果然把情况说得简而又简：中共中央军委为解放东南沿海包括台湾岛在内的所有岛屿，决定尽快发展海军舰艇。鉴于技术力量不足，希望苏联方面给予支持。双方经过谈判，决定先上马鱼雷快艇这个项目。为此，苏联派遣了一个由机械、电气、军火等方面专家组成的技术援助小组，携带全套新型鱼雷快艇图纸前来上海予以技术指导。中央军委的要求是，应在半年内造出第一艘新型鱼雷快艇并通过验收，争取在1950年底前组建一个鱼雷快艇大队。

　　说到这儿，朝门口方向坐着的纪莘臻忽然站起身：“哎，老聂回来了！”

　　“101项目”工程指挥部政委聂安绪是个性格冷峻的干部，不像纪指挥长那样风风火火，他用审慎的眼光看着侦查员，对纪莘臻在一旁的介绍似乎充耳不闻。焦允俊机灵，马上拿出介绍信、证件让他审核，面上谦恭，心里却不以为然：看这副防备架势，应该把保卫工作抓得滴水不漏才是，怎么刚开始弄个船台还没正式造快艇就让敌特给盯上了？

　　听焦允俊说明来意，聂政委问：“需要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协助？”

　　“我们想去三号船台实地看看。”

　　聂政委随即唤来一个虽然穿着便衣但一看便知是军人身份的青年，介绍说这是保卫干事小钱，让他负责陪同。焦允俊三人拿了由指挥长签发的临时通行证，随小钱前往三号船台。该船台是禁区，戒备森严，经过两道明岗一道暗哨方才得以入内。看着忙忙碌碌的工人，焦允俊悄声问小钱：“这些师傅都是哪个部门审查的？”

　　小钱说先是由船厂军管组审查后向指挥部推荐，指挥部再进行第二次审查——包括技术和政治方面。政审非常严格，除了复核厂保卫部门已经审查过的内容，还得由居委会、派出所、分局出具证明，这些证明还被随机实地抽查，证实无误方才通过。技术方面，每个人都经过有苏联专家在场的现场技术考核，各类工种的技术标准都须达到苏联标准的五级以上（当时中国尚未颁布技工标准）方可通过。被批准参加“101工程”施工的工人，薪饷提高百分之五十，伙食由单位免费提供；厂里每隔五天还向各人的家属发送大米、食油和咸鱼、咸肉等副食品。每个师傅都签了保密协议，规定施工期间不能回家，也不能跟外界通电话通信，更不能会见其他人——包括同厂工友，他们住的集体宿舍都是有解放军警卫的。

　　接着，三个侦查员查看了船台，发现跟本子上的草图吻合。请小钱拿来绳索和卷尺，丈量了船台的一些数据，也与本子上用英文和阿拉伯数字记载的内容相符。仓库附近有一座独立的平房，内外有两间，曾经用来存放过机油，现在空着，后面还有一个十来平方米的小院子，侦查员暂时借用作为办公室。

　　焦允俊说：“咱们在这儿歇一会儿，顺便聊聊各自的见解吧。实地查看了一番，加上小谭说的那些造船方面的知识，现在我已经明白了那个本子上的草图对于敌特方面的意义——船厂的船台就是制造船舶的车间，其面积大小与要在船台上制造的船只的大小、重量都有密切关系，如果船台达不到要求，那就不能在上面制造特定的船只。江南造船厂现有的几个船台，空着的只有三号，这次接受试制鱼雷快艇的特别任务，该船台原有的条件难以胜任，其他船台中虽有合适的，却无法迅速腾出来，船厂方面只得对三号船台进行改造，不论从时间上还是经济上，这都是最为划算的办法。而敌特方面根据收集到的情报，设法对三号船台的改造情况进行了成功刺探，他们获得的数据如果送到台湾，敌方就可以据此推算我们试制的鱼雷快艇的基本情况。小谭，你是内行，我的理解对不对？”

　　谭弦参加革命前系上海交通大学船舶专业的在读学生，因积极参加进步活动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组织上紧急通知他撤离上海前往解放区。他学了两年多的专业知识，尽管没进船厂实习过，可对这方面的了解肯定比一般人多。听了焦允俊的分析，他点头表示赞同。

　　三人接着往下分析，那个本子上的草图与数据跟三号船台现场的情况完全符合，必定出自熟悉现场的内行人之手。向敌特方面提供这份情报的人，显然持有通行证，可以出入三号船台。聊到这里，三位侦查员都觉得底气正在上涨——既然如此，只要在持有三号船台通行证的人中进行查摸，那就一定能查个水落石出。沙懋麟和谭弦很是兴奋，说那就立刻行动，这个调查范围不算大，应该不太费事。焦允俊说是得赶快下手，否则，只怕前债未清后债又要背上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焦允俊见沙懋麟、谭弦用不解的目光看着自己，便解释说：“我以前做过秘密情报工作，不止一次化装刺探过敌人的炮兵阵地、军火仓库、秘密据点什么的，反正都是头痛的活儿。根据我的经验，敌特方面需要的肯定是新型鱼雷快艇的全部技术资料，而那个本子上记下的仅仅是三号船台的数据，不过皮毛而已。我们这边憋着一股劲儿要把案子侦破，他们那边肯定也正憋着一股劲儿要继续窃取资料。我们如果不抓紧行动，等敌特那边得手，那可就闯大祸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焦允俊的这个估断完全准确。

　　那就赶紧行动吧。焦允俊马上向聂政委通报了调查思路。聂政委面上虽然显得“冷”，但对专案组的工作是全力支持的，用他的话来说，“你们这是在替我们指挥部干活儿嘛”，立刻提供了船台通行证持有者的名单。名单上一共有八十二人，侦查员先把发现本子那天以后获得通行证的四个名字圈掉，又把纪莘臻、聂安绪、小钱等工程指挥部成员择出来，剩下的那五十名工人师傅就是需要逐个审查的对象了。

　　前面说过，之前这些工人已经过船厂和工程指挥部的两轮审查，专案组先看了他们的材料，当然不可能发现什么问题，否则前面早就发现了。往下怎么调查？焦允俊自有主张。他采取的策略叫“舍近求远”，即不在“101工程”内部查摸，而是到工程范围之外的船厂其他部门、车间去调查。从9月1日到3日，他和沙懋麟、谭弦分别接触了一百七十三人，都是与“101工程”目前的施工有关的各部门员工。对于纪莘臻、聂安绪两位首长来说，侦查员的这种工作方法简直不可思议，互相嘀咕“不知在捣什么鬼”。可是，这种“捣鬼”竟然捣出了名堂。

　　9月3日下午，焦允俊向聂政委提出，立刻把正在干活儿的两个工人许鼎、王清水唤下船台，隔离审查。聂政委不知侦查员是怎么怀疑到许、王两人身上的，觉得不解，但又不便问，按照上级交代的纪律，只有密切配合的份儿。那么，许鼎、王清水二位有什么可疑之处呢？

　　先说许鼎，这是一个二十六岁的小伙子，浦东地区川沙县人，祖上三代都是做泥水匠的，到他已经是第四代了。旧时通常这种家庭出身的男丁，基本上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子承父业，跟着老爸学手艺，许鼎也不例外。七岁时，许家举家搬进市区，住在南市大境阁，当时家境还可以，家里就让他上了小学。上到四年级，爷爷病亡，临终前留下遗言，读书没用，还是让孙子学手艺。于是，许鼎的正规学业就结束了，从此跟着老爸干活儿。他倒不似爷爷、父亲那么死心眼，只知跟着上一辈挥泥刀。许鼎心眼活，话虽不多，遇事却喜欢琢磨，平日偷偷留意经常一起干活儿的那些木匠，数年后，竟然又学会了粗细木工两门技艺（旧时江南地区把木工活儿分为建筑和家具两种，称为“粗”、“细”木匠）。如此，到二十岁那年，许鼎就进了江南造船厂（当时正值上海沦陷，江南造船厂被日本侵略军改名为“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一直干到现在。

　　这次挑选“101工程”施工人员时，由于许鼎以前干的一直是修造和保养船台的活儿，而且无论是日本监工、国民党厂方还是如今的船厂军管组，都一致认为小伙子活儿干得不错，手艺拿得出，工作态度也好——干活儿再累，也从来不发牢骚；受到训斥，哪怕是错训了他，也没有一点儿火气，厂方就向“101工程”筹建组推荐了他。两轮政审进行下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就正式录用了。这次专案组逐个查阅参加施工的那五十名工人的材料时，许鼎通过得也很顺利。可是，接下来对非“101工程”施工人员进行查摸时，侦查员却发现了一个情况。

　　这个情况说大也不大，却有传递情报的嫌疑。仓库会计老林向侦查员反映，8月22日下午三时左右，许鼎到仓库来领刮板。按照规定，领取工具或者零件材料等，必须核对由仓库管理员在领料登记册上填写的物品名称、数量和用途，无误后签名方可领走。如果有人领的东西多，十几样甚至几十样，核对的时间就比较长，后面的领料人就必须排队等候。那天，许鼎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他只领两块刮板，可前面那个其他车间的电焊工却是推着小车来的，显见得领的东西比较多。

　　发货员知道许鼎是“101工程”的，也清楚工程时间较紧，就对电焊工说是不是让后面那位先办理了，他就是两块刮板，签个名字就行。可是那位不肯，说你们不是有规定张贴在那里的吗？谁也不能插档。

　　自始至终，许鼎没有说一个字，脸上神情依旧，一直保持着那份得体的微笑。老林与他隔着十多米，远远看着这一幕，觉得这小伙子脾气很好。这时候，许鼎忽然离开那个位置，朝对面窗口走去。老林一怔，暗忖他去对面窗口干什么？那里又不是生产材料窗口，即便人家同意给你插档，也办不了领料手续呀！

　　在所有工厂的仓库中，若要说储存物品的品种之多，造船厂该是名列第一。客户定制的船舶，就是一个集机器运转、交通运输、船员生活于一体的水上活动区域，按照国际规定，一艘新船出厂时，船上的所有生产、生活用品都必须配备齐全。这些物品，都是由船厂仓库提供的。不难想象船厂仓库储存的各类物品的齐全程度，仅就生活方面而言，只要寻常人家需要的，仓库里都能领到。此刻许鼎走过去的窗口，就是专门提供生活类物资的。

　　来到窗口跟前，他和里面的姑娘打了个招呼，说了句什么，突然转头留意是否有人注意自己。老林看在眼里，更是不解，还没想明白他这是要干什么，忽见许鼎迅速从工装裤袋里掏出一件东西递给那个姑娘。据老林回忆，那东西看上去好像是比巴掌还小些许的纸条。

　　这个情况引起了侦查员的警惕，明明有规定，参加“101工程”施工的所有人员不准跟外界通电话、通消息，这个许鼎怎么敢违反规定传递纸条呢？因此，专案组要对许鼎隔离审查。那么，另一个被隔离审查的对象钣金工王清水又是怎么个情况呢？

　　王清水又名王伯威，祖籍浙江宁波，1912年出生于上海，其父原是外国轮船上的轮机匠，后来开了一家制作兼出售船舶用品的作坊式商行。王清水上过六年教会小学，毕业后跟着父亲干活儿兼做买卖。当时商行里有一个姓邢的老头儿，原是沪上有名的钣金工，后来因为年纪大了，干不动本行，就投到老王的商行里干点儿杂活儿。少年王清水跟邢老头儿有缘，两人整天在一起，要么干活儿，要么聊天，就这样学会了钣金工技艺。二十二岁那年，江南造船厂向社会招收技工，王清水去应聘，当场被录用。

　　这次搞“101工程”，以王清水的技术水平，自然会被厂方推荐。两轮政审下来，也是顺利通过，材料中的鉴定结论是：“历史清白，从未参加过任何政党、帮会，也未有过刑事犯罪记录。”

　　专案组对参加施工的五十名工人进行再次审查时，去了王清水家所在的管段派出所。人家说江南造船厂和军方都已经来调查过了，没发现有什么问题。侦查员说我们是按章办事，口说无凭，麻烦你把户籍档案给我们过目，如果确认前面两轮调查与本次调查的情况一致，那就请给我们出具一份证明。派出所民警很忙，但还是按照侦查员的要求做了。

　　原以为对于王清水的调查已经结束了，哪知次日侦查员忽然接到派出所长的电话，说分局转来一封匿名检举信，举报王清水系“军统”特务，说得有鼻子有眼——1941年参加“军统”地下组织，负责收集已被日寇接收的江南造船厂修造军用舰艇的情报，按月领取活动经费，多次因工作出色获得奖励。抗战胜利后，由“军统”改组的“国防部保密局”继续利用王清水，命其收集中共地下党在江南造船所的活动情况，王亦劬力施行，圆满完成一应使命，云云。

　　许鼎、王清水被隔离后，侦查员分别对他们进行了讯问，两人都矢口否认自己有什么问题。两个小时审下来，毫无进展。焦允俊提议改变方式，先从外围调查，取得更多的证据后再跟那二位进行面对面的交锋。

　　于是，仓库发放生活用品窗口的那个姑娘凌艳萍下班正准备离开时，被仓库领导唤住。跟着，不知从哪里闪出两个人来，小凌定睛一看，其中一个她认识，乃是厂保卫处的保卫干部老刘，另一个不用说也是保卫处的人了。姑娘感到不解，正要发问，老刘说小凌你什么都别问，乖乖跟着我们走就是了。他们把凌艳萍带到保卫处的一间办公室，里面，焦允俊、沙懋麟两人已经等着她了。小凌扯住正要离开的老刘的衣角，说老刘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老刘跟凌艳萍的父亲扯得上点儿关系。他是地下党员，而介绍他入党的正是小凌的父亲凌岩。凌岩在抗战胜利前一年奉命绕道浦东渡海去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执行任务途中失踪，一直到上海解放也未能查明原因。根据当时的规定，在未查明老凌失踪的原因前，其身份就不能定性，其家属也不能受到什么优待。老刘得知凌家生活困难，遂写信向组织上反映，凌艳萍这才被江南造船厂破例招收，当了一名仓库管理员。老刘没想到，姑娘这次扯上了“101工程”这道高压线，别说他小小一个保卫干部了，就是保卫处长乃至军代表只怕也爱莫能助。此刻小凌问他，他只好告诫姑娘：“好好配合组织调查，问什么如实说什么！”

　　凌艳萍意识到自己摊上了一桩很严重的事儿，她从来没有过被人秋风黑脸逼问的经历，当下战战兢兢回答问题。很快，侦查员就查明了许鼎之所以违规跟凌艳萍“鬼鬼祟祟”接触是怎么回事。简言之，小伙子正追求姑娘，交往时间不长，小伙子就被抽调去了“101工程”。这样一来，两人的联系就断了。正犯愁间，那天忽见许鼎来仓库领料时朝自己频使眼色，马上会意，就有了老林目睹的那一幕。

　　侦查员谭弦在老刘等人的配合下，对凌艳萍的办公室进行了检查，找到了那封情书。许鼎的疑点被排除，小伙子交由厂方处理，写了份检查，被取消了为“101工程”效劳的资格。

　　处理完此事，已是傍晚七时许，三位侦查员去船厂食堂吃晚饭。事后，焦允俊颇为后悔，如果他不是先去吃饭，而是去看一下另一嫌疑人王清水的情况，接下来的事情很可能就不会发生——被隔离审查的王清水不知怎么，竟然从看守人员的眼皮底下逃出隔离室，然后被人从铸造车间的烟囱顶上推下来。从高高的烟囱上摔下来断无活命之说，可凶手还不放心，跟着又扔下一段槽钢，把已经摔死的王清水砸了个血肉模糊！

《啄木鸟》2016年11月刊 （下）

自杀还是他杀

　　之前，王清水被隔离在船厂划给“101工程”指挥部使用的一幢独立小楼内，焦允俊请工程指挥部保卫科安排了专人看守。负责看守王清水的是两个年轻保卫干事小李、小汪。聂政委事先关照过保卫科长，这是协助专案组开展工作，须听从焦允俊组长的命令，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对被隔离人员只是看守，不能交谈，因此，小李和小汪就只是牢牢盯着待在二楼东头小会议室里的王清水，不敢与其接触，甚至连话也不敢跟他说。

　　到了晚饭时间，小李让小汪去食堂吃饭，然后带两份饭菜回来，一份是他的，另一份是给王清水准备的。小汪离开后，小李继续盯着王清水，不敢松懈。一会儿，奉命配合侦查员搜查凌艳萍办公室的另一位保卫干事小钱完成使命返回小楼，他和小汪同一宿舍，恰巧今天忘带钥匙了，想借用小汪的，便去了东头的小会议室。

　　按规定，小钱是不能进入隔离王清水的场所的，他只好在门外朝小李招手，问小汪去了哪里。小李来到门口告诉小钱，说小汪去食堂了，又问你那边的事儿结束啦？我们这边看来一时三刻还完不了，今晚熬夜那是肯定的，只能明天白天找机会冲盹儿了。聊了几句，小钱饥肠辘辘，寻思与其在这里等着小汪，倒不如先去食堂填肚子，遇到小汪正好向他拿钥匙，于是告辞而去。

　　两人就在小会议室门口待了最多两分钟时间，当小李返身走进屋里时，会议室内已没了王清水的身影！窗户大开，显见得这家伙是爬到窗外顺着落水管开溜的。

　　焦允俊闻报，急得差点儿跳脚，后悔不该三人一起去食堂，如果留下一人看守嫌疑人那就好了。可现在马后炮也来不及了，他立刻和聂政委商量对策，片刻后，“101工程”指挥部通过江南造船厂军管组下达命令，立刻封锁全厂所有进出通道，发动全厂所有在班人员在整个厂区搜寻王清水的踪迹。

　　行动刚刚开始，王清水就有消息了——

　　三个下班后还没离开铸造车间的工人听到广播，立刻返回，准备接受领导的安排参加搜寻。走到车间西侧大门口那个二十来米高的烟囱下面时，空中一声异响，抬头看去，只见一件黑乎乎的物体凌空而降，急速朝他们砸来，吓得他们“妈呀”一声四下逃散。人刚离开，王清水已经砸落到地面上，紧跟着一截三米长的槽钢落下来，正砸在王清水上半截身躯上，其惨状可想而知。

　　接到专案组报告，市局迅速指派法医前往现场。由于烟囱顶部面积狭窄，焦允俊三人是轮流爬上去勘查的，张、孔两位法医也是一样，其中那位孔法医可能有恐高症，下来时脚骨发软，脸色煞白。当时还没有恐高症之类的说法，因此焦允俊甚至还有点儿看不起这位老兄的念头。不过一会儿之后，他就不得不对此公另眼看待了，这位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而且在公共租界巡捕房接受过洋专家数年技术指导的中年法医提出的观点，使专案组在侦查工作中少走了若干弯路，节省了许多时间。

　　分析死亡原因时，张法医认为王清水系高空坠亡。同时坠落的那根三米长的槽钢并非致死原因，因为王清水在落地的第一时间就已经死了，槽钢不过是对尸体造成了严重破坏。至于王清水是自己从烟囱上跳下来的，还是被人推下来的，暂时无法判断。不过，张法医的观点倾向于他杀，理由就是那根槽钢，这至少说明王清水从烟囱上跳下来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在场。

　　三位侦查员都认为张法医的观点有道理。他们都上烟囱勘查过，知道厂方正准备对烟囱进行检修，已经在四周用毛竹搭起了脚手架。王清水攀爬上去前一个多小时，几个施工人员刚刚从上面下来，现场痕迹凌乱，侦查员勘查现场时连王清水的足迹也没能发现，更别提指纹了。要说支撑这个观点的依据，就只有那根槽钢了。这根沉重的槽钢是怎么出现在烟囱顶部的呢？问了施工人员，得知是因施工需要用神仙葫芦（即倒链）吊上去的。

　　焦允俊一边听别人发言，一边随手画了一张现场示意图。这一画，忽然发现有一点不好理解：如果说是凶手把王清水骗或者劫持到现场的，那么凶手杀人之后是怎么从烟囱上下来的，又是怎么逃离铸造车间的？

　　从时间上推算，自烟囱顶部沿着铁制简易梯子下到地面，最快也得两三分钟。而王清水坠落后，整个儿铸造车间为之轰动，上百名夜班工人都跑到现场看热闹，简易梯子周边也围着不少人，直到保卫科人员和侦查员赶到现场，经过好一阵劝说方才离开。也就是说，凶手是不可能在人们赶到现场前从简易梯子逃离的。那么，凶手去哪儿了？躲在脚手架上？侦查员和法医分别上下过几个来回，每层脚手架都一览无余，根本藏不住人。要不，是躲到烟囱里面去了？也说不通。根据当时的情况，凶手只能从顶部进入烟囱内部，那里面有可以落脚的位置吗？

　　焦允俊把自己的想法说了说，沙懋麟、谭弦和两个法医都认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于是，焦允俊和谭弦带上大号强光手电，再次上到烟囱顶部反复查看，烟囱内壁供人立足以及施工时搁置木板的那几处凸出的砖头表面都是黑灰重重，没有被踩过的痕迹。

　　这就奇怪了，如果是他杀，凶手下手之后是怎么逃离的呢？几个人议了一阵，依旧不得要领。焦允俊思索片刻：“看来，我们只好换一个角度了——王清水并非死于他杀，而是自杀。大家看这方面是否有依据？”说着，目光扫视众人。众人皆不语，可焦允俊却突然发现之前曾被自己在心里偷偷哂笑过的孔法医有些欲言又止的样子，便朝他点点头，“孔法医您说说看吧。”

　　以孔法医之前的人生经历，在解放后属于有“历史污点”的一类，他有自知之明，凡是出风头争功劳的事儿一概不沾，免得遭人非议。当然，在那个年代的政治大气候下，他无论怎样小心都是无法自保的，在后来“反右”时被定为右派分子，押解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最后饿死于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本案发生时，离孔法医罹难还有十来个年头儿。

　　被焦允俊这么一点名，孔法医就不得不说几句了。他的观点是，王清水的所谓“跳烟囱”，实际上是“跳脚手架”——整个儿烟囱已经被毛竹脚手架围住，只能站在脚手架上往下跳。可是，扎脚手架的毛竹有长有短，长的那些参差不齐地伸到脚手架外，如果往下跳时被伸出的毛竹挡一下，甚至被不同高度的毛竹挡几下，是否死得了就很难说，若是弄个半死不活，那接下来的处境肯定是生不如死了。

　　但王清水心意已决，为了万无一失一步迈进阎王殿，他就动了脑筋——把那根槽钢卡在脚手架上，人站在槽钢上面，先助跑再往下跳，以确保坠落时不受伸出的毛竹阻挡。正是由于这个助跑的动作，本就卡得不太稳的槽钢吃不住劲儿，在王清水的猛力蹬踏下松脱，也跟着掉了下来。

　　焦允俊对孔法医的这个观点大为赞赏，连称“言之有理”。三位侦查员再次爬到烟囱顶部查看，果然发现顶部脚手架外侧的毛竹上有明显的被硬物磨损的痕迹。

　　这时已是9月4日凌晨两点。对于焦允俊等三位侦查员来说，这件事虽然查清楚了，却是乐不起来，甚至连轻松一下的感觉也没有。嫌疑对象王清水在隔离审查期间自杀身亡，不但线索就此断了，侦查员可能也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不过，焦允俊这会儿考虑的倒不是责任问题——他根本来不及考虑。现在需要查明的是，王清水究竟是不是向敌特方面透露三号船台秘密的人。

　　第二天一早，三位侦查员碰了一下，决定先查王清水的社会关系，以查船厂为主，因为分局转来的那封匿名举报信中说，王清水的特务活动主要是上海解放前在江南造船所进行的。这个调查需要得到江南造船厂方面的支持，马上跟军管组联系，对方自是表示会全力配合。焦允俊对怎样开展调查已经作过考虑，当下就请保卫处的同志提供王清水进入江南造船所工作以来待过的车间、工段、班组情况以及与其关系特别密切的工友等，为抢时间，材料不必详细，点到就行。

　　这对于保卫处来说简直易如反掌，很快就派人送来了上述材料，来的那两个年轻人就是看守王清水的小李和小汪。他们说保卫处让他们前来听候侦查员的使唤，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保证干好，小李还低声添了一句，说再也不会发生隔离对象逃脱的事故了。

　　三位侦查员轮流看了材料，发现王清水在刚进船厂一直到抗战胜利的那三年里，并无关系特别好的工友，只是跟彭松林、毕志龙等四五个青工有些交往。抗战胜利后，彭松林进造船厂厂情股当了股长，跟王清水走得就比较勤了。侦查员对此产生了兴趣。焦允俊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对寻常人可能感到陌生的“厂情股”之类的组织了如指掌，知道那是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下令让各大工厂组建的外围特务组织，专门收集本厂员工的情报。王清水跟厂情股股长关系不一般，正好说明那封举报信对他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焦允俊指着材料上“彭松林”的名字问李、汪二人：“这人现在在哪里？”

　　“解放后厂情股解散了，彭松林就离开了船厂，听说现在和人合伙做生意，在北站区开了一家公司。”

　　侦查员跟北站分局联系，得知彭松林已因历史问题被捕，关押在市局看守所。当天下午四时许，三位侦查员去市局提审了彭松林，得知他在抗战时被“军统”地下人员王清水物色为情报员，经常利用工作之便向王提供日寇方面的情报。抗战胜利后，王清水受到了“军统”的表彰，听说还升了官。经王推荐，彭松林也因协助王清水收集情报之功，由一个寻常工人摇身一变成了股长。这对王清水也有好处——既然他在“保密局”（戴笠死后由“军统”改组）领一份薪饷，就得经常向“保密局”提供江南造船所的情报，而彭松林的本职工作就是收集本厂员工动态，所以只要抄一份给王就可以让他交差了。

　　那么，上海解放后王清水有什么这方面的活动情况呢？这个，彭松林就不知道了。他在上海解放一周后就离开了江南造船厂，之后一直没跟王清水见过面。

　　9月5日，焦允俊、沙懋麟、谭弦又在小李、小汪、小钱的陪同下，分成三拨对参加三号船台改进工程的四十八名员工（原五十人，许鼎已调离，王清水自杀）逐个进行了谈话。这是专案组对王清水生前是否涉及本案的一个直接调查，所以跟每个员工的谈话都非常细致，特别是和王清水一起干活儿、一起用餐、一起住宿的那些员工，更是问得仔细。当天晚上，侦查员汇总调查材料，没发现王清水在参加船台改进工程后有什么诸如违反纪律跟外人接触或向外界传递信息等迹象。

　　当晚九点，焦允俊返回专案组驻地，跟专案组党支部的另外两个成员郝真儒、支富德凑在一起开了个会，通报了迄今为止在江南造船厂的调查情况以及据此得出的结论：王清水的确有严重历史问题，但经查并未涉及本案。侦查员进驻造船厂并将其隔离审查后，王以为自己以前为“保密局”工作的事已经暴露，故而畏罪自杀。

　　对于焦允俊、沙懋麟、谭弦三人来说，这个结论意味着之前的活儿都白干了，还要找另外的切入点从头再来。那么，与他们同时开展工作，对“一跤头”关易笙莫名中毒的情况进行调查的郝真儒、张宝贤、孙慎言这一组进展如何呢？

缉捕失利

　　郝真儒三人认为，对“一跤头”被暗算的调查，有三条途径可以试试——

　　一是从时间上推算，敌特方面向关易笙借摩托车应该是在得知那个皮包的下落跟刘小狗有关之后，即8月27日，那么，他们对关易笙下毒应该是在8月27日至31日关被传唤之前这段时间，因此，可以通过排查关易笙在这个时间段的活动情况和接触对象来寻找线索。二是从关易笙那辆摩托车被借走这一点上来查：是谁向他借的？什么时候借的？什么时候归还的？借车人跟关易笙是什么关系？三是盯着平时与关易笙关系密切的人员（包括修车铺的几名徒工）进行调查，看他们是否有给关下毒的机会。

　　权衡下来，侦查员决定从第三条途径开始调查。

　　郝真儒、张宝贤、孙慎言三人去了榆林区许昌路，通过管段派出所传唤关易笙修车铺的那三个修车工（原是四名，小沈因斗殴伤人已经被捕）小洪、小马、小姜。这三位是跟“一跤头”练摔跤的，个个体魄强健，一字儿排开站在侦查员面前，就像平地耸立着三座铁塔。郝真儒对他们比较客气，让座沏茶递烟。那三位遵命落座，接过茶杯，但不抽香烟，说拜师时有过约定，终生不抽烟毒（指烟草制品和鸦片），他们必须严格遵守。

　　然后就言归正传，问三人是否想过，关师傅为何会被人下毒。三人回答的内容基本一致：当然想过，至今还在想，但想不出谁会跟关师傅结下这么深的梁子，竟然下这等毒手。希望政府能查个明白，需要他们效力尽管吩咐，纵然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接下来就是了解关易笙的朋友有哪些，侦查员一边记录，一边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光名字和绰号就记了满满五张纸，这么些人，要耗费多少时间才查得过来啊！分析到下毒可能性时，范围倒是不大——那几天关易笙晚上睡露天着了凉，咳嗽、拉肚子，所以谢绝了所有饭局，甚至也没外出。

　　那么，那辆摩托车是怎么借出去的呢？这个，三个徒弟谁都说不上来。他们平时除了早晚习武，白天就是修车。关氏修车铺生意很好，从早到晚没多少空闲。而关师傅的那辆摩托车是停在百米之外的住处的，平时他也不是整天待在修车铺，所以谁向他借车、几时把车开走的，他们都不清楚。

　　三位侦查员返回驻地，讨论了一会儿，决定去找尚关押在看守所里的小沈调查。小沈名叫沈开芳，十七岁，在四个修车工中年龄最小。他是苏北兴化人氏，跟着父母逃荒到上海，后来父母均染时疫去世，他就成了流浪儿。据说，这是“一跤头”收的所有徒弟中，唯一不论个头儿还是斤两都欠缺的一个。小沈只有一米六三，体重百来斤，按说这种体格，关易笙是不会收为弟子的。可是，沈开芳却是例外。这是为什么呢？

　　据小沈的三个师兄说，关师傅有点儿迷信，经常请算命先生为其预测运程。大约一年前，关师傅遇到一个高人，说他最近可能会破财，不过，只要收一个属猴的随遇随缘弟子，就可以避免。关师傅对此半信半疑，不料三天后他那辆宝贝摩托车就给人偷走了，这才知道高人果然是高，赶紧按照高人指点的办法进行补救。

　　次日午时，他往脸上扎了一条黑布蒙住双目，让徒弟领着在马路上走。走了一阵，估计时候差不多了，取下布条。根据那高人的说法，他睁开眼睛后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随遇随缘之人。关易笙看到的那位是一个乞丐，就是沈开芳。收徒之后果然有效，第三天，警察局一个相识的警察来通知他，偷摩托车的人被抓到了，因为有帮会头目说情，上边让放了，不过，摩托车是要发还原主的。于是，关易笙就买了两条好烟，去警察局把车领了回来。从此，他对这个关门弟子另眼相看，甚至凡事纵容，结果导致那小子恃技行凶，把人家的骨头弄断了，被分局拘留。

　　侦查员在看守所见到沈开芳时，原以为肯定是一脸的沮丧，出乎意料，他却甚是平静，听侦查员说关易笙出了意外身体有恙，仍旧神色不改。让他回答他的师兄们已经回答过的那些问题，他的话不多也不少，内容也和师兄们大致相同。这些回答对于侦查员来说并无任何价值，不过是走了一下程序，把该调查的这部分对象一一调查过，没有遗漏而已。

　　查过这几个对象，一天就过去了。次日，三个侦查员商量了一下，认为也没有其他什么捷径了，往下只好按照昨天获得的那份名单对关易笙最近接触过的好友挨个儿走访。这种调查工作量大不说，还不一定能查出头绪，三位侦查员都有点儿不托底。这时，负责留守值班的侦查员支富德过来了，告知榆林分局看守所刚刚打来电话，昨天提审过的那个人犯有话要说。

　　再次见到沈开芳时，他的神情跟昨天截然不同，一见面就急煎煎地问：“我师傅怎么啦？”

　　“昨天不是跟你说过啦！”

　　“你们昨天说我师傅出了意外身体有恙，我以为不过是生点儿小毛病，哪里知道是被人下毒啊！”

　　昨天傍晚，沈开芳所在的监房关进来一个流氓犯富某。按照看守所在押人犯的规矩，新来乍到的人犯称为“新户头”，得接受“老户头”的调教——称为“校路子”，不过对一种人可以例外，那就是道上有点儿名气的主儿。这个富某就是道上小有名气的一个流氓，他进门后自报家门：“诸位弟兄好！兄弟是八埭头富仁山。”

　　其实他不报也没关系，因为这个关着二十名人犯的监房里，至少已有五六人认出他是谁了，自然就受到了优待。接着，富某认出了沈开芳，说你不是“一跤头”的关门弟子吗，怎么也进来了？你师傅的事儿你知道不？沈开芳这才知道师傅中毒昏迷不醒，大惊过后，泪如雨下。“一跤头”当时在上海滩名扬黑白两道，其他人犯听了也不由叹息。

　　当晚，沈开芳失眠，躺在监房角落的铺位上翻来覆去。想起白天三个侦查员来提审，这才意识到他们一定是来调查关师傅被害线索的。对于师傅遭人毒手，小沈觉得自己也许能向公安局提供一些帮助。

　　为什么这样想呢？因为关易笙迷信。自从听了那个算命高人之言收了他这个关门弟子后，关易笙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三个余月前上海解放，军管会在全市大街小巷张贴布告，勒令凡是参加过伪（包括北洋政府、日伪及国民党反动派）党政军特警宪、“三青团”、反动会道门的人员以及其他恶霸、不法分子，都须在十天之内前往登记，日后查出隐瞒不报者，严惩不贷。关易笙知晓后，便老老实实去分局登记。接待人员一听他是赫赫有名的“一跤头”，非常重视，连队也不用排了，直接唤他上前填表格、按手印。关易笙离开时，听见外面排队的那些等候者窃窃私语，都说看警察对他这般态度，估计问题严重着呢，也不知能不能活过黄梅——听说黄梅前后肯定要枪毙一批人的。

　　关易笙听了自然心惊肉跳。到六月底七月初黄梅天结束，沪上果然接二连三处决了上百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恶霸，但关易笙却安然无恙，甚至连户籍警也没来找过他，偶尔派出所长来修车，还客客气气唤一声“关师傅”。关易笙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寻思共产党讲坦白从宽，我去自首吧，弄个主动，也许可以从宽。

　　来到分局，接待人员听他自报家门，说你来自首什么？你担任过什么伪职？当过哪一方的特务？参加过哪个帮会？关易笙说我在“大世界”干了七年。对方说，你在“大世界”是摔跤手，不是“抱台脚”（保镖），我们有政策，摔跤手是艺人，也是受资本家压迫的劳动阶层。

　　对关易笙来说，这的确是个意外之喜。而这个意外之喜毫无疑问跟收了沈开芳这个关门弟子有关，因此对小沈更好了。沈开芳呢，原本是个乞丐，突然间被上海滩赫赫有名的“一跤头”收为徒弟，有了一份稳定职业，吃得饱穿得暖，兜儿里还有零花钱，自是对关师傅感激不尽。前几天关易笙微恙，咳嗽拉肚子，他就不去修车铺上班了，天天待在关易笙身边侍候。关师傅出事前的那天晚上，他外出替师傅去买绿豆糕，被自行车撞了个跟斗，还给揪住了让赔车子，忍无可忍他才动了手，可下手不知轻重，结果伤了人进了局子。

　　师傅生病的这三四天里，沈开芳一直待在师傅身边，如果有人暗算师傅的话，沈开芳认为自己应该能找到点儿头绪。因为那几天师傅没有外出，登门的每一个客人沈开芳都照过面，是他开的门，是他沏的茶，是他送的客，所以，他要求看守所代为转告昨天提审过自己的那三个侦查员，说有情况要提供。

　　三位侦查员听沈开芳这么一说，马上又看到了希望，当下便问是谁向关师傅借了那辆摩托车。沈开芳说：“是魏先生借的车。”

　　“魏先生是哪位？”

　　“‘恒缘堂’的管事先生魏康思。”

　　“‘恒缘堂’？是哪家店铺的名号吗？”

　　这个，沈开芳却答不上来，只是总听师傅这么说，但从没细问过，师傅也从不解释。他告诉侦查员，8月27日，也就是关师傅身体不适的次日，下午三点多，魏康思拎着礼品前来拜访。关易笙对这位一年中大约来四五次、每次都必拎礼品的朋友一向比较客气，客气的原因并非因为礼品，那些礼品他基本上都转送别人或者让徒弟们分了。他对魏先生客气是因为这人路子很广，上海滩以及长三角各地都有朋友，而且乐于助人，朋友遇到为难事，他是有求必应，十有八九替人办到，事后只受谢不受礼。

　　沈开芳拜师之后，这位魏先生来过三次。第一次听说关易笙收了关门徒弟，立刻摘下手上的金戒指作为见面礼赠予小沈，那份大方惊得沈开芳目瞪口呆。这次魏先生登门，他自是热情接待，沏茶奉烟，然后侍立师傅身后。魏康思陪关易笙说了一会儿闲话，最后道明来意，想向关易笙借摩托车用两天。关易笙笑道，这样一桩小事儿，还劳您亲自出马？差个人捎句话，兄弟立马把车送到府上！

　　魏康思再三道谢，由关易笙亲自送出门，骑上那辆宝蓝色摩托车疾驰而去。第二天，魏康思就把摩托车送回来了，进门就掏出钞票，让沈开芳去水果店买两个哈密瓜来。等沈开芳买了瓜回来时，魏康思已经走了。之后不久，关易笙就骑了摩托车出去了，到晚上才回来，但那辆摩托车没有骑回来。小沈注意到，关易笙的脸色不大好，像是刚刚跟人吵过架似的，又不敢问缘由。关易笙让他沏了一杯花茶，又掏钱让他去买盒绿豆糕。小沈就是在买绿豆糕回来的路上出的事。

　　于是，郝真儒、张宝贤、孙慎言三人立刻去打听“恒缘堂”是个什么所在。听名字像是个中药店铺，也可能是某个已经停止活动的帮会堂口。问了中药业公会、工商局，都说不知道；又拿来解放前上海地下党组织根据收集到的情报所编写的帮会情况汇总，那里面有从清末到1949年之前上海滩所有帮会堂口以及历届执掌人的名单，可是，并没有查到“恒缘堂”。最后，到上海市民政局问了几个旧政权社会局的留用人员，才知道原来那是一处建筑物的名称。这座坐落于南市老城的庭院，已有百年历史，当初还是福建人刘丽川组建小刀会时留下的一处地下机关，后来被洪帮把持，民国后由洪帮安置了一户从南洋归来的华侨家庭，一直居住至今。

　　侦查员从邑庙分局了解到，住在“恒缘堂”的那户人家姓卢，当初入住时的老主人卢锡金系南洋华侨富商，对光复会、同盟会的反清活动颇有资助，清廷被推翻后，孙中山邀请卢氏回国定居，住地任选，全家生活开支由民国政府供给，卢氏遂选择定居上海。孙中山指示沪军都督陈其美，择址南市“恒缘堂”让卢家入住，发给房契，写明该产业无偿归卢家永久所有，可住可拆可卖，任其支配。

　　卢氏是个十几口的大家庭，需要有人为其管事，也就是俗称的管家。陈其美就为卢氏派了一名管家魏鸣道。魏鸣道系帮会人物，祖上至少已有三代跟长江南北的会党有密切关系，这种关系世代相传，所以魏氏家族在社会上有广泛的人脉，做事非常方便。这样的人做管家，当然最好不过。从1912年到1949年这三十七年时间里，“恒缘堂”的卢氏掌门人已经换到第三代，管事先生世袭，也换到了第三代，那就是沈开芳所说的魏康思。

　　邑庙分局的户籍资料中，魏康思的登记内容很简单——魏康思，别名魏妙频，男，1919年3月2日出生，汉族，离异，初中文化程度，系卢氏家庭管家；未发现历史问题，无参加任何党团帮派的记录。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讲，这个记录表明其人“历史清白”。此刻，郝真儒等侦查员当然不可能知晓，这个魏康思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敌特组织成员之一，不过，调查进行到这一步，侦查员有理由相信，距离真相大白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当天下午四点，专案组四名侦查员郝真儒、张宝贤、孙慎言和支富德开了个碰头会，研究之后决定当晚前往“恒缘堂”拘捕魏康思。之所以要把行动时间定在晚上，是因为生怕白天人多眼杂，容易走漏风声，影响日后的侦查。郝真儒行事一向小心谨慎，担心哪里尚有细微漏洞未被发现，便派侦查员张宝贤、孙慎言化装前往邑庙区“恒缘堂”附近布控，严密监视，防止魏康思察觉情况不对脚底抹油或者自杀什么的。这种布置也算得上周密了，不料，还是失手了。

　　当晚九时许，四名侦查员以及奉命协助的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前往“恒缘堂”抓捕魏康思。居委会大妈出面叫开门，侦查员一拥而入，可全宅各处都搜遍了，也没见魏康思的影子，更没发现与特务活动相关的任何物品。这下，之前在“恒缘堂”外边监视了几个小时的张宝贤和孙慎言着了慌：这不是奇怪了吗？下午五点左右他们分别进入现场执行监视任务时，亲眼看见魏康思骑着一辆英国“蓝羚”自行车从外面回来，进了“恒缘堂”大门。当时目标的神态举止都正常，根本没有惊弓之鸟的迹象。而且，他们事先已经观察过，“恒缘堂”只有前面一道大门，目标应该还在里面的嘛！

　　侦查员询问了“恒缘堂”卢氏全家老小，都说魏先生下午五点从外面办事回家后，跟平时没有什么两样，检查了厨房准备晚饭的情况，又看了花匠从花鸟市场买回来的盆景，夸赞不已。接着，他去主人那里把当天外出购物的发票拿出来对账。忙完这些，已经六点多了，全宅开饭。饭后，魏康思照例回到自己居住的那个独立小院。卢家两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因为对一个旧上海白相人的问题争论不休，去找魏先生裁决，见他正在门前的天井里站桩，知道这是不能打扰的，就蹑足悄然离开了。整个儿晚上，全宅无事，没有人再去找过魏康思，更没人留意魏康思在他那小院里干什么，侦查员带着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出现，这才发现他已经不知去向。

　　侦查员想到了魏康思从后院攀墙而逃的可能，问了布置在后墙外监视的两个解放军战士，都说这边一直没动静。郝真儒查看了后院围墙，发现上面确实有攀爬过的痕迹，可战士怎么说没动静呢？这样看来，魏康思在侦查员一行赶到“恒缘堂”之前就已经逃跑了。于是问题随之而来：魏康思是怎么察觉到自己被怀疑上的呢？

　　郝真儒首先想到，也许是奉命前往监视的张宝贤、孙慎言无意间被目标瞟在眼里了，可是，在查看过两人的监视位置后，就排除了这种可能性。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直到本案侦破后，侦查员讯问一干案犯时，“六室”头目宋斯义的交代才道破了一半秘密：他在魏康思逃脱后的次日收到了魏寄来的一封信函，上面用暗语说自己已被中共反特人员发现，为防止被组织灭口，决定自行脱离。当本函寄达时，他已经离开上海了。

　　不久后，专案组由一个临时小组转变为受华东局社会部直接领导的常设侦查小组，名谓“华东特案组”，专门负责侦查重大政治案件（1950年华东局改组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后，特案组划归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领导，负责侦查的案件中又增加了刑事大案及社会影响巨大的疑难案件）。虽然任务繁忙，但特案组领导焦允俊、郝真儒始终没忘记魏康思突然逃脱这件事，抽出三名侦查员对此进行追查，最后终于查明了其中原委——

　　那天魏康思外出办事，下午返回“恒缘堂”的途中，遇到邑庙分局的一个留用警察郭某。郝真儒、张宝贤、孙慎言三位侦查员前往邑庙分局向值班副局长了解魏康思的情况时，郭某正好去办公室送一份文件，进门之前无意间听见屋里说到魏康思的名字，就猜测来人可能是调查魏康思的。魏康思是郭某的哥们儿，两人曾磕头拜过把兄弟，郭某遂决定给魏康思提个醒。当然，郭某并不知道魏康思是“保密局”潜伏特务，只以为是调查他解放前那些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所以要讲一讲江湖义气。魏康思自然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当天便逃离上海。查明情况后，郭某被判刑七年。

　　“六室”主任宋斯义落网后也承认，如果魏康思不逃离上海，他很有可能会下达封口命令。退一步说，即便他想手下留情放过魏康思，恐怕也做不到。根据上峰命令，刺探江南造船厂“101工程”这一使命乃是“保密局”与美国中情局的联手行动，凡是跟该使命有关的情况都应该随时向中情局的杰克先生通报。如果他不通报该情况，杰克先生早晚也会知道，肯定会向“保密局”参他一本；如若通报吧，杰克就会通过中情局向“保密局”提出建议，把魏康思灭口。现在魏康思自己逃跑了，反倒没事了。至于魏康思是怎么给中共反特人员盯上的，那他就不费这个心思了，反正魏康思这一走，估计中共方面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他。

　　魏康思就这样失踪了，究竟去了哪里，还真没有查到。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年的特案组早已完成历史使命解散三十来年了，有关方面才弄清楚，原来这厮去了香港，彻底脱离了与台湾特务组织的关系，改行经商，据说生意做得还不错。

抓获一名涉案者

　　专案组两个负责人会合一处，互相一说各自领导的小组面临的窘况，都是一脸愁容。这时，电话响了，焦允俊从那急促的铃声中似乎已经意识到来者不善，假装咳嗽，示意郝真儒接听。郝真儒接起电话，竟是专案组成立时那位领导亲自打来的，说话的口气透出一股恼火。郝真儒寻思，领导必是已经看到了专案组的书面汇报，批评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他已有思想准备，倒并不感到意外，于是中规中矩地说：“请领导指示！”

　　“立刻和焦允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放下电话，郝真儒看着焦允俊说：“听见了吧？”

　　焦允俊苦笑：“那么大嗓门儿，只怕聋子也该听见了。去就去吧，工作没做好是我这个组长的责任，领导发火，咱就听着呗。”

　　一路上，两人说着应该怎样“正确对待领导批评”，却不料这根本不是批评不批评的问题，领导透露的情况无异于晴空霹雳，不但使平时似乎啥都不当一回事的焦允俊感到震惊，就连一向遇事不慌不忙的郝真儒也瞠目结舌——

　　领导告诉他们，华东社会部刚刚截获了一份台湾“保密局”的密电，收件人是潜伏在沪的一个代号“老六”的特务。密电内容是：已经收到船台改进工程的数据情报，总部予以嘉奖，发给黄金十两，将于近日通过特殊渠道送达。另附局长毛人凤在嘉奖令批复件上的手谕：望你部再接再厉，尽快收集苏俄提供之新型鱼雷艇图纸等一应技术情报。

　　这就是说，之前虽然截获了敌特“老六”一伙收集的“101工程”三号船台的情报，可是敌特在迅速摆脱我方侦查的同时，竟然再次下手，成功获取了已经丢失的那份情报，且顺利送达台湾。对于专案组来说，这简直是奇耻大辱！焦允俊呆愣在那里，早已没有了一贯满不在乎的表情，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恨不得在地板上找条缝钻进去，即使躲上片刻也是好的。

　　郝真儒定定神，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报告，这是我们——尤其是我的失职，请求上级给予严厉处分。”

　　领导背着双手，在焦、郝面前来回走动：“你们专案组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要责任应该由焦允俊来负，小焦你是组长，你是怎么抓侦查工作的？”

　　焦允俊不声不响。他知道，事到如今怎么辩解也没用，说不如干，你再说得花好稻好天花乱坠，也不如快速寻找到新的线索来得有效。这时，另一位焦允俊从未见过的领导从里间屋踱出来，那副架势，一看便知其职务不比前一位低。这位领导倒是没有急赤白脸，说的话也和焦允俊的想法一致：“好了，叫你俩过来就是通报这个情况。上级说了，像这种案子，在华东社会部的对敌斗争记录中算是数一数二的，其分量之重，我们大家都应该清楚。情况你们也知道了，是坏事，也是好事，这是破案工作的动力。说不如干，你们好自为之，回去仔细研究，立刻采取有效措施，迅速侦破本案。从台湾密电判断，敌特方面已经进入了下一个刺探重点，要搞鱼雷快艇的技术情报了。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得逞。北京有指示，这是苏联老大哥对我们首次以直接方式实施的军事援助，如果出了问题，可能会影响以后老大哥对我们的援助走向。二位同志，这个任务，拜托了！”

　　用焦允俊事后的说法，听了后一位领导的这番话，他当即就有一种跪地谢罪的冲动。当然，他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只是默默点头。

　　9月6日下午，专案组七名成员在驻地开会。先由郝真儒传达了那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一干侦查员听着都觉得脸面无光。然后，由焦允俊主持讨论案情，着重分析一个问题，敌特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轻而易举地获取船台相关情报的？焦允俊要求大家先把可能窃取情报的每一条途径都罗列出来，然后采取排除法，最后不能排除的多半就是出现漏洞的原因了。

　　一番分析下来，众人认为有机会收集船台情报的应该是以下四种人员——首先是参与船台改造工程的船厂方面员工；其次是工程指挥部的全部成员，包括领导、一般成员和警卫；再次是苏联专家组的五名专家以及为专家组提供工作、生活服务的人；最后就是上述三种人之外的其他人，这个范围就不好确定了。

　　应该说，以当时的政治气候，能够本着绝对客观科学的态度作出上述分析，在侦查工作中还是比较罕见的，毕竟连“101工程”指挥部的领导和老大哥派来的专家也列入嫌疑名单了。

　　接下来，就针对上述四方面人员涉案的可能性进行深度分析。既然涉案分子能够轻而易举地收集到船台情报，那看来他根本没有什么压力，而且操作起来比较方便。这就可以确定与前两种人没有关系，因为在发觉船台机密被窃后，“101工程”指挥部再次加强纪律约束，同时，人们为防止自己被怀疑涉嫌，刻意不使自己有单独活动的机会，以便一旦再次发生意外，接受调查时可以有证明人。因此，这两类人应该都没有传送情报的可能。

　　第三类人员中，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警卫和生活服务的公务员是外围人员，无法直接接触技术情报。苏联专家以及他们的中外助手的确有接触技术机密的条件，也有传送情报的便利，但是，如果之前船台的情报是他们中的某一位递送出去的话，为什么不把鱼雷快艇的情报一起递送出去呢？按说快艇的情报他们也是有条件收集的，何必“一番手脚两番做”，费这么大的工夫，还容易引起怀疑。

　　分析到这里，前三类人员就都给排除了。大家都有点儿犯憷，因为剩下的第四类人员范围太大，从哪里着手，大家一时没有主意。焦允俊提议，先不管那人是谁，如果能推测出他是通过什么手段得到船台情报的，也许就能顺着这根线找到人。经他一提醒，大伙儿仿佛又看到了方向。郝真儒看了焦允俊一眼，突然说了句：“老焦你是不是已经有想法了？”

　　焦允俊笑而不语。郝真儒又拉下了脸：“这都什么时候了，老焦你还有心情卖关子！”

　　于是，焦允俊说出了自己的推测——那个收集情报的主儿，估计是爬到船厂铸造车间那个停用大修的烟囱上面，借助望远镜观察，实地绘了草图。不少侦查员都露出吃惊的神情：“这也能行？”

　　焦允俊说当然行，这种活儿我就干过。上海战役前我奉命对敌人在吴淞口的炮兵阵地进行侦察，要求画出草图，准确标出每一门火炮、弹药仓库以及营房的位置。我带上望远镜和绘图工具，在夜间潜入炮兵阵地附近的一家工厂，爬上水塔熬了一宿，等到天明开始绘图，又画了一整天才算完成使命。相比之下，攀上船厂那个烟囱绘图难度小多了，距离既近，观测也简单——就是一个船台嘛。

　　这么一说，大学生出身的谭弦马上点头：“这是现场测绘，不算什么，受过专业训练的都能行。那个烟囱我上去过，不过当时天黑了，周边情况看不清楚，不知那个地方是否适合观察船台。老沙你看了吗？”

　　沙懋麟说：“当时谁能想到这个？我根本没留心。”

　　焦允俊眨着眼睛：“我倒是看了船台那个方向，不过那时没想到这个烟囱和案子另有一层关系。现在回想起来，晚上的时候船台上也是灯火通明，船台结构和工人师傅干活儿的身影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如果有望远镜的话，应该没问题。”

　　郝真儒提议：“要不，去一趟船厂，再爬一次烟囱。这应该不会惊动敌特，我们可以说是为了调查王清水自杀之事再次勘查现场。”

　　焦允俊说：“那还得我和老沙、小谭过去，都是原班人马，熟悉情况，也不容易引起敌特的怀疑。”

　　继续往下讨论，专案组决定同时对另外两个方向开展调查，一是那个突然失踪的魏康思，还有就是需要通知“101工程”指挥部注意严密防范，敌特方面接下来肯定要盯着鱼雷快艇的图纸下手了，如果发现什么蛛丝马迹，不要惊动对方，专案组会顺藤摸瓜，把隐藏的敌特分子揪出来。

　　这时已经是下午四时半了，不过九月上旬的江南地区天黑得晚，焦允俊三人驾了一辆三轮摩托驶往江南造船厂，直接开到铸造车间。船厂方面尚未接到工程指挥部的通知，因此还没解除对烟囱的封闭。上到烟囱脚手架顶部，借用望远镜居高临下观察，三号船台果然可以看得很清楚。用焦允俊的话来说，比他几个月前爬到吴淞口水塔上观察敌军炮兵阵地的条件要好得多。

　　次日，即9月7日上午，焦允俊跟江南造船厂军管组取得联系，从厂保卫处抽调人手协助调查。厂保卫处挑选了五名成员，听候专案组调遣。焦允俊给他们开了个短会，没透露真实目的，而是说根据上级领导的指示，王清水案件需要进行复查，所以惊动诸位同志，请大家大力协助，争取尽快把案情搞清楚。然后，由侦查员沙懋麟向与会人员交代需要了解的情况：在王清水案件发生前一段时间内，是否有人经常在烟囱周围转悠？

　　散会后，那几位立刻行动。下午两点开碰头会时，已经有七条线索报告给焦允俊，其中一条引起了三位侦查员的注意——

　　抗战胜利，国民党从日本人手里接收了“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后，对船厂的车间、工段进行了重新组合，撤换了一些日本侵略者任命的行政管理者和技术人员，安插了一批官方人员，其中有一个名叫黄纯合的“三青团”骨干分子。现在，这个姓黄的进入了专案组的视线。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江南造船所，易名为江南造船厂。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有历史问题的人员应立刻调离重要岗位，黄纯合就被调到铸造车间当了一名翻砂工。这人以前是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的一名干事，没干过一天体力活儿，这回让他干重工业行业中出了名的苦力活儿，自是颇有怨言，次日便不来上班了，还放出话说，老子辞工还不行吗？他哪里知道，像他这种有历史问题的主儿，官方怎会就这么便宜了他？辞工后的第三天，一封落款为江南造船厂军管组的挂号信寄到了黄家，信中警告：乖乖回厂去干翻砂工，通过劳动改造旧思想，否则即行逮捕！

　　黄纯合无奈，只好遵命。像他这种以前指手画脚颐指气使的主儿，到了一线岗位自然没有人答理他，再说活儿太累，空闲时间他赶紧休息还来不及。两个月下来，他有些习惯干这种苦力了，再说风声渐紧，工余时间他不敢躺下休息，跟大伙儿坐在一起又觉得无聊难堪，就到车间院子、门口去转悠。所以，当保卫处人员下车间调查可疑情况时，许多工人都提到了此人。

　　当天晚上，黄纯合在下班途中被捕，立刻押解专案组驻地讯问，同时指派侦查员前往其住所搜查，搜出军用望远镜一副，据其家属说是黄最近拿回家的。那边，黄纯合起初不承认涉案，待到望远镜拿过去，便缴械投降了，承认其受他人指使，攀上已经搭起了脚手架的烟囱顶部，用望远镜观察三号船台的情况。他以前干过三年船台管理员，对该船台比较熟悉，画出了船台草图，并用英文和阿拉伯数字写下了相应数据。第二天，他按照指令前往八埭头“沪东状元楼”与一个男子会面。他拿去的草图在对方眼里属于幼儿涂鸦，那人拿出一个本子，对照黄的数据又画了一幅，然后给了黄八十万元（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为10000：1，下同），加上前两天接受指使时人家给的二十万元定金，这茬活儿的全部报酬是一百万元。

　　侦查员问了那人的相貌特征，跟刘小狗所说的那个在永安公司三楼被他们窃走皮包的男子完全相符。黄纯合并不认识此人，是指使他测绘船台的那位——“恒缘堂”管事魏康思通知他去八埭头“沪东状元楼”交接草图的。以前他在国民党上海社会局当干事时，经人介绍与魏交了朋友。黄纯合喜欢拈花惹草寻花问柳，但干得又拖泥带水，经常惹出麻烦，都是魏康思帮他搞定的。这次魏康思找到他要求他提供帮助时，尽管他知道这事比较危险，还是一口答应。当时，魏康思给了他二十万元定金和一架美制军用望远镜，看他拿着望远镜那副爱不释手的样子，说干完这桩活儿后，这架望远镜就是你的了。

　　魏康思没有说这是为哪方面干的活儿，以及为什么要干这桩活儿，黄纯合也没有问。他以前在社会局当干事时，日常工作就是跟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厮混，从中了解情况，因此他是懂得这一行的规矩的。两天后，他完成了草图，交货领钱，以为这件事就结束了。哪知，几天之后又接到魏康思的电话，要求他再搞一次相同的测绘。

　　黄纯合并非特务出身，没有接受过特务这一行的训练，技能自不必提，心理素质更差，这种活儿干一次已经心惊肉跳，再干一次，那不是要吓破胆了？当下拒绝。魏康思把赏金提高到一百五十万元，他还是摇头。这下魏康思恼火了，他可是在宋斯义跟前拍了胸脯的，于是就威胁说，你之前已经干过一次，这次如若不干，人家会把前头你干过的那次密告共产党。黄纯合无奈，不得已答应再干一次。只是那份底稿已经销毁了，他的记性又不大好，只好溜个空子又上了一次烟囱顶。

　　船台机密泄露的情况总算调查清楚了，可是，两名涉案敌特分子却未能抓获。“恒缘堂”管事魏康思早已失踪，另一个与黄纯合在“沪东状元楼”见面的案犯，银货两讫后一拍两散、各奔东西，黄纯合根本不知道对方的任何情况。

秋夜密谋

　　回过头来，再说“六室”主任、代号“老六”的宋斯义。

　　这几天，宋斯义的神经绷得有点儿紧，主要是因为魏康思的不辞而别。尽管他收到了魏康思失踪前给他的那封信，但作为一个老特工，凭经验，他不得不对某些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有所准备，比如，魏康思会不会已经被秘密逮捕，这封信实际上是受反特人员指使而写，为的是稳住“六室”，暗中查明全部情况后再来个一网打尽？出于这种考虑，宋斯义当即以出差为名离开他所经营的店铺，躲在附近的一个朋友家里，关注是否有可疑迹象出现。两天下来，一切正常，他绷紧的神经这才放松下来，回到了自己的店铺。

　　这天晚上，他收到了台湾密电，就是被我方密码专家破译出的那份使专案组感到惭愧的电报。宋斯义受到了表彰，心中却并无半点儿轻松，因为密电同时又在催促他“再接再厉”，尽快执行下一步的使命。其实，宋斯义也好，台湾“保密局”总部也好，双方都清楚，从整体上来说，“六室”搞到的船台图固然是有用处的，但如果能搞到新型鱼雷快艇的全套图纸，那船台图就完全是可有可无之物。

　　宋斯义当初之所以决定先收集船台情报，那是一个姿态，表明“六室”已经开始行动。另外，还因为魏康思跟上海解放前江南造船所的管理员黄纯合关系不错，黄有收集船台情报的便利条件。一句话，这桩活儿干起来容易，不干白不干。于是，“老六”就下达了命令。

　　本来，这桩活儿完成之后，中共方面根本难以察觉，哪知手下那个叫龚阿康的特工在转送情报时，竟然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把情报给弄丢了。宋斯义事后回想，也怪自己心急了点儿，因为料想此事已经是板上钉钉，就把消息提前报告台湾了，没想到出了差错，只好冒险让黄纯合再辛苦一趟。

　　宋斯义原以为这样操作可以耗费若干时间，指望运气好的话，上司会突然来一道电令，让他终止该项目的执行。这种情况在他以前的特务生涯中时有发生，至于原因，作为基层执行者当然是不知道的，而且在“保密局”的档案里也查不到记载。可是，好运气没有等到，却等来了催命符。紧接着，杰克也寄来密函，说自己已经知晓台湾总部的电令，对此表示“非常关注”。如此，宋斯义就只好硬着头皮往下进行了。

　　可是，如何搞到项目图纸呢？这不是演电影，为了情节好看，可以违反特务工作的规矩，召集一干部属躲在饭店包房或者哪所破庙里开会商讨、群策群力。像“六室”这样一个潜伏特务小组，按规定组员之间没有横向联系，组长与组员之间也是能不见面就不见面，必须见面的话，时间也是越短越好。所以，执行重要使命时，决策只有组长自己来做，没人给他出主意。

　　潜伏特务的头目可不是那么好当的，组织上物色头目人选时，对于其决策能力必须认真考虑，否则，选人失当就会酿成大祸。宋斯义此刻就面临着如何决策的问题。他一向小心谨慎，此刻更是如履薄冰。最初，他想跟杰克见个面，听听中情局方面的高见。可是，他按照尤丽娅给他的联络地址发去密函后，等了两天，对方才在事先约定的地点外滩外白渡桥靠近苏州河一侧的第六根栏杆上留下暗号，那是一个叉叉，表示否定提议。

　　如此，宋斯义就只能靠自己了。他对面临的情况进行了反复考虑，认为搞到整套图纸的难度实在是太大，几乎没有可能。那就只好考虑收集零部件图纸了。那些判读、研究该项目机密的专家既然可以由改造后的船台推测准备建造的鱼雷快艇的吨位，也完全可以根据零部件图纸由局部推测全局，比如，由固定螺旋桨的螺栓可以推测螺旋桨的规格进而估测快艇的航速，由鱼雷发射管法兰图纸可以推测鱼雷的技术数据，等等。

　　据宋斯义对舰艇、飞机、装甲车等军工产品制造工艺流程的了解，眼下中共正在研制的那款鱼雷快艇，只有船体是在三号船台就地制造，其他零部件都会分门别类分散到江南造船厂下属的各个车间生产，制造好后运送船台安装。虽然收集整套图纸找不到门路，但收集零部件图纸还是可以想想办法。于是，他就将行动定位于收集零部件情报上，能够收集多少算多少。

　　接下来，就是寻找从江南造船厂获取零部件图纸的渠道。这时，宋斯义多少有点儿后悔，之前收集船台情报之举显然得不偿失——先是传递情报时出差错，引起了警方注意；为了不留后患，不得不对“一跤头”关易笙下手，使警方循着摩托车的线索发现了魏康思的嫌疑；继而神通广大的魏康思失踪，断了“六室”与社会各阶层的联系；最后，江南造船厂里那个叫黄纯合的员工失去了利用价值，本来是可以利用他继续收集零部件情报的，却因之前收集船台情报之举把他暴露了……

　　早知道会是这样一种局面，当初就是有人把船台情报白送上门也不能要啊！不过，眼下再怎么后悔也没用了，只好振作精神，设法寻找收集情报的途径。宋斯义思量再三，决定分头约见五名属下，让他们分别寻找社会关系，只要终端能够通到江南造船厂的，都可以考虑。至于是否可用、怎样使用，等五名属下把人选报上来经他评估后再说。

　　9月8日，就在宋斯义准备发出跟下属接头的暗号时，忽然收到尤丽娅的信息，约他傍晚去静安寺那边的“鸿兴饭馆”见面。宋斯义于是打消了念头，寻思跟那洋女子见过面后再说。这次约见，应该不会是取消行动计划——台湾总部不会通过杰克这条线下达这种指令。估计是杰克那边找到了获取“101工程”情报的途径，需要“六室”去实施。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谢天谢地了，不但可以免去自己的辛劳，而且一旦出了差错，台湾总部也不至于严厉追究“六室”的失职之责。

　　位于静安寺的“鸿兴饭馆”是一家两上两下三开间门面的本帮菜馆，生意一年四季永远不旺不淡，经营得如此平稳的馆子在当时的上海滩并不多见。宋斯义当晚六点过后到达该饭馆时，尤丽娅已经先来了，选了角落里的一副厢式座头，正在点菜。看见宋斯义进入店堂，她放下菜谱，叫了一声“Darling”，起身迎上前来，众目睽睽之下给了宋斯义一个拥抱。在宋斯义看来，这显然大为不妥，但他只有响应，否则就更惹人注意了。

　　这天傍晚秋雨滂沱，饭馆顾客不多，一半座位空着。尤丽娅选的位置在店堂深处角落里，邻座无人，正好适合两人浅饮低谈。在旁人眼里，这二位就是一对情侣，其实两人谈的却是间谍勾当。宋斯义猜得没错，尤丽娅此番约见，果然是找到了一条收集项目情报的捷径！

　　尤丽娅那年二十六岁，本是俄裔犹太人。不过，她出生在中国，尽管长就一副洋女人容貌，但她的中国话说得比俄语还要流利。说到尤丽娅的身世，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中国北方的著名城市——大连。

　　如今的大连市，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人烟稀少，直到1885年清政府下令在今大连湾北岸建造海港栈桥、筑炮台并组建水雷营，方才成为一个小镇，当地人唤为“青泥洼”。1897年，沙俄强行将军舰开进旅顺口，随之派人到大连湾和青泥洼勘察，决定在青泥洼开港建市。1899年8月11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发布关于建立自由港的敕令，将青泥洼改称达里尼（俄语“远方”之意）。1905年1月日俄战争结束，日本取代沙俄侵占青泥洼，2月，将达里尼市改为大连市。这段殖民统治直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方才结束。

　　1903年，尤丽娅的父亲刚满十八岁，作为见习医士被沙俄政府派往达里尼的驻军医院。在那里，他与一位驻军中校的女儿相恋，因遭女方家庭反对，两人遂决定私奔。他们先是去了天津，后又前往上海，在法租界霞飞路开了一家西餐馆。这对俄裔犹太夫妇一共生了三个子女，尤丽娅是他们最小的女儿。

　　尤丽娅生长在上海，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同时又通晓俄语、英语，法语、德语也能应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租界，其父母兄姐均被关进了外国难民集中营。当时只有十七岁的尤丽娅则因为认了一对日裔美国夫妇为干爹干妈而幸免。这对日裔美国夫妇的真实身份是美国海军情报部的间谍，当时，他们在上海法租界八仙桥开着一家西医诊所，这家诊所同时又是美国海军情报部在上海的三个情报中转站之一。夫妇俩决定认尤丽娅为干女儿，实际上是为了将其培养成为一名地下报务员。但报务员计划因故流产，夫妇俩就给尤丽娅办了一个日本国籍，以此为掩护做地下交通工作。

　　抗战胜利后，干爹干妈返回美国，临走时给尤丽娅留下了一笔钱钞，故而尤丽娅和兄长（她的父母和姐姐均死于集中营）能够把西餐馆重新开张。特工夫妇回到美国后，退出当时已经划归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前身）的特务小组，以经商谋生。根据规定，他们在离开情报机构时，把所有的关系人都留给了战略情报局，其中就包括尤丽娅。

　　1948年11月上旬的一天，霞飞路“格雷西菜社”的女老板尤丽娅在接待一位美国顾客时，忽然被对方嘴里轻声嘟哝出的一句话惊呆了。这句话是用英语说的，译成中文的意思是：“在那个漆黑一团的夜晚，我被一个美丽的梦所谋杀。”

　　这是那对特工夫妇回国前留给尤丽娅的暗语。他们嘱咐尤丽娅，如果哪天有人（不管是什么人）在任何场合向你说出这样一句话，那就是和我们一样从事秘密工作的同行有事找你帮忙了，你应当用英语回答对方：“哦，我祈望这样的梦永远不要来临！”

　　这其实就是特工的接头暗号。尤丽娅以前不过是按照干爹干妈的吩咐，为他们做一些隐秘的事儿，并非正式特工，也没接受过正规的特务训练。但这次一接上头，就意味着她正式建立和特务机构的关系了。

　　和她接头的就是杰克先生。他奉中情局之命前来上海，其中一项任务就是把尤丽娅发展为中情局特工。当时国共大战的态势已经明了，大陆必将全部落入中共之手几乎是毫无疑问的。如此，中情局就得赶紧布置在中国大陆的潜伏特务，上海乃是最先需要安排的，而尤丽娅这样的条件，是非常符合中情局需要的。

　　当时，美国中情局的特工人员大致上分为三类，一是像尤丽娅的上司杰克先生那样的专职特工，属于中情局的正式雇员；另一种是长期雇员，相当于合同制员工，按月领取薪饷和活动津贴，合同到期或失去价值之后随时可能解聘；还有就是临时雇佣，比如因某桩使命的需要被雇佣，使命完成即解除雇佣关系。

　　尤丽娅属于第二类性质的特务，每月可以获得一百美元的固定薪饷，如果有任务，另发津贴和活动经费。杰克对她没有什么特别要求，只关照说你以前是怎么帮你干爹干妈干活儿的，现在也怎么做就是了，不同的是以前是干爹干妈要你做，现在是我要你做。那一次，杰克下榻于外白渡桥畔的百老汇大厦（即如今的上海大厦），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尤丽娅每天到百老汇大厦待上半天，由杰克向她传授情报特工的基础知识。

　　就这样，尤丽娅成了美国中情局的雇佣特工。在此后半年多时间里，杰克没有跟她见过面，也没有向她下达过任何指令，只是按月给她汇来薪饷。直到1949年7月下旬的一个炎热之夜，尤丽娅的餐馆即将打烊的时候，杰克突然出现了，邀请尤丽娅去附近一家咖啡馆吃冷饮。双方见面也就不过二十分钟，杰克向她交代了准备与台湾方面在上海的潜伏特务联手窃取中共“101工程”情报的使命。

　　虽然其时上海解放不过两个多月，尤丽娅却已经感到新政权跟以前大为不同，在这种环境下，再像抗战时帮干爹干妈那样做传递情报之类的秘密工作，恐怕更不安全，但她别无选择，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可能是中情局与台湾“保密局”的工作理念不同（也因为中共对这两类特工的处置方式不同。对于前者，一旦抓获，大多是关押几年然后驱逐出境；对后者可就没这么客气了，尤其是当时那个政治环境，像宋斯义这种级别的特工头目，十有八九是要枪决的），上司向下属交代使命的方式也不同。“六室”头目宋斯义一边要下属干这干那，同时对使命内容本身则是能瞒就瞒，必须要交代的，也是说三分留两分，老是担心下属被捕后招供泄密。杰克对尤丽娅这个下属却是另一种方式，他把所有能透露的内容一次性告诉尤丽娅，让她多想想怎样才能圆满完成这项使命。因此，尤丽娅对这项使命的内容是完全清楚的。她的性格中有大大咧咧的成分，听过后把使命浓缩成“搞到鱼雷快艇的图纸就是”，至于怎样着手去搞，那不是她的活儿，她根本懒得去想。

　　“六室”头目宋斯义看不惯尤丽娅的大大咧咧，认为她不是一块干特工的料。而杰克的想法似乎不同，他对尤丽娅的使用本着扬长避短的原则，指派她做的事儿，一是以“玛丽阿姨”的名义去跟阿四头打交道，从小孩子嘴里探听到上家刘小狗，再通知“老六”去取回皮包（尽管没有成功，但跟尤丽娅没关系，她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二是让她去对“一跤头”关易笙下毒。从特务行业的分工来说，这桩活儿其实已经不是情报特工的范围，本该分派给行动特工去干。可杰克手下没有行动特工，只有让尤丽娅去客串一把。尤丽娅大大咧咧的性格再次发挥了作用，没费多大劲儿，成功解决了“一跤头”；然后，就是第三项使命了，也就是这次她和宋斯义见面时要交代的内容——

　　第三项使命实施的基础得力于中情局遍布全球无孔不入的情报触角。杰克接到一份不知中情局从何处获取的情报，称苏联援华“101工程”专家组的随行人员中，有一个名叫马念姝的翻译，其父早年与尤丽娅的父亲是同学兼发小。对于杰克来说，这不是设法窃取“101工程”情报的最佳机会吗？杰克寻思，这个尤丽娅，别看她平时大大咧咧，竟还是一员福将。眼下要窃取“101工程”情报的最大障碍就在于无法打入工程指挥部内部，不得已只能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获取零碎情报，那不但费时费力，成功率也很低。况且，由于涉及面广，特别容易被中共反特人员识破，一不留神就会全盘皆输。现在有马念姝这个空子钻，那当然再好不过了。

　　杰克马上告知尤丽娅这个情况。要说这个二十六岁的犹太姑娘还真不是一块特工的料，听说此事后，高兴得竟然不是有这么一个从天而降的绝佳机会，而是找到了父辈的世交，当下连说“这世界太小了”。

　　杰克皱着眉头，向尤丽娅介绍了马念姝的情况——

　　尤丽娅父亲的老家在斯韦尔德洛夫斯克州叶卡捷琳堡，与马念姝的老爸马图谢耶维奇同龄，两人既是邻居又是同班同学，关系一向不错。后来，尤丽娅的父亲被当地一所速成医士学校选去，两年后毕业，去了达里尼市。马图谢耶维奇则进了铁路学校，毕业后以技术员的身份去了“东清铁路”——该铁路在日俄战争后被称为“中东铁路”，指沙俄在清末修筑的从俄国赤塔经中国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西伯利亚铁路在中国境内的一段。

　　马图谢耶维奇在哈尔滨定居，与中国姑娘关柔姝相恋结婚。十月革命后，苏联在中国东北组建情报组织，已是铁路工程师的马图谢耶维奇被发展为秘密情报人员，几年后被任命为哈尔滨地区情报组织的负责人，关柔姝也被丈夫发展为情报员。

　　九一八事变后，马图谢耶维奇、关柔姝夫妇根据上级指示，与东北的中共地下党建立联系，中共地下人员协助苏方收集情报，马图谢耶维奇主持的地下组织则为中共方面提供经费、武器方面的帮助。1933年，马图谢耶维奇、关柔姝夫妇因叛徒出卖被捕，中共和苏联方面联手营救无效，一个星期后，这对夫妇就遇害了。当时，不过八岁的马念姝亦受到日本关东军特高课的追捕，由中共地下人员将其转移至哈尔滨郊区，不久又撤往苏联境内，给予烈士眷属待遇。

　　在这之前，马念姝使用的是其父为他取的苏联名字。到苏联后，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马念姝——把其父姓氏“马图谢耶维奇”中文音译的第一个“马”字作为自己的姓氏，同时又念念不忘母亲。抗战胜利后，二十六岁的中学英语教师马念姝回到哈尔滨，把自己的国籍登记为中国。当时驻哈尔滨的苏联红军立刻将马念姝招聘为翻译，红军撤回后，马念姝留在哈尔滨，重新干他的英语教师行当。

　　这次，苏联向中共（当时尚未建国）派遣“101工程”专家组，审议中共方面为苏联专家提供的中方随员名单时，其中一位具体经办人员正好是当年驻哈尔滨苏联红军交际处的军官，他想起了马念姝，经与苏方驻哈尔滨办事处联系，了解了马念姝目前的情况，便向中共方面推荐。于是，马念姝就成了苏联专家组的一名生活译员。

　　老大哥也实行“内外有别”的方针，专家组有关技术方面的译员，都是从苏联带来的，生活、警卫、联络方面的译员，则由中共配备。尽管马念姝是日常生活方面的翻译，但小伙子虑事细致、做事踏实、沉默寡言，再加上那口标准的俄语，使苏联人大为欣赏。

　　杰克的主意是，通过尤丽娅与马念姝的这种特殊关系，设法跟马念姝结交，然后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将马念姝拉下水，使其为“六室”工作，窃取“101工程”的技术机密。按照老规矩，杰克把这事交代清楚后，就不再露面，让尤丽娅以他的名义去跟“六室”主任宋斯义联系。

　　当下，宋斯义听尤丽娅如此这般一说，寻思这活儿有了中情局的铺垫，往下干就方便了。具体怎么做，当然还得仔细谋划。于是他问尤丽娅，你们打算通过什么方式跟马念姝搭上关系？尤丽娅的回答让他有点儿哭笑不得：“这个杰克先生没说，我呢，只管执行命令，预谋策划一类的事儿我从来没有干过，肯定也不会去干。所以，这事应该怎么做，还得靠你们。你们策划稳当了，我就向杰克先生报告，只要他说行，我就照着办。”

　　宋斯义苦笑着摇摇头，这帮中情局的人还真是省心。没办法，那就策划吧！

一网打尽

　　专案组七名侦查员这几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一干人盯着“一跤头”关易笙中毒案件不放，一共对三百多人进行了调查，竟是一无所获。

　　这种情况，使一向稳重的郝真儒也沉不住气了。这天在专案组的支委会上，三位支部委员说到案情时，郝真儒忍不住火大：“我就不相信，关易笙中毒这么大一桩事儿，案犯竟然能够做得不显山不露水！肯定会有线索留下的，只是我们的工作还不够细致。”

　　郝真儒说完，另一个支委支富德表示赞同，说咱们再想想办法吧。这时，焦允俊却在一旁抽着烟不声不响，另两人在说什么，仿佛一个字也没听见。郝真儒等了一会儿，不见焦允俊有什么反应，便问道：“老焦，你有什么想法，说说吧。”

　　焦允俊搔了几下头皮说：“我在想，是不是别在‘一跤头’这棵树上吊死。”

　　“你的意思是说放弃这条线索？”

　　焦允俊说：“关易笙这个案子，查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放弃并不可惜。至于另外寻找新的线索，那叫‘说得轻巧，吃根灯草’，线索有这么好寻的话，咱们这班弟兄何至于给折腾得如此辛苦呢？全组七人，发烧的三个，牙痛的两个，连你老郝也在天天吃枇杷膏、甘草露防咳嗽。所以，只有放弃‘一跤头’中毒这条线索了，咱们改侦为防吧。”

　　什么叫“改侦为防”呢？焦允俊解释说，从那份被我方截获的电报判断，敌特眼下肯定正在动怎样窃取“101工程”图纸的脑筋，而且其迫切心情可能不亚于专案组寻找破案线索。敌人会采用什么手段达到目的，这个不好猜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101工程”是在江南造船厂进行，那不管采用什么法子，最后都离不开江南造船厂这个终端。这个“离不开”可能是指人，也可能是指地点。所谓“改侦为防”，就是要牢牢守住终端不出问题，篱笆扎得紧不怕野狗钻嘛。

　　郝真儒、支富德都是内行，焦允俊把话说到这个分儿上，那二位自然能够领悟。紧接着，专案组开了个全体会议，决定全力协助“101工程”指挥部的安全防范工作。针对有些侦查员对此思路的不理解，焦允俊说，咱们的这种防范实际上就是以守为攻。敌特既然要收集情报，那就必然要向“101工程”靠近，不是靠近实体，就是靠近跟“101工程”相关的人。敌特分子不是来无影去无踪的妖魔鬼怪，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是人，活动时就得有踪迹，如果咱们的防范工作做得细致再细致，就有可能发现敌特留下的蛛丝马迹，那就是线索啊！

　　这番话说得大伙儿频频点头，郝真儒称赞说：“这就是唯物辩证法，老焦同志了得！”

　　焦允俊冲他拱手：“我一听理论就头痛，咱还是说实在的吧。破案这条路，怎么也得往下走，我的直觉，这样走是走得通的！”

　　郝真儒听着一愣，喃喃自语：“直觉？这好像是唯心主义的东西吧？”

　　9月11日，焦允俊、郝真儒去江南造船厂拜访“101工程”指挥部主管政工、保卫工作的聂政委。聂政委说我早盼着你们了，你们再不来，我就要打电话请了。上级领导指示，让指挥部跟你们专案组保持密切联系，指望你们给“101工程”保驾护航啊！

　　原来，“101工程”指挥部自从接连发生两次相同的窃密事件后，上级领导震怒，聂政委受到了严厉批评，还给了一个行政处分。他跟指挥长纪莘臻交换意见后，召开了指挥部党委会议，对今后的保密工作制订了制度性的规定。当然，这种规定属于原则性的大纲，具体实施还得制订细则。这时候，聂政委就想到了焦允俊，因为焦允俊等侦查员实践经验丰富，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帮助。

　　焦允俊说首长您还真找对人了，接着就把截获敌方密电之事给聂政委说了说，同时介绍了专案组“改侦为防”的思路。聂政委接受了焦允俊的建议，暂且不谈制订细则事宜，而是对眼下防范敌特渗透的具体方案交换了意见，定下了几项除加强三号船台的安保级别之外必须立刻实施的措施——

　　一是对分派到全厂各车间、工段加工的零部件，由指挥部保卫人员跟踪关注，并且要辟出专门空间安置加工“101工程”零部件的机床设备和人员，保持与外界隔离，没有指挥部发的通行证，任何人（包括厂方领导、军管组成员）都不准入内。另外，所有车间、工段参与“101工程”零部件加工制造的员工，每天须记台账——即对自己进入车间起直到离开为止的工作情况予以记录，下班时由两个证明人签字作证。

　　二是“101工程”指挥部中的中方工程师、技术员以及其他辅助人员，都有接触核心机密的机会，这些同志被挑选参与该工程，政治上应该都是可靠的，也接受过保密纪律教育，且早就实施了一整套制度性的防泄密措施，一般说来不会发生问题。当然，这仅仅着眼于“一般”，如果敌特采取非一般手段，那就需要提防了。敌特行动前不会告诉我方，因此应该做到防患于未然，就当敌人随时都可能下手。有鉴于此，就必须强化保密制度的严格执行，加派保卫人员。领导同志更要带头执行铁律，凡是接触过机密的同志，从指挥长纪莘臻开始，离开工作地点时都须主动让保卫人员搜身并检查随身携带的皮包。

　　最后就是苏联专家组。从理论上来说，不能排除他们中有人泄密的可能。专家一共有五名，听上去人不多，但过来的却是一个四十多人的团队，有政工人员、保卫人员、生活随员以及专家的助手和译员。尽管专家组也有保密制度，但还是那句话，不能排除敌特对这支队伍的渗透。焦允俊对聂政委说了他的换位思考思维，乍看上去，专家组是最难渗透的一块坚石，可万一坚石上有一个细微的裂缝，那是最难提防的。

　　聂政委同意焦允俊的观点，马上跟专家组负责保卫工作的安德烈少校进行沟通。安德烈少校对中方的提议非常重视，经专家组讨论决定，今后每周三天跟中方专门代表联系，互相通报情况，磋商相关问题。

　　中方代表最合适的人选，自然就是专案组长焦允俊了。这在焦允俊的意料之中，但他没料到竟然由此撞到了好运，跟安德烈少校第一次见面就发现了线索！

　　9月14日，焦允俊按照约定前往苏联专家组下榻的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跟安德烈见面。他知道苏联朋友喜欢高度酒，找郝真儒软磨硬泡，好不容易要来些经费，买了两瓶好酒作为礼品带了去——专案组的钱是郝真儒管着的，要他掏钱时，这老兄眉峰紧锁，想拒绝却又找不到理由，反被焦允俊说是“铁公鸡”。

　　这天郝真儒正好去市局参加一个业务会议，他事先跟焦允俊约好，会议结束后把摩托车开到礼查饭店门口，顺带把焦允俊捎回专案组驻地。上午十点多会议结束，郝真儒赶到饭店门口时，只见焦允俊正独自站在饭店大门一侧，专心看着墙上那些花花绿绿的小广告。郝真儒招呼了一声，焦允俊似乎是看得入了神，竟没有反应。郝真儒走上前去定睛一看，这些小广告的内容五花八门，吃喝玩乐无所不包。使郝真儒不解的是，这种小广告在当时的上海滩随处可见，不足为奇，为何却吸引了焦允俊呢？

　　凭焦允俊的那份机警，当然已经知道郝真儒站在身后了，他指点着墙上众多小广告中的一份，头也不回地轻声道：“这份可能有戏！”

　　那是一份西餐馆的广告，上面说本店专做俄罗斯菜肴，地道正宗，价廉物美，伏特加打八折，云云。郝真儒不知这是什么意思，刚要开口询问，焦允俊却已转身直奔摩托车的方向。两人上了车，焦允俊也真沉得住气，一路上一句话也不解释。到了专案组驻地，焦允俊把郝真儒扯进他那间只有五六平方米的办公室，先把跟安德烈沟通的情况作了一下介绍。

　　苏联在政治保卫方面起步很早，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专门开办了政治保卫学校培训这方面的人才，中共也曾派人去接受培训，如陈赓、顾顺章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二战以后，苏联的政保制度日趋完善。此次专家组的保卫组长安德烈少校毕业于捷尔任斯基政治保卫学院，具有丰富的政保经验。因此，专家组来华后从未出现过泄密苗头。

　　焦允俊和安德烈见面后，听对方侃侃道来，暗忖老大哥确实有一套，相比之下咱们还真是自叹弗如。两人谈完工作，安德烈提议喝一杯，就打开一瓶焦允俊带去的白酒，什么菜也不就，倒在杯子里像喝茶那样边喝边聊些生活中的趣事。有一件事安德烈说得轻巧，焦允俊听着，却不由得心里一紧。

　　昨天是专家组动力专家尼古拉的四十岁生日，生活秘书瓦扬斯基向安德烈建议，去外面吃一顿为尼古拉庆生。安德烈同意了，叫上两个保卫人员，陪同尼古拉等专家以及几位生活随员出去吃了顿俄罗斯风味的晚餐。这并不算趣事，有趣的是，一同前往的中方译员马念姝意外结识了一位从未谋面的世交朋友。

　　这就是“六室”主任宋斯义的杰作了——利用尤丽娅在霞飞路经营“格雷西菜社”之便，设法把苏联专家吸引过去用餐（作为生活译员的马念姝多半是要陪同的）。事先，让尤丽娅强化餐厅的俄罗斯风格，找出许多具有俄罗斯风情的老照片，其中就包括尤丽娅的老爸年轻时与马念姝之父的合影，放大后张挂于店堂内。而“六室”则负责把苏联专家组吸引到“格雷西菜社”来。

　　对于宋斯义来说，这属于小菜一碟，他马上想到了发小广告。这就不必麻烦尤丽娅了，由他派人去霞飞路拍摄了“格雷西菜社”的门面照片和几样招牌菜式，当然还有苏联人一看就激动的伏特加。小广告印制好后，又让下属雇人去苏联专家组下榻的礼查饭店门口发放并张贴。

　　也是巧，苏联专家组的生活秘书正准备为专家尼古拉庆生，那天在饭店门口等候接送专家上班的轿车时，无意间看见了墙上的小广告，于是知道了霞飞路上有家“格雷西菜社”专营俄罗斯菜肴。向礼查饭店的厨师了解下来，说霞飞路上有不少西餐馆，其中“格雷西菜社”的声誉不错。慎重起见，生活秘书还特地去了一趟吃了顿饭，觉得的确很正宗，于是就这样定下来了。

　　不出宋斯义所料，译员马念姝果然陪同专家们前往霞飞路。这个混血小伙儿发现店堂里张挂着的照片中，有几张竟然曾在家里的照相簿里见过，十分诧异，便请出了女老板尤丽娅，双方聊下来，自是惊喜。一起赴宴的苏方人士也为马念姝感到高兴，纷纷向他祝贺。喜欢张扬的尤丽娅因事先宋斯义的提醒，没敢过分发挥，因此安保专家安德烈也没感到有什么不对劲儿。

　　焦允俊听安德烈说了此事，心里就有点儿不踏实。告辞后在礼查饭店门口等车时，闲得无聊，就跟向他递送小广告的人随口聊了几句，还看了墙上贴着的广告。看到“格雷西菜社”那张广告时，马上想起了安德烈所说的趣事，寻思这是不是过于巧合了？

　　郝真儒听焦允俊如此这般一说，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调查。但在接下来的全组会议上，焦允俊却提出，如若按照常规做法对尤丽娅和“格雷西菜社”进行调查的话，费时过长，万一这是敌特实施的障眼法，想借此转移侦查视线趁机下手窃取“101工程”机密，到时候就后悔莫及了。因此，眼下要把常规调查先放一放，单做一件事——从市公安局调取外籍人士尤丽娅的照片，让虹镇老街那个九岁男童秦永锦辨认，看这个尤丽娅是否就是曾请他喝早茶的“玛丽阿姨”。

　　专案组一干侦查员一致赞同焦允俊的提议，那就赶紧行动吧。辨认结果，阿四头一眼就认出了尤丽娅。

　　往下，专案组又有意见分歧，有人主张马上抓捕尤丽娅，追查敌特组织，有人主张先进行秘密监视。郝真儒没有发表意见，问焦允俊是什么观点。焦允俊说：“敌特此举意在获取‘101工程’的图纸，何不将计就计，做通马念姝的工作，让他跟尤丽娅接触。我方可以趁机摸清尤丽娅跟哪些人有联系，顺藤摸瓜，一网打尽。”

　　郝真儒说：“这个办法不错，但马念姝虽是中国国籍，却是苏方雇佣的译员，此事得跟苏方协调。我马上向上级汇报，争取领导的支持。”

　　因此事涉及中苏关系，华东局社会部的领导非常慎重，于是层层请示。三天后，北京传来消息：可行。

　　专案组被之前一而再再而三的曲折折腾得已经不敢过于乐观，好在，前期的弯路不是白走的，有了之前的经验教训，专案组走一步想三步，接下来的行动还算比较顺利。

　　安德烈代表苏联专家组表示愿意“大力支持和协助”，马念姝的工作也是一做就通，同意配合专案组跟尤丽娅交往。往下不过半个月时间，尤丽娅“顺利”收买了马念姝，马念姝则把专案组精心准备的“绝密图纸”交给尤丽娅。紧接着，专案组向上海市公安局借调了四十名侦查员，配备数种交通工具，还通过市电话局对“格雷西菜社”的电话做了手脚，秘密监视尤丽娅的一举一动，终于摸清了“六室”的情况。

　　1949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根据华东局社会部的指令，专案组在上百名军警的配合下，实施统一行动，将“六室”宋斯义等六名特务（魏康思在逃）以及中情局女特务尤丽娅抓获，杰克在之前半月已去香港，侥幸逃脱。

　　七天后，根据上级命令，宋斯义、尤丽娅等七名案犯被押解北京，后来如何处置，不得而知。据专案组获知的非正式消息，宋斯义等三人因现行与历史罪行被判处死刑；尤丽娅在关押中自尽；其余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1949年10月20日，华东局社会部领导设宴为专案组七名侦查员庆功，同时宣布了上级决定：专案组作为华东局社会部一个常设小组继续存在，易名为“华东特案组”，专门负责侦查华东地区的大案要案。

从这时起至1953年底，华东特案组在华东诸省市的社会大舞台上频频亮相，侦破了多起影响重大的政治、刑事案件。

【评论】

案情还挺复杂

江南造船厂没造过鱼雷艇吧，倒是玩过炮艇

小说而已，不能当真

1949年3月24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热烈庆祝“重庆”号巡洋舰官兵起义，指出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立自己的空军和海军。1949年4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奉中央军委命令，到达江苏省泰州白马庙乡，建立渡江战役指挥部，接受国民党起义投诚舰艇，组建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部队。1949年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领导机构在白马庙乡成立，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委，人民海军从此诞生。1989年3月，中央军委批准确定1949年4月23日为人民海军成立日。

　　1950年4月14日，海军领导机关在北京成立，这是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和指挥的海军部队最高领导机关，肖劲光任司令员，刘道生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同年任命王宏坤为副司令员，罗舜初为参谋长，后相继组建了东海舰队、南海舰队和北海舰队。

这就是十月的贴子，提前了两天发出来，新的得11月了，估计也能提前几天发布，等月底那几天吧

早知道，养肥了再看啊

居然下面没了。。。。

发现作者又是东方明

不知道东方明写了多少这种故事

不知道关易笙中的毒后来好了没？文中说是尤利娅下的毒，但是没说是怎么下的，一开始还以为是魏康斯下的毒呢。

逃跑的魏康斯真是幸运啊，有人报信，被监控、包围了还能顺利逃脱。就是不知道几十年后发现他在香港时，他是否还是被通缉状态，比如：这边会不会主动去香港抓他？或者他如果回内地的话，会不会抓他？如果他手上没有命案的话应该可以放过他了吧...相比魏的幸运，那个给他通风报信的郭警察就比较亏了，通风报信被判7年，而且比较蹊跷的是，当事人魏跑掉了，杳无对证的情况下，郭是怎么被发现的，会不会被冤枉？会不会来个抵死不认？

还有那个跳塔的王清水，看文中说只是抗战时的中统特工，如果没有对共党的命案的话，也许他的历史问题也不至于被判死刑吧，估计跳楼有点亏...

看到这些系列文章中的各种算账，包括军统对日伪的清算，共党对日伪和果党的清算，不知道现在这些闹心的港独台独分子到时候会不会被清算？也许其中有一些是卧底估计也不一定...

有个描述有点矛盾或者令人疑惑的地方，就是，

前文曾经说过，宋斯义被抓后一开始说自己只是报务员，什么都不知道，后来费了很大力气才搞清楚他是队长兼任报务员。但是从后面描述看，该团队其他5名被抓获的成员都跟队长宋斯义见过面，尤利娅也见过队长宋斯义，而且这些见面不太可能以报务员身份进行，只能以队长身份进行。所以这些同伙应该都是知道谁是队长身份的。那么，这件事要侦察员费很大劲才搞清楚，难道所有这些被抓的同伙都咬紧牙关没有供认谁是队长？如此看来，这纪律还真不一般...

另外，这个团伙最后半个月是被钓鱼和监控了的，也应该有很好的条件来搞清楚谁是团伙头目。

准备抽空再弄几篇东方明的作品发出来给大家欣赏

美兄，辛苦。我也很长时间没来逛水了。不知道“辽海”兄看过后会发现什么破腚

侦查员进驻造船厂并将其隔离审查后，王以为自己以前为“保密局”工作的事已经暴露，故而畏罪自杀。

这位是被自己的罪行吓死的

尘封档案的故事都很考究，比如苏联专家组住的浦江饭店，就在苏联驻上海总领馆的对面，现在是俄罗斯总领馆

好看啊。。可惜太少了。。一个月有那么10篇这样的文章就好了。。谢谢楼主!

华东特案组之秘密图纸

如果基本是事实，只能说中情局的安排太差了。尤既做情报特工又做行动特工这是大忌，根本不该混用的。要不就是实在没人了。

对苏联专家组的活动实际都是有记录的。尤的接触行为就算开始不暴露，后面稍微一调查也瞒不住。

尤利娅可惜了，自尽

准备抽空再弄几篇东方明的作品发出来给大家欣赏

一个细节：马念姝33年八岁，也就是25年出生，到案发时也就24岁， 文中又说抗战胜利后回到哈尔滨时26岁，不严谨。

有个描述有点矛盾或者令人疑惑的地方，就是，

前文曾经说过，宋斯义被抓后一开始说自己只是报务员，什么都 ...

本来就是小说，东方明的作品漏洞很多

漏洞是故意的。。目的是不让真实的事件让你们知道得那么清楚。。说到底也是保密需要，你真以为是作者傻呀

和保密没什么关系，东方明的作品大多是很多不相干的小故事拼凑的，而且惯于夸张，所以漏洞甚多。

另外，东方明倾向性明显，总是要给人物加上个被政治迫害的结局。

本来就是小说，东方明的作品漏洞很多

嗯，还好不影响阅读的乐趣

和保密没什么关系，东方明的作品大多是很多不相干的小故事拼凑的，而且惯于夸张，所以漏洞甚多。

另外， ...

辽海兄，说的有点过了吧，东方明作品的结构、叙述、悬念制造以及作品数量，我看国内没有第二人作想

他是高产作家，但为了凑篇幅过度拼凑细节了，经常设计很多没有必要的细节又不仔细推敲，所以很多人说他数学不及格，对物价没有概念。别的不说，本文中那个女翻译的年龄他就又算错了。

你说的对

1933年，马图谢耶维奇、关柔姝夫妇因叛徒出卖被捕，中共和苏联方面联手营救无效，一个星期后，这对夫妇就遇害了。当时，不过八岁的马念姝亦受到日本关东军特高课的追捕，由中共地下人员将其转移至哈尔滨郊区，不久又撤往苏联境内，给予烈士眷属待遇。

抗战胜利后，二十六岁的中学英语教师马念姝回到哈尔滨，把自己的国籍登记为中国。当时驻哈尔滨的苏联红军立刻将马念姝招聘为翻译，红军撤回后，马念姝留在哈尔滨，重新干他的英语教师行当。

这种画蛇添足的细节完全没有必要，唯一的解释就是凑篇幅了。

感觉看的人多，讨论的少啊...

东方明有明显倾向性，喜欢编造一些当事人受政治迫害的情节，而且越来越严重。以往还好，讲案件就事论事。现在可能是为了吸引眼球，他笔下的警察后来几乎都受到迫害，完全是夸大其词。

尤利娅可惜了，自尽

这种花边新闻式的情节不必当真。本篇的大背景都是虚构的，与现实完全脱节，那个时候还完全没有造鱼雷艇的事。

老兄一针见血啊，那时间段还没有空军，若是台湾知道江南厂在造军船，直接派飞机来轰炸就可以了，用不着玩特工战

这篇小说的一些细节，并不是很讲得通。

1，尤利娅初次找到阿四头

首先，作为CIA特工人员，尤利娅具有一定的防范意识和反侦察意识。这体现在尤利娅第二次和阿四头见面的地点上，虽然事先约好在茶楼见面，但尤利娅事先在阿四头去茶楼的必经之路截到了阿四头，并和阿四头在其它地方吃饭，并问清楚了皮包的来历。

既然这样，尤利娅为什么不第一天找到阿四头的时候，直接带他去吃饭并问清楚那个皮包的来历呢。

第二次见面问清楚，比第一次见面直接问清楚，有什么好处呢？

作为特工人员，尤利娅和阿四头的见面次数越少越好，时间越短越好。但尤利娅偏偏周折了两次，这一点似乎说不过去。

2，尤利娅投毒一跤头

作者在一跤头中毒这件事情上，花费了大量的篇幅。尤其是，专案组在反复侦察一跤头如何中毒失败后，才转向其它侦察思路的。

但是，作者最后并未说明投毒的具体过程，只是说尤利娅用很巧妙的方法下了毒。

这就有了很大的疑问：第一，尤利娅是如何下的毒？第二，尤利娅既然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毒死一跤头，为什么不顺带毒死他的小徒弟小沈？

须知在一跤头生病卧床在家的那段时间，小沈时刻不离左右。既然为了防止一跤头泄露把摩托车借给魏康思这个事情，那么就应该同时毒死小沈，因为小沈也知道摩托车是借给了魏康思。甚至，一跤头的其他几个徒弟，也难保会知道摩托车的下落。

再往深里面想，尤利娅是如何做到只毒死一跤头而没有毒死小沈的呢？

3，一跤头的摩托车

一跤头之所以牵连进入本案，是因为魏康思向一跤头借了摩托车。

魏康思之所以向一跤头借了摩托车，是因为宋斯义要魏康思去见刘小狗，并从刘小狗那里获知笔记本的下落。

这就很搞笑了。

魏康思作为一个特务，去向刘小狗打听情况，却偏偏很招摇地借了一辆极其拉风的宝蓝色摩托车作为交通工具。（文中也注明了，当时上海的两轮摩托车“不过千辆出头”。）

魏康思是不是唯恐周围邻居没有留意到，有一个骑宝蓝色摩托车的人接走了刘小狗。

魏康思倒也罢了，而宋斯义作为老牌特务，居然也默许了魏康思这样招摇地做，这可能吗？(宋斯义派胡友三在摩登小馆蹲点时，就说清楚任务是：一个穿黑色短袖衬衫戴墨镜的三十岁左右的男子骑一辆宝蓝色摩托车载一个少年到“摩登小馆”去，胡友三的使命就是观察是否有人跟踪这辆摩托车)

尤其是，这无形中，还顺便牵涉进了一跤头这样一个角色，增加了暴露的危险。

从宋斯义的角度来看，就为了见一次刘小狗这样一个小任务，有必要这样大费周章吗？值得吗？难道真的没有其它的办法吗？

4，宋斯义派胡友三反跟踪

宋斯义担心魏康思坏事，所以，一方面派魏康思带刘小狗去摩登小馆，另一方面派胡友三进行反跟踪，留意是否有人在跟踪魏康思。

这个特工思路听起来很带劲，但似乎并不合理。

因为宋斯义的手下特工是没有横向联系的（这一点很合理，也很正常），即相互不认识。

而派胡友三反跟踪，等于让胡友三认识了魏康思。

宋斯义有这么愚蠢吗？

个人感觉，比较合理的方法是：宋斯义自己亲自去摩登小馆附近盯梢，躲在暗处观察。

5，焦允俊和安德烈的谈话

通过和安德烈的谈话，焦允俊发觉其中的巧合过多，从而顺利地找到了破案的突破口。

站在焦允俊的角度，有这样的警惕性很合理。

问题是，如果焦允俊有这么高的警惕性，难道安德烈就真的会天真到觉得这一切仅仅是巧合吗？

看看文中对安德烈的介绍和评价吧：此次专家组的保卫组长安德烈少校毕业于捷尔任斯基政治保卫学院，具有丰富的政保经验。因此，专家组来华后从未出现过泄密苗头。焦允俊和安德烈见面后，听对方侃侃道来，暗忖老大哥确实有一套，相比之下咱们还真是自叹弗如。

时隔两个月了，但还是想挖一下。东方明的小说，是来源于解放初期的侦破纪实材料，还是凭空写的？我估计应该是有案件原形，同时接触到一些解密材料，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细节加工吧？

所谓纪实文学嘛，有原型，更有文学创作

其实认真想想就知道这样的事不太可能发生，只是小说而已。苏联那时候就那几种鱼雷艇，性能什么的也是不可能保密的了的，何必去偷图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