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0057：江底沉盒之谜

【尘封档案】系列之0057：江底沉盒之谜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1年第7期

作者：吴明滔

一、捡到“宝盒”

　　1950年3月14日清晨，南京市公安局特侦队侦查员程芝清像往常一样，一身寻常市民装束，迈着从容的步伐走进了位于下关区宝善街的“寻梦茶楼”。

　　南京市于1949年4月23日解放。在解放的头一年里，在全国各大城市中，这个市的公安局局长的更替应该算得上是最为频繁的。从1949年5月15日市公安局对外挂牌（当时称为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办公开始到当年年底，有三位老革命先后担任过市局局长：首任局长是周兴，他从5月份开始担任局长，三个月后就调走了。接替周兴出任市局局长一职的是龙潜，龙潜在市局局长位置上待的时间比周兴稍长­­——四个月，到当年12月份，就接到命令调走了。然后，南京市公安局的民警们就迎来了他们的新领导——曾护卫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后来出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大名鼎鼎的陈龙。

　　六朝古都南京一向被认为是藏龙卧虎之地。因为曾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国民党败逃前，留下了隶属于多个特务机构的，为数惊人的潜伏特务组织，还有畏罪逃窜来到此地的国民党军警宪特、散兵游勇、还乡团、恶霸，以及江洋大盗等刑事犯罪分子。总之，各类敌对分子的存在对于新生的人民政权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此，公安机关始终将打击上述敌对分子作为首要职责。陈龙到任后，经过一番调查，针对当时的治安形势，决定组建一支特别侦查队，简称“特侦队”。特侦队的职责是：在全市范围内收集情报，分门别类提供给市局或者分局的政治保卫、刑事侦查、治安管理等部门；必要时直接参与对上述各类案件的侦查活动，这种参与分为“完全独立侦办”和“派员协同其他部门侦办”两种。

　　程芝清就是市局特侦队的一名队员，时年二十三岁，武工队出身。他自2月初报到以来，一直做着收集情报的工作。这几天，程芝清盯上了“寻梦茶楼”。这家茶楼有点儿名不副实，说是茶楼，却是平房；招牌倒是十分豪华，老远看着以为是一家大茶楼，其实只有一溜儿四开间门面，二十来副座头。这是一家大众化茶楼，经济条件较好的茶客是不会上这儿来喝茶的。但程芝清发现，每天来喝茶的这些经济状况中等偏下的茶客的信息量很大，涉及三教九流。因此，程芝清相信只要耐心守候在这家茶馆里，迟早能够获得有价值的情报。

　　果然，这天程芝清听到了一个传闻：今天上午九点，将有两拨乞丐在三圣庙斗法（注），为的是争夺一个“宝盒”。这个传闻的具体说法如下——

　　每年的早春，是乞丐乞讨的淡季。因为这当儿刚过完年，人们需要为生活而奔波忙碌，外出闲逛的人大大减少；而且，过年时大家都把钱钞花尽了，没有多余的零钱和食物（当时的乞讨是以食物为主的）施舍。那么，乞丐靠什么生活呢？他们就会找一些零工做。干什么活儿那就要根据各自所占地盘的情况而定了，比如有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码头地盘的，那就去帮旅客搬个行李、拥挤时头前开个道什么的，当然对于服务对象是要有所选择的，必须是看上去有施舍能力的才行。地盘内没有这种便利条件的，那就需要动真格卖力气了。

即将出场斗法的那两个乞丐帮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所占的地盘内没有车站，也没有码头，因此，就只好去沙场干挑沙的活儿。

注：见附录《建康三圣庙》

　　发源于青藏高原沱沱河的长江，流经四川、湖北、江西、安徽进入江苏，滚滚波涛夹带着大量泥沙，沉淀于江底。人们发现这些沙子可以作为建筑材料使用，于是，长江沿岸就产生了采沙这样一个行业。这个行业现今还存在，不但存在而且得以发扬光大。如果你坐船游览长江，经常会看到三三两两的采沙船，船上有一根合抱粗的钢管伸到江底，用吸沙泵将沙子吸出水面，再倾倒在旁边的运输船里。江底的沙子不吸还不行，长期淤积，就必须抬高江堤，否则江水就会漫出来形成灾害；但过度开采也不行，江底形成深坑后会导致江堤垮塌。所以，现在长江里的采沙船必须持有政府管理部门颁发的许可证才能作业。但在解放初期，江底的沙子还没有过度开采之虞，所以政府是不管的。当时的采沙船都是人工作业，通常是划一条三吨以下的木船，采沙工用两根长长的竹竿吊着帆布沙兜从江底一兜一兜地把沙子捞上来；也有使用人工转动的绞盘作为动力，带动由一块块铁片组成的小型输送带将沙子从江底源源不断地捞上来的，这在当时就是先进设备了。

　　捞起的沙子装满船靠岸后，需要人工一担担地挑上岸堆放好，等客户前来装运。这种堆放沙子的地方，就称为沙场。通常，是由某个老板出资购置船只、工具后，雇用采沙工捞沙子，然后联系客户出售。沙子分量很重，湿沙更是沉重，所以挑沙的活儿属于重体力劳动，寻常出卖体力谋生的人都是能避则避，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来干这活儿的。于是，一些身强力壮的乞丐出场了。

　　这些乞丐属于两个不同的帮派。按照阶级划分，乞丐属于最彻底的无产者，除了一无所有还是一无所有，此外，还狡黠、调皮、不守规矩、不喜欢受约束，因此沙场老板雇用他们时都选择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有矛盾的帮派，为的是不让他们抱成一团，否则，这些临时工跟老板斗争起来，可以让你欲哭无泪。老板不但亲自挑选乞丐临时工，还会把不同帮派的乞丐互相搭配后分配到各个岗位上去干活。

　　导致今天上午那场斗法的起因，就源自两个不同帮派的乞丐。这两个乞丐，一个名叫黄富昌，一个名叫吉顺根。他们所在的两个帮派，在江湖上没有任何名气，所以也就不似武侠小说里的帮派那样有一个响亮的名号，为了便于叙述，我们就以“甲”、“乙”相称。黄富昌属于甲帮，吉顺根属于乙帮。老板安排这两人给一条沙船卸沙，两人轮流挑沙，每人挑十担轮换，换下的一位就在船上往挑担者的竹畚箕里装沙。

　　意外就是在这时出现的。装沙的黄富昌一铲子下去，感觉触到了一样硬物，以为是石头，没有在意。待到铲出来时，不禁一怔：竟是一个金属盒子！黄富昌还没有回过神儿来，挑担的吉顺根眼疾手快，扔下扁担俯身拾起盒子抱在怀里。黄富昌的反应也不慢，马上轻呼一声：“小心爆炸！”

　　此语倒也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一年前解放军饮马长江准备攻打南京时，国民党的江防部队确实在下关区的江边埋过地雷。有一种美国制造的地雷，形状就像此刻吉顺根抱在怀里的那个金属盒子，据说内装钢珠，爆炸时杀伤力不小。下关这边的乞丐差不多都听说过这种地雷，有的还亲眼看见过南京解放后解放军工兵起出地雷当场引爆的场面。

　　吉顺根听黄富昌这么一叫，下意识地把手一松，盒子便落到了沙子上。不想黄富昌立刻捡了起来。吉顺根情知上当，意欲夺回，黄富昌当然不允。于是，两人就发生了争执。

　　这边一争执，自然惊动了其他乞丐，立刻涌过来问究竟，有的还手持扁担、铁铲，像是随时准备大打出手的样子。这当儿正是中午时分，沙场老板和采沙工都去吃饭了，只有这班挑沙的乞丐在。大家一听是为一口盒子之事发生争执，顿时来了劲儿，以为这是一口“宝盒”，盒子里十有八九是黄金珠宝之类，哪方持有，就意味着哪方掌握了一大笔财富，甚至有可能改变众人的命运，比如用这笔财富开个作坊之类，大家就都有饭吃了。因此，黄、吉两人的争执立刻就变成了两个帮派之间的争吵，都认为这口“宝盒”应该归自己这边所有。

　　双方争得不可开交正要动手时，一个老成些的乞丐站了出来，说我们这样争来吵去不起作用，别惊动了老板他们一干人，惹上麻烦，大家谁也拿不到。这是一件大事，靠我们这些人是争不出个结果来的，还是去把头儿请来吧，让他们两个协商看怎么解决。如今是新社会了，我看他们也不至于会用打斗的方式解决，因为如果打出人命来，人民政府肯定要下手抓人的，可能还要以命抵命挨枪子哩！大家想想，犯得着吗？

　　一席话说得众乞丐头脑清醒了些。早有人飞奔着向头头儿报信，不一会儿，甲乙两帮的丐头儿就赶到了现场。甲帮丐头儿姓丁，因为长着一颗特大号脑袋，所以乞丐这一行里都唤其“丁大头”；乙帮丐头儿姓甚叫甚人们都不清楚，因其两条胳膊上各文着一条青龙，所以人称“双龙”。丁大头和双龙是一对冤家，不但甲乙两帮经常发生斗殴事件，就是这二位每隔一段时间也会搞单挑斗上一局，互有胜负。直到半年前，两人被南京市公安局下关分局的治安民警传唤去训诫了一回，这才不敢再动手。当下，两人赶到现场后，一看双方手下剑拔弩张跃跃欲试的架势，互相看了一眼对方，同时摆手阻止，吩咐众人立刻散开，各干各的活儿去。

　　然后，丁大头和双龙把当事人黄富昌、吉顺根叫到一旁，问明了情况，又让黄富昌交出了那口被称为“宝盒”的沉甸甸的盒子。丁大头把手一挥，示意黄、吉两人退下，朝双龙拱拱手说：“双龙兄弟，你看此事怎么解决比较好？”

　　别看双龙胳膊上文着青龙，又是一个喜欢打斗的主儿，他却是识得一些字的，据说小时候曾经读过几年私塾。他行乞时看到路人手里有买了刚看完的报纸，就会开口乞讨，然后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阅读。所以，他对解放后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矩是有点儿了解的。当下，他开口道：“这件事，如果放在旧社会，那肯定是要靠武力来解决了，但如今是共产党坐天下，人民政府有规矩，容不得我等再像过去那样胡作非为，承蒙丁兄看得起兄弟征求处置意见，那我也就不客气地谈一点儿想法了。”

　　双龙遂提出了两种解决办法：一是把盒子打开，将里面的东西一分为二，双方各得一半；二是采用过去遇到纠纷时的非暴力方式解决——斗法，哪方胜，盒子就归哪方，但得置办些酒肉请对方兄弟吃喝一顿，一醉方休。这两个办法，请丁大头任选其一。

　　丁大头嗜赌，手头只要有钱，哪怕只有买一个烧饼的零钱，也宁可空着肚子去跟人玩一把骰子。所以，他对双龙所提方案中的各得一半没有兴趣，说要不咱们约个时间斗法吧，看看我的运气如何。

　　双龙拱拱手：“悉听尊便！”

　　于是，两人就议定第二天上午九点去三圣庙斗法。那么，那口引发争议的“宝盒”在这段时间里由谁保管呢？两人议下来，决定用破布层层叠叠包裹起来，找一个牢固的竹篮子盛着，上面用麻绳扎得严严实实。然后，由黄富昌、吉顺根两人合提着，丁大头和双龙则寸步不离地跟着黄、吉两人。如果有人闻讯前来图谋不轨，那甲乙两帮将全力拼搏，誓死保卫“宝盒”。

　　程芝清闻听一班茶客的议论之后，决定立刻前往三圣庙看看。程芝清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想的是看一回热闹，开开眼界，长点儿见识，也好为以后的工作打基础。他根本没有想过其他问题，比如那口盒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是怎么弄到江底沙子里去的等等，自然更没有想过这班乞丐是否有权处置这口属于“无主失物”的“宝盒”——那时没有哪个政府部门对此作出过什么规定，拾物交公的说法还是后来才提出的。

　　三圣庙离茶楼不远，程芝清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就离开了茶馆，沿着马路慢慢走到三圣庙前，只见四五十个乞丐已经乱纷纷地聚在那里，陆陆续续又来了一些，也有少量得知斗法消息后前来看热闹的闲人，却没见警察，也没发现公安的便衣。闲人跟乞丐是分开站着的，程芝清就站在闲人之中，听他们七嘴八舌猜测着这班乞丐将以什么方式来进行这场斗法。

　　程芝清之前还不知乞丐的斗法是怎么回事，当下听着，不由得阵阵心惊。据那些闲人说，乞丐的斗法方式很多，无不血腥残忍。比如“开油锅”：地下搁几块砖头，上置两口盛满了菜油的铁锅，将柴火置于锅下把油烧得滚烫后，往锅里放一秤砣，双方各派一人，同时伸手从锅里捞出秤砣，谁捞得快谁就获胜；比如“三刀六洞”：用尖刀在手臂上扎三个对穿而过的洞，谁能够忍受下来，不叫痛不昏迷还谈笑风生，能够照常喝酒抽烟，谁就获胜；再比如“虎腹龙饮”：面前放七大瓦盆冷水，谁喝得多谁就获胜，等等。

　　正说着，两个乞丐头目丁大头和双龙从庙里出来了，他们身后跟着黄富昌、吉顺根，两人果然合提着一个被麻绳扎得严严实实的竹篮子。一干人走上庙前的土台，黄富昌、吉顺根放下篮子后退下。

　　双龙向丁大头做了个“请”的手势，丁大头便上前一步，冲台下拱手作揖：“诸位弟兄，现有一争议之物需要了断，经我跟双龙兄弟协商，决定采取斗法来决定此物归属。我们已经谈妥，胜者得物，择日请客；败者不许口出胡言，怀有不满之心，更不得动武争夺，否则，犯了众怒的后果大家是知道的！现在由双龙兄弟宣布斗法方式。”

　　双龙对台下作了个长揖，开腔道：“如今是新社会了，讲究文明，不提倡流血斗殴，所以，我跟丁兄商量下来，不再采用旧时那套玩意儿斗法了，咱们采用新办法。新办法很简单——掷铜板！”他的手上忽然出现了一枚铜板，做了个往上扔的动作，“双方各选派一名代表，每人有三次猜正反面的机会，谁猜得准，他所代表的一方就获胜了。如果三次双方猜的结果都相同，那就再猜三次，反正总有不相同的时候，那就决出胜负了。”

　　胜负很快就决出了，丁大头一方获胜。丁大头大喜，上前提起竹篮，从怀里掏出一把匕首，手起刀落割断麻绳，把“宝盒”从篮子中取出来，看了看，把匕首递给双龙：“兄弟，借你这双吉手，把这口盒子当众打开，让大家看看里面究竟装着什么宝物。”

　　双龙于是就用匕首撬开了盒子上的锁具，慢慢地掀开了盒盖，和丁大头一起凑上去一看，两人竟异口同声叫了起来：“咦——”

　　盒子里放着一支左轮手枪、二十发子弹、一把短剑，以及一个盛放于小木盒内的三十二开本的小本子。

　　双龙回过神来，叫道：“这……要上交政府啊！”

　　于是，众乞丐就簇拥着丁大头和双龙前往下关公安分局，把这口“宝盒”上交了。

二、立案侦查

下关分局对“宝盒”进行了点检登记：美制左轮手枪一支，子弹二十发，被称为“军人魂”的短剑一把，三十二开小册子一本。

【注】“军人魂”短剑的正式名称是“中正剑”，是由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赠给其黄埔学生的随身短剑。因为在其剑柄上刻有“蒋中正赠”字样，因此得名“中正剑”，进而成为一种荣耀的象征。“中正剑”剑柄刻有“黄埔志工无往不胜”、“中正”等字样，另一面就刻“校长蒋中正赠”，有一把的剑身上刻“成功成仁”字样。由于1933年7月庐山军官训练团开学时主席台对联横批“军人魂”，这类短剑亦称“军人魂”。

　　解放初期那段时间里，私藏枪支弹药并不算是一桩如何重大的案件，经历过数十年战乱的社会，民间藏有武器不足为奇。那把代表着剑主是黄埔军校毕业生的“军人魂”短剑也是如此。这种“军人魂”短剑，“大跃进”运动时收缴了许多，都扔进小高炉炼钢了，后来“文化大革命”大搞“破四旧”抄家时，也发现过一些，都算不得什么稀罕之物。

　　倒是那本小册子引起了公安人员的特别注意。这本小册子是用汉字打字机打出蜡纸后油印的。印刷虽然简单，但纸张却是那种美国进口的道林纸，封面上印着的标题是《小学生必须认识的三千个汉字》；下面用小两号的字体印着落款：“广东省广州市第三公立小学”；右上角另有几个小字：“专供国文教师使用”。从封面看，很容易使人认为这是一本广州教育界自己编印的供小学语文老师使用的教学辅导材料。可是，翻开正文一看却不禁使人心生疑窦。其正文确实是当时常用的汉字，说是三千个，实际字数大约在四千二百个左右。这倒不算什么奇怪，使人奇怪不解的是，每个汉字的前面都有一组由六位不同的阿拉伯数字组成的数码。公安人员初时还以为是四角号码，可是，请一位懂四角号码的同志来看过后，马上就否定了。这位同志很是认真，回自己的办公室取来一本经常使用的四角号码字典当场验证，果然没有一组数字是跟四角号码相同的。

　　于是，公安人员就有理由认为这是一本可疑的小册子，极有可能是敌特分子专用的密码本！

　　那个被乞丐称为“宝盒”的盒子，长约一尺，宽约七寸，厚约五寸，内部材质是硬木，外面包裹着一层黄铜皮，上面装着一把与箱体相连的内置式机关锁，已被乞丐撬坏。盒子制作得极为精细，所有连接处均以双榫紧紧咬扣，盒盖和盒体之间采用双层启口结构，密封性能甚好。盒子内部衬着丝棉，覆以紫色锦缎。被疑为密码本的那本小册子装在一个一看便知是量身定制、大小尺寸极为相配的小木盒里，内外都裹着油布，估计是用来防潮的。

　　根据盒子表面黄铜皮的锈斑以及内部的枪支和小册子被江水轻微浸湿的迹象来判断，盒子在江水里浸泡的时间不长，估计不过个把月。因此，就有理由怀疑此举乃是某个潜伏敌特分子所为。于是，这个情况当天就由下关分局上报到市局，随即就汇报给陈龙局长。

　　陈龙局长有着丰富的反特经验。早在延安时期，他率领着一班保卫人员在跟敌特分子的斗争中屡建奇功。后来，他出任中共北满分局社会部部长、北满军区社会部部长、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跟各类狡猾透顶、穷凶极恶的敌特分子频频交锋，创造出一套独特的斗争手段，被视为开创中共城市公安工作先河的领头人。当下，陈龙听了汇报，判断说：这个盒子的背后——确切点儿说，就是这本密电码的背后，极有可能是一个敌特组织。这个反革命组织不简单，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留下的正规潜伏班子，因为他们是有电台的。

　　陈龙当即拍板：立刻立案，从市局特侦队抽调三名侦查员，与下关分局的侦查员一起组建联合专案组，对该案进行侦查，务必尽快破案，抓获敌特分子。

　　于是，以乞丐报案日期命名的“3·14”案专案侦查组就成立了。市局特侦队队员程芝清，是特侦队参加专案组的三名侦查员之一，他还被领导指派担任专案组副组长。组长由特侦队另一侦查员刘度一担任。下关分局也抽调了三名侦查员参加专案侦查。当天下午两点，专案组六名成员在临时驻地下关分局的一间办公室会合，互相认识后，就立刻前往发现盒子的沙场去察看，当然，还得叫上昨天捡到盒子的那两个当事人黄富昌和吉顺根。

　　到了沙场，先请黄、吉两人说了说捡得盒子的经过情况，又找了沙场张老板，让他把昨天发现盒子的那条小船上的两个采沙工叫来。那是两个苏北口音的粗壮小伙子，昨天这边关于乞丐为一个“宝盒”吵架的消息刚传到他们耳朵里的时候，两人后悔得肠子都青了。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跟这帮乞丐交涉的。尽管如此，两人今天还是特地歇了半天工，前往三圣庙去看乞丐斗法，当然不是看热闹，而是想了解一下盒子里究竟装着什么宝贝。看下来的结果使两人长嘘了一口气，回来跟张老板一说，后者对他们说这两天警察可能会来问情况，你们不要走开，免得误了公安局的事儿，给人家留下不好的印象。因此，专案组一干人到达沙场后，这对兄弟马上停了工自己走过来了。

　　专案组首先问采沙工这船夹带着“宝盒”的沙子是在江中哪个位置采到的，并且上了船，请采沙工撑船把侦查员带到那个位置去，用竹竿探探水的深浅。那个位置距江岸大约二十多米，探下来，水深大约一米八左右。回到岸上，一个生性细致的侦查员又让取来采沙的工具，把盒子放在一堆沙子里，请采沙工当场试了试，证实了那个帆布沙兜确实是能够把盒子轻而易举地捞起来的。

　　专案组向沙场张老板了解后得知，他是3月初才到这里来设置沙场的，之前这边还是一片无人滩涂。1月底他过来勘察沙场位置时，正是冬季长江枯水期，刚才采沙工指点的那个捞到盒子的位置还是江滩的一部分，人是可以直接走过去的。立春后，长江进入了春汛阶段，江水渐渐涨上来，才淹没了那个位置。

　　侦查员们返回下关分局专案组驻地后，立刻举行了首次案情分析会。

　　首先，根据盒子内的物品，可以推断盒子的主人是一个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国民党军官。物品中的那本密电码，表明这人应该是潜伏特务组织中的一个头目。黄埔军校毕业生干特工的，十有八九属于“军统”（抗战胜利后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的人。

　　其次，盛着如此重要物品的盒子是什么时间扔到长江里的。从盒内物品受江水侵蚀程度来推算，盒子被扔的时间不长，那就不可能是南京解放前扔的。区别清楚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是解放前扔的，那就有可能是盒主自己主动扔的。他可能不愿意接受上峰的潜伏指令，哪怕官升三级也不干。这个态度当然不能当场向上峰表白，否则被扔进江底的就不会是这口盒子，而是盒主人自己了。他当时表示同意潜伏，也许还伪装出一副临危受命慷慨激昂的样子，然后从上峰那里领取了经费、密码本等（可能还有左轮手枪和子弹，但不包括短剑，因为短剑应该是从黄埔军校毕业时获得的），领了东西回家后，把经费留下，其余东西则装进盒子连同短剑一并扔掉，远走高飞，一溜了之。这种角色当时是颇有一些的，解放后在历次运动中逐渐被清理出来，根据其历史上所犯下的事儿被一一追究法律责任。所以，如果这盒子是解放前扔掉的，就很难追查到盒主，即使追查到也不可能顺藤摸瓜追查那个潜伏组织的成员，因为那时候盒主还没有正式上任，恐怕说不清楚手下有多少虾兵蟹将。现在从盒子的受损程度判断，应当是在解放后离现在不过个把月的时间扔掉的，那就表明这个潜伏敌特组织是存在的，至于是否有过什么特务活动，那就不清楚了。

　　那么，盒主为何要把盒子扔掉呢？侦查员们各自发表了不同意见，最后集中到市局特侦队的专案侦查员老周提出的一个观点上。这个观点认为：盒子不应当是盒主自己扔掉的，而是其他人瞒着盒主获取这个盒子后扔掉的。其理由是：如果盒主要处理掉这个盒子，有的是办法，因为盒内所盛的物品并非必须整个儿打包一起扔掉，而是可以分别处理的。比如那个密电码本，划根火柴一把火就可以烧个干干净净。其他几样武器处理起来也很方便，南京城里有的是河流、池塘和水井，随手往哪条河流、哪口水井里一扔就是了，何必费这么大周折并且冒着途中被人发现当场扭送公安局的风险跑到长江边来扔呢？所以，扔盒子的肯定不是盒主本人，而是另有其人。

　　接着往下分析，这个扔掉盒子的人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一是有机会获取盒子，二是可以自由处理盒子，三是只有在某种特定条件下才有可能把盒子拿到下关一带的长江边上来处理掉。对于侦查员来说，这三点里最重要的是第三点。一般说来，不管处理盒子的那位是什么身份，都没有必要把盒子弄到江边来埋在滩涂上。只有在一种情况下，那位临时盒主才可以这样处理这口盒子：他辛辛苦苦把盒子拿到江边是为了跟另一个事先约好的人碰头，要与对方共享盒子内的物品，而两人打开盒子后，发现里边的物品对他们无用，或者可能部分物品有用（比如作为特务活动经费的黄金），取走后就决定将盒子就地扔掉。而当时他们所在的位置还是可以走人的滩涂，所以扔掉的最好方式就是在沙滩上就地挖一个不深的洞穴，把盒子一埋了之，然后走人，反正以后不会再跟这个盒子有什么关系了，埋下之后就随便它如何了。

　　这样，侦查员就认为符合这三个条件的人很可能是个小偷。要找到盒子的主人，那就得先把这个小偷找到。

　　于是，专案组就决定把侦查主攻目标放在查找那个涉案小偷上。如何查找小偷？专案组成员之一、下关分局侦查员钱菊笙是刑警出身的地下团员，解放前在国民党警察局干的刑侦活儿就是专门对付盗窃犯，对如何查缉小偷有一套经验，于是组长刘度一请他出出主意。钱菊笙说解放后南京的小偷已经大为减少，以盗窃为业的就更少了。如今的盗贼大致上分为两种：一种是旧社会留下来的具有丰富作案经验的老贼，另一种则是解放后才干此行的新入道的小偷。老贼通常是不大亲自下手的，以传授行窃经验为主，小偷则听从老贼的教唆作案。

　　本案的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小偷顺利窃得了这口盒子，但其开锁本领有限（可能老贼尚未传授），无法打开，所以不知道盒子里装的是什么。于是就暂时藏起来，然后向老贼禀报了此事。那个老贼比较谨慎，估计是问了盒子的情况后，没敢让徒弟把盒子送上门去，而是选择了另一方式：让徒弟把赃物送到长江边，他在那里等候。徒弟遵命执行。师徒碰头后，老贼打开了盒子，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盒内除了目前已知的那些物品外，还有黄金；一种是只有目前已知的那些物品。反正不管是哪种情况，老贼最后的决定是将盛放着目前已知物品的盒子当场处理掉。

　　那么，应当如何开展侦查呢？钱菊笙说可以通过收集这方面的信息来获取线索。对于老贼就先别抱什么希望了，因为他是知晓“江湖险恶”之说的，即使获得了可观的黄金，其日常言谈举止也不会有丝毫变化，真正是不露声色。不过，专案组可以从下手作案的那个徒弟那里获取线索。因为初出道的小偷往往年轻气盛，不知江湖深浅，作了案喜欢炫耀，即使盒内并无黄金之类的值钱东西，他也会把这个经历作为向别人吹嘘的资本；而如果盒内有值钱东西的话，按照道上的规矩，老贼得到后是应当分给徒弟一些的。果真如此，徒弟就不仅是吹嘘了，很可能还会有请客消费之类的动作。所以，应该是可以获得这方面的线索的。从赃物扔在长江滩涂上这一点看来，那个老贼的住所应该是离抛盒现场比较近的。其徒弟的住处估计也不远，基本上就是在下关区，因为从老贼的谨慎来看，不可能让徒弟带着这样沉甸甸的一口盒子大老远赶到长江边，那容易出事。因此，查摸工作可以先在下关区进行。

　　专案组连夜开始工作，六名侦查员分头悄悄进行调查。当晚，便有两名嫌疑人被抓进了下关分局。

三、两个嫌疑人

　　专案组连夜对两名嫌疑人进行了讯问。

　　侦查员老周、葛新鸣讯问的对象名叫宋金猿，二十一岁，无业。宋金猿出身城市贫民家庭，父亲原是下关码头扛大包出身的，后来干活时闪了腰不能干装卸工了，就改行做小生意。当时，在下关街头常见一佝偻着腰身、用苍凉的声调叫卖糕团、被人们唤作“宋老大”的小贩，就是宋金猿的老爸。宋金猿十六岁那年，经人介绍也去码头打工，但他吃不了那份苦，干了两个月就歇工了，此后就四处打短工。南京解放后，还曾经给解放军驻宁部队养过马，后来因为偷东西被开除。据说，他当时偷的是部队缴获的国民党军需物资中的美国毛毯，一偷就是一件（十条）。十条崭新的羊毛毯，别说在当时经济状况十分糟糕的年代了，就是放在现今，一纸逮票也是逃不了的。可是，宋金猿却逃过了惩罚，因为部队领导看他年龄小，而且出身贫寒，也就抬抬手放他一马算了，赶出去了事。

　　宋金猿坏了名声，再也没有单位或者私人雇用他了。他就四处转悠着瞎混日子，结交了一批跟他差不多德行的狐朋狗友，别人揽到了零工活儿他就混在里面一起干干，大家都找不着活儿时，偶尔干点儿偷鸡摸狗的不法之事。而据侦查员收集到的信息，大约一个月前，宋金猿的生活状况忽然改善，他变得有钱了。宋金猿曾三次在饭馆请他那帮狐朋狗友吃饭，虽然不是什么著名馆子，但以当时人们的经济状况，一辈子都没下馆子吃过一餐的老百姓多了去了。那个向侦查员提供情况的小青年还说到了宋金猿的另一疑点：一次请朋友在下关宝塔桥东街的“兴隆饭馆”吃饭时，宋金猿喝多了酒，曾当众扬言自己最近发了点儿财，足够好吃好喝地过上一段滋润日子哩！

　　这就是侦查员连夜把宋金猿请进局子的原因。

　　宋金猿面对老周、葛新鸣的讯问，就是不吭声。一阵对峙下来，嗜烟的老周感到有点儿疲乏，掏出劣质纸烟点了一支，这小子竟然伸手示意要一支。老周窃喜，以为这是松动的表现。不料，宋金猿抽完了香烟仍是一言不发，把老周气得干瞪眼。

　　这种状况，直到午夜两点过后才得以改变。分局食堂为值班人员准备了夜宵——肉丝炒年糕。炊事员是按照留下的人数烹饪的，每人一份，不多不少，当然没有被讯问的那两个嫌疑人的份儿。老周见宋金猿盯着夜宵那副垂涎欲滴的样子，便把自己的一份让给他吃。宋金猿终于被这一举动感动了，主动表示愿意交代问题——

　　他有一个比他大七岁的姐姐，早年嫁给了江宁县一个名叫任长兴的商人。任长兴是做古玩掮客生意的，据说对于古玩颇有心得，有时遇到被卖家当作赝品而实际上是真货的古玩，就掏钱以最便宜的价格买下来，藏于家中，伺机出售。多年下来，家里也积累了十来件收藏品。宋金猿就盯上了姐夫收藏的古玩。一个月前，他奉父母指派，前往江宁看望坐月子的姐姐。姐姐之前曾生过三胎，二女一男，可是那男孩出生六天就夭折了。任长兴是家里的独子，极想有个男孩传宗接代，这次妻子又生了一个男孩，任家上上下下都是欣喜若狂，忙着准备搞“贺三朝”（出生后三天的庆典活动），根本没有对这个小舅子有任何防范。这样，宋金猿就从姐夫的收藏品中选择了一方易于携带的古砚偷走了。

　　次日，宋金猿把窃得的古砚拿到鼓楼区的古玩铺子“墨华斋”，老板开价二百万元（旧版人民币，合新版人民币二百元。下同），他二话不说立刻成交。当时南京的物价（按新版人民币计价），鸡蛋三分一个，猪肉五六角一市斤，青菜两分钱可以买一堆，下馆子花上五元钱钞就可以摆一桌酒席了。宋金猿有了这笔钱款，感觉立刻变样，真所谓“手中有钱，心中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隔三差五叫上一班狐朋狗友下馆子吃饭。人家当然想知道他发了哪门子财，他就胡侃乱吹一番。

　　专案组当即派员前往鼓楼那边的“墨华斋”古玩铺子去调查。古玩店老板半夜三更被砸门声惊醒，大惊。开门接待了侦查员，证实确有一个长相如此这般的小青年来店铺出售过一个古砚，他给了二百万元钱钞。那个古砚现在在哪里呢？老板说，收购古砚的次日就以五百万元的价格卖给了镇江的一个古玩收藏爱好者。

　　宋金猿的交代得到了证实。尽管他跟“3·14”案没有关系，可是不能放人，因为他已经犯了盗窃罪，需要进一步核实后追究其法律责任。后来，由于宋金猿姐姐的哭求，其夫任长兴就向公安局表示希望不追究小舅子的法律责任，所以宋金猿被关押了两个多月后得以释放。那个古砚由公安机关追回后发还任长兴，任则掏了二百万元给了“墨华斋”的老板，这桩案子就此了结。

　　第二个出场的小偷名叫姜笛，十九岁，他是侦查员程芝清和小洪逮进来的。姜笛比较难找，家里不在，几个常去的朋友家里也没人，后来侦查员想到情报中提到过这小子最近有了钱在泡妞，寻思夜不归宿说不定是在哪家饭店、旅馆开房也难说。于是就在下关这边一家家旅馆、饭店寻找，一直到午夜时分才在东炮台一家名叫“良君客栈”的旅馆里找到姜笛。房间里果然还有一个女孩儿，才十六岁。民警放过了女孩儿，只将姜笛带走了。

　　姜笛原先属于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儿一类的人物，他父亲姜远昌是个南货商人，在南京城里开着三家南货店，经常以次充好坑害消费者，还是“一贯道”的点传师，装神弄鬼很有一套，人称“姜大仙”。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期间，这个“姜大仙”接受汪伪政权的任命，担任过一个什么处长，领着双份薪饷——另一份是日本宪兵队发给他的“顾问费”。抗战胜利后，其他跟姜远昌一起在汪伪政权里担任过职务的同僚，即使没有同时还领着日本宪兵队的“顾问费”的，都一个个被国民党逮捕，以汉奸罪名判刑的判刑，枪决的枪决，唯独这个“姜大仙”平安无事——原来他竟然还是“军统”的“地下工作者”。解放后，姜远昌遇到人民政府就没辙了，成了南京市公安局挂牌后首批逮捕的对象，不久即以汉奸、“军统”特务、反动会道门骨干和不法商人的四重罪名被军管会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姜笛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解放前的日子过得何等滋润是可以想见的。姜远昌死后，其家庭经济状况一落千丈。因为抓捕姜远昌时还实施了抄家，将其贵重细软统统没收了，那三家南货店也由政府接管，只给姜家留下了相当于中等市民生活标准的日常生活费用，同时给姜远昌的妻子和已年满十八岁的姜笛安排了工作。持有初中文凭的姜笛在当时已经算是知识分子了，被政府安排进了商业系统担任会计。姜笛过惯了自由散漫的少爷生活，哪里耐烦什么准时上下班，而且还得经常加班加点开会、学习，所以干了几个月就主动提出辞职了。

　　辞职后，姜笛就整天游荡在社会上，结交了一些跟他情况差不多的落泊富家子弟。南京一向是藏龙卧虎之地，旧时各个朝代江湖上著名的黑道人物都曾在这里设过落脚点。国民党执政时代也是这样，光盗窃犯罪这一行里就颇有几个身怀绝技的窃贼扒手长住南京。解放后，跟那些反动军警宪特分子不同，人民政府未曾发布过让此类人主动到公安机关登记的命令，所以，只要老老实实安分守己夹着尾巴过日子，是不会找他们麻烦的。但是，这些人中有的家伙自恃是窃贼中的宗师级角色，将自己的行窃手段看作是中华老字号之类的独门绝技，担心失传，竟然动起了收弟子的脑筋。于是，就在社会上东扫西瞄，物色自己的传人。

　　姜笛就这样给鼓楼区一个年近七旬、江湖上诨号“灯下黑王”的老贼看中了。“灯下黑王”收徒弟当然要讲究保密，即使在旧社会也是如此，更别说在新社会了。所以，即使是跟姜笛处得极好的铁哥们儿，都不知道他是几时拜到“灯下黑王”门下的。不料最近请他们下馆子时，酒后失言，姜笛吹嘘自己已成为“灯下黑王”的入室弟子。向侦查员提供线索的那个落泊富家子说，不知这是姜笛在瞎说呢还是真事儿，但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姜笛最近的经济状况大为改观，不但请过几次客，还交了个十六岁的女朋友，经常带着她跳舞、溜冰、吃饭、购物。

　　姜笛面对侦查员的讯问，倒不像宋金猿那样以沉默作为对付侦查员的武器，他愿意开口，侦查员甚至还觉得这家伙有点儿饶舌。姜笛有一张非常油滑的嘴巴，思维敏捷，驾驭语言的能力很强。问他是否认识“灯下黑王”，他点头称是，然后不待侦查员往下问，就滔滔不绝地说起这个江湖上著名的老贼。说到最后，却跟他没有什么关系。那么如此详尽的资料是从哪里获得的呢？是从社会闲散人员那里听来的。

　　如此这般，姜笛一直跟侦查员纠缠了两三个小时。宋金猿被侦查员让给他吃的那份肉丝炒年糕感动了，姜笛却拒绝接受这样的夜宵，说厨师的水平不够，火候过猛，炒出一股焦味。直到程芝清对其他几个侦查员说暂停讯问，先把他晾在一边，待天亮后扣上手铐押到家里去搜查一番时，这小子才神色大变，连说“别、别”，于是才交代了。

　　姜笛一开口就说他最近花销的钱钞确实是盗窃所得，那么，偷了什么东西呢？他说是一个小箱子。

　　侦查员一听，顿时来了兴趣：小箱子？那不就是盒子吗？可是，听姜笛继续往下交代，才知道原来是一口女式旅行皮箱。“灯下黑王”收姜笛为徒弟后，其实还没进入实际传授行窃真经的阶段，不过是给他讲一些自己以前行窃的案例。旧时大户人家吃饭有个规矩，必须等全家人都到齐后才开饭。这样，晚餐时那些深宅大院往往十室九空，全家人都集中在饭厅用餐，下人则在一旁伺候。饭厅里灯火辉煌，内宅却是一片漆黑，称之为“灯下黑”，窃贼往往就利用这个时间段潜入现场快速作案。姜笛的这个师傅作此类案件最为得心应手，颇具“王者风范”，故道上给他起了个“灯下黑王”的诨号。姜笛听师傅说了几回，心里就痒痒的难以抑制，于是决定试试看。

　　根据老贼的说法，此类案件最为要紧的是踩点要准，包括现场地形、进出通道、主人作息时间、财物放于何处等，事先都要了解得准确无误。姜笛作案心切，哪里还顾得上按照这一套复杂的程序走下去——老实说，让他走也走不了，这里面包含着很高的黑道技术含量，一时半时是学不会的。

　　姜笛如何解决这个关键难题呢？他自有办法：找一家他熟悉的有钱人家下手不就行了吗？

　　姜笛以前经常跟着父亲走亲访友，那些跟姜远昌交往的人家自然都是富裕大户，姜笛于是选择了白下区常府街上的一户开着两家工厂的辛老板家作为目标。这里面另有一层深义——替已被干掉的父亲出一口气。因为解放后辛老板向公安局提供了有关姜远昌的大量材料，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为姜远昌的罪状。元宵节次日傍晚，姜笛趁辛宅全家都集中在客厅里用晚餐的当儿，翻越后院墙进入内宅，下手窃得一口女式小型旅行箱后迅速溜走。箱内有三件女式衣服和一百多万元现金，以及金项链、戒指、手表等物品。这口箱子，姜笛先是寄存在火车站，后来泡上那个十六岁的女孩后，就放到她家里去了。

　　程芝清连夜往白下分局打电话询问是否有人报过这个案子，对方值班警员说的确有这个报案记录，案件至今未破获，刑警疑系内盗，因为那个女式旅行箱是失主辛老板之女为次日去北京办事准备的，这个情况只有家里人（包括用人、保姆）才知道。程芝清说方向弄错了，窃贼已经被我们抓住了，回头你们过来提人吧。

　　这样，两个嫌疑人都被排除，侦查员算是白忙了一场。

四、另辟蹊径

　　专案组继续查访小偷。3月16日，在下关码头得到一个线索。

　　提供线索的这个“耳目”姓张，是个卖瓜子的小贩。他听了钱菊笙的访查目的后，提供了一个情况。说是，一个多月前，大约是腊月二十三前后吧，他曾听几个经常到其摊头上来坐着聊天的小混混说，有个外号叫“小道士”的不知在哪里拎到一件东西，好像体积不大，是不是箱子、盒子之类的他就不清楚了。

　　钱菊笙对专案组组长刘度一说，“小道士”我知道，那是个比较机灵的小偷，解放前就打过几次交道，后来听说他去了镇江，难道又回南京了？刘度一说那咱们就去找他吧。

　　“小道士”姓王名根根，从小父母双亡，亲戚将其送进了栖霞山的一座道观出家。王根根十六岁时离开了道观，开始在江湖上混日子，其“小道士”之称由此而来。王根根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窃贼，他在道观待了十年，尽管年少无知不过属于混日子的，但看也看得多了，多少知晓一些做道士的门道儿。所以，他平时如果有行窃的机会，就下手；没有机会，就到哪家道观去以挂单的形式混几天饭吃。三年来，他的足迹遍及南京、镇江地区所有的道观，甚至还曾去寺庙住过数日。对于道观、寺庙，王根根是不下手偷窃的，相反当道观被人行窃后，他还四处访查线索，通过江湖朋友打招呼让窃贼送还赃物。

　　但是，对于另一类他经常涉足的地方，他就不客气了。那就是一些请道士上门做法事的市民家庭。这些家庭做法事时，王根根有时会去凑热闹。他跟南京所有的道士基本上都相识，所以做法事的道士是不会拒绝他一起登门或者中途加入的，而市民自然无法分辨这小子其实是个假道士，也就不加提防地让他进门了，王根根就混在里面滥竽充数。这样做的即时好处，是能够混两顿好饭。至于长远好处，那就是王根根乘机踩点。踩了点通常并不很快就下手，而是隔上三五个月，有时甚至更长时间。他的作案特点是全天候，不讲究什么“灯下黑”，有时出门时并未考虑当天要作案，但是路过某户他曾经做过法事的人家，而此时正好家里无人，他就撬门而入，毫不客气地下手作案。有时他自己不动手，而是向一班小偷同道提供情况，让人家去行窃。所下手作案，不是扒窃（他好像没有学过这项技能），而是瞅准机会把人家放在一旁的包包拎了就走，道上行话叫作“捉兔子”。

　　刘度一、钱菊笙查找王根根其人，是具有相当难度的。因为这小子没有家，向来居无定所，今天在这个朋友处过一夜，明天则可能在码头或者火车站蜷一宿，后天呢，就住在哪座道观或者寺庙里，有时作案获得了较多的赃款，连续几夜住在旅馆里也是有的。可以说，这是一个每天白天还不知道自己当晚睡在哪里的主儿。侦查员要寻找这样一个家伙，其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好在钱菊笙手里有眼线，他又是南京当地人，所以还有办法对付这个难题。他立刻布置那些耳目眼线四下打听“小道士”的下落，打听到了不要惊动他，而是立刻飞报，刘度一、钱菊笙在下关分局坐等消息。

　　这样，刘度一、钱菊笙就有了一份暂时的悠闲，两人坐在办公室里喝茶聊天。这天傍晚，终于有人前来向钱菊笙报告了，说发现了“小道士”的下落，他在白下区北首巷的“必舒堂”过夜。侦查员于是就向分局要了吉普车，直奔“必舒堂”。

　　“必舒堂”是一家大众浴室，二十四小时对外营业。顾客洗澡后可以在休息区睡觉，睡醒了还不想离开的，可以享受免费的茶水。肚子饿了也不要紧，自有小贩前来兜售点心，还可以差跑堂的到外面馆子去叫外卖。这类场所，比较适合兜里有了一些钱钞的“小道士”之类的家伙。侦查员过去时，王根根刚一觉睡醒，穿了条短裤，披着块浴巾坐在那里喝茶。他是认识钱菊笙的，一见面就放下茶碗，跳起来让座。钱菊笙说我不坐了，想请你去我那里坐坐。王根根一点儿也没有惊慌，很爽快地点头，说钱哥您太客气了，想念兄弟了只要差个人过来唤一声就是了嘛，何必亲自出动呢？看天都黑了，又是早春时节，乍寒还暖，小心着了凉伤风呢！一边耍着贫嘴，一边穿上了衣服，跟着侦查员出门，一眼看到门口等着的吉普车，又唠叨开了：小子何德何能，还劳您动用车辆来接？唉，这真是……

　　到了分局，钱菊笙说，现在咱们说正事儿，听说你最近捞到了一样东西？王根根眨着眼睛说钱哥您的耳朵真灵，兄弟难得下一次手，您就听见消息了！唉，真所谓“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呀！

　　侦查员说，你捞到了什么东西？说说吧，态度老实，自有好处。不老实呢，那你就要吃苦头了。王根根说这个我是清楚的，如今是共产党执掌天下，讲究“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瞒二位大哥说，我捞到的是一个盒子。一边说王根根一边随手比画，说大约是这么一个尺寸。侦查员心里一动：这跟涉案的那个盒子大小差不多。于是就让王根根往下说。

　　据王根根说，那是大约个把月前的一个夜晚，七八点钟吧。冬天天黑得早，那当儿已经全黑了。他那天没有事儿做，也没跟朋友相约坐坐喝个茶聊个天什么的，寻思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到码头转转吧，于是就到了下关码头。在码头的候船室里稍稍一转悠，对一件东西发生了兴趣，那就是此刻侦查员询问的那个盒子。按王根根的说法，本来他并不准备下手捉这个“兔子”的，可是那个盒子的主人实在太小看像他这样的道上兄弟了，竟然在那里睡着了，不是一般的打盹，而是熟睡，打呼噜、淌口水、说梦话等等要素一样不缺，而那个用一块印花布包着的盒子呢，就放在主人一边，竟然没把手放在上面，也没弄段绳子拴一拴什么的。王根根当时看着就恼火了：这不是小看南京道上的弟兄吗？今天我如果不下手教训教训你，日后还不让你这个家伙把牛皮都吹破了？于是，他就捉了这只“兔子”。

王根根说到这里，停了下来。钱菊笙问：“往下说呀！后来呢？”

　　“后来？唉，别提了！算我倒霉，后来，我就跟那玩意儿拜拜了——扔啦！”

　　“扔了？”侦查员感到心跳加速，“扔哪里了？”

　　“长江边上。”

　　侦查员听着，寻思似乎八九不离十了，就让王根根说详细点儿。王根根却说口渴，想喝点儿水，如果能放点儿香片就更好了。钱菊笙马上给他沏了一杯茶，说香片没有，只有茶叶末子，你将就着喝吧。王根根喝了茶又要求抽烟，于是只好给了他一支烟。

　　王根根继续往下交代：他把那个包袱偷到手后，立刻往候船室外面走。刚走出去，忽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回头一看，暗吃一惊，竟是“小癞痢”！

　　“小癞痢”跟王根根同岁，也是一个无家无业的混混儿，不过由于长着一头癞疮，又没有做过道士，所以生财之道远没王根根广。但他的无赖劲儿在江湖上是有点儿小名气的，谁让他缠上了，不破点儿小财是没法脱身的。现在，王根根自叹倒霉，寻思该如何打发这小子。他还没想出主意来，“小癞痢”开口了，轻轻吐出四个字：“见者有份！”

　　王根根看对方一边说一边往怀里摸索的样子，心里就害怕了，因为“小癞痢”是个昼夜怀揣刀子随时敢动手的亡命之徒，“小道士”手无寸铁，而且个头力气都与“小癞痢”有着明显差距，最好的选择就是按照道上规矩行事。于是，王根根只好点头。

　　“小癞痢”生怕王根根逃跑，伸手过来扣住了后者的手腕，说咱们上江边去，晚上那边没人。于是，两人就去了长江边上，也不顾冬夜江风猎猎，寒冷刺骨，在滩涂上找了一处地方就解开包袱，取出盒子。“小癞痢”一把抢过去，放在地上摆弄了片刻，打开了，王根根连划三根火柴才亮了一根，两人一看，暗呼“晦气”！王根根站起来，“呸”了一声回身欲走，却被“小癞痢”唤住：“等等！把这东西埋了再走！”

　　“小癞痢”掏出匕首，就地挖了一个不深的坑，把盒子埋了进去。那块印花布，就给“小癞痢”拿走了。

　　王根根说完，一摊手：“就是这么回事，没了！”

　　“完了？你还没说那口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呢！”

　　王根根叹了口气：“唉——什么东西？晦气的东西——是死人的骨灰！”

　　侦查员的沮丧可想而知！

　　当然，调查还要进行下去。天明后，专案组分为两拨，一拨带着王根根去江边辨认埋骨灰的位置，另一拨则去找“小癞痢”。“小癞痢”具有明显的特征，而且神通没有“小道士”广大，所以找起来并不特别费劲儿。找到后一问，“小癞痢”的交代跟王根根完全相符。侦查员带着“小癞痢”到达江边时，另一路侦查员还没找到一个月前埋骨灰盒的地方。王根根说当时黑咕隆咚的，埋时又没有想到过以后还要挖出来，天又冷，谁会留意位置呢？就是留意了也记不住。这长江滩涂上到处都是一个样的，再说现在涨水了，兴许那地方早已给淹没了呢。“小癞痢”的到场并未使这一情况有所改观，两人一直折腾到中午，侦查员挖了好几处位置，都没有结果。于是，只好放弃寻找骨灰盒。但是，对于两人所说的情况，专案组研究后认为基本属实。

　　之后，专案组又调查了四天，未能查摸到有价值的线索。

　　3月19日晚，专案组开会讨论案情，认为之前把调查方向定位于小偷可能有误，于是就研究寻找另外的突破口。

　　另一个突破口是侦查员葛新鸣发现的。葛新鸣在铁匠铺当过两年学徒，对于铁器有些研究，开会时他把那把“军人魂”短剑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察看，良久，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说，我听说国民党军官喜欢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这种剑的剑柄上，这把短剑的主人会不会也曾刻过？现在这上面当然是没有了，但好像有打磨过的痕迹，是不是请专家鉴定一下，看能不能有所发现？

　　这个主意立刻为众人所接受。于是，这把短剑立刻被送去鉴定。鉴定结果是：剑柄上确实曾经刻着字，但已经被磨掉了，仪器下尚可分辨留下的一个字的部分痕迹——“干”。这部分痕迹，在推出简化字后已经是一个完整的汉字，“干净”的“干”，但在当时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字。从打磨痕迹判断，这个笔画的位置是短剑主人姓名中的第一个字，所以应当是姓氏，于是侦查员认为短剑主人应该姓王（“于”也可被认为符合该特征，但那是后来推出的简化字）。

　　既然这玩意儿是黄埔军校发给毕业生的，那就查查黄埔军校历届毕业生名单吧。于是，专案组搞来一本华东社会部编的油印资料《黄埔军校历届毕业生名录》。可是，打开一看却傻了眼。创建于1924年的黄埔军校，1927年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1946年再度改称为“陆军军官学校”，因一直沿用“黄埔军校第×期”的说法，故在习惯上仍将该军校（包括设立于全国各地的分校）称为“黄埔军校”，因此，从该校毕业的军官人数多达六位数，而王姓又是中国的一个大姓，在《名录》里出现率颇高，所以，是没法往下查的。

　　但是，大家认为葛新鸣的主意是对头的，那就另辟蹊径往下走吧。侦查员找了个懂行的人了解下来，得知“军人魂”的颁发始于1934年黄埔军校第九期。这样，加上估计盒主应该是藏匿于南京市的人，所以可以缩小搜索范围。讨论下来，决定采用一个办法：解放后，一些反革命分子被抓进了局子，一小部分已经处决，一部分已判刑的关押在监狱，更多的未决犯则被关押在市局和各分局的看守所。这些关押对象中，很可能有人知道南京这边是否藏有王姓黄埔军校毕业生，可以去向这些人了解。

　　于是，专案组六人分别前往老虎桥监狱、市局看守所、各分局看守所找此类对象调查了解。

　　专案组副组长程芝清负责调查秦淮分局看守所。这个看守所一共关押了五十多名历史上有过旧军官记录的犯人，但是，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只有三名，程芝清决定先找这三人分别谈谈。从材料看，这三人中有一个是姓王的，名叫王一宽，程芝清就让看守人员先把这人带来。材料显示王一宽的情况如下——

　　王一宽1917年出生于南京，1936年6月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被分派到国民党部队担任连长，后升为副营长。当副营长后的次年眼看有希望再度晋升，不料在跟日本人作战时负了伤，一条腿瘸了。于是退出军界，先在重庆待了两年，经营中药材批发生意。1943年前后，接受中学同学叶逊先（其时已经成为汪伪政权官员）之邀，返回南京，与叶逊先合伙开了一家中药批发行。抗战胜利后，叶逊先被捕判了无期徒刑，他跟王一宽合伙开的那家批发行被作为敌产没收，念王一宽是“革命军人”、“抗战功臣”，后来发还给他该批发行三分之一的资产。王一宽用这笔款子经营了一家规模不大的小百货商品批发商行，一直持续到解放后。王一宽家住南京市秦淮区长乐街，妻子名叫袁慧丽，镇江人氏，1944年与王一宽结婚，生有一子一女。

　　程芝清第一眼看到王一宽时，颇有些出乎意料。这是一个戴着金丝框眼镜、一脸斯文的中年男子，若非左腿微瘸，丝毫看不出他曾是在战场上跟日本人浴血奋战的老兵。王一宽朝程芝清欠身鞠躬，口称：“长官好！”

　　程芝清指指椅子：“请坐！”

　　谈话开始了，程芝清的第一个问题就把王一宽弄了个激灵：“你是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那你应该有‘军人魂’短剑吧？”

　　王一宽的眼神里透出一丝吃惊，敏捷地起身：“报告长官，在下没有短剑！”

　　“坐下说，这是为什么？”

　　王一宽回答：“不好意思，我当时有两门挂科了，只能算是肄业。肄业生是没有资格授予短剑的，简历材料上是瞎填的。”

　　程芝清接着往下问关于在南京的黄埔军校毕业生的情况。王一宽说他那一期里在南京的同学可能有，不过他当年从重庆返回南京经商后，跟国民党方面的所有同僚、同学都没有来往了，所以不清楚。至于其他期的毕业生，那就更不了解了。

　　跟王一宽的谈话就到此结束了。之后，程芝清又找另外两个被关押的黄埔军校毕业生谈了话，没有任何收获。

　　但是，跟王一宽说到“军人魂”短剑时对方紧张的眼神让程芝清念念不忘，不知怎么，他总觉得这个眼神的背后似乎有什么问题。返回下关分局专案组驻地后，程芝清翻阅那本《黄埔军校历届毕业生名录》， 1936年毕业的那期里果然没有王一宽的名字。程芝清是个生性比较谨慎的人，所以在当天晚上专案组众侦查员的碰头会上，他没有提到对王一宽的那个小小的疑问。

　　次日，专案组继续分头前往监狱、看守所调查。程芝清对王一宽念念不忘，决定去老虎桥监狱。昨晚，程芝清躺在床上还在分析着王一宽的那个眼神，想来想去总觉得似乎反常，于是就有了一个假设：黄埔军校肄业生离校时不发“军人魂”短剑之说，不过是听王一宽自己在说，如果国民党的军校在这方面允许有例外，那王一宽是能够获得短剑的。而所谓的1943年从重庆返回南京老家经商之举如果并非如他自述的那样，而是国民党特务机构比如戴笠主持的“军统局”指派给他的任务，那他就是从军队转调到“军统局”的一名特务。这个猜测如果成立，往下也就好解释了：对于“军统局”来说，既然你王一宽在南京的这两年地下工作干得比较出色，那就利用已经创造的条件继续干下去吧。这样，王一宽就一直干了下去，直到南京解放前夕受命潜伏。以其资格，是能够当一个掌管若干名手下的潜伏特务组织的头目的。

　　这个假设是否成立呢？程芝清决定去老虎桥监狱找那个抗战后被国民党法院判处无期徒刑的汉奸叶逊先调查——要查清楚王一宽当初是怎么来南京经商的，这一点对于确定王一宽的真实身份具有重要意义。

　　叶逊先1946年被国民党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后，在老虎桥监狱服刑到南京解放，人民政府甄别在押人员时，认为他罪行确凿，应当继续服刑，于是仍关押在老虎桥监狱。程芝清提审他，问了两个问题：一是关于1943年王一宽从重庆回南京与其合伙经商的情况，二是是否听说过王一宽有“军人魂”短剑。

　　叶逊先的回答如下：当初王一宽从重庆返回南京经商之事，确实是他向王发出邀请的。不过，那是事出有因之举，之前一年两人就已经有了倒腾中药材生意的合作。当时由于战争的原因，交通不便，贸易中断，东南沦陷区无法获取西南大后方诸省中药材重要产地的中药，所以，凡是西南的中药材在上海、南京等地都大幅涨价。王一宽在重庆经营中药材批发，除了向那些冒险前往重庆进货的沦陷区批发商提供货物外，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就动起了直接在南京设立批发窗口的脑筋。当时，叶逊先在汪伪南京政府下面的卫生局当处长，负责向日军和汪伪“和平军”调拨中西药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权力很大。王一宽不知从哪里打听到这个情况，就派人从重庆赶到南京找其洽谈合伙经商之事。叶逊先当官是为了给自己牟利，财路自然是多多益善，当下就一口答应。但是，出于谨慎，他提议先由王一宽从重庆发些中药过来，由其负责推销出售，属于“试试看”性质。这样一试就试了一年，叶逊先赚到了一些钱，王一宽也获利不少。正当叶逊先考虑是否让王一宽派人过来直接开一家中药材批发行时，王一宽的来函也提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其心情似乎比叶逊先还迫切。这样，自然一拍即合，两人于是决定正式合作。王一宽说他在重庆的生意伙伴都是西南人，到南京搞经营恐怕不熟悉，所以决定自己回来直接经营，至于进货渠道，自然确保畅通无阻。这对于叶逊先来说，当然是一个最好的结果。这样，1943年初王一宽就来到南京，不到一个月，两人合伙的中药材批发行就开张了。

　　叶逊先是学医出身，于军事一窍不通，对诸如“军人魂”之类被国民党军人视为“神器”的东西丝毫不感兴趣。因此，他跟王一宽在一起的机会虽然很多，但是两人只谈生意上的事，从来不谈其他。所以，他并不知道王一宽是否有什么“军人魂”短剑。

　　程芝清于是就对王一宽产生了怀疑：原来当初回南京跟叶逊先合伙做生意是王一宽的主意，而且是在其要求下实施的。那么这个王一宽是否是个“军统”特工？

　　程芝清离开老虎桥监狱后，前往秦淮分局了解王一宽被捕的原因。找到了那个承办刑警小季一问，又是一个意外。这个王一宽竟然是犯强奸罪被关进局子的！

五、清晨劫案

　　王一宽有个姓章的邻居，在铁路上当工程师。章工程师有个独生女儿名叫章柳萍，是高中二年级学生，长得很漂亮，学习成绩也很优秀。当时的社会风气是早恋、早婚，《婚姻法》还没颁布，女孩子十六七岁结婚并不鲜见。所以，像章柳萍这样的少女，不但在学校被男生称为“校花”，经常收到肉麻的情书，在社会上也不时被一些男青年追求。章柳萍对此毫不动心，她的志向是考上名牌大学后再考虑恋爱问题。恋爱也不会跟那些凡夫俗子接触，她要找一个革命军人。没想到，章柳萍的这个志向让章家的高邻王一宽给毁了。那天下午，章柳萍放学回家，因为忘了带钥匙，而其家里又恰恰没人，她无法进家门，又惦记着要完成功课，于是就敲开了隔壁王家的大门，要求在王家客堂里做作业。巧的是，王家正好只有王一宽一人在家，全职太太袁慧丽外出走亲戚了。王一宽面对漂亮的章柳萍，难以遏制那股突发冲动，竟然不顾章的苦苦哀求，对其实施了强奸。

　　事发后，章柳萍没有吭声。等到其外出的母亲回家后，她也回了家，二话不说钻进房间就割脉自杀，幸亏母亲发现得早，捡回一条性命。当晚，章工程师向秦淮分局报了案，于是王一宽就进了局子。目前王一宽已经被批准逮捕，就等着法院宣判了。

　　程芝清想起王一宽那副文质彬彬的样子，对小季说这人怎么看也不像个强奸犯啊。小季深以为然，说这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了。我那天晚上值班，接到章家的报案时，寻思那个可恶的“王老板”一定是个满脸横肉、凶神恶煞样的家伙，报告领导后，还要求派两个民警作为助手前往抓捕。人配齐后刚要出门，门口警卫打电话来说有人前来投案自首。你猜是谁？就是这个姓王的！我出去一看，他妈的，竟然是个书生模样的主儿！

　　程芝清听了更感到意外，问，他是自首的？小季说，就是，我也有些想不通啊，作案时又没喝酒，怎么就犯了那股冲动？作案后怎么又主动前来投案自首了？

　　程芝清问那是几时发生的事儿，小季说是元旦前半个月。程芝清暗叹了一口气：元旦前半个月的事儿，跟那个江底沉盒被扔的时间相差了两个来月，看来这盒子跟王一宽没有关系。

　　不过，在当晚的专案组碰头会上，程芝清还是说了对王一宽的怀疑。这引起了其他侦查员的兴趣，认为从叶逊先与王一宽两人对他们合伙经商的不同说法，以及王一宽的强奸犯罪和自首情节来看，这个人似乎值得怀疑。会不会是王一宽在接受潜伏使命后，鉴于国民党节节败退的形势而胆战心惊不敢继续执行命令，又担心遭到特务组织的“纪律制裁”，因而选择了进看守所躲避之举？至于那个江底沉盒，有可能是王一宽事先的安排，由其家属或者某个亲朋好友在其自首后扔掉，毁灭其敌特分子的罪证？

　　专案组经过讨论，决定对此事进行调查。

　　这时，专案组其他五名侦查员已经完成了对看守所和监狱在押对象的调查，都未获得线索。这样，刘度一组长就决定从次日即3月23日开始，将全组力量都扑在这个新的调查对象身上。调查分两个部分进行：一是对王一宽的家属和亲戚；二是对跟王一宽有较多交往的熟人、朋友。这些对象的名单、住址倒是现成的——当时根据反特斗争的需要，凡是历史上担任过伪职的人员，公安局都要登记其被捕之前的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王一宽被关进秦淮分局看守所之后，已经作了登记，现在只要到看守所把那份材料拿过来就是了。

　　侦查员老周、葛新鸣两人前往王一宽家调查。两人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抵达王一宽住所时，那里竟然有几个同行在。因为他们两人都穿着便衣，对方见了马上喝问“什么人”，上来意欲盘查。老周出示了证件，对方见是市局的人，不禁一怔，说市局的消息还真是挺灵通的，我们也是刚刚接到报案。

　　这下，周、葛两人就犯糊涂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问下来才知道，原来王一宽出事进了局子后，其妻袁慧丽感到无地自容，次日就带着一对子女回到镇江娘家去了。那么，这边的房子怎么办呢？这套房子产权是王一宽夫妇的，袁慧丽在镇江住了一段时间后，想到了出租，也好收一点儿租金贴补家用。于是，她就给在南京工作的堂妹袁慧婕写信，委托其物色一家房产中介公司把房子租出去。三星期前，袁慧婕通过中介公司找到了下家，就把房子租出去了。

　　房客姓时名杰，上海人氏，是一位船舶专家。当时，由于军事战备行动，急需大量内河船只，南京这边需要扩建造船设施，技术力量不够，就向华东军政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从上海抽调船舶专家前来支援，时杰被列入援宁名单，带着一家五口到南京来了。来宁后，自然需要一处房产安身，组织上让时杰自己选择，选中了由公家出钱租下。时杰跑了几家房屋中介公司，最后选中了王一宽的这处房子。

　　无妄之灾，是在今晨降临的。今天清晨，时杰的老母亲像往常那样第一个起床，为全家准备早餐。她正在厨房里忙碌的时候，忽然听见院子里似有声响，正要探身往窗外查看，厨房门口闪进了两条大汉。时母冷不防一惊，还没作出任何反应，其中一个已经闪电般一个箭步蹿到跟前，一把尖刀直指脖颈：“敢叫，死！”

　　时母便不敢出声，任由对方将其手足缚上，另一条大汉也抽出尖刀在她脸前晃着，沉声喝问：“家里其他人呢？”得知都还在楼上卧室里睡觉，两人就把一块抹布塞在时母嘴里，然后进了客厅，直奔楼上。

　　楼上有两个房间，睡着时杰夫妇和两个分别为八岁、十岁的儿子。两个家伙先进入大人房间，把时氏夫妇依样绑缚、塞嘴，又到隔壁房间将两个孩子如法炮制，提到时氏夫妇房间里，另用一段绳子把大人小孩背对背绑在一起。

　　这时，时杰意识到来人要么是国民党特务，要么是强盗。转念一想，强盗通常是夜晚登门，鲜有大清早登堂入室进行抢劫作案的，于是便断定是特务，估计特务们知晓他是承担着战备运输船只设计任务的主要技术人员之一，于是来搞相关情报。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白跑一趟了，因为技术设计还没开始，即使开始了也不会把图纸、计划书以及制造方案之类的机密带到家里。于是，他就用劲儿摇晃着脑袋，鼻腔里发出“唔唔”的声音，意思是他有话要说。那二位互相看了看，过来取出他嘴里的枕巾。时杰便说我知道二位大清早登门是想弄点儿跟我工作上相关的东西，对不起，根据规定，这类东西是不能带到家里来的，二位……还没说完，就被对方撩手一记响亮的耳光打断，又被重新堵上了嘴巴。

　　两个大汉接着就开始各处走动着折腾开了，不但翻箱倒柜倒抽斗，连厨房里的灶头、水缸都一一动过，甚至院子里那个种花的花坛也被砸开了。时家人不知那两个大汉是何时离开的，反正最后就没有声音了。楼上大小四口是背对背绑在一起的，无法移动。厨房里的时母其时已经被移到客厅里，由于受惊过度昏了过去。醒来听听没有动静了，大着胆子挣扎着从地上硬撑起来，好在双脚没给绑住，就穿过院子来到院门前，转过身子，反手扭开了司必灵锁，走到了门口。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路人见之自是大惊，早有人过来替她拿掉堵住嘴巴的抹布，知道是怎么回事后，当即报警。

　　秦淮分局接到报案，立刻指派五名刑警前来调查。时杰四人由于是被歹徒从被窝里拖出来连衣服也没给穿就绑上的，其时清明未到，南京早上的气温还比较低，这么长时间冻下来，身体已经受了影响；时母虽未挨冻，却因年迈且患有高血压症，受此惊吓也觉不支，刑警抵达后便立刻联系救护车把这一家五口全部送往医院了。刚把救护车送走，准备勘查现场时，老周和葛新鸣就闯上门来了。

　　分局刑警初时以为老周、葛新鸣是市局闻知这边发生案件后派来查看并了解情况的，周、葛两人却是一头雾水，对了几句话这才弄清楚原来王一宽的家属已经搬走，这边是另外的住户了。于是，就向邻居打听王一宽的妻子袁慧丽是几时离开这里的。邻居说王一宽出事后袁慧丽就带着两个孩子离家了，之后没有来过。老周、葛新鸣商量下来，寻思既然受命找袁慧丽了解情况，那看来就只好去镇江跑一趟了。至于这边发生的抢劫案，不属于专案组的侦查工作范围，那就不过问了。两人当时尚未意识到，他们其实已经错过了一个机会。

　　这样，老周、葛新鸣两人就直奔火车站，乘车前往镇江。程芝清在秦淮分局看守所已经把王一宽填写的登记表上的基本情况摘抄下来了，此刻就在周、葛两人手头，所以到了镇江就按照王一宽登记表上其岳父家的住址寻去。

　　袁慧丽面对着两个从南京赶来的侦查员，显得很平静。她告诉周、葛说，丈夫出了这等丢人之事，她深感无地自容，当天就决定带着孩子回娘家来居住，至于以后怎么样，以后再说吧。于是，她就找了在南京工作的堂妹袁慧婕，说了自己的打算。袁慧婕理解堂姐的苦衷，当即向其供职的银行请了假，和袁慧丽一起回家相帮整理东西，打点行装，并去车行替堂姐订了去火车站的三轮车。次日一早，袁慧婕又赶来把堂姐三人送到火车站，上车安顿好这才告别。

　　侦查员没有提今晨袁慧丽南京住所的房客遭遇抢劫之事，也假装不知道那处房屋已经出租了，就问起了房子的情况。袁慧丽告诉他们说，她临离开南京前，已经把钥匙交给袁慧婕，让堂妹有空时去那边看看，开开门窗透透气什么的。春节前，她听了娘家人的建议，决定把南京的房子暂时出租，也好有一点儿收入贴补日常生活开支。所以，就给堂妹写信请其留意此事。不久前，堂妹来信说南京的房子已经租出去了，每月可以收取十五万元房租。

　　对于侦查员来说，当时聊这些内容都是属于接触伊始的铺垫，往下才进入正题，那就是向袁慧丽了解其夫王一宽解放前的历史情况，以及解放前后一直到其出事期间的社会交往、人际关系等等。老实说，专案组对于这次调查是寄予着很大希望的，可是，袁慧丽尽管说了很多，也说得很详细，但没有一点儿是专案组需要的。

　　这样，侦查员只好失望而归。

　　当晚，专案组开碰头会，每拨侦查员汇报各自的调查情况。老周这拨在汇报时，说到了今晨住在王一宽房子里的房客时家遭到抢劫之事，但专案组诸人跟他俩一样，谁也没有对此予以注意。由于当天各路侦查员都未能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所以专案组决定次日继续走访相关对象。

　　次日，3月24日，老周、葛新鸣两人根据昨晚碰头会上的布置，前往银行找袁慧丽的堂妹袁慧婕了解情况。袁慧婕三十岁上下，长得比较漂亮，性格也很开朗，结过两次婚，第一个丈夫是银行同事，四年前患肺结核不治而殁，去年秋天经人介绍，嫁给了驻宁部队的一位老八路出身的副团长。可能是受老八路丈夫的影响，她追求进步，所以对侦查员的调查非常配合。三人正说着，有人招呼袁慧婕接听电话，说是“镇江来的长途”。袁慧婕起身出去接听，接待室里周、葛两人就嘀咕开了，说是镇江打来的电话，会不会是她堂姐袁慧丽打来的？如果真是袁慧丽打来的，那……

　　正嘀咕着，袁慧婕匆匆奔进来，说周、葛二位同志非常抱歉，我不能继续往下聊了，有点儿急事得立刻赶到镇江去，咱们改日再约时间聊吧。两个侦查员心里一动，互相看了看，葛新鸣便开口道：“冒昧问一声，是不是你堂姐打来的电话？”

　　尽管已有思想准备，但袁慧婕的回答还是使侦查员暗吃一惊——“是的，我堂姐告诉我一个不好的消息，她娘家，就是我大伯家，今天早晨闯进了两个强盗，把全家人绑起来堵上嘴巴，翻箱倒柜抢走了全部贵重东西！所以，我得赶紧去镇江！”

六、王一宽的交代

　　老周和葛新鸣两人听袁慧婕这么一说，心里俱是一凛，暗忖这可奇怪了，相同的案子，昨天发生在南京，今天又发生在镇江，都是这个时间段作案，都是抢劫，更奇怪的是，竟然都跟袁慧丽的住处相关，这就不能用“碰巧”、“偶然”来解释了。想着，周、葛两人迅速交换了一个眼色，老周开口道：“我们陪袁同志一起去镇江走一趟吧，看看那边究竟遭受了什么损失。”

　　袁慧婕对于侦查员的这个决定虽然略感意外，但旅途上有两个公安人员陪同，倒也增加了几分安全感，而且还可以说说话，于是就点头说好。

　　三人到了镇江，袁慧丽见昨天来过的那两位公安人员竟然和堂妹一起从南京过来了，不禁大觉意外。侦查员没等袁慧婕开口，已经开腔询问是怎么回事了。袁慧丽便述说了案件发生的经过，情况竟然真的和昨天清晨南京时家发生的那起抢劫案如出一辙。袁慧丽的娘家住着其父母、兄弟夫妇、一个侄子共五人，袁慧丽携子女从南京过来后，一共八人。每天早晨最早起来的是当家人老袁，他喜欢晨练，在院子里打打太极拳、做做体操什么的。今晨也是这样，但太极拳才打了几个招式，背后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两个大汉，然后，就是昨天时杰住处那起案子的翻版。略有不同的是，强盗离开后，是被反绑住双手的老袁挣扎着进到儿子的房间，把儿子口中塞着的枕巾扯出来，儿子大呼“救命”，从而引来邻居报警的。

　　老周、葛新鸣赶去时，镇江这边的刑警已经勘查过现场了，留下了一纸被劫物品清单。老袁夫妇、小袁夫妇的贵重物品如首饰、钟表、一根珍藏多年的野山参，以及现钞全部被劫，袁慧丽从南京带来的贵重物品以及现金也悉数遭劫。现场一片狼藉，周、葛两人登门时袁家已经收拾了一会儿，还能看出明显的抄家般的折腾。

　　侦查员没跟袁慧丽说到她的南京住宅也同样遭劫之事，安慰了几句后就告辞离开了。两人商量下来，觉得这两起案子发生得实在太蹊跷，分明是冲着袁慧丽而来的，那种恨不得掘地三尺的疯狂搜查，似乎不是为了抢劫财物，而是为了要寻找某件重要物品。于是，两人就去了袁家居住地的主管公安机关镇江市公安局大西路分局。分局方面说由于该案涉及的被劫财物价值不小，已经报告市局了，市局指示该案由市局刑侦大队与分局刑侦队联合侦查，专案组已经组建，此刻正在举行案情分析会。侦查员说那就请专案组组长出来一下，我们跟他说几句话就要返回南京。

　　专案组组长姓张，是个南下干部，山东口音。他听南京侦查员说昨天早晨南京也发生了这么一起抢劫案件而且都是针对袁慧丽住处的情况后，不禁暗吃一惊。侦查员给他留了电话，说如果你们这边在侦查中发现线索，请来电告诉我们；我们返宁后，立刻去秦淮分局跟负责调查时家劫案的专案组见面，把你们这边的情况向他们通报，然后让秦淮分局专案组立刻跟你们联系，互相交流一下情况。

　　老周和葛新鸣返回南京后，立刻去秦淮分局。分局昨天就已经组建了时家劫案专案组，组长就是昨天上午去时家调查的那几个民警之一的老钟。闻听镇江那边今晨也发生了这样一起劫案，老钟的吃惊程度跟镇江的张组长有一比。老周说你们可以通个电话交换一下情况，我们过来除了告知此事外，还想了解一下昨天时家遭劫案的一些情况，因为昨天该劫案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今天镇江一出事，情况就不同了，非得关注这两起劫案不可了。

　　老钟遂拿出卷宗，让周、葛两人看昨天时家现场的照片和勘查报告。侦查员这才知道，原来昨天时家遭劫的情况非同一般劫案，再看被劫财物记录，跟镇江袁家一样，也是把首饰、钟表、照相机和现金什么的都洗劫一空。

　　那么，南京这边的这起抢劫案已经发生了三十多个小时，警方查摸到什么线索没有呢？老钟说不瞒二位，我们从昨天一直忙到现在，中间只闭了几个小时的眼，可是一点儿线索也没有查到。走访了现场附近的多名群众，虽然有人回忆起曾经看到过那两个歹徒在时家门前出现过，但无法往下追查，更谈不上能够获取什么线索了。另外，已在全市各钟表、首饰、旧货店铺进行了布控，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销赃的消息。

　　这么一番折腾下来，周、葛两人返回下关分局专案组驻地时已经是晚上七点了，专案组其他四名侦查员正等着他们开碰头会。一听两人所说的情况，大家都是一阵兴奋，说看来这两起抢劫案的背后大有文章，多半就是冲那个此刻在我们手里的盒子来的。抢劫案众人都听说过不少，以前也亲手承办过几个，可是还没有碰到过像这样盯着一户人家恨不得掘地三尺的。那两个大汉，闯入王一宽家想掠取那个盒子，可是他们信息不灵，并不知道王一宽被捕后其妻袁慧丽已经离开南京回镇江娘家去了，所以扑了个空。为防止动机泄露，所以就像寻常强盗那样把贵重财物洗劫一空。昨天作案后，他们已经知道袁慧丽去了镇江娘家，分析下来认为她可能把那个盒子带到娘家去了，于是今天就扑到镇江，将昨天在南京的一幕重演了一遍，没想到还是没有达到目的。下一步他们准备怎么做，目前还无法推断。

　　但是，凭这两起抢劫案已经基本可以认定：那个犯了强奸罪关押在秦淮分局的王一宽，应该就是江底沉盒的主人！

　　因此，专案组决定连夜前往看守所提审王一宽，用这两起抢劫案的消息促使他坦白交代，揭开那个盒子背后隐藏着的秘密。

　　为了对王一宽起到最大的震慑作用，专案组组长刘度一排出了一个最强阵容：全组六人一齐出动。一干人赶到秦淮分局看守所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在押人员早已睡觉了。王一宽被看守员唤醒，睡眼惺松地来到了作为临时讯问室的看守所会议室（提审室太小，容不下这么多人），定睛一看，面前端坐着六人，一个个神色凛然，其中只有一个（程芝清）是见过面的，于是心头就像是拴上了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脸上神色也异样了。

　　专案组方面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当下，程芝清便开口道：“王一宽，这么晚了，我们这么多人特地跑来找你，你知道是为了什么事吗？”

　　王一宽摇摇头，随即又低下了脑袋，嘴里喃喃道：“我已经认识到自己的罪行了，当时也是一时糊涂，所以事后我马上向公安局自首了……”

　　“别说废话了。人民政府的政策你肯定是清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看守所院子的墙壁上写得清清楚楚！关于你犯的强奸罪行，不归我们管，我们也没有兴趣。你要交代的是另外的事儿！”

　　王一宽一下子愣住了，一双眼睛直直地看着前面，估计可能是脑子里一片空白，好一阵才回过神来，嘟哝道：“这……这个……我……”以为他要往下说了，他却忽然刹了车。

　　组长刘度一开口了：“王一宽，留给你考虑的时间不多。我们很愿意帮你一把，这样吧，可以给你提个醒，希望你听了我下面说的两个案子后，会有所触动……”于是，就把这两天里发生于南京、镇江两地的那两起惊人相似的抢劫案简略地说了说。

　　专案组希望出现的一幕发生了——王一宽听后立刻失态地一跃而起，随即意识到自己此刻的身份，又坐了下来，然后，眨巴了片刻眼睛，用那种下了最大决心似的语气咬牙切齿道：“好！好……既然如此，那就怪不得我了！我交代，彻彻底底地交代！”

　　诚如专案组所料，王一宽确实是一名“保密局”特务，而且还是“国防部保密局驻首都（按：此指南京）地区特别情报中心”的上校主任。当年，他从军校肄业后，也像那些毕业的同学一样获得了一把“军人魂”短剑。对于军校来说，这其实是违规的，因为根据规定，“军人魂”只能发给通过毕业考试的合格学生。但是，军校长官在收受了王一宽三两黄金的贿赂后，悄悄给他开了一个后门，在其离校时把这把短剑塞给了他。这样，对于王一宽来说，这把短剑就具有特别的意义，他一直视为珍宝。

　　本来，王一宽可以凭着战功，像他那些同学中运气比较好的那部分人一样，一步一个台阶，一级级往上晋升，直至弄块将星的牌牌佩戴。可是，日军的一枚炸弹使他的梦想变成了一个肥皂泡，他不得不接受现实，瘸着腿退出了军界。由于战乱，他是无法从重庆返回老家南京的，正好手头有一笔伤残退伍金，于是就做起了中药材生意。生意做了不到半年，“军统局”来找他了，问他是否对特工工作有兴趣，如果愿意加入“军统局”，自有种种好处。王一宽考虑下来，决定加盟“军统局”，于是，他就成了“军统”的一名情报官。王一宽退伍前的军衔是陆军上尉，加入“军统”后立刻被晋升为少校。

　　“军统”方面审查并分析了王一宽的历史和社会关系，认为可以利用他跟时已担任汪伪政权官员的叶逊先的关系做情报工作，于是便由特工专家制订了一套方案，命王一宽实施。这样，王一宽就跟叶逊先搞起了生意上的合作，一番前期铺垫后，终于在叶逊先的帮助下到了南京，开了一家中药批发行，以此为掩护从事地下情报工作。

　　抗战胜利后，“军统局”论功行赏，王一宽获得了一笔奖金，并晋升为中校。之后，负责联络他的那位上司忽然失踪了，一直到现在王一宽也不知道对方去了哪里，还在不在这个世上。上司失踪之后，易名为“国防部保密局”的原“军统局”就像是把王一宽忘记了似的，再也没跟他联系过，当然，原先按月发的薪水和活动经费也就没有了。好在王一宽这时已经自己单独搞起了中药批发，经营得还不错，足以过上比较滋润的日子。

　　之后，王一宽就想，安安分分做一个生意人吧，多挣点儿钱钞才是真的。后来，眼见得国民党政权要倒台了，王一宽寻思幸亏那个上峰失踪，不再联系他了，否则如果还是端着那个特务饭碗的话，过不多久国民党政权彻底垮了怎么办？那段日子里，王一宽每每想到这一点，就禁不住一阵欣喜，有一种举杯自贺的冲动。不曾想，到了1949年3月上旬，情况发生了变化！

　　那是一个天空飘着细雨的傍晚，王一宽和批发行的账房先生整理完当天的账目，刚刚出门准备回家时，迎面遇到一个人。“是王先生吧？可否赏光移步前面的‘潇湘楼’小酌？”

　　王一宽定睛一看，是一个陌生面孔，从未见过。如果换作没有干过特务行当的一般人，那就立马一口回绝了，可他当过特务，知道特工之间联络的开头都是这样的，当下沉吟着：“这……”

　　对方左手拇指、中指、无名指捏在一起，嘴里说出了以前王一宽搞“地下工作”时“军统局”给他定的暗语：“微风，细雨；细雨，微风。”

　　王一宽于是就明白对方是来和他接头的原“军统”现“保密局”的特工人员了，回了一句暗语后，就和对方前往“潇湘楼”。

　　对方自称姓黄，奉“保密局”本部长官之命，前来向王一宽布置工作：徐蚌会战（指淮海战役）我方失利，共党气势正烈，估计南京失守不过是朝夕之间的事儿了。政府准备暂移南方，长官考虑到你长期以来一直隐蔽得很好，且具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故命你作为“保密局”潜伏人员留在南京，担任“国防部保密局驻首都地区特别情报中心”的上校主任。黄某说完，不等王一宽反应，立刻冲其拱手：“恭喜王兄高升！”

　　王一宽知道“军统”的规矩，是有所谓“团体纪律”的，指派此类使命只有接受，没有拒绝，如果拒绝，那就是“临阵抗命”，按照团体纪律，那就得密裁，这世界上就没你这个人了，而且没有人知道你上哪儿去了。于是，他只有接受使命。这顿饭，王一宽自然味同嚼蜡。饭局结束时，黄某向他交代了之后新的接头暗语，说过几天会派人送来一些东西，具体任务也会有所交代。

　　那位黄先生之后就没有再露过面。过了三天，果然有人送来了那个后来被扔掉的铜皮包着的硬木盒子，里面是左轮手枪一支、子弹二十发、电台用密码本一册、黄金十两。王一宽是“军统”老特务了，知道那张包黄金的废纸肯定有名堂。按照以前接受过的特务技能训练，去西药房买了几样药品，自己配制了药水往纸上一涂，果然显示出了指令，命其长期待命，如有需要将另有指令下达，届时会把“国防部保密局驻首都地区特别情报中心”的成员名单、地址、联络方式等一一向其交代，以便开展工作。

　　过了一个多月，南京解放了。王一宽按照军管会张贴的布告，前往公安局登记了其旧军官的历史，隐瞒了特务身份。因为他知道“保密局”的厉害，担心如果选择自首的话会遭到“保密局”方面的密裁。同时，还有着一份当时很多跟国民党方面有牵连者的共同心理：或许美国会出兵，届时共产党就会败退回北方老根据地去。如果自首，那岂不自讨苦吃？

　　可是，这些人所希望出现的一幕并未出现，人民政府不但坐得很稳，而且开始严厉打击历史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王一宽一看形势不对，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折腾后，最后想出了一个应对法子：把黄某给他的那些东西除黄金外全部扔掉，那把视为珍宝的“军人魂”也不要了，一并处理掉。这样，如果那个黄先生万一被捕把他供出来的话，公安局搜查下来将一无所获，而他则坚决抵赖，法院就无法定罪。

　　对付公安局方面的办法是有了，那么，“保密局”那边又该如何对付呢？王一宽又想出了一个法子：自己故意犯一宗不大不小的罪行，然后自首，到看守所、监狱去躲避三五年。这样，“保密局”也就找不到他了。等到出狱，看共产党的势头，谁知道那时还有没有“保密局”呢？

　　主意打定，王一宽开始考虑如何实施这个方案。先要把那些罪证处理掉，王一宽便去购买了一个手摇砂轮，将“军人魂”柄上刻着的他的姓名磨掉，放进盒子。可是，扔到哪里去呢？王一宽觉得同样做特务，当初在日伪统治下的南京周旋时，他一点儿也没感到紧张恐慌；而现在在共产党统治下，仅仅是有着一个潜伏特务的名分，还没有实际活动，却已经觉得惶惶不可终日，走在马路上，总觉得似有千百双眼睛警惕地盯着自己。王一宽于是意识到若是亲自拿着这个沉甸甸的盒子外出找个地方扔掉，而且要保证不让别人发现，其难度大得跟登天似有一比。于是，他就想到了一个人，决定请其代劳。

　　这个人名叫沙贵，南京当地人，住白下区莲子坊七号，以前在国民党军队当过排长，后来负了伤离开军队，在重庆街头行乞。正好遇上王一宽，施舍时问下来原来是同乡。当时王一宽的中药批发行刚开张正好需要人手，就让沙贵跟着他。之后，不论在重庆还是南京，沙贵都是王一宽搞情报工作的一个得力帮手。抗战胜利后，王一宽无论是跟“军统”还是“保密局”都没有关系了，沙贵就在他经营的中药批发行当伙计。解放后军管会让旧军政人员登记，沙贵也去了，按照王一宽的关照，隐瞒了“军统”那段历史。沙贵把王一宽当救命恩人看待，对王老板极为忠诚。王一宽于是决定把扔掉盒子这件事交给沙贵去办理。沙贵听说后，说小事一桩，老板您尽可放心。

　　王一宽担心沙贵大大咧咧坏了事，于是就把盒子里盛着什么东西对其明说了，但没有说受命潜伏一节，只说是一个去了南方的朋友托其保管的，他知道那是违禁物品，不敢继续保管下去，也不敢上交政府，担心受到牵连，嘱咐沙贵务必小心行事。沙贵说老板您尽可放心，我一定小小心心办妥此事。去年12月下旬的一天，王一宽特地安排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去走亲戚，然后让沙贵上门来取盒子。次日，沙贵向他禀报：盒子已经埋进了长江边上的滩涂，由于是晚上埋的，现在就是让他自己去找大概也找不到了，再说过了年春汛下来，那一带就是水面了，江水一冲，只怕专门组织人手去打捞也无济于事——在盒子被扔的时间这一点上，警方的鉴定有误。

　　于是王一宽放心了。过了两天，他就按照预先定下的避风头的方案让自己折进了秦淮分局。原以为事情到此为止了，等法院判决下来，就到监狱去服刑，“保密局”想找也无法找到他了。王一宽认为自己经验老到，盘算得精细至极，不会有什么差错，哪知应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之语。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保密局”方面看重的并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交他保管的那个盒子里的东西（估计多半是那本密电码），所以找不到他不要紧，就上门来搜查了，南京搜不到就去镇江搜。王一宽知道特务组织的手段，接下去还不知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保密局”找不到他，就会去找他的老婆袁慧丽。最后，实在找不到所要的东西，恼怒之下多半会将袁慧丽及其子女杀害。这样，王一宽就决定交代此事，请求政府对妻子儿女加以保护。

　　对王一宽的讯问结束时，东方天边已经显出了鱼肚白。专案组当即决定暂不返回下关分局驻地，而是直接前往白下区莲子坊捉拿沙贵。沙贵到案后，供认了替王一宽抛弃盒子的罪行。

　　上午九时，主管领导听取了专案组关于侦查进展情况的汇报后，迅速上报陈龙局长。陈龙局长亲自给专案组打来电话，说查到这里，离破获这个案件已经不远了。这个什么“情报中心”看来是有几个虾兵蟹将的，你们继续努力，可以考虑跟秦淮分局联合侦办，还要加强跟镇江方面的通气，尽快获取线索，一举侦破该案！

七、一网打尽

　　当天下午，根据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的指令，“3·14”案件专案组移师秦淮分局，与该分局“时宅抢劫案”专案组联合办案。

　　“时宅抢劫案”专案组钟组长向“3·14”案件专案组介绍了该组组建两天以来的侦查工作情况——

　　经过分析，认为那两个歹徒大清早登门抢劫作案，应该是会被邻居或者路人留意到的。另外，歹徒作案前总要观察一下地形什么的，那也容易被人看见。所以，通过访查邻居、路人就有希望获得线索。这样，从前天下午开始，刑警就开始分头走访邻居。从下午一点多一直到傍晚六点，一共走访了案发现场前后左右十七户邻居共五十多人，其中虽然不乏有一些与受害人之一时母那样的早起者，甚至有的是在自家院子里打太极拳的，可竟然没有一人留意到门外是否有两个陌生男子经过。

　　那么，在之前的日子里，是否有人看见过那两个身材魁梧的汉子在现场附近出现呢？被调查对象经过认真回忆，也一致摇头。

　　这也难怪，因为王一宽的住所门前那条马路上车来人往，一向比较热闹。居民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中，对于门前日日夜夜不时路过的行人早已看得麻木了，除非体貌特征特别明显，或者装束打扮类似影视中的外星人、奥特曼、变形金刚那样的，否则哪怕一日之间在门口晃荡十几次，也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更不会在脑海里留下记忆。

　　昨天，刑警开始分头访问路人和流动摊贩。就在歹徒进入时家的那个时段，路灯还没熄的时候，几个身穿便衣的刑警出现在时家门前的马路上，客气地拦住从面前经过的步行或者骑自行车的路人，以及那些经营早餐点心、蔬菜鱼鲜的流动小贩，一个个进行简单的询问：您每天从这边路过吗？昨天这个时候您是否看见过有两个如此这般装束的个头高大的男子？

　　刑警一共询问了六十多人，这回倒是有所收获：有六名受访对象回忆起他们曾经看到过两个符合特征的男子在时家门口出现过。但也仅此而已，实际上这六名目击者所能提供的关于那两人的特征，比受害人时杰一家所提供的还要少些。考虑到这六名路人、小贩都是住在附近的居民这个因素，可以认定那两个男子并非居住于这一带的人，因为所有目击者都声称那二位“看上去很陌生”。收获不大，这使一干刑警颇为失望。

　　与此同时，刑警已经对全市各钟表铺、银楼、旧货店铺进行了布控，安排专人在分局专案组办公室守着电话机静候歹徒销赃的消息，但直到目前为止还未接到过一个电话，这说明歹徒并无立刻将赃物出手的意向。

　　昨天下午，“时宅抢劫案”专案组刑警根据“3·14”案件专案组周、葛二位侦查员提供的镇江当日早晨发生同类抢劫案的情况，跟镇江市公安局袁宅抢劫案的专案组刑警通了长途电话，镇江同行的侦查路数跟秦淮刑警如出一辙，可是也未能获取有价值的线索。

　　老钟介绍了上述情况后，两个专案组的人马就联合举行了一个案情分析会。一番七嘴八舌的讨论后，焦点集中在一个事后想来其实很简单但之前却尚未被人考虑到的问题上：那两个歹徒前天在南京时宅作案，昨天则赶往镇江袁宅作案，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是为了获取已经被王一宽指使沙贵处理掉的盒子（十有八九是盒子里的那个密电码本子）。那么，如果说头天他们前往时家作案是因为事先知晓王一宽的住处的话，次日赶到镇江去又是怎么知道王一宽的妻子袁慧丽娘家的住址的呢？昨晚去秦淮分局提审王一宽时，侦查员特地问过他是否向别人透露过其岳丈家的住址，王一宽说他从来不跟外界提起自己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这是特工的规矩。专案组年纪最轻的侦查员小洪甚至还问过他在“军统局”的登记表里是否填写过镇江的地址，但话刚出口小洪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显得太没有水平了——当初王一宽在重庆加入“军统”成为情报特工时，他还没有结婚，根本不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袁姓女子会成为自己的老婆哩！

　　那么，这个情节能否成为查找那两个劫匪的突破口呢？

　　老钟让人拿来卷宗材料，找出了前天对时家三个成年受害者的调查笔录，看劫匪是否询问过房东的去向。正在查阅时，一个刑警回忆起来了，他是负责做时母笔录的。据时母说，那两个强盗临走前，一个家伙取出堵在她嘴里的抹布问她：这里原来住着的王家一家人到哪里去了？时母说她不知道什么王家李家，他们一家刚从上海过来。另一个则问道：那你们是怎么住进来的？时母其实知道这房子是通过房屋中介公司租住的，却只是摇头称不知。对方就不再问下去了，把抹布重新塞到她的嘴里后离开了。

　　众人一听，俱是一怔：糟糕，又没戏了！

　　大家继续议论，说这事确实有点儿奇怪，但对方肯定是通过某个途径获得了袁慧丽娘家的住址后才赶到镇江去再次作案的。刘度一听着议论，同时把摊在桌上的那堆材料一份份拿过来浏览。最后，他的目光停留在一张纸上。这张纸是由受害者时杰亲笔书写的被劫财物登记，刘度一看着看着，忽然开口问道：“歹徒把户口本拿走想干吗？”

　　时杰一家调来南京，是连同户口一起过来的。根据当时的规定，他们抵达南京后就去办理了户口本。现在，这个崭新的户口本让劫匪连同财物一并劫走了。老钟说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曾经分析过，认为劫匪可能是想利用户口本进行销赃——根据规定，向首饰店、钟表铺子、旧货店出售首饰、钟表什么的，都必须持户口本登记所有者的姓名和住址。

　　从老区来的刘度一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老公安，他马上想到了另一个问题：时家初抵南京时是住在旅馆里的，几天后才租借了王一宽的房子。根据公安局的临时规定，租借房子是要凭户口本进行登记的，时家当然必须遵守。他们看中了房子办理手续时，就得拿出户口本，签约付款，然后，中介公司会给房客、房东各一份收据之类的凭证。时家的这张凭证单子此刻在哪里呢？会不会当时顺手夹在户口本里了？如果是这样，那么劫匪事后在翻看户口本时就会发现这张单子，然后从单子上知晓是哪家中介公司介绍的这处住宅。他们只要去中介公司一打听，就能知道房屋出租人袁慧丽的最新住址了。

　　刘度一一说，众人皆以为然。老钟当即指示一个刑警往时杰供职的单位打电话找时杰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时杰的回答证实了刘度一的猜测：确实有收据和租房凭证单子，那张收据已经在报销时交单位财务了，租房凭证则随手夹在了户口本里。

　　行了，啥也别说了，奔中介公司吧！

　　中介公司提供的情况是：前天中午，有一个三十多岁操南京口音长得有几分姿色的女人，拿着时家的户口本和那张租房凭证单前来打听房东的联络方式，说她租借了出租人姓名为袁慧丽的房子，住下来发现电线似乎有点儿问题，想找房东来检修一下。中介公司从资料里找出袁慧婕登记的其堂姐袁慧丽在镇江的住址，抄给了来人。

　　专案组马上决定：盯着这个女人查！

　　两个专案组的人员当即全部出动，分头向中介公司、中介公司门前的小贩展开了第一轮调查。当天没有收获，被调查的绝大多数对象根本没有留意过这么一个女人；有几个说似乎见到过，但没有留下多少印象。

　　于是，第二天继续进行调查。秦淮分局专案组刑警老邢终于从一个小乞丐嘴里获得了一条当时还不知是否可以成为线索的信息：小乞丐看到那个女人是乘坐一辆三轮车到中介公司来的，他上前去乞讨，女人不理睬，踩着高跟鞋走进了中介公司，还是那个三轮车夫给了他半块烧饼。他记得，那个三轮车夫的左侧脸上有一道三寸长的伤疤，看着有点儿吓人，但心地倒是蛮善良的。

　　老邢一汇报，专案组当即决定放下正在进行的所有调查，大家分头前往各区的三轮车、黄包车工会访查那个脸上有着一道伤疤的三轮车夫。下午三点，那个姓吴的三轮车工人终于出现在侦查员程芝清、小洪面前了。他还记得前天拉过那样一个女人到中介公司，说那个女人是在秦淮区陈家牌坊前的那棵银杏树下朝正好蹬着空车经过的他招手的。

　　专案组分析下来，认为那个女人很有可能就住在陈家牌坊一带，于是立刻通过派出所查摸。当天下午五点，一个跟查摸对象相符的名叫朱秀香的女人进入了侦查员的视线。

　　朱秀香，三十二岁，“大兴元川菜馆”老板朱大兴之女，本人无业，其夫系国民党军官，解放前夕逃往台湾。专案组经过研究，决定请派出所出面传唤。

　　朱秀香承认确实拿着时姓户主的户口本前往中介公司查询过房东住址，那是她丈夫以前的一个名叫顾品良的朋友登门请她相帮的，其他情况她也不知道。顾品良在白下区八宝前街经营着一家“顾记棺材铺”。

　　往下，就是连夜去抓顾品良了。这一抓，还真逮着了大鱼，光从其开的棺材铺里搜到的武器就有长短枪三十二支、子弹上千发、美制手雷八箱，以及无线电收发报机和一些黄金、银洋、美钞。此刻，是1950年3月27日零点四十分。

　　顾品良到案后，专案组终于查清了全部案情——

　　顾品良，浙江杭州人氏，是“军统局”首期特训班毕业的特工学员，抗战前期受命前往南京以开棺材铺子为掩护从事情报工作。稍后同样受命在南京开展对日情报工作的王一宽一直不知道，顾品良其实就是他们这条线上的实际负责人，当时他从叶逊先那里获得的大量情报就是通过顾品良掌握的秘密电台发往重庆的。抗战胜利后，由于顾品良的伪装很出色，“军统”命其继续隐藏。跟王一宽不同的是，他没有停止其情报工作，而是继续主持着一个秘密情报站，负责收集中共地下党以及各民主党派的情报。1949年初淮海战役结束后，“保密局”本部一名少将把顾品良召去，向其交代继续潜伏南京进行“地下工作”的使命，负责主持“国防部保密局首都地区情报中心”。顾品良在制订潜伏计划时，想到了曾在他手下做过几年情报工作从来没有出过差错的王一宽，于是就向上峰推荐，并建议给王一个“情报中心主任”之衔，而他自己届时将以“局本部特派员”的名义向王一宽下达指令，实际掌握整个“情报中心”的工作。这样做的用意是：届时一旦发生意外，暴露的将是王一宽这个“主任”，而顾品良这个特派员因为跟王一宽互不见面，所以即使王一宽想供出他来也只能交代说其上家是“台湾局本部的特派员”，这个特派员究竟是潜伏大陆的，还是受派遣来大陆后已经离开了，或者根本没来大陆而仅仅是通过电台下达种种指令，被捕后的王一宽根本说不上来。上峰经过考虑后，同意了顾品良的建议。这样，被蒙在鼓里的王一宽就稀里糊涂地当上了“上校主任”，却是一个空头司令，并无实际权力，情报中心一共有多少名特务、姓甚名谁、是男是女、居住何处等等他一概不知。

　　根据顾品良向“保密局”报上去的计划，在下拨武器装备、活动经费时，也给了王一宽一支左轮手枪和若干弹药，还有那个密电码本。这个密码本属于“情报中心”的密电码备用品，同时还有一套收发报机，由顾品良密藏于另一个被封为“情报中心副主任”的手下那里。顾品良的用意是，万一他这边暴露而被迫逃往另一个地点隐藏，棺材铺子里的地下电台自然被抄了，这样，他就可以启用另一套电台和密码跟台湾“保密局”总部联系，请求撤往台北。

　　南京解放后，顾品良继续以棺材店老板的名义做他的正常生意，由于没有接到“保密局”开始活动的指令，所以他按兵不动，也没有跟包括王一宽在内的手下特务进行联络。因此，他根本不知道王一宽在当年12月出事了。直到半个月前，顾品良接到台湾上峰的一封密写函件，命其开通电台。他在接受指令后发现了一个问题，不得不跟王一宽联系了。这个问题是：进行例行电波信号沟通后，台湾方面竟然把两份密电码的启用顺序搞反了，发来的电文必须使用王一宽手头的那份密码本才能译出。这样，顾品良就没戏唱了。他不敢贸然使用自己手头的那本密电码，因为这样做很可能会引起台湾方面的怀疑，误认为他这个地下组织已经被共产党破获了，出于安全考虑，那边很有可能会切断联络，再也不跟他联系了，然后，也许会指令其他潜伏特工甚至派遣特务潜入大陆对他这个“叛徒”执行密裁。

　　不得已，顾品良只好派人前去找王一宽。派去的那个手下比较谨慎，没贸然闯上门去，而是化装成小贩跟王一宽的邻居闲聊，得知王一宽因强奸邻家女孩折进局子已有两个多月了。顾品良暗吃一惊，不过倒也没有担心，因为他相信以王一宽的特务资历，是不会主动向公安局交代强奸以外的其他罪行的。但是，密电码的问题总要得到解决。顾品良寻思王一宽进去了，他的家属应该还住着原来的房子，而王一宽是因强奸罪被捕的，公安局不可能去他家搜查，所以密码本应该还好好地在他家里藏着。于是，顾品良就指派两个手下伪装强盗登门作案，使命是搜出那个盒子，当然，出于掩饰这一目的，还是要像真的强盗那样把值钱东西全都掠走的。

　　顾品良手下两个名叫张兴川、闵顺的特务受命行事，不料却扑了个空。回来向顾品良复命，顾品良马上想到以王一宽所犯的案由，他的老婆在原处一时是无法待下去的，这个脸丢不起，肯定搬到其他地方去了。那个盒子，既然家里没有，那肯定是王一宽的老婆搬家时一并拿到新家去了。那就干脆让张、闵两人到新家跑一趟吧。新家的地址如何获知呢？顾品良是资深情报特工，把赃物检查了一下，就发现了户口本里夹着的那份中介公司的单子，于是马上就有了主意。

　　这回，顾品良动用了朱秀香。朱秀香并非顾品良的手下，她也不是特务。但她那逃往台湾的丈夫是顾品良的好友，两人还曾对天八拜义结金兰，朱夫称顾品良为大哥。朱夫随军逃离南京时，把朱秀香托付给了顾品良，顾对朱秀香比较关心。现在，顾品良认为让一个女人冒充租下王一宽房子的房客前往中介公司套取王一宽家属的联系地址比较容易，而且不大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可是，顾品良手下的十七名潜伏特务全是清一色的男性，没有女特务，这样，他就想到了朱秀香。顾品良去找了朱秀香，当然没说真实用意，编了个理由请朱秀香去跑一趟。朱秀香是个喜欢社交也擅长社交的女人，自是一口答应，很快就完成了委托。但顾品良没有料到，他已经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朱秀香此行留下了痕迹！

　　专案组根据顾品良交代的手下那十七名特务的地址、姓名，当即出动。三小时后，那十七名特务全部归案。

　　该案于1950年8月审毕，这伙特务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分别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及有期徒刑。

【评论】

台湾方面竟然把两份密电码的启用顺序搞反了，发来的电文必须使用王一宽手头的那份密码本才能译出

不是国军太无能，是在是狗血啊~~

保密局本部的密电码主管，应该切JJ谢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