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02：伸向密档的黑手

【尘封档案】系列之102：伸向密档的黑手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5年第4期

文：东方明

 

一、令人费解的潜入

1948年9月27日，济南宣告解放，中共中央宣布将济南设为“特别市”，下辖第一到第十一共十一个区。本案的发生地“濮庐”，位于第一区东关老鹰嘴。

“濮庐”建于1927年，由当时的山东省军务督办张宗昌下令建造。张宗昌是有名的“三不将军”，其中一不就是不知道有多少女人。众多的妻妾、情妇不便居住一处，于是就搞金屋藏娇。老鹰嘴这边属于丘陵地带，有青翠满坡的小山丘，也有潺潺清泉，正好被路过此处的张宗昌看到，于是就下令在此盖了一座占地面积三百来平方米的宅院。据说此处是给一个来自西南的少数民族美女居住的，所以部属中略谙文化的秘书之类就向张宗昌建议，给该宅院起名“濮庐”。张宗昌觉得这个名字起得贴切，不但马上采纳，还亲自挥毫展示其丘八书法，写下了“濮庐”两字，制作成木匾挂在院门上方。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若干年，老一辈的济南人还对张将军的那块匾额有印象。不过，那个没有留下名姓的美女对“濮庐”是否满意就不清楚了，因为不久张宗昌就被蒋介石的军队赶出了济南。

张宗昌一走，“濮庐”包括那个美女的所有权自然也跟着改变了归属。美女改变得如何不清楚，“濮庐”作为不动产，老一辈济南人倒是有目共睹的：韩复榘主政山东时，两个曾指导过其读书的河北灞州老乡结伴前来济南投奔，被安置于“濮庐”内，连同家眷一直居住到抗战爆发济南失守。日军侵占济南后，“濮庐”又成为一个在侵略战争中负伤致残的日军大佐的住宅。这个老鬼子一住六年，最后暴毙于“濮庐”，据传是被中国的民间高手暗杀了。此后，“濮庐”披视为凶宅，一直是宅门紧闭着，直到抗战胜利后方才重新被使用，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何思源将其拨给了社会局。社会局的人知道这是有名的凶宅，尽管条件优越，但没有谁愿意来此办公，就作了专门存放档案材料的库房。

济南解放后，成立了济南特别市政府，原国民党政权的各个部门都被新政权接管，其中也包括社会局。民国的社会局与中共的社会部完全不同，其职能林林总总，比如工商行政管理，物价及金融贸易事项，工商同业公会和特种社团的管理，社会救济，社会福利设施，书报影剧的管理等。在新政权中，根本找不到相对应的接管机构，所以，新政权采取的办法是把这些职能分解到现有机构的相应部门，其余一概暂予搁置。

“濮庐”就属于暂予搁置的那部分。这样，原受雇于旧社会局的库房门卫老于头儿就得以留用，继续看守“濮庐”。

老于头儿那年六十挂零，从十六岁起就开始干守夜、看门之类的营生，而且一生的三分之一时间都待在“濮庐”——当初张宗昌建造“濮庐”后就雇佣了他，之后韩复榘把“濮庐”给老乡居住时他仍受雇；后来日本军官入住，他依然是看门人，不过，那军官神秘暴毙后宪兵队特高课曾把他拘捕，还动了刑，关押了三个月才释放；有了这层资格，抗战胜利国民党接收济南后他仍被留用。如今，新政权是讲阶级的，老于头儿是贫民，相当于农村中的下中农，按照政策属于依靠的对象，所以没有争议地留了下来。老于头儿没有想到，他为新政权效力还不到半年，“濮庐”就出了事儿。

老于头儿平时就住在“濮庐”，除了看门，还负责打扫庭院、侍弄花草。在外人眼里，这活儿很是辛苦，他自己却觉得比较轻松，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况且那些档案材料都是放在屋里的，门窗上锁，而他并不掌管钥匙，钥匙在市军管会那里，他们每月会派人过来查看一下。对于老于头儿来说，只要管住大门不让外人进入，每天早晚检查各库房门窗完好无损就行了。老于头儿被各个不同的东家雇佣是有原因的，人家看重的是他那股认真劲儿。认真到什么程度？他的孙辈出来玩路过“濮庐”想进来看看，都被他铁面无情地挡驾。他的一日三餐都是家人送来的，如果家人送得晚，他宁可饿肚子也决不会离开“濮庐”一步。

1949年3月10日早晨，老于头儿和往常一样，黎明即起，洒扫庭院，然后打了一套拳活动筋骨。做完这些，老伴儿让外孙小虎把早饭给送来了。老于头儿的早餐在当时说来属于稍有讲究的一种，他每天要吃两个油饼，还要一点儿下酒菜，因为他每天早上要喝一小盅自泡的药酒。下酒菜不贵，好点儿的是花生或者豆腐干，次一些的则是咸菜疙瘩。这天，老于头儿吃喝过后，沏了一壶土茶，点了一袋烟，喝过茶，抽了烟，他就要开始干每天例行的活儿了——侍弄花草，然后把库房门窗外侧那一面用湿布擦拭干净。可是，这天他没干得成这些活儿，因为一袋烟还没抽完，他竟然睡着了。他不知自己是怎么睡过去的，只记得眼皮沉重得像是拴上了石头似的，不由自主地就黏到了一起，然后就迷糊过去了。

如果不是被人唤醒，老于头儿这个盹儿还不知会打到几时。叫醒他的那位是军管会干事刘苍坤。那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在部队当过班长，参加济南战役时负伤，一条腿有点儿瘸，组织上便安排他到军管会工作。刘苍坤参军前上过初中，初二辍的学，这在当时的部队中已经算是知识分子了，所以被领导指定参与和文化搭界的工作，“濮庐”档案库房就交给他管理。这时济南已经解放将近半年，那些最紧要的工作已经完成，清理类似“濮庐”库房档案这样的工作就列入了日程。昨天，领导对刘苍坤说，已物色了三个政治可靠且有高中文化的同志组成一个临时小组，由他担任组长，下周对“濮庐”库房的那些档案进行清理，凡是有对口机构的马上移交，暂时没有的就继续保存着，待日后再说。今天早上，刘苍坤特意来“濮庐”看一下房子，想让老于头儿准备两间空房供档案清理小组工作和住宿。

刘苍坤见老于头儿竟然破天荒地大白天打盹儿，觉得有些意外。而被他唤醒的老于头儿本人对于自己的打盹儿就不是意外，而是近乎震惊了。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明明已经睡了一个晚上的好觉，早上怎么还会打盹儿。他正想向刘苍坤表示歉意，这个从年龄上来说可以做其孙辈的顶头上司却根本不在意，说明来意后，便和老于头儿一起去里面看哪两间房子适合让档案清理小组使用。两人进入二门，绕过影壁，只一看，都是大吃一惊：内院的每一间库房都是门户洞开！

这下，老于头儿就不是震惊了，而是一屁股就地瘫坐，嘴唇嚅动着，却说不出话，急得刘苍坤手忙脚乱地给他抚胸拍背，好一会儿才让他回过神来。刘苍坤虽然年轻，但毕竟是野战部队的班长，经历过枪林弹雨，库房失窃这样的事儿还不至于让他失态。他这时的感觉是惊奇胜于害怕。“濮庐”库房是领导分派给他负责的，失窃自然要追究他的责任，不过他之前接管“濮庐”时曾查阅过档案目录，知道都是国民党社会局的档案材料，并不十分敏感，换句话说，不过聊胜于废纸而已，如果半年前解放济南时给我军炮火轰掉，也不会有人对此感到惋惜。刘苍坤甚至怀疑是某个小偷路过“濮庐”时，见大门虚掩而门卫又在瞌睡，就进来窥探一下看是否有值钱的玩意儿可以顺走，不料把一间间屋子的门锁都撬开，却发现里面全是“废纸”。

于是，刘苍坤就安慰老于头儿：“不必紧张，您先坐下歇口气，我去看看小偷究竟顺走了啥东西，然后再作计议，该报案就报案。”

“濮庐”被用作库房之前的那些家具摆没，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时早已作为敌产搬走了，留下一间间空房屋。被作为存放档案的库房后，按说应该有橱柜，但是，国民党政府抱着得过且过的观念，只弄了些木料让木匠做了些简易架子往里一放，就算是档案柜了。由于长期无人管理，这些木架子制作得又粗糙，档案颇有损坏。刘苍坤当初参加接管时，和同志们一起草草整理了一下，也就不过把倒塌的架子重新钉好，倾斜的用木头撑住，所有档案堆放上去就是。接管后，刘苍坤每月来看一两次，所以对各个屋子的档案摆放位置都已熟悉，现在查看是否失窃，也无须具体点检。逐间库房查看下来，刘苍坤发现各屋的档案都没动过。

由此，刘苍坤作出判断：小偷潜入“濮庐”是以为这里必有值钱物件，可是把所有库房的门锁撬开后，却发现里面都是档案。所以，小偷什么也没捞，空手进来，空手出去了。

济南解放伊始，社会治安情况不容乐观，别说小偷小摸现象了，杀人劫财大案也是屡屡发生，北方黑道上著名的大盗“李燕子”（非“燕子李三”，而是济南地面上的飞贼李圣五）也还时不时地露一手（后被济南市公安局拿下，不久处决）。像“濮庐”这种小偷撬门入室而未作案的情况，哪里值得向公安局报案？不过，刘苍坤寻思，还是得向领导报告此事，因为门锁都撬坏了，得申请批点儿钱钞购置新锁。

领导得知这个情况，跟刘苍坤一样，并未当回事儿。倒是申请购买新锁费了口舌。刘苍坤的首任领导张科长没说什么，大笔一挥就给批了，可是财务处却说这是事故造成的，按照规定，具体责任人还得写一份检查让领导批示后作为附件一并存档。具体责任人自然就是刘苍坤了，他只好先写检查再办理手续。

谁也没有料到，就在当晚刘苍坤利用值夜班的空闲写这份检查时，窃贼再次光顾“濮庐”。

 

二、雨夜失窃

当晚，浙浙沥沥下起了春雨，不大也不小。老于头儿被雨点儿打在屋顶上的声响扰得睡不成觉，索性爬起来喝茶。哪知越喝越兴奋，干脆又拿出一瓶烧刀子，没有菜肴，就一口酒几口茶地对付着。平时，他也就老秤五两的量，今晚因为心里烦闷，喝了将近八两，这才上了床迷迷糊糊地入睡。

睡了不知多久，老于头儿渴醒了，起来喝水时听见外面远处传来阵阵鸡鸣，听听雨已停了，打了个哈欠，寻思还可以迷瞪一会儿，就又上了床。再次醒来时，东方天际已是晨曦初露。起床后，老于头儿第一桩事儿就是检查大门，完好无损。再去里面查看库房，昨天每间屋子的门锁都已撬坏，刘苍坤检查完库房，让老于头儿找来一团细麻绳，剪断后一一穿进门上的鼻扣，打上了死结。

老于头儿记得很清楚，当时刘苍坤一边打结一边说他打的结自己认得，如若窃贼再次潜入，即便解开了进入库房，退出时照样子打上结，别人认不出，他自己却是认得出的。老于头儿当时听了脸上有点儿发热，暗忖刘干事是不是在影射自己。不过，正因为刘苍坤这么一说，老干头儿就留意观察刘干事打结，手法甚熟，打出的结跟别人打的似乎有些不同，但他又说不出不同在哪里。给所有库房门都打上死结后，刘苍坤不无得意地告诉老于头儿，他家经营着一个专门修补渔网的小作坊，他从小就跟着大人修补渔网，练就了一手打结、解结的本领。

也幸亏昨天刘干事说了说，现在老干头儿就留了心，巡查到十四号库房门门时，突然发现鼻扣上的绳结与昨天刘下事打的明显两样！

“不好！昨晚又有贼进来过了！”老于头儿一个激灵，再次查看绳结，确认这个结虽然也是死结，但显然井非出自刘苍坤之手。

这一来，老于头儿哪有心思再晨练，站在门口四下张望，想请熟人往市军管会去给刘干事捎个话。等了半个多小时，方才看见一个熟人，那是街坊一个姓丁的小伙子，是小学的体操老师（旧时称体育课为体操课），这会儿是晨练长跑路过的。老于头儿便唤住小丁，托其设法给市军管会刘苍坤干事捎个话，当然，不便向小丁老师透露出了事，只是让小伙子说“老于头儿请刘干事过去一趟”，料想刘干事一听，便会意识到“濮庐”这边发生了情况。

很快，刘苍坤骑了辆自行车急急赶到了。他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保护现场”，一看自己打的绳结被动过了，一边嘀咕着“谁这么大胆子，敢动我打的结”，一边灵巧地解开了在老于头儿看来难解难分的死结。推开库房门一看，这回就没有昨天那么好的运气了——库房靠门边一侧架子上的一部分档案已经不翼而飞！

这下，刘苍坤发火了，倒不是责怪老于头儿，而是对那个雨夜潜入库房的窃贼骂骂咧咧，临末说这事看来得报警了，让公安局来调查究竟是哪个不法分子下的手。老于头儿说那您留在这儿，我去公安局报告？刘苍坤说情况已经发生了，急也没用，也不差这么点儿时间，老于您老在“濮庐”待着别离开，我先回军管会报告，看领导是怎么个意思。

领导的意思是：报警！

于是，一个电话打往济南特别市公安局第一区分区。那边听说是市军管会打去的电话，自是立刻作出反应。不过，那时的警力实在有限，再说刘苍坤报案时告诉一分局值班领导说失窃的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旧档案”，所以一分局只指派了一个名叫简连芒的刑警前来查看。可是，简连芒到了“濮庐”门口，却给门卫老于头儿拦住了不让进。为什么呢？老于头儿说这是档案库房，要进去得经市军管会刘干事批准，咱只听刘干事的，即便你是警察也没用！

简连芒五十挂零，是个留用旧警察，他虽然从未犯过欺压百姓、敲诈勒索之类的歹事儿，却是国民党员，而且是老党员——早在抗战前就已加入了，尽管是跟朋友喝醉了被哄着糊里糊涂在申请书上按下的指印，之后什么活动也没参加过，但到了这时候总归是一个历史污点。按说他是没有被新政权留用的资格的，不过分局军代表听说他对刑侦业务颇有心得，再说其嫡亲兄弟是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的第一批入伍战士，出生入死，如今已是华野某部团长了，于是就同意留用，还是干刑警。简连芒当了将近三十年旧警察，平民百姓没得罪过一个，现在是破格留用，更是不敢惹事。所以，老于头儿说不让进，他就老老实实地待在门口，直到刘苍坤赶来，老于头儿才放行。

刘苍坤对简连芒倒是很客气，问过对方姓名后，一口一个“老简同志”，叫得简连芒心里热乎乎的很好受。刘苍坤把简连芒引领到“濮庐”里面去查看被盗现场，然后介绍了昨天上午老于头儿早餐后离奇打盹儿，导致有人潜入“濮庐”，将库房的门锁全部撬坏却并未窃走一页档案之事。

库房地面上铺的是地板，北方干燥，这库房又是长年关闭着的，昨晚下雨，案犯从外面进入库房，自然会留下比较明显的足迹。先前刘苍坤入内检查时未想到要保护现场，踩损了几枚泥脚印，不过简连芒还是发现了两个完整的脚印，是同一人的，由此推测案犯应是一人。他用卷尺量了量，推算案犯身高应在一米六五到一米七之间，穿的是一双鞋底磨损得很厉害的旧胶鞋。然后，简连芒又勘查了“濮庐”的围墙，最后断定案犯是从后面西北角的墙头上攀爬而入的，墙里墙外都有与库房地板上相同的脚印。

刘苍坤于刑事侦查是外行，向简连芒请教，就凭这脚印去查摸窃贼，那能行吗？简连芒毕恭毕敬的说：光凭这脚印是很难逮住案犯的，还得进行另外的调查，只有发现了嫌疑对象，才能用脚印去比对判断。除了脚印，还得提取指纹，所以，请刘干事检点被窃了哪些档案时注意保护，一会儿咱分局的老朱会过来提取指纹。刘苍坤说这好办，每捆档案最上面的那页纸上都是灰尘，还有被窃的那个架子上也都是灰尘，只要窃贼碰过，就会留下指纹，我们会注意的。

这时，一分局刑侦队痕迹师朱成道接到领导通知赶到“濮庐”了。门卫老于头儿照例将其拦下，让其在门外等候，待他入内请示。

中国的指纹鉴定用于刑事侦查，始于1909年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由于颇著成效，1918年，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便指派一个名叫夏全印的警官前往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学习。夏全印学成后，根据实践经验结合理论著书一册，名曰《指纹学术》。北洋政府内政部警官高等学校将夏全印聘为指纹学教授，《指纹学术》就成为指纹学的专业教材。到1927年初内政部高等警察学校停办夏全印共培养弟子三百余人，除少数留校外，其余都波分派到各大城市警察机关担任痕迹师。

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也曾在警察学校中开设指纹学课，培养了一些痕迹师，到抗战爆发停止。由于抗战期问的动荡形势，痕迹师流失现象比较普遍。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忙于“劫收”，以及之后发动内战，到济南解放时的1948年9月，全国的痕迹师还是非常紧缺。当时的济南公安系统，市局和十一个分局全部的痕迹师也不过三位，一分局痕迹师老朱就是其中的一个。老朱为人高调，干的是精细活儿，性格却比较暴躁。他是纯粹的技术人员，没参加任何党派，又是奇货，所以见谁都不买账，在旧政权是这样，到了新政权还是如此。现在，他被老于头儿拦了一拦，不由大恼，见了刘苍坤便大发雷霆，让简连芒给劝住了。不过，老朱的本领牢靠，工作也有热情，很快就提取到了七枚指纹。

老朱离开后，刘苍坤问接下来该干什么，简连芒问是不是可以了解一下被窃的是什么档案。刘苍坤说这里的档案是原国民党社会局留下的，包括抗战胜利时接收的日伪社会局档案，算不上机密材料。不过，档案总目录被我拿到军管会我的办公室去了，得麻烦您稍等，我去附近打电话让人送来。

前面说过，这时刘苍坤已经有了三个可以使唤的助手，于是就打电话把那二男一女统统叫过来相帮核对。核查的结果是，被窃的档案是济南市自民国以来的工商档案中的一部分，一共二十六本，都是民国前期的老档案。刘苍坤觉得有点儿纳闷，说小偷把这些旧档案盗去千什么用啊？简连芒分析，工商旧档案的作用，应该是处理遗产诉讼时作为证据，也可以作为合伙人划分产权用的依据，这是一个用项。如果案犯的作案动机不是为了这个用项的话，那可能就是把档案作为废纸偷去卖点儿小钱。

刘苍坤说：“老简同志，我于侦查案件是外行，说不出什么道道，这个案子就拜托您了，需要我这边配合的，您吭声就是。”

简连芒回到一分局，想向刑侦队领导汇报“濮庐”档案失窃和勘查的情况，领导参加分局局务会议去了，他寻思反正也是等着，就找了个僻静角落抽了两支香烟，默默地把案情梳理了一遍。

这个案子看似简单，就是失窃了二十六本档案，但是，由于昨天白天有人趁门卫老于头儿打盹儿潜入“濮庐”，把档案库房门全部撬开，当晚就发生了失窃案，这案子就似乎不那么简单了。失窃的档案是民国前期工商档案的一部分，难道是有人为打官司拆分商号产权或者什么祖传秘方所有权（用现在的说法就是知识产权）之类刻意所为？不过转念一想，又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如果是为诉讼取证，那是可以请法院出面的，也可以请律师代劳，不必冒险作下这样的案子。要是这一点可以排除，那么小偷顺走那二十六本档案的目的，无非就是当废品卖了换点儿小钱。可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何必白天先把档案库房的门锁破坏，到晚上才下手呢？他完全可以晚上直接爬墙而入，撬锁、偷窃合并进行，那不是更省事？况且，这里面还有门卫老于头儿莫名其妙打盹儿一节，那又作何解释？

正左思右想，刑侦队黄雄岭队长散会了，简连芒赶紧迎上前去。黄队长是老八路，干过三年武工队，于刑事侦查工作属于半路出家，具有那个年代文化程度不高的革命军人所特有的共性，用许世友的话来说，叫作“什么叫战术，打进去就是战术”，引申到眼下的刑侦工作上，就是遇到琢磨不透的干脆不去考虑，改从怎样把案子破了的思路上去琢磨，只要破案就成！当下，黄队长听了汇报，说老简你不用想那么多，先找条走得通的路去走就是，不就几本旧档案吗，不要有思想负担。

简连芒就按照黄队长的指示，把先前琢磨不透的那部分搁置起来，光去考虑那两个作案动机中哪一个调查起来简便些，结合他在国民党警察局当刑警时善于与社会最底层——乞丐，扛包工、清洁工，小摊贩等打交道收集线索的特长，决定先着手调查后一种可能，即小偷小摸作案。

当天下午，简连芒骑了辆破自行车转悠了几个行乞兼有顺手牵羊行为的混混儿聚集点，这些人中颇有与其相识者，他装作正好路过，下车跟他们闲聊，故意把话题往废纸方面引，却皆无收获。

当年的废纸慨念跟如今有些不同，现在的所谓废纸，包括旧报纸、办公室用过的纸张、广告彩页、海报招贴、废弃的学生作业本等等，作为垃圾丢进垃圾箱的居多，只有较大数量的才可能唤来收破烂的收购。废品收集方统一回收后，唯一的用项就是化成纸浆作为造纸原料，称为再生纸。而六十多年前的所谓废纸利用的范围比现在要广：花花绿绿的广告、海报，可以代替墙纸用作家庭装饰，玩具作坊还将其作为制作儿童玩具的原材料；旧报纸，办公废纸和作业本，主要用于出售花生、瓜子，点心等店摊的包装纸，水果店摊通常也用旧报纸糊制纸袋给顾客盛放水果。那时社会上还没有“食品污染”的慨念，街头常见白领阶层也用裁成小片的此类纸张托着食品边走边吃。那么，什么样的纸才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废纸呢？上述这些被利用过后丢弃的才是废纸，被“破烂王”收去送到造纸作坊化纸浆。

之所以要作上述交代，因为这跟老刑警简连芒次日发现的线索有关。

 

三、小偷章老二

3月12日，老简晨起溜达一圈，去茶馆喝茶吃早餐，出了茶馆就直接去分局上班。走过前面第二个街口时，迎面来了一个衣衫褴褛的壮汉，挑着一对竹筐，前后两个都装得满满的。里面是啥呢？旧报纸。按说，“濮庐”库房失窃的是档案，眼前那汉子挑的是旧报纸，绝对不是被窃的赃物，寻常人甚至包括一般的警察在内，通常都不会产生联想。可简连芒不然，他是干了三十年刑侦活儿的老刑警，见多识广，头脑里已经形成了职业性的思维惯性，当下便下意识驻步，站在拐角处看着那汉子的背影，稍一沉思，随即转身尾随。

汉子往前行至铜锣巷，穿巷而过，简连芒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跟着。铜锣巷不到百米，往外是一大片空地，杂草丛生，后来渐渐被外地进入省城的无业游民作为居住地占据，到济南解放时，已是一片破破烂烂的棚户区，住户不是乞丐就是像眼前这个汉子一类的拾荒者。那汉子在一片水洼前的空地上放下担子，身后是一间半以泥巴为墙，破芦席、零碎军用油布和干草作顶的低矮小屋。

简连芒与对方相距二十来米，驻步一株大树下，想看看对方竹篮里的旧报纸下面是否装着被窃的档案。对方却并不动手，而是从怀里掏出两个烧饼招呼屋里的妻儿出来吃。这时，背后有人叫了声“简老总”，回头一看，是他当旧刑警时的一个耳目。

那是个三十岁的乞丐，姓忻，老简发展他当耳目时还是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多年来替老简打探到不少有用的信息。这时他已经和一个女乞丐成家，也住在铜锣巷这边。简连芒赶紧纠正对方对自己的称谓，说如今解放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是倡导穷苦人翻身当家作主的，警察局已经改称公安局，所以不能像旧社会时称什么“老总”了，应该称“同志”，像你我这样的熟人呢，互称“老简”、“小忻”就可以了。小忻告诉老简说，托人民政府的福，他已经找到了一份工作，在火车站扛包，媳妇也不再要饭了，经铁路局工会介绍，在一个铁路工程师家做了女佣。接着，他热情邀请老简去他那破家坐坐。见简连芒脸有难色，马上反应过来，四下扫溜几眼，压低了声音问：“您老是否来调查什么线索的？需要我效劳吗？”

简连芒心里一动，下巴朝那汉子方向一努：”这人是什么来路？”

小忻说那是个河南人，姓关，人都唤他关二狗，前年春上过来的，以收破烂为生。这人很勤快，也会折腾，一年下来就攒了些钱，把家小都接过来了。这时，那汉子把竹筐里的旧报纸倒出来了，简连芒一看底下并未藏着档案，心里有些失望，转念寻思，既然来了，何不让小忻介绍跟对方认识，请其相帮留心失窃档案的线索。于是跟小忻一说，小忻自无二话。

两人走过去，关二狗正数着旧报纸，每五十张一摞放在一旁。听小忻说了简连芒的身份，连忙站起来冲老简点头致礼。简连芒跟他才聊了几句，竟意外发现了线索------这些旧报纸，是他跟提炉桥畔的“破烂王”金老三换的，而用来交换的东西，就是“濮庐”失窃的那二十六本档案！

昨天午后，关二狗挑着两个空箩筐在东箭道街边收破烂，披一条小巷子里出来的一个二十来岁的男子唤住，说他家里有些旧纸要卖。关二狗跟进巷子到了对方家门口，那男子从里面拿出一个沉甸甸的麻袋，底部沾着的泥巴还没干——关二狗之所以留意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担心对方把这口装着旧纸的麻袋放在露天，昨晚下过雨，只怕里面的旧纸都给淋湿了，那他收下后就得晒干了再去卖给“破烂王”。况且，称重量时也容易为打多少折扣而跟人家发生纠纷。不过，打开麻袋一看，里面那二十六本“旧纸”却是干的。关二狗的杆秤最多能称三十市斤，这些“旧纸”称了两次，一共是五十二斤。那人主动提出算五十斤，按三百元（此系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比率为一万比一。下同）一斤算，付给对方一万五千元。

关二狗收购废品后，再加价转卖给“破烂王”。“破烂王”就是专门集中收购废品的私人，他开的店铺没有字号，也无须申办工商执照。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店铺被政府集中经营，称为“废品收购站”。一般像关二狗这类收破烂的，都有一个固定的上家“破烂王”，关二狗的上家就是提炉桥畔的金老三。他从那男子处收得“旧纸”后，径直挑往金老三处。金老三给的价是每斤四百元，应该支付关二狗两万零八百元。不过，金老三的老婆刚生病住院，手头没有现钱，要求欠一欠，三天后归还。关二狗答应了，但要求对方提供四十斤旧报纸，钱款三天后结账时扣除。这旧报纸是他答应卖给“鸿元昌”炒货铺的，这几天人家催得紧，他原本就是想来跟金老三商量以收购价每斤二百元买进的。金老三也是一口答应，让他今天上午去取，所以关二狗一早就赶去了。

简连芒听关二狗说完，便让他带路去东箭道街找那个卖给他“旧纸”的主儿。两人找上门时，那男子正好出门，被堵个正着。老简亮明身份，将其提溜到一分局。

讯问下来，那主儿名叫章天祥，家里排行第二，人都唤他“章老二”，无业。原先他家境还不错，家里是开布店的，三年前失火破产，其父急病而殁，老妈卧床不起，家境立马败落。章天祥读到初中一年级辍学，就在自家的布店里做学徒。三年前布店失火时他已满师，却就此失业。曾去应聘过布店以及其他工作，却是高不成低不就，全家生话就靠一个已经成家的哥哥在机器厂打工的收入支撑。半年前哥哥结婚了，嫂子看不惯这个游手好闲的小叔子，整天闲言碎语，章天祥被迫去寻工作。但济南解放伊始，经济萧条，不少有钱人逃离，工厂店铺只有关闭的没有新开的，哪有工作给他做？他就只好临时做些零星活儿，挣点儿小钱聊胜于无。

前天上午，章天祥踩着一辆除了车铃不响其他地方哪儿都响的自行车外出找工作，经过“濮庐”时，掉链子了，不得已停下修理，正好看见刘苍坤唤醒打盹儿的门卫老干头儿一幕。当时他并未在意，等到装上链子准备离开时，看见老于头儿失魂落魄地从里面出来，嘴里嘟哝着什么。这时，章天祥的烟瘾上来了，掏出香烟，一模口袋却没带火柴，就去向老于头儿借火，听见刘苍坤正跟老于头儿说库房门锁破撬坏的事儿。他知道“濮庐”，也知道抗战胜利后此处被国民党政府作为仓库，就是不知道仓库里存放着什么东西。济南解放这半年里，章天祥多次从“濮庐”门前路过，每次看到的景况与以前无异，门卫还是老于头儿，还是那副气派犹在，却因年久失修颇显败象的门脸，便寻思着这个仓库里存放的多半还是济南解放前的东西。什么东西？章天祥想当然地认为仓库里存放的必是物资，至于是军需物资还是民用物资，那就没法儿猜测了。

要说这小伙子的本质并不坏，尽管他在别人眼里属于不务正业好吃懒馓的主儿，但之前从来没有顺过别人的任何东西。因此，当时他也就是下意识地对“濮庐”库房内存放着什么物资稍作猜测，借火点了香烟就离开了。当晚，章天样被浙渐沥沥的雨声搅醒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开着电车，忽然开到了“濮庐”，鬼使神差似的就停在那儿了，寻思库房门锁被橇坏，料想当天无法修复，何不溜去看看里面装着什么东西，好歹顺点儿回来换几个零花钱。这个念头一旦出现，就像往白衬衫上洒了一滴墨水，再也抹不掉了。于是，章天祥冒雨骑车前往“濮庐”。

可以想象章天祥爬墙而入进入库房，发现里面存放的“物资”竟是档案后的那份沮丧。他原本已经准备空手离去了，但走到围墙前时想来想去觉得不甘心，于是重返库房。虽然平生第一回做贼，并不知道道上“贼不走空”的行动准则，但贪婪的本性还是使他找了截绳子，取了二十六本档案捆扎结实，爬上围墙吊拉到墙头后扔到外面，用自行车载回了家。

以上，就是章天祥潜入“濮庐”，盗窃二十六本档案的经过。简连芒听后，寻思如果真的像章天祥说的那样，就意味着撬锁的和偷档案的并不是同一个案犯。那么，真实情况究竟是不是如其所言呢？于是，老刑警就问对方3月10日上午的详细活动情况，诸如什么时间在哪里、在干什么以及有什么人可以证明，又让章天祥按下指纹、脱下鞋子，直接送往痕迹师老朱那里做技术鉴定，人则先押在分局留置室再说。

章天样的运气似乎还可以，刘苍坤和老于头儿都可以证明他现身的时间点，不过，这还无法证明在老于头儿打盹儿那段时间里他的行踪，就不能排除他之前潜入“濮庐”撬坏了门锁，然后躲在外面待老于头儿醒后，再现身以表明自己与撬锁无涉的可能性。章天祥交代说，他在去“濮庐”之前，先去了一个朋友家，托对方为其留心介绍工作。对方家里正好拆房子，临时缺人手，请他搭手相帮了两个多小时，他离开朋友家时是九点左右。老简随即去向那位朋友调查，证明章天祥说的是实话。简连芒又骑着自行车前往“濮庐”，途中时间在二十分钟左右，而那天老于头儿被刘苍坤唤醒时是九点不到。这样，章天样总算被排除了撬锁的嫌疑。

老简回到一分局时，老朱那里的技术鉴定报告也出来了：送检物与“濮庐”现场的指纹、脚印相符。

至此，可以认定潜入“濮庐”作案的那个小偷确是章天祥。但简连芒的调查尚未结束，他还需要弄清楚章天祥的作案目的是否真如其所供述的那样。于是，就去访问了章家以及邻居，了解下来，证实章天祥所言不谬。

3月12日晚，简连芒加班完成了关于“濮庐”档案失窃情况的调查报告（因未曾立案，所以不称案件），连同追回的那二十六本档案一起交给刑侦队领导。老简在调查报告中说，尽管小偷已经抓获，其所交代的作案经过与现场勘查所获取的证据相符，失窃的旧档案也已追回，但是，他仍觉得其中有不能解释的疑问。老简所说的疑问，就是3月10日上午“濮庐”门卫老于头儿莫名其妙地白日打盹儿，与此同时库房门锁全部被撬坏。根据对章天祥的讯问和相关的调查，其在3月10日晚潜入“濮庐”行窃之举纯属临时起意，跟白天库房门锁撬坏并无关系。那么，是谁在3月10日上午干了此事呢？他又是出于何种目的？

黄队长这几天忙得不可开交，因为本区近日连续发生凶杀，抢劫、强奸等恶性案件，这三个昼夜他合眼迷糊的时间加起来不到十二小时，眼睛熬得血丝密布。大案频发，警力自然紧缺，“濮庐”失窃的事儿，如果不是市军管会下属部门报的案，肯定不会引起重视，派不出人就先搁一搁再说，不就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旧档案吗？

简连芒提着两捆档案走进黄队长办公室时，对方正在接听电话，只朝老简瞥了一眼，打个手势示意先别走。老简还以为领导要当面问问调查情况，便把档案放在角落里，那份调查报告则呈送黄队长桌上。哪知，黄队长放下话筒说：“‘濮庐’那活儿你完成啦，很好！大钟那里侦办甜水巷凶杀案正缺人，你立刻过去帮忙。”

简连芒指着呈送的那儿页纸正要开口，电话铃又响了，黄队长抓起听筒说了声“喂”后便挥手示意老简离开。简连芒寻思可能是保密的事儿，便赶紧退出，向第三组组长大钟报到去了。

可想而知，忙到这份儿上的刑侦队长，肯定不会去看那份报告的。他只是往市军管会打电话说“濮庐”失窃的档案已经追回，有空就派人来取，然后，就把这件事丢到脑后去了。

这时，受命整理“濮庐”旧档案的刘苍坤已经带着三个部下入住“濮庐”，开始着手干活儿。他们吃住都在“濮庐”，向后勤科领出了伙食费自己开伙。至于喝水，门卫老干头儿可以供应的，老于头儿还从家里拿来了一个竹壳热水瓶，以便刘苍坤四人随时可以喝上热水。

军管会接到一分局刑侦队的电话后，因为考虑到"濮庐"无电话而这事又不着急，所以当天下午刘苍坤去军管会领办公用品时才被告知失窃的档案已经追回，

让他们明天上班时先去一分局领取档案。刘苍坤离开时，又看到大门内贴出的一纸通知：明天上午九点全体同志在食堂听取传达上级文件。如此，刘苍坤就决定明天午饭在军管会这边吃，午后去公安局领失窃的档案，然后再去“濮庐”上班。

谁也不曾想到，就是次日上午，“濮庐”竟然再次发生了情况！

 

四、再次遭窃

3月l4日上午，刘苍坤四人离开“濮庐”后，老于头儿还是像往常那样，烧了开水，打扫整理了刘干事他们的办公室，然后，回到门卫室待着。

大约九点左右，门口来了一个男子，约摸二十五六岁，骑着一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身穿藏青色卡其中山装，外罩一件旧的黑色风衣，头戴鸭舌帽，看模样是当时社会上经常看到的旧政权文职人员，是否被新政权留用说不准。这天没出太阳，还刮着冷风，颇有些寒意，所以老于头儿是把靠马路一侧的窗子关上了的。该男子把自行车停在门口，走到门卫室窗外轻轻叩窗，老于头儿便开了窗户问有什么事儿。那人说他的自行车出了点儿小毛病，没法儿骑了，问是否有扳手，借给他用一下。老干头儿说扳手没有，只有一把老虎钳，还有一把螺丝刀，您要的话可以借用。对方一迭声道埘，递上一支香烟，拿了工具就在门口动手修理了。

老于头儿一个人在门卫室待着正觉得闷，再说屋里生着炉子，也该打开门窗通通风，于是就开了门窗，走到大门口抽着烟看那男子修自行车。那年头，济南马路上自行车还不多，摩托车更是凤毛麟角，老于头儿不但不会骑自行车，而且对眼前这人竟然有自己动手修理自行车的技能怀有敬佩之意。见对方把自行车翻过来轮子朝上摆放稳当，三两下一番折腾，轻轻松松把前轮胎给卸下来了，老于头儿不禁惊问：“您把轮子拆下来了，还能装上去吗？”

“能拆自然能装，您老没看路边修车摊的师傅就是这样弄的嘛！”对方一边说，一边掏出香烟，里面还有小半包，干脆全部递给老于头儿。老于头儿收了香烟，对此人大有好感，跟他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还去屋里端了一碗开水请他喝。

那人折腾了好一会儿，老于头儿当然看不懂修了啥。最后，对方把拆下的轮胎装了上去，转动了几下，说行了。把自行车翻过来，推了推，对老干头儿道声“谢谢”，上车走了。老于头儿看着对方渐行渐远的背影，突然觉得似乎什么地方不对劲。可是，看看手里对方还回的老虎钳，螺丝刀，寻思着人家借的东西归还了，喝水的那个碗也放在窗台上了，脚根本没进大门一步，还给了自己小半包香烟，有什么不对劲的？

不过，老于头儿的脑子还很好使，一转眼就找出了不对劲的源头——这人的那张长瓜脸似乎在哪里见到过，有点儿眼熟。于是，就站在门口背着手琢磨，终于想起来了，先前垃圾车经过（旧时有专人推着垃圾车让住家、店铺倾倒垃圾的惯例），老于头儿出去倒垃圾的时候，看见这人站在马路对面抽烟，像是在等人。刘干事他们出门后，老干头儿去关大门时，那人已经不在了。想到这里，老于头儿便穿过马路，到那人站立的位置查看，只见地下丢着六七个烟蒂，捡起一个，上面赫然印着“大前门”图标——与那个修车人慷慨相赠的小半包香烟一个牌子。老于头儿终于醒悟：这人是特地守候在“濮庐”门口的，十有八九是盯着刘干事几个是否出门。

想到这儿，老于头儿暗道“不好”，返身急穿马路便朝“濮庐”里面跑——别是又有窃贼光顾过了？！

刘苍坤四人来“濮庐”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头天被人撬坏的库房门锁拆下来送往街头修锁摊上修理。这个主意是军管会那个长着一副山羊胡子的老财务“老黄”出的。此公本姓张，大伙儿之所以要给他改换姓氏，是因为他在财务开支方面堪称铁算盘，一分钱经其一算没准儿也能掰两半儿花，有人戏言他跟《白毛女》中的反派黄世仁有一比，故有“老黄”之称。“老黄”出这主意是为了省钱，刘苍坤一想这样也好，如果新购锁具，那二三十把都得他们自己动手安装。而请锁匠修理，人家是上门服务。

当下，老于头儿奔到“濮庐”里面逐间查看，来到编号为第八号的那个房间门前，不禁一个激灵：门锁已经撬坏，门半掩半闭！

老于头儿定定神，经过之前被盗二十六本档案之事，他已经知道，如若发生案件，要注意保护现场，以便警察前来勘查，所以他没敢进入库房，只是站在门口往里看了看，发现里面进门右侧那个木架子上原本整整齐齐的档案已经给翻乱了，一部分档案乱七八槽散落在地板上。这使他颇有些纳闷儿：窃贼偷档案，那就像上次那样一本本拿走就是了嘛，还要翻腾，这是干吗呢？

返回大门口，老于头儿想找个靠得住的人往军管会打电话报告。“濮庐”这边属于冷僻地段，大白天虽有路人经过，但不多，而且都是一看就不会打电话的粗汉。半晌，终于看见一个高中学生模样的男青年远远走来，正要招呼，忽然听见一阵引擎声，一辆小吉普疾驶而来，往他面前戛然停住，把他吓了一跳。惊魂未定时，从车上跳下一个人来——正是刘苍坤。

刘苍坤不是在市军管会听传达上级文件吗，这当儿怎么突然来了呢，而且是坐了吉普车过来的？这就要从济南市公安局打给军管会秘书科（相当于后来的办公室）的一个电话说起了。

半小时前，市军管会值班秘书接到市公安局的一个电话，说据他们对被捕的国民党“保密局”潜伏特务司马云飞的讯问，得知“保密局”有一份重要密件藏匿于“濮庐”保存的旧档案中，要求军管会立刻通知管理“濮庐”档案库房的同志，中午前市局将派员前往查取。值班秘书立即通知正在听传达文件的刘苍坤的顶头上司老张，老张是个办事非常认真的人，生怕刘苍坤来不及赶回去误了公安局的事儿，就给他联系了一辆小吉普送其过去。

刘苍坤下车后的第一句话就是问老于头儿：“有人来过吗？”

老于头儿回答：“有啊，又……”

刘苍坤打断他：“是市公安局的同志？”

老于头儿一边摇头一边说：“刘干事啊，又出事啦……”

刘苍坤拔腿就往里面去，一看第八号库房里的景况，便知大事不好。他强迫自己定定神，心里暗暗祈祷，但愿窃贼没找到公安局电话里所说的那份重要密件。

刘苍坤已经被“濮庐”接二连三遭不速之客光顾吓怕了，不敢离开库房，担心对方去而复归再次下手，寻思得自己守在这里。

于是，就让老于头儿赶紧去外面找个电话机给市公安局打电话报告。

一会儿，刚才送刘苍坤过来的那辆小吉普再次疾驶而至，第一个跳下车的就是刘苍坤的直接领导老张，他接到电话后自是大吃一惊，要了吉普先去市局，停在人家大门口也不进去，直接在门卫室往里面打电话说了此事，市局随即指派两名侦查员随车前往“濮庐”。

市局派来的两名侦查员，一个叫冯增良，另一个叫赵史图，都是从解放区过来的具有一定刑事侦查实践的公安人员。先前给军管会秘书科打电话的那位就是冯增良，他和赵史图两人负责承办国民党“保密局”潜伏特务司马云飞一案。

司马云飞的公开身份是旅馆老板，这人比较善于伪装，跟四面八方的关系都搞得很融洽，历史也貌似清白，如果不是北平市（当时新中国尚未成立，仍沿用民国时的称谓）公安局破获的一起特务案中有材料牵连到池，估计一时还不会暴露。北平的材料是昨天上午寄达的，上有表示重要机密”的标记，按照规定，这种保密等级的密件只有接收方的局长本人才可拆阅。济南市公安局长李士英拆阅后，立即指令政保科派员抓捕司马云飞。

冯增良、赵史图两人化装前往司马云飞开的旅馆，得知司马云飞去乡下走亲戚了，要到晚上才回来。于是，昨晚十点在旅馆将其速捕。连夜讯问，那司马云飞自以为隐藏得好好的，想来想去自己没有暴露的可能性，哪肯承认自己是潜伏特务？一番交锋，直到午夜时分，派去司马云飞住所执行搜查使命的另一组侦查员拿来了搜查到的左轮手枪、密写药水等罪证，司马云飞的气焰才被压了下去。

接下来，司马云飞祭出了沉默法宝，冯增良、赵史图只好跟他磨嘴皮予、宣讲政策，中间还和他一起吃了肉丝汤面夜宵。可任凭他们说什么，司马云飞就是不开口。直到下半夜，公安局派人接来了其年老的父母进行亲情攻势，方才打开了缺口。司马云飞倒也爽快，一旦决定投降，交代得就很彻底。交代完自己的事儿，还提供了一些他所知道的其他情况，其中包括“保密局”济南站密藏干“濮庐”档案库房内的一份密件。

这份密件是“保密局”济南站1947年、1948年两个年度的财务原始票据及账目。国民党“保密局”的前身是“军统”，“军统”的前身是复兴社特务处，由戴笠干1932年一手创办。根据戴笠的规定，不管局本部机关还是外派单位（济南站系外派单位），都必须设会计，一些区级（即“军统”局××区）的外派单位，还须设总会计。特务工作的开支内容复杂，许多项目是没有发票的，戴笠为防下属趁机贪污，故严令必须要有原始票据。有发票的保留发票，那些没有发票的开支，要求必须有签字——谁批准的、谁经手发放的、谁领取的，都须一一列明。直到抗战中期由“军统”大特务陈恭澍担任“军统”上海区区长时，所有票据上的姓名都还是真名，租借作为据点的房屋都附有原始契约——那上面自然有真实地址。

后来“军统”上海区被日本宪兵队和汪伪“七十六号”联手破获，日伪将查获到的“军统”特务全部登报公布。即便如此，簸笠还是坚持他的这一规定，只不过稍加改进，把住址，姓名用符号，化名代替。“军统”的财务人员名义上也是特工，当然，他们并未接受过特工训练，只知道埋头理账，让他们折腾符号、化名，那真是难为他们了。因此，另有一本账册，上面写的是符号、化名的对照内容，相当于一本密码。1946年3月17日，戴笠飞机失事殒命后，“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由郑介民、毛人凤执掌，还是沿袭这种做法。

司马云飞交代的藏匿于“濮庐”的那份密件，就是“保密局”济南站的一份账册。中共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是出乎国民党意料的一个大动作。济南的国民党守军有十余万兵力，而且在距济南三百公里的徐州还驻有十七万国民党军队。以蒋介石的盘算，中共军队如果攻打济南，只要出动徐州的军队，一两天即可抵达，况且还有空中支援，正好可以与中共进行一场“徐济会战”，必将重创中共军队。当时国民党国防部的内部文件就是这样传达的，因此，“保密局”济南站根本就没把华野攻城特别当回事，更没想到如何处理机密文件。不料，中共军队围城打援，在出动十四万大军攻打济南的同时，另组织十八万兵力专门负责阻击徐州驰援的敌军。济南敌军孤军作战，八天后兵败城破。“保密局”济南站作鸟兽散前，烧毁大量文件档案，但却不敢违抗禁令毁掉财务档案，遂将这部分档案分散藏匿于几处，其中类同于密码本的那份，匆忙之中就藏匿于“濮庐”的旧档案中。

这份重要材料如果被我方获取，将对肃清潜伏敌特起到重要作用。可令人遗憾的是，这份密件已在一个多小时前被敌特分子窃走了！

 

五、专案侦查

情况迅速上报，济南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下令，立刻组织专案组侦查该案，要求迅速查获盗窃密件的敌特分子，追回密件。

当天，济南市公安局指定冯增良牵头负责组建了专案侦查组。专案组成员共有四人，冯增良任组长，三名组员是赵史图和一分局侦查员何野冈、简连芒。用现在的眼光看，以区区四人侦查这等分量的一个案子，阵容明显有些单薄，但当时的警力紧缺，也只能这样凑合着干了。

下午，专案组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冯增良介绍了上午他和赵史图以及一分局痕迹师老朱对“濮庐”现场的勘查情况——

冯、赵赶到“濮庐”，先听门卫老于头儿说了上午有人向他借工具在“濮庐”大门口修理自行车的情况，初步断定那个戴鸭舌帽的修车人跟潜入库房行窃的案犯是同伙。其使命是借修车为名绊住老于头儿，使其无法去库房巡查。老于头儿报告上述情况时，刘苍坤也在场。老于头儿说完上述情况，刘苍坤请他顺便把3月10日库房的门锁统统披人撬坏的事儿也说了一下。

冯增良、赵史图和老朱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发现案犯是从后面围墙攀爬进入“濮庐”的，然后径直前往八号库房，撬坏了已修复的门锁入内行窃。从库房内的档案被翻得乱七八槽来判断，案犯仅仅知道那份密件藏匿于该库房的某个架子上，但并不知晓具体藏在哪个位置。围墙内外和库房门外都未发现案犯的脚印，不过，在被窃库房内的地板上以及被翻腾的旧档案上提取到了案犯的足迹和指纹。另外，在那个“鸭舌帽”给老于头儿的那小半包“大前门”香烟的包装纸上，也提取到了两枚指纹，而且，因为修车的缘故，“鸭舌帽”的手上沾了机油，所以这两枚指纹非常清晰。

然后，专案组开始分析，“濮庐”库房是否真的藏匿了那样一份密件？从法律上来说，司马云飞的交代其实属于检举，因为所谓藏匿密件的行为并非他本人所为，以“保密局”的工作纪律，这种重大机密也不应当被其所知。可是，司马云飞却知晓了这一秘密，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司马云飞的姐夫古震城系“保密局”济南站第二交通组组长，济南解放当天，古震城化装逃遁，涉案密件是古在一天前的夜间奉命从“保密局”济南站会计王锦清那里取出，然后直接送到“濮庐”，交给了济南站书记（“保密局”沿袭“军统”的组织编制，外勤单位的书记系辅佐站长工作的副手，相当干副站长）姜青钟。古震城和姜青钟是同一期特训班的同学，还是结拜兄弟，古比姜大五岁，故私下里姜是唤其大哥的。

按照“保密局”的工作纪律，交通员是不能知晓所传递的信函内容的，即使是一个折叠成梅花形状的便条，也只能传递，不得打开看一眼。古震城本应在把密件送达后转身就走，可是，这对哥们儿听着城外华野大军攻城部队的枪炮声，都有一种末日将至的预感，到这当儿，副站长姜青钟早已把纪律丢到脑后了。他让古震城别急着离开，说今晚之后我们是否还能见面谁也不知道，希望我们都能活着离开济南，万一谁有不测，他的家属就由另一位照料。

两人说着，都十分伤感，姜青钟让卫士去他的车里取酒，说要和古震城喝一杯离别酒。这时，姜的助手小柳进来了，姜随手把密件递给他，吩咐把它放好。片刻，小柳返回姜、古所在的屋垦，把一张纸递给上司后又出去忙什么去了。姜青钟把纸放在一旁，拿起酒瓶往两个杯子里斟酒，说大哥，我们干了这杯，但愿不久就能见面。这时，古震城无意间朝那张纸瞥了一眼，看到上面写着那份密件存放的库房号码和位置：“捌号，进门右侧木架第三层第二沓底下”。

古震城当时并没在意，但当交通员的记性特好，这一瞥就再也忘不了了。离开“濮庐”后，他去司马云飞家接老婆。当时他的全家都躲在司马云飞处，天亮后就要逃离，所以尽管深更半夜，却谁也没睡，两家人围坐一处喝送行酒时，古震城把先前一幕告诉了司马云飞。次日，城破，古震城、姜青钟趁乱分别逃离，出城后就和家人走散，古震城披挤进河里溺死，姜青钟被捕，在押解途中逃跑未遂被击毙。

司马云飞对上述情况的交代应该是可信的，而现在发生的“濮庐”库房窃案跟其交代的内容可以相互印证。侦查员们估计，姜青钟的助手小柳在经过一番周折逃到南京后，到“保密局”述职时，说出了密件藏匿的情况。专案组之所以认为小柳是“经过一番周折后”才抵达南京，是因为如果他早就到南京了，那么“保密局”也早就指派特务来济南窃取密件了。而且，可以肯定小柳的记忆出了问题，也许因为逃亡路上过于紧张，精神受到过分刺激，所以只记得密件藏匿于“濮庐”库房，具体藏在哪个房间的什么位置却忘记了。这从3月10日库房门锁全部被橇一节可以得到印证——受指派潜入“濮庐”的案犯并不清楚密件藏匿征哪个库房，只好逐间打开寻找，这当然不着边际。今天的再次失窃，案犯准确无误地直奔第八库房，说明那个提供情况的小柳后来脑子清醒了，回忆起了藏匿密件的具体位置。

根据老于头儿在盗案发生的同时被那个“鸭舌帽”设计绊住的情况分析，案犯再次策划到“濮庐”行窃，起码应该始于两天前。他们在3月10日潜入“濮庐”失利后，很快就获得了密件确切的藏匿位置，可是，却因“濮庐”内已经进驻了军管会派出的刘苍坤等四人，他们不敢夜晚再次潜入，只好选择白天。当时大家普遍的印象都是“共产党会多”，案犯估计刘苍坤他们肯定会经常被军管会召去参加什么会议或者政治学习之类，因此派人（即“鸭舌帽”）在“濮庐”周围蹲守。今天上午，见刘苍坤四人离开了“濮庐”，就抓紧机会行动，成功窃取了那份密件。

那么，应该如何对本案进行调查呢？专案组经过研究，决定从最容易发现线索的老于头儿离奇打盹儿这一点上着手进行调查。大家分析，敌特分子可能在早餐中下了速效安眠药，致使老于头儿进入昏睡状态。于是，侦查员们马上行动，向老于头儿了解3月10日那天他自起床后的饮食情况。

不过相隔五天时间，老于头儿记性还不错，一五一十说得清清楚楚。他有喝茶的习惯，不过从来不喝隔夜水，每天大清早起来后必把上一夜喝剩的开水统统倒掉，从“濮庐”后院那口井里打了泉水烧开后沏茶。那天早晨起来一直到他不知不觉间开始打盹儿，除了外孙小虎来给他送早饭外，没第二个人来过，即使是小虎，也没进“濮庐”大门，跟往常一样，老于头儿是出门去接早餐的。前面说过，能每天早餐时要喝一小盅自泡的药洒，这天小虎送来的下酒菜是两块五香卤豆干，主食照例是两个油饼。

这就是说。3月10日那天，老于头儿从起床到打盹儿之间所进的饮食是茶水、药酒、豆腐干和油饼。如果之前专案组的分析准确的话，那么敌特分子下的安眠药只能在这几样中。泡茶的水是当天从水井打的，应该没有问题。药酒和茶叶之后几天一直在饮用，也无问题；看来有问题的应该是豆腐干或者油饼，这需要向老于头儿的老伴儿于婆婆调查了。

于婆婆告诉侦查员，五香卤豆干是她在3月9日烧制的，一共三十块，给两个出嫁后住在附近的女儿各送去十块，剩下的十块她和外孙小虎9日、10日吃了八块，还有两块是特地留给老头子下酒的。至于油饼，那是向“徐歪头”买的。

这就是说，五香豆干应该也没有问题。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只有一个——在那两个买来的油饼上。侦查员决定找“徐歪头”调查，先向派出所了解此人的情况。

派出所提供，“徐歪头”本名徐朝福，四十岁。此人的脑袋位置跟常人无异，之所以被人唤作“徐歪头”，是因为其父徐增寿是天生歪脑壳，徐朝福上小学时同学以其父的特征给他起了这个绰号，一直沿用至今。“徐歪头”继承父业，千的也是沿衡叫卖油饼的营生。抗战时，济南被日军侵占，“军统”设立济南站，需要秘密交通员，看中了“徐歪头”，派人对他进行了考察，得出结论曰：外表憨厚，内在精明，记性优良，其职业特别适合从事秘密交通工作。于是，就将其发展为“军统”济南站的地下交通员，列入正式编制，就是说在重庆“军统”总部人事处有备案并没立人事档案，每月发给薪饷二十四元。

考察“徐歪头”的那个“军统”特务颇有眼力，“徐歪头”果然是一块从事地下交通的好料子，加上运气好，从1938军6月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他完成了数百次的地下交通工作，竟然次次顺利。为此，抗战结束后受到了“军统”嘉奖，还去南京参加了表彰大会，受到戴笠的接见。不过，像“徐歪头”这样的料只能做做基层交通员，不适宜搞管理，所以他即使干到老死也还是一个交通员。次年春天，戴老板飞机失事殒命后，“军统”大量裁减特务，像“徐歪头”这样的当然是首当其冲。

“徐歪头”的以上经历，我方起初并未掌握，而这家伙在济南解放后也没按照军管会发布的通令前往公安局登记。两个多月前，一名被捕的特务在交代时提到了抗战时期他曾领导过“徐歪头”，而徐的职业住址均未变化，公安局就把“徐歪头”提溜去，讯问证实了这段历史。因未发现“徐歪头”之后跟“保密局”有联系，就网开一面释放了。

侦查员了解“徐歪头”的上述情况后，很自然地产生了联想，这主儿会不会在济南解放前夕被“保密局”看中，让其“归队”？这可不是主观臆想，这种情况在之前已经解放的城市破获的敌特案件中屡屡出现过。如果真是这样，那“徐歪头”在卖给于婆婆的油饼中做做手脚加点儿安眠药就是举手之劳了。组长冯增良当即决定连夜传唤“徐歪头”。

派出所民警带路，专案组一干侦查员亲往徐宅传唤，并对其住宅进行搜查。搜查的结果是，除了制作油饼的食材面粉、食油、黑白芝麻外，并未发现任何可能跟本案有关的东西。不过，侦查员并未失望，这主儿嫌疑很大，因为他一见到公安便衣登门，就露出惊慌的神色。试想，一个在日伪统治下为“军统”传递了七年之久秘密情报的老交通员，应该已经形成了那份职业性的定力，此刻心里若没有鬼，又何必惊慌呢？

“徐歪头”被带到专案组苏公地一分局，奇怪的是，侦查员一开口讯问，他之前的那种惊慌竟忽然消失了。他神色镇定地回答侦查员提出的一个个问题，说自己以卖油饼为生，还要养家糊口，所以每天都得劳作，晚上通常睡得很早，次日三四点钟就得起床，和面，做饼、油煎，然后趁热拿到外面去沿街叫卖。卖掉一批后，回来把已经做好的饼坯制作成油饼，再拿出去卖。一般情况下，他每天要制作三批，卖光回家已是上午九点多了。他制作的油饼有甜咸两种，甜的是圆形的，上面是白芝麻，咸的是长圆形的，上面是黑芝麻。至于他跟“军统”的关系，早在1946年夏天就结束了，当时通知他“光荣退业”，发给一笔退业费。之后，人家再也没跟他联系过。

因为没有证据，侦查员只好先把“徐歪头”留置，然后摸黑去了老于头儿家，找于婆婆详细询问她那天向“徐歪头”买油饼的情况。于婆婆说她是“徐歪头”的老客户。10日那天早晨买了三个，一个给外孙小虎，两个给老于头儿。小虎嘴馋，等不到给姥爷送去后回来再吃，是在去“濮庐”的路上吃掉的。向“徐歪头”买的时候，对方并无跟以往两样的举动，三个油饼递给她时也没说什么。

侦查员问小虎吃了那个油饼后有什么反应吗？于婆婆说没听说他有什么不舒服呀，那天他去上学，不知道在学校上课时打过盹儿没有。当时已是深夜，小虎已经睡了，但侦查员还是把小家伙唤醒，问下来，小虎说他上课没打盹儿。

据此分析，专案组认为“徐歪头”不具备涉案的可能，因为他不能确定三个油饼中哪两个是给老于头儿吃的，所以必须准备三个都下了药的油饼，可是小虎随机吃了一个并无反应。如果只准备两个掺药油饼，那他在把三个油饼递给于婆婆时就必须有个说法，使于婆婆在毫不起疑的前提下把那两个掺了药的油饼给老伴儿吃，‘徐歪头”显然做不到这一点。

那么，“徐歪头”先前为何一见侦查员登门就露出惊慌之色呢？原来，这老特务冷不丁见公安便衣夜晚登门，而且一下子来了四位，误以为是要跟他算当了七年“军统”特务的老账。

 

六、追查“鸭舌帽”

一干侦查员回到一分局驻地已是下半夜两点，去食堂要了几个冷馒头，吃了倒头便睡。因为大家心里惦着这案子，谁都睡不踏实，早晨六点多就醒了。组长冯增良一个人出去溜达片刻，让其余三位吃过早餐在办公室等他回来一起研究案情。

冯增良外出其实不是溜达，而是想跟“濮庐”门卫老于头儿唠唠。他寻思这个案子的调查可能还没到位，没准儿漏了点儿什么，而这漏掉的恰恰可能就是打开本案迷宫之门的钥匙。到了“濮庐”，冯增良跟老于头儿聊了会儿，果然有发现。

据老于头儿说。3月10日那天他吃的那两个油饼是长圆形的成饼，炸得不十分透，有些黏牙，上面的芝麻也没平时多，而且比较瘪。当时他就想，这“徐歪头”一向做老实生意，怎么解放了反倒变得滑头了？冯增良听着心里一动，便问老于头儿是否还记得油饼上面洒的是啥芝麻，黑的还是白的？老于头儿想了想，用不确定的语气说好像是白芝麻吧。

冯增良马上想起，“徐歪头”说过，他做的油饼凡是咸的都是黑芝麻的。这不对啊！难道那天老于头儿吃的油饼不是“徐歪头”做的，而是另有来源？如果这个设想准确的话，那么问题肯定出在小虎给姥爷送油饼的路上。冯增良当即决定去向小虎了解情况。

这天是3月l5日星期二，冯增良赶到学校时，小虎已经坐在教室里上课了。因为时间紧迫，冯增良请校长把孩子叫了出来。小虎的陈述证实了冯增良的猜测——

于家离“濮庐”大约三里，这个距离对于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来说有点儿远，单程要走二十分钟左右。在小虎看来，那天他的运气比较好，刚刚走出巷子，拐弯朝南走出没多远，后面一声铃响，—辆自行车在他身边停了下来，骑车的那个男子轻轻拍了一下小虎的头顶：“小虎，你去哪里啊？”小虎说去“濮庐”给姥爷送早饭。那人说：“正好顺路，叔叔带你过去吧！”于是，对方就把小虎手里提的装着两个油饼、两块卤豆干的竹编小篮接过来放在自行车前面的金属网兜里，网兜里还放着他自己的什么东西，他顺手取了一块糯米糖糕给小虎吃。

那个年代平民家的孩子难有这样的待遇，吃着糖糕乘坐自行车，和如今农民工的子女吃着德芙巧克力坐宝马兜风有一比，小虎的高兴自不待言。自行车行至离“濮庐”一箭之地的岔路口停下，那人让小虎下车，说他要拐弯了，说着把小竹篮从网兜里拿出来递给小虎。小虎走出几步，又被叫回去，那人掏出两颗水果糖给他，叮嘱说别跟你姥爷说是乘自行车来的。果然，小虎后来没跟姥爷提起这件事。

这个男子是谁？怎么会认识小虎呢？小虎告诉冯增良，他跟那个男子的相识，是源于对方在学校操场上教人骑自行车。

旧时的小学分初小（一至四年级）、高小（五、六年级）两个部分，有分开办学的，也有合办的，后者就称为“完全小学”。小虎所在的那所小学叫“秋思完全小学”，是一所公办的平民小学，具有当时普遍的简陋特色。就说操场吧，面积不小，还有两个，称为前操场和后操场。不过，这所学校是没有围墙的，教室、办公室是一排独立的平房，砖墙瓦顶，年久失修，下大雨时会漏，老师不得不让学生挤座位以避免雨水淋头。两个操场在这排平房的南北，前操场南侧、后操场北侧则是居民住户，两个操场的东西侧也有住家，所以，操场同时又是居民住家的进出通道。如果要说操场的土地产权，还真分不清是学校的还是居民的，抑或是共有的，不过平时双方都可使用。学校用来早操，上体育课，开全校大会和运动会，居民则除了作为进出通道，还用来晾晒衣服、被子，以及作为举办红白事儿时的餐饮场地，有时也会在操场上学骑自行车。

小虎毕竟是个十一岁的孩子，观察既不细致，表述也不到位，因此，冯增良便向校长了解情况。校长姓马，其家就在前操场南侧，对学校一应情况了如指掌。马校长介绍，到操场上来学骑自行车的情况隔三差五都有，小虎所说的那个男子，他也看见过几次。那是一个二十六七岁、戴鸭舌帽的男子——冯增良一听鸭舌帽，心里不禁一动：难道这主儿跟14日向老于头儿借工具佯装修车的是同一人？

校长说，3月10日前个把星期里，每天放学时分，这个戴鸭舌帽的男子都会带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妞来操场上学骑自行车。那妞有点儿胖，动作就不怎么敏捷，再加上缺乏灵性，学骑车旁人看着都觉得累。那年代的孩子普遍缺乏娱乐，无聊之下只好自找乐子，看那胖妞学骑车便成为他们的西洋景，一旦胖妞摔跤，一群男孩儿便鼓掌起哄。胖妞的那个“鸭舌帽”教练有时也会被她的笨拙搞得很恼火，再说他在后面扶着档包架跟着也比较吃力，因此每隔十来分钟就叫停，让胖妞休息，自己飞身上车做示范。为炫耀车技，他还邀请围观的学生坐车，后面书包架上坐一个，前面三角架上坐一个，带着他们在前后操场上绕圈子，有时兴起，还带他们去大街上兜风，反正那时的交警并不禁止自行车带人，警察自己也带的。

听了校长的介绍，冯增良再找小虎了解情况。孩子说那个叔叔特别喜欢他，每次来教胖姐姐骑车，带他坐车兜风的时间最长，同学们都很羡慕他。

离开秋思小学，冯增良去了管段派出所，打了个电话把赵史图、何野冈、简连芒三人召来，如此这般一说，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种可能——那个“鸭舌帽”的所谓教学自行车，显然是故意设置的一个套套，为的是跟小虎相识，其目的就是在孩子给姥爷送饭时用自行车“顺道”捎他去“濮庐”，途中趁机把小虎的油饼调包，换上下了药的。

弄清了这一问题，随之也就产生了调查方案，兵分两路：其一，赵史图和简连芒寻找“鸭舌帽”用来调换小虎油饼的货色来源，指望通过来源顺藤摸瓜找到其人，其二，冯增良、何野冈去秋思小学，发动全校师生提供“鸭舌帽”和那个学车胖妞的线索，如果师生中正好有人认识那二位或者其中之一，破案就大有希望了。

赵史图、简连芒变换了意见后，决定先去一分局看守所，向尚被留置着的“徐歪头”了解其同行中有哪位制作的产品是老于头儿吃的那种白芝麻的。“徐歪头”听侦查员说明来意，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这一行里，偷工减料的只有三区那不要脸的‘老疙瘩’。”

“老疙瘩”是半路出家做油饼买卖的，他原是粮业中介，因为惯于使诈，做坏了牌子，谁也不愿跟他沾边，迫干生计，就改行做油饼。这人很聪明，没多久就自学成才，制作出跟“徐歪头”之类的济南城里一流油饼制作者同样的产品，很快就得到了顾客的认可。不过，也正是过于聪明，“老疙瘩”渐渐就玩起了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的伎俩。他的手段玩得比较精明，让家人上街从其他油饼小贩那里购买若干个咸甜油饼，混在他自己的劣质产品里，使一部分顾客继续保持对他的商品的赞誉。不过，时间一长，这种手法终于被同行发觉，于是大家就相约找到门上，向“老疙瘩”发出严正警告，勒令他做的油饼上的芝麻必须跟其他同行的产品相反，咸饼是白芝麻，甜饼是黑芝麻，以供识别。如若违反，就砸了他的家当，从此不许他在这个行业里混！

赵史图、简连芒离开看守所，就去找“老疙瘩”。这人本名钱步家，是个四十来岁的胖子，侦查员一看到那张脸，脑子照就条件反射似的冒出“不法奸商”四字。“老疙瘩”对侦查员很热情，简连芒说了油饼特征，他马上承认老于头儿所说的白芝麻成饼确实出自其手，而且全城就他一家是这样制作的。他表示愿意积极配合调查，但他怎么也想不起3月10日那天买他油饼的顾客中是否有“鸭舌帽”那样的角色。侦查员正准备放弃，他忽然一拍脑门说：“哎，别是那主儿吧！”

“老疙瘩”所说的“那主儿”姓董，是个无业青年，不过日子过得比较滋润，因为他的老爸是开机修厂的，另外还参股两家贸易公司，有钱让董小开花。董小开独自住在南大街迎春胡同的一个小院里，“老疙瘩”去南大街叫卖油饼时，他隔三差五买，而且一买就是十来个，也不知是自己吃呢还是送给别人吃。“老疙瘩”记得董小开有几次是戴着一顶鸭舌帽出现在他面前的。

南大街迎春胡同是一条大巷子，住着数百人，“老疙瘩”每次到这里叫卖，只要在胡同门停下担子，总会有顾客出来买油饼。记得3月10日那天顾客特别多，一两分钟里就来了十几个，争相购买。“老疙瘩”只顾应付，不曾留意董小开是否在内，不过眼前似有戴鸭舌帽的人晃动过。侦查员询问“老疙瘩”去迎春胡同叫卖的时间，对方所说的倒是比那个教学自行车的“鸭舌帽”跟小虎相遇的时间早些，说明他是来得及买了油饼后赶到于家那里等侯小虎的。再问是否看到过董小开骑自行车，“老疙瘩”连连点头说是有—辆旧自行车，曾有几次在大街上遇见过，有时骑得慢，还跟他点头打招呼呢。

接着，侦查员直奔南大街派出所。管段内的保甲长正好在派出所开会，侦查员便向迎春胡同的彭甲长打听董小开其人。彭甲长说确实有这样一个小伙子，名叫董新道，初中毕业后无业，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不想工作。董家有钱，董新道花老子的钱钞不心痛，而且是挥霍无度。小伙子喜欢结交朋友，男男女女三教九流都有。侦查员问到自行车，彭甲长说董新道确实有一辆六七成新的自行车，前几天晚上还看见他骑着从外面回来呢，带着一个大姑娘。赵史图立刻追问那姑娘的容貌体态，寻思会不会就是那个胖妞？可彭甲长是深度近视眼，晚上胡同里光线又差，根本没法儿分辨。

当下，彭甲长中途退会，带领侦查员前往迎春胡同“拜访”董小开。不过，他们白跑了一趟，董新道的住所铁将军把门。一个邻居反映，这个小院是董新道的老爸在前两年物价飞涨时为使手头的余钱保值买下的，儿子没日没夜地把狐朋狗友往家里带，折腾得合家不安，于是就让他一个人过来居住了。济南解放后，那些乱七八糟的朋友来得少了，不过，最近这段时间，经常看见董小开带着一个姑娘进进出出。

赵史图、简连芒估计这姑娘就是前几天晚上和董新道合骑一辆自行车的那位了，赶紧向那邻居打听那妞的容貌体态。说话间，又有几个邻居凑上来，都说看见过那妞。侦查员听下来，发现众邻居描述的那妞具有小虎学校师生所说的共同特征——浓眉大眼和体态丰满。两人商量，既然来了，而且发现了疑点，还是等着他吧，就返回派出所等候。

刚到派出所坐下，一杯水还没喝完，忽然听见院子里有人大叫大嚷。赵、简两人出去一看，来人竟是董新道！原来，侦查员刚离开迎春胡同，这小伙子就骑着自行车带着那胖妞回来了，听邻居说彭甲长带着两个便衣警察来找他，看神色料想不是什么好事儿。那胖妞一听就不干了，说你这家伙肯定做了什么亏心事儿，否则人家便衣警察为什么来找你，而且一来就是两个！董新道很在乎胖妞，急赤白脸自表清白，胖妞不依，说你若没事儿那咱就上派出所去问个明白，你敢吗？董新道说去就去，有啥不敢的？

两人合骑—辆自行车直奔派出所，进了院子就开始发飙。赵史图、简连芒露面后，董新道总算平息了怒气，和胖妞一起被请入一间空屋。侦查员了解下来，却是大失所望——董新道并无作案时间。

3月10日那天，董新道和胖妞一早就上千佛山兴国寺去了，烧香拜佛后在寺院里吃了顿素斋，回家已是下午两点多了。两个侦查员有点儿傻眼，既然3月10日没作案时间，那其他什么“鸭舌帽”、“教学自行车”等疑点都不靠谱了。当然，不能光凭他们自己说，简连芒问：“你说3月10日上千佛山烧香拜佛了，有人证明吗？”

董新道一怔：“什么证明，去寺院烧香还要人证明？”

简连芒说：“寻常烧香不需要征明，可是你们二位因为进入了公安局的调查视线，所以需要有证明人。”

那二位急了，董新道跳起来想再次发飙，胖妞忽然开口：“那天我俩上山时，不是遇到两个人跟你打招呼，管你叫‘董少爷’吗？我当时还笑话你呢。”

董新道也想起来了：“那是许师傅、秦师傅，是我父亲以前开油坊时雇的榨油工，现在在‘老祥记油坊’干，那天他们是去给千佛山两家寺庙送订购的菜油的。你们可以去问他们。”

赵史图遂让简连芒留下继续跟董新道和胖妞聊，他去油坊找许，秦两人核实。许、秦证实了董新道所言，于是，这条线索就给排除了。

与此同时，侦查员冯增良和何野冈则在开展另一路调查。两人前往秋思小学，指望那里的师生和居民住家中有人认识“鸭舌帽”和胖妞。他们的工作量比较大，冯增良遂以专案组名义向一分局和管段派出所临时借调民警各一人。四人在派出所会合后，冯增良对调查作了分工：他和一分局民警小荣负责向小学师生调查，何野冈和派出所管段民警老洪对学校周边的居民住家挨家逐户进行走访。

原以为“鸭舌帽”既然把胖姐带到秋思小学的操场上来教学自行车，那他本人或者那胖妞应该是住在附近的。可是，两路侦查员调查下来，却都是白板一块，学校老师、周边居民住家以及各班级的学生，居然都没有认识那二位的。

这时已是傍晚时分，冯增良四人回到派出所。冯增良回顾了工作思路，苦笑道：“看来是我在这个问题上糊涂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鸭舌帽”之所以拉了胖妞教学自行车，是为了趁机跟小虎混个脸熟，以便实施替换油饼的计划，因此，他是有意把教学自行车的场地放在秋思小学的操场上，这跟他的住址没有关系。如果一定要扯上关系，那么“鸭舌帽”这厮肯定住在离小学较远的地方，如果就住在附近，事后公安局追查本案时，很容易把他找出来。因此，访查“鸭舌帽”也好，胖妞也好，看来是不能采用上述办法的。

说到这里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出现，给即将步入死胡同的调查带来了希望。来人姓吴，家住秋思小学前面的道后街上，是个住家裁缝——就是在家接一些活儿自个儿做做挣点儿钱钞的那种，街坊邻居都唤她吴大婶。吴大婶的小儿子在秋思小学上四年级，这孩子小时候不幸患了小儿麻痹症，走路得靠拐杖。吴大婶担心孩子上学放学路上被其他活蹦乱跳的学生给撞倒，所以每天都接送；有时手头活儿不忙时，还会特地去学校看看，生怕孩子受人欺负。

这天，吴大婶征铁路局上班的丈夫老顾休息，代替妻子去接儿子放学。学校因为协助公安局排查嫌疑人，放学晚了些。老顾倒没觉得奇怪，接到了孩子什么也没问。吴大婶却对儿子问长问短，就得知了公安局正在查访3月上句曾在小学操场上进行自行车教学的那对男女之事。她问儿子最后排查出来没有，儿子说没有——他当然说的是学校方面，侦查员对学校以外居民的排查他一个小学生是不知道的。吴大婶说那我得去向派出所报告。那个胖妞我认识。

吴大婶告诉侦查员，自己的娘家在四区下马胡同，那胖妞家就住在旁边的上马胡同。这两条胡同都是只有一个进出口的死巷子，两条胡同的住家每天都得从与胡同相通的古韵路进出。两个胡同口中间只相隔二十来米，大伙儿进进出出隔三差五见面，即使互相不打招呼也是个个脸熟。胖妞的母亲姓丁，不过人们却不以当时的习惯呼其“丁大婶”，而是管她叫“胖婶”，因为其体重超标。那个年代，胖，在人们的普遍观念中乃是健康的象征，因此丁氏听了不恼反喜。那个侦查员觅之不得的胖妞，系胖婶的女儿，姓陈，名叫小莲。陈小莲不但继承了母亲的肥胖，一张脸也深受其母遗传基因的影响，吴大婶有时回娘家时偶然遇见她，不用问，一看就断定这是胖婶的翻版。3月上旬那几天里，吴大婶在接儿子放学时曾多次看到陈小莲在学骑自行车，而陈小莲却不认识吴大婶，因为吴大婶出嫁的时候，陈小莲不过是个五六岁的孩子，十多年过去，自是记不得这个街坊。

当晚八点，陈小莲已经坐在专案组驻地一分局的讯问室里了。她是在电影院看完电影出来时被守候的侦查员拦下的，和她一起看电影的那个男子也被顺便带进了分局，不过，这人却不是“鸭舌帽”，而是一个跟陈小莲年岁相仿的青年。侦查员把陈小莲晾在讯问室里，先审那个青年。

该青年名叫李西尘，二十二岁，省医学中等专科学校学生，跟陈小莲是小学同学。陈小莲上完小学后没考上初中，辍学在家。好在她家开着一家规模很大的土特产行，家境富裕，不愁吃穿，所以也养得起她，直到今年二十挂零了，还没有找一份工作自食其力的打算。李西尘读完初中后，考进了医科中专，今年就要毕业了。他跟陈小莲早就没有联系了，昨天下午偶然在大街上遇见，两人聊了一阵，似觉投机，于是相约今晚看场电影。

接着讯问陈小莲，先问她跟李西尘的关系，她所说的跟李的那番陈述相同。这胖妞一看便知是属于那种没心没肺的乐天派类型，她对于自己波带到公安局竟然不以为然，还以为是受了李西尘的牵连，问侦查员李西尘犯了什么事儿。侦查员说现在我们不说李西尘了，换一个话题，你会骑自行车吗？胖妞马上主动说起了她跟“鸭舌帽”学骑自行车之事。

那年代结婚早，像胖妞这样年龄的，做母亲的不在少数，有的甚至已经生两三个孩子了。陈小莲除了体态肥胖，其他一切都正常，难免也要想想谈婚论嫁的事儿。父母也很关心，两三年里为她找过几个对象，可除了一个是被女儿回绝的外，其他都是男方看不中女方，理由自有多样。陈小莲寻思现在解放了，人民政府提倡妇女自由，我可以自己找。于是，她就隔三差五出没于电影院、戏院、游乐场等公共场所。

2月28日，她在电影院结识了“鸭舌帽”，攀谈下来，得知对方姓王，是个中医，觉得挺不错的。“鸭舌帽”呢，也似有兴趣和她交往下去，认识的第三天，得知陈小莲不会骑自行车，就热情地说愿意教她。陈小莲早就想学骑自行车了，也曾尝试过几次，可是替她扶车的那几位都因她在这方面的笨拙而大皱其眉，再说也确实是力不从心，所以，每次学车都只有一次，谁也没有第二次再教她的勇气。听“鸭舌帽”说愿意教她学骑自行车，陈小莲自是大喜过望，兴冲冲地就要掏钱去车行租自行车（旧时有专门提供自行车出租的车行）。“鸭舌帽”说我有自行车，浪费钞票干吗？明天我把车骑来，带上你找个地方学就是。

就这样，从3月2日到3月9日，除了中间的3月6日星期天，“鸭舌帽”天天都到上马胡同口来接陈小莲，让她坐在书包架子上，把她带到秋思小学的操场上教她骑车。从上马胡同到秋思小学，骑车需要大约四十分钟，胖妞身高一米六五，体重一百五十斤，“鸭舌帽”每次都累得满头大汗，却毫无怨言。陈小莲于心不忍，说咱们是不是换个地方学骑车？我家附近就有好几处空场地，我以前都是在那里学的。“鸭舌帽”总是笑笑说没什么，他喜欢这样。

“鸭舌帽”教陈小莲学骑车比较耐心，只是陈小莲缺乏悟性，又是一副胖身材，学了个把星期，仅能在“鸭舌帽”扶往书包架子时勉强骑行。不过，对于陈小莲来说，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了。学过骑自行车的人都知道，到了陈小莲这一步状态，正是学车积极性最高的时候。对于早就想学会骑车以便出门时可以以车代步的陈小莲来说，这种心情就更为迫切。可是，她的愿望却无法实现。3月9日，“鸭舌帽”把她送回上马胡同口后明明说好次日下午再来接她，次日她在胡同口傻傻地等了一个小时，“鸭舌帽”却没出现。之后两天下午，陈小莲仍到胡同口傻等，“鸭舌帽”还是没有出现。她终于意识到“鸭舌帽”不愿意再与她交往了。

由于上级对本案的侦破是有限期的，侦查员不可能等到明天再接着往下调查，组长冯增良下令，马上分头前往上马胡同和市卫生局，一是向陈小莲的家人，邻居等了解她所说的情况是否属实；二是从市卫生局调取全市中医名单，以便从中查找符合“姓王”、“男性”、。三十岁以下”这三个特征的中医。

调查下来，陈小莲的家人和上马胡同甲长、邻居都证实陈小莲的个人状况、平时的生活状态如其所言，而且至少有二十人曾亲眼看到“鸭舌帽”骑自行车接送陈小莲，另有七人证明，3月10日、11日、12日三天下午，陈小莲确实在胡同口傻等着什么人。市卫生局提供的全市中医名单中有三人符合“姓王”、“男性”、“三十岁以下”这三个特征，可是，他们的个人照片部与“濮庐”门卫老于头儿、秋思小学师生以及陈小莲的描述大相径庭。

 

七、水落石出

3月16日上午，专案组再次开会对案情进行研究，着重点是怎样寻找“鸭舌帽”的线索。众人对此提出了几个设想，比如继续调查秋思小学师生及学校周边的住家居民，上马、下马两个胡同的居民中跟“鸭舌帽”打过照面的众多对像，但逐个分析下来，要么工作量太大，要么希望渺茫，只好都放弃了。

案情分析会开到中午，还是没有结果，组长冯增良说吃午饭去吧，下午继续开会研究。昨天晚上，一分局夜间巡逻队在执勤时打死了一头窜进市区觅食的野猪，抬到食堂为大伙儿改善伙食。那时还没有“五条禁令”之类的条款，所以并不禁止午餐时喝洒，一些民警就自己掏钱买了酒在食堂三五成群搞小型聚餐。专案组诸君却没这份兴致，一干侦查员心头都像挂了个铅球一样沉甸甸的。尽管哪位领导也没提起过，可大家心里都明白本案破获时间的紧迫性一一那份被窃的密件随时有可能被敌特分子送往南京，或者干脆就地销毁。如果真的这样，那对于我方的反特工作来说无疑是一个损失。

专案组几位打了饭菜，自动聚到一个角落里坐在一起用餐，一边吃着，一边接着讨论先前没有解决的问题——究竟应该从哪个方向去追查“鸭舌帽”的下落。不知谁忽然想到了一个主意：是否可以通过“鸭舌帽”所骑的那辆自行车去查摸线索？

这个建议立刻赢得了其他同志的赞同，接着，就定下了分工：分别向老于头儿、陈小莲以及秋思小学师生、学校周边和上马、下马胡同的居民进行调查。

当天傍晚，众人在一分局碰头，汇总调查情况。从秋思小学师生、学校周边以及上马、下马胡同的居民对自行车的描述的综合情况刿断，“鸭舌帽”所骑的是—辆六七成新的日本造28英寸黑色“铃木”自行车，半链罩，前后都有挡泥板，车后的书包架子很结实，没有牌照。受调查者对这辆自行车的一个重点特征有两种不同的描述：一种是陈小莲和秋思小学师生及居民的印象，后挡泥板上粘附着一块长约三寸、宽约一寸半的长方形白色医用胶布，另一种说法只有一个目击者，那就是“濮庐”门卫老于头儿，他说后挡泥板上并无胶布，而是有两个不甚清楚的红色油漆字。什么字呢？老于头儿上过一年私塾，在之后几十年生活中又识了百十个字，他说那两个模糊的字好像是“零柒”。

专案组分析，从“铃木”品牌来看，那辆自行车应该是侵华日军或者日本侨民留下的，后挡泥板上有油漆写的“零柒”两字，说明这辆车是某个单位的公车，至于那块医用胶布，估计是为了遮掩“零柒”字样，遮掩字样加上拆去牌照，说明这辆自行车极有可能是一辆赃车。

侦查员注意到一个现象：从3月2日到3月9日，陈小莲等目击者所看到的那块医用胶布都是洁白如新的，这说明“鸭舌帽”每天都在调换。他为何要频额调换胶布？既是为了遮掩，也是为了用胶布的黏性消除那两个字。到3月10日老于头儿看见这辆自行车时已经没有胶布了，这说明“鸭舌帽”认为“零柒”的痕迹基本消除，不仔细看已经看不清楚了。没想到，却偏偏让貌似文盲的老于头儿根据残存的油漆痕迹分辨出来了！

专案组决定，立刻全体出动，先去市公安局查阅济南解放后的全市公私自行车牌照登记档案，然后分头调查哪家单位曾经失窃过自行车。

一干侦查员到了市局，留用老刑警简连芒提了个建议，是否可以考虑走捷径试试，不去查自行车的上牌档案，而是改从自行车报失着手。这个建议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于是就去了治安科。市局治安科内勤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每天上午跟全市十一个区的分局治安股通电话，了解分局上一天发生的刑事，治安案件，包括逮捕、拘留，留置了多少人犯，然后一式两份制作表格，一份送交市局秘书科，另一份留底。现在，专案组侦查员只要查阅治安科内勤留底的表格就行了。查下来，从2月1日到3月初，共有三十七辆自行车被盗。由于表格里未显示被盗车辆是公车还是私车，所以只能致电各分局逐一询问。最后的结果是，失窃的三十七辆自行车里，公车有九辆，分别属于五个区的九家单位。众侦查员又分头走访那九个单位，终干查明那辆黑色“铃木”自行车系华东大学2月24口失窃的。

1948年夏，中共中央华东局浃定，以原临沂山东大学渤海地区的部分留守人员为基础，并集中原来的一些教师，会同华中建设大学的部分干部、教师，在山东潍县组建创办了华东大学，同年9月4日开学。两个多月后，该校迁入已解放的济南，下设文学、社会科学、教育三个学院和一个研究部，另设一所附属中学。该校有十二辆自行车，清一色的日产“铃木”，那是胶东军分区从抗战胜利时缴获的战利品中拿出来作为礼品赠送华东大学的。这批自行车随校迁来济南后，分别由校部和三个学院、一个研究部使用。2月24日，教育学院办公室干事小冯骑车外出办事，在站前街邮局门口停车去寄挂号信，也就不过几分钟时间，等他出来时，这辆编号为“零柒”的自行车已经不翼而飞了。

专案组随即对这起失窃案件进行调查。次日，老刑警简连芒找到了专在火车站地区作案的一个盗窃团伙的头目秦老七。这是老简的熟人。早在二十年前秦老七还是小混混儿时，曾三次被老简抓捕。当时老简念其年纪小，还是孤儿，就网开一面给释放了。殊不料，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秦老七如今竟然成了统领火车站地区一干盗贼的头目。

二十年不见，秦老七已经长成了一条大汉，不过他还记着老简当年的三次释放，见面竟然要行跪叩大礼，被老简一把扯住，说老七咱不讲究这一套，老叔我来找你是有事相商。秦老七说您老有啥事儿只管开口，咱说什么也得给您老办到！待到听说是为找一辆自行车，秦老七说那太简单了，我立马吩咐下去，咱先去喝茶，应该很快就有回音的。

果然，一壶茶才续了一次开水，已有消息报来：2月24日，一个浑号“靠杆倒”的偷儿撬窃了那辆自行车，已经销赃。简连芒还没开口，秦老七已经冷冷道：“告诉他，怎么出手的，怎么弄回来！明天这时候我要看见这辆车。”

简连芒赶紧说：“这倒不必，我需要知道的是那辆自行车卖给谁了，现在在谁手里，追赃的活儿我们自己干。”

当天傍晚，秦老七派人向老简报告，“靠杆倒”得手后，把那辆赃车卖给聚贤街的。“鸿德饭店”了，饭店老板买车是为了送外卖。

侦查员随即奔“鸿德饭店”，找老板问下来，对方说确实在2月25日收了那么一辆自行车，花了三十万元。可是，这辆车到手后只使用了三天，2月28日下午就没了！就是在饭店门前停着时被偷的，当天就向派出所报案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接着又去派出所，饭店老板所言得到了证实，不过，派出所不知道报失的其实是一辆赃车。侦查员正和所长说着，一个民警进来向所长报告说“鸿德饭店”报失的那辆自行车是附近得胜里的混混儿小耿偷的，但车已经出手了，以二十五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信义街开竹器批发行的郭思仁。

郭老板不过三十岁，是元旦后其父因病去世后接任老板的。侦查员问他是否收过一辆赃车，他说别人曾经转让给他一辆旧自行车，是不是赃车那就不清楚了。可是，车买回后停在门口，一不留神让人给偷走了。侦查员一听，这情节跟上一个买家“鸿德饭店”老板所说的相同，便起了疑心，问郭老板报案了没有。郭恩仁说不就一辆自行车吗，报啥案？我才懒得跑派出所呢！侦察员再问他买车的日期，上家，地点，他干脆一律不回答，以摇头应之。这下，侦查员火了，掏出手铐铐住了就提溜到派出所。

这家伙是蜡烛，不点不亮，一进派出所立刻主动表示愿意说实话。他说那辆自行车是他的一个名叫韩浙寅的朋友托其留意购买的，买下后当天就给对方送过去了。侦查员一问韩浙寅的一应容貌、穿着特征，终于长出了一口气：就是那个“鸭舌帽”！

当天深夜，韩浙寅在其住所落网。当场搜查，搜得左轮手枪，子弹、密写药水，黄金，银元等特务器材、经费，但却没有“濮庐”被窃的那份密件。专案组诸君心里都是一凛，暗忖难道已经送南京了？！

韩浙寅被赢接押解市局，立刻讯问。他承认自己是国民党“保密局”潜伏特务，2月12日元宵节那天接到一封通过邮局寄来的密函，指令他设法将“濮庐”库房内一份密件盗出来。密函中说该密件藏匿于第八号库房进门右侧第一个木架子的第三层第二沓，该沓档案最底下那册就是。

韩浙寅出身济南富家，就读于山东大学理学院（当时在青岛）。前年经一个朋友介绍参加了“保密局”，领取活动经费和津贴，具体做的是收集师生言行，定期上报。他应于1948年夏毕业，但因“工作积极”，“保密局”让校方将其留级，继续待在学校为“保密局”效力，当年底，因身份暴露，受命撤回老家济南，在其家族所经营的西药批发行谋了一份工作，以此为掩护继续从事社会情报收集活动。济南解放前夕，韩浙寅受命潜伏，

韩浙寅未接受过一天特务训练，让他收集情报还能做做，而要潜入“濮庐”库房盗窃密件，就既缺胆量又无技能了。他反复考虑后，决定雇请一名职业小偷代其行事。于是就去火车站，衣兜里故意放了个钱包，果然有扒手光顾，被他逮个正着。对方是济南郊区乡下人，叫丁根宝，是个四十多岁的文盲。韩浙寅跟其攀谈下来，双方达成意向，言明届时盗得密件后韩浙寅支付给丁根宝三十万元。接着，韩浙寅让丁根宝等候通知，自己去“濮庐”察看了几次，发现可以从后面爬墙潜入。不过那个门卫很尽职，白天黑夜都会不定时地去里面巡察。反复考虑，他认为还是晚上下手为妥。可是，跟丁根宝一说，那位却不肯，说生怕晚上遇见公安局的夜间巡逻队，要干只能白天下手，韩浙寅只好依他。

白天下手需要解决门卫冷不防进去巡察的风险问题，韩浙寅就想出了用安眠药蒙倒门卫的主意。之前他观察时，两次看到过小虎给门卫送早餐，于是再次前往，跟踪小虎，摸清了于家住址、孩子上学的地方，以及于婆婆每天给丈夫买油饼的情况。然后，制订了下一步方案。韩浙寅会骑自行车，但他没有自行车，就托朋友郭思仁替他留意收购一辆旧车，准备使用后就扔掉。自行车到手后，他物色了素不相识的陈小莲作为自己的掩护，在秋思小学操场上折腾了几天，总算让小虎对他留下了印象。

3月10日，韩浙寅先买了油饼，把安眠药掺水后以针筒注入，然后成功地从小虎手照调换了油饼。门卫老于头儿被蒙倒后，丁根宝从后墙攀爬入内。可是，由于库房门上的编号用的是汉字的数字写法，八号即捌号，丁根宝是文盲，根本不认识“捌”字。而“濮庐”原是别墅，房屋布局不是一字排列，所以不可能依排列顺序分辨哪间是八号。丁根宝寻思总不见得白跑一趟，干脆逐间撬开入内寻找。这厮是半路出家，技艺既不精，心理素质更差劲。他觉得自己在“濮庐”停留的时间很长了，担心被人发觉，心一慌，竟把韩浙寅告诉他的密件放置位置给忘记了，只大致翻了翻，并无单独的“账本”，就匆匆循原路溜了出来（专案组之前猜测第一次没有窃得档案是因为小柳的记忆出了问题，却没料到真正的原因居然是韩浙寅雇了个糊涂小偷）。

韩浙寅只好再次策划了“修车”方案，可是这时刘苍坤他们已经进驻“濮庐”了，他只好提高价码，让丁根宝跟着他去“濮庐”附近等候机会。一连等了三天，终于候得刘苍坤一行人外出，便以修车为借口绊住老于头儿，丁根宝则再次攀爬后围墙潜入“濮庐”。之前，韩浙寅在丁根宝两个手掌上分别写了一个“捌”字、画上密件放置位置的草图，所以这回顺利得手。

临末，韩浙寅说，密件到手后的当天下午，他就通知上司派交通员到约定地点取走了，此时应该早已送往南京并转往广州了（当时“保密局”总部已迁往广州）。

讯问结束，专案组对此结果心有不甘，再次去韩浙寅住所搜查。这回搜得更为细致，连地板都撬开了，还把壁炉拆下，反复检查，还是没发现密件。这时已是次日上午七点了，一干侦查员正准备离开时，从门外急匆匆闯进一个人来，腋下夹着个公文包，嘴里叫着“小韩”，忽见侦查员，顿时一脸震惊。这个自己送上门来的男子名叫斯一凡，系韩浙寅哥哥的同学，济南“必艳照相馆”的照相师。侦查员从其所携皮包里搜得被窃的密件和翻拍的照片底片。

原来，韩浙寅收到的密函中指令他窃得密件后，先设法翻拍，将底片交由上司处理，原件烧毁。韩浙寅既无照相器材，也不会摄影，就想到了斯一凡，遂把装订成册的密件拆开弄乱后请斯有偿代拍，佯称系其父的商业账目。斯一凡拍摄完毕，今天上班途中送来，哪知正好自投罗网。

专案组再次讯问韩浙寅，这个潜伏特务只好低头认罪。随后，简连芒又奉命通过秦老七查明丁根宝其人，予以逮捕。三天后，专案组抓住了前来取密件底片的特务交通员袁少萍，又顺藤摸瓜破获了“保密局”潜伏济南的“第二情报组”。

1949年9月23日，济南市军管会判处韩浙寅死刑，丁根宝、斯一凡分别领刑十年，七年。“第二情报组”特务袁少萍等七人另案处理。

 

【评论】

兄弟！加把劲啊！我一斤黄酒下肚了，不上不下的，就等你的故事下酒了！

照相馆的怎么判了七年，没有说他参与特务活动啊

我也觉得判得过重了，不过要考虑到乱世用重典，再加上当时法制也不健全也只能无奈的表示理解了，类似像照相师这种遭遇的人在这个系列贴子里还有不少

那个叫斯一凡的摄影师太点背了吧！他并非特务，翻拍的底片也只道是对方自家的商业账目，完全是例行买卖，连同谋都算不上，居然被判入狱七年！当年的审判真是说你是的，你就是。好在只是判了几年刑命还保住了。其后的什么反右，文革等等，好些人还蒙冤致死，那就更让人唏嘘了。。。。。。

那时照相应属特殊行业，估计有义务上报任何可疑情况的。而偏偏是敌特案件，所以被严处了吧。

别说，这案子还真有点意思，保密局的帐，还真是不好做呢，……；还有，那个从未受过专业训练的韩浙寅也算不错了，换油饼的方法挺精巧的，却遇上个苯贼，而且使用赃车也留下了隐患……；

戴笠虽说是反动派的杀人魔王，但对下属的管教还是很严厉的，有发票的尽量取得发票，没发票的也要有原始单据，经办人必须留下姓名以备日后查验，就这点来说比现今好些政府机关的账目还要规范，真是让人汗颜!

是的，好在只是判了几年刑命还保住了，其后的什么反右，文革等等，好些人还蒙冤致死，那就更让人唏嘘了。。。。。。

我也觉得判得过重了，不过要考虑到乱世用重典，再加上当时法制也不健全也只能无奈的表示理解了，类似像照相。。。

照相、印刷、旅馆、收破烂一类一直要办《特行证》的，现在好多地方也没有完全取消。从业者有义务对来往生意登记备查，对有嫌疑者主动向派出所报告的。看此案，摄影师明显是接小韩的私活，应该瞒着店里的。他心里有鬼的，要不没见小韩见别人会“震惊”。如果再调查出平时干私活的事，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协助敌特分子从事敌特活动，有点冤也在情理之中。再说人家小偷仅仅偷了一本账册就盼10年也没见你们抱冤啊！

那个叫斯一凡的摄影师太点背了吧！他并非特务，翻拍的底片也只道是对方自家的商业账目，完全是例行买卖，。。。

这种人只怕是还有别的事。

照相、印刷、旅馆、收破烂一类一直要办《特行证》的，现在好多地方也没有完全取消。从业者有义务对来往生。。。

尽管对方撒谎了，他也应该能猜出其中肯定有问题。那个年代拍照可不便宜，拍帐本想想都不正常，从事这个行当应该心里有数。

怎么中间部分总是一句话一个贴啊。有点古龙的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