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笔由墨
不想那玉堂金马登高第，只望能高山流水遇知音。
【尘封档案】系列之069：失踪的武士刀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2年第07期
文：吴明滔
一、国字号公函
1966年11月20日，江苏省南京市人民委员会（即市人民政府，当时称人民委员会，简称“人委”）收到了一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寄发的国字号公事函件。该公函包含着两个内容：一是一封转寄的一个日本公民写给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信件；二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处置来函中所述事宜的要求。
南京市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重灾区之一， “文革”开始后不久就乱得不可开交，连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都一度躲避到大别山。在这种混乱状态中，这封普通的国字公函未能保存下来。据当事人回忆，该公函转来的日本公民的那封来信大意如下——
写信人名叫植田西寅，是日本东京的一个银行职员。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是为了一把武士刀之事。1940年，植田西寅的叔父植田秀峰——东京的一位中学数学老师——根据日本政府当时颁布的法令，被迫放弃教师职业，应征入伍，前往中国华东战区。根据日本军方的规定，像植田秀峰这样出身于贵族、具有高学历并从事体面职业的人入伍，在军阶上是可以受到优遇的。所以，植田秀峰收到的入伍通知书同时也是一份军衔任命文件，上面注明他人伍后的军衔是陆军中尉。按照日本古代留下的规矩，凡是作为军官入伍去前线作战的，一应装备都应该自己准备。植田秀峰受此规矩制约，入伍时是穿着自己出钱缝制的尉官马裤呢制服、佩着武士刀走进兵营报到的。
植田秀峰入伍后，因其并无军事作战能力，又是高度近视，就被分配到驻南京日本华东派遣军司令部干了文职。后来汪精卫组建汉奸政府，植田秀峰又被指派为华东派遣军司令部驻汪伪政府的联络组成员。植田秀峰在日本教书时就已参加日共，到了南京后，日共的反战同盟悄然派人与其取得了联系，他就悄悄开始了与反战同盟的合作。
1943年3月7日，植田秀峰在中山北路254号汪伪政府“迎宾馆”（即南京城里有名的“孙科楼”）参加会议时，忽然接到一个匿名电话，用暗语通知他立刻撤离南京，否则大祸临头，性命不保。植田秀峰来不及带上任何东西，就空手离开了会场。门外，中共地下党已经安排了一辆汽车等着他了。植田秀峰乘车离开了南京，一小时后，南京日军宪兵队就开始全城搜捕植田秀峰。
【信笔由墨注】中山北路254号在1937年之前为国民政府铁道部。1945年后国民政府行政院迁入。1949年后归华东军区、南京军区。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
植田秀峰去了茅山新四军根据地，不久又前往苏北。这年夏天，原本身体就瘦弱不堪的植田秀峰患病医治无效，死于盐城，殁年三十四岁。
因为这篇文章是说日本武士刀的，这里就需要说一些与日本武士刀相关的内容。日本武士刀源于中国唐刀，并对其进行了不断改进。唐刀的刀身太宽，分量太重，不适合体型较小的日本人使用，于是就改成窄的。改窄以后，杀伤力就不能借助于原先的重量优势了，于是就必须对刀刃进行特殊处理，要求绝对锋利，最后就形成了日本风格的武士刀，其锋利远远超出了中国兵器，从而成为世界古兵器史上最著名的武器之一。
据说在古代，每把武士刀制作完成后，要举行一次类似祭刀仪式的血腥屠戳：将数名活人吊起，用武土刀进行横向砍杀，只能砍一刀，看能砍下几个活人的下半截身子。然后，根据砍断人身的数量，在刀身上刻上“x胴切”的字样。砍断人身数量越多，这把刀的价值也就越高。据记载，日本历史上曾有过一把一刀砍断七个人身体的武士刀，被称为武士刀的极品。那么，如此厉害的武土刀是怎样打造的呢？
一把武士刀需要许多人合作完成，因为它的制作过程非常复杂。首先是原材料的选择。武士刀的原材料是特制的，日本人将这种原材料称之为“玉钢”，是一种最纯粹的钢材。为炼制玉钢，冶金师把约二十五吨含铁的河沙和木炭一起装进土陶熔炉，连续冶炼三天三夜。当熔炉内部温度达到一千四百摄氏度时，铁矿沙和少量木炭结合生成约两吨玉钢。最高品质的玉钢的价格是用现代工艺炼制的普通钢铁的五十倍。
然后就进入被称为“熔解碳”的过程。玉钢中各个部分的碳含量并不均匀，大致上是在0.5%至1.5%之间。武士刀的制造需采用两种玉钢。碳含量高的玉钢硬度高，碳含量低的玉钢韧性强。单用其中一种材料做成的刀要么容易折断，要么硬度不够。玉钢出炉后，冶金师将原钢摔成碎片，通过易碎程度判断其中碳的含量。质量上乘的玉钢被送到铁匠那里，通过反复锤炼，让铁和碳更紧密地结合，同时去除杂质。这个过程费时且单调乏味，但至关重要，因为钢材中的杂质会影响刀的质量。当杂质排除后，经验老到的铁匠可以通过玉钢的弹性判断其碳含量，
玉钢从铁匠那里炼出来后，就送到刀师那里去铸刀了。刀师把玉钢加热，将碳含量高的部分锻造成长长的u形，然后将碳含量低的玉钢锻造成长条，镶嵌进u形中央。这样，特性各异的金属都分布在最恰当的位置上，硬度大的包裹在外面，确保能够制成锋利的刀刃，核心的韧性金属则能承受更大的冲击力。正是这两种特性的结合，使武士刀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武器。刀身已经完成，但刀师的工作还未完成。在最后一道锻造工序前，还要给刀涂上一层黏土和木炭粉末混合的材料。这样做可以隔离部分刀刃，让一部分比另一部分冷却更快，并在刀上留下独特的花纹。然后刀师把刀放回炉中，加热到约八百摄氏度后，刀师将火红的刀放入水槽，迅速冷却。这个过程叫“淬火”。刀背和中心部分含碳元素少，收缩程度较大，而刀锋部分含碳元素多，收缩较小，这种收缩速度和程度的差异导致了刀身弯曲的形状。淬火是生死攸关的步骤，有三分之一的刀在这一步功败垂成。
最后一步是打磨。这个过程需要两个星期。打磨师采用的磨刀石价格不菲，一套要上千美元，而且只能打磨一把刀。打磨的时候从最粗糙的石头换到最细密的石头，这个工作不但需要耐心和技巧，还很容易受伤。
植田秀峰的这把武士刀，据说刀身上镌刻着“三胴切”字样，即一刀横向砍断了三具人体，那实在是一把非同小可的利器了！这是有着武士血统的植田家族中的一位祖先留下来的，据说到植田秀峰佩着该刀入伍时，已有二百三十多年历史了。这么一把武士刀，当时在战后的日本已经算得上文物了，价值自然不菲，而且是出了大价钱还买不到。而对于注重家族荣誉的日本人来说，这把刀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价值——价值再高他们也不可能拿到市场上去出售，重要的是该刀是他们家族的一种“精神象征”，所以在战后他们就开始打听这把刀的下落。但由于当时中日两国之间并无联络渠道，外交关系尚未建立，民间交往性质的中日友好协会也尚未成立，因此他们只能寻找那些战后被中国政府遣返的战俘，打听这把“三胴切”的下落。
但十几年的寻找，其效果基本上等于原地踏步，于是就想到给中国政府总理写信。植田西寅在信中说，当时植田秀峰匆忙撤离南京，这把刀是留在汪伪政府日军联络组植田秀峰的办公室里的，后来下落不明。据他们家族的人战后向从中国遣返的日军战俘询问，得知以当时的情况，植田秀峰作为“通敌逃犯”，其办公室、住宿地都是由承办专案的宪兵队特高课特务进行搜查的，搜得的所有物品都上交宪兵队。为此，他们经过长达七年的寻找，终于找到了一个名叫小林浩的老兵。小林浩在侵华作战中负伤失去了一条腿，军医给他装了一条义肢。按说这种情况的伤兵是可以回国的，可是，这主儿受军国主义影响特别深，再三声称对天皇陛下忠心耿耿，在“大东亚共荣圈”尚未建成之前，决不回国，除非把他的骨灰送回去。他一定要留在中国继续为天皇效忠，否则就切腹自尽。如此，上司就决定留下他，但以其军曹级别是不能享受带残留伍待遇的，所以就没了军人身份，在南京日军宪兵队协助管理仓库。
小林浩回忆说，他记得有那么一起案件，当时宪兵队还处罚了特高课的几名失职人员。至于特高课从植田秀峰的办公室和住处搜查而得的物品，三天后就全部送进了宪兵队仓库，其中确实有一把武士刀，至于刀身上是不是镌刻着“三胴切”、“植田藏刀”字样，那就记不清楚了。那么，这把刀后来怎么样了呢？小林浩说，直到日本战败投降，这把刀一直在日军宪兵队的仓库里好好地放着，这在移交给国民党政府的物资清单上是有记录的。
为此，植田家族成员还去东京图书馆查阅了已经公开出版的《日本中国占领军移交物品记录》一书，那里面确实有小林浩所说的南京日军宪兵队向中华民国政府接收代表移交物品的记录清单，其中“日本武士刀”一共有十七把。至于这十七把中是否有植田秀峰留下的那把武土刀就说不准了。
植田西寅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就是请求中国政府调查植田秀峰那把武土刀的下落，他还在该函件里附上了几张那把武士刀的黑白照片。至于查到后怎么说，植田西寅的信中没有写，国务院办公厅的这封公函里也没有提及，只是要求南京市人委对此进行调查，并将结果书面报告国务院办公厅。
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各地政治形势真个是风起云涌，各行各业都响应号召开始“造反”，党政机关的正常工作因此都受到了影响，南京市人委当然也难能例外。如果这封国字号公函转来的是一封普通国内百姓的来信，估计市人委也就登记一下放在一边留待以后再说了；可是，这封公函转来的却是一封日本公民的来信，所提及的事儿又是关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比较敏感的话题，这就沾上了当时谁也不敢轻视的“政治”和“外交”两个关键词。因此，这封公函受到了重视，次日就被批转到南京市公安局，要求警方协查该刀下落。
南京市公安局也在搞“文革”，寻常案子还不是件件都受到重视的，这么一桩活儿无人答理也可想而知。不过，人家还是负责的，拖了数日把该函转给了南京市民政局。估计转信人知道抗战胜利时国民政府是把接收的物资送交民政机构处置的，所以推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国民党民政那个摊子后东西就到我们的民政局去了。其时，南京市民政局受“文革”影响还比较小，工作效率较高，收件后的当天就把该件退回市人委了。这封国字号公函在南京市旅行了一周后又回到了市人委，使经办人哭笑不得，于是请示上级：此事应该咋办？领导是有水平的，貌似淡定地下了一条指令：以市人委的名义把该函转往“抄家办”处理。
“文革”时的“抄家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机构，该机构的全称叫作“抄家物资管理办公室”。
“文革”伊始，红卫兵掀起了一场“破四旧”风暴，初衷是要相帮那些家有老古董物件的多半有点儿殷实的百姓家庭把东西砸掉。人家对此当然不愿意，那时也没有什么物权法，有也不会执行的，于是只好自己保护自己，挡不了红卫兵上门，那就把东西藏起来吧。红卫兵闯入后发现没有“四旧”物品，于是就动手搜查。寻常民宅就这么大，“四旧”物品往哪里藏？还不是立马就被发现了。开始时就把东西砸的砸、撕的撕、烧的烧破坏掉，这时由于户主的藏匿行为，红卫兵往往都已被激怒了，反正他们是不受法律、政策约束的，于是就把原本不应属于“四旧”的东西也一并破坏掉，还捎带着打人，打死的也有。再往下，他们又发现这样做太累，倒不如把东西用车载走，交由专门部门去处理。这种行为，就是抄家。
专门部门就是“抄家物资管理办公室”。像南京这样的大城市，该临时机构归其时尚在勉强运转的市人委领导，由公安局、民政局各抽调干部负责，打杂的就是从学校、工厂等单位抽调来的红卫兵小将了。
“抄家办”下设“抄家组”，那是由各区依照市“抄家办”的组建方式成立的，组织关系归区人委，业务关系则归市“抄家办”。
之所以说想出把公函转到“抄家办”的那位领导有水平，是因为他知道“抄家办”是由公安、民政两家拼凑而成的，这活儿还得你们两家管。市人委将该公函作为“机要件”送到“抄家办”后，那里倒是很理解，认为这确实是其职责范围内的活儿，因为以当时的形势，类似日本武士刀这样的玩意儿，不单单是“四旧”问题，更重要的还是阶级斗争问题，那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于是，“抄家办”就立刻着手调查，也没出门，几个人就在办公室里查阅各区“抄家组”报送上来的抄家物资清单就行了。这清单还很好查，因为各区都是根据“抄家办札的要求搞的统一分类，武士刀应当列入“武器”一类，只要盯着各区清单里的“武器”查找就可以了。
查找结果是，玄武区“抄家组”报送上来的清单里，有一把被称为“东洋战刀”的日本武士刀，备注栏里注明该刀的刀身上有“植田家族”、“三胴切”字样，这与要查找的那把武士刀的特征是相符的，也是全部类似刀具中唯一特征相符的刀。因此，可以认定这就是植田西寅函件中所说的那把武士刀了。
那就把刀弄来吧，眼见为实，拿到手确认后大家心里就踏实了。于是，“抄家办”就给玄武区“抄家组”打电话，让他们将这把刀从仓库里取出来后送到市里。对方一口答应，可是几分钟后就来电说这把刀不在他们那里，已经给市里拿去了，说是去办展览会的。
【信笔由墨注】展览会是在“总统府”东面的毗卢寺举办。（详见附录）
这么一说，“抄家办”就翻查工作记录。果然，国庆节后不久，这把刀已经随同其他一些玄武区抄得的“四旧”物品送到市“抄家办”了。如今六十岁以上的人应该还记得，1966年“文革”初期各地都举办过以抄家物品为道具的阶级斗争教育活动，具体形式是从抄家物品中选出一批有代表性的各类“四旧”物品举办展览会，名目各有不同，有称“抄家物资展览会”的，有唤作“破四旧成果展览会”的，也有干脆叫“阶级斗争教育展览会”的，等等。这种展览会最初由几家大单位、学校自行联合举办，后来就由各区“抄家组”负责牵头组织举办，最后就是市“抄家办”主持举行全市性的大型展览了。南京市的市级展览会是在1966年10月中旬举办的，前几天刚结束。
这样，对于市“抄家办”来说，这件事似乎就更容易了，要找的东西在自家手里嘛。于是，立刻派人前往业已结束的展览会调取那把“植田刀”。可是，令人惊讶的一幕出现了：展览会里，并没有“植田刀”！
二、不可思议的失窃
当时，展览会已经结束，所有参展的“四旧”物品均已装箱并贴上了封条。按照事先的安排，这些展品在展后不再送回各区，而是直接由市“抄家办”运往仓库封存。“抄家办”是没有运输车辆的，得临时调配，一时调配不到，就耽搁了几天。不过。展览会是日夜有人值守着的，管段派出所民警也一直在那里，怎么会失窃物品呢？
发生这样的事儿，即使没有国字号公函之事，市“抄家办”也得派员过去调查的，现在当然就更要重视了。于是，“抄家办”就毫不含糊地来了个全体出动，七名成员一并赶去。
了解下来的情况是这样的：11月28日展览会结束后，工作人员把展品一一清点登记，然后装箱并贴上盖着市“抄家办”大印的封条。那把“植田刀”，是与其他十几件什么日本武士刀、中正剑、马刀、鬼头刀、宝剑、雨伞剑、手杖刀、军刺、匕首等刀具放在一个箱子里的，该箱子的编号为“051”。可是，刚才展览会方面接到“抄家办”的电话，查看了登记本后打开051号箱子时，那把刀却已经没有了！查看箱子外面的封条，完好无损，并无事先动过的痕迹。这不是奇怪了吗？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究竟“植田刀”是否进入过展览会？会不会是玄武区方面弄错了？于是，就查看刚布置好展览会还没对外开放时所拍摄的资料照片。查看下来，照片上有这把“植田刀”。然后，再让展览会工作人员回忆该展品是不是一直陈列到了展会的最后一天。这就没有照片可查了，不过可以问讲解员的。展览会的讲解员都是从大中学校临时抽调来的女红卫兵，展会结束后已经返回各自学校去了。不过名单还在，查了查，确定分工讲解包含刀具这一摊展品的讲解员是南京中等轻工技术专科学校的红卫兵蒋小玫。于是，立刻往学校打电话找小蒋。小蒋在电话那头回忆下来，说展会结束那天她记得橱窗里是有那把“植田刀”的。
这么一说，。大家就更觉得奇怪了。只有“抄家办”副主任彭滔因为是市公安局的老刑警而保持着那份淡定，他说这事好查，我打个电话到局里让刑警来勘验一下就行了。
刑警来了，对051号箱子进行了指纹勘查，确认箱盖和封条上只有两个人的指纹。这二位都是展览会工作人员，一男一女，男的叫朱海康，是光明机修厂的民兵排长；女的叫满永贞，烈属，无业社会青年。刑警一宣布结果，两人的脸就白了，满永贞随即低头抽泣。因为还没立案，刑警是被彭滔老上司唤来友情援助的，所以不便发表意见。发表意见的是彭滔，他说二位请先别紧张，我们这是在调查，你们冷静一下，把事情经过回忆回忆，说说清楚就行了。我先说一下个人观点，我觉得你们二位不可能与这件事有关。
彭滔这么一说，朱、满两人稍稍心定，于是就说了情况：展览会收摊时，并没有进行分工，大家自由结合，把展品分门别类归类、登记，然后装箱，贴封条，搬到展厅一角堆起来。他们两人正好聚在一起处理这些刀具，记得登记时确实是有“植田刀”的，展品中一共有三把日本武士刀，“植田刀”是其中之一。登记后，他们还一个念一个一件件查看，核对了一遍。登记后就装箱，装箱得费点儿时间，因为得用报纸把每件刀具裹起来。这些报纸都是最近几个月的，上面刊登着不少伟大领袖以及其他中央要员的照片，还有革命群众举着领袖画像的各类美术作品，所以必须得加倍小心，每张报纸使用前都翻来覆去查看清楚，没有照片的才能使用，否则把领袖像凑到刀具上，那就是“现行反革命”了，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事儿。这样，虽然朱、满两人的活儿不多，但速度却是比较慢的，等到两人把刀具装进箱子，大伙儿忽地都欢叫起来了！
怎么呢？原来是夜宵送来了。这个展览会虽说是市里举办的，但并非一个单位，而是由“抄家办”牵头从学校、工厂抽调若干名家庭出身好、本人表现积极的造反派组成工作班子负责管理。白天开放，晚上闭门，由工作人员轮流值班。白天干活是尽义务（有职业的仍向本单位领取工资），没有劳防用品也不给饭贴，吃饭得自己付全款加上粮票；晚上值班的也是白干活，并无夜宵费一说。如此待遇，放在今天会使人感到不可思议，但以当时的政治气候，轮得上干这种义务活儿的人心情还特别舒畅哩，自豪感油然而生。这样一个多月干下来，“抄家办”领导觉得不好意思了，就想在这次活动的最后一个晚上犒劳一下工作人员。怎么犒劳法？酒席是甭想的，饭局也没有，每人弄一碗肉丝汤面吧，不过粮票得自己出。即使这样，“抄家办”领导还不敢拍板，而是打了份报告送到尚未被打倒的市人委办公室主任那里签批后才敢行事。
对于这一干都是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工作人员来说，肉丝汤面是平时难得享用到的，此刻免费品尝，那当然是一件值得高兴之事，欢叫几声也是人之常情。展览会附近有一家国营饮食店，这顿夜宵就是请他们提供的。当下，该店把夜宵送来后，大家就停下手头的活儿，前往展厅旁边的休息室去享用这顿免费美食了。吃过面条后，又说了一会儿闲话，这才返回展厅继续处理尚未完成的活儿。朱海康、满永贞用挑选出来可以使用的旧报纸塞住了箱内的空隙，最后合上盖子，上锁，贴了封条，将箱子抬到展厅一角堆好，然后把钥匙连同登记册交给了展览会负责人，活儿就算完成了。
当下，彭滔听完朱、满的这番陈述后，说我相信你俩说的是事实，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登记资料中有这把刀，而箱子里却没有这把刀的原因了——刀是在你们吃肉丝汤面时被人窃走的。
这样，这就是一起盗窃案件了——如果在今天，这样一把“三胴切”古刀，在国际市场上的拍卖价格已经达到了百万美元以上，该是一起特大案件了。而在1966年，对于此类刀具还没有价值意识，如果没有那份国字号公函，只怕立案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有那份国字号公函，所以这把刀的失窃就被赋予了若干政治意义，因此报往市公安局后，就决定对此立案侦查，而且一定要查到，否则就没法向国务院方面交代了。
1966年11月30日，专案组正式成立。该组的阵容以当时来说貌似有些规模，成员一共有十三人之多，不过穿制服的警察只有三人——市局刑警吴树抒、印锦发和市“抄家办”副主任彭滔，“抄家办”的一名市民政局女干部钱月妍也是成员之一，其余的就都是从工厂和学校临时借调过来的红卫兵了。另外，管段派出所也派了一个名叫许吉利的民警作为联络员。专案组长由彭滔担任，他在市公安局是副处长，以副处长资格出任一个专案组的组长，这个专案组在当时也算是可以的了。前面说过，彭滔是老刑警出身，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他就已经在解放区公安局干刑侦工作了。所以他对主持这项侦查工作还是有一种胸有成竹的自信的。专案组人员报到后，他就主持举行了首次案情分析会。他是目前为止最熟悉这桩案子的一位知情人了，当下简单介绍了案情，说从已经掌握的情况来看，这把刀的失窃时间应该是在登记、装箱后至封箱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当时展览会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去吃夜宵了，展厅里空无一人，窃贼正好可以下手。这个时间点选择得很好，因此看来窃贼是知晓当晚的某个时间段有夜宵供应而展厅里空无一人的。这样，很有可能这起盗窃案是内部人员作案，或者内外勾结联手作案。
刑警吴树抒、印锦发是在南京解放后参加公安工作的，初入刑警队伊始是要拜师傅的，他们拜的师傅就是彭滔，尽管后来彭滔被调离刑侦条线了，但他们对于彭滔丰富的刑侦经验还是很佩服的。当下，两人听彭滔这么一分析，几乎不假思索马上就表示赞同。专案组其余几位包括挂着副组长头衔的钱月妍于刑侦工作都是外行，哪里还有资格跟那三位探讨？当下自是一片赞同声。
彭滔于是说，既然大家同意上述分析，那我们就研究一下往下应该怎么着手调查。大学生红卫兵小金说：“彭组长，时间紧迫，咱们这些人在您三位面前都是啥都不懂的小学生，应该怎么开展工作您发个令就行，您说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大伙儿说对不对？”包括钱副组长在内，自是说“对”。于是，彭滔就也不谦虚了，当下宣布：全组即刻进驻展览会，对全体工作人员逐个开展调查。
展览会工作人员一共有三十二人，他们原本已经完成了展会使命，这几天是最轻松的时候，聚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扑克下象棋打发时间兼带着看守那堆已经装箱上了封条的展品就是了，不想正好遇上“植田刀”失窃案，于是大家的神经就都绷紧了，打牌下棋自然不行了，说笑也没了兴致，只等着组织上赶快前来调查，把情况弄清楚后早些解脱了事。现在，专案组进驻了，先开了个全体会议，由钱月妍说了说接下来的调查方案，要求人人端正态度，积极配合专案组工作，如果自己涉案的就尽快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不涉案的也不是没事儿，同样得积极靠拢专案组，把这些天来自己的所见所闻中可能与失窃案有关的情况向专案组反映。
钱月妍讲完后，刑警印锦发就宣布了如何开展调查，用他的话来说是很简单的，先是每人在不得与他人接触通气的前提下写一份“情况说明”，把11月28日“植田刀”失窃那天晚上的活动经过一五一十写出来，时间要求精确到每一分钟，并且还要写出能够证明你所言不谬的旁证人；然后，专案组审阅各人所写的情况材料，分头印证。
印锦发宣布后，立刻付诸实施。那就是小金等一班红卫兵的事儿了，他们早已奉命准备好纸笔，每人一份下发后，让三十二名工作人员分头去写，他们则像高考考场里的监考人员那样，神气活现地巡场监察。
写这种材料字数有限，最多二十分钟就解决了。然后，专案组两人一组分头核查旁证人。这桩活儿要费些时间，因为被调查的人说的是别人的事，记得不是那么清爽，得回忆一番才能想起来是否在那个时段见到过谁谁谁；而且，这种调查还得逐字进行记录，被调查人最后还要签名按指印。
最后，调查完了，结果是这三十二名工作人员人人没有作案时间，个个清白。钱月妍就问彭滔往下应该怎么查，彭滔说这种调查基本可信，既然可以排除内盗，那就要从内外勾结作案这方面考虑了。具体怎么做法？还是麻烦大家一下，把各人的家庭成员、社会关系情况都一一写出来，我们进行审查，看其中是否有值得怀疑的对象。
工作人员在写材料的时候，彭滔和他的两个徒弟在一旁悄然议论：究竟是什么人对“植田刀”产生了那么浓烈的兴趣呢？其兴趣又从何而来？如果说是为了谋财吧，这把刀似乎值不了多少钱（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类似“植田刀”这样的古董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就是值很多钱，也并不值得盗窃，因为偷到手后无法变现，跑遍全中国也找不到一处肯收购这把刀的旧货店。再说，这个展览会上比这把刀值钱而且好下手的展品有的是，举凡那些古董字画、金银元宝、美玉奇石，随便捞一件就抵得上数把“植田刀”了。议着议着，三刑警倏地一个激灵：既然这样，案犯为何还要冲这把“植田刀”下手？难道这把刀的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那又为什么直到进了抄家成果展览会后才冒险行窃呢？早干吗去了，刀在原主手里时不是更容易得手吗？三刑警议论了一会儿，不得要领，但隐隐感到这把刀可能不那么简单，一时却又说不出不简单在哪里。
接下来的三天，专案组根据展览会工作人员写的材料内查外调，却没有任何收获。这下，专案组成员个个蒙了：一把长达一百二十厘米的玩意儿，就在短短的吃顿夜宵的时间里失窃，竟然就查不着线索，这不是奇怪了吗？彭滔经过考虑，说看来我们得换一种思路考虑了。
第五天——12月4日上午，专案组开会讨论，新思路因此产生。
三、刀主徐百堂
专案组研究出来的新思路是：找“植田刀”的刀主调查。
这个思路产生于刑警吴树抒，他的理由是：从失窃的物品价值、销赃可能性来看，案犯盗窃“植田刀”的动机似乎不可思议。所以，就不得不把注意力集聚到刀本身上，这把刀究竟是什么来路，是否隐藏着什么秘密呢？这，目前看来只有一个人才能解答，就是刀主。或许，通过刀主对该刀的解释，可以使专案组从中发现侦查方向呢！
吴树抒的这一思路获得了彭滔和印锦发的力挺。专案组虽然有十三人之多，但说话算数的也就只有彭、吴、印三位刑警，他们三人意见一致，其余成员自然都赞同了。于是，就指派刑警吴树抒带着小金、小柏、戚金花两男一女三个红卫兵去找刀主调查。
“植田刀”的刀主名叫徐百堂，这年五十挂零。系生产资料公司的一名职工。徐百堂面对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专案组人员，露出一脸的惊奇，知晓情况后对吴树抒一行说自己根本不知道他那把被抄去的东洋刀失窃了。
徐百堂和“植田刀”的渊源是这样产生的：徐百堂出身商人家庭，家里有些钱钞，所以在他六岁时就被送往学堂上学。他读书成绩还不错，一读就是九年，最后获得了一纸初中毕业文凭。这在旧社会已经算是一个走得出去的知识分子了，他因此有了一份饭馆账房先生的职业。二十一岁那年，徐百堂结婚了，正准备好好过一过小家庭生活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1937年12月中旬，南京失陷，市民随即遭遇大屠杀的厄运。徐百堂全家除了母亲和他们夫妇正好去郊区乡下走亲戚因打仗滞留未归而侥幸逃过一劫之外，爷爷、父亲、兄弟姐妹共七口悉数被杀，家里的财物自然也被劫掠一空。
之所以要说及这一点，是跟后来徐百堂获取并保存这把“植田刀”有关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部队开进南京，接收敌伪财产。根据规定，各接收部队都得制作所接收财产的明细账目。这对于部队军人来说，显然是有相当难度的，因为军人中很少有识字者，更别说懂得做出明细账目的人了。那怎么办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临时向社会招聘此类有着一技之长的人员。当时，徐百堂正好失业闲居在家，看了报上刊登的招聘启事，便去应聘，凭着他的初中毕业文凭和多年从事财会工作的经历，自然大受军队方面的欢迎。于是，他就成了国民党中央宪兵团的一名临时文职人员，给他的待遇还不低，享受少尉薪饷，另加工作津贴。
这样，徐百堂在宪兵团干了七个月，是最后几个离开部队的临时工。临离开前，负责财务的那位程副团长把徐百堂叫去，说徐先生的工作我们非常满意，感谢你为本团服务了半年有余。现在，你跟我到仓库去一趟，我们决定给你一件东西让你留作纪念，你可以自己挑选，看中什么就拿什么，我给你出具一纸证明，表明这是中央宪兵团赠送给你的，以后任何单位任何人都不得为此而找你的麻烦。接收物资仓库里堆满了各类物品，从黄金首饰、珠宝玉石到古董字画、古代家具甚至楠木寿材，随便拿一件其价值没准儿就是多少亩土地或者一套房子什么的。可是，徐百堂什么也没要，单单拿了这么一把日本武士刀。他对一脸惊诧的程副团长解释说，东洋人杀了我一家七口人，现在，中国终于打败了日本，我要留下这把刀作为纪念，世世代代传下去。
徐百堂离开国民党宪兵部队后，又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桐油店里当账房先生。这份工作一直干到南京解放，又接着往下干到1956年公私合营，随着桐油店并人生产资料公司而成为公司的正式职工。由于那段在国民党宪兵团干过几个月临时工的经历，徐百堂在解放后一直没有消停过。南京解放伊始，他遵照市军管会的布告规定前往玄武公安分局作了登记，当时倒没什么，过了两个月，就通知他去集训班学习，其实就是交代供职于反动党政军宪特警职业的情况，接受政府的政治审查。审查下来他算是最没事的一类，一个月后就放回家了。不过，从此就有了记录，每次搞运动都不会忘记他。
可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对于徐百堂来说却似乎是一个例外，可能几个月前他刚被调到一个新成立的门市部去工作，那里的同事对他的历史情况不了解的缘故，运动开始以来并无什么人来找他。社会上风行抄家破“四旧”时，红卫兵小将也没光顾其宅，因为他家属于一般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前老祖宗传下来的“四旧”已经给日本兵提前破掉了，家里的东西都是后来置办的。不过，徐百堂心里是颇有些畏惧的，他担心自己珍藏着的那把东洋战刀会被作为“四旧”抄去。他曾经考虑过是否转移到某个安全地方，但想想又觉得犯难，因为以其住所的情况，周边都是住户，出家门一步就是与邻居共用的地盘，各家即使待在家里，一个眼风也就可以暸见别家的动静了。这种情形下，要想将一把一百二十厘米长的战刀拿出家门而不被人瞅见，那风险是蛮大的。那时节又正是夏秋之交，“火城”南京的大街小巷通宵都有人露宿，所以想利用夜晚时段也难。这样，转移的念头也就只能在脑子里过个场了。该来的终究要来，国庆节前三天，终于来了一拨红卫兵，对徐百堂家进行了彻底搜查。“植田刀”原本就没有藏匿，就竖在卧室的那口大橱里，自是一查就着。本来，红卫兵还想把徐百堂拉出去游斗的，幸亏他抢先主动要求坦白，将这把刀的来历和自己当时留下它的想法如实交代了一遍，并拿出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时自己写的与那段经历相关的材料底稿给来人审阅。红卫兵中也有讲道理的，听下来觉得徐百堂似乎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反动历史问题，于是也就网开一面算了。不过，刀当然是得拿走的，还给他出具了一纸收条。这把刀，之后就由红卫兵上交玄武区“抄家组”了。吴树抒问徐百堂：“都有谁知道你手头有这么一把刀？”徐百堂回答说刚拿到这把刀的时候，因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之下，是中央宪兵团赠送给他的，他感到很自豪，有时就禁不住拿出来给人看，有着一份炫耀的意思，应该是所有亲朋好友、这—带的邻居都知道他手头有这么一把刀。后来解放了，他知道这事儿已经不光彩了，于是就守口如瓶了。
吴树抒再问： “那么，自从你有了这把刀之后，是否有人向你提出过转让之类的情况呢？”
徐百堂说有过这种情况，一共四次——
第一次还是解放前，1947年11月的一天，—个身材高大挺拔一看就是职业军人的三十来岁的男子来找徐百堂，对方身穿便衣，递过来的名片上显示他名叫宋呈样，是国民党陆军部队的一个少校营长。他很客气地对徐百堂说，听说徐先生手头有一把日本武土刀，不知是否可以让我鉴赏一下，以饱眼福？徐百堂知道军人是不可得罪的，于是就拿出“植田刀”，刚要往桌上放，被宋营长叫住了，随后往门外一挥手，嘴里说了声什么，跟随他来的一个勤务兵马上捧进来一条崭新的军毯铺在桌上，这才让把刀放上去。然后，宋营长戴上白手套，仔细查看“植田刀”，一边看，一边不时点头，嘴里低声称赞。宋营长看完后，冲徐百堂拱手说： “这是一把罕见的好刀！不知宋先生是否肯割爱？”
徐百堂问对方什么意思。宋营长说，他想收藏这把刀，愿意用其他刀具或者武器与徐百堂交换。他的部队是负责守卫军火仓库的，各种美国制造的轻火器、刀具应有尽有，让徐百堂去挑选就是。徐百堂这才意识到对方来者不善，当下一口拒绝了。宋营长大失所望，嘴里吐了句“如此，宋先生您会后悔的”，就离开了。
次日，就有人登门拜访徐百堂了。来的不是军人，而是区警察局的一个什么队长，徐百堂见过他，知道对方姓王。王队长不知出于什么目的，还叫了保长、甲长随同。进门后，王队长说： “徐百堂，听说你有一把东洋刀，现在有人向分局报告说这是你当年乘日本人投降一片混乱之时偷盗而得的！你不必解释！要解释以后到分局去说。现在是通知你一声，二十四小时内，你带上这把刀到分局向本队长报到！刘保长、曹甲长，你们二位从现在起负责给我牢牢看住他，不准他携刀离开家门，以防转移或者销毁罪证！”言毕，扬长而去。
徐百堂初时有点儿慌神，稍后一想，当初那个程副团长不是给过他一纸盖着宪兵团大印的证明，以表明这把刀来路清白吗？记得程副团长还说过，如果有人为这把刀找你麻烦，你可以找宪兵团，不管我是否还在任上，部队的人只要看到这张条子，就会替你作主的。于是，徐百堂就从箱子里找出那张条子，要出门去找宪兵团。受命看住他的刘保长、曹甲长正要阻拦，听他这样一说，又看过那纸条子，就没那么嚣张了。刘保长说徐老弟你不必激动，王队长肯定不知道其中有这么一节，闹误会了。咱们不着急，我马上给你去向王队长反映。
反映的结果，王队长派了个小警察送来一条香烟表示歉意。徐百堂另外一个收获是，宋营长留下的那条军用毛毯也归他了。
第二次的内容就少多了。那是1952年初，当时徐百堂还是桐油店铺的账房先生。一天，下班时刚走出店门，后面就跟上了一个背有些驼的小老头儿，说话带山东口音，说您是徐百堂徐先生吧？我找您找得好苦啊！什么事呢？听说您手头有一件藏品，我想跟您商量，不知肯否割爱？徐百堂不玩古董，对“藏品”这个词儿有些陌生，正凝神分辨间，对方加以说明：就是那把刀。您如果愿意，我可以出十两黄金。徐百堂其时已经给建国后的政治运动教育得小心翼翼了，连忙摇头说没有的事儿，您老听别人传错话了吧。对方说请徐先生考虑，可能的话可以跟我联系，我是特地从上海过来的，说着，递过一张名片，然后就告辞而去。名片上印着：上海市北站区天目中路博胜里12号圣飞牙科诊所裴圣飞。徐百堂并无转让的念头，所以没有跟对方联系过。不过，这张名片还保存着。
第三次是1961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人们缺衣少食，日常谈论话题最多的就是一个字：吃。国家因此而放宽了大陆居民赴境外亲戚处旅居、定居的政策，对于境外寄来的邮包的限制也大大放松。那年5月，徐百堂莫名其妙地收到了一个从香港寄来的邮包，落款是香港弥敦道五大贸易商行。打开邮包，里面是猪油、糕点和糖果，一共大约有五公斤。徐百堂想来想去，他并无海外亲友，处在那种形势下自是大惊，于是就把包裹送到公安分局。分局问明情况，没收，说这是正常的邮寄行为，寄来的食品也是政府允许老百姓持有的，你拿回去吧。既然警方这样说了，徐百堂也就放心了，于是全家享用。还没吃完时，寄件人登门了。那是香港来的一个参加广交会的商人，说他受人委托，希望徐百堂转让他收藏的那把日本武士刀。只要徐百堂同意，价钱好说，考虑到大陆目前物资供应紧张，如果需要以食品置换的话，他们也是愿意的。徐百堂一听来人是香港的，二话不说就把对方揪到派出所去了。
来人姓甚名谁徐百堂到现在还不知道，只记得派出所民警当时检查了对方的一应证件后，就让人家走了，然后，让他也回家。他刚走出派出所，那香港人又粘上来了，说徐先生你看这桩买卖怎样？徐百堂没答理，自顾走了。后来，那人再没出现过。至于第四次，那就是今年9月下旬抄家前一天的事儿了。那位登门的兄弟名叫董忠，是家住距徐百堂家不过百米之遥的一个单身汉。对方跟徐百堂以前不认识，但住得这么近，平日里肯定是时不时见面的，所以他登门时徐百堂一眼就认出来了，就是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对方倒是叫得出他的名字的，说您是老徐徐百堂吧，呵呵，我姓董，单名一个忠字。徐百堂看对方年龄比他要小十多岁，便唤其小董，招呼他坐下，又给沏茶，说不知小董找我有啥事儿？董忠说小事一桩，咱就实话实说了吧，老徐您知道最近都在抄家吧。徐百堂一听话头不对，头就大了，不过还得应付，便说是啊，这是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啊。董忠说老徐您家还没来抄过吧，我对您那把东洋刀倒是有些担心哩。徐百堂就问这是什么意思。对方说： “听说这把东洋刀还不错，您也珍藏二十年了，给抄掉那是挺可惜的。要不我先替您拿去藏着，我是没有历史问题也没有现行问题的，家庭出身是码头工人，再怎么抄也抄不到我家里来，您那把刀藏在我家里那就像放在保险箱里一样牢靠！您看怎样？”
徐百堂一听就知道对方来者不善，于是一口回绝。董忠的脸顿时拉长了： “我听说这世上有人喜欢敬酒不吃吃罚酒，以前一直不相信还有这样的傻瓜，现在看来眼前就有。好好好！那兄弟就告辞了，您可别后悔啊！”
这话说了不到二十四小时，抄家的红卫兵就上门来了。所以，徐百堂一直怀疑是董忠向红卫兵提供的线索。当然，这话也只能此刻向前来调查的专案组人员说说。
吴树抒等人把情况向组长彭滔作了汇报。彭滔说，那就对这四条线索进行调查吧。调查了四天，其结果分别如下——
新中国成立前前往徐百堂家要求以其他武器置换“植田刀”的那个国民党营长，名叫宋呈祥，后来随部队离开南京，死于淮海战役战场上。那个配合其敲诈的警察分局王队长倒是找到了，这厮名叫王富林，新中国成立后被判了十三年徒刑，从南京老虎桥监狱释放回家后，给戴了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安排在街道工厂干活。他承认当时是受宋呈祥之托前去向徐百堂索要那把东洋战刀的，因为宋是个战刀迷，有收藏战刀的嗜好，后来知道徐百堂手头有宪兵团的条子，就不敢造次了。宪兵团那伙人除了“军统局”还敢跟他们碰碰，一般军警那是绝对不敢惹他们的，所以宋营长就决定知难而退了。
【信笔由墨注】南京老虎桥监狱在进香河路北段，东侧，离北京东路不远。也可以从乘六路公交在珠江路的莲花桥站下，沿进香河路向北走一段。
1952年那个上海来客给徐百堂留下的名片，倒是实有其址其人的，确实是个牙医。不过，这个名叫裴圣飞的主儿早就去另一个世界了。裴是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当过“中统”特务、汪伪特务，后来又干上了“军统”，直接暗杀过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公安局一时尚未掌握裴的罪行，他得以以牙医为掩护隐藏了下来。1952年初，从广州来了一位朋友拜访裴，说到南京玄武区有一位名叫徐百堂的手头藏有一把日本武士刀，请裴相帮前往联系转让事宜。于是，就有了裴圣飞的那趟南京之行。裴无功而返回上海后，没几天就被人揭发出了历史罪行，于是立马被捕，不久就判处死刑给执行了。这段隋况，是其在未审判前在看守所关押时跟同监犯聊天时透露的，同监犯向所方反映后，形成材料进了裴的卷宗。专案组外调人员就是仔细翻阅了那份死囚档案后才发现了这个隋况。
第三路调查人员根据徐百堂所述，去派出所向民警调查。那是四五年前的事儿，民警还记得，而且在工作记录本上也查到了相关记载。那个被徐百堂扭送派出所的香港商人，名叫姜亮，确是由港赴粤出席广交会的港商。据姜说，其赴宁向徐百堂求购那把刀是受人之托。以当时的相关规定，老百姓持有刀具甚至气枪、猎枪都并非违法行为，因而要求转让也是合法行为，因此民警也就没有向姜亮了解是受何人委托以及其消息来源。
第四路调查的对象就是董忠了。这人是个死了老婆后一直没有续弦的单身汉，其职业是区劳动服务公司的电工。专案人员找到董忠，向其了解9月28日前往徐百堂家索要“植田刀”之事。他一口承认确有此事。问他为何要那把刀，他说这把刀在徐百堂那样的替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效过力的人手里，是“四旧”，革命群众是不放心的；而如果在我这样三代工人阶级家庭出身、历史清白、铁心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里，那不仅一百个放心，而且是支持的，因为我会拿着这把刀在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杀向反革命和阶级异己分子。
那么，“植田刀”让红卫兵抄去，是董忠举报的吗？董忠点头承认，说他既然不肯把刀给我，留在他那种有历史问题的人手里，我作为一个革命群众当然是不放心的，所以，我就向附近中学的红卫兵小将反映了情况，听说他们第二天就去徐家把那把刀给抄去了。呵呵，真是大快人心啊！
专案组经过讨论，认为不能排除这四路调查对象中的王富林和董忠两人的作案嫌疑。于是次日就派员对这两人进行了外围调查。可是查下来，王、董两人均无作案时间。
当天下午，专案组正再次开会讨论案情时，派出所驻专案组的联络员许吉利前来通报了一个隋况：据徐百堂的邻居向户籍警反映，9月28日徐百堂在被红卫兵抄去刀后，站在门口目送红卫兵离去时，恨得咬牙切齿，嘴里嘟哝过一句“好啊，走着瞧”。后来，有邻居告诉徐百堂抄去的那把刀在市“破四旧成果展览会”被展出的消息，徐百堂特地向单位请了假骑着自行车去看了。过了几天，又去看了一次。之后，又连续三四次向被学校组织前去参观展览会的邻里几个小学生打听过那把刀是否还在展览会上展出。总之，徐百堂在“植田刀”被抄走后的那段时间，表现得有些反常，没了平时那种一贯夹着尾巴做人的小心翼翼。这个情况使专案组产生了一个猜测：会不会是徐百堂自己盗窃了“植田刀”呢？
于是，刑警印锦发立刻往徐百堂的供职单位打电话了解徐百堂11月28日那天的出勤情况，得知徐百堂那天是上班的，不过下午三点多提前下班了，他对领导称有点儿不舒服要去医院开点儿感冒药。那么，当天晚上展览会工作人员离开展厅去吃夜宵的那个时段，徐百堂在哪里呢？
第二天，12月10日，刑警吴树抒、印锦发分别带着专案组成员小金、小柏、小储、小黄悄然对徐百堂的邻居、妻子、子女进行了调查，所获得的情况却并不一致，有说徐百堂那天晚上在家，也有说好像不在家或者不清楚的。本来徐百堂的老婆陶美琪是最有发言权的，可是那天正好轮到她在其供职的商店值夜班，就不知道丈夫那夜是否在家了。
于是，专案组决定直接跟徐百堂谈话。徐百堂按照刑警的要求回忆了那天下午和晚上的行踪：提前下班去医院配了药，然后回家做晚饭。饭后，看了一会儿向邻居借来的报纸就睡觉了。总之，晚饭后他没有出过家门。
由于没有证据，专案组也就无法对徐百堂采取什么措施，调查工作陷入了僵局，并且眼见得就可能会煮成一锅夹生饭。当晚，专案组三个刑警凑在一起议论了许久，最后决定次日全体出动，去展览会周边逐家访问，指望能够有人提供案子发生那晚的些许蛛丝马迹。
这个指望竟然轻而易举就有了着落：12月11日的调查中，有人向专案组反映说11月28日那天晚上十点左右，看见有一个身形酷似徐百堂的黑影骑着一辆自行车从展览会后门方向匆匆过来，车的三角架上，绑着一件用报纸裹着的条状物品，一直伸至后面的书包架上。
彭滔于是拍板：传讯徐百堂！
可是，徐百堂这时已经不在家里了。
四、一场空欢喜
徐百堂去了哪里呢？他进了“牛棚”。“牛棚”不是标准意义上的饲养牛的所在，而是造反派囚禁“牛鬼蛇神”的场所。
徐百堂怎么成了“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呢？这还得回到他那段在国民党中央宪兵团当临时工的历史上，当然，与革命群众董忠同志的奔走呼号也是有一定关系的。董忠接受专案组的调查后，意识到自己向红卫兵举报徐百堂家里藏有东洋战刀之节已经被徐百堂所察觉，寻思一样得罪了，不如得罪到底吧。他跟徐百堂住得近，算是街坊，知晓徐百堂的底细，于是就去向红卫兵反映，添油加醋述说徐百堂的反动历史，鼓动将徐百堂抓去。可是，红卫兵其时的兴趣已经不在前一阵的对付“牛鬼蛇神”上，而是热衷于成立自己的派别组织，所以对此兴趣不大，不予响应。董忠又去了徐百堂供职的生产资料公司，这回算是找对了人。商业条线的造反比学校要慢一两个节拍，该公司的造反派刚刚大着胆子“揭竿而起”，甚至还不敢批斗“走资派”，那就先拿“牛鬼蛇神”练手热身，于是就把那些有历史或者现行问题的同事归类，集中起来批斗、交代问题，当然还有劳动改造。本来，是没有徐百堂的，因为他一贯小心翼翼，人缘不错，背后无人议论他，许多人就不清楚他历史上有那么一个污点，渐渐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现在被董忠赶上门来义愤填膺地一反映，就给提了个醒，二话不说就通知徐百堂下班后去司令部报到，一报到就失去了自由。
专案组得知上述情况后，研究了一下，决定先去徐百堂家里进行搜查，看是否有失窃的“植田刀”。登门搜下来，没有发现“植田刀”，只搜到了红卫兵抄家时出具的那纸搜去“植田刀”的收条，就顺手拿走了。
造反派对于专案人员的登门外调极表欢迎，因为这是对他们让徐百堂失去自由之举的一个间接肯定，说明徐百堂确实是一个有问题的人，看人家市里的专案组刑警都来找他算账了！徐百堂本人呢，对于自己昨晚被作为“牛鬼蛇神”关押进“牛棚”还没想通，一脸的迷糊相，此刻专案组的人又出现在面前，而且直截了当地逼问那把刀是不是他潜入展览会偷盗的。因此，他深为震惊，震惊得连话都不说了。
刑警于是就缓和一下气氛，换了副脸孔，语气中也似有了些许和蔼，说老徐这不是一个什么了不得的问题，不就是一把刀吗？说着，拿出了那纸收条，说你看看，上面写着的是“四旧”物品日本武士刀一把，请注意，定性是“四旧”物品，而不是什么“复辟武器”，家里有“四旧”物品又算得了什么？不犯法，也不是什么问题。这次你们单位的造反派审查你，不是为这把刀，而是因为你以前的那段历史。依我们的经验看，那也是过过场的事儿，搞运动嘛，一开始都是这样的，你那段历史早就弄清楚了，解放至今政府从来没有说过要追究你的，是不是？所以，那把刀的事儿，就更是不足挂齿了。我们知道你对那把刀有着一种特殊的情结，是作为战利品收藏的，法律并不禁止这种收藏行为，至于现在说到“四旧”，那是另一码事儿了。你想不通也是情有可原，所以，偷偷地把刀拿回来也是可以理解的。现在，你只要把情况说清楚，不就没事了嘛。这还可以作为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由我们出面向你单位的造反派正式反映，相信对于解决你现在的关押问题是有好处的，对不对？如此这般翻来覆去说了一阵，徐百堂听得很专心，脸上的迷糊也没了，看得出心里已经清明了。那该开腔交代了吧？他倒是开口了，不过并不是交代，而是否认，说他没有去展览会拿过那把刀，不但行为上没有，脑子里也没有过这么一个念头。
这时，天色已黑，几个专案人员口干舌燥饥肠辘辘，于是就收场吧，明天再来找这小子。回去向组长一汇报情况，彭滔说明天我去会会这家伙，想当初“镇反”我搞预审时，多少顽固分子我都拿下了，还怕对付不了这么—个主儿？
可是，第二天已经不劳彭组长亲自出马了。上午，彭滔点了吴树抒、钱月妍、小金随同，正要出发时，徐百堂却找上门来了，说是来投案自首的。
徐百堂的投案自首，是由于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促成这种变化的动力，是造反派的皮带。昨天傍晚，专案组无功而返离开“牛棚”后，造反派就来找徐百堂了，说你小子倒还真能啊，竟敢把红卫兵抄家抄去的东西从展览会里偷出来，这是什么性质的罪行你知道吗？不知道？那好，让我们告诉你，这是百分之百的现行反革命罪！破“四旧”成果展览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个新生事物，人家积极支持还唯恐来不及，你倒真是胆大包.天，不但不支持，反而搞破坏。这样吧，你如若现在老老实实把问题交代清楚，把偷去的赃物交出来，我们可以从宽处置你，当然也就用不着进局子去吃牢饭了。交代吧！
徐百堂哭丧着脸说没有什么交代的，因为自己确实没有去展览会偷过刀，抄去就抄去了，这把刀其实也不是我的，交给国家不是蛮好嘛，我是想得通的。他想得通，人家造反派可就想不通了。他们是盘算好了，想把徐百堂攻下来，追回那把刀，给专案组一个意外惊喜，也好显示他们的能力，哪知徐百堂还是一口否认。造反派的耐心是很差的，到这一步他们也就懒得开口说话了，动手吧。于是，就解下皮带，对准徐百堂就是一阵乱抽，打得徐百堂倒在地上抱头乱滚。如果不是这时正好出现—个人，那徐百堂的性命是否能够得以保全也是一个未知数。
这个突然出现的人是生产资料公司看大门的泰老头儿，此人貌不惊人，岗位也是轻微至极，但却是个有来头的人。翻开他的档案，他是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而且这么长时间从未脱过党，抗战时还干过新四军，不过是马夫。但人家的革命资历在，尽管能力有限，也缺乏上进心，但待遇还是要给他的。新中国成立后评定干部级别时，组织上给了他行政十三级，不过他给自己挑选的工作却是看大门。因为看大门，所以不管什么政治运动，谁都找不到他的岔子。这样的老革命，通常都是不懂明哲保身哲学的，所以他敢于说话。现在，当他发现造反派痛殴徐百堂时，就出面干涉了。于是，造反派只好暂时放过徐百堂，说明天再说，生怕徐百堂逃跑或者自杀，就把他绑在柱子上。
徐百堂被绑了一夜，早上正昏昏沉沉时，泰老头儿来了，给他松了绑，说老徐你有没有问题我不清楚，不过我觉得你平时做人还是不错的。这样吧，你去公安局找昨天来向你调查的同志，有问题交代问题，没有问题就胡乱扯几个小问题，让他们先把你关起来，避开这边造反派的风头再说，否则像昨晚那样的话，再来一两次没准儿你这条命就交待了。于是，徐百堂就来找专案组投案自首，开口就说：“那把刀，确实是我去展览会偷的。”
这句话使彭滔等人心头的石头落了地，彭滔说：“你还没吃早饭吧？哦，昨天晚饭他们也没让你吃？那饿透了，先吃点儿东西，吃完了再说。”
当时，专案组还不知道下面竟会出现使他们跳脚的情节，显得比较淡定。彭滔自掏腰包请徐百堂吃过早点后，就听其交代——
徐百堂说他对这把战刀已经产生了一种无法摆脱的情结，因此，当这把刀被红卫兵抄去时，他的心里是非常愤怒的。这把战刀被抄去后如果一直放在市“抄家办”的仓库里，没有拿出来展览，徐百堂的这个情结也许就会搁置于心灵深处，不至于另有念头。可巧的是，“植田刀”恰恰被选中作为展品在市级展览会上亮相了。此举激起了徐百堂对该刀的渴求，他几次三番前往展览会查看，终于决定下手把这把刀偷出来。
这个展览会的会址就在玄武区，距徐百堂家不很远，大约一公里。这里原是一座破庙，建国初几年一直作为区、街道、附近单位开群众大会的场所， “镇反”时院子里还处决过反革命分子，后来被几家单位作为仓库使用。大跃进时期，那里就是徐百堂所供职的生产资料公司的仓库。徐百堂受单位指派，曾在那个仓库干过将近一年的杂务工，所以对于那里的地形情况烂熟于心。该处渐渐就成了各种展览会的会址，去年5月曾在这里举办过“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这当然是少不了生产资料公司的，徐百堂又干了半个来月。因此，他又知晓了展览会的操作流程。于是，就决定在展览会结束当天晚上下手行窃。
【信笔由墨注】作为展览会会址的毗卢寺一直香火未断，直到文革破四旧时。详见附录。
那天下午，徐百堂请假去医院转了转配了点儿药，然后就直奔展览会，入内佯装参观，转到了展厅后面的花园深处。那里有一个砖石砌的大花坛，里面是空的，徐百堂就藏身于内。一直藏到晚上将近十点钟，听见展厅里叫着“吃夜宵去”，然后就寂静无声了。他于是大着胆子偷偷钻出花坛，蹑足行至展厅一看，里面灯火通明却是空无一人。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下手的机会，便溜进去直奔刀1具展位。展品已经装入箱内，他稍稍翻了翻，就找到了“植田刀”，拿了直奔后院，攀墙而出。他来时骑的自行车藏在墙外的树丛里，把赃物往上一绑，骑了就走。去哪里？拿回家是不妥的，万一人家发现失窃了疑到他头上来，肯定是要来搜查的。这一点，徐百堂事先就考虑过了，因此选了一处藏匿地——玄武湖畔。位置之前早就看熟了的，过去把赃物藏好，迅速回家。
交代后，就去起赃吧。于是，使专案组跳脚的一幕出现了—徐百堂指认的藏匿处并无赃物！
五、午夜袭击
徐百堂一急之下，竟然当场晕倒。专案人员小柏是学医的，立刻掐人中。苏醒过来后徐百堂放声大哭，后悔自己不该偷那把刀，否则，起码还在市“抄家办”的仓库里搁着，现在可糟糕至极了，谁知道这把刀落到何人手里去了？
现场勘查，学土壤专业的两个红卫兵小蒋、小苏发挥了作用，一番研究后，确认藏匿处已经被人挖过了，从泥土的色泽、水分来分析，时间应是一天之前的某个时段，多半是前天夜间。
专案组当即开会分析案情，认为“植田刀”丢失的原因不外两个：一是原窃刀者徐百堂做了手脚，二是另有人有意或者无意把刀顺走了。
于是，围绕这两个原因进行了分析。第一个原因很快就给排除了，因为从土壤鉴定情况来看，该刀被挖走的时间应该是在前天夜间。徐百堂是前天下午被单位造反派关进“牛棚”的，他的失去自由是突然发生的，之前连造反派自己都没想到这回事，因为董忠几次三番向他们当面、电话反映徐百堂的历史问题。所以前天下午造反派才作出决定。所采取的方式是通过公司一位非造反派财务出面给徐百堂打了个电话，让他前去领取已经压了一个多月的已报销的医药费。徐百堂信以为真，喜滋滋地直奔公司，哪知到了以后就给拿下了。造反派行事是没有章法的，把徐百堂关进“牛棚”后，当天并未通知家属，徐百堂的家属还以为他在单位临时值班不能回家。那时通信落后，不可能打个电话告诉一声什么的，这种情况以往也是有过的，所以也就没当回事。因此，退一步说，即使徐百堂事先考虑过自己有一天会被关进“牛棚”，暗暗关照家里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去玄武湖畔把刀挖出来转移，家里人当晚也是不可能立刻行动的。
这样，挖走“植田刀”的就只能是徐百堂以外的什么人了。这种情况可能是有意，也可能是无意。分析下来，先排除了无意。因为徐百堂是一个很精细的人，他选择的藏匿地是有讲究的，第一点当然是安全，不应是人们经常涉足之处；第二点是时间性，得保证有一段时间，比如三个月、半年内肯定无人来动这个位置。他之所以选择这个位置，是因为之前两个月左右，玄武湖公园要修缮扩建，报告早已批准，经费也划下来了，甚至已经从物资局采购了一批石头，堆在湖边准备用来修筑堤岸。徐百堂所在的生产资料公司属于物资局管，公司领导在职工大会上曾经宣布过，徐百堂当时听了无意间也就记在心里了。本来，工程早就该动工了，但下半年“文革”开始，这件事就很自然地给耽搁下来了。徐百堂因此推测玄武湖畔堆放石材的这个位置一时是不会动的，而且因为堆放了石头，游人也不会过来，而这时又已进入冬天，也不至于有人来捉蟋蟀什么的，所以把刀埋在这个位置应该是牢靠的。这种牢靠就是排除“无意挖走赃物”的理由。
这样，就只有唯一的一种情形了：挖走“植田刀”的人是有意为之，就是为了图谋这把战刀下的手。这人会是谁呢？专案组一时无法猜测，彭滔说应该先去问问徐百堂本人。
徐百堂指认藏匿赃物现场后，专案组还没研究应该如何发落他，他自己已经强烈要求把他关看守所去，说只有这样他的性命才能得以保全。彭滔看他身上那些伤痕，寻思也只有先送看守所了，如果把他送回单位，没准儿还真会给打死了呢。于是，徐百堂就被送往玄武区看守所，以拘留审查的名义收押了。当下，刑警吴树抒、印锦发和两名红卫兵专案人员前往看守所提审。
徐百堂对专案人员说，他自进去后，这小半天时间一直在想着那把刀是谁偷去的。吴树抒说，对啊，我们来找你也是为这事儿，你想出来没有？徐百堂唉声叹气只是摇头。另一刑警印锦发说，你想想平时跟哪些人交往比较密切，是否跟他们聊起过这把刀的话头？徐百堂说：“我的历史情况你们也知道，打从解放后一直夹着尾巴做人，很少跟人交往，连亲戚间平时也极少来往，实在推不掉的应酬就让我老婆去走一趟。在我的社会关系里，根本找不出能够说得上知心话的人。人家呢，知道我胆小怕事，.又没什么用，所以也就不答理我了。我想来想去，若说最近跟我说过那把刀的人，也就是那个姓董的街坊了。”
“你说是董忠？”
“对，就他跟我提出过要我把刀送给他。”
当天晚上，专案组开会分析案情，着重讨论董忠是否有作案疑点的问题。从动机来看，董忠向徐百堂直接索取“植田刀”一举是比较明显的。再看其他方面，已经查明徐百堂进“牛棚”与董忠接二连三向生产资料公司的造反派反映有直接关联。看来这个董忠说不定还真是去玄武湖畔挖刀的主儿哩。于是，专案组长彭滔就拍板决定对董忠进行外围调查。次日，即12月13日，专案组开始对董忠调查。这是专案组对董忠所进行的第二次调查了，第一次调查是与另外三个曾经向徐百堂提出过转让、置换“植田刀”的嫌疑人同时展开的，当时只调查了是否有作案时间，结论是没有，从而排除了其作案的可能。这次，是针对董忠单独一人的专门调查，那调查内容、力度与第一次就大不一样了。
这次调查是全组出动，连组长彭滔也带了一名红卫兵组员跑了两天。调查情况对董忠不利：董忠名义上是单身汉，但此人利用电工职业走家串户的方便，搭交了七名与其保持着长期男女关系的妇女，至于临时对象那就更多了。按照当时不是法律（没有立过法）的法律，董忠的这些行为，已经构成严重犯罪，各地都对此类对象予以打击的，判刑还不轻，十年、二十年甚至无期徒刑的都有。当然，专案组要查的是“植田刀”案情，对此并不在意。
他们在意的是董忠的七个长期姘头中一位的职业；这个三十三岁的女性名叫田杏香，是玄武区饮食服务公司加工场的一名临时工，所干的活儿有点儿杂，有时做老师傅的下手相帮轧面条，有时骑着一辆三轮车往公司下属的那些饭店、饮食店、切面店铺送面条、馄饨皮子，等等。这一路是专案组副组长钱月妍和组员小汪两人去调查的，当时他们也没有加以注意，根据反映人提供的情况做了一份笔录带回来了。现在，这份笔录在碰头会上一念，顿时引起了三个刑警的那份职业性的警觉：11月28日展览会工作人员的夜宵是每人一碗三两的肉丝汤面，三十二碗面条相加的总和是将近十斤。向他们提供夜宵的那家饮食店是一家只有一个半门面的小店，每天向公司加工场领取的面条数量肯定是有限的，领多了卖不掉就会变质造成浪费，领少了呢，还没到落市时间就卖光了会引起顾客的不满。那时不谈什么“顾客是上帝”，单说“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在应该买到面条的时段老是买不到，反映上去就是一个大问题。如果头头儿正好又有点儿历史污点、现实问题，没准儿就跟政治挂上钩，弄份材料三批二审一撸到底顺便戴个帽子接受监督劳动的事儿并不是传说中的个案。因此，那家饮食店在接到展览会事先的这份订单后，肯定要向加工场提出这天增加十斤面条供应量的要求。这样，田杏香就不可能不知道。而田知道后，会不会告诉董忠呢？
这就是说，刑警怀疑有这样一种可能：董忠从田杏香那里得知11月28日展览会结束的那天晚上工作人员要吃夜宵，然后就起了乘机混入展览会下手行窃“植田刀”的念头。可是，董忠去了之后，没想到徐百堂竟然胆大包天早已埋伏于内，抢在他之前下了手。于是，董忠就跟踪徐百堂，一直跟到玄武湖畔，就知晓了徐百堂把“植田刀”藏在何处。然后，竭力活动把徐百堂弄入“牛棚”后，前往玄武湖把“植田刀”挖出来占为已有。
不过，刑警同时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徐百堂潜入展览会窃7是11月28日，而玄武湖畔失刀的日期应为12月10日夜间，中间相隔十二天。董忠既然已经知晓徐百堂的藏刀之处，为何不立马下手而要拖十二天再下手呢？
于是继续琢磨，最后得出结论：徐百堂交代称他是骑了自行车前往展览会作案的，得手后又骑车离开了。从展览会到玄武湖畔是有一段距离的，董忠尾随其后，必须也骑自行车。董忠有一辆单位专门为其工作所配备的自行车，他也骑车前往展览会了。因此，当徐百堂得手后骑车逃逸时，他就骑车跟踪。可是，为防被徐百堂察觉，他与前车保持着一定距离。最后，徐百堂抵达玄武湖后，由于路况原因很难将车一直骑至预先选好的藏匿点，就停了自行车步行前往，董忠也只能这样。而那里是没有路灯的，两人都只能摸黑行动。董忠是近视眼，戴着眼镜在高低不平的小径甚至乱石间保持不出些许声响行走，那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他只好放慢速度。这样，他最终就不知道徐百堂藏匿赃物的确切位置，只是大体上知道那个方位。之后这些日子里，董忠肯定多次前往玄武湖畔寻找藏刀位置，一直到发现后这才下手。至于他一心要把徐百堂弄进“牛棚”，那是为了便于混水摸鱼。当然，这仅仅是刑警的推测，准确与否，那还得继续调查。
12月14日，临时工田杏香被悄然传唤至玄武分局，接受专案组的调查。一听刑警开口就问其与董忠的关系，这个说一口苏北话的女人神色大变，因为董忠是单身汉，与其交往还可用“恋爱”来搪塞，可她却是有夫之妇，那就是婚外恋了——当然，那年代没有这个词儿，而唤作“轧姘头”、“搞腐化”，若是追究起来，严重的可以送劳动教养。幸亏刑警不过是点到为止，随即言归正传。这一归，就查明田杏香在11月27日晚上与董忠厮混时曾经聊到过明天要多轧十斤面条供展览会工作人员夜宵用之事。
专案组随即又把董忠的一个名叫曾求富的邻居老头儿传唤到派出所进行调查。曾老头儿已经是第二次跟专案人员打交道了，第一次就是他替董忠作证说11月28日晚上他在董忠家跟董下象棋，一直下到午夜时分方才歇手回家，从而给了董忠一个没有作案时间的结论。现在，专案组重新找他，是要再次听他说说下象棋的事儿，而且强调需要细节，比如一共下了多少盘，胜负情况，执红执黑，两人所坐位置等等，反正凡是想得到的细节都一一问到。还没问到一半，曾老头儿已经撑不住了，盯着刑警诘问：“我是退休工人，三代无产阶级出身，你们盯着我问个不停是什么意思？”刑警心平气和地告诉他，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在执行公务，不管你是什么阶级出身，都有义务予以配合，所以，问你什么你就要如实回答，所有回答的内容都会被记录下来，还要让你过目——你不识字不要紧，会念给你听的，然后签名按下指印。不过，话先说在头里，这些说过的话我们都要作数的，如果跟董忠所说的对不上，那就要追查下去。到时候，会有什么结果呢？你这么大年岁了，应该是清楚的。
曾老头儿一听，脸色大变，马上说：“同志，如果我前面说的话有点儿出入，现在改过来还来得及吗？”听说还来得及，于是就说实话了——11月28日晚上他根本没去董忠家，当然也就谈不上下象棋了。之所以这么说，是董忠在那天下午跟他说好了的。董忠说，他跟两个女人之间有点儿小瓜葛，一时怕说不清楚，生怕出了差错对不起另一个女人，所以以后如果有人问我今晚在干什么，我会说和你一起在我家下象棋。曾老头儿以往跟董忠关系不错，他家的电灯什么的都是董忠替他义务安装和修理的，而董忠在外面有几个女人也是邻里周知的，所以当下一口答应，作这个伪证的报酬是两包香烟。
专案组往下就不再调查了，直接传讯董忠吧，相信这主儿会一五一十都交代清楚的。专案组跟董忠供职的劳动服务公司联系，公司说董忠是电工，工作岗位是流动的，公司给他的活儿是一周一派，然后他就自己去定下的用户那里干活。用现在的说法，董忠干的是一份弹性工作。这样，专案组就只好请公司提供董忠这一周应该去干活的那几家用户的地址，一家家跑上门去寻找。彭滔下令：全组人员分成四拨分头查找，找到后就把董忠逮到分局。
四拨人一直跑到傍晚暮色初降，也没找到董忠。带着一身寒气返回分局碰头一议，发现这小子这两天根本没去上班——所有用户都说他没去干过活嘛。
于是，专案组就决定去董忠的住所查看。先去管段派出所，叫上一名值班民警一同前往，却是铁将军把门。民警问了邻居，说今天上午看到董忠出去的，互相打了个招呼，他说去上班。后来，就没看见过了。专案组几位商量下来，说只好守株待兔候着这小子了。这时正是严寒天，晚上尤冷，在露天蹲守的滋味可想而知。吃点儿苦如果有个好结果那也罢了，问题是他们一直蹲守到次日清晨，也没见董忠回家，这就不仅仅是沮丧，更多的是疑惑了：这个董忠怎么啦？难道察觉到有什么不对头之处，提前一步滑脚开溜了？
董忠其实并未滑脚开溜，那么他去了哪里？此刻，他刚下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外科手术台，被医护人员推向病房。午夜时分，秦淮区夫子庙派出所接到路人报告，称夫子庙那边地上躺着一个男子，脑袋接触地面处有一大摊鲜血，也不知是死是活。警察赶去，发现这人脑袋受伤严重，被砖头砸开了一道裂口，尚有脉搏和呼吸，于是就将其送往附近的第一人民医院。那时候医院也在“文化大革命”，虽然天天在学习关于“救死扶伤”、 “革命人道主义”的最高指示，但具体落实是很不到位的。所以，过了将近一个小时，一干急救人员才全部赶到。当时医院只采用外科、内科等科室的粗线条分工，外科下面不再分什么普外科、脑外科、心胸外科之类的专科，外科医生一把刀从头可以开到脚。董忠似乎还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碰上了一个擅长动脑部手术的老医生，用现在的说法就是脑外科专家，动了数小时手术后终于得以保全性命，但当刑警接到其单位的电话（是医院根据伤员身上的工作证通知单位的）得知该消息后赶去时，仍处于昏迷不醒状态。
彭滔向医生请教： “这人大概几时可以苏醒过来？”
医生回答： “他的性命大致上可以保住了，至于几时苏醒，那真还不好说。”
彭滔于是就在医院里向全组成员下达了指示：吴树抒带上小柏等四人前往案发现场勘查并了解情况；其余人分成三拨，从此刻开始，每拨人八小时值班，守在董忠的病床旁边，一俟其苏醒则立刻询问相关问题。
鉴于这是一名特殊病人，所以彭滔以市公安局的名义跟医院方面交涉获准将董忠移送单人病房并进行特别治疗、护理。至于费用，那年代好说，都是董忠的单位出的。
这一守，就是三天。第三天，12月17日晚八时许，董忠终于苏醒过来了。医生检查后说，他这是暂时的苏醒，可能很快就会重新迷糊过去的，你们有什么话就赶紧问吧。彭滔立刻亲自讯问。
第一个问题： “那把刀是你从玄武湖边挖走的吗？”
董忠虚弱得只能张嘴而发不出声音，从口形看来是承认的。
第二个问题： “刀现在弄到哪里去了？”
声音勉强能够听见了： “给他拿去了。”
“他是谁？”
“他……他是……”董忠又昏迷过去了。
往下应该还有一个问题：是谁对你行凶的？
但董忠这一昏迷，再也没有苏醒过来。一个多月后，他结束了植物人状态，其生命走到了终点。但专案组其时无法预见到这一点，还是安排专人昼夜值守。当然，专案组还是考虑到了董忠不再苏醒的可能性，所以启动了另外的调查措施。
六、陷入僵局
专案组采取的其他调查措施有三项：一、鉴于董忠所说的“植田刀”系其所挖以及该刀被“他”拿去了的内容，是在其头部负重伤的状态下供述的，所以还不能确认这是事实，因此需要对此进行调查；二、 “他”是不是凶手？如果不是，那么凶手又是谁？这也需要调查；三、围绕董忠的社会关系进行周密调查，以望查得“他”是谁，以及其他与“植田刀”相关的线索。
这三项调查需要同时进行，尽管专案组有十三人，但包括副组长钱月妍在内都并非从警人员，难以独立承担此类调查任务，只能作为辅助力量使用，比如打电话联系、做做笔录之类；而医院那边的监护人员也必须有刑警昼夜在场，以便一旦董忠苏醒后可进行间话。这样，专案组就得增加警力。彭滔遂以专案组名义向市局打了一份紧急报告，直接送到局长办公室。谢中光局长当场签准，但其时公安局警察也开始造反了，警力不够，只得向秦淮、玄武两个分局临时借调。反正好歹要组织几拨调查人马，每拨必须有一个刑警带队。
调查工作从12月18日开始。第一拨由玄武分局刑警曹大年率领小金、小严前往董忠供职的劳动服务公司调查董忠之前几天的出勤情况，公司说他的工作岗位是流动的，每周来公司露面一次，领取任务和材料后就去指定的商店或者居民家修理或者安装照明电源线路，所以公司并不知道他每天是否上班。于是，曹大年一行就调取了最近一周公司开给董忠的派工单，逐家跑到，一一询问。所获得的结果是：董忠在11月29日之后的上班很不正常，要么没去派工单上指定的服务对象处，要么违反规定不在上班时间去，而是晚上或者大清早，有两家居民被他大清早敲门吵醒，大恼，却又不敢得罪，正说要向房管部门投诉呢。
第二拨由玄武分局刑警老白、专案组副组长钱月妍及小柏前往玄武湖公园调查。他们访问了公园员工、每天去公园转悠的一些退休老人，了解到确实曾有不止一个人看见过近日有一个戴眼镜、体形貌似董忠的男子在玄武湖公园非游览活动区即徐百堂所交代的埋“植田刀”之处转悠。
于是，根据以上两条线索可以得出结论：董忠这些日子确实曾去玄武湖公园寻找过徐百堂藏匿“植田刀”的位置，所以，他在短暂苏醒时所交代的关于“植田刀”的内容应该是属实的。
第三拨由秦淮分局刑警老施带着组员小储、小毛前往夫子庙董忠遇袭负伤的现场查访。现场是一条不宽的马路，两旁是商店，“文革”搞得没了夜市，都已早早关门，没有一家店铺有人留守值班，因此也就没人能够提供当时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在夫子庙派出所的帮助下，找到了发现董忠倒地昏迷的两个路人。那是一对青年夫妇，前往男方父母那里庆贺生日，离开得晚了些，已经没了公交车，只好步行回家。他们途经现场时，发现昏黄的路灯下躺在血泊中的董忠。大惊之下，妻子发出了惊叫，引来了另一路人——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其在派出所出示的工作证表明系南京一家中型工厂的党委书记，家住附近，因受到批斗触及灵魂而夜不成寐，又怕惊醒了家人，于是偷偷出来溜达。是他到派出所报的案。
按照“文革”前公安行业的规矩，碰上这种案子是应该立刻上报分局，由分局刑警前来进行现场勘查的。可是， “文革”开始后，一切都乱了套，派出所民警赶来后先救人，也没要求保护现场，而且，是过了—个多小时才想起应该往分局打电话报告此事的。而分局呢，直到次日清晨四点才来了一辆摩托车，载着两个刑警到现场看了看，拍了几张照片，拿走了那块凶手用来行凶的已经血迹斑斑的石头，根本没进行什么勘查，更不要说调警犬来嗅迹跟踪什么的了——那当儿，使用警犬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形而上学侦查手段的工具，已经受到批判，想用也不敢用了。
第四拨是调查董忠的社会关系，由于关系众多，因此这一拨是由吴树抒、印锦发和派出所联络员民警许吉利三位各率—个红卫兵组员分三路同时进行的，一边了解社会关系一边走访，一天跑下来没有发现什么。于是，当天晚上专案组开会汇总情况后，组长彭滔下令次日原第一、第二拨的六名同志参与该拨调查，老施三人仍旧调查凶手线索。
这两路调查又进行了两天，调查凶手线索的一路仍无发现，另一路调查社会关系的倒是有了收获。
调查发现了两个使专案组感兴趣的情况：一个是董忠在9月中旬曾收到过一封苏州来信，之后他就利用星期日去了一趟苏州。当天晚上八点多从苏州返回南京后，宿于其姘头之一羊珍妹处。刑警从羊处了解到，当时董忠把从苏州带回的一块七八成新的“上海”牌女式手表送给她，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件很珍贵的礼物了。董忠还告诉她，他面临着一个发财机会。一般说来，女人都是很好奇的，所以羊就追问是怎么回事，但董忠却守口如瓶不再说了。之后的日子里，两人有过两次幽会，每次羊都打听此事，但董忠始终没吐口。另一个隋况是：专案组之前曾调查过的那个蹲过十三年大牢的旧警察王富林竟然也是董忠的社会关系之一。据董忠的邻居反映，王富林最近曾去过董忠家几次，有两次还带着卤菜，在董忠家喝酒。
由于王富林是旧社会配合那个国民党营长宋呈祥向徐百堂强索过“植田刀”的角色，而董忠恰恰也是四个向徐百堂以不同途径谋求过“植田刀”的人之一，专案组就不得不对这个现象引起重视：这二位凑在一起厮混是想干什么？会与“植田刀”的事儿有关吗？
于是，决定继续调查。这回是盯着这两条线索专门调查。第一条线索是向董忠的其他姘头或者亲友了解其那次去苏州干什么，是否也跟别人说起过“面临着发财机会”之类的话，以及他在苏州是否有亲朋好友。第二条线索是调查王富林最近几个月里的活动情况。
调查下来，关于第一条线索的结果是：没有发现董忠在苏州有亲朋好友的情况反映，其兄姐明确告诉专案人员说他们董家在苏州没有任何亲戚或者世交好友；而除了那个羊珍妹之外，并无其他任何社会关系听董忠说过他“面临着发财机会”这样的话头。
关于第二条线索的结果是：王富林也去过苏州。他是戴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对象，因此他的外出是没有自由的，如果要离开南京市那就得向派出所报告，说明外出地点、事由、往返时间、单位是否同意，派出所许可后方可离开。返回南京后还得去派出所跑一趟，销假，并且拿出车船票，不是替他报销交通费，而是表明他所言不谬。王富林去苏州的事由是替解放前业已病故的前妻扫墓，时间是9月4日星期天。
专案组认为王富林此行可疑，决定传唤王富林。彭滔亲自出面跟王富林谈话，对他比较客气，称其“老王”，还请他抽烟。王富林呢，看上去也还老实，问什么回答什么。关于去苏州之事，他说确实是扫墓，不过墓主并非“前妻”，而是解放前与他同居过的一个苏州籍女人薛阿娟，后来生病死了，葬在其家乡苏州虎丘山下菊庄。他从来没有给薛扫过墓，甚至差不多已经忘记了，可是那一阵竟接二连三梦见她，梦境离奇恐怖，于是他就决定去扫一次墓。之所以跟派出所说是前妻，是因为生怕民警给他扣一顶“宣扬迷信”的帽子，不但不批准成行而且还要挨批斗。王富林说得很硬，称如果你们不信，可以马上去苏州调查，当时我已经找不到薛阿娟的坟墓了，还是问了她的亲戚，由他们领过去的。
那么，跟董忠怎么扯到一起去了呢？王富林说他在监狱也学会了电工，现在在单位有时人家也让他接接电线修修马达什么的，甚至有几次派出所唤他去安装过电灯。今年春天，董忠受劳动服务公司指派到王供职的单位去干过活儿，单位就指派他当其下手，就这样认识了。使王感动的是董忠并不似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那样对他这个反革命分子另眼看待，而是将其作为年长朋友对待，所以，他很乐意跟董往来。至于两人接触时的谈话内容，多半是关于电工技术方面的，也说些以前各自遇见或者听说过的奇闻轶事，但从不涉及当前政治，也不谈王的历史问题。
彭滔听完王富林上述陈述后，忽然把话题一转，说老王你大概也听说董忠被人砸了脑袋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的事儿了，我们需要了解一下，那天晚上你在干什么，谁能证明？王富林想了想，说他那天晚上在单位加班，修理一台草包编织机，一直干到第二天六点多才修好，单位让他回去休息一天，他为表示积极，没回家，就在单位里睡了半天，下午又去干活了。
专案组随即去王的单位查证，单位查了记录并询问了相关人员，说确有此事，当时和王一起修理机器的还有两人，他们以及门卫都能证明王富林那天晚上确实没有离开过单位。
这样，王富林袭击董忠之疑就给排除了。但是，他是否跟董忠密谋过获取“植田刀”之疑未能排除，专案组将其留置，当即派员前往苏州虎丘菊庄调查，得知王富林所言扫墓一节内容属实。不过，专案组放他离开时，跟他说得很清楚：你的事情还没有完，必须保证随传随到。
与此同时，另一路围绕着袭击董忠的凶手的调查一直没有停止。可是，尽管老施等人跑得非常辛苦，却一点儿线索也未能发现。
至此，本案的侦查陷入僵局。偏偏这时又来了一封函件，使专案组更加感到压力重重。
七、真相
函件是南京市人民委员会转给市公安局，由谢中光局长批转给专案组的。发信人我们说过，就是前面给周恩来总理写信的那个日本人植田西寅。得知他写给周恩来的那封信己经转到南京来了，植田西寅就给南京这边写信，他在信中向南京市政府表示感谢，并说在调查“植田刀”下落时如果需要他提供什么帮助，请跟他联系，他一定会尽力而为。
专案组在这当儿收到这封信，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压力。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植田西寅在信中其实是话里有话的，只不过当时谁也没有多想，甚至也没想到应当把信找人翻译成汉语后好好研究一下，只因为日文中夹杂着大量汉字就想当然地以为大致上是能够读通的，就疏忽过去了。这样，专案组注定还得多付出若干无效劳动。这种无效劳动进行了三天，忽然有人想起植田西寅的这封信了。那是刑警曹大年想到的。曹以前是当中学老师的，后来借调到公安局相帮搞材料，竟对公安工作产生了兴趣，而公安局呢，也很欢迎这种知识分子，双方一拍即合的结果是曹大年的组织关系转到了公安局，成为了一名刑警。曹大年善动脑子，他经过一番琢磨后就去找组长彭滔，说那封日本来信中是否话中有话呢，我们再研究一下吧。
彭滔接受了这一建议，依曹大年之言把该信送往老虎桥监狱，叫一个精通日语的无期徒刑老年汉奸犯翻译出来，然后开会研究，最后得出结论：植田西寅的意思可能是暗示“植田刀”的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于是，就决定跟植田西寅联系，了解相关情况。那当儿，往海外发电报是一桩高风险的事儿，专案组谁也不敢拍板。于是请示局里，局里让向市里请示。市人委已几近瘫痪，便让直接往北京请示，因为这个案子是由国务院转来的函件开的头。专案组就指派副组长钱月妍带刑警、红卫兵组员各一连夜赴京。次日下午，钱月妍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已经获得国务院办公厅的批示，许可向日本公民植田西寅拍发调查电报。于是，彭滔就发出了已经拟就的电文。
1967年元月4日，专案组收到了植田西寅从东京发来的一份业已译成中文的航空邮件。诚如刑警所估料的，“植田刀”的背后的确隐藏着秘密——植田家族中对于这把刀是有说法的，已故的上辈人向有规矩：家族共有遗产的继承，如被继承人没有直接指定的，概以“植田刀”的持有权为准，家族中谁持有“植田刀”，就意味着谁获得了继承权。植田秀峰持刀参军赴中国“征战”，就意味着如果当时那一代的被继承人死时没指定继承人的话，下一代继承人便是他。可是，没有想到植田秀峰竟死在中国了，那把刀不知下落。更使家族方面为难的是，在植田秀峰死前两个月，上一代的那位被继承人已因急病故世，死前未留任何遗言。这样，从法律上来解释家族规矩，植田秀峰应该是新的继承人，可是，植田秀峰也已经离世，这样，下一位继承人就没了。
为此，植田家族中的几个有资格获得继承权的人在得到植田秀峰的死讯后就开始寻找“植田刀”。有的偷偷潜入中国打听，有的以经商为名客居香港活动，从战争结束到现在一直没有消停过。植田西寅此次给中国总理写信打听“植田刀”的下落，也有着一份想获得此刀的愿望。因为他得知有—位族叔在四十年代后期到中国南京活动，企图获得“植田刀”失利后，一直郁闷不已，一年前已经病故，其子植田西滨是东京黑社会的一个帮派头目，已经通过黑社会关系辗转跟中国苏州市的一个神秘人物取得联系，愿以重金收买“植田刀”。植田西寅为不使“植田刀”落入这个族弟之手，就想通过中国官方查得该刀下落。
事后想来，植田西寅的这封函件对于专案组的侦查工作是有关键性帮助的。当天晚上，专案组开会研究案情时，对于该函中所说的“苏州神秘人物”产生了兴趣。此人是否就是夜袭董忠的凶手呢？
专案组从董忠的角度去推测其从开始考虑获取“植田刀”一直到在夫子庙遇袭的整个过程，估计可能是这样的：董忠9月中旬那次去苏州，是在获得苏州那个被植田西寅称为“神秘人物”的信息后前往当面洽谈关于“植田刀”的相关事宜的。返回南京后，他就开始着手谋取“植田刀”。在董忠看来，当时红卫兵正在抄家，像徐百堂这样的人还不是想抄就抄？于是，董忠就想当然地认为是可以轻而易举地让徐百堂把刀交出来的。哪知，他去跟徐百堂一说，人家不干。这样，麻烦就来了：徐百堂已经拒绝了.董忠就不可能用其他手段比如偷盗、抢劫从徐处获取了，因为只要一动，徐百堂极有可能向公安局报案，公安一问情况，他姓董的还不是立马被列为嫌疑对象？这样，董忠就只好另想办法了，寻思只有让“植田刀”转移个地方，最方便的方式就是让红卫兵把刀抄走，然后再设法从红卫兵那里获取。于是。董忠就怂恿红卫兵前往徐百堂家抄走了“植田刀”。
可是，董忠不是红卫兵，并不知其时市里已有规定，所有抄家物资都必须上交“抄家办”。这样，董忠就无可奈何了。猜想当时这主儿肯定大失所望，好生郁闷。不曾想到的是，事情似乎还有峰回路转的可能：“植田刀”被作为破“四旧”成果公开展览了。于是，董忠的念头便死灰复燃。估计之后一段时间里，他肯定跟徐百堂一样，曾多次“参观”过展览会。但是，展出期间那里戒备较严，以董忠这样的新手，是无法下手作案的。这样，他就只好一天天往下拖。一直拖到展览会结束前夕，他无意中从姘头田杏香处得知次日展览会工作人员向饮食店订了夜宵，于是就认为那个短暂的时段应是适合下手窃取“植田刀”的唯一机会，决定届时下手。
董忠没有料到徐百堂竟然也在动着相同的脑筋，而且比他下手早，一举得手。这样，他就只好悄悄尾随，想弄清楚赃物藏匿地后再设法窃取。徐百堂去了玄武湖公园，董忠不敢跟得太近，因此不知道具体藏匿点，只知道大体方位。这样，接下来一段日子里，董忠就显得忙碌起来，他得时不时去现场寻找藏刀位置。最后终于让他找到了，又担心窃取后会被徐百堂发觉引起麻烦，所以决定让徐百堂暂时失去自由。结果，徐百堂被关进了“牛棚”。得手后，董忠向苏州那个神秘上家通报了消息。上家于是就来南京与董忠见面，估计是来银货两讫的。可是，令董忠想不到的是，对方收“货”之后，竟然对他下了狠手。
彭滔根据上述推测作出分析：“凶手来自苏州，以目前红卫兵正在大串连，每列火车都人满为患，连厕所里都挤满了人的状况来看，凶手在获得‘植田刀’后是不敢带着上火车的，一是不便，二是极有可能会让人发现他携带的乃是‘四旧’物品，所以，他只能乘坐长途汽车或者轮船返回苏州。不管是坐汽车还是坐轮船，他都得等到第二天上午才能离开南京。因此，估计凶手是应当在南京住宿的，我们可以围绕着住宿的线索进行追查。”
这个分析获得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于是讨论如何追查。这在那个年代还是比较容易的，凶手住宿无非是三条途径之中选一条：一是入住宾馆旅社，二是借宿亲友处，三是混在车站、码头、公共浴室。这三条中，第三条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带着 “植田刀”在公共场所过夜，风险太大，估计凶手不敢。那就考虑从第一、第二条途径去调查。这就容易多了：入住宾馆旅社是需要登记证件的，而借宿亲友处则需要向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都是白纸黑字留了底的，一查就着。
于是，次日专案组全体出动，对上述两种可能分头进行调查。查到中午就有了着落：秦淮区“东方红旅社”的住宿登记本上显示，董忠遇袭当晚该社有一个操苏州口音的男性旅客人住，用以登记的证件是上海海洋渔业公司的工作证，名叫张恭超，是当天午后登记入住的，下午在房间睡觉，傍晚出门，晚上返回旅社时已是十一时，旅社刚关门，是叩门而入的，回来时手里拿着一件蓝布裹着的长条形状的东西，所以服务员留有印象。次日一早，他就退房离开了。
专案组当即决定对这个嫌疑对象采取措施。当晚，张恭超在苏州家中被捕，警方在其家中搜出了那把“植田刀”。张恭超被连夜押回南京，抵达后立刻进行讯问。张恭超的交代如下——
1965年8月，张恭超所在的上海海洋渔业公司作业船出海捕捞时，因避风而临时停靠长崎，补充物资时他结识了一个名叫松本大郎的日本船员。松本会说中国话，对他很是热情，赠送了手表、半导体收音机和一些高级食品，两人交了朋友。张恭超回国后，开始跟松本通信，松本还几次给他寄来化纤布料、糕点糖果等。1966年3月，松本所在的轮船途经上海时，约见了张。就在这次约见中，松本向张恭超提出：他受一个朋友的委托，想收购一把二战时一个日本人遗留在南京的武士刀，这把刀在目前居住于南京市玄武区的一个名叫徐百堂的人手里。张恭超如果能完成这项委托，可以获得八千元人民币。张恭超有些胆怯，就以不熟悉南京情况无法跟徐百堂接触为由拒绝了。
松本并不罢休，次日见面时再次提出相同要求，把金额提高到一万元人民币。松本说，他的那位朋友在日本有些势力，如果你帮他了却了这个心愿，以后他会给你其他好处，包括你如果不想在中国生活而移居日本也是可以的。松本还说，那把武士刀原本就是他那个朋友家族的，只因战争的原因才流落到中国。朋友一直想收回，为此他和他的父亲已经耗费了二十年的心血，早在国民党时代就请南京一位王姓朋友出面相助，未得手；后来，又请上海一位牙医帮忙，也未办成；前几年广交会时还曾托一位港商特地从广州赶到南京找徐百堂商量转让，也没成功。这次听说松本结交了张恭超这样一个中国朋友，心头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请张恭超千万成全。当时的一万元是一个天文数字，张恭超禁不住诱惑，再说听起来似乎也没有什么危险，最后就答应了。松本大喜，当场拿出四千元人民币作为定金和活动经费给了张恭超，并给了南京那位王姓朋友的地址和一个香港的联系地址。王姓朋友即王富林，是让张恭超找王牵线搭桥了解徐百堂的情况；香港地址，是生怕得手后无法跟日本国内的松本联系上，所以另外建立一条备用渠道。
张恭超的思维比较慢，他收下钱后才想起一个问题，说既然你们在南京有那个王富林，为什么不直接找他做这件事而要绕一个圈子找到我呢？松本向他解释，王富林刚从监狱释放不久，戴了一顶无形的什么帽子，是受监督的对象，他是无法干成这事的。所以，必须你去干，但他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提供帮助。至于王的报酬，跟你无关，我们另有安排。
张恭超于是就去了趟南京，悄悄找到了王富林。王显然已经从另外什么途径知晓此事了，匆匆见面时说你给我一个联系地址，如果时机成熟我会跟你取得联系的。
张恭超为不错过机会，特地做了点儿小手脚使自己患上了“肺结核”，从而骗得了半年病假，待在苏州家中等着王富林的消息。王富林经过一番活动，终于物色到了董忠作为直接下手的合适人选。但董忠提出要跟张恭超见面洽谈，张收到王的信后表示可以。于是，就约定在苏州火车站见面。董忠于9月中旬前往苏州跟张恭超见了面，张给了他一块女式旧表作为礼物，另给一百二十元作为定金，言明他愿出价两千元收购那把刀。之后，董忠活动的情况诚如专案组所分析的那样，“植田刀”到手后，他通过王富林告知张恭超前往南京银货两讫。王于是写信通知了张。张恭超便赴南京，直接找了董忠约定了时间地点，然后跟王富林见面。王富林说这事公安正在调查，看样子抓得还很紧，听说成立了专案组什么的。为你我安全起见，董忠这个人不能留活口啊！张恭超这才知道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但既然已经到这一步了，也只有做下去了，况且王给他打气说董忠生活作风很不好，干掉了也不会怀疑到这方面的，警察只道是情敌下的手哩。于是，张恭超就在当晚请董忠喝了酒，让其随同去旅社取款。途中，用石块砸了董，掠走了“植田刀”后溜回旅社，次日即返苏州。
专案组当即逮捕王富林，王到案后对其罪行供认不讳。他还交代说由于他曾留学日本，抗战时一度给日本人当过翻译，结识了一些日本军官和特务。可能就是其中的哪一位把他的情况给植田家族中的人介绍了，所以早在1947年时已有日本人来南京找他，许以重金请他帮助获取“植田刀”。为此，他请那位宋营长出面向徐百堂敲诈，后来得知徐百堂手头有中央宪兵团的公函，不敢造次，只得作罢。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捕判刑，所以那两次有人向徐百堂谋取“植田刀”的情况就不清楚了。刑满释放后，他因经济困难而去向旧邮电局的一个结拜兄弟陈某求援。陈某是中日混血儿，但他新中国成立前就是中国国籍，新中国成立后调往南京一家大厂从事技术工作，是高级工程师。此时陈某的父母均已去世，但他与日本的父系亲戚还保持着联系。陈某和抗战时在南京经商的一位日本亲戚通信时说到王富林释放之事。可能就是这个亲戚传播了该消息，从而使植田家族中有人起了再次请王谋取“植田刀”的念头。不久，王就收到了一封由陈某转交的函件，信中说到了请他留意以“符合中国法律的方式”谋取“那件货”。陈某是个好好先生，只道是谈生意上的事，也就没引起注意，把信转交了。王富林阅信后给日本方面回了一封信，说如果有机会，他愿意提供帮助。日本方面后来在给陈某的信里带了一句话请陈转告王：非常感谢！有机会时会有朋友来找你的，届时会给你一份报酬。不久，陈某获准赴日探亲，植田家族中人托其给王富林捎来一些礼物并请陈兑换了两千元人民币交给王富林。
因此，当张恭超找王富林要求提供帮助时，他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当然，当时围绕着“植田刀”还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而王也不可能预料到这件事之后的发展轨道竟会这样，所以他一口答应帮忙，并替张物色到了董忠。等到后来情况大大不妙时，他后悔都来不及了，最后只好铤而走险让张恭超把董忠灭口了事。
专案组随即又去找陈某。陈某这时已经是癌症晚期，腹部肿胀如鼓，说话极其吃力，他证实了王富林交代的情况。以警方的规矩，是应拘捕他的，但看他那副样子，也就“暂缓执行”了。
对于该案的侦查至此结束。其时市军管会尚未成立，遂以市人委的名义向国务院呈递了一份报告。那把“植田刀”，作为证据由市公安局收缴保存，大约两年后在清理库房时连同其他一些办案时收缴的猎枪、土枪、刀具送交一部队仓库保存；1975年年底，部队翻建营房时，这些早已锈得不成形的东西就被作为废品送进钢厂回炉处理了。
1967年9月底，张恭超、王富林被南京市公检法临时工作委员会以杀人、盗窃罪双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另二涉案人董忠、陈某其时都已死亡，不予追究
【附录】
《信笔由墨注》
1966年10月，南京在总统府东面，坐落于汉府街东部，街北的毗卢寺举办过一次“抄家成果展览会”，而且仅此一次。毗卢寺是南京名刹，作者却不知其名，令人不解。
毗卢寺毁于破四旧之时，距“抄家展”不过月余，其殿堂庙宇建筑完好。作者称为“破庙”，有失事实。
从毗卢寺去玄武湖，有两公里多的路，其中太平路一段，一公里多，即使是白天也鲜有行人。太平门外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玄武湖南岸的滨湖路，晚上没有路灯；一条是东岸的滨湖路——板仓路，路灯稀少，大段的黑暗区间。两条路，天稍暗就几乎没有行人了。徐百堂深更半夜去埋刀，挖刀的人跟近了，不可能不被发现，远了，难以跟上。
一路上东侧是当时的军事学院院墙，西侧南是小营和某单位的院子，北是菜地，没有人家。那条路通到玄武湖的东岸和南岸。
我的同学中有参与“抄家展”的工作，至始至终，直到关门。下面汇总一些同学们提供的情况：
对，（毗卢寺）是破四旧时关的。我去那是个不参与的红卫兵，是我院朝潍坊大姐让去的，可见识些四旧东西。刚去时还没开展去看地源，就看到那里各间屋里和尚居住的情况。不是单位库房，可看到有室两三人住，有的就一人住。和尚各人的条件也不同，有富的也有穷的穿补丁吧。院后是菜地，和尚庙里的食物都是自种的，国家政策是宗教存在，但靠自劳自得。毗卢寺里的十一面观音像高到庙房顶，是用整棵白果树雕刻的，是稀有物。文革去时听说已被砸了。成废除的宗教地，才整理后办了两月展览馆。
抄家展览在毗庐寺举办，从66年10月到年底结束。是市委安排的展示，让中学红卫兵总部在那里执行，从早到晚都有红卫兵的警卫队在那里。年底参加这个展的红卫兵又去凤凰铁矿厂劳动锻炼到春节回来。
抄家的目标都是由公安提供的，抄的物品原来是市委安排管理，后将一部分归到展区公开展示。之后据说又统一收到什么部门，好象有银行。展示的物品有珠宝金块枪刀等。
那时真觉得是政府安排好红卫兵的事。记得我校抄家就在校区周围，还有不少是政协的高官，国民党的人员。提供信息的还是公安局，线索是枪和长刀什么的。我只参加两次，那天生病发高烧，只给守着那家门口，还真从老房的楼梯中抄出长枪和大长刀。
每天工作餐的菜就在毗卢寺的后院和尚种的菜地里挖菜用。
没有啊。从早到晚都在那里，还有红卫兵的警卫队在那，没听说这件事吗。
从没听说此人事。还有一点让我心里笑话此文，是个无任何实据的小说。此文学写作是2012年出版，而那时文革中的实事作为，可完全不象此文中写的警方人员。那年底在写作中的实际时间里，发生了运动中大事，大行宫太平南路江苏饭店红总和赤卫军大打于12月31日晚间，元旦那天老工人派垮了。此后就是红总和八二六派分家成两派，一直闹到省市筹备委员会成立。
这个刀在展览时我没有什么感觉。对古物早有兴趣，可对这刀没有印象。
还把这刀联上日共和新四军，更可笑的一个装饰小说，不值钱到成了锈品，那破案后这实物有历史的古功，南京博物馆怎么不收入成展览品？还写上国务院有文件来，那怎无一点国家的处理意见执行呢？
还有此刀是个小家族的私事，一个日本小家之事，编的小说竟抬到了与我国的国务院的水平上去办理，还成了个难案？
看现在的人投巴外国的思维都下落到这种地步。公安啄木鸟杂志的小说，有多少是实情实事的真公安事迹？
植田秀峰有无此人？我看查起困难，一是老人多不在了，二是也无档案可查。三是有此人写作上说是那时就早逝了，还此人如真有怎么知道的此日本人的自史？
一看不就是编的故事吗。
《倭刀》
“胴切”的铭文是刻在刀颈，被刀柄包裹，而不是在刀身，不拆开刀柄是看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