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066：羊城窃婴案

【尘封档案】系列之066：羊城窃婴案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2年第04期

文：孙沉

 

一、新生婴儿失窃

 

　　1950年4月l日。广州市。

　　晨曦初露，一辆客运三轮车疾驶至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大门口，从车上下来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飞快地奔向大门口一侧的木岗亭，没等岗哨发问就用带着哭腔的声音急煎煎地大叫： “同志，我的儿子没了——给人偷走啦！”

　　这个前来报案的男子名叫何讳，家住西关绣衣坊。说到绣衣坊，许多老广州可能都知道其渊源：明清时代，有很多闽南人到广州来谋生，主要从事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这些人集中居住在广州的两个地方，一个是西关绣衣坊，那里住的都是商人；水手则居住于后来的海珠大桥附近，由于居住者众多，形成了一个村落，以居民籍贯命名，就唤作“福建村”，后来改称“福建街”。这两处在以前都是广州著名处所，《广州西关竹枝词》有云： “阿姨家近绣衣坊，嫁得闽商惯趁洋。闻道昨宵巴塞（今越南南部）转，满船都载海南香。”由此可以判断，当时住在西关绣衣坊的这些居民家境条件应当都是不错的。

　　何讳的祖上，就是这些殷实居民中的一户。何讳的祖父娶了三房太太，一共生养了十四个子女，堪称—个大家族。何讳的父亲何基圆是十四个子女中的六个男丁之一，排行最小，十八岁娶妻成婚后，肩头上的担子却是最重，并非经济压力，而是传宗接代的千斤重担——他上面的五个哥哥结婚后—个接一个生出来的竟然全是女儿。那个时代，讲究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生儿子乃是与孝行紧密相连的头等德行，由此可见乃是何等重要的一个问题。何讳结婚后，十年间其妻也生育过三次，又是三个女儿。当时医学还不发达，没有B超可以相帮提前判断胎儿性别，何讳的妻子每生一个，整个家族的成员就眼巴巴地等候着结果。第三个女儿出生后，一直强撑着病体殷切企盼着生男婴的祖父终于彻底失望，留下了一句“我的命怎么这样苦”后就撒手西行了。

　　老爷子去世后，轮到老爸何基圆主持家政了，经济上是没有问题的，尽管当时他们家族已经退出商界，但祖上的积蓄还是蛮可观的，仍然堪称殷实富家。何基圆做主把祖传家产的百分之三十划出来作为专项基金，召集六个儿子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说你们的媳妇还有生育能力，你们各房可以考虑继续生育，哪房最先生出儿子的，这笔专项资金就归哪房了。一句话，就是用物质鼓励早生儿子，承担传宗接代的重任。

　　那时候新中国已经成立，但国家还没有提倡计划生育，反而鼓励老百姓多多生育，谁家的媳妇孩子生得多、养得壮，都是会受到表扬的，如若生了双胞胎、三胞胎，那就是“光荣妈妈”，地方首长都要登门慰问的。何氏家族的媳妇们在国策、家策的双重鼓励刺激下，积极性自然高涨，反正家境殷实，即便生出的是女婴，也没有经济方面的后顾之忧啊。因此，各房都是积极响应，这三年里一共又为家族增添了八口，可惜仍旧个个是女的。当时房价便宜，老爸的那笔可观基金的利息已经足够买一幢房子了。

　　何讳夫妇是六房中最沉得住气的一对。这三年里，其他五房都憋足了一股劲响应国家和老爸的号召，只有何讳夫妇俩按兵不动。何讳在银行工作，妻子崔冬慧是家庭妇女——就是如今被高抬为“全职太太”的，但若论文化，倒是何讳的大学同窗。这对知识分子夫妻对于这项家庭竞赛的积极性不是特别高，所以，一直拖到去年初夏崔冬慧才怀了第四胎。对于何基圆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希望，但何讳夫妇却不敢乐观，因此比较淡定。直到3月29日下午崔冬慧分娩后，这才总算引起了整个何氏家族的一致欢呼——多年的企盼终于得以实现，生下的是一个七斤重的胖小子！

　　何基圆大喜过望，原先已经控制住了的高血压症蠢蠢欲动，似有卷土重来之象，在服用美国进口降压药之后，捧着《康熙字典》翻了又翻，终于替孙儿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启创，意即开启创造了何氏家族的一个新时代。此外，何基圆还给孙儿起了个字，曰：鼎定。然后，就坐镇中堂，召来各房家长开会商议如何集体抚养这个一生下来就肩负着家族重望的宝贝孙子。一番计议后，对接下来的大大小小各种事情都作了安排分工。医院那边原本已经按照之前生女婴的惯例请了一个护理工，现在生了男婴，需要加强力量，立马就增添了两个，三个护工三班倒轮流值守，专门负责照料婴儿。至于产妇，则指派家里原先雇佣的女佣前往照料。何基圆考虑到孙儿需要优质母乳喂养，还特地向羊城名菜馆“大德福酒家”预订了十天由头牌厨师杜官宝亲自配料烹饪的营养菜肴。

　　应该说，如果把这件事视为一个重要工程，那么，何氏家族的这次家庭会议已经把该工程的一应事宜安排得相当妥帖了。可是，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新生婴儿的人身安全。不过，诸如婴儿被窃这样的案件，别说解放后的新社会了，就是在旧社会也是罕有所闻的。因此，尽管有许多人在关心着何启创小朋友，但是，没有哪个会特别地将注意力聚焦在“防盗”这一点上。

　　何启创出生的那家医院，坐落于越秀区署前路。这是一家由英国医学博士威廉先生于清朝末年创办的医院，就像当时中国医生开诊所喜欢用自己的姓名作为名称一样，威廉博士把这家医院命名为“威廉产科医院”。顾名思义，该医院是专门向产妇提供服务的一家专科医院。威廉医院规模不大，从创办起一直就保持着五十张床位。当时的中国，婴儿出生成活率比较低，而且往往连产妇的性命也给搭进去，大人小孩儿一起跨进阎王殿，故民间有“生孩子是一只脚跨入了鬼门关”之说。威廉博士的经营理念是“竭尽全力迎接每一个新生婴儿，确保母婴平安”。精湛的医术、一流的硬件设施加上良好的服务使威廉医院的婴儿出生成活率名列羊城首位。当然，收费也是贵得令人咋舌的。但人家洋人盯准的就是有钱人，高档服务当然要高档收费。即使是高收费，威廉产科医院的床位也一直很紧张，不但广州本地，还有广东省的其他地方，广西、福建甚至香港的富贵产妇也慕名而至，花钱求个母婴平安。

　　1938年10月23日，日军占领广州。威廉医院依旧营业，前来分娩的产妇照样络绎不绝。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威廉医院被日方作为敌产强行接管，威廉博士等一干西洋专家因拒绝留院服务而被关进了集中营。日军遂将医院改为专供高级军官养伤治病的军用医院，一直到二战结束。

　　日本投降后，威廉博士收回医院，仍然保持原先的经营方式。1948年1 1月，威廉博士病故，医院交由其子小威廉经营，一切照旧。广州解放后，小威廉仍旧经营着这家医院，但由于战争和新旧政权交替的原因，广州的有钱阶层大量减少，医院服务对象也相应减少，经营方面就出了问题。正好这时威廉家族发生变故，伦敦老家要求小威廉返回英国去继承遗产。小威廉权衡再三，最后决定：把医院无偿赠送给广州市人民政府。这样，“威廉产科医院”就更名为“新粤产科医院”，同时改变经营理念，面向全社会人民大众。

　　医院改名后，收费自然也按照国家规定大大降低了，但医务质量还尽力保持着原样。因为规模、床位有限，所以成了当时广州全市最难预约的一家医院。据说不少人都是一发现怀孕就拿着其他医院的病历卡前往办理预约分娩手续的。崔冬慧倒没有这样的紧迫感，因为她的一个亲戚是这家医院的医生，可以开个后门。这样，她就在预产期前一天——3月28日，住进了该院，于次日顺利分娩，产下了一个男婴。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何启创小朋友的出世，也给越秀分局的刑警同志增添了麻烦。

　　这起令刑警感到麻烦甚大的案件，发生于这天凌晨五时许。像崔冬慧这样的产妇，按照以前威廉医院的服务规矩，她当然是要入住单人产房的。可是，如今这个愿望是无法达成了，因为该院改制后，取消了单人产房，连双人产房、三人产房都没有了，最小的产房也得四人一间。崔冬慧在该院工作的亲戚替她争取到了一间朝向、光线均好的四人产房，床位还是紧挨着窗户的。新医院对规章制度进行了改革，比如原先规定产妇家属只能探望不能陪夜，现在就改为允许陪夜，不过只限于一人。案发当晚，陪夜的是临时雇佣的护工刘姨。她是何家雇佣的三个护工中的一个，住在医院附近何家出钱专门替护工租的旅馆里，一昼夜二十四小时，每人去医院值班八小时。何家另外还在该旅馆租了一个房间，那是给何家其他女性亲属轮流住宿的。因为根据家族掌门人何基圆先生的安排，这边随时得有一个家属坐镇处理大小事宜，在医院允许的探视时间里，就进入产房协助照料产妇，其余时间则住在旅馆房间里。何讳作为产妇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当然是亲属中往医院跑得最勤的一位了。这天晚上应该是他的二嫂、三嫂联合值勤，但他一下班也从银行直接赶来了，在产房里待到探视时间结束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和两个嫂子一起到了旅馆，又聊了一会儿，说我干脆就不回去了，在这边过一夜吧，遂另开了一个房间住了下来。

　　再说产院那边。刘姨是晚上十点从旅馆过去接班的。崔冬慧其时已经入睡，新生儿也在睡觉，她就在婴儿床旁边坐下，又去打了开水，准备—会儿产妇如果要喝水时可以随时取用。刘姨是广州郊区农村人，两年前进城替人帮佣，年龄不过二十三岁。年轻人贪睡，晚上值班如若有事那倒还可以支撑，没事的话坐着坐着就容易瞌睡了。这当儿就是这样，初时还坚持着不闭眼睛，三点多，她就觉得困倦难熬，便坐在婴儿床旁边打盹。她这个盹打得还挺沉的，沉到婴儿哭醒了，她竟然还没醒。还是护士听见了动静过来查看，才唤醒了她。刘姨因此就觉得很过意不去．赶紧给婴儿换下尿布，又一脸歉意地把婴儿抱给妈妈喂奶。崔冬慧给儿子喂过奶后将其递给刘姨时，婴儿又睡熟了。她把婴儿放上小床，看着崔冬慧入睡，就拿起婴儿换下的尿布去盥洗室洗了。

　　应该说，刘姨是属于那类性格粗犷型的女子，她可能适宜做干粗活的老妈子，但不适宜做侍候产妇照料婴儿的月嫂。她返回产房后，竟然也没看一下婴儿床，就在原位置上坐了下来。才—会儿，竟又歪着脑袋倚在墙角瞌睡过去了。

　　半小时后，早早醒来的何讳从旅馆出来，溜达到产院，沿着围墙绕了一圈，见后门开着一条缝，就溜了进来。他来到产房，一眼就看见刘姨在打盹，也没在意，寻思人家累了，熬夜的人到天快亮的时候特别容易瞌睡，反正是守着婴儿床瞌睡的，不会有什么问题。然后，他就想看看母子了。产房里的电灯都关着．他得让眼睛适应一下方能借着从走廊映照进来的灯光看真切。妻子睡得很熟，甚至还微微打着呼噜。然后他的目光转向婴儿床，一看之下，不禁大吃一惊：怎么是空的？孩子呢？

　　这时，刘姨被惊醒了，睁眼一看何讳站在面前，赶紧站起身来，正要开口询问，视线顺着何讳的眼光一转，顿时大惊失色， “啊”的一声轻呼，惊醒了崔冬慧。随之，崔的一声惊叫立马惊醒了全产房的其他人。

　　两名值班护士听见动静赶来查看，见状自是大惊。顿时，整个病区所有能动弹的人都自发相帮寻找婴儿，却哪里见其踪影！

　　当下，何讳二话不说立刻乘车赶到了越秀公安分局，向分局值班警员报了这起罕见的失窃案。越秀分局于是指派两名刑警前往新粤产科医院勘查现场，查摸情况。

 

二、可疑的三嫂

 

　　刑警朱伯纯、孙午生赶到医院时，署前路派出所指派的民警小麦已经先行抵达该院了。小麦是个参加公安工作不过四个月的二十岁出头的青年民警，经验有限，胆子较小，生性谨慎，他知道自己是对付不了这么一起案件的，所以在到达医院后所做的事儿不过是保护现场，并要求包括医院人员在内的所有人都返回各自原先所待的屋子，等候分局刑警前来。

　　朱伯纯、孙午生两人与小麦相比，可以算是资深侦查员了。他们是广州当地人，抗战爆发时还是初中学生，日军占领广州后，这对同班同学就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由于年纪小，又是广州人，所以组织上就安排他们当了侦察员，还专门进行了相关训练。后来，由于战乱他们一度与游击队失去联系，就返回广州打工。三年之后方才续上关系，继续从事情报工作。广州解放后，两人被组织上安排到公安系统工作。两人是一对很好的搭档，半年不到的时间里就已联手侦破了七起刑案。

　　当下，这对搭档赶到医院后，对于小麦的保护现场措施很是满意，但很快就发现，在小麦抵达前，医生、护士、护工、家属等人员四处乱走寻找失婴，已经把现场的痕迹给破坏了。当然，这是稍后才发现的。朱伯纯、孙午生两人跟小麦交谈数句初步了解情况后，说我俩查看现场，小麦你组织几个人对全院各个旮旯进行搜查，特别是水井之类，看婴儿是否遇害。

　　朱伯纯、孙午生接着就对现场进行勘查，先查看发生案子的五号产房。那里的产妇、新生儿以及护工、家属统统都已经由医院方面转移到其他产房去了。朱、孙两人对崔冬慧床位所在的位置进行了勘查，这个位置包括产妇床、婴儿床、床头柜等，是紧靠朝南窗户的，婴儿床紧挨着窗台下的墙壁，作案者如果从窗外下手，只要攀上窗台就可以俯身把婴儿从小床里抱走。刑警问了陪侍的护工刘姨，她说已经记不得窗户的插销是否闩上了。那么此刻窗户是怎么打开的？又是谁打开的呢？刘姨答可能是她在被何讳惊醒之后发现婴儿丢失情急之下顺手把窗子打开朝外面探头查看，至于打开时是否动了插销却记不清楚了。刑警又问了何讳和崔冬慧，两人当时也是急糊涂了，谁也说不清楚。

　　刑警对窗子、窗台进行了检查，没有收获。再检查窗外的地面，也未能发现什么。产房窗外的地面是一片瓦砾碎砖，这种地面上除非积着浓霜薄雪才有可能留下脚印，以当时简陋的刑事勘查技术，刑警是无法提取到什么的。

　　刑警一时无法判断作案者是不是通过产房窗户下手作的案，于是就转而调查另一种可能——作案者是不是从门进入产房的。

　　这所医院的产区由两幢平房组成，分称A、B产区，发生案件的是A产区。两个产区都是坐北朝南，东西走向，两侧走廊各有进出门户，但晚上是关闭落锁的。晚上的进出通道是位于平房中间的那道朝南的中门，不上锁，也不闩上，只是虚掩着。中门之内左右两侧是医生室、护士室，深更半夜如果有人溜进来，医生、护士应该能听见动静。但晚上的值班医生只有一名，负责两个产区。这天晚上的值班医生是B产区的，值班时也就留在B产区的办公室里了，A产区这边有事通知了才会过来，所以发生案件的A产区的医生办公室没人。医生不在场，刑警于是就向两个值班护士了解在案发时段是否听见过动静，那两个护士都摇头。刑警说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那个时段你们在干什么呢？—个说背门而坐，在桌前整理病历卡。另一个呢？不好意思，有点儿困了，打了个小小的盹，还是被崔冬慧那边的动静惊醒的。

　　朱伯纯、孙午生简单交换了意见，认为不管作案者是以门还是窗子作为作案通道，有一点他是回避不了的——必须进出医院。那么，作案者是从哪里进出医院的呢？新粤医院四周都有围墙，围墙是老威廉设计督造的，高达三米，寻常盗贼别说怀里抱着个婴儿，就是空着双手也难以攀越。刑警于是就把注意力放到了前后两道大门上。前门是有门卫昼夜值守的，一过晚上十点就关门上锁，有人进出必须经门卫开门放行。问了门卫老罗，说下半夜并无人员要求开门放行。后门在伙房旁边，有门卫室，不过并未设专职门卫，晚上里面住的是值夜班的两个厨子。按照医院规定，值夜班的厨子还承担着清晨去市场采购当天饭菜原料包括清早产妇和医护人员的早餐之职，所以，其中一位早晨四点前就得起床出去采购。今晨出去的是厨子老周，他是从后门出去的，按照往常的习惯，他没有唤醒另一厨子老张起来关门。所以，后门在四点钟以后是虚掩着的，失窃婴儿的父亲先前就是从后门溜进来的。

　　于是，刑警判断，作案者也是通过这道门进出医院的。询问老张，得知他是四点半过后起来的，而何讳进入产房发现儿子失窃则是四点二十七分，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作案者是在四点钟老周开启后门至何讳进医院这二十多分钟的时间里下的手。

　　这时，小麦带了医院方面的人及何讳等失窃婴儿家属结束了全院大检查，不但两口水井，连伙房的水缸、灶膛、煤堆等隐蔽角落都一一仔细查看了，未发现婴儿遇害迹象。至此，对现场的调查告一段落，朱伯纯、孙午生与小麦商量后，决定把何讳、刘姨、两个值班护士等相关人员带往署前路派出所去做笔录。

　　一行人到达派出所时，已经到了上班时间。当时的城市派出所作为公安机关的基层单位，主要职责是管理户籍、掌握信息和内控对象动态，处理一般治安小案，对于够立案条件的刑事案件，是没有独立调查权的，都得由分局、市局处理。这起案件也是这样，所以，朱、孙两人到了派出所后还没跟所长、指导员通气，对方就说分局来电，让你们打个电话过去。

　　分局来电指令对该案立案侦查，由朱伯纯、孙午生与派出所抽调的一名民警一起侦查这起案件。由于派出所距新粤医院近，因此可将办公地设于派出所，如有必要，也可征用医院办公室作为临时办公点。这实际上就是组建了一个专案侦查组，但当时对于丢失婴儿一类的情况还不像如今这样重视，所以并未正式宣布组建专案组，也没有指定由谁负责。派出所指定小麦参与侦查，这样，三人就正式开始行动了。

　　还是按照之前的方式，先是分别对当事人再次谈话做了笔录，临了通知他们最近暂时不要离开工作地或者居住地，因为随时有可能再次找他们了解情况。这件事完成后，三刑警就集中一处分析案情。根据之前何讳介绍的何氏家族在男性后裔问题上的特殊性，他们将焦点集中到了跟何启创这个新生婴儿紧密相连的财产问题上。按照何家掌门人何基圆制定的奖励政策，家族六房中哪一房先得了儿子，该房就可以获得百分之三十的祖传家产继承权。何基圆这一手实在太厉害了，何家的祖传遗产，且不说什么黄金白银、古玩字画、贵重细软，光是各房尽知的租在外面的房子的租金，每月就已经相当于银行职员何讳月薪的三至四倍之多了！可以想象，崔冬慧生子的消息对于其他各房，尤其是已经怀孕了的另外三个儿媳妇的刺激程度了。因此，刑警认为婴儿失窃有可能是与财产问题相关的。

　　这样分析下来，三人的眉头不由得就锁紧了：如果作案者确实出于这么一个动机的话，那么，何启创小朋友的生命安全也许就有问题了，因为只有杀了他，下一个最先生儿子的某房才能获得这笔奖励基金。不过，既然没在医院里发现失踪婴儿的尸体，就说明上述推断也不一定成立。也许作案者跟何家内部没有关系，而是某个知晓何家奖励政策的家伙为谋取不义之财而作下的一起绑票案件。朱伯纯最后发表意见：如果是绑票案件，那么绑匪应当在今天就有消息传递给婴儿父母了，今天如果没见消息，那就肯定不是绑票。不管是不是绑票，我们的调查还是要争分夺秒。

　　孙、麦二人赞同朱伯纯的观点，于是就决定召集何家六房成年成员开一个座谈会，要求各自当众说明今晨案发时间的活动情况，以便逐个排除作案嫌疑。

　　何家的子女都已经分家另过，只有最小的儿子何讳、崔冬慧夫妇与父母一起住在西关绣衣坊老宅。本来，刑警担心把那些分别居住在几个区的家庭成员召集一处是颇花费时间的，不过前往老宅一看，有一个意外惊喜：何启创小朋友的失踪乃是何氏家族中的一桩特大事件，掌门人何基圆老先生高血压发作，卧床不起，小辈纷纷赶来看望，不但除产妇宋冬慧之外的各房儿子、媳妇都来了，已经嫁出去的几个女儿也回娘家了。这样，刑警就在何家的大客厅里召开了这么一个座谈会。

　　朱伯纯主持会议，孙午生和小麦两人负责记录，从老大夫妇开始一直到最小的何讳，一个个把昨晚至今晨五时的活动情况详细说明。各人一一作了陈述，刑警没有发现哪位有作案时间。最后，何基圆老先生也对他们夫妇的活动情况作了说明，昨晚一夜他们都在家，有家中佣人作证。整个座谈会耗时两小时，未能发现任何线索，三刑警自然失望，神情上难免沮丧。朱伯纯宣布散会时，甚至还微微地叹了一口气。就在这时候，他忽然发现坐在对面的何家小女儿何娴珠在起身离座时朝他迅速递了个眼色，心里顿时一个激灵：莫非她另有话说？

　　果然，何娴珠故意磨磨蹭蹭地留在最后才离开，经过朱伯纯身旁时迅速往他手里塞了一个小纸团。朱伯纯闪到无人处打开，纸上写着一行字：“我去越秀分局见你们”。刑警自是喜出望外，留下小麦跟何基圆夫妇谈话进一步了解背景情况，朱、孙两人立刻动身回分局。他们到达时，何娴珠已经在分局会客室里坐等了。

　　何娴珠在何家子女中排行最小，二十七岁，在一家工厂做会计。她向刑警提供了一个情况：昨晚，轮到二嫂马雅琴、三嫂赵敏雯两个在医院陪侍产妇。根据医院的规定，每个产妇只能留一个护理人员陪夜，晚上九点，两个嫂子就和何讳一起离开医院，回到下榻的旅馆。何讳原本是要回家的，但因为跟两个嫂子聊得太晚了，就另开了—个房间住下了。何娴珠要反映的情况，跟何讳没有关系，而是在三嫂赵敏雯身上。

　　赵敏雯、马雅琴两妯娌同住一个房间，情况是马雅琴发现的。她悄悄告诉午后赶回娘家来看望父母的何娴珠，昨晚——确切地说是今晨，她因被子滑落到地板上被冻醒了，开灯捡被子时，发现对面赵敏雯那张床上是空着的。马雅琴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当时是三点四十二分。床空着，说明赵敏雯不在房间，但这并不能说明她去干与案件有关的勾当了，有可能她上厕所去了呢？何娴珠当时听了就是这么说的。可马雅琴说，她的困性不是很好，只要有点儿异常就睡不踏实。发现赵敏雯不在房间，在潜意识中对于她来说就是一个小小的异常，因此她就睡得不踏实。因为不踏实，所以后来赵敏雯返回房间时她是听见了细微的开门声音的。赵敏雯回来后没几分钟，何讳就从医院打来电话告诉她们婴儿丢失了。何讳发现儿子失踪的时间业已锁定，是在清晨四点五十分左右。从三点四十二分到四点五十分！这段时间赵敏雯去干什么了？

　　何娴珠反映的这个情况，马上使刑警们兴奋起来。送走何娴珠后，朱伯纯、孙午生稍一商量，决定立刻前往那家旅馆调查。

　　这对妯娌下榻的那家旅馆是私营产业，名唤“诚迎旅社”，是一幢上下两层的楼房，有三十来个房间。私人开旅馆的对警察都很敬畏，就像饭馆老板敬畏食品卫生防疫人员一样。 “诚迎旅社”的陈老板对于朱作纯、孙午生的态度可想而知，又是沏茶又是递烟，还要上水果，被刑警一概拒绝，说你只要配合我们调查就是了，其他什么都不需要。二刑警调查的内容，一是查看何家妯娌昨晚下榻的房间，二是向服务员询问。陈老板说看房间方便，敝人马上领你们过去；至于跟服务员谈话，那要等一会儿，因为那个服务员昨晚上了夜班，今天休息，我得差人去把她从家里唤来。

　　马雅琴、赵敏雯住的那个房间位于二楼，从楼梯上去往右拐就是。走廊两侧各有—个厕所，右侧的是女厕所，左侧的是男厕所。从马、赵下榻的房间到女厕所只隔了五个房间，十几米的距离，不必耗费那么长时间，赵敏雯今晨不在房间显然与上厕所无涉。那么，她去了哪里呢？出去了？于是就问陈老板晚上旅馆大门是否上锁，陈老板答称十一点钟到早晨五点钟是上锁的，旅客出入须叫值夜班的服务员开门。昨晚值班的服务员小李还没过来，只好等会儿了。

　　刑警在等待小李的当儿，那个赵敏雯竟然来旅社了。原来，尽管婴儿失踪了，但产妇还住在医院里，所以何家安排的轮流值班制度仍然继续执行。今晚原应换人的，但该当今晚轮值的五嫂娘家有急事不能分身，遂跟赵敏雯商量请她辛苦一下。于是，赵敏雯在去医院之前，到旅店里来拿给产妇换洗的衣物。

　　刑警寻思既然遇见了，正好当面跟她接触一下，看其如何反应。不想赵敏雯一听刑警问她昨晚是否离开过房间，一张脸倏然变色，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三、婴儿被人送回了

 

　　孙午生、朱伯纯见状，寻思看来有戏，于是继续问，你离开房间干什么去了？

　　赵敏雯定定神，吞吞吐吐地说是上厕所去了。刚说到这里的时候，昨晚值班的服务员小李被陈老板派人用自行车从家里接过来了。于是，刑警先把赵敏雯晾在一边，去老板的账房跟小李说话。需要小李回答的其实只有一句话： “昨晚有人要你开门放其离店了吗？”

　　小李点头称有。

　　刑警大喜：“是谁？什么时候？”

　　小李第二次回答的内容，刑警就乐不起来了，因为她说的是何讳，时间是清晨五点不到。具体时间没看，反正那位先生去后没隔多久，就打来电话让她通知二楼右侧第一间的那对女客“小孩儿丢失了，赶快过来”，然后，那对女客就急急忙忙奔出门去了。

　　这样，往下的问题就是了解小李方面的了：大门究竟上锁了没有？钥匙放在哪里？你们旅社一共有几条进出通道？你昨晚值班时所处的位置？打盹了没有？

　　小李是个慢性子，面对着刑警连珠炮式的询问，脸带笑容，慢声细语，从容作答。她说旅社就一道大门，就是你们刚才进来时面对楼梯的那扇门，进门穿过走道迎面左侧就是服务员所待的那个工作室了。昨晚大门肯定是上锁的，不信你们可以去问那个丢孩子的何先生——他昨晚临时决定不回去，要我给他开—个房间，我给他办理了手续，拿起钥匙板去给他开房门时还说过一句“我顺便就把大门锁上了，这么晚了，不会再有人来了”。至于值班时打盹，那是有的，老板规定过，值夜班的不但可以打盹，还可以躺下休息，所以，我们那个房间里是搭了一张床铺的。

　　朱伯纯、孙午生两个听着，脸上就没了笑容。听小李所说的情祝，那看来是没戏了，那么，那个赵敏雯又是怎么回事呢？正这么想着的时候，忽见小李两条柳眉向上稍稍一耸，双眼微闭了一下，似是若有所思。孙午生心里一动：难道她想起什么来了？于是立刻发问： “那么昨晚你打盹时是否听见过什么动静？”

　　小李说： “我想起来了，昨晚我躺下休息时，好像听见走廊里有很轻很轻的脚步声。不过，我也不敢十分肯定……”

　　刑警听着，心里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便对小李作启发式询问。可是，一连提了几个问题，小李都摇头否定了。这时，孙午生脑子里忽然电光石火般闪过一个念头，说： “昨晚——我指的是傍晚之后——来登记住店的旅客除了那位何讳何先生之外，是否还有其他人呢？”

　　小李说： “有一个旅客，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先生，我去把登记本子拿过来吧。”

　　登记显示，昨晚七点五十分，有一个名叫许永景的男子前来入住，许出示的是广州市长途汽车站的工作证，职务是工程师，住店事由是“公干”。刑警问： “这人本来就是广州本市人，来旅馆有什么公干？”

　　小李说： “这个我就不便问了，他是凭工作证和介绍信办理登记手续的，当时我也没在意。现在你们这么一说，我倒是觉得有点儿问题了——他是空着双手来住店的，不像出差公干的样子。”

　　朱伯纯、孙午生就生了疑心：莫非这位许工程师跟赵敏雯串通了作下这起案件？这时，小麦办完事从何宅过来了，朱伯纯就说了情况，让他立刻去一趟长途汽车站，调查那个许永景住店公干的事儿。如果发现有异，可将许传唤过来接受调查。旅馆这边，为防止赵敏雯往许永景那边通消息，就暂时不允许其离开。两个刑警跟她聊天似的说着话消磨时间等候小麦的调查结果。

　　一会儿，小麦从长途汽车站打来电话，说经核实，许昨晚住宿登记的那份介绍信是其不久前出差时故意留下的空白件， “公干”一说纯属子虚乌有。随即与许当面接触，许承认昨晚住宿“诚迎旅社”是为与赵敏雯幽会——两人是中学同学，初恋情人，勾搭成奸已有数年。至于婴儿被窃案，许称并不知情，他还是刚从小麦这里听说的。小麦准备把许带来，以便进一步调查。

　　这样，二刑警心里就有了底，再跟赵敏雯谈时，直接点出了许永景的名字。赵敏雯的心理素质似乎还可以，说我根本没听说过这个姓许的人。但往下就不行了，她听说许已经向警方说了实情，而且正在过来的路上，便再也支撑不住，只好承认了跟许的通奸关系，但坚称跟婴儿失窃案没有任何关系。

　　一会儿，小麦把许永景带到了，朱伯纯，孙午生直接与其谈话，许说的情况与之前跟小麦所说的无异。这样，情况就清楚了：赵敏雯之前已将其当晚会在该旅社过夜的情况通知了许，约许幽会；许就于当晚八时前入住该旅馆。今晨二时，赵敏雯见马雅琴已经睡熟，就悄然起来溜班许的房间与其幽会，至四点多钟才返回自己的房间。

　　刑警对赵、许两人交代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实地勘查了旅馆的进出通道．最后排除了昨晚有人溜出旅馆的可能性，也排除了赵敏雯、许永景涉案的可能。

　　当晚，朱伯纯、孙午生．小麦三人在署前路派出所研究案情，认为从白天调查的情况来看，下手作案的家伙并非何氏家族的成员。于是，就可以认定这样一点，作案者对现场的地形、医院的值班规律、进出通道等等有比较透彻的了解，否则，别说夜晚潜入医院作案了，就是大白天让他堂而皇之地进来准确无误地把何启创小朋友抱走恐怕也难以做到。那么，上述诸般情况他是如何了解到的呢？有可能是直接前来医院窥探，也有可能是熟悉上述情况的人间接转告，这就是作案者顺利作案的基本条件。刑警认为，接下来的调查应该围绕着这个基本条件的生成因素展开。

　　于是，三刑警就制定了一个调查方案：一是对医院医生、护士以及门卫、杂务工等所有员工进行查问，要求被查问人回忆自产妇崔冬慧3月28日入院以来各自所遇到过的在本院出现的形迹可疑的陌生人的情况；如果这项调查未能获得线索，则可将调查范围扩大到所有住院产妇、家属以及雇佣的护工。二是着重对何氏家族中在崔冬慧分娩后来过新粤医院的所有成员以及保姆、护工等人进行细致询问。刑警相信，作案者所获得的信息，肯定来自上述两个方面，只要仔细调查、认真分析，相信是能获取有价值线索的。

　　三人计议定当后，朱伯纯就向越秀分局刑队领导打电话汇报当天的工作情况。领导肯定了他们的观点，说从明天开始你们就着手进行调查吧，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设法给你们解决。刚要结束通话时，领导忽然想起来了，说你们三人中应当有一个人主持侦查工作，小朱就以你为主吧。

　　次日上午，刑警前往医院，开始分头调查，一开始就遇到了异常情况。孙午生负责对产妇崔冬慧以及保姆、护工进行调查，打算按照昨天的方式，把她们召集起来开一个会。哪知，当他召集这些对象时，却发现护工刘姨不见了！

　　头一天清晨，刑警勘查过现场后明确向刘姨等人宣布，要求她们不要离开医院，她们每个人也都答应得好好的。这个刘姨怎么不见了呢？而刘姨恰恰是昨天婴儿失窃时在场的一个主要角色。孙午生于是就向其他几个保姆、护工询问，她们说昨晚刘姨就没露面，昨天下午还见到过，后来就没人留意了。孙午生于是马上向已是负责人的朱伯纯汇报了这一情况，两人商议下来，决定孙午生暂时停止他这一路的调查，先找到刘姨再说。

　　孙午生了解下来，得知刘姨是由新粤医院的厨头（即伙房负责人）老钟介绍给何讳夫妇的，于是就去找老钟，问下来得知刘姨名叫刘彩萍，其娘家与老钟同村，具体地址是广州西郊的张家湾。而刘彩萍在城里的住处，老钟就不清楚了，甚至有没有也说不上来，因为像她这种干帮佣的，往往吃住在东家，不会自己另外掏一份钱租房的。孙午生于是就骑了辆自行车前往张家湾。

　　张家湾是刘彩萍的娘家，孙午生打听下来，得知其出嫁的婆家是在三里之外的小山角村。孙午生不敢指望能在小山角村找到她，寻思打听到其有可能落脚的地址已经算不错了。哪知登门一眼就看见刘彩萍正在做家务。她一看见孙午生，眼里就露出惊慌的神色。孙午生态度和蔼地说你怎么招呼也没打一个就回家了，找你调查没见到人。这时，刘的丈夫出来了，得知来的是刑警，就说我家彩萍是个老实人，跟那孩子丢失没有关系。孙午生说有没有关系我们不正调查嘛，慌什么呢？还是回城里去吧，不是还在打工吗，回来干吗呢？又不是农忙时节。说了一会儿，刘彩萍答应跟孙午生回城，她丈夫似是不放心，提出一起去，孙午生答应了。

　　路上，孙午生试着与刘彩萍沟通，了解其擅离的原因，可是任凭他怎么说，对方就是不吭声，其夫也不开腔。孙午生推着自行车埋头走路，倏地一个念头从脑中冒出来：是新粤医院的伙房厨头老钟把刘彩萍介绍给何讳、崔冬慧夫妇的，厨头不是掌握着医院后门的钥匙吗？

　　孙午生越想越觉得钟、刘之间的联系似乎跟案件有关，再看看刘彩萍那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就越发觉得自己的怀疑有道理。直到到达医院后，迎面奔来的小麦告知的—个消息才使他对自己的这个想法产生了动摇。

　　这个消息是——失窃的婴儿被人送回来了！

　　新粤医院沿袭威廉妇产医院的旧制，对于亲友探视有一套严格的规定，每天午后是产妇休息的时间，所以是不能探视的。这样，午后时段门卫就比较悠闲，看看报纸、微闭双目打个小盹都是可以的。这天午后，两个门卫就是如此，—个在阅读报纸，—个则躲在门卫室角落里打盹。忽然，窗外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越哭越响。看报纸的那位先被惊动了，寻思这会儿又不是办理出院手续的时候，哪来的婴儿哭声？另一个门卫也醒了，揉着眼睛说这声音好像是从外面传过来的。看报纸的那个门卫打开窗子探身一看，不由得就是一个激灵：就在门卫室的窗下，放着一个藤条箱，婴儿哭声就是从这口箱子里传出来的！

　　倘若在平时，门卫会出去直接打开藤条箱看个究竟，可是这当儿刚刚发生了新生婴儿失窃案，大家都是有些警惕心的，两个门卫商议下来就没敢去动藤条箱，而是直接往院部打电话报告了情况。这时，刑警朱伯纯、小麦两个正在院部办公室跟两个院长谈话，听说有这样的事，马上和院长一起来到大门口。打开藤条箱一看，里面躺着一个婴儿。两个院长都是产科专家，一眼就看出这婴儿出生不过三四天，说别是那个失窃的孩子吧？

　　当下，立刻把藤条箱连同婴儿一起抱到里面，唤来产妇崔冬慧，一辨认，立刻断定即是被窃的儿子何启创！刑警还不放心，又叫来陪护的女佣、护工辨认。这时，正好何讳也来医院看望妻子，不但一眼认出这正是自己的儿子，而且还让护工取来婴儿的小衣衫，与婴儿身上穿的是同样的布料、颜色和花纹。

　　何讳、崔冬慧夫妇自是大喜过望，当下就给家里打电话报告。何基圆老先生在电话那头喜极而泣，立刻作出一个决定：不管医院什么态度，大人小孩儿先出院回家再说！

　　医院给婴儿做过检查，确认健康没有问题，同意出院。何讳说产妇身体还很弱，护理工作量很大，因此想请临时雇佣的三个护工跟着他们回家。三个护工此刻还剩下两个，她们说刘姨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要不要跟医院这边说一声，等她回来后让她直接去何家。就在这时，孙午生把刘彩萍带回来了。

　　孙午生听说失窃的婴儿被完好无损地送回来了，自是大大出乎意料。正愣怔的当儿，同时获悉这个消息的刘彩萍忽然就变了副神态，主动开口说明了她不辞而别的原因：原来，她想婴儿被窃之事发生在她当班的时候，而且她确实是在瞌睡，那是让人家产妇的丈夫看得清清楚楚无法抵赖的，她就非常担心东家会找她麻烦，她无法承担那份后果，想来想去只有溜之大吉。

　　对于朱伯纯等三刑警来说，何启创小朋友平安无事地回来了，这桩案件就算是解决了大半。当然，情况还是要调查清楚的，于是就去向门卫了解，那二位却说不出什么来。刑警就拿走了那个用来装婴儿的藤条箱，送局里提取了拎襻上面的指纹。做完这些工作，刑队领导通知他们，鉴于人手紧张，失窃的孩子既然已经回来了，这个案子就暂时搁一搁吧，朱伯纯、孙午生二同志立刻参加当天下午刚刚发生的另一起刑案的侦查工作，婴儿案的结案报告，让派出所小麦同志负责。 朱伯纯、孙午生很想把婴儿失窃案继续查下去，弄个水落石出，可是领导发话不能不听。他俩没有料到，这个案子竟是没完，注定他们还得重新着手进行侦查。因为次日，新粤医院竟然再次发生了一起婴儿失窃案！

 

四、另一婴儿白日遭窃

 

　　4月2日上午，市卫生局对新粤医院进行例行卫生检查，对该院的清洁卫生工作表示满意。院部便在大门内过道旁边的告示栏里公布了这条消息，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本院的优良传统，坚持搞好清洁卫生工作。

　　第二天上午九时许，病区查过房后，B产区的清洁工老袁正蹲在该区门口清理垃圾箱，不知不觉中面前站了两个男子，身穿藏青色卡其布中山装，头戴同样颜色、质地的帽子，其中一个手里还提着黑色牛皮公文包，一看就是上面下来的干部。果然，老袁刚站起来，那个提公文包的就开口了，语气很是和蔼： “老师傅，你是这里的清洁工人？贵姓？”老袁点头称是，答称姓袁。另一位便作了自我介绍，说他们是市卫生局的，昨天局里对你们医院作了检查，评议下来想给你们一个比较靠前的名次，不过，根据规定昨天检查还有遗漏的内容，因此局里派我们今天再来跑一趟。

　　老袁一听自是高兴，清洁卫生搞得好，就是他们几个清洁工人的成绩嘛，于是连连点头称谢，说那我领二位同志去院长室吧，让院长陪你们检查。对方呵呵笑了，说局里特地关照要在没有院领导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检查，可我们还是第一次来你们医院，不熟悉情况，正好遇上袁师傅，那就麻烦你给我们领个路，行吗？

　　老袁自然说行，问你们要检查哪里？对方说我们去一下病房吧，需要测定一下空气质量。老袁不疑有他，便头前引路，把两人带进了产区走廊。迎面遇上—个女医生，是去接听电话的，所以只朝那二位扫了一眼就匆匆擦肩而过了。那两人在医生室、护士室当中的过道里驻步，其中一位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长方形的仪器（事后知道其实是万用电表），装模作样调试着。另一个则从口袋里取出钢笔和工作手册，把同伴嘴里报出的数据记录下来。然后，记录的那个说： “袁师傅，你带我们去病房看看，根据上级的要求，我们还要对病房进行抽样检测。”

　　老袁自无二话，引路就是。那二位貌似随意地漫步到五号病房门口时，忽然驻步，其中一个说：“就这个病房吧。”

　　另一位点头：“好的。袁师傅，麻烦你去里面对产妇说一声，请她们配合一下，都离开病房——包括陪护的家属和护工。因为如果有人在内，就会影响空气质量。”

　　老袁问：“那么，小孩儿呢？”

　　“婴儿都在睡觉吧？那就留在里面，新生婴儿的呼吸量是很小的，对检测没有影响。”

　　两人说着，从公文包里取出口罩，分别戴上。中山装、便帽配上大口罩，那副样子有点儿怪怪的。所以，每个从这间病房里出来的产妇、家属、护工都禁不住朝他们盯着看。他们呢，微笑着朝人们点头，嘴里一迭声说着“谢谢”、“对不起”。当病房里的最后一个成年人退出之后，两人朝老袁点点头： “袁师傅，麻烦你在门口替我们看着，不要让人进入，免得影响检测质量。”说罢就进入病房了。老袁受此委托，很是自豪，主动帮他们关上了病房门，然后，站在门口神气地看着面前这群平时不会正眼瞧他一眼的女性们。

　　此刻病房里一片寂静，新生婴儿都躺在小床里熟睡。里面的检测也就不过五六分钟时间，病房门很快就打开了，那二位出来，打头的那位笑吟吟道： “你们这个病房的空气质量有点儿问题，对产妇，尤其是新生婴儿是有影响的。这个问题需要立刻得到解决，你们赶紧写一份情况反映，由我们签字后交给院方，请他们采取措施。你们有纸笔吗？没有？那用我们的吧。”说着，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本子，撕下两页纸连同钢笔递给老袁，“袁师傅，这事你给张罗一下，写完后让每个产妇都签上自己的姓名，然后送到医生室，我们在那里。”

　　一干产妇的心思全都被这番话语吸引住了，老袁更是得意，接过纸笔往病房里走，边走边说：“你们哪位文笔好的，立刻就写，写完后每个人都，签上名字，我去交给上面来的同志。”产妇等人就都跟着他往病房里走了。

　　也就不过两分钟时间，这个病房忽然就像见了鬼似的倏然喧闹起来，大人叫，婴儿哭，老袁领头，几个女人紧随其后哇哇叫着奔了出来，直奔医生室。两个听见外面动静不对头的医生起身出来查看究竟，与老袁等人撞个正着。医生还没问老袁发生了什么事，老袁等人已经一迭声大叫着“出事了”、“不好啦”——事情确实大大不好，被那两位“市卫生局干部”光顾过的病房里的一个婴儿不翼而飞了！

　　老袁一干人见那二位不在医生室，二话不说就往医院大门口跑。可是，门外已经没了那两个家伙的影子。那么，这两人是否带了婴儿出门呢？门卫说没有，两人都是空着手的。

　　这时，医生、护士也追出来了，听说那两人并未带着婴儿，暗自松了一口气，正要让老袁他们赶紧去后门伙房那边查看时，另—个门卫的一句话使他们倒抽了一口冷气。这个门卫说，在那两人出去之前，有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女子推着一辆婴儿车从里面快步出来，还没走到大门口就对着外面叫“三轮车”。外面确实停着一辆三轮车，听见招呼就踩到了大门外的花坛前，那女子从婴儿车里抱出婴儿，上了车，让车夫将婴儿车折拢后放在座位前的踏板上，上车离去。

　　几个医生、护士听到这里，眼睛就瞪起来了：“你们看见有人往外带婴儿，难道就没盘问一下是怎么回事？“

　　两个门卫心有点儿虚，但还是不无委屈地解释：之前，他们是看见那个女子推着婴儿车经过门卫室进去的，这个时间正是医院规定的探视时间，在他们看来，带着自己的婴儿来医院探望产妇乃是正常之事，不说天天都有，每个星期总会遇到一两次的，所以也就不出来查看了。至于出去时不查看不盘问，那就更正常了——即使在老威廉那时候，医院也是没有这个制度的。

　　可以想象，当越秀分局刑队领导接到新粤医院的报案电话时会惊愕到什么程度。也就不过几分钟时间，正在参加一起命案案情分析会的刑警朱伯纯、孙午生就接到紧急通知：退出命案专案组的侦查，接受新的侦查使命。

　　这回，分局领导恼火了，窃走了婴儿又送回来，接着又窃走了另一个婴儿，这等案情值得警方大大重视呢！于是就动真格的，组建专案组对婴儿失窃案进行专案侦查，专案组除了原先侦查何启创小朋友失窃案的两名刑警外，还增派了分局刑警队的另一名年轻刑警乐基鑫，署前路派出所民警小麦也是专案组成员，组长由朱伯纯担任。

　　朱伯纯、孙午生两人也非常恼火，他们觉得这简直是在向刑警叫板挑战。小麦也是这样的想法，此外，小麦另外还有一个心愿：他是新粤医院的管段民警，如果破获了该案，他以后的活儿就可以好干一点儿了。走出去不必自己张扬，就会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别看这小伙子年轻，威廉医院那案子可是他破的哩，这家伙行啊！相信有些想在他麦某的管段下手的主儿，闻听之后对于是否在这里作案是会踌躇再三的。这就降低了发案率啊！因此，当小麦接到所长通知说分局让他参加专案组时，他差点儿一蹦而起。所长说，这个案子看来要折腾一阵哩，你把手头的工作移交出来吧，也好专心跟着人家分局刑警学习学习。

　　小麦刚把工作移交，朱伯纯三人就到了，他们已经到医院那边勘查过现场，叫上小麦就在派出所的一间空屋里开始分析案情。

　　朱伯纯三人从分局赶到新粤医院后，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向清洁工老袁、B产区的产妇、家属、护工、门卫等人了解案发情况。

　　第二，把作案者留下的钢笔、纸张封存后准备送市局作痕迹鉴定。

　　第三，查看了案发地五号产房，发现被窃婴儿的那个床位跟之前何启创小朋友的床位一样，也是靠着窗户的，在窗框上提取到一枚新鲜的成年男性指纹。由于当天产房里并未进来过成年男性，所以可以认定是那两个冒充卫生局干部的家伙留下的。产房窗外跟A产区发生窃婴案病房的情形一样，也是一块由碎石瓦砾铺就的空地，无法判定是否留有那个女子的脚印。由此初步可以推断出作案者的作案轨迹：那两个家伙以检测空气质量为名把该产房的一干产妇、家属、护工等人支出屋后，关闭房门，将熟睡的婴儿从小床里抱起来，通过窗户传递给那个已经等候在产房窗外的同伙——应该就是那个推着婴儿车到大门口叫三轮车的年轻女子。

　　第四，往越秀区政府卫生科、广州市卫生局打电话作了调查，确认这两处当天未曾向外派出过任何人进行任何检查之类的工作。

　　第五，了解了被窃婴儿的家庭背景：该产妇名叫宋芝妍，住越秀区观澜街，今年二十岁，无业。宋芝妍系广州市初级师范专科学校1948届的毕业生，毕业后因时局动荡，宋芝妍就暂时待在家里。当时她已经恋爱，对象是—个华侨富商之子，名叫南永昶，据说是个西药掮客。宋芝妍的父母也是经商的，家境尚可，她又是独生女儿，而男方南永昶则是富家子弟，因此这对青年男女谈恋爱的经济基础是相当不错的。两人—个无业，一个弹性上班，有的是空闲时间；经济富足，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这样折腾下来的结果是：去年7月间，宋芝妍发现自己怀孕了！

　　在那个年代，人们对于未婚先孕现象是颇有非议的，可以想象年方十九的宋芝妍当时的恐惧心理，她提出立刻把胎儿打掉。男方倒是并不在乎，南少爷将这一消息电告海外父母后，他们全家都很淡定，父母意见一致，回电日：打胎干什么？有了，就生下来吧，女方父母知道后，虽然不爽却又无可奈何，说那就赶紧结婚算了。结了婚再生孩子，不至于弄得过于难堪。男方同意结婚，但说要征得父母同意。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这话刚说过不几天时间，忽然传来—个消息：南永昶不幸遭遇车祸，—命呜呼！

　　这样，婚是结不成了，那就打胎吧，可是宋芝妍不肯。于是，父母就动员了所有亲戚以及可靠朋友甚至女儿的小学班主任，天天盯着做工作，搞疲劳作战。到9月下旬，见女儿还不肯点头，干脆强行将其送进当时还称为“威廉产科医院”的这家医院打胎。可是，医生一番检查后，说怀孕已有四个月，要拿掉胎儿的话就不是人工流产，而是引产。引产的折腾那就大了，照宋芝妍的身体状况看来，她十有八九无法支撑得住，到时候大人胎儿一起去了也难说！宋芝妍的父母不敢造次，跟亲戚朋友反复商量下来，决定保住胎儿。不管怎么说，这都是自家的骨肉，也就不管未婚生还是已婚生了，至于宋芝妍今后的婚姻问题，眼前先不考虑，到日后再说吧。这样，宋芝妍就在足月后顺利分娩，生下了一个五斤七两的儿子，由于还没有起名字，所以医院的记录上按照当时的规矩写的是一个暂用名，日：宋弟弟。（当时的规矩是，男婴一律暂名．“弟弟”，女婴则一律暂名“妹妹”，待新生儿上户口时再改过来。）

　　现在，这个名叫宋弟弟的小朋友被盗走了，给破案的四名刑警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案情分析会上，刑警对该案的情况与之前何启创小朋友被窃案进行了比较，发现两起窃婴案有两个共同点：一是被窃的都是男婴；二是被窃婴儿所在的产区不同，可是产房、床号都是相同的。由此，不禁使刑警产生了联想：这两个共同点加上何启创的失而复得，是否可以认为作案者原本就是打算窃走宋弟弟的，可是由于某种原因，下手时走错了产区，结果误将何启创窃走了？

　　四刑警反复推敲，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大，因此，可以认定两案系同一伙人所为。那么，作案者为何要冲宋弟弟这个遗腹子下手呢？这个，目前专案组无法了解。刑警们分析了这个案件的全过程后，将注意力集中到了那个推着婴儿车进出新粤医院的年轻女子身上。根据之前的判断，可以认定是该女子从产房窗外接应那两个冒充卫生局干部的家伙。刑警记得访查医院两个门卫时，他们曾经说过，那个女子还没走到大门口就已经对着门外大叫“三轮车”了，而三轮车随之而至，把她连同婴儿车一并载走了。那么，如果找到这辆三轮车，就可以知晓这个女子带着婴儿去了哪里，这就是线索啊！

　　刑警于是再找门卫，进一步了解关于三轮车的情况。在走访这类对象方面，搞情报工作出身的朱伯纯、孙午生二位算得上行家里手了，他们让小麦、乐基鑫代替门卫履行工作职责，把门卫招呼到院子角落的一个亭子里进行谈话。一番耐心启发后，两个门卫竟然回忆起了关于那辆三轮车的两个细节：—个是该车车厢的活动油布篷在那个女子叫车前已经扯上了，因此三轮车在大门口拐弯时门卫看见后面的布篷上贴有几截红胶布；二是其中—个门卫还记得他无意间瞥了车后的牌照一眼，好像末尾两位数字是“21”。

　　朱伯纯、孙午生暗忖这可能就是线索了。所谓红胶布，指的是当时电工使用的绝缘胶布。这种胶布通常有红、黑两种颜色，用以区分火线、地线。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人们一般都用黑色绝缘胶布。三轮车上没有电线，为何要使用红色胶布呢？这就要说到当时广州人娶亲时的习俗了。旧时娶亲都使用马车、轿子或者小舟，后来有了轿车和汽艇，于是有条件的男方就以轿车或者汽艇代替马车、轿子，但具有这等条件的毕竟是少数。渐渐，轿子被淘汰，用三轮车、黄包车来代替，具有费用低、通风透气和便捷的优势。三轮车、黄包车作为婚车使用时，当然需要布置一番，通常会在布篷前方悬挂大红纸花，顶部和两侧饰以彩带，后面则贴上—个大红的喜字。这个喜字，就是用电工的红色胶布制作的。门卫看见那辆载走窃婴女子的三轮车的布篷后面有残留的红色胶布，那说明该车之前曾被作为婚车使用过。而该车牌照的末两个数字是“21”，那就有了调查范围。专案组于是决定立刻着手调查这辆三轮车。

五、邓禄普女式车

　　其时，广州解放还不到半年，三轮车、黄包车全部属于私人所有，三轮车行业尚未组建行业工会，只有以前留下来已经经过改组的行业公会，其职能等同于如今的行业协会加工会。刑警在行业公会的协助下，一连查了三天，方才在4月6日下午找到了那样一辆符合查找条件的三轮车。

　　这辆三轮车属于永汉区的“顺鑫车行”，那是一家拥有十几辆三轮车、黄包车的私营小公司，老板姓夏，是“一贯道”分子，后来在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时被人民政府逮捕法办了。当时，夏老板已经预感到形势不妙，所以对于登门的刑警孙午生和小麦极为客气。之前，他已经接到行业公会的通知，知道刑警要登门，而且知晓是来调查他的车行那辆牌照号为11021的三轮车，所以不但自己在车行恭候着，还吩咐该车的车夫老金也随车等候，不得离开，至于损失，则由车行补贴。

　　刑警要接触的其实是车夫老金，就让夏老板待在一边。老金听说刑警的来意，脱口而出： “哦！我记得的，那位少奶奶出手很大方的！”

　　原来，那天那个女乘客搭乘老金的三轮车到达目的地下车时，一下子就给了他三倍于平时车资的钞票。这种乘客，老金一年到头也遇不上—个，因此记得清清楚楚。

　　孙午生就问老金： “那么，那个女乘客在产科医院门口上车后，去了哪里呢？” ，

　　老金说： “她去的地方离医院不远，不过十来分钟车程——同心巷。”

　　同心巷也是越秀区的，是一条住着七八十户居民的巷子。刑警知道这条巷子较宽，而且两头都有通道，三轮车是可以进出的，于是就问：“她住在几号？”

　　“她是在增福路那头的那个巷口下车的。”

　　老金的这个回答使刑警颇为失望。因为按照常理来说，一个带着婴儿（还有童车）的乘客，如果此行的目的地是巷内哪户人家的话，她怎么不叫三轮车直接踩到门口再下车呢？所以，估计这个女人此行的目的地十有八九不是同心巷，她之所以要来同心巷，完全是出于反侦查的防范意识。于是，刑警也就没再追问下去，而是了解另—个内容：那个女乘客是不是确实带着—个婴儿？老金作了肯定的回答，甚至还记得那个熟睡着的婴儿右额上有—块指甲大的胎记。刑警一听就确认那个婴儿确实是失窃的宋弟弟，这是案发那天当面向产妇宋芝妍调查时，她哭哭啼啼反复说明过的。

　　对老金的调查到此结束。然后，孙午生、小麦两人就去了同心巷。果然，在派出所民警的协助下对该巷居民逐家访问下来，证实巷内并无这样—个女性住户，也没有发现过哪家有携带着新生婴儿来落脚小憩或者暂住的来客。访问到最后一家——巷口开烟纸小店的秦老头儿时，他说那天他是看见那么—个女子乘坐三轮车在巷口下车的，下车后，那女子推着童车往巷里去了，那辆三轮车也离开了。可是，仅仅过了两三分钟，他就看到那个女子推着童车又出来了。出来后是怎么离开的呢？这个，秦老头儿就说不上来了，因为这时有顾客登门了，他得做生意呐。专案组通过三轮车追查被窃婴儿下落的这条线，就此断了。

　　孙午生、小麦结束调查返回专案组驻地越秀分局时，获悉两个新的消息：一是市局来电告知，经技术鉴定，确认放着第一个失窃婴儿的那个藤条箱拎襻上的一枚残留指纹与4月3日第二个婴儿失窃现场获取的作案者指纹相同，由此可以认定这两起案件系同—伙人所为。二是从新粤医院传来的消息，产妇宋芝妍因儿子被窃伤心过度，悄然进入洗手间悬梁自尽，幸亏发现得早，被人救下，没有性命之虞。

　　孙、麦两人正向朱伯纯汇报调查三轮车的情况时，分局领导打来电话，说新粤医院产妇自杀的消息已经传向社会，该院新生婴儿连续被窃之事也被坊间传得沸沸扬扬，市局刚才下达指示，要求分局抓紧侦破该案，给社会一个交代。领导问朱伯纯： “给你们一周时间，能够解决这个案子吗？”朱伯纯咬了咬牙： “行！一周拿下这个案子！”

　　这下，专案组人人都感受到了肩头上的那份压力。这时已是晚饭时分，谁也没觉得饥饿，伙房送来的饭菜放在一旁，大家看都没看。朱伯纯说：“都不饿，就等会儿再吃吧，我们先开会研究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从现在开始还有一周时间，每一分钟都要计算着使用，而且最好不要用偏了。”

　　四个刑警坐下来一议就是三个多小时，汇总了迄今为止掌握的两起婴儿失窃案件的全部材料，对已经采取过的措施再次进行了评估，最后定位于一点：要想获取线索，看来只有还原作案轨迹，从中寻找蛛丝马迹。作案者虽然有反侦查意识，但防范手段并非步步到位，因此，只要认真细致地开展工作，相信是能够有所发现的。

　　在这方面，搞地下情报工作出身的朱伯纯、孙午生二位是有一些实践经验的。他们将焦点集中于一个问题上：作案者作这两起案子，事先肯定要了解目标的情况，这种了解，可以是潜入医院踩点，也可以由医院内部人员间接提供。从本案情况看来，似乎可以排除后一个可能性，因为如果由医院内部人员提供，是会把产区、产房、床位号码、位置等一一提供到位的，作案者不会弄错对象，把何启创小朋友作为宋弟弟下手；只有在作案者自己来踩点，踩点的家伙把自己收集的情况转告同伙，由其他人夜晚潜入医院下手作案，才会发生阴差阳错的一幕。

　　既然是这样，那么专案组就可以在第一次作案前的踩点上试着做做文章。第一次作案的时间是4月1日清晨四时至五时之间，被窃婴儿宋弟弟与崔冬慧的儿子何启创同一天出生，晚了一个多小时，病卡上记录的出生准确时间是3月29日下午一点零三分。这样，作案者的踩点时间就应在该日至下手作案的3月31日晚上产院探视时间结束之前。于是，朱伯纯拍板：集中力量对这段时间里在新粤医院上班的医务人员、勤杂工、陪护人员以及产妇等逐个调查！

　　这样，从4月7日上午开始，专案组四刑警就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原准备可能需要两天时间，可是运气似乎还不错，到傍晚六时许，刑警乐基鑫在向前来上夜班的护士小汪调查时，小汪提供了一个情况：3月30日（正是被窃婴儿何启创、宋弟弟出生的次日）下午四点左右，她奉所在产区主任的指派去院长室递送产区当天产妇分娩的情况记录后返回产区时，在院内甬道上遇到过一个三十余岁、穿旗袍、烫着长波浪发式的妇女，推着一辆自行车往里走。小汪家里是开车行的——有别于上文说到的专门出租三轮车、黄包车的车行，而是那种自行车专卖店——从小耳濡目染，是一个超级自行车迷。旧中国落后，是没有生产自行车的能力的，满街骑的都是洋货。小汪具有一项特别本领，无论哪国生产的自行车，哪怕在其眼前一晃而过，只要被她看见，就能准确无误地说出这辆车的产地、品牌。当下，她一见眼前这辆女式自行车，眼睛就一亮：这是一辆邓禄普嘛!

　　邓禄普是一个世界著名的品牌。小汪眼前的这辆自行车，就是邓禄普公司在二战前推出的一款其功能介乎于运动与日常出行之间的改良型女式车。据小汪听其父——其时广州小有名气的自行车销售商汪老板说，由于二战的原因，该款品牌的女式车生产得不多，销往中国的数量更是有限，就上海永安公司进口了一百二十辆，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后，如今在中国剩下的当然就更少了。

　　小汪一眼就认出了该车系邓禄普，禁不住一阵惊喜，正好这时有一辆轿车从外面驶入，那女子把自行车推向路旁避让，．就在小汪面前，她就乘机凑近了观察，发现前面的车灯外壳上有红油漆写的字，虽已斑驳脱落，但还能依稀辨得出是“丙57”。

　　那个推车的女子见小汪穿着白色护士服，就开口询问： “我想打听—个产妇住在哪个病房，不知找谁问？”小汪说你可以去入院登记处查询。那女子点点头，没等小汪问她这辆车是从哪里淘来的，已经飞身上车，疾驶而去。

　　当日小汪回家将此事告知老爸，老爸竟然来了兴趣，说这种车子有收藏价值，恐怕全广州也就这么一辆，不知是谁家的，你最好能打听一下，如果对方肯割爱，我愿意用一辆最新款式的车子去交换。次日，小汪上班后就去问询台打听，寻思只要知晓那个女人是来看望哪位产妇的，就可以问到对方的联系方式了。可是，问询台那位却说昨天下午并无那样一个女人前来询问过产妇床位。

　　小汪提供的这个情况使刑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家一致觉得那个骑邓禄普女式车的女子似乎可疑，不是骑车行为可疑，而是其既然向小汪打听了获知产妇床位的方式，却又没去问询台询问，这就是反常！

　　于是，专案组就决定往下追查。人一时没法追查，只有盯着那辆邓禄普了。刑警抓住了小汪那番陈述中的一个细节：那辆车的车灯外壳上用红油漆写着“丙57”。

　　刑警想起他们办公时使用的东西，从写字台、椅子、电话机、台灯一直到小小的订书机，上面无不有着与“丙57”相似的记号，大的是用油漆写的，小的如订书机、台灯之类则是用钢笔写在图书标签上然后用胶水粘住。这是当时公家单位管理财产的一种形式，由单位后勤部门负责，对每一件办公用品进行登记编号，谁使用谁签字，保管责任落实到个人头上，每年年终还要逐一检查，以防把公家东西带回家去私用。小汪看见的那辆邓禄普既然有这样的记号，那说明这应该是一辆公车。既然是公车，那就应当查得到持有单位。

　　于是，专案组就立刻着手调查。先是向税务局了解本市政府机构使用自行车的情况。当时的政府机构跟如今不可同日而语，一个个都是精简压缩到最低限度，一个干部要干如今几个公务员的活儿，用于办公的自行车就更少了，不是每个部门都有，而且基本上都是旧车、破车。因此，刑警要调查的公用自行车数量还不至于使人崩溃，但大家看了还是觉得自己的头似乎大了一圈。

　　接着刑警又跑各区公安分局。当时的牌照是由警方核发的，税务局只管收牌照税，只有公安局的牌照档案里才有每辆自行车是什么品牌什么式样什么型号的内容。朱伯纯等四个刑警每人跑—个区，一圈兜下来已经花了一整天时间，没有任何收获，人到累得东倒西歪。

　　4月9日，刑警乐基鑫去了河南分局，负责给车辆上牌照的警察老侯不在，去医院看病了，于是只好坐等。一直等到十点多钟，才见老侯回来。老侯是留用的旧警察，在旧政权警察局就是管车辆上牌的，据说对本分局区域内的各种车辆情况烂熟于心，即使半夜里睡梦中将其唤醒问他什么情况也可以对答如流，这可能也是把他留下来为新政权服务的—个主要原因。当下，老侯一边向乐基鑫表示歉意，一边张罗着冲洗杯子给乐基鑫沏茶。乐基鑫说自己面临着的这桩任务时间卡得很紧，已经白白浪费了两个多小时，再也耽搁不起了，请老侯同志马上协助！

　　老侯笑吟吟地招呼乐基鑫喝茶，说这活儿不难，咱俩一边喝茶一边聊着不就得了。请问，乐同志需要了解什么车辆的情况？乐基鑫一说，对方大笑： “邓禄普女式车？恭喜你跑对了庙门——就是我们这个区里的。这车全广州就一辆，是辆旧车。哪里的？是区团委的！”

　　当下，乐基鑫兴冲冲地直奔区政府，找到团委办公室一问，他们承认确实有一辆邓禄普女式车，不过，这辆车已经失窃两个月了，失窃地点是在长寿区，当即向长寿分局报案，到现在也没有破案。

　　乐基鑫目瞪口呆！

六、留长波浪发的女子　

　　4月8日晚，奔波两天一无所获的专案组再次开会讨论案情。

　　这次着重讨论了作案者为什么要把作案目标定在宋弟弟身上。是否可以从这一点上予以考虑：宋弟弟这个新生婴儿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殊性，使得作案者一定要将其作为下手目标？

　　新粤医院沿袭威廉医院的经营传统，在每个婴儿出生后会立刻对该婴儿拍摄照片，并留下产妇的指纹和婴儿的脚纹，一式两份，一份在产妇、婴儿出院时连同医院出具的出生资料交给他们带回家去，另一份则由医院永久保存。专案组讨论到这里的时候，朱伯纯把从医院借来的何、宋两个婴儿的上述档案拿出来，大家传阅，越看越纳闷：首先，都是男婴，作案者舍彼顾此之举显然不是出于“重男轻女”的原因；其次若说是健康程度，鉴定医生打的都是“优”——最高一个档次了，也没有什么挑挑拣拣的；再看两个婴儿的长相，从照片上的形象来看，何启创似乎比宋弟弟要顺眼一些。刑警乐基鑫的父亲是羊城颇有名气的一位职业看相师，他因此也略懂一些其中的道道，说从相术来说，何的面相要比宋好出一截。这样，宋弟弟的综合分数就明显要低于何启创。可是，作案者偏偏对这个低分值的婴儿感兴趣，这后面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专案组于是形成共识：看来，要弄清楚这个疑问，只有对宋弟弟的父母以及家庭背景进行调查了。不过，领导给的时间还有五天不到了，这样的调查肯定是颇费时间的，怎么办呢？专案组长朱伯纯说，眼下也就不管什么期限不期限了，反正尽力就是，期限到了没有破案，大不了我去向分局领导作检讨。

　　这样，从次日即4月9日开始，专案组就着手调查失窃婴儿宋弟弟父母的家庭背景。四个刑警兵分两路，朱伯纯和小麦负责调查女方宋芝妍，孙午生和乐基鑫负责查摸男方南永昶。

　　朱伯纯、小麦两人先去了新粤医院，一问，产妇宋芝妍半小时前已经出院了。宋芝妍的出院是医院主动提出来的。前面说过，她在儿子被窃后伤心不已，企图自尽，幸被及时发现，总算救了过来。这个动作一出现，医院方面的担惊受怕是可想而知的，这家医院创办四十余年以来，不知接纳过多少产妇，还从来没有在医院里闹自杀的；况且，宋弟弟的被窃对于医院来说已经是平空压下的一块大石头了，这块石头还没拿掉，又一块更大的石头压下来，这叫医院的头头脑脑怎么忍受得了？于是，医院就找了宋芝妍的父亲——三福门皮鞋公司宋老板做工作，动员其女儿出院，住院费什么的当然不收了，已经交纳的悉数退回，另外先行给予一笔钱款作为婴儿失窃的部分补偿，之后如何解决，则视警方是否追得回宋弟弟了。宋老板据说不是一个善茬儿，性格暴烈是行业内有名的，但解放后资本家在新政府之下都学会了夹着尾巴做人，再说女儿在医院肯定不如家里过得舒适，又有一笔钱款进账，想想也就点了头。这样，宋老板夫妇就在刑警抵达医院前接宋芝妍出院了。

　　朱伯纯、小麦两人就改道前往宋家。这倒也好，宋家的人包括几个主要亲戚，因为宋芝妍这天出院，所以都在那里。宋老板听刑警说明来意后，连连作揖，说多谢你们了，小女这事，还是拜托警察先生给解决，如若找不回孩子的话，小女还不知会怎么样呢。朱伯纯说你们全家都在，那就集中一处开个小会吧，我们想了解一下宋芝妍与男方——就是那个叫南永昶的恋爱的事儿，以及你们家庭对这件事的态度。这个家是宋老板做主的，当下他就点头说好，随即众人坐下，回答刑警提出的问题。一番对答，刑警所获得的内容跟之前宋弟弟失窃时了解到的情况大致相同，不过详细些而已。

　　再说另一路刑警孙午生、乐基鑫两人的调查情况。他们根据对宋芝妍和其母所做的谈话笔录中所记载的宋芝妍已故男友南永昶的住址找上门去，那是位于惠福区的一幢花园洋房，南永昶的父母都在海外，他独身旅居广州，就租住了这幢洋房中的一个套房。房东是个华侨老太太，七十岁了，耳朵有些背，需要大声叫喊样的说话她才能听得清楚。因此，两个刑警即使轮流开口，也还感到有些力不从心。

　　但好歹总算了解到了以下情况：那个名叫南永昶的房客，是一个身高一米七五以上的帅小伙，从事什么职业不清楚，只知道他经常驾着一辆由美国军用小吉普改装的简易轿车进进出出。他那个女朋友小宋呢，每次都是乘这辆汽车往返的。房东老太太对这对青年男女的印象非常不错，说他们懂事，对其执礼甚恭，两人——特别是南永昶——经常送些精致的点心和水果给她，有一次她生病，还是南先生开车送她去医院的。医生开了盘尼西林针剂，这药贵如黄金且紧张，她有钱也无法购买到，还是南先生给她搞到的，而且小伙子竟然死活不肯收钱。为表示感激，老太太就免了他半年房租，也是用的死活不收的方法。

　　那么，后来那位南先生怎么离开的呢？老太太未语先抹眼泪，说后来——大概是去年7月吧，那天非常闷热，晚上，她和另外两个房客坐在花园里的葡萄架下乘凉，那辆小吉普改装的汽车开进来了。她以为是南永昶回来了，正要起身把为小伙子准备的绿豆汤端出来时，发现从车里下来的两个男子中并无南永昶。正奇怪间，其中一个开腔了，说您是房东太太吧，我们是小南的朋友，是来替他结账的。房东当时听了有点儿懵，说什么结账，难道南先生准备搬家了？对方这才告诉说南永昶已经死了，是下午出的车祸，当时还有呼吸，送进了现场附近的陆军野战医院，抢救后苏醒了，甚至能说话。在旁边的朋友们正为之庆幸时，南永昶却说他自己清楚，内脏受伤甚重，是活不到午夜的，得赶紧交代后事。他所交代的后事中有一条就是委托他们前来跟房东结账，关照一定要多交两个月房租，房间里属于他的私人物品，也委托朋友处理了。那二位说南永昶的感觉是准确的，仅仅过了几个小时，他就因内脏大出血一命呜呼。那两人接下来就把准备好的房租递给老太太，又用南永昶留下的钥匙打开了他生前居住的房间，请房东太太一同入内。属于南永昶的私人物品不过一口皮箱、一些衣服和几本书，对方经房东认可后，把东西装入皮箱，告辞离开了。

　　午后，两路刑警碰头汇总情况。孙午生、乐基鑫发表意见说，关于南永昶死亡的情况，乍听之下好像没有什么值得深思的内容，可是，我俩在回来的路上又分析了一下，觉得似乎有些反常。反常点在哪里呢？就在南永昶的突然车祸死亡上。按说南永昶有那辆美制小吉普改装的简易轿车，据说他平时出行都是开着这辆汽车的，可是，车祸发生后，他这个司机身负重伤不治而亡，我特地询问了房东老太太，她说南永昶的两个朋友开着那辆车上门时，她没发现车子有什么破损的地方。当然，目前还不能肯定南永昶的车祸是开车时发生的。接着孙午生又说了另—个观点：宋弟弟失窃案的发生原因似乎应该完全在男方，即之前认定为已死亡的那个南永昶方面，因为女方手里掌握着这个婴儿，没有必要再节外生枝制造这样—个伪案。现在既然对南永昶的死亡有疑问，是否可以考虑对此事进行调查？

　　朱伯纯听后表示赞同，说不管是谁策划的这个案件，归根结底都应该与新生婴儿宋弟弟的社会关系有关，既然女方可以排除，那我们的目光就必然盯向男方了。先着手调查那个南永昶是不是真的死了吧。

　　当天下午三点，四个刑警便一起前往宋宅二访宋芝妍。宋家的那些亲戚还没离开，正陪同午睡方起的宋芝妍在客厅里喝茶说话。一干人见刑警去而复归，而且比上午还多了两名，不禁愕然。朱伯纯、孙午生还保持着以前搞地下情报工作时的那份机敏，进门的第一眼不盯别人，直直地盯着宋芝妍。两人同时发现，宋芝妍的眼神在一瞬间呈现出一丝异样，一闪即逝，然后把目光移开了。朱、孙迅速交换了一个眼色，意思尽在不言中：看来方向找对了！

　　朱伯纯、孙午生让乐基鑫和小麦向宋家其他人集体了解南永昶死亡的情况；他们两人则与宋芝妍进行个别交谈，指望能够从其口中获得真实情况。

　　乐基鑫、小麦跟宋家其他人集体座谈下来所获得的情况是：南永昶死亡的消息，他们是从宋芝妍口中得知的。宋芝妍和南永昶在谈恋爱．家里是知道的，但两人之间交往的细节，女儿自己不说，父母也没问。直到有一天，父母发现女儿这几天改变生活方式，不像之前那样天天往外面跑了，觉得奇怪，一问，才知道南永昶出车祸死了。当时宋芝妍说这个消息的时候，神情有些异样，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是悲伤，也就不好追问下去了。

　　那边朱伯纯、孙午生两人在宋家书房里跟宋芝妍谈话。这个二十岁的姑娘面对着刑警的询问，没开口，只是默默地流泪。这样，刑警就有些于心不忍了：她是产妇，听说月子里哭泣流泪日后会影响健康的。于是，两人退到室外，商议下来决定找宋芝妍的母亲蒋氏谈一下，请其做做女儿的工作，把他们所要了解的情况主动向刑警提供。

　　蒋氏一口答应。但此刻宋芝妍的情绪很不稳定，恐怕一时说不上话，蒋氏问是否可以延缓一下，给她一点儿时间，最迟明天上午吧。专案组的时间是卡着算的，领导给的是七天期限，这时已经三天快过去了，但考虑到对方的特殊性，所以朱伯纯也就同意了。

　　一行四人返回分局时，已是快下班的时候了。刚刚踏进办公室，就接到新粤医院护士小汪的电话，说她今天下午又看见那辆邓禄普女式自行车了，还是那个长波浪发女子骑着的，又到医院来了。朱伯纯、孙午生两人迅即前往新粤医院，小汪告诉了他们以下情况——

　　下午三点多，她忙完了手头的事儿，倒了杯开水站到窗口，忽然看见窗外过来一辆自行车。凭着小汪的半专业眼光，一眼就认出那是一辆邓禄普。再看骑车人，就是上次那个长波浪发式的女人，不过已经换了衣服，旗袍换成了西装裙。那么当时小汪为什么不马上往分局打DIANHUA呢？这是有原因的。之前刑警找到小汪了解情况时，她反映了自己所看见的那辆邓禄普女式车和长波浪发女子。之后，刑警再也没来找过她，所以，她以为自己反映的情况对刑警的侦查工作并无作用，况且，那天刑警也没有关照过她如果再看到该车或者该人时，请她立刻给他们打DIANHUA，因此，当下她看见了也就看见了，没有打DIANHUA。那么后来怎么又向专案组打电话了呢？下班前她在换衣服时顺口跟护士长说起这事，护士长劝她应该给公安局报告这个情况，说不管对破案是否有用，反正你也就是打个电话，而且电话费也不必你自己掏，不过几分钟时间。如果对破案有用的话，那就是为．政府也替咱们医院做了一桩大好事嘛。小汪听着觉得有道理，于是就打了这个电话。

　　朱伯纯、孙午生问明那个长波浪发女子当时是骑着那辆邓禄普从产区方向过来朝大门口去的，于是断定她是去了产区。两人议了议，寻思也许这个女人跟婴儿失窃案没有关系，她上次来医院是想看望其他产妇，可能临时想起另有什么急事要办，没去病房就赶紧走了，所以今天再次来医院看望产妇。之所以这样考虑，是因为如果上次她是来踩点的话，那么宋弟弟已经弄到手了，她没有必要来第二趟。不过，刑警寻思既然已经来医院了，那就去产房了解一下吧。

　　于是，刑警就对小汪说，请你干脆再帮我们一个忙，陪我们去产区打听一下这个骑邓禄普车的女人是去探望哪个产妇的。小汪说也好，我正好可以弄清楚那辆邓禄普是谁的，我老爸对它很感兴趣哩！刑警说这个我们倒可以告诉你，这辆邓禄普是一辆赃车，其所有权属于长寿区团委，两个月前被窃了。小汪说如果能够破案的话，这车要发还给人家长寿区团委的吧？我让老爸用一辆新车去换。

　　小汪陪同着走访产区的结果竟使朱伯纯、孙午生两人暗吃一惊：那个长波浪发女人在下午三时闯入了B产区宋芝妍曾住过的五号产房，说是要探望宋芝妍，听说宋芝妍已经出院，就匆匆离去了。

　　朱伯纯、孙午生顿时来劲：这个迹象表明长波浪发女人跟婴儿失窃案有关啊！线索终于出现了！可是，既然已经把人家的儿子窃走了，这会儿再次来医院而且是径直来找宋芝妍的，她是想干什么呢？如果说窃婴是为了绑票，那索要赎金也不可能直截了当当面登门向人家产妇开口啊，否则宋芝妍一嗓子嚷出来，还有她的生路吗？两人议来议去，不得要领，就决定回局里去叫上乐基鑫、小麦一起商量。

　　朱、孙两人返回分局时，另一个消息在等着他们：宋老板夫妇带着女儿宋芝妍来过分局了。

　　这一家人来分局，是因为蒋氏做通了女儿的工作，宋芝妍说出了南永昶的真实情况，老爸、老妈觉得似乎有些严重，于是就立马带上女儿来分局找专案组反映——

　　宋芝妍的男友南永昶是南洋华侨，父母及家庭其他成员均在海外不假，但其本人的真实身份系国民党“保密局”广州特种技术训练中心的少校教官。南永昶出生于南洋华侨家庭，后去美国读大学，专攻无线电，二十五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这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永昶遂加入美军从事军用无线电技术工作，不久作为援华专家被派往中国。当时的“军统局”头目戴笠设宴款待美国专家时，跟南永昶个别交谈了数句，得知他是华人，而且并非美国国籍，于是就动了挖墙脚的脑筋，略费周折就将南永昶弄进了“军统局”。戴笠死后， “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继任毛人凤并不欣赏南永昶，未予重用，正好新办的“保密局”广州特种技术训练中心需要教官，于是就把南永昶踢了过去。

　　其时，国民党政府颓势频现， “保密局”在广州的这个训练中心很不景气，南永昶无所事事，四处转悠着消遣时结识了年轻姑娘宋芝妍。前面说过，当时宋芝妍也是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两人闲着也是闲着，就谈起了恋爱。然后，宋芝妍就怀孕了。

　　其实，南永昶的车祸之说是子虚乌有的，真实的情况是：去年7月，南永昶突然接到“保密局”命令，让其迅即调往台北，从接到命令到飞机起飞中间只有一个小时时间。这一个小时并不是留给他处理个人事务的，而是移交手头的技术设备、资料等。南永昶问上峰那我住所里的东西怎么办，我的女朋友怎么办？上峰说我们已经安排专人前往处理，东西少不了，肯定送到你手里；至于女朋友，你可以给她留函说几句话，这又不是生离死别，以后把她接过去就是了嘛！不过，你要让她对外宣称你已经车祸而殁。于是，南永昶就托前往处理东西的特务（就是房东老太太说的那两人）给宋芝妍带了一纸简札。内中说了上述原因，又叮嘱一定要把腹中的孩子生下来，届时他会亲赴或者请人前往广州把宋芝妍和孩子一起接往海外正式举行婚礼。

　　宋芝妍于是就按照南永昶的叮嘱行事，一是放出风声称南永昶已死，二是保胎。在她看来，只要安全生下孩子，南永昶就会把她接往海外结婚。因此，宋芝妍敢于抗拒父母的堕胎之命，拼死也要保住肚子里的胎儿。可是，婴儿生下后没几天就让人窃走了。宋芝妍当时就明白这是南永昶派人来行事了，对于儿子“失窃”倒也无所谓，因为她清楚是怎么回事。那么她为什么要自杀呢？是因为从对方用这种方式弄走儿子这一点上，她意识到南永昶并不打算兑现当初的诺言，也就是说决定把她抛弃了。而她所生的儿子南永昶却是要的，因为以前她曾经听南永昶说起过，其家族中人丁不旺，男孩儿少。宋芝妍越想越愤怒，加上产后情绪失控，用如今的话来说就是“产后忧郁症”，于是就决定自杀了事。

　　宋芝妍讲述完毕，交出了当初南永昶让人交给她的那纸简札。去年7月广州尚处于国民党统治下，所以南永昶所使用的纸张乃是右侧印着“国防部保密局”字样的公用信笺，这足以表明宋芝妍的上述陈述内容是真实可信的。

　　刑警送走宋芝妍和其父母后，顾不上吃晚饭；立刻对新掌握的情况进行分析。由于认可宋芝妍的这番叙述，因此对于南永昶是窃婴案策划者这一点已经可以确信无疑。可是，清楚了这一点后，专案组所面临的情况却更加复杂了，因为该案涉及国民党特务，那么就随之产生了另外的问题：南永昶其人此刻是在海外呢还是潜回广州了？替其执行窃婴使命的长波浪发女人、两个冒充卫生局干部的男子以及那个直接参与窃婴的年轻女子，是国民党特务呢还是寻常刑事犯罪分子？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长波浪发女人下午到新粤医院找宋芝妍是想干什么？

　　朱伯纯说看来这几个问题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分析透的，我们先去食堂吃晚饭吧。食堂已经开过饭了，炊事员临时给他们每人下了一碗面条，把剩菜放在一起热了热，装进一个盆里端出来。四人也不计较，一面吃着一面议论。没想到这种非正式的案情分析会还是很有效果的，他们很快就破解了两个疑点：长波浪发女人去医院找宋芝妍，估计是为了获取宋弟弟的出生资料。因为他们既然受命窃婴，在把婴儿窃到手后还面临着一个使南永昶相信这就是他的亲子的问题，出生资料则是最好的证据。从这一点来看，南永昶其人此刻并不在广州。

　　想通了这一点，刑警就有了下一步的思路：长波浪发女人尚不知自己已经被专案组注意到了，其在获悉宋芝妍已经出院回家后肯定会设法跟宋芝妍取得联系，因此，可以考虑在宋宅内外布控；另外，也要考虑到作案者可能放弃从宋芝妍手里获取出生资料的初衷，而将目光投向另一个方向——从新粤医院婴儿档案室窃取宋弟弟的出生资料。因此，也有必要立刻布置人员去医院布控。

　　这样一来，人手是不是够呢？要不要请求领导增派呢？四人正在饭桌上研究时，炊事员匆匆过来说大门口警卫室打来电话，有人紧急求见！

　　谁登门求见？

　　竟是刚才送走的三人中的一位——宋芝妍的老爸宋老板！

七、破获

　　一小时前，宋芝妍在父母陪同下前往分局反映情况时，一位不速之客走进了宋宅。当时，家里只有—个女佣和宋芝妍十六岁的弟弟宋芝复。这个不速之客，就是之前专案组一直觅而不得其踪的长波浪发女人，她还是骑着那辆英国名牌邓禄普女式车。她对开门的女佣说自己是宋芝妍的老师，路过宋宅，顺便想看看这个学生。女佣说大小姐有事出门了，对方便问那么宋芝妍的父亲或者母亲在不在家，得知也出门了，就说那么宋家还有其他人在吗？正说着的时候，宋芝复闻声从里面出来了，听说来人是姐姐以前的老师，便热情地邀请对方入内。

　　双方在客厅里坐定，女佣端上茶水后就去忙其他事务了。长波浪发女人自称姓刘，宋芝复便以“刘老师”相称。他对于“刘老师”所问的姐姐何时能回家的问题无法作答，因为之前其母跟宋芝妍密谈的情况他并不知晓，父母、姐姐出门去干什么也没有必要向这个嘴上没毛的未成年人透露，这样！ “刘老师”就对宋芝复说，那我明天再来拜访吧。说着，掏出一个沉甸甸的长方形红绸布小包放在桌上，说听说你姐姐生孩子了，她的一个老朋友委托我送她一件薄礼，然后就起身告辞。宋芝复还是个初中学生，哪有什么社会经验，当下既没想过是否可以收这份礼，也没开口挽留，就把“刘老师”送出了门。

　　待到父母、姐姐从分局返回后，宋芝复就把有位“刘老师”来过的情况一五一十说了一下，指着那个仍旧放在客厅茶几上的红绸包包给大人看。宋老板过去，多年经商的经验使他一抓到手里就确认里面是钞票，而且应当不少于一千万元（此系旧版人民币，相当于新版人民币一千元，下同）。当下解开绸布，里面是一个信封，信封里果然装着一厚沓钞票，银行的封条还没撕去哩。

　　宋芝妍回忆下来，说并无刘姓老师教过她，哪怕代课老师也不曾有过姓刘的女老师啊！其实，面对着这笔在当时的寻常百姓眼里可以称得上巨款的钞票，就是真的有刘老师其人而且确实是她本人送上门来的，这件事显然也已经大大离谱。当下，老妈就说这钞票先不要动，那人不是对芝复说过她明天还要来吗，等她明天来了听她怎么说。

　　这里要说—下，专案组查摸长波浪发女人的线索，是严格保密的，宋家这边的各位当然不可能知晓。不过，即便如此，颇有些社会经验的宋老板也明显感觉到此事的背后肯定大有问题，所以当下就说不能等到明天了，我得马上把这笔钞票交到公安局去！

　　刑警听宋老板如此这般一说，立刻全体出动直奔宋宅。经向女佣和宋芝复当面详细询问，首先弄清楚那个“刘老师”骑的自行车就是邓禄普女式车，又从对方的年龄、身形、发式认定正是那个长波浪发女人。于是，也不回分局了，征用了宋家的书房作为专案组临时办公室，关起门来就地开会讨论这一情况。由于之前已经查清了南永昶诈死的情况，所以对于长波浪发女人此举的动机立刻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她是想用这笔钱款从宋芝妍手里获取新生婴儿的出生资料，只有这样，方能使南永昶与其家族确信这孩子确实是宋芝妍所生。由此也可以表明：宋弟弟目前还没有被送往境外，估计就在广州这边藏着。

　　往下，就是如何缉拿长波浪发女人了。刑警一番研究后，认为长波浪发女人既然已经把这样一笔巨款留下，那对于获取出生资料肯定是极有把握的，她明天必来宋宅会见宋芝妍，甚至有可能今晚就来也难说，因此，有必要留下两名刑警蹲守。另外，考虑到另一份出生资料在新粤医院，作案者也有可能今晚前往该院盗取甚至劫抢，所以，另两名刑警应去医院蹲守。

　　可是，蹲守的结果却令人意外：不但当晚白白守了一夜，就是次日一整天作案者也没露脸！

　　专案组意识到情况有变，对方可能已经发现了宋老板报告警方之举，因此，4月10日晚上，蹲守宋宅的朱伯纯、孙午生两人就开始研究如何另辟蹊径查摸长波浪发女人的下落。两人检查了那笔钱款上的银行封条，发现上面盖有一枚私人印章。请教了常跟银行打交道谙于此道的宋老板，得知这是银行柜台经办人的姓名。于是，主意就随之产生：向银行调查提取这笔钱款的情况。

　　4月11日上午，银行一开门，刑警就着手调查封条上的那枚私章的主人是哪家银行的营业人员。一连跑了七家银行，终于在太平区找到了这个复姓欧阳的营业员。据欧阳回忆，这笔巨款是3月23日经其手向一前来出售黄金的妇女支付的一部分。从其陈述来看，那个妇女就是长波浪发女人，她当时一共出售了十二两（系十六两制的老秤）黄金，国家规定的牌价是每两九十六万元，银行一共给付了一千一百五十二万元，其中的一千万元就是这沓钞票。

　　刑警窃喜，这就好办了，出售黄金是需要出示户口本的，银行必须把户主情况登记下来，这应该追查得到的。一查，长波浪发女人用来登记的户口本系大东区一个名叫张金城的居民的。于是就找上门去。那是一家两开间门面、前店后舍的茶食店。有趣的是，刑警还没进门，就看见了店堂通往后面住舍的通道里停着那辆著名的邓禄普女式自行车。随同前往的派出所民警唤出张老板，二话不说先给上了手铐。搜查下来，该处并无婴儿，也没有长波浪发女人。当场盘问张老板及其他人员，对婴儿之事皆不知晓；问及长波浪发女人，倒是都说得上来的——是张老板的堂妹张金花。这个张金花此刻在哪里呢？在郊区江门，那里是张氏兄妹的老家。

　　于是，刑警立刻奔江门，终于抓到了张金花；失窃婴儿宋弟弟也在那里，安然无恙。至此，这起闹得沸沸扬扬的窃婴案终于真相大白——

　　张金花是无业妇女，丈夫是国民党兵工厂的工程师，姓邬。兵工厂与“保密局”有名唤“特种器械工程”——就是无声手枪、钢笔手枪、雨伞毒针、乒乓球炸弹、微型收发报机之类的特工器材——的合作项目，邬工程师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成员。这样的角色，广州解放前夕自然要逃往海外的，张金花就与丈夫一起去了香港。而宋芝妍的男友南永昶去年夏天奉命去台北后，不久就被“保密局”派遣到香港以经商为名干起了特务勾当。南与邬在广州时就是很好的朋友，两人在香港住得不远，于是来往就更多了。南永昶是单身，经常去邬家蹭饭。3月初的一天，他在喝酒时向邬、张夫妇吐露了心事：去年离开广州时，宋芝妍正怀孕，屈指算算快要生产了，如果生的是儿子，他极想接过来，至于宋芝妍，那就算了，本来他与其厮混也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邬、张算得上是热心人，当下就说可以帮其打听，如是儿子，则设法将其弄到香港来。以当时的粤港边境情况，要把一个婴儿偷渡过来是非常容易的，花点儿钱随便找个渔民、农民（由于历史原因，当时港、粤农民互有土地在境外，经常过境耕作）就能捎带过来。南永昶大喜，当场给邬、张磕头拜谢，这件事就定下来了。

　　次日，南永昶送来了黄金二十两作为费用，说其中十两是给宋芝妍的。事成之后，另有酬谢。邬、张夫妇于是商议：邬当然是不能回广州的，张却可以回去探亲。这事就落实到了张金花身上。

　　张金花于上月20日以探亲为名由香港赴广州，去派出所报临时户口时谎称已与丈夫离婚，当时警方还不知道其夫的历史情况和现状。张金花先去找了曾是南永昶的“保密局”特训班学生的柳明道、史斌，这二位都是广州地面上的地痞，曾被“保密局”物色去参加特务训练，想把他们训练成合格的特工，但在训练期间屡屡违纪，被开除了。柳、史跟南永昶的私交不错，所以南永昶认为他们是肯帮助张金花完成这件事的，当然得给他们报酬。果然，张金花找上门去，一说就成，报酬是每人二两黄金。然后，张金花又找了丈夫的外甥女贾逸妍，这就没付报酬，只是请对方吃了一顿饭，说最近可能有事请她帮个忙。贾是个只有初小文化的无业姑娘，正动着让张金花把她带到香港去嫁入富户的脑筋，所以绝对听命于张金花。

　　往下，张金花就住到了其堂兄张金城家，指使柳、史、贾三人轮流出面，去宋芝妍家附近向邻居打听宋芝妍的消息，得知其已于3月28日午后在新粤医院产下一名男婴。于是，张金花便决定下手，为稳妥起见，她亲自出面，骑着堂兄店里的那辆邓禄普车（该车是张金城从黑市上买来的赃物）前往医院踩点，向护工打听到了宋芝妍所在的产区、产房和床位，然后画了一张简图交由贾逸妍，命其通知柳、史两人下手。

　　4月1日凌晨，贾、柳、史三人前往医院下手。这次行动是成功的，可是，张金花画的草图不专业，贾逸妍的领会也有问题，结果阴差阳错，竞把另一产妇崔冬慧的儿子窃来了。婴儿到手后，张金花开始考虑搞到婴儿的出生资料，由于贾逸妍三人已去医院作过案，不适宜再露面，于是4月1日下午张金花就自己出面前往医院打听情况，这才发现他们搞错了对象。这样，就只好指使柳、史两人把婴儿送回医院，并通知贾逸妍再次下手。

　　把宋芝妍的婴儿窃到手后，就是如何搞出生资料了，否则光把孩子交给南永昶是无法使其相信的。本来，张金花不想跟宋芝妍接触，南永昶关照给宋芝妍的那十两黄金是否给付还是个问题，毕竟这事有点儿冒险。但后来发现只有从宋芝妍本人手里才能拿到出生资料，于是只好冒险了。她相信凭着自己的花言巧语和十两黄金，是可以换取宋芝妍手中那纸已经无用的出生资料的。

　　张金花得知宋芝妍出院后，便去宋家找宋芝妍。这时她脑子里又冒出了—个主意：如果去宋家商量不通，干脆强抢！于是，她就让柳明道、史斌随其前往宋宅，待在附近接应，她则哄骗宋芝妍把出生资料拿出来给她查看，出其不意夺了就跑。到宋家却没见到宋芝妍，张金花三人其实还在宋宅附近等候。不久，宋芝妍与父母回来了，张金花还没来得及实施其方案，就看见宋芝妍的老爸宋老板匆匆出门，叫住一辆正好驶过的三轮车，吩咐去公安分局。于是，张金花就知道事情败露了，三人遂逃离现场。

　　专案组根据张金花的交代，随即将柳明道、史斌、贾逸妍三人抓捕归案。至此，窃婴案终于破获。这时，距领导规定的破案期限还有三十多小时。

　　1950年9月，广州市军管会对窃婴案作出刑事判决，以“破坏社会治安罪”分别判处张金花、柳明道、史斌、贾逸妍有期徒刑七年至四年不等；茶食店老板张金城与该案无涉，收购赃车事不作处理，当场释放。

 

【评论】

 

发了这么多次尘封故事，终于找到了所谓不良信息的敏感词“电话”，用字母代替就OK了！

电话。。。。。。。。好像不敏感吧

秃子这特工，技能都用到歪道上去了…

那两个地痞用万用表冒充空气检测仪，也真是蛮搞笑的。这个故事是尘封系列当中少有的不见尸体不见血的案例

1447人看，回帖一人，看帖的同志们要鼓励一下楼主，毕竟发这些文字不容易，扫描…文字识别…纠错…发帖…找出敏感词…太费时费力了

国民党缺乏人性，如果把母子一起接走哪会有这么多麻烦事。

第五，第六部分中时间(两个四月八日，九日)有矛盾，前后印证下来第五部分的四月九日应该是四月八日，这样前后部分时间顺序就合理了，但这样第五部分中时间的叙述就显得不很清晰，容易产生歧义。

估计这些文章也是作者熬更守夜整出来的，每月一篇要交稿，压力不小啊，要查阅原始档案，可能还要走访几个健在的当事人，然后构思、写作，的确也不容易，这个系列故事有些存在一定程度的瑕疵也在所难免

何讳的祖上，就是这些殷实居民中的一户。何讳的祖父娶了三房太太，一共生养了十四个子女，堪称—个大家族。何讳的父亲何基圆是十四个子女中的六个男丁之一，排行最小，十八岁娶妻成婚后，肩头上的担子却是最重，并非经济压力，而是传宗接代的千斤重担——他上面的五个哥哥结婚后—个接一个生出来的竟然全是女儿。那个时代，讲究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生儿子乃是与孝行紧密相连的头等德行，由此可见乃是何等重要的一个问题。何讳结婚后，十年间其妻也生育过三次，又是三个女儿。当时医学还不发达，没有B超可以相帮提前判断胎儿性别，何讳的妻子每生一个，整个家族的成员就眼巴巴地等候着结果。第三个女儿出生后，一直强撑着病体殷切企盼着生男婴的祖父终于彻底失望，留下了一句“我的命怎么这样苦”后就撒手西行了。

　　老爷子去世后，轮到老爸何基圆主持家政了，经济上是没有问题的，尽管当时他们家族已经退出商界，但祖上的积蓄还是蛮可观的，仍然堪称殷实富家。何基圆做主把祖传家产的百分之三十划出来作为专项基金，召集六个儿子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说你们的媳妇还有生育能力，你们各房可以考虑继续生育，哪房最先生出儿子的，这笔专项资金就归哪房了。一句话，就是用物质鼓励早生儿子，承担传宗接代的重任。

这一段有点乱，到底谁弟兄6个？

话说三嫂有点点背，有隔壁老许帮忙也没生个儿子

第二个婴儿失踪后案情已经比较明了，要不是女方父母嫌丢人盗婴儿灭口，要不就是男方需要继承人

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何讳的父亲何基园一共有十四个兄弟姊妹，其中有六人是儿子，何基园和这几位就算是兄弟了。文中这段有些问题——“十八岁娶妻成婚后，肩头上的担子却是最重，并非经济压力，而是传宗接代的千斤重担——他上面的五个哥哥结婚后—个接一个生出来的竟然全是女儿”，这个十八岁的人究竟是指的何基园还是何讳？如果是何基园就有问题了，既然其他几位兄弟都生的是女儿，那么何讳就应是何家这一辈中唯一的男丁，那设立专项基金还有何用？（那些何姓表姐妹就是生再多也是随外姓的）；如果这个十八岁指的是何讳就好理解了，那就是他还有其他堂兄弟，大家在专项基金的鼓励下互相竞争，看谁家能先“培育”出何姓男婴谁就能得到那笔基金

是啊，所以觉得这一段有点乱，不知所云

这个金贵的何小朋友不宠的长歪了

肯定是个金波罗

兵工厂与“保密局”有名唤“特种器械工程”——就是无声手枪、钢笔手枪、雨伞毒针、乒乓球炸弹、微型收发报机之类的特工器材——的合作项目

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何讳的父亲何基园一共有十四个兄弟姊妹，其中有六人是儿子，何基园和这几位就算是 ...

哈哈，没事，至少说明看的人非常多啊，话说，东方明有什么书籍出版么？计划友情支持一本，毕竟啄木鸟没买 ...

我来给你罗列下：侦破－新中国奇疑要案20例（本书多数故事都入围了尘封档案系列）、氢弹失踪之谜（本书的十个案例也都入围了尘封档案系列），民国十大飞贼、建国后十大飞贼，这四本算是中篇合集

长篇有这些：狂花凋落（豆瓣评分为7.8分！本书真实而生动地记述了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震惊中外的“傅索安事件”的全部真相，为国内第一次公开披露）、情殇克格勃（豆瓣评分为7.4分，也算是高分）、红鸳艳谍（主要讲的是苏联克格勃窃取我国情报的事）、大漠暴狱（讲的是一个文革时期发生在新疆劳改农场中接受改造的国民党特务企图发动暴乱的事，豆瓣虽然只有一个读者写了评语，但他对此书推崇备至）、21条秋田犬（写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国改造训化被俘秋田军犬过程中所发生的故事）、东厂与西厂（这是东方明少有的写古代的书）。大致上我就知道这些，应该还有少数作品我没介绍，你有兴趣可以再找下

 

[风酥酥]

好看，谢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