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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摘录

(2022-03-20 20:42:27) 下一个

《党员、党权、与党争》摘录

作者:王奇生

出版:华文出版社

一个革命政党在其政治成长历程中,大凡要经历两大难关:一是当创党的魅力领袖去世以后,最高权力的继替问题;二是当革命成功以后,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之调适问题。前者有可能导致党的裂变;后者有可能导致党的蜕变。国民党显然未能顺利通过这两大关口。

国民党清党与其建国统一过程是同步进行的。前者是对付共产党,后者是对付北洋军阀。1927、1928年的清党运动,对共产党固然是一场劫难。对国民党自身而言,清党不仅没有起到纯洁党的队伍,严密党的组织和增强党的战斗力的作用,相反导致了党的分裂和党内人才的逆淘汰。在清党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国民党自中央至地方的整个组织系统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加之这个时期,蒋介石以军事领袖行使独裁,重军轻党,更使国民党自身的制度化和组织化的重建工作处于放任、停滞甚至退化状态。

另一方面,蒋介石清共反俄,被视为违背总理遗教。全党意识形态因此陷入混乱。党的继承人之争与党的路线之争相互纠缠不清。为了与共产党划清界线,国民党从政纲政策到组织路线,均改弦易辙,将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中原有的“左”的和一切稍带急进和社会改革色彩的东西,统统被当作“共党”余毒抛弃掉。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魅力荡然无存,党民关系由动员体制转变为控制体制。与此同时,对执政以后政治权力带来的腐蚀,又未能加以有效防范和抑制。在裂变与蜕变交相作用下,执政未久的国民党即迅速演变为一个被国民厌弃的党。

清党与逆淘汰

清党对国民党自身所产生的负作用之大,对以后国民党政权的困扰时间之长,在国民党党史上堪称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长期以来,人们主要关注清党对中共的沉重打击,其实清党带给国民党的自我创伤几乎等量沉重。张国焘回忆“四·一二政变”前后的国共历史时,曾深有感触地说:“四·一二这一幕后果的严重性,是无法精确估计的。即以蒋氏而论,他在这一幕中,固已获得胜利;但从长远来看,究竟是获利抑或负债,尚有待于历史的判断。”张国焘此言主要就“四·一二政变”所激起的中共对国民党的仇恨而论,事实证明可以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张国焘这一段话的历史含义。可以说,清党对国民党自身也是一场灾难和浩劫。

谁是“共党”?

国共合作之际,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活动是秘密进行的。除少数中共要人外,绝大多数跨党的中共党员的身份并未公开。当蒋介石“清党”令下,除少数目标明确外,最大的难点,竟是难以分辨谁是“共党”。据张国焘回忆,陈立夫曾在抗战时期的一次会议上追述清党情形时谈到,清党时最大的困难,是分不清谁是共产党,谁又不是共产党,他于是想出一个办法,在各地召集国民党大会时,要左倾的站在左边,其余的站在右边,然后要他们相互打起来,这样站左边的受到了应得的惩罚。这一如同儿戏的做法,令人难以置信。

1994年陈立夫回忆录出版后,发现张国焘的忆述,竟在陈的回忆录中得到印证。陈回忆清党情形称:“吴倚沧、我哥哥和我最关心的是如何找出谁是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将他们党员名单交给我们过,因此,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分辨谁是共产党,谁是纯粹的国民党员。我告诉吴倚沧,唯一可做的就是打斗,因为一打了起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边的人自然就会分出鸿沟来”。

除以打斗分鸿沟之外,在更多的地方,主要不是通过国民党组织力量进行政治清算,而是以军警力量直接进行暴力镇压。一场声势凶猛的清党运动不可避免地走向扩大化。除了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外,一些平日思想比较急进的国民党员和平民群众势必受到牵连。广州清党时,军警将凡是穿西装、中山装和学生服的,以及头发向后梳的,统统当作共产党予以逮捕。上海清党时,清党委员会由陈群、杨虎二人负责,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亦无权过问,以至陈群将市党部的一名国民党“忠贞党员”张君毅捕去杀害,市党部虽一再向警备司令部交涉亦无效。吴开先(其时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任组织部秘书,后成为CC系的一员干将)曾亲历上海清党时的纷乱情形。他事后向陈立夫言及“无辜人民之遭害者更不计其数,言之至为痛心”。陈立夫晚年亦承认,清党“对本党之失去学界同情及一般人民之失望,均属无可补偿之损失也。”

在这场以清党为名的白色恐怖运动中,到底有多少人被捕被杀,很难有精确统计。目前所见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统计数字:

(1)中共“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在“清党”名义下被杀害的有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

(2)当时全国各地慈善救济机关所作的不完全统计,在1927年4月至1928年7月间,全国各省被国民党逮捕和杀害的人数总计81055人,其中被杀害者40643人,被逮捕者40412人(见附表)。

(3)《大公报》比较笼统的说法,到1930年,已有数以十万计的人被杀害。

以上几种数字出入虽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这场清洗运动中,被捕被杀的非共产党员人数远超过中共党员人数。内中国民党青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前章所述,国共合作时期因中共话语处于强势地位,大批国民党中下层党员受其影响而思想左倾。清党时由于难辨国共,势必殃及国民党人自身。如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总结清党经验教训时声称:“清党运动发生以后,本党多数革命忠实份子却失其保障,随时有被土劣贪污构陷罗织之危险,其情形之悲惨,有如丧家之犬。”“丧家之犬”形象地描述了当时国民党中下层党员人人自危的心态和境遇。白色恐怖的阴云同样弥漫于国民党人的头顶。言行稍有不慎,“红帽子”即可能临头。诬人为共,是当时最易置人于死地的“高招”。往日与人有隙者,诬人为共可以泄私恨;平常与人有利害冲突者,诬人为共可以除对手;甚至有人索婚不遂,亦诬告对方为共。1928年4月10-1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连载一封题为《在下层工作同志的伤心惨绝的呼声》的读者来信,清楚地反映了当时国民党地方党员惶惶不安的情形:

本党不幸,为实际需要所迫而有清党运动之发生,致予贪污豪劣及投机腐化分子以乘机崛起,向革命势力反攻机会,凡属忠实同志,受其诬谄摧残,几至与共产党同归于尽现在同志等均在腐化分子一网打尽之中,被殴辱者有之,被劫掠者有之,被杀害者有之,被诬告者有之,被缉拿者有之,被系狱者有之。

清党运动如同一把锋利的“双面刃”。它在重创共产党的同时,也对国民党自残不浅。除一部分国民党青年在这场运动中与“共产党同归于尽”外,还有相当多的国民党人因清党而灰心、失望以至脱党。如1928年江苏省党部举办国民党员总登记时,“党员对党灰心,不来登记者占十之三四;存观望登记者十之四五;因受反宣传不登记者十之二三。”这种情形不独江苏一省为然。广州市重新登记的国民党员不及全市原有党员的10%;广东全省申请登记者亦不过原有党员总数的35%。在汉口,清党前有党员3万多人,登记时仅5000人。在长沙,清党前号称有党员19万之多(此一数字可能有水分),清党后仅剩下“合格党员”1526人。这1500多名“合格党员”中,“农工两界寥寥无几”。清党前,全国国民党党员总数在100万以上。清党后,据1929年10月统计,国民党党员总数减至65万余人。减少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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