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74：龙潭疑案

【尘封档案】系列之174：龙潭疑案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21年第5期

刊发日期：2021年5月11日 星期二

文：易明佳、青于公

1951年初夏，皖北行署（其时安徽省分为皖南、皖北两个省级行署，至1952年8月方才合并组建新中国安徽省）下辖之合肥市发生一起旅馆住宿旅客外出夜归时意外溺亡事故。警方在做例行治安处置时，发现死者疑似已被皖南行署公安局通缉半年的一名惯匪，循踪调查，竟有意外发现……

一、龙潭惊现浮尸

1951年6月11日，合肥市西门街“碧水驿馆”入住了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男性旅客，持盖有皖南行署区芜湖市“五福粮行”店章的铅印抬头便笺前往办理登记入住手续。旅馆按照其要求，给他安排了一个位于后院的单间。

“碧水驿馆”的老板姓章，土生土长的合肥本地人。他本姓端木，名翊斐，出身平民，早年读过一些书，成人后以执教私塾及做账房先生为生。二十四岁那年入赘章姓人家，按照习俗改为章姓。章家经营旅馆业，规模中等，生意做得不温不火。十年后，1937年春，岳丈病逝，章翊斐接手旅馆，把原先的“瑞福客栈”易名为“碧水驿馆”，并斥资重新装修，门面来了个脱胎换骨。

章翊斐此举是了结了一个由来已久的心愿，他曾多次向老丈人进言应该把后院装修一番，围墙改为踞水雕栏，以供旅客临水而坐，饮茶闲谈，增添兴致。但老丈人却似一块顽石，对此充耳不闻，闷声不响。现在老人家西行了，旅馆执掌权转移到了章翊斐手里，他自然要做此番操作，以了却多年的心愿。

旅馆后院外有个水泊，面积大约一亩有余，呈不规则形状，水却有两三米深，被当地人唤作“龙潭”。章老板的这个改造主意，从造景角度来说，委实不错。造景后重新开张的旅馆，生意确实犹如芝麻开花，还真节节升高。一些旅客入住后由于种种原因会晚归，有的甚至会晚到午夜过后乃至拂晓时分方才返店。如此，就苦了轮到夜间值班的店员伙计。原本是可以在九十点钟后躺下一觉睡到晨曦初露的，现在就没法儿睡个囫囵觉了。夜间值班属于义务加班，既无额外补贴也没调体，晚上睡不好就会影响到次日白天的工作。章老板寻思要不增添人手吧，可是默算下来，舍不得增添成本。于是，遂作退而求次之想。也亏他想得出，竟产生了一个在后院外的水泊上架设一座便桥的主意。

说是桥，其实很简单。也就是去竹行买些毛竹，粗的做桥墩横梁，细些的并排铺设算是桥面。用了两天工夫，一座长二十多米宽约两尺的便桥就架起来了。由于旅馆两侧都是邻家的围墙，不做通行之想，所以后院是没有门的。现在有了桥，就对着桥头增设了一扇后门。门上装了司必灵锁，请街头锁匠增配了十几把钥匙。旅客出门时如要在晚上十点后方能返回的，可从柜上拿一把钥匙——当然是要付押金的，夜出返回时绕一个圈，从后院外水泊的竹桥上过来，自己打开后门入内即可。

1951年6月13日，不幸的事发生了。

这个倒霉的旅客，6月11日入住登记时向“碧水驿馆”出示的证明表明他名叫谢国运，系芜湖市“五福粮行”的店员，前来合肥办理粮行业务事宜。入住当天，谢国运放下行李就出门办事去了，离开时没向柜上取后门钥匙。天色未黑他就回来了，晚餐是让旅馆伙计从附近“望月饭庄”叫的外卖。次日，他上午没出门，下午出门时向柜上取了钥匙。没有人知道他当晚是几点返回旅馆的，反正第三天上午他在房间睡觉，直到午后才起来，午餐是让伙计向旅馆对面的面馆叫了一碗盖浇面。下午有两个男子来访，他是在后院面对龙潭的临水平台接待人家的，三人喝茶聊天。后来伙计去打扫平台时，发现他们抽了二三十支香烟。晚餐是去外面吃的，三人是一起离开旅馆的，临出门时谢国运向柜上取了钥匙。这一出去，他再也没能返回“碧水驿馆”。

谢国运的尸体，是在次日即6月14日午后被几个在龙潭畔捕虾的少年发现的。当合肥市公安局西门派出所（本案发生前后一段时间，合肥市取消区和街道行政区划，全市改由五个警政合一的派出所统一管理）接到群众报告称西门街龙潭发现浮尸时，并未当作一柱案子来看。

这时，“碧水驿馆”的老板章翊斐早已闻讯赶至。他倒还有些保护现场的意识，在断定死者就是住店旅客谢国运后，当即叫来两名伙计拦守竹桥，不准围观群众踏上桥面半步。警员张楚一和警训班实习生小丁两人抵达现场后，从发现浮尸的位置初步判定死者是从竹桥上掉落水里的（龙潭是一个与外界无活水相通的水泊，所以水基本是静止不动的)，于是重点查看了竹桥的桥面，发现确实留有与死者所穿皮鞋（一只已经在落水后挣扎时脱落沉入水底）底部花纹、尺码相符的踉跄痕迹。张楚一是留用旧刑警，抗战前的国民党警校肄业生，曾专门学习过刑侦鉴识，结业后又在日伪和国民党旧政权警察局从事多年刑侦，所以对桥面上的痕迹做出鉴定见解，认为谢国运是在外喝酒后返回旅馆经过竹桥时，因步履不稳竹桥摇晃而失足落水。这一见解稍后得到了市局侦查科技术警员的认同。

至此，谢国运的落水死亡基本已是与刑案无关的一起意外事故了。接下来，张楚一和小丁两个进入“碧水驿馆”对死者遗留下来的物品进行检查。以当时警方通常的处置方式，无非就是粗略检查一下所有物品，由旅馆老板或者账房先生逐一予以一式两份登记，警员确认无误后签字，然后带走一份，另一份由旅馆方留存、通知家属前来领尸时作为交还遗物的凭证。让张楚一和小丁意外的是，他们在检查死者物品时，竟从谢国运生前所携带的那口上锁小皮箱的箱盖暗袋里，发现有一封只写了一个开头的检举信函！

这封只有一个开头的检举信函是写在一张普通白纸上的，其文字如下：“皖北行署公安局暨合肥市公安局领导：敝人兹因检举长期隐藏于合肥之惯匪‘日无影’黄世斌事由特奉函……”“函”字之后就断了，省略号是作者为行文方便添加上去的。

这封只写了开头的检举信函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这是因为谢国运检举的乃是皖地一度令人闻之色变的惯匪“日无影”黄世斌之故。

黄世斌，湖北省麻城人氏，出生于一个前清败落低级武官的家庭。早年随父习练祖传武术，父亲去世后与其兄黄世升一起经营武馆。大约二十年前，黄氏兄弟受其一土匪弟子的牵连，湖北省警察厅派出警员会同麻城当地警局、保安团夜袭武馆缉拿。他们事先得到警局内部消息，赶在警方行动前夤夜滑脚，杀死三名警方监视武馆的暗桩。此后，鄂皖豫三省交界地区原本就多如牛毛的匪伙中又增加了一股“后起之秀”。这股以黄氏兄弟为首的匪伙人数不算多，最盛时也不过四五十人，为害却大，不但劫财劫色，还要人性命。匪首黄世升、黄世斌兄弟凶残毒辣，嗜血成性，被坊间议论指为“杀人如麻”。曾有一位外地说书先生途经当地，闻听“二黄”之罪恶创作了一个作品在茶馆演出。“二黄”得知后不怒反喜，说这是为他们扬名立万，哪天若是遇见这位先生，还要当面表示感谢呢。黄世升的“夜无声”诨号，就是这位说书先生赐予的。不是说他武功高到什么程度，夜间潜入村寨作案时轻悄到连狗也难以察觉，而是指人们对这主儿害怕到只要他进村，家里就不敢发出一丁点儿声音。老大有诨名，自然也不能把老二忽略掉，那黄世斌也得了个绰号，曰“日无影”——指的是大白天人们闻报这恶魔要进村庄时，即刻逃之夭夭，全村连个人影儿都没有！

“二黄”兄弟匪伙自三十年代前期组建后，长期盘踞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处的隘门关，他们作恶多端，血债累累。抗战中期，匪伙内部发生内讧，导致匪伙解散，“二黄”下落不明。1950年12月，有被皖南行署公安局抓获的两个土匪，在交代中言及“二黄”尚在人世，而且藏身皖地（此“皖”泛指皖北皖南两个行署区），其中一个被捕者声称曾在蚌埠亲眼见“日无影”在酒楼喝酒，另一匪徒则称曾听朋友聊起过“夜无声”在合肥地区现身。

蚌埠、合肥两市当时都属于皖北行署管辖，于是，皖南行署公安局就向皖北行署公安局发出了通报上述内容的公函。皖北行署公安局收到该公函后，随即转发合肥、蚌埠两市公安局，并向皖北行署区下辖之五个专区四十七县以及淮南矿区办事处诸公安机关发出了相关提示通知。

合肥市公安局收到皖北行署公安局转发的皖南方面的通报后，即向下辖五个派出所做了传达，各派出所要求全体警员在日常办案时注意留意有关惯匪“二黄”的线索。这是半年前的事，大伙儿确实都留意了，但没有获得任何信息。时间一长，差不多也就快要丢至脑后了。不料在这天，相关信息竟然让刑警张楚一和实习警员小丁给撞个正着！

张楚一即刻把该信息向西门派出所汇报，派出所便上报合肥市公安局。当时，皖北行署公安局局长陈元良正好在市局检查工作，闻讯后认为这可能是一条查缉惯匪“二黄”的重要线索，要求合肥市公安局立即对此进行调查。于是，市局侦查科即派员会同西门派出所警员前往“碧水驿馆”现场进行勘查，并通知法医对溺水死亡者谢国运进行解剖检验，以确定死因。

法医解剖检验的结论是：未发现死者生前遭受诸种方式伤害的迹象，属于落水溺亡，可以排除他杀。另该死者生前曾喝过高度烈酒，落水溺亡时间距其结束餐饮大约三个小时；根据尸变迹象判断当时大约在6月13日夜间十一时至次日凌晨二时之间。

调查人员在提取谢国运办理入住手续时所留下的笔迹、生前所入住的旅馆单间中的相关痕迹后，对那份被其藏于小皮箱箱盖暗袋里的刚写了个开头的检举信函的认定是：检举信函确实出自其本人之手，从字迹判断，书写时他并未受到现场环境综合因素的影响，是在姿势稳定气息平和的状态下进行的。

谢国运入住旅馆后，曾向柜上提出一个要求：如果有客来访，务须先烦请伙计通报一声，在其表示同意之后方才允许来客入内。对于当时的旅馆业来说，这种要求并不出格，所以自是满足。6月13日下午，那两个来客前往拜访时，确实被前台要求暂留，说应旅客之嘱，其时他可能在午休，故宜先由店方去知会为妥。当时前往后院知会的是旅馆伙计老汪，他告诉警员说其时房门紧闭，叩门后，那位谢先生倒是立刻应声了，不过没开门，只是把窗子开了一条缝跟他说话。听说有客来访，谢先生说请柜上过三分钟放行，但没说原因。此刻警员眼前的这份用旅馆提供的玻璃笔尖蘸水笔书写的那两行文字，最后数字的笔迹有细微的变形痕迹，这种变形通常只有在因为急于要让墨水干涸而用嘴吹干的情况下才会形成。因此，调查人员判断谢国运因为有客突然来访，而被迫中断书写检举信函，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在写这封检举信函，所以立刻中止，急急吹干墨迹后随即收藏进皮箱暗袋内。

调查人员根据以上情况，对谢国运的溺亡作出了认定，认为从表象来看，谢氏之死很像是一种酒后途经竹桥时的意外失足落水导致的事故，但是，由于有了那封未完成的检举惯匪“日无影”黄世斌下落的信函，这起事故就在无形中给披上了一层诡谲，容易使人感到此事似有“过于巧合”之嫌。有人提出不能排除有他人搀扶已醉得难以单独过桥的谢氏行至落水点位置后，松手让其自行跌落的可能，要做到这一点，操作起来并不难。另外，刑警张楚一直接提出另一种从理论上来说完全是有可能存在的设想：如果皖南行署公安局半年前行文知会合肥警方惯匪“二黄”的情况属实，“二黄”果真藏匿在本城，那么谢国运来合肥准备检举黄犯之举可能已被黄世斌所察觉，黄犯为继续安全藏匿下去，于是就决定对谢国运予以灭口。至于灭口的作案手法，因为有“碧水驿馆”竹桥的存在，只要设计把谢国运灌醉，大概率就能导致他在过竹桥时摔落龙潭了。被害人有可能就是遭遇了这种套路。

6月15日，临时调查组把上述不同的观点形成书面文字后，上报合肥市公安局。市局几位领导还没对这份《调查报告》完成传阅时，西门派出所又送来了一份电报。这份来自芜湖的电报，使合肥警方作出了对谢国运之死立案侦查的决定。

临时调查组在开展调查时，西门派出所方面并未闲着，该所向芜湖市公安局发了一份电报，要求通知死者谢国运的家属迅即赴合肥辨认尸体，以便进行善后工作。这份电报是6月14日下午发出的，次日，6月15日中午，西门派出所收到了芜湖市公安局的回电，其内容出乎意料，竟是说芜湖市“五福粮行”早在1949年4月上旬芜湖解放前夕就已关闭，店主已经举家返回东北老家。据向米粮同业公会询查，原“五福粮行”的店员、股东中均无谢国运其人。

西门派出所据此认为入住“碧水驿馆”的谢国运可疑，而这么一个可疑对象竟然跑到合肥来检举惯匪黄世斌，然后，这人却又“失足落水，一命呜呼”，那就必须引起注意了。因此，西门派出所就把这份电报交往市局了。

6月15日晚，合肥市公安局作出决定，组建专案组，对谢国运之真实身份、死亡性质及原因和惯匪“二黄”是否藏匿于本市进行侦查。

二、访查涉嫌对象

专案组由市局与西门派出所刑警叶超然、冯继竹、金亚中、郭丰福、张楚一及两名警训班实习生小丁、刘敏瑛（女）组成，由新四军锄奸干部出身的叶超然担任组长。

当天晚上，专案组即举行了由叶超然主持的首次案情分析会。大伙儿听之前对该案进行调查的临时调查组组长、现在的专案组副组长冯继竹及第一时间接触该案的刑警张楚一介绍了一应情况后，随即纷纷发言分析案情，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首先，谢国运入住旅馆时所持的芜湖“五福粮行”的介绍信已被证实是过期的废品，其假冒该粮行店员身份的泡沫也已经被戳破。他那封只写了一个开头的检举惯匪黄世斌的信函似乎成了一个不解之谜，其谜底不仅是黄犯究竟藏匿于合肥何处，还有其本身为何要从外埠赶到合肥入住旅馆后方才书写检举信。如果说谢国运并非来自外埠，而原本就是居住在合肥本城的市民，那么，为什么不在自己住所写检举信，而偏偏要使用假身份入住旅馆后再写呢？

其次，从谢国运入住旅馆后并未立刻写检举信，而是外出（应是会访亲友）以及在旅馆接待访客之举来看，他入住旅馆似乎又并不专门为书写检举信，而似是另有其他事情。其他事是什么？是否跟他检举黄世斌有关？

最后，谢国运外出会访以及在旅馆接待的两个访客是何许人？跟他又是什么关系？

众刑警认为，调查本案的第一要素就是必须查明谢国运的真实身份，而以上三个问题如果得以查明厘清，那就基本可以掌握谢国运的身份情况了。反复讨论下来，大伙儿一致赞同把查明谢国运此生最后一顿晚餐的地点以及同席人（如果存在的话）作为最佳调查切入点。

6月16日，专案组刑警全体出动，开始访查有可能是谢国运最后一顿晚餐的就餐饭馆。法医解剖检验时，对死者胃肠内尚未消化掉的食物残渣的鉴定是：其进食的食物中有较多牛肉羊肉，还有花生米等，因此怀疑谢国运是在某家清真饭馆用的餐。当时的合肥市区，清真饭馆只有五家，刑警花了半天时间，就已全部跑遍。可奇怪的是，这五家清真饭馆都称并无貌似谢国运的食客光顾过。

一干刑警正七嘴八舌商量应该如何访查时，运气来了！

位于尚武街上的“仁心斋”之前接受刑警登门调查时，一干跑堂打杂的伙计都说没有接待过类似谢国运外形、衣着的食客。账房先生跟食客是不见面的，只管收银，所以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当时，王姓老板不在店里。刑警寻思这样像模像样有点儿范儿的一家饭馆，上菜都是跑堂伙计的话，跟老板肯定没有关系。现在每个伙计都说没有谢国运那样一个食客的印象，那显然谢国运的最后一顿晚餐肯定不是在这家吃的，所以就告辞而去。没想到，这个看似没错的思维，竟有一点儿遗漏。这一点，正好是跟谢国运有关的。晚市开始前，去郊区办事的王老板回来了。老板外出时代理负责店务的账房先生交割午市营业款时，顺便说了说有警察来店了解13日晚市是否有怎生模样的一个男子前来用餐的情况。王老板一听，顿时一个激灵，然后就往外走。去哪里？上车站区派出所反映情况。派出所接待警员听说他是来谈跟谢国运有关情况的，按照规定已经进入专案调查的案子其他警务单位是不能接谈的，遂先将其稳住，然后电告市局。市局遂通知专案组。专案组接到电话后，正副组长叶超然、冯继竹亲自出马，前往车站区派出所跟王老板见面。

原来，谢国运的最后一顿晚餐正是去“仁心斋”吃的。一起去的另有两个男子，其中一位是王老板的妹夫穆老五。这穆老五是帮会人士，以经营棺材铺为业。一度在合肥东部一带做出过若干市面，因为抗战时期合肥被日寇占领后组建汉奸伪政权时，被日寇点名占了一个官位，类似顾问，是个虚衔，不领薪饷，发给津贴。穆老五一向交际广泛，江湖上三教九流黑白两道都有他的朋友。当时新四军敌工部经常派员化装潜入合肥开展秘密活动，穆老五跟他们也有接触，相帮做过一些活儿，有时有偿，有时尽义务。后来被日伪情报人员发现这人有问题，以“体面的文明方式”将其请去宪兵队赴宴。这种情况下，自然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人家让他交出跟新四军方面的联络方式。穆老五哪肯承认，当下矢口否认，还一迭声叫起撞天冤来。接下来就既不体面也不文明了，日本宪兵对他施展了数种毒刑。要说这穆老五也是一条汉子，竟然硬是紧咬牙关挨了过来。这时，他的帮会和各路江湖朋友发挥了作用，纷纷以各种方式进行营救，据说还有土匪绑架了已落入日本人之手的淮南煤矿的一名日本籍高管作为营救穆老五的筹码。稍后，穆老五获释，但一条腿已瘸。此后，穆老五声称退出江湖，专心经商，不再过问其他事务。解放后，可能由于穆老五抗战时跟新四军情报人员的交往原因，新政权并未找过他。他还是做“穆记棺材店”的老板。

那么，穆老五这次怎么跟披着一层神秘色彩的谢国运接触了呢？这个问题，王老板回答不上来。他只向专案组反映，这个妹夫6月13日傍晚带着两个朋友（他是向王老板这么介绍的）从后门进了“仁心斋”。这家清真饭馆有前后门，但后门是不对外开放的，仅供饭馆内部员工使用，为的是进货和处理厨余垃圾的方便。但是，穆老五是王老板的妹夫，所以从旁边小巷子绕进来途经王老板那间设在楼梯间的老板室时叩了下面朝巷子的窗子，打声招呼，王老板就立马亲自去后院给他开门了。开门后，方才发现妹夫带来了两个朋友，说吃个便饭，不必去前面包间，就在后院葡萄架下放副座头即可。王老板自是点头，这天生意很好，一干伙计个个忙得犹如陀螺。所以王老板也不去前面叫人进来伺候了，就让妹夫自己搬桌拿凳子。所点的酒菜，也是厨师直接给送过来的（厨房在后院，贪个近便）。

这顿饭，是穆老五请客。他以前是“仁心斋”的常客，瘸了一条腿后，有时会来饭馆坐坐，但不再用餐，只是到老板室喝杯茶抽支烟，跟王老板聊聊天。所以，这次他说请客，王老板就免单了。穆老五按照客人的意思，只点了几个冷菜，其中有两大盘牛肉、羊肉，一瓶一斤装白酒，主食是牛肉馅儿的饺子。这顿晚餐他们大约吃了一个半小时，席间三人聊了些什么，王老板并不知晓，因为他去忙店里其他事务了。

叶超然、冯继竹对王老板所做的这番陈述中的两点产生了兴趣：一是三人只点了一瓶一斤装白酒，二是他们餐毕离开时大约是晚上七点半。

于是，他们向王老板追问细节：穆老五和两位客人是否都喝了酒？还是只是其中的某一位喝了酒？王老板答称：“三人都喝了酒，我那妹夫有酒量，喝得可能多些。他们用餐时，我曾抽空儿去葡萄架下跟他们唠了几句，敬了一杯酒，你们打听的那位客人只喝了半杯。他们离开时，我在楼梯间里过目被税务局退回的上月营业额报表，琢磨该如何修改，穆老五过来给我打招呼说告辞前，我记得墙上的挂钟敲了一下，那是半点报时。”

叶超然、冯继竹两人迅速对视了一眼，不约而同产生了疑问：法医解剖后曾说过谢国运的死亡时间大约是在6月13日晚十一时至次日凌晨二时，但现在看来谢国运七点半就已经离开了“仁心斋”，这跟法医的鉴定结论差了些时间，看来，谢在离开这家清真饭馆后，又去另一处地方吃了一顿有酒有菜的席，而且，菜肴中也有牛肉羊肉。另外，他在“仁心斋”用餐时酒喝得不多，不可能到午夜前后过竹桥时步履踉跄失足落水。那份强烈的醉意应该来自他当天晚上的第二顿酒，那才是他“最后的晚餐”。

那天晚上，谢国运离开“仁心斋”后，又去了哪里？又跟何许人一起喝了酒？是否仍是穆老五？或者是一起去“仁心斋”的另一个男子？这中间的疑问，看来应该去问穆老五。

黄昏时分，专案组刑警冯继竹、郭丰福、张楚一前往“穆记棺材店”。这是一个前店堂中工场后住宅格局的所在，按照行规，棺材店都是“晚开门早打烊”，所以这时已是店门紧闭。穆老五毕竟是个见过世面的角色，考虑到有人敲门后面住宅里听不见，所以装了电铃。刑警按了电铃几下后，稍等片刻，里面便有人应门了。刑警听那声音符合“仁心斋”王老板所说的公鸭韵味，便估计是穆老五本人。穆老五开门见是三个身穿便衣的男子，显然感到意外，一个愣怔后把来人让入店堂。棺材店接待外人通常不让座不倒茶也不奉烟，都是站在那里说事的——取“待的时间越短越好”之意。所以，三刑警就都站着说话，说是有些事情要问他。事后想来，这穆老五委实厉害，他听后，脸上原本挂着的戒备顿时烟消云散，立马一副如释重负的轻松状，露出非常自然的笑容，冲刑警做出点头哈腰的职业姿势，指指内宅方向压低了声音说：“不宜让内人察知，是否我跟您三位去外面找个地方坐着细说？要不，去局子也可以。”

刑警对这个建议持接受态度，冯继竹点头同意。穆老五指指身上穿的那件已经洗得发白的布褂子，说烦请三位稍待，他去换身衣服。三刑警去“穆记棺材店”是找穆老五询问情况，并非执行拘捕，所以面对着当事人这种良好的配合态度，没有理由对其产生怀疑和戒心，当下自是无异议，穆老五道声“抱歉”后转身去了后面。

这一去，竟是不返！穆老五已从后门不辞而别了。

通常说来，此举显然表明穆老五心里有鬼，看来这主儿跟谢国运案件有关。于是，冯继竹当即决定把“穆记棺材店”里的一干伙计以及穆老五的家属全部带往派出所。这一番折腾，一直忙到午夜前方才结束。据穆老五的老婆梁友珍说，老五跟“小丫”有一腿，他还动过想娶过来为小老婆的心思，由于梁友珍坚决反对，甚至以死抗争，这才被迫放弃。但是，穆老五还是暗地与其来往。至于“小丫”是什么角色，梁氏就不清楚了，她没见过该女子，甚至连住在本城的哪个旮旯都没听说过。

刑警又向伙计打听，说法倒是一致，听说过穆老板确实在外面养着一个女人，但那是从穆梁两口子吵架中知晓的，其他情况就不清楚了。刑警正犯愁时，伙计中年岁最长的老周想起了一个人——穆老五的结拜兄弟嵇松龄，说这人与穆老五结交甚密，两人喝酒时无话不谈，可能知晓“小丫”的情况。

6月17日，三刑警去找嵇松龄了解情况。这主儿是做皮革生意的，据说对于鉴别各类皮革颇有眼力，系行业翘楚。解放前他就已是同业公会理事，解放后仍受到重视，当时军方在合肥有一家生产皮革军用品的工厂，批进皮革原料吃不准质量时都是请他去做鉴定。嵇松龄没有政治问题，也未加入过任何党派，但因为解放前跟帮会人土多有交往，所以解放后在政治上被人视为“不待见”，甚至还曾被公安数次传讯。此刻刑警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就下意识地以为又要去局子“唠唠”了。当时他正在鉴定一批准备收购的牛皮，见来人出示证件后，便说烦请稍等，容他洗洗手换身衣服。刑警说用不着，只是问个事儿。

嵇松龄听刑警说明来意后，缓缓点头，说：“穆老五确实跟我拜过把子，不过解放后已经不来往了。倒也不是互相生分了，而是政治形势原因，双方都不想沾惹，免得遭人疑心，也没有明说过，反正就不再见面了。”

“哦，是这样！那么，嵇先生是否听说过穆老五跟‘小丫’有交往？”

“这个，是有的。老五一度还想娶那女子做小老婆呢，闹得原配投河上吊，差点儿真‘走’了，还是我去劝说后方才让他打消了念头的。”

“那么，现在两人是否还在来往？”

“这个，不可能吧？因为据我所知，那个‘小丫’已经嫁人了，丈夫是轮船公司的机修匠，据说手艺不错。”

刑警认为，“小丫”已经嫁人了并不等于穆老五就绝对不会再与其来往了，况且，这主儿处在突发情况下慌乱潜逃的状态，有可能会去找“小丫”。于是，刑警就向嵇松龄问明“小丫”的住址后前往调查。

三刑警先去了“小丫”住所地的管辖警务单位大东门派出所，了解到以下情况——

‘小丫’姓宋，名小雅，出身于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其父系前清秀才，后做了私塾先生，五十多岁时被一所私立小学聘为校长，三年后病逝。当时宋小雅三十四岁，系一守了十多年寡的单身女子。宋小雅自幼丧母，跟着小姨过日子，所以跟老爸不亲。她十七岁时不顾宋老秀才的强烈反对，从中学初二年级辍学，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十八岁的国民党军官储某。婚后两年多，储某所在部队奉命前往江西参加对中共武装力量的“围剿”，在一次战斗中被击毙。之后，宋小雅就开始过单身日子。这女子姿色不错，年纪轻轻守寡自是惹人注目，一时间专职和业余的媒人络绎不绝，但都被她拒绝了。

接着就要说到棺材店的老板穆老五了。穆老五当年跟一个中医姜老爷子走得比较近，因为早先穆老五的老娘染病难治，由于姜郎中的精心治疗，才得以多活了一年两个月。穆老五为此很感激姜郎中，那段时间年迈的姜郎中自己也染上了不治之症，卧床不起，已是日暮西山气息奄奄。穆老五闻讯便隔三岔五前往探视，送钱送药。一日夜间前往，正端坐病榻前跟老爷子说话时，外面传来一帮纨绔子弟骚扰宋小雅的聒噪声，弄得老爷子唉声叹气皱眉不已。穆老五一看便知显然是因那股噪声而起，便问这是什么人在闹腾。旁边的姜宅家眷说了缘由，还告诉穆老五这种情况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只不过他前几次过来时没碰上。穆老五当下便说那今天他倒是要管一管了。他被日伪委任了一个类似顾问性质的虚衔，其实在“皇军”眼里根本连个傀儡都算不上，但对于汉奸伪政权衙门里的那些基层小吏来说，却是有着一定震慑作用的。他当下便写了一张纸条，掏出自己的名片夹，让姜家的用人送往日伪警察署。一会儿，外面那原本要维持到八九点钟的聒噪声就平息了，此后，再也没出现过。

再往下，该说到之后宋小雅跟穆老五有一腿的起因了。这个，派出所方面就不清楚了。正好有一个居委会大妈来派出所办事，她是宋小雅的街坊，刑警便向她打听。这位大妈说好像是宋小雅事后听一个旧警察家属说起那帮骚扰者突然消失的原因，心里便对穆老五产生了感激之意。也就不过一个多星期吧，穆老五出事被日本宪兵队抓了进去。宋小雅听了很是着急，到处打听怎样可以把穆先生救出来，还想去宪兵队探监，但被邻居劝住了。因为她若果真前往，只怕自己也回不来了。过了一阵儿，宋小雅听说穆老五被放出来了，因为受了刑伤，住在医院里，就马上去探望。宋小雅就是这样跟穆老五认识的，然后两人就有了那种来往。当时还是旧社会，这种男女交往算不上什么，娶小老婆官府也不会禁止。所以，街坊对穆老五去宋小雅住所与其幽会都是习以为常，没有人把这当作一回事儿。1949年1月下旬，合肥解放，穆老五和宋小雅可能碍于形势，就不再来往了。至于是男方还是女方提出中断来往的，外人就不清楚了。不久，宋小雅经一个亲戚的介绍，嫁给了轮船公司的一个机修匠。男方比宋小雅小七岁，未婚，孤儿出身，是个贫穷人，没有房子，婚前常年住在船上，婚后才住到宋小雅这边来。

至于昨天穆老五是否去找过宋小雅，这位居委会大妈就不清楚了。三刑警交换了意见，决定前往宋小雅家直接问她。

宋小雅独自一人在家，面对着三位有着特殊身份的不速之客，她似乎倒也并不吃惊，且不慌不忙地告诉刑警，她跟穆先生以前确实有交往，解放后是穆先生提出中断这种关系的。然后，她就嫁给了机修匠伍金祥。结婚时，她邀请了穆先生，但他没来，只是让一个朋友送来了一份礼金。之后一直到现在，两人再也没见过面。

三刑警对宋小雅上述说法的真实性疑信参半。返回驻地后专案组刑警一起分析，冯继竹对宋小雅的那份镇定以及回答内容的清晰条理感到不可思议。张楚一提出：宋小雅的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他的房产是怎么处置的？会不会宋小雅把慌慌张张逃去向她求援的穆老五藏到其亡父遗居了？

一干刑警立刻进行调查，很快就查明已故宋秀才的遗居位于洗马桥，其去世后由宋小雅长期出租。一个多月前原房客刚迁走，一时无人租借，空着。专案组当即全体出动前往，把躲藏在那里的棺材店老板逮个正着！

三、穆老五的交代

穆老五被捕后，刑警随即提审。一番旁敲侧击下来，发现这家伙竟然还不知道之前与他一起在“仁心斋”用晚餐的谢国运已经殒命。刑警跟他“聊”及谢国运时，他随口说出了一个使专案组意想不到的情况——谢国运其人，竟然就是正被皖南公安机关通缉的惯匪“夜无声”黄世升！

前面说过，穆老五当年也算得上一个道上小有名气的角色，尽管他不是帮会中人，但在合肥帮会中不但说得上话，有时对于那几个帮会大佬做出呼风唤雨决策时，竟有能力使人家做出适当改变。而且，他还善于跟江湖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交际，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因此，不但本地黑道人物跟他多有交际，外埠的江洋大盗绿林枭雄来合肥也会请穆老五喝酒看戏，以前活跃在鄂豫皖交界处的惯匪黄世升、黄世斌也是如此。不过，穆老五认为黄氏兄弟杀心太重，断定他们不得善终，所以，有意识跟这对恶魔兄弟保持距离。他跟黄世升见过面，喝过酒，看过戏，逛过窑子，但从未与黄世斌见过面，不是他不想跟人家见面，而是黄世斌的性格跟其老兄不同，属于阴狠毒辣一类，据说凡事只对自己负责，别的人哪怕是自己父母老婆子女都不在他心目之中，且对别人疑心极重，轻易不会抛头露面。用解放后对这类家伙的评价来说，就是“隐藏得很深”。黄世升跟穆老五混得熟了，有时遇到为难事儿，会向老五开口求助，诸如临时凑些钱钞，手下弟兄受了伤患了病当地无法医治潜入合肥来治疗要求请郎中找住处，藏匿赃物，介绍销赃，等等。穆老五讲义气，对方开口，他只要能够办到的，都是一口应允。当然，黄世升是黑道专业户，知晓江湖规矩，每次都不会让穆老五白干，因此两人处得还不错。

这种不错的关系到后来发生了变化：那次，黄氏兄弟主掌的那帮匪伙跟一支行军路过的国民党部队遭遇，国军倒是没打算对付匪伙，因为该部队只是路过。而黄氏匪伙却以为人家对他们“久闻其名，如雷贯耳”，从而心存畏惧。因为眼馋这些丘八的武器装备，于是就决定组织一次伏击。鉴于是“敌众我寡”的态势，故布置搞个突袭即可，关键是要把人家的武器装备劫到手。伏击战开始后，起初情势还不错，国军猝不及防，被土匪打得抱头鼠窜。匪伙于是按照事先所策划的，不予恋战，获取战利品要紧。战利品是获取了，可是还没运回老窝，就被反应过来的国军追上。这回，轮到土匪抱头鼠窜了。如果不是仗着地形熟、擅行山路，黄氏匪伙全军覆没也是有可能的。部分匪徒脱险后，黄氏兄弟清点下来，全班人马五十三个只剩下三十二个，其中四个还是重伤员。

当地跟匪伙有联系的中医对付不了重伤，大当家黄世升于是下令派人去县城绑架了一个据说是从英国留洋回国开诊所的外科西医。西医看后，说这几位的伤不算重，但因为受了感染无法控制而转为重伤了。重到什么程度？如果不能控制住感染，那就需要去买棺材了。话音刚落，黄世升就拔出两支驳壳枪，对准西医的胸口：“他们死，你就活不了！”

当时盘尼西林即后来被称为青霉素的抗生素已经问世，但还没有投入生产。西药中对付细菌感染的磺胺作为人类对抗细菌的急先锋独立承担重任，这位西医此刻只能动用其诊所中数量不多的磺胺来为四个匪徒伤员治疗了。土匪生怕他脱逃，只允许他写一张纸条派人去其诊所取药。又因为担心军警方会在诊所设伏，所以没敢派土匪前往县城，而是临时雇了一个具有滚刀肉素质的二流子去取药。

磺胺取来了，给伤员使用后很快就起到了效果。匪伙上下都很高兴，设宴款待西医。那海归知识分子原以为可以获释了，寻思脱险后得赶紧举家逃离家乡。但小心翼翼试探下来，发现匪伙并无释放他的意思，于是只好坦陈：这些磺胺只能暂时把这四名伤员的感染压下去，不能彻底治愈，所以很快又会重新感染。要想彻底治愈，必须得尽快购买更多的磺胺。匪首黄氏兄弟听后很是重视，连忙请教应该去哪里才能买到这种神药。西医说最稳妥的是去上海或者广州，但路程太远；其次是汉口或者合肥。“二黄”商量下来，决定去合肥购买。黄世升让黄世斌留守山寨，自己亲自出马，带着四个土匪前往合肥。这四匪中，有一个姓秦的老土匪出身四代土匪世家，原是这股匪伙的首领。后来“二黄”前来投奔，他接触下来认为这对兄弟器质极佳，于是决定“让贤”。这种“高风亮节”在土匪世界中属于凤毛麟角，所以当时曾被江湖人热议，对“二黄”兄弟起到了增加关注度的作用。“二黄”尽管残忍成性，但上位之后对秦匪倒是非常尊重，优渥有加。这次黄世升请秦匪随行，完全是为让这个前老大去省城逛逛玩玩解解闷。在黄世升看来，去合肥买药是一次没有风险的旅行。而秦匪自己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很乐意出这趟差。

一行五人顺利抵达合肥后，先选好了下榻旅馆入住，然后着手做采购计划。当时国统区对中央苏区封锁甚严，西药及其器械、兵工原材料、印刷器械和纸张等都是列入禁运名单的。本着从源头上抓起的原则，在销售关节就非常注意监控。所以，操一口外埠口音的黄世升几人想买相当数量的磺胺，是颇有风险的，只能请当地人帮忙。黄世升每年都去合肥两三趟，人头比较熟，当下就带了一个土匪外出访客。无非是吃吃喝喝，席间谈妥代购西药事宜。哪知返回旅馆后，竟有一个坏消息等着黄老大：秦匪和另一土匪离开旅馆前往附近大街闲逛，入一新开茶楼喝茶。不料真所谓“冤家路狭”，刚刚入座，就被一个以前曾作为绑票对象的商人认出。那人也不吭声，悄悄去了警察局密报。警察当即出动，赶到茶楼将秦匪逮捕。另一土匪因正好去外面买烟而得以幸免。

黄世升闻讯后，后悔不已，责怪自己不该请前老大随行。以老秦的罪行，死刑是免不了的。对于现任老大来说，宁可随行的另外三个土匪都挂掉，也不愿老秦被官府干掉。这倒不全是对老秦的感情所系，更多的是出于对自己声誉的考虑。江湖上都知道老秦“让贤”，现在这位前老大随同现老大进省城后凳子还没坐热，就被官府逮捕，然后判处死刑拉上刑场一枪崩掉，这在尔虞我诈盛行的黑道上会产生什么影响？不久之后将会有多少不利于“二黄”兄弟声誉的流言蜚语出现？

黄世升考虑再三，决定设法把老秦营救出狱。当时，官府对于此类案件的处置速度通常都是很快的，被捕后短短数日便开刀问斩的案例不在少数。所以，黄世升赶紧动用匪伙所在县城的一个平时基本不用的隐秘关系，往那里发了一份暗语加急电报让即转山寨，命留守的老弟黄世斌立刻调派人手速赴合肥开展营救行动。黄世斌收到电报后，连夜派了八个匪徒去合肥。

黄世升这当口儿只有亲自出马了，等到那八个匪徒抵达后，连同原赴合肥购买磺胺的三个匪徒加他自己一共十二人，计划是对关押老秦的看守所进行突袭。临行动当天，意外获得情报说看守所对面属于警察局的一个空院落，突然被税警因原住处改建而临时借居。如此，就不得不需要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劫狱行动一开始，势必惊动那些税警。税警也有枪支子弹，尽管作战技能跟土匪没法儿比，但正如街头群殴混斗时的“乱拳打死老师傅”一样，一阵乱枪扫射过来，劫狱者难保不受损失，没准儿行动就会失败。因此，黄世升只好向合肥当地的江湖黑道方面求助，要求组织十来名莽汉作为补充力量参与劫狱行动，没有枪支不要紧，棍棒刀矛皆可。

这次劫狱行动如果从最初的目的来说，是成功了，黄世升救出了老秦。但是，从代价而言，黄世升自认为是失败的，因为参与行动的土匪加当地莽汉一共被击毙九人。省城发生这等大案，官府自是重视，事后的追缉措施可想而知。黄世升事先已经想到这一点，所以行动后立即逃离合肥。当然，逃命之余，还要顾及自己的声誉，所以他逃出城后在郊区一关系户那里暂作停留包扎创伤、补充能量、准备干粮时，没忘记写一张纸条，嘱关系户送交“穆记棺材店”老板穆老五，要求穆老五以当地民间慈善机构的名义（穆系慈善机构“普善堂”理事）代为收殓安葬九名死者的尸体，所需开支烦请暂垫，日后照数奉还。

这种代为收殓无人辨认尸体的行为，在旧时比较常见。对于官方来说，也具有减轻财政负担的作用，因此只要有人提出，都是一路绿灯。穆老五经营棺材生意，又是社会活跃人物，故即使他无意加入“普善堂”，也自有人会将其扯进去，还选其为理事。之前，穆老五并不知道黄世升潜来合肥办事，闻听发生武装劫狱大案，也没跟黄世升其人联系起来。这时接到黄世升托人捎来的纸条，马上意识到看来这是此人所为。那就纵有千般不愿，也得硬着头皮伸手了。因为他知道黄世升是一个习惯于计较得失的家伙，据说曾为别人留宿安排他睡的床上的蚊帐上有个小洞导致有蚊子钻入，就在心里记了多年，一直到用另一种类似的方式“回报”对方后方才平息。小事儿尚且如此，像眼前这桩收殓九具尸体的大事，如果拒绝的话，只怕哪天挨了他的黑枪一命呜呼也有可能啊！反正此事也无须穆老五本人直接出力，只消雇几个钟点工做一番操作即可。至于棺材，店里摞着现货，也算是做成了一笔生意，反正一应款项回头黄世升会偿付的。

可是，令穆老五郁闷的是，黄世升这回却是放了鸽子，这笔钱钞垫出去后也就不过一个来月，就传来了黄氏兄弟匪伙出事散伙的消息，然后那兄弟俩就没音信了。穆老五惦记着这笔欠款，四处打听，还暗里托人留意黄世升是否在合肥出现，但一直没有结果。

1949年1月下旬合肥解放后，穆老五寻思这事儿算是彻底黄了，暗忖算我倒霉吧，自我安慰破财消灾，图个太平。没想到，1951年6月11日，忽然听到一个消息：黄世升来合肥了！

穆老五闻讯，当即动用其已多年未用的江湖关系对该消息追根究底，很快就查明黄世升如今已改名换姓唤作“谢国运”，下榻于西门街“碧水驿馆”。于是，他约了一个可靠的朋友作为帮手，于6月13日下午以突然登门的方式前往“碧水驿馆”拜访“谢先生”。黄世升对于穆老五的突然出现大出意料，不过，那倒并不是因为欠穆老五的债，而是为自己的安全担心。当然，以其资深惯匪的底气，表面上是看不出他的这份担心的，交谈中根本没提及只言片语类似“你是怎么知晓我来合肥以及下榻在这边”的意思。但他邀请穆老五两人去室外临潭饮茶聊天时，所选择的是能把四周动静看得清清楚楚的位置。穆老五虽然己经不在江湖上混了，但此刻跟黄世升接触，还是讲究道上规矩，明明是来讨债的，但自始至终却对此事没提及一个字，也不言及其销售棺材生意是盈是亏。而黄世升也照江湖规矩办，聊了一阵儿，开口邀请二位客人去外面下馆子吃个便饭。穆老五自然听从对方的建议，但说该是他做东尽地主之谊。三人起身欲离时，黄世升掏出一条“小黄鱼”（老秤五两的金条）递给穆老五：“欠了多年，甚为抱歉！”

穆老五说：“多了。”

黄世升一声哈哈：“利息。”

穆老五交代的黄世升喝酒不多和他们三个餐毕离开清真饭馆的时间与“仁心斋”王老板所说的相吻合。

那么，刑警登门时你为何要不辞而别呢？这个……穆老五语塞。不过，这主儿毕竟是个见过世面经历过风雨的角色，他知道刑警往下肯定要去找6月13日作为其帮手前往“碧水驿馆”跟“谢国运”见面然后去清真饭馆喝酒的同伴，而那个同伴虽然是他的道上弟子，但处在这当口儿恐怕脑子里想的最多的是“坦白从宽”。与其这样，倒不如此刻自己交代为好，反正事情也不算大，即便吃场官司，也不过坐两三年牢罢了。于是，穆老五就来了个竹筒倒豆子。原来，穆老五几天前做了桩违法事儿：帮一个以前也是朋友的江洋大盗藏匿了一批赃物，但没藏在棺材店里，怕会走漏风声，而是藏在万利生——穆老五拜访“谢国运”时一起同往的那个帮手——那里。万利生家里是开酱园的，前店后作坊，面积大，全是坛坛罐罐，酒甏堆积如山，最适宜藏匿东西。晚上偷偷开了临河的后门，转移赃物的船只靠上河埠，稍做操作，就可把赃物藏一个天衣无缝了。

刑警突然登门，穆老五以为是那江洋大盗己经落网而且供出了藏匿赃物之事，那这桩活儿便穿帮了，寻思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于是就果断来了个不辞而别。他逃离棺材店后第一时间去了万家酱园，想跟万利生通个气。但万利生不在家，家人说他去参加一位朋友的寿筵了，晚上可能不回来。于是，穆老五就去找老相好宋小雅，正好其丈夫出航了，就索性在那里住了下来。

6月18日，专案组抓获了万利生。讯问下来，其口供跟穆老五相符。然后，刑警就对穆、万两人6月13日晚上与黄世升分手后的去向和活动情况做了调查，最后获得的结果是：这两人均无针对黄世升之死的作案时间。

如此，对于专案组来说，意味着“谢国运”——黄世升的线索断了

四、一个职业杀手

当晚，专案组在驻地开会分析案情。

一番七嘴八舌气氛热烈的发言后，休息十五分钟。其间，专案组组长叶超然让负责记录的实习警员小丁把大伙儿的观点归纳了几条要点，临末他默读了一遍，在脑子里增加了若干内容，待众人集中起来后作了口头总结——第一，很有可能黄世升当晚第二次喝酒时并无下酒菜，而只是若干茶食类小吃。如果这个推断无误，那么黄世升当晚第二次喝酒的场所应该不会是酒店饭馆，而可能是酒吧、咖啡馆，或者是私人住宅。照此推测，黄世升与穆老五分手后跟那人的见面多半属于偶遇之类，遇到老熟人了，而且以往交情不浅，对方也无意（或者由于某种原因比如自己历史问题为黄世升所知而不敢）检举他。好久不见，两人都有说说话的念头，于是就一起去了符合上述分析条件的某个场所。两人都已经吃过晚餐了，所以没去酒店饭馆，而是选择了酒吧或者咖啡馆，抑或对方的家里。酒吧、咖啡馆都有酒精度数较高的酒供应，客人在谈兴很浓时，会要上一瓶。至于如果在对方家里，也是有条件获取高度酒的。因此，看来黄世升生前最后一次与人交流的过程还是比较兴奋而且是毫无戒心的。他有酒量，但是之前跟穆老五、万利生喝酒时没放开畅饮，估计应该是感到话不投机。第二次喝酒时敢喝了，看来他跟对方的关系要比穆老五铁。

第二，黄世升生前留下的文字表明他准备向公安机关检举（应该是匿名或者化名）其同胞老弟、惯匪黄世斌。之前专案组分析案情时，对黄世升在抵达合肥入住“碧水驿馆”的第三天方才开始动笔书写检举信函觉得有些不解，今晚的案情分析会上有刑警提出新观点，认为黄世升此次赴合肥有可能不是专为检举其弟黄世斌，而是为其他事宜，他甚至不清楚黄世斌隐藏在合肥，或者虽然知道黄世斌藏匿于合肥但并不清楚究竟躲在哪个旮旯。此次来合肥办其他事情时，在头天或者次日（即6月11日、12日），跟他人会面时偶然得知其弟黄世斌藏匿于合肥的确凿信息后，决定检举这个早已跟自己分道扬镳甚至有重要利害冲突的兄弟。因此，本案需要查明的并不仅仅是黄世升的死因，还要通过调查获取“二黄”中的另一惯匪黄世斌的下落。而从现在所掌握的情况看，查明黄世升的死因跟查得黄世斌的藏匿信息，很有可能是相关联的。

第三，以目前掌握的情况，应该怎样进行调查？专案组的目光投射到黄世升溺水身亡的现场“碧水驿馆”后面的龙潭，之前法医进行解剖检验时确认“谢国运”是生前落水，他在落水后曾进行过挣扎。而他不会游泳，龙潭水又较深，又是深更半夜，这个原本白天就冷僻的地方当然不可能指望有人正好经过而伸手施救，所以他只能是一命呜呼了。此刻刑警推测，黄世升在水里的这种挣扎，是否会导致其衣袋里的物品因此而遗失？“碧水驿馆”和“仁心斋”方面以及穆老五、万利生等所回忆的这位谢姓旅客随身带着的钢笔、折扇已经不见了。当时以为这个死者是“谢国运”而非惯匪黄世升，所以张楚一对此并未在意。现在，有三个刑警想到了很有可能已经沉没到龙潭水底的钢笔和折扇，其中有人提出是否有打捞一下的必要？

众刑警议下来，认为有这个必要。于是，次日，6月19日，专案组雇了几个忙时种田闲时打鱼的近郊农人，弄了一些木板，搬到龙潭岸边，就地制作了三个类似木排可以乘载一定重量的工具，请他们驾“舟”进行打捞工作。他们用罱泥工具从水底把淤泥夹着提出水面，倾倒在木排上，然后查看，无甚发现，又把木排划出指定区域，将淤泥推入水中，然后返回再捞一兜淤泥，如此重复进行。打捞工作一直进行到暮色初降，总算打捞起了那把折扇，但钢笔却不见影踪。

在龙潭边上守候了一天的刑警返回驻地后顾不上吃晚餐，立刻对折扇进行检查。之前，包括最先得知“谢国运”入住“碧水驿馆”时即手持一把看似古色古香折扇的刑警张楚一，在提出怀疑折扇沉入水底的观点时，也对一把折扇何以落水后不浮于水面觉得不解。现在，折扇打捞起来了，一干刑警方才发现，这把折扇其实是一件武器！折扇由十二片扇骨组成，看似轻柔的扇面是用经过特殊处理的蚕丝织就的薄绸制作的，正面是一幅山水画，背面是文字。但由于浸于泥水之故，已经看不清字画的具体内容了。说这把折扇是武器，倒并非指扇面，而是指扇骨，那是用精钢锻制后打磨而成的薄刃利器，使用时只需倒握扇子，呈尖头状的扇尾就是一把七寸短剑；卸下扇面和固定扇骨的插销，可将扇骨逐段拔下，作为镖形暗器掷击敌方。江湖上关于黄世升“擅使暗器”的传说估计就是据此而来。

6月20日，专案组正副组长叶超然、冯继竹一番商量后，决定组织全组成员对黄世升留下的全部遗物进行彻底查看，规定所有物品都必须经过每一个刑警之手。这种流水操作法进行下来，竟然有了一个新发现：在一张一万元（此系第一套人民币，与1955年3月1日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的兑换比率为10000:1，下同）的人民币上，发现有几个铅笔字：三（1）班苗小草。笔迹显得稚嫩，但写得很端正。刑警断定这是某所小学的哪一位学生所写，是向学校交学费时家长生怕老师弄错了，或者被疑假币，所以就让孩子亲笔写上班级姓名。这张钞票是怎么落到黄世升手里的？刑警估计应是黄世升在某家商店买东西后找回的零票。这是否具有值得一查的价值？

众人议下来，认为目前手头既然没有其他线索，那就有必要试着把这张钞票查一查，指望撞到好运气，能据此来一个顺藤摸瓜，把黄世升到合肥后的某个行踪痕迹的线头给牵扯出来。

这活儿如果放到现在，要查苗小草这样一个小学生，非常简单，但在七十年前，则要耗费不少人力和时间。指望通过户籍登记调查是不可能的，那时候的户籍底卡都是人工登记，别说不知道苗小草住在哪个派出所的管段了，就是知晓也得全组出动去查阅底卡，半天一天能够查到算是不错的了。那该如何行动呢？刑警先是去了市教育局，抄录了全市所有小学的校名及地址，然后全组刑警分头走访。

这一番折腾，一直到第二天上午方才结束。众人总算没有白辛苦，不但找到了苗小草小朋友，还出乎意料地了解到了那张写着该小朋友姓名和班级的一万元钞票的去向！

苗小草是合肥市西门派出所管辖的四古巷街上“私立鸿仁小学”三年级的一名女生，那张一万元钞票是她交给学校的学费。当时学生交学费校方是不出具收款凭证的，学生交给班主任，班主任做个登记，然后把钱交给校长（小学没有专职财务）。家长生怕她把钱带到学校后因为玩耍而丢失，或者老师收到钞票后因为临时有事去办而忘记登记了，那时对于寻常百姓来说，一万元也是值得重视的，所以，家长就想出了让孩子在钞票上写上班级和姓名的法子。这张钞票是苗小草过完六一儿童节后次日带到学校去交的学费，班主任收到后就把钱交给了校长苏慈友。苏慈友是位年届花甲的老式文人，早年师范毕业后执教私塾，中年时被市教育局聘为小学教导主任。抗战时，他因合肥日伪当局强令推行日语教学而毅然辞职，甘愿在街头设摊看相卜卦代书家信也不为日伪服务。抗战胜利后，苏慈友的一个在海外的华侨族亲小辈回故乡探亲，出资在合肥办了“私立鸿仁小学”，聘苏慈友为校长。旧时一般私立小学很多都是只能保本，像苏慈友这么一个旧书生，让他既抓教学又搞创收，那是勉为其难。刚开始尚能做到收支平衡，后来国民党当局滥印金圆券，搞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鸿仁小学亏本，苏慈友向已经返回海外的华侨小辈去函通报情况，要求增加办学经费，让学校继续经营下去。那小辈答应了，可是增加的额度根本抵不上物价的涨幅。苏慈友不好意思再向人家开口，于是就把自己的房子给卖了，全家租房子作居所，把卖房款作为亏损贴补。如此维持到1949年初，眼见得卖房款也即将用完的时候，合肥解放了。解放后，人民政府对私立小学采取适当经济补贴的政策，逐步分期分批改制或者兼并。鸿仁小学排在后面，本案发生时还未轮上。

由于解放后人民政府提倡尽力吸收贫穷儿童上小学，鸿仁小学虽然能获得政府补贴，但不可能全部由政府承担，所以必须精打细算节省开支方能支撑下去。私立学校教职员工的薪水是由校方给付的，苏校长一手抓教学，一手负责财政，经常为捉襟见肘而头疼，有时就会发生欠薪情况。今年春夏之交就是这样，都已经进入6月份了，4月份的薪水还没发全。6月13日，苏校长从朋友处以私人名义借到一笔钱，连同当天有几个班级老师交上来的学费，总算勉强对付着把4、5两个月的薪水给发全了。三（1）班班主任刘翠婷是最后一个来领薪水的，领之前她先把当天收到的五个学生的学费共八万元拿出来，苏校长说她就不必交了，他把薪金少给她八万元就行了。这样，学生苗小草所交的那张上面写着班级和姓名的一万元钞票就成了刘老师的私人财产。

下午放学后刘翠婷回家，想起这天是其婆婆莫氏的生日，便张罗着要备几个好菜为老人庆生。她去菜场买菜路过附近菜市街一家小酒肆时，顺便买了两味卤菜，那张有苗小草名字的一万元钞票就是这样花出去的。

专案组刑警金亚中、郭丰福两人奉命走访小酒肆史姓店主，了解那张钞票的下落。这是一家只有两副座头带一个外卖窗口的夫妻小店，老史与妻子两人合力张罗厨房店堂，生意好时忙得不可开交。刘翠婷因为是街坊，平时节俭，一年到头难得有几回来买卤菜，所以老史还记得。他告诉刑警是他接待刘老师的，也记得她是买了猪头肉和卤蛋，是用一张半新不旧的一万元钞票付的款，但是，他根本不曾留意过那张钞票上是否有铅笔字。

那么，那张钞票后来去哪里了呢？老史低头想了一阵儿，然后摇头，抱歉地说：“不清楚，记不得啦！”

这时，老史的妻子走过来了。她已经听见刑警跟丈夫的对话，说好像是找给一个操外地口音的顾客了。金亚中、郭丰福两人暗喜：看来有戏！便请她回想一下具体情况。

老史妻子的说法是：那天店里的生意一般，两副座头零零落落的食客没有凑满过一桌，而且都是只点上一碟小菜上二两零拷低价白酒，人均消费额只有两三千元。直到晚上小酒肆准备关门打烊时，来了两个男子，所耗钱钞方才突破一万元。老史妻子对于这其中一位食客的年龄、体貌的描述与黄世升相符。两人点了两瓶半斤装白酒，喝完后又要了一瓶。由于已进入夏令时节，当时小酒肆没冰箱保存菜肴，所以小酒肆都是当天准备新鲜食材烹制菜肴，当天卖光后结束营业。这两个食客来得晚，只剩下一些残羹菜渣。他们倒也并不在乎，吩咐“有什么上什么”，老史就把残羹菜渣煮开了敲了三个鸡蛋弄了半锅汤，又把自制的臭豆腐以及花生米各炸了一碟，让老婆从泡菜甏里捞了些泡菜，凑成了四道菜。最后结账，总共是一万二千六百元。记得是那个看上去年岁稍轻的男子——即体貌似黄世升的——会的钞，他掏出一张五万元钞票递给老史的妻子，说这么晚了还打扰你们，不好意思，找个三万元整数就可以了。老史妻子是不经手钞票的，所以她去向正在厨房收拾的丈夫交钱结算。老史随手从兜里取了三张一万元钞票让老婆去找给顾客，并关照要向人家表示谢意。

老史经其妻这么一说，也想起了这个情况。于是，他说看来刘老师的那张有小学生名字的钞票是他找给那两位客人了。

刑警听这两口子如此这般说下来，暗忖这基本上可以跟从黄世升尸体衣袋里发现的那张有苗小草姓名的一万元钞票的情节对得上。于是，刑警自然要向老史夫妇了解那两个男子在小酒肆喝酒时聊了些什么。老史夫妇想了一阵儿，说他们喝酒时倒是说了不少话，但声音压得很低，而且不知是有意还是正巧，当上菜添酒添水时，两人就只是喝酒，并不言语。

金亚中、郭丰福两人有些失望，但还是没有放弃，继续打听：“他们二位是几时离开的？”老史想了想，说很晚了，大约十点多钟了。

“两人出门后是一起走的，还是分开走的？”

这个，老史可就说不上来了。又问其妻，也不得要领，说那么晚了，忙了一天，已经非常累了，哪有心思去留意这呢！

刑警见打听不出什么来了，于是谢过这对夫妇后告辞而去。

这条信息引起了专案组的重视。当天，专案组即指派两名刑警前往“碧水驿馆”，了解老史夫妇所提供的那天晚上与基本认定是死者黄世升的那个酒伴——一个四十多岁、方头圆面、两腮留有刮去络腮胡子后痕迹的体格健壮男子——是否作为访客去过旅馆。老板伙计逐个问下来，都说没有任何印象。

专案组组长叶超然对这个结果有思想准备，所以已经在驻地跟另外几名专案组成员讨论络腮胡子离开老史小酒肆之后会用何种方式回家的问题。一般说来，无非是以下两种方式之一：步行或者乘坐人力车，即三轮车或者黄包车。此刻，在两名刑警对“碧水驿馆”的走访劳而无功之后，随即决定集中全组警力对此进行访查。

访查工作分两步同时进行。一是走访老史小酒肆附近街坊居民，指望撞上好运，正好有谁遇到了黄世升和络腮胡子离开小酒肆后分手的那一幕；二是跟合肥市人力车同业公会联系，要求公会向各个基层小组下达配合警方此项调查的通知。

这两步调查进行了整整一天。6月22日晚，专案组汇总了调查结果，竟是白板一块！

侦查工作进行到这一步，自是令一干刑警产生比较严重的沮丧感。不过，干这一行的，即便再沮丧也仍得咬咬牙，重新振作起来，再次分析情况，寻找突破方向。当晚，大伙儿一直研究到午夜，在无法找到其他突破口的情况下，只好采用那种“死马当活马医”的路数，重新把注意力投向老史夫妇。

叶超然说，看来还得去小酒肆走访老史夫妇，请他们把一应情况重新回想一遍，着重从那两个特殊食客的具体细节方面去挖掘，回想得越详细越好，挖掘得越深越好。

6月23日上午，刑警叶超然、金亚中、张楚一和实习警员刘敏瑛四人直奔小酒肆。老史夫妇正在拾掇店堂、厨房。叶超然寻思人家每天什么时候该干什么活儿都是有时间安排的，一个环节迟缓了就得影响下一个环节，要是耽搁时间长了回头午市只怕有的菜肴上不了桌，于是就让饭馆学徒出身的金亚中给老史做助手，自己和张楚一、刘敏瑛与老史妻子一起择菜、杀鱼、洗猪肠。刑警一边干活儿一边聊天样地进行启发性的探询。可是，活儿快干完了，老史妻子想来想去也没有新的情况可以提供。

叶超然看另一边，金亚中倒是跟老史还在说话，于是朝张楚一使了个眼色，两人起身去了老史那里。老史的活儿已干完，要给来人沏茶，被叶超然阻止。老史却很客气，说做这门生意的，来的都是客，必须要上茶的。叶超然见似乎阻止不了，便掏出一包尚未启封的香烟放在桌上。这下，老史可就不依了。两人正在推推让让时，刘敏瑛突然站起来朝叶超然招手。叶超然见之心里一喜：看来老史妻子回想起什么有价值的细节了！

老史妻子确实回想起了一个细节，她不知是否有用，是在跟刘敏瑛闲聊快要结束时突然想起来的。她说，那个两腮留有大面积剃去络腮胡子后痕迹的食客，进门坐下后喝了一杯热茶、两杯酒，可能觉得有些燥热，于是就把上身所穿的那件浅灰色对襟褂衫的琵琶纽扣全部解开，用以散热。另一个食客见之可能觉得不雅，小声说了句什么，对方就重新把纽扣扣上，只留上侧一颗没扣。这一幕应该算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常情景，并无什么价值，但是，老史妻子此刻却从自己大脑的深处扯出了一个很快就被专案组认为是有价值的细节：她记得络腮胡子那发达的胸肌上，有一个三角形的刺青。

这个三角形刺青对于小酒肆经营者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此刻对于专案组刑警而言，却意味着可能获得了一个寻找打开这起案件迷宫之门钥匙的方向。刑警立刻对此进行讨论，认为络腮胡子胸部的三角形刺青很有可能是某个帮会组织的标记。叶超然于是立即向合肥市公安局秘书室借了一本打字油印版本的小册子《民国合肥帮会组织》。

合肥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组织对当地社会综合情况进行调查后，分门别类编印了若干种类小册子，提供给军方和接管部门。《民国合肥帮会组织》是其中的一种，印数有限，仅供军管会高层、公安政保、统战以及民政部门作为参考使用。小册子属于“内部出版”性质，仅仅是“注意保存”，并非“保密”，所以治安部门也能用，但印得不多，发行有限，刑侦部门工作中如果有需要的（初解放时刑侦属于治安口的分支），可以向秘书室商借。

这本《民国合肥帮会组织》写得比较详细，但是，刑警把这本册子翻遍，却不见有标记为三角形刺青的帮会堂口。大伙儿便有一种失望感，心想看来运气不佳，这个帮会堂口大概不是合肥地面上的。叶超然说不是合肥的也要查到这个三角形刺青的海底。怎么查？江湖上查，我们公安有不知道的，但是有人肯定是知道的，去找阮老鳖。

阮老鳖是资深青帮成员，姓阮名向达，“老鳖”是其浑名绰号。这人出身于帮会世家，精伤科医术，有一身非常了得的水性，据说曾得高人秘传，学过水下换气功夫，一头扎下河，在底下待的时间远比常人久。抗战时期日军占领合肥，插着东洋旗的汽艇河上江中胡乱穿梭，撞翻民船乃是家常便饭，一个不对则机枪点名，那才叫大祸临头。当时，阮向达已经年过六旬，看着便火撞顶梁。一天半夜，他喝了烈酒，带上特制的水下用具和“作案工具”，单枪匹马下了水，悄无声息潜至戒备森严的日军码头，一番水下作业，数条军用汽艇便凭空从水面上消失了。阮向达做过此事后，并不声张，次日没事一样照常坐在诊所笑吟吟地接待患者。一直到抗战胜利后，人们方才知道老阮的抗倭事迹。国民党“中央社”记者闻讯前往采访他，问其姓名，阮向达；道上名号？这个，老阮却不曾起过，因为并不是所有青帮人都是搞打打杀杀的。老阮当时觉得不报出个名号来，似乎面子过不去，于是随口报出了“老鳖”二字。此后，人们便称他“阮老鳖”。

阮老鳖凭着帮会世家、青帮资深骨干加上伤科医技，在旧社会要想做个一般角色也做不成。所以他的人脉颇广，三教九流、各路帮会政党都有他的朋友，有的还是举行过对天八拜喝过血酒的契弟盟兄。不过，他本人还真没作过恶，所以解放后他未曾受到新政权的追究。这人深谙江湖，合肥一解放，他就宣布其伤科诊所关门打烊，永久停业，在家养老。以其多年行医的积蓄，足够全家过丰衣足食的生活。但他深居简出的打算却无法实施成功，本地以及外埠的外调、江湖朋友的来访、本地中医同业公会的“骚扰”（他是中医同业公会理事，歇业时提出辞职，未成），等等，每天都有发生，有时甚至会一天数拨。阮老鳖以一种虽然脸露笑容但眼神中却掠过一丝老大不情愿情绪的状态接待了以叶超然为首的三名刑警。待等听明来意，老阮长吁一口气，嘴里吐出四个字：“此事简单！”

“怎么简单法儿？”

“三角形刺青标记乃是‘三角禅堂’的会标。凡是参加这个帮会团伙的成员，必须在胸部文刺一个等边三角形标记。不过，这个帮会早在抗战开始不久就从江湖上消失了。”

刑警特地拜访阮老鳖，当然不会被这么一句话就给打发了。叶超然给予老阮足够的尊重，按照江湖规矩作揖谢过，也说了四个字：“愿闻其详！”

老阮于是当面奉告了以下内容：“三角禅堂”作为皖地帮会之一，资格颇老，早在1909年就已挂牌，是由从哥老会分裂出来的三个以黑道行事为生的江湖人士郁冲霄、火仁贵和区小虎发起创立的。驻地在芜湖，活动范围遍及整个安徽以及江浙沪鄂。该组织成员不多，据说内部聚会时从未坐满过两桌。“三角禅堂”听上去容易使人跟佛教产生联想，其实郁冲霄、火仁贵、区小虎三人都没有出家记录，也非居士，平时甚至连走过寺庙山门也没有兴趣瞥上一眼。“三角”，是因为该帮会的驻地设在一座占地不算大的三角形砖墙草顶的建筑物内；“堂”，作为帮会组织，容易理解；至于“禅”，据说是由三个创立者之一的火仁贵提出的，这人属于摇鹅毛扇子的智囊谋士一类，估计他在堂名中嵌入一个“禅”字多半出于蒙蔽外界的考虑。之所以要蒙蔽，是因为“三角禅堂”名义上是一个小型帮会团伙，其实却是专事向外界提供特殊服务——暗杀——的一家地下公司。当然，这种服务是有偿性质，而且收费不菲。

“三角禅堂”开张后，据说生意不温不火。由于其活动范围分布广，而且所接受委托要解决的工作对象中既无达官贵人亦无富商巨贾以及社会名流，所以案子都不带政治色彩，所以尽管每年都有若干起命案发生，但从未引起官府的特别关注。这样一直维持到三十年代初，“三角禅堂”内部发生了变化，先是老二火仁贵突然失踪，一夜之间不见影踪，连其平时的日常生活用品、收藏的珍贵古玩字画以及多年分得的赃金等全都还在，就是一个大活人不见了。

火仁贵虽是“三角禅堂”的老二，但其在该职业暗杀团体中所起的作用却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他一失踪，团体就没了主心骨。原本就相互之间心存龃龉的老大郁冲霄和老三区小虎没了金牌调解员，渐渐便开始互相抵触，稍有不对就争吵、打架，甚至还拔枪互对，据说只差一点儿就要血溅当堂。如此一而再再而三，老大郁冲霄自忖已经年届半百，没了年轻时的那股火气闯劲，若是再在“三角禅堂”待下去，只怕性命得坏在区老三手里。于是，他便去九华山出家，还真的玩起了禅。不过，他这个和尚没当几年，就突发急病一命呜呼了。

老大老二先后离去后，老三区小虎执掌这个暗杀团伙。这人生性凶残，行为粗鲁，遇事喜欢一意孤行，不计后果。这种角色对堂内下属肯定谈不上心存体恤，又特别贪婪，对赃金财帛的分配明显不公。“三角禅堂”成员都是职业杀手，谁都不是省油的灯。老大这等做派，自然会引起公愤。于是，区小虎在1937年仲秋时节的一天，被属下干掉了。这个暗杀团伙由于成员少和职业的原因，为安全计互相之间平时也缺乏交流，所以，区小虎一死，大伙儿就各奔东西了。

“三角禅堂”就这样在江湖上消失了。其自行离去各奔东西的那十来名胸部文了三角形标记的职业刺客，有的洗白身份改行做起良民，有的投奔其他匪伙，有的加入行伍，也有放不下老本行的，就做起了独角蟹，行走江湖，继续从事有偿杀人业务。

阮老鳖言毕，抬手作揖：“说完了，就这些。”

刑警向老阮表示感谢，然后再次开口请教：“按您老高见，此刻我们要调查的那个对象，会是属于您老所说的那几类原‘三角禅堂’成员中的哪一类角色？”

阮老鳖说：“以老朽愚见，这小子可能是逃犯。”

“这个，恕我等愚钝……不知何以见得？”

阮老鳖的见解是：此人如果是洗白身份后成为合肥市合法居民的话，那他在街头跟黄世升不期而遇，应该是他请黄世升喝酒，以尽地主之谊。此是道上规矩，这主儿不敢也不会违背。但是，听您几位说下来，那天晚上他在那家小酒肆跟黄世升喝酒，却是黄世升会的钞。所以，他跟黄世升一样，也是从外埠潜来合肥的。这人是逃犯，而且是一个混得不怎么得法的逃犯！

专案组对阮老鳖提供的上述一应信息进行了研究，刑警郭丰福提出，既然黄世升自杀的可能性已经排除，酒后失足落水溺亡的推测也缺乏依据，那么，现在可以从他杀上面去考虑。那个络腮胡子乃是职业杀手出身，是否是其受雇于黄世升的某个仇家，对这个工作对象暗地进行跟踪，最后选择在合肥将其干掉。至于是用什么巧妙隐蔽的方式下的手，以致于警方此刻还被蒙在鼓里，那则有待于进一步侦查了。

郭丰福的观点得到了另一位刑警的支持，但也有刑警提出质疑，理由是：黄世升是一名罪大恶极的惯匪，解放后如若落在人民政府手里，百分之百是要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的。他的仇家应该知晓这一点，何必花费人力（联系杀手）和财力雇佣职业杀手解决这个问题呢？只要往公安局递一封检举信就行了嘛，何必多此一举拐弯抹角走曲线报仇之路呢？

郭丰福一方对此的反驳是：络腮胡子也是一个跟黄世升有得一比的罪大恶极之徒，具有明显的逃犯身份嫌疑。如果此刻假设的这个仇家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那么能够联系上络腮胡子把这一步棋子走成，本身就可以说明这主儿十有八九也是江湖人物，其罪行估计即便没有黄世升大，只怕也差不了多少。他不敢也不愿意走检举——哪怕是匿名检举之路，因为一则生怕警方会通过检举信顺藤摸瓜找到他这个检举人；二则可能是他不相信警方有能力凭着检举线索逮得着黄世升；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只知道黄世升这个仇家至今还活着，但并不清楚黄世升究竟藏身何地，雇佣职业杀手，可以连带解决寻觅工作对象下落这个问题。

就在双方争论不休的当门儿．专案组组长叶超然脑子里忽然灵光闪现：这个所谓的“仇家”，会不会就是死者黄世升的弟弟黄世斌！之前不是已有信息说黄世斌藏匿在合肥吗？警方对此是想查缉的，可是这只是一个传说式的信息，真要调查，根本找不到方向。而其老兄黄世升却已经知道，这次来合肥就是来找这个弟弟谈啥事儿的。但是，事儿没有谈成，或者，连面都没能见上。黄世升面对着其老弟的反常态度，大怒，于是就决定通过书写检举信借助警方之手把黄世斌送往地狱。这兄弟俩能够把“事业”做得那么大，自然皆非寻常凡人，智商情商都非同一般。哥哥想得到的情况，弟弟自然也不会遗漏，甚至早在黄世斌作出对哥哥采取不待见决定的时候，就已经想过要把老哥干掉了？因此，江湖上那句被奉为黑道经典格言之一的老话“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就成为黄世斌的行动准则。当然，他的下手方式不能抄老哥的作业，这并非涉及是否有新意的问题，而是如果他也向公安机关寄一封检举信或者打个电话而让黄世升折进局子的话，哥哥肯定会把事儿向警方和盘托出，要死一块儿死嘛。所以，黄世斌只能用灭口手段来对付黄世升了。于是，曾经以暗杀为职业的前“三角禅堂”专业杀手络腮胡子就有了用武之地。

当下，叶超然把上述思路跟大伙儿一说，众人皆以为然。于是，专案组决定立即对络腮胡子采取全力侦缉之措施。

专案组最后作出决定：兵分两路对络腮胡子的下落展开调查，一路前往原“三角禅堂”老窝驻地皖南芜湖，向当地警方求助，了解该暗杀组织的情况，必要时还应有选择性地接触当地原黑道分子，希望能够撞着好运，从蛛丝马迹中获得络腮胡子的线索。另一路留在合肥，想方设法追查络腮胡子的情况。大伙儿信心颇足，相信通过这双管齐下的措施能够达到目的。

6月28日下午，刑警终于查到了已经改名“金仲菊”的“三角禅堂”成员解三娃在芜湖的住址。刑警立刻前往管段派出所了解情况，获得的信息简直使几个刑警哭笑不得——解三娃已在上月中旬因酒后与人发生争执，持械行凶致两人当场死亡、两人重伤被逮捕，现羁押于市局看守所。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没想到这厮竟然早已被警方拿获了！

冯继竹、郭丰福、小丁随即前往看守所提审解三娃。这是一个外貌看上去并不显得粗莽的瘦高个儿中年男子，他已经从看守所给其手铐脚镣的待遇而知晓自己酒后冲动行为的严重后果，倒也不抱什么幻想，也不见有畏惧神态，对刑警说这是命，无法违抗，准备上刑场吃枪子儿了。待等听冯继竹说起“三角禅堂”，他一个愣怔之后，嗬嗬几声，说看来今年是流年不利，该来的好事儿不来，不该来的倒是接二连三啊！然后，问刑警郭丰福：“听您口音，似是徐州人氏？”郭丰福问这是什么意思？解三娃说他是徐州人，他俩应该是老乡。郭丰福回过神来，便说起纯正的徐州话来。解三娃说这真是异地遇老乡了，难得！咱们可以聊聊。冯继竹知道遇到这种罪大恶极的惯匪，如果他不肯开口吐露情况，那还真有些怵头。现在这主儿主动攀老乡交情，这倒是一个让他吐露真情的机会，于是立刻递上点燃的香烟。

解三娃跟郭丰福聊了徐州以往的风土人情，然后主动说起了“三角禅堂”的事儿。于是，从合肥赴芜湖出差的三刑警总算不虚此行，获得了络腮胡子的简单情况：姓冯名抱壤，江湖绰号“鸟见愁”，年龄籍贯不清楚，据说曾在旧军队当过骑兵，民国二十三年前后加入“三角禅堂”，从事的暗杀行动情况不清楚，因为根据“三角禅堂”的规矩，其成员互相之间是不能聊执行任务情况的。而解三娃与其平时并无私人交集，偶尔在堂口内见面不过点点头而已，从来不曾有过闲聊，因此互不知晓各自干过些什么专业活儿。

五、络腮胡子脱逃

冯继竹、郭丰福和小丁三人在芜湖外调时，专案组另外四名刑警叶超然、金亚中、张楚一、刘敏瑛也正在积极开展对络腮胡子冯抱壤——其时还不知道这厮名叫冯抱壤，为了叙述方便，以下提前使用该姓名——下落的调查。

由叶超然主持的这项调查，使用的还是“向江湖人查江湖事”的初解放时公安经常采用的老套路。其理由是：因为之前的案情分析认为，冯抱壤很有可能是从外埠潜逃来合肥的“三角禅堂”暗杀团伙的职业杀手，具有这种身份的逃犯，是当时警方追缉工作中最难弄也是最不愿意遇到的对象。此类家伙在江湖上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在他们所到之地，只要敢停留，通常就意味着在该地有可以信任有助于其暂时藏身的朋友。所以，要想打听冯抱壤的行踪信息，只有考虑向黑道人士、帮会分子打听。叶超然把这个思路跟老刑警张楚一说了说，张楚一深以为然。两人交换了意见，认为阮老鳖对“三角禅堂”情况的介绍可能会有遗漏，所以有必要再次登门拜访，请老阮再想想看。

阮老鳖听了刑警二次登门的来意后，说他在刑警上次登门查询离开后曾把络腮胡子其人的外貌年龄在脑子里重新过滤了几遍，翻来覆去也没有印象。看来老阮确实从来没有见过或者听说过此人。

叶超然和张楚一失望而归，再议。张楚一的积极性很高，说自己是合肥当地的老刑警，对黑道、帮会比较熟悉，有若干个说得上话的朋友。这些朋友，解放时有的已经逃离大陆，没有逃离合肥的那些人中，解放后有的被捕，有的自杀，也有人安然无恙，过着正常人的生活。他可以去向他们中合适的对象打听冯抱壤的行踪信息。

于是，叶超然就让老张把还在合肥的那十来个朋友的个人情况逐一作了介绍，两人商量下来，选择了一个绰号为“老瘪三”的对象作为临时耳目。

“老瘪三”是早年从上海来合肥定居的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本名叫柏学诚。他有青帮身份，据说早年就已出道，资格很老，可以直接在黄金荣、杜月笙面前说得上话。至于后来为何不在上海滩混而流落到合肥来定居，那就无人清楚了。“老瘪三”在合肥经营土特产生意，一年中至少有半年时间在苏浙皖山区游荡，说是采购土特产货品，其实顺带还跟土匪有秘密交集，私下向匪伙提供有偿服务，做些销赃、代购物品、窝藏伤病员的事儿。这人有行事准则，就是不管匪伙出多高价格，他都拒绝进行提供作案情报、营救被捕匪徒、充任绑票谈判中介等容易惹恼警方且被他视为“伤天害理”的合作。所以，他作为一个从外埠来合肥定居的江湖人，能够得以在当地立稳脚跟，还结交三教九流，有时还接受旧警方的委托，悄然客串一把耳目。解放后，新政权至今没有动他，据说除了其上述的处世哲学，还因其曾对中共地下工作者提供过帮助。

现在，专案组决定跟“老瘪三”建立临时关系，请其悄然打听“三角禅堂”匪徒冯抱壤的行踪信息。叶超然派张楚一出马去跟“老瘪三”洽谈，言明警方可以提供在此过程中的必要开支，以及误工费用。“老瘪三”听后没有反应，良久才说：“老张，兹事体大，你让你们老大来跟我面谈吧。”

于是，叶超然就亲自出马了。他在一家警方操纵的具有特殊使命的饭馆的一个隐蔽包间请“老瘪三”吃饭，张楚一作为介绍人作陪。席间，“老瘪三”只听不说，酒喝得不多，菜几乎没沾。临末，方用两个字表态，曰：“可以。”叶超然知道跟江湖人打交道，必须“江湖”，便掏出事先准备好的一个装着一沓钞票的信封递过去，说：“这是费用，请柏先生先用起来，不够的话回头还可补充。”“老瘪三”没接，说：“这活儿可能比较容易，无须花销，您二位等我的消息吧。”

这是6月24日冯继竹三人动身赴芜湖外调头天的事。“老瘪三”行事果然迅疾，也就不过一个昼夜，次日晚上就送来了信息：上月下旬确实有一个符合你们要打听一应特征的络腮胡子在合肥出现，自称姓姜，人称“老姜”。下榻何处不清楚，只知道这主儿在合肥有一个绰号为“花狐狸”的相好，至于“花狐狸”是何许角色，那就不得而知了。

“老瘪三”收集到的这个信息，看似并无多大作用，以外行人的理解，不就是把络腮胡子换成了“花狐狸”，而后者是什么角色仍然是一个谜嘛。但是，对于专案组来说，其意义就大不一样了。“花狐狸”固然跟络腮胡子一样也是一个谜，但是这两个谜的难度有别，“花狐狸”这个谜应当比络腮胡子容易猜破。

于是，专案组就开始把猜“花狐狸”之谜作为接下来的工作内容。刑警进行了分析：冯抱壤是男性，其在合肥这边的相好“花狐狸”理应系一女子。从其“花狐狸”这么一个绰号判断，该女子多半是从事性工作的风尘女一类。但通常说来，“花狐狸”这样一个绰号，应该不适用于妓女．而可能是暗门子从业者。刑警决定对该女的调查就从暗门子这一行着手。当然，也有可能“花狐狸”其人原本是妓女出身，有妓女专用类的花名，但在烟花窑子待了多年花谢珠黄对嫖客缺乏吸引力后已经离开妓院，改做暗娼。按照这一行的规矩，暗娼不能使用“妓院体”的花名，于是她就易名“花狐狸”。因此，刑警认为对“花狐狸”的调查宜着眼于妓女、暗娼行业。

调查妓女、暗娼这种性工作从业人员，要比调查其他行当人员麻烦些，因为其他行当通常都是有“组织”即同业公会的，刑警可以通过同业公会的协助开展工作。而妓院业并无同业公会，旧社会要经营妓院需要向官府提出申请，获准后方可开张。这听上去跟其他行业并无区别，但经营妓院的审批权并不像其他行业那样由工商拍板，其审批权以及获准营业后的管理权都在社会局手里。解放后原国民党政府的社会局已经消亡，本案发生时，合肥的妓院亦已经被取缔，那些妓女各奔东西，只有部分留在合肥。从理论上来说，如果“花狐狸”果真是由妓女改行做暗门子生意的，那对其知根知底的“姐妹”有可能在被遣散的那部分中，此刻要去打听、寻找，难度没准儿就大得多，而且不能保证肯定能找得到。因此，刑警决定还是先把暗娼作为对象进行走访。

初解放时，暗门子职业虽然属于非法性质，但许多地方的政府还没将其作为需要惩治的对象进行打击，既不收容也不罚款，基本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因此，派出所对暗娼的情况并不熟悉，倒是民政局有一部分名单，那都是妓院被取缔后遣散的原妓女。刑警于是先去了合肥市民政局，走访了当时参与取缔妓院工作的几个女干部。了解下来，政府把工作做得很细，工作人员在整个取缔和安置、遣散过程中跟妓女接触颇多，有些妓女把女干部当作亲朋好友似的推心置腹无话不说，分别时还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有从良嫁人的还特地送来了喜糖。这对于刑警来说自然有用，于是，几个女干部随即把各自保留的地址抄了一份，还给其中有的人写了便条，请她们积极协助刑警的调查工作。

叶超然、金亚中、张楚一以及刘敏瑛四人分为两拨，分头进行走访。忙碌到6月27日上午，张楚一和刘敏瑛从从良后嫁给一个木匠的原妓女曹秀梅那里获得了关于“花狐狸”的信息。

“花狐狸”，四十二岁，蚌埠人氏，本名蒋小丽，幼年父母双亡，无家可归，以行乞为生。十三岁时被人拐骗后卖至合肥妓院“暗香阁”做雏妓，老鸨给她起了花名唤作“媚妞儿”。此后，她曾两次被嫖客从妓院赎出，作为“金丝鸟”置于别宅。但她遇到的那两个公子哥儿都是始乱终弃的家伙，一段时间后就不辞而别，临走还偷偷将其卖给另一家妓院。她还没反应过来时，妓院“大茶壶”便已经出现在眼前，凶神恶煞般地将其掳掠至妓院，被迫重操旧业。干这一行的吃的是青春饭，一过三十岁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但“媚妞儿”经过多年历练，还真有一股超常的娇媚味儿，加上体态玲珑，天生不孕，少了通常妓女难免的打胎折磨摧残，脸容也显得年轻，得以一直维持到四十挂零还有嫖客进门。

以上信息，由与蒋小丽同为“暗香阁”做妓女的曹秀梅提供。曹秀梅告诉刑警，合肥解放后取缔妓院时，因为她与蒋小丽的关系一向比较好，曾数次悄悄商量过出路问题。当时政府对于妓女的安置，大致上是以下三种方式：一是自行离去，自找出路，鼓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选择配偶嫁人；二是由政府安排在国有工厂、农场就业，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三是被拐骗被迫入妓院的姐妹，鼓励返回家乡，一应手续、路费等概由政府承担，本地政府负责与当地政府联系落实安排就业、介绍配偶等事宜。曹秀梅、蒋小丽两人反复商量下来，决定选择第一种方式。曹秀梅最近几年在妓院接客时认识了一个年近五十、无子无女的鳏夫鲁某，对方是个木匠，接触时间长了，曹秀梅觉得对方为人憨厚，能为别人着想，于是就想嫁给对方。她把自己的想法跟工作组透露后，干部便去征求鲁木匠的意见。鲁某认为蛮好，于是两人就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蒋小丽走的也是同一条路，不过，她嫁的对象并非是以前接待过的熟客，而是一个临时结识的比她大二十岁的老头儿。那老头儿姓梁，是个鱼贩子，据说早年曾是旧军人，后来还从事过“水上活动”——客串水匪。据说梁老头儿对社会新闻比较敏感，而且喜欢琢磨。人民政府一宣布要取缔妓院，他就说自已做了十来年鳏夫，这回要借政府的光娶一年轻美貌的娘子暖床了。于是，他就去民政局上访，出示同业公会出具证明，说自己是劳动人民（鱼贩子的成分是自由职业者，确实可以列入劳动人民行列），然后诉说自己多年前丧妻后因为贫穷（这话应该有水分，因为鱼贩子收入不菲，而且他有祖传的一座小宅院）至今未能续弦，现在趁政府切除毒瘤取缔妓院的东风，请求留意帮其物色一个合适的妻子。梁老头儿上访后，因为接待干部并没有给他一个肯定的回答，想想还不稳当，便又去邮局门前花钱请专门为人代写书信的代书先生写了一份《征婚启事》，回家路上买了一些零食，回去后招来四邻八舍的中小学生，以零食为“润笔”让他们誊抄了多份，次日张贴到本市若干妓院大门口。据说，文盲蒋小丽就是听人读了这份《征婚启事》后，决定嫁给老梁的。

蒋小丽在择偶上起步比曹秀梅晚，但她是闪婚，跟老梁见面后的次日就去民政局领结婚证，领了结婚证就直接跟着老梁进了那幢祖传的还算精致的小宅院。而曹秀梅是半个月后方才领证成婚的。

不过，蒋小丽的婚姻只维持了三个半月。那天晚上，老梁酒后突然头痛如绞，蒋小丽立即向邻居求助，众人将鱼贩子急送医院。医生诊断说是中风脑出血。于是立刻抢救，但以那时的医疗水平，这种病况基本上是没有奇迹发生的。不到一小时，老梁就走了。

蒋小丽由新娘变为寡妇后，民政干部还是对她比较关心的，主动登门慰问，征求其意见：是否需要给你介绍一份工作？可以去工厂做工，也可以去商店做营业员。蒋小丽都谢绝了，说她有办法过下去的。接下来她的一番操作显得很从容，竟像事先制订过步骤那样有一种行云流水的韵味：把合法继承的那套小宅院出租，自己另外租了一处两居室的平房。她生性似乎比较贪婪，又耐不住寂寞，于是又以徐娘半老之姿色韵味，开始重操旧业，做起了暗娼。没多久，外面就有传言，说“媚妞儿”变成了“花狐狸”。“花狐狸”之浑号是蒋小丽自己所起，还是主顾所赐，曹秀梅就不清楚了。

刑警自然要向曹秀梅了解蒋小丽是否跟冯抱壤有一腿之况，曹秀梅说这个她不清楚。因为她婚后跟蒋小丽虽有来往，但不频繁，而且呈现越来越少的趋向。叶超然等交换意见后，让曹秀梅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去蒋小丽那里看看，还可以当面向蒋小丽打听一下是否准备再次嫁人。

曹秀梅受命而去，按照刑警的布置如此这般跟蒋小丽周旋了一番。返回后向刑警回复，说蒋小丽像是变了个人似的，对她不像以前在妓院时那样亲热，说话感觉很不坦率，似有瞒瞒藏藏之嫌。叶超然听后，点头向她表示感谢。

叶超然送走曹秀梅时，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这时，专案组办公室只有他一个人在，金亚中、张楚一和刘敏瑛三人都已经被他派出去执行任务了。什么任务？对蒋小丽实施秘密监视。专案组之前让曹秀梅前往拜访蒋小丽之举，虽然是在向曹秀梅了解蒋小丽情况之后仓促商量产生的，但是从事后获得的效果来看，这其实是一个不错的计策。刑警从曹秀梅对蒋小丽一应情况的介绍中，认为以蒋小丽不甘寂寞和贪婪的性格来做推测的话，之前“老瘪三”所提供的关于冯抱壤跟“花狐狸”相好之说多半属实。但是，蒋小丽租的房子是两间平房，且处于临街位置，如果冯抱壤公然出入甚至入住姘居的话，蒋小丽是单身女，有选择配偶的自由，可以接受，但是对于逃犯冯抱壤而言，以其职业杀手的那份机警，显然不会认同。所以，冯抱壤应该是在合肥另有藏身之地。如何寻找冯抱壤的藏匿点，刑警把主意打在蒋小丽那里，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派曹秀梅前往蒋小丽那里进行一番打草惊蛇式的刺探。蒋小丽必被惊动，以其性格，应该会在曹秀梅离开后立即迫不及待地去向冯抱壤通报这个情况。而专案组只消在蒋小丽住处附近设下流动暗桩，待蒋在曹离开后出门去向冯抱壤通报情况时，悄然尾随，料想能够轻而易举地弄清楚冯抱壤的藏身之地。

金亚中、张楚一和刘敏瑛，此刻就是去执行流动暗桩任务的。因为曹秀梅在蒋小丽那里逗留的时间不长，所以当他们三人还没选择好合适的位置时，曹就已经告辞而去。稍后，蒋小丽也出来了，她略带慌张地锁了门后，拦下一辆正好经过的空黄包车，匆匆而行。蒋小丽坐在黄包车上，以她的阅历，当然根本不会想到要回头留意，黄包车后面已经跟上了两辆自行车。一辆是专案组的公车，由金亚中踩着，后面坐着张楚一；另一辆是七八成新的女式车，是刘敏瑛的私车，由她自己不紧不慢地骑着。

三刑警这一跟，抵达的目的地简直令人大出意料——竟然是曹秀梅之前跟刑警反映情况时提到过的那所蒋小丽从鱼贩子梁老头儿那里继承来的还算精致的小宅院！

金亚中、张楚一和刘敏瑛目睹这一幕后，还真差点犯迷糊了：这么说来，难道冯抱壤是蒋小丽的房客？

金亚中是这个三人临时小组的负责人，他稍一思忖，说咱们先不考虑那么多，我和老张在这儿待着，小刘去附近找部电话向叶组长报告这个情况后再说。

叶超然接到电话后，立刻下令：金亚中、张楚一和小刘继续监视，如果蒋小丽单独离开小宅院，则由小刘跟踪；冯抱壤离开的话，不管是独自一人还是与蒋小丽一起，都须三人一起跟上去。叶超然特别强调：鉴于冯抱壤是职业杀手，应该具有超强的反抗能力，所以不到万不得己，不可擅自采取抓捕行动。万一出现意外情况时，可以使用手枪，但只能击其非要害部位，打伤后将其逮捕。我马上过来！

这当口儿，半老徐娘蒋小丽在产权属于她的小宅院里干什么呢？她在跟“老姜”生气。“老姜”就是冯抱壤。对于蒋小丽来说，冯抱壤这个男人是她人生中的一个谜：她跟此人的初次相识是在1940年，当时“暗香阁”的老鸨是合肥地面上有点儿名气的女光棍龚大娘，龚是伪警察局侦缉队副队长平介鑫的相好，所以“暗香阁”在落实日伪当局的《大力维持治安暂行章程》方面敢于小打折扣，比如查验嫖客证件比较马虎，人家塞了钱钞给点儿好处的话，就会睁只眼闭只眼，不在乎来人是什么底细。赴芜湖外调的刑警从“三角禅堂”专用刺青师李胡子所提供的冯抱壤的入堂时间推算，其时他已经是一名从事暗杀三四年的职业杀手了。至于冯抱壤当时出现在合肥是专程来行刺哪个工作对象，还是去其他地方执行任务抑或完成了任务返回芜湖复命而途经，那就不清楚了。反正那天晚上他是下榻在“暗香阁”，成为“媚妞儿”蒋小丽的一个客人。使蒋小丽感到高兴的是，这个客人除了按妓院价格支付了嫖资外，还另给了她一份超过嫖资的小费。这对于一个已经从业多年年届三十的妓女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于是，蒋小丽就对这个自称“老姜”的男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或许“老姜”也对“媚妞儿”有一份好感，之后他来合肥每次都是到“暗香阁”过夜，而且必选蒋小丽。如此多年下来，两人的关系就由妓女嫖客转为男女相好。但是，解放后，“老姜”却突然失踪了。蒋小丽相信，人民政府取缔妓院的时候，如果她能联系上“老姜”，那她肯定会嫁给他。

蒋小丽原以为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这个令她心仪的男人了，哪知上月下旬的一天，她正在自己租住的住宅门口呆坐着的时候，“老姜”突然犹如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猝然出现在她的眼前。“老姜”对于蒋小丽的情况竟然了如指掌，见面之后就下令：“把你在米市街的那座小宅院腾出来，我要住进去。”

蒋小丽说：“那房子我租给别人了，已经预收了半年租金……”

对方毫不客气地打断道：“让房客走，租金还给人家，如要违约补偿，也给他！”说着，他把一沓钞票放在桌上。

于是，那座小宅院就成了逃犯冯抱壤的藏身之所。蒋小丽问是否要按规定去向派出所把房客的租住信息注销，然后把他的信息登记一下。“老姜”摇头：“不必！此后如若有人问起，你就用那个房客的信息回答他们就是。”

蒋小丽听后，便对“老姜”的真实身份有了怀疑。不过，她对这个男人已经有了感情，况且他出手慷慨大方，并且从不吃醋，知道她跟其他男人有染，但并没干涉过，甚至提也不提。所以，她乐得装糊涂。万一哪天他真的被警察抓去了，她也完全可以以“不知道他的情况”为由蒙混过去。当然，蒋小丽想归这么想，其实此事已经有意无意成了她的一块心病。所以，当已经很久没来看过她的曹秀梅今天突然说是路过顺便来她家里看看时，平时从来不防范这个好姐妹的蒋小丽突然对她产生了怀疑。偏偏曹秀梅进来后还像居委会大妈检查爱国卫生那样东张西望，甚至连床上枕头都要掀起来看看下面，嘴里还要问长问短，甚至着重问家里是不是有男人来往。这么一来，蒋小丽不想生疑也难了。于是，她就想到了要给“老姜”报个信儿。

哪知，蒋小丽赶过来跟“老姜”一说，他竟然根本不在乎，说：“曹秀梅是你多年好友，怎么会对你有二心呢？就像你蒋小丽一样，如果有人让你打听曹秀梅的情况，你肯干吗？”蒋小丽听他这么一说，不禁有一种“好心被当作驴肝肺”的感觉，颇觉委屈。于是，她禁不住冲“老姜”发火了。这是她自打认识这个男人以来第一次发火，嚷了几句愈发委屈，便哭了起来。蒋小丽一哭，冯抱壤似乎心也软了，便劝慰，还做了几句自我检讨，总算把她的怒火平息下去了。

蒋小丽平静下来后，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他既然已经接受她的说法，那就赶紧搬离这里吧。冯抱壤表示同意，说要不她去荐房店看看，选一处市郊接合部偏僻些的房子，看着行的，立马下定金。说着，他掏出几张钞票塞进蒋小丽的手里。蒋小丽说应该这样，不过，人家可是要身份证明、出差证明或者户口本的，你有吗？冯抱壤说没关系，你只要选中了房子，我就有证明让人家登记。

蒋小丽于是就出门而去。

外面蹲守的刑警一看蒋小丽单独出来了，就让刘敏瑛跟上去。

这时，叶超然已经赶来了，但他没到小宅院这边来，而是去了附近的派出所了解相关情况。派出所户籍警的登记册上写着的是原先租客的身份信息，说是一个三代五口的家庭，男主人是中学教师，妻子是贸易公司职员，男主人的老母亲带着两个小孙子。他们是肥东户口，因为解放初期换了工作来市区上班了，就搬过来了。当时正在搞新行政区划，就把户口迁进城来落在亲戚那里（解放前的合肥称为“合肥县”，解放后把原合肥县一拆为三，即合肥市、肥东县、肥西县）。这一家子在市里没有房子，就暂时租居，搬来这边前据说已经换过两处住所了。叶超然听着不解：难道冯抱壤这厮早已定居合肥了？想了想，就要求户籍警把居委会干部请来，最好还叫两个邻居。

居委会干部和两个邻居很快就来了。叶超然一问情况，居委会干部的说法跟派出所掌握的一样，而邻居的说法却是：那户人家上月下旬已经搬走，房子好像空着，没看见有人搬进去。

叶超然听后，心里明白了，于是他去监视点跟金亚中、张楚一会合。三人议了议情况，认为冯抱壤应该是藏匿于小宅院内，决定继续监视，到晚上采取抓捕行动。如果天黑前目标自行出来，则实施抓捕。叶超然立即向市局要求增派人手，参加抓捕。这时，刘敏瑛跟踪蒋小丽见其回住处后返回现场复命，叶超然听说她曾去过荐房店后，断定是在为冯抱壤物色落脚点，于是决定先将蒋小丽控制。

蒋小丽被捕后，很快就交代了一应情况。于是，专案组正式制订了当晚抓捕冯抱壤的计划。

天黑后，抓捕行动开始实施。可是，一干刑警突入小宅院后，却发现扑了个空！经勘查，目标是从后院翻墙逃遁的。由于傍晚前下过雨，所以从痕迹推断冯抱壤是在下雨前即下午四点前就已经逃走了。如此看来，冯抱壤是完全相信蒋小丽的报警的，只是因为想稳住蒋，所以故意不信。所谓让蒋去物色房子准备搬离，也是蒙人的手段而已。

六、终于水落石出

专案组随即开展对逃犯冯抱壤的查缉，但是，一直到6月29日晚赴芜湖外调的三刑警冯继竹、郭丰福、小丁风尘仆仆返回合肥，也未能查到冯抱壤的行踪信息。

6月30日上午，专案组全体成员开会。先是冯继竹三人通报赴芜湖调查的一应情况，有刑警听说冯抱壤有个绰号名唤“鸟见愁”时，便作猜测：这主儿是不是有类似“神弹子”那样的绝技，擅长使用弹弓？这个说法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大伙儿不约而同地想起黄世升6月13日外出夜间返回下榻的“碧水驿馆”在竹桥上失足落水的那一幕。当时大家对此一直心存疑惑，像黄世升这样一个身强力壮、会武术、长期活跃于山区，山间羊肠小道尚且能行走如飞的惯匪，喝了老酒就连这么一座两尺宽的竹桥都过不去了？那他以往长年累月在山区生活，就一直禁酒了？现在看来，应该是这个擅使弹弓射鸟百发百中的“三角禅堂”杀手冯抱壤在从中作祟。

刑警认为当时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两人从老史那小酒肆出来后，其实并没有分手，是步行一段路后拦了一辆三轮车或者出租马车由冯抱壤送黄世升返回旅馆的。这一送，就把黄世升送进阎王殿了。以冯抱壤这种老手的反侦查思路，应该不会让车辆直接行至“碧水驿馆”后面的龙潭畔的，而是在附近停车，然后两人步行过去，至竹桥前，两人这才分手。冯抱壤没有上桥，也没离开，站在一侧桥头目送黄世升往前走。待其走到桥中间时，掏出弹弓开始下手。估计射出的不会是寻常用来猎鸟的石块儿，而是铁弹子甚至铁蒺藜——多半是后者，因为铁蒺藜在冯抱壤这种已经把打弹弓发展到一门武功的杀手手里作为子弹射出时，其表面不规则的铁刺会在空中发出令人恐惧的隐隐声响。黄世升对冯抱壤那“鸟见愁”的浑名肯定是知道的，况且，冯抱壤是受雇于人打算取其性命的，可能还会在铁蒺藜上淬毒，挨一下绝对是要见血封喉的。所以，黄世升难免惊恐万状，一边往前逃，一边把脑袋移来晃去以避让接二连三飞来的致命弹丸。以冯抱壤的本领，要想一丸射中目标，当然易如反掌，但他应该是不想在尸体上留下他杀痕迹，所以故意不射中目标，而是让一颗颗弹丸在目标脑袋旁边掠过，制造恐慌，乱其心神，导致步履不稳，最后“自然落水”。

这个目的，最终是达到了。只是，人们永远不可能知道那天晚上，“鸟见愁”射出了多少颗弹丸方才达到目的。

案情分析会开到这当口儿的时候，专案组获得一个消息：鼓楼街的一口水井里发现疑似逃犯冯抱壤的尸体！

叶超然随即下令：郭丰福、金亚中、小丁前往看守所，把在押人犯蒋小丽提解至现场。专案组其余成员当即前往现场，了解到该尸体是今天上午七点多被发现的。这口水井由于附近准备扩建马路，居民搬迁，所以已经不作为日常生活所用了。上午有几个孩子在井台上玩耍，无意间趴在水井沿口，发现井里有什么物件，惊叫起来引来路人，这才发现是一具尸体。派出所接到报告后当即指派警员前来处置，打捞起来后发现死者身上有刀刺创口。

市局随即指派法医、刑警赶到现场。法医对尸体进行解剖后得出结论：死因是以单刃匕首从背后刺入心脏，一刀毙命；死亡时间应在解剖尸体之前的三十小时左右。死者被害前大约两小时内曾进食，在胃内发现鸡肉、鱼肉、花生米等食物残渣，并曾喝过一定数量的白酒。

市局刑警勘查水井现场后结合法医的解剖结论所作出的判断是：凶手作案的第一现场并非是发现尸体的水井以及周边，水井区域系凶手处置尸体的第二现场；鉴于凶手杀人后需要转移尸体，第一现场距离第二现场应该不会很远，否则虽然是在夜间转移的，也要考虑到正巧路遇由派出所组织的夜间治安巡查队；另外，转移尸体不可能像背个伤员那样背着就出门了，得伪装成货物样方可施行，因此凶手是使用了运输工具的。

这是市局刑警在第二现场就地交换意见时发表的观点。这时，有个年轻刑警发现已经被井水泡得有些肿胀的死者脸庞两侧显出刮过后又萌生出来的半毫米左右的浓密胡茬，忽然想起“6·14”命案专案组以市局名义发布的《追逃通知》，禁不住嘀咕了一句：“这人会不会就是正在被追捕的那个专案嫌疑犯，通知中不是说那人的明显特征是有浓密的络腮胡子吗？”

一语提醒了众人，大伙儿重新围拢来查看，又把还在一旁东张西望希望发现什么新线索的法医请过来查看。当时，合肥警方在下发《追逃通知》时是不往法医室送的，所以法医并不知道这两天正在追捕这样一个逃犯。干刑警的记忆力都不错，有位年轻刑警便把《追逃通知》的有关内容说了说，法医仔细看了死者的脸容，说：“有这个可能。”于是，现场的刑警头儿就派那位年轻刑警去附近找个电话向领导报告。

当下，专案组叶超然四人抵达现场时，金亚中三人已把蒋小丽提解过来，正在辨认尸体，很快就予以确认。于是，市局刑警就地跟专案组办了交接。

专案组随即开展工作，尽管市局刑警已经对现场勘查过了，但他们还是又查看了一遍。建国初期社会上对保护现场意识普遍缺乏，水井有尸体的消息一经传开，围观群众肯定比刑警来得早，所以井台以及周围已经没啥指纹、足迹可以提取的了。而以当时的刑事技术、勘查现场无非也就是提取指纹、足迹、血迹、毛发以及遗留物如衣服鞋子、随身携带的物品之类，所以专案组跟市局刑警一样并无发现。叶超然说那就走访周边群众吧，看昨晚是否有人看见和听见过什么动静。

走访下来，住在水井附近路口的两户居民家有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反映，前天晚上曾听见有轻微的“吱吱嘎嘎”的声音响过。这个“过”是指这种声音从他们住所外面通往水井的那条便道上经过，好像是有人推着独轮车从马路上往水井那边去。刑警对此自然颇感兴趣，要询问个究竟。比如：那“吱吱嘎嘎”的声音从您家窗外经过之后，是否又返回过？两位耳闻者都说之后就没再听见过那声音。刑警于是推测那声音很有可能就是凶手用来转移尸体的独轮车车轴所发出的，估计来时因为装着尸体，先在平坦的马路上推动，没有声音，待推上已成为建筑工地出入口之一而变得坑坑洼洼的便道时，独轮车就“吭声”了。之所以只响过一次，那是因为凶手抛尸后独轮车解脱了负重，所以原路返回时就不响了。

为检验这个推测是否具有合理性，专案组刑警借来一辆独轮车，坐上一个人，由另一人推着从马路上经便道往水井现场推。独轮车在经过那两户居民家外面时，由于路面破损很严重，果然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声响。独轮车上的人下来后再推，声音就消失了。

这是一条线索，专案组决定以此为破案的切入点调查那辆被凶手用来转移尸体的独轮车。

当时的合肥地面上，坊间独轮车很多，除了公私运输公司拥有外，市民中搞个体载人载货运输的也需要使用这种运输工具。这种独轮车的外形差不多，但轮胎材料有区别，运输公司的独轮车都是像三轮车黄包车那样的橡胶轮胎，当地称为“胶皮车轮”，私人拥有胶皮轮独轮车的也有，但不多；大部分独轮车都是木质轮，分两种，一种是纯木头制作的，还有一种则是为经久耐用而在木车轮外缘箍上一圈铁条。刑警为缩小调查范围，找来了这三种轮子的独轮车到现场进行测试，最后的结论是：橡胶轮胎的独轮车由于车轴使用了滚珠轴承，所以即使载了重物在现场经过也不会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其余两种车轮的独轮车，则都会发出声响。

于是，警方决定把私人拥有的独轮车作为调查的重点。

专案组分析：之前分析案情时曾有过一个推测，认为黄世升之死可能与黄世斌有关。冯抱壤是一名职业杀手，他不会平白无故冲熟人黄世升下手，应该是受雇于人。这个人，此刻刑警怀疑就是黄世斌！本来，经过警方缜密侦查，已将嫌疑对象锁定为冯抱壤。但这个具有丰富经验的“三角禅堂”职业杀手却玩了个金蝉脱壳之计把专案组耍了一把，来了个不辞而别。这厮会逃到哪个旮旯去？现在尸体在眼前，说明他并未逃离合肥，而是藏匿于本市的某个被其认为相对安全的处所。这个处所，刑警认为应该是黄世斌那里——要么是在黄世斌的住所，要么是由黄世斌为其安排的另外藏身之处。至于冯抱壤为何没立刻逃离合肥，估计是他跟黄世斌的雇金账还没结算清；还有可能是以其经验，料到警方会对他这样的凶犯广泛撒网捉拿，他的逃跑速度肯定没有警方以电话电报作为传递信息工具的布控速度快，所以先找上家黄世斌躲一躲风头再说。

那么，既然躲藏得比较安全，怎么又被抛尸水井了呢？刑警估计，冯抱壤跟黄世升、黄世斌兄弟以前曾有过比较深的交往，甚至双方有过合伙作案的经历。因此，冯抱壤对黄世斌并不提防。而对于黄世斌来说，他利用冯抱壤除掉了黄世升，这应该是一个秘密，他当然希望这个秘密尘封永久，直到他“百年善终”。可以理解黄世斌的这个心思，所以，他就下手了。从死者所挨的那致命一刀的位置来判断，黄世斌应该是在对方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突然下手的。冯抱壤尽管是功夫不凡的职业杀手，但是绝对没有想到黄世斌会冲他来这一招儿。

对凶手有一个大致的定位后，专案组认为从转移尸体这一点来看，黄世斌的窝点应该就在附近区域。众刑警对如何寻觅那辆目前已被定为侦查切入口的独轮车进行的考虑是：在派出所的配合下，发动群众进行排查。

接下来，竟然出现了捷径。专案组得到了一个最新信息：居住在附近的一个名叫谭宝根的米行老板今天上午来派出所向民警报案，说他的那辆专门用于给客户送货的独轮车丢失了。接待谭老板的民警将该情况做了记录后，让谭老板先回去，说警方会进行调查，如果有了下落，肯定会立刻通知他。正说到这里的时候，附近一家私营煤球厂派人来报告，说他们在厂区后门外茅草遍布的荒地边缘发现了一辆独轮车，老板说不是本厂的物品不能拿，就让伙计把独轮车推到派出所来了。

经谭老板辨认，确认这辆独轮车就是米行丢失的那辆。专案组随即通知市局技术室派员过来提取痕迹，车把上有明显被擦拭过的痕迹，所以只提取到了煤球厂伙计的指纹。但在独轮车的车架缝隙中，检测到了血迹。经与死者的血型相比对，确认相同。于是，这辆独轮车被认定就是凶手用来转移冯抱壤尸体的运输工具。

刑警向谭记米行了解到了丢失独轮车的情况：前天下午米行打烊前，有个住在附近的居民前来购买了五十斤大米。按照规矩，购买这么些大米是应由米行派伙计送货上门的。当时米行正好进货，那顾客是熟人，便说不劳他们了，把车借给他，他自己推回去就是了，反正不远，回头他把车还过来。一会儿，那顾客就把独轮车还过来了。当时货已卸完，但老板、账房和伙计还在清点、算账、收拾、打扫，所以他打了声招呼把独轮车停在米行门前的路边后，就自行离开了。该顾客当时并未针对哪一个店里人员打招呼，而一干正在忙碌的店里人员虽是好几人都看到和听见了，但事后互相都以为会有人去把独轮车推进来的。稍后打烊时见门口已经没了车子，还以为是有人已经把车推进去了，谁也不曾想到独轮车已经不翼而飞了！直到今天上午有顾客购买大米需要送货，方才发现独轮车不见了，米行内部遍寻无踪，终于意识到是失窃了。

这就为专案组提供了最小的侦查范围——只要追查到是谁顺走了独轮车，就等于找到了打开案件迷宫之门的钥匙。

于是，全组刑警都扑到了谭记米行方圆五百米左右的这块区域，连夜走访居民，打听有谁曾看见或者听说过什么人顺走了米行的那辆独轮车。7月1日下午，一个绰号为“光头妹”的目标进入了专案组的视线。

“光头妹”，大名凌景灵，时年十七岁。通常说来，乍一听，这是一个少女，其实不然，他是一个小子。这小子出身中产家庭，老爸是资本家，有厂有店，娶了大小两个老婆，可是多年来却没给他生下过孩子，这就面临着断代风险。于是他就请郎中看西医，吃药无数，无效，便走另一条老祖宗传下来的途径，烧香拜佛，求签许愿，外加跳大神驱邪鬼。后来，不知怎么弄的，竟然感动了送子娘娘，小老婆终于怀上了，生下来竟然还是个男孩儿。凌老板喜出望外，赶忙去寺庙拜谢菩萨，求得一枚上上签，请人解读下来说是要把儿子当闺女养，方能保得住养得大。于是，他不但给孩子起了个女性名字，还给孩子穿女婴衣服，买女娃娃的玩家，而且制定新家规：家里所有人都必须称小凌为“妹妹”。

那么，“光头”一说又是怎么来的呢？当女孩儿养，总不见得要剃光头吧？这个，另有说法：小凌三岁时，每天晚上总会指着室内上空用稚嫩的童声声称自己看见有“光头爷爷”被倒吊着。可以想象，这话对父母的震撼力的等级之高。凌老板没有别的办法，还是搞迷信那套，但这个“妹子”却继续坚持声称自己看见有“光头爷爷”被倒吊在空中。凌老板苦思无法，痛苦不堪，寻死的心都有。直到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凌老板早年读书时的同学，此刻已是南京电力公司的工程师。晚上两个老同学喝酒时，凌老板说起此事。工程师说把孩子抱出来让他看看。这时小凌已经四岁半，长得白白胖胖，却是一幅呆头呆脑的模样。工程师跟小凌玩了会儿游戏，一边玩一边聊。最后，竟然被工程师发现了“光头爷爷倒悬空中”的奥秘：那是在指电灯泡！凌老板闻之，如释重负，惊喜之余疑信参半，想了想，立刻派人去自家开的五金店里取来日光灯，当即装上取代电灯泡。再问小凌，回答是：“光头爷爷走了！”

消息泄出，不知哪位邻居随口给小凌取了个绰号唤作“光头妹”，很快就在这一带传开了。有个老头儿下了条评语：这少爷长大后必是个傻小子。倒还别说，还真给言中了。小凌长到七八岁，果然是个智障儿童。这是人生一个不幸，殊不料到了解放前两年，凌家遇到了更大的不幸：凌老板做投机生意破产，被债主逼得悬梁自尽，凌家一夜之间变成了贫穷户。小凌由阔少爷变成穷小子，又智障，其生活状况可想而知。

现在，有群众向专案组反映，说看见6月28日傍晚“光头妹”推走了谭记米行的独轮车。于是，专案组决定跟这傻小子当面接触一下。考虑到凶手就在附近待着，有“明处暗处”之隐患，所以刑警没直接登门，也没传唤，而是通过居委会叫了一个平时跟“光头妹”说得上话的十五岁少年小杨，由刑警中的“老江湖”张楚一向其传授“如何如何”，果然轻而易举就把“光头妹”“讹”到了预先安排好的一个隐秘场所。

跟这种智障者打交道，正儿八经是不行的，通常对方也不怕你拍桌摔凳，所以只有和颜悦色跟他聊天，把需要了解的内容夹杂在话缝中，一句一句地递过去，同时时不时给他吃点儿零食。这一招儿起到了一定的效果，聊了一会儿，刑警从“光头妹”嘴里获得了一个可能是指使他从米行窃车的嫌疑人。不过不是姓名，好像也不是绰号，而只是一个根据“光头妹”自己理解而产生的称谓，叫作“长衫先生”。

长衫是旧社会时的流行衣服，解放后因为提倡新风尚，已经不再推出。寻常的被淘汰，质地好些的长衫则改为其他式样的衣服。到本案发生的1951年，大城市市面上己经罕见穿长衫者了。“光头妹”此刻所说的“长衫先生”，看来应该是旧社会时附近众多喜欢穿长衫男子中的一个。而这位“长衫先生”并非“光头妹”家的近邻，因为这傻小子能把四邻八舍大人们的称呼全都出来，只要给他点儿零食，哪怕一把花生瓜子，他都会“张先生”、“李先生”、“王大伯”、“刘二叔”地一个个叫得准确无误。可是，此刻他面对刑警向他提出“这两天有谁给你尝了好吃的东西”的问题时，他脱口而出的是“长衫先生”；问他是哪位长衫先生，却又说不出来。刑警分析，很有可能是一个住在附近、平素间有时跟“光头妹”谋面但傻小子不知其姓氏的“长衫先生”，用零食引诱这傻小子去米行顺了独轮车供其作为转移尸体的运输工具。

于是，专案组决定排查这个神秘的“长衫先生”。由于这是解放前的服饰，现在已经鲜有人穿了，所以尽管调查区域不算大，但要把以前穿过长衫的适龄男子一一梳理出来，工作量还是不小的。专案组领导考虑下来，认为这个措施看似科学，但最后未必能够据此达到目的。因为光是把穿长衫的适龄男子排查出来还不行，还得从这些对象里进行摸查。到时候凭什么摸查认定凶手？还得借助另外的杠杆，比如：调查法医解剖时从死者胃里发现的鸡肉、海哲等食物残渣的来源。因此，叶超然又指派刘敏瑛在附近向有此类卤菜出售的饭馆或者熟食店铺、小摊进行访查。

7月3日傍晚，一干刑警收工，汇总调查情况，排查到七十九名适龄“长衫先生”；另外，刘敏瑛从附近菜场外面的一个熟食摊头的摊主那里打听到6月28日那天的傍晚，有一个三十多岁身穿浅蓝色短袖衫的烫发女子从摊头上买了烧鸡、海哲、白汁肉、卤豆干等熟食。摊主回忆，说以前见过这个女子，应该就住在附近。

专案组正要开饭然后连夜分析案情时，米行谭老板打来电话，说有情况提供，要求立刻跟刑警见面。

谭老板是个迷信观念比较严重的生意人，独轮车被窃竟然让凶手做了转移尸体的运输工具，那是大大的晦气。这车子是用来为顾客送米的，现在虽然失而复得，但凡是知道此事的顾客来买米时都一概只买少量，自己拿回家，不劳米行免费送货上门；还有一些顾客干脆舍近求远去别的米行买米了。如此，谭老板对幕后指使“光头妹”窃车的凶手便恨之入骨，想将其揪出的心情甚至比专案组刑警还急切。于是，他突然脑洞大开：我何不如此如此，或可能把凶手找到？

于是，谭老板就对米行学徒小邢做了一番吩咐。小邢便带上零食找到“光头妹”，那傻小子一个人在路边一脸无聊地溜达，嘴里竟然正在念叨“长衫先生”。小邢当然不清楚“长衫先生”是什么意思，就与其搭讪，递上零食，然后学着幕后指使者，让“光头妹”去米行门前悄悄把那辆独轮车推走。估计这傻小子是把这种行为当作游戏来玩了，闻之顿时来了劲儿，连连点头表示愿意。又问把独轮车推到哪里去？小邢按照谭老板的吩咐说：“随便，你想推到哪里就推到哪里。”

小邢的诱导到此结束，“光头妹”便去米行门前。那里，一干店员伙计都在店堂里忙活，那辆独轮车则故意停在6月28日失窃时的那个位置。对于“光头妹”这样的智障者来说，干这种事儿没有害怕意识，他二话不说，上前把车推了就走。这时，谭老板安排的另一个角色——邻家年方十二岁的小学生小许出场了。他的任务是跟踪，要弄清“光头妹”把独轮车推到哪里去。

结果，“光头妹”把独轮车推到了大约半里地之外的一家文具店门口，把车子停在人行道树下。这是一家由一对中年夫妇经营的只有一个门面的小店，这时正准备打烊。“光头妹”刚把独轮车停稳，还没转身，老板娘便一个箭步从店里冲出来，急赤白脸道：“这傻子，又把车子推来了……”还没往下说，就被其丈夫打断：“你胡说些什么呀！进来！”让老婆进去，他自己倒大步走出来了。小许隔着马路看去，只见他一边四下观望，一边俯身跟“光头妹”小声说着什么，掏出一张钞票塞给傻小子。“光头妹”连连点头，将独轮车推着离开了。小许继续跟踪，“光头妹”把独轮车推了一段路后，看见路边有卖新鲜莲蓬的地摊，就把车子就地一放，用文具店老板给的钱买了几个莲蓬，一边剥一边吃着往前走了。摊主要找钱给他，他也不理睬。

谭老板于是立即向专案组报告：文具店赵姓老板有嫌疑！

专案组当即指派郭丰福、刘敏瑛对文具店实施监视。小刘进入临时监视点后，注意到正在上门板准备打烊的老板娘的中波浪烫发，心里一动：这不是菜场熟食摊头的摊主所说的28日傍晚去买卤菜熟食的女人吗？与此同时，专案组已经控制了“光头妹”。

当晚稍后时分，文具店老板夫妇被捕。刑警对文具店后面的住宅进行勘查，在作为餐厅使用的一间屋子里提取到了凶手处理现场时被遗漏的血迹和指纹。经检验，血迹和指纹均与死者冯抱壤相符。

连夜进行讯问，文具店老板夫妇对雇佣冯抱壤以“鸟见愁”神弹子之手段导致黄世升在慌乱中失足落水溺亡，然后又在冯抱壤暴露后设计将其灭口之两起谋杀案供认不讳。诚如之前专案组所预料的，化名赵蓝雨的文具店老板确系罪大恶极的惯匪黄世斌，其妻沈美云亦系一度活跃在皖南地区的女匪尹桂兰。两人在1945年逃亡江湖，最后在合肥结为夫妻，改名换姓开了家文具店洗白身份。国民党警察局未曾发现眼皮底下藏匿着这么一对屡次上通缉榜的惯匪，两人得以安然度过了将近四年。1949年1月合肥解放后，他们继续隐藏，伪装老实，未被公安机关发觉。转眼到了1951年初夏，这对惯匪夫妇终于发现“流年不利”。先是5月下旬黄世斌外出进货时被当年的江湖好友、“三角禅堂”职业杀手冯抱壤发现，黄世斌枉为惯匪，竟然没有察觉被冯抱壤一路跟踪到文具店。其时，逃犯冯抱壤手头拮据，便开口向黄世斌借钱。黄世斌意识到这是有借无还的敲诈，但出于无奈只好掏出来。此后，冯抱壤又来过两次，不知从哪里弄到了钱，还了借款。不久，黄世斌又遇到了一桩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倒霉事”——他的嫡亲老兄黄世升不知从哪里获得了他的信息，突然登门拜访。见面连寒暄也省略了，直接向老弟“借”黄金十两，说是大陆已经无处藏身，决定偷渡海外，他虽然已经筹措到了若干经费，但“穷家富路”，自然得多备些。黄世斌十两黄金倒是掏得出，但他担心借了十两回头哥哥再次开口，而且数额会增加。如果黄世升真是准备偷渡海外，从皖北到南方路途遥远，途中以及偷渡时很有可能会出事。拒捕打死了倒也无所谓，就怕被公安生擒活捉，没准儿会供出已经在合肥安然多年窝着的兄弟弟媳两口子。因此，黄世斌以“手头拮据，设法筹措”为由先将其稳住。往下如何？再作考虑。他这样做，不过是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准备将其灭口的。

嫡亲兄弟久别重逢，黄世斌自然要款待一番。巧的是，他出去买卤菜时，正好遇到冯抱壤来拜访。于是截住，告知黄世升突然现身，让冯抱壤回避不见，隐在附近，回头黄世升告辞离开时，尾随跟踪，弄清其下榻何处。这对于职业杀手来说，是一桩小事，冯抱壤一口答应。就这样，黄世升下榻“碧水驿馆”的信息轻而易举被黄世斌掌握了。

当晚，黄世斌夫妇两人反复商量，决定把黄世升干掉。黄世斌说此事可交给老冯去做，给他十两黄金，完事后远走高飞。次日，黄世斌跟冯抱壤一说，老冯点头。冯抱壤对此事积极性颇高，随即制订行动方案，考虑到不能留下谋杀痕迹，他接受了黄世斌的建议，决定制造一个跟黄世升“不期而遇的惊喜”，然后找个地方去喝酒，把对方灌得差不多后送他返回旅馆，以其神弹子手段使对方落水。龙潭水深，这个旱鸭子在喝高后掉落下去，绝无生还可能，而且死后不留他杀痕迹。

冯抱壤对于搞暗杀行动具有丰富经验，他收下一半定金后，随即对目标实施秘密监视。6月13日晚，黄世升在“仁心斋”与穆老五、万利生喝酒，当然被冯抱壤尽收眼底。待黄世升与穆、万二人分手后，冯抱壤立即现身跟黄世升来了个不期而遇。他跟黄世升的关系比较铁，黄世升不疑有他，江湖人见面，自是要喝几杯。于是，冯抱壤顺利干掉了黄世升。

次日，冯抱壤跟黄世斌见面，拿到了另一半佣金。按照约定，冯抱壤应该立刻远走高飞的。可是，他因为在合肥有可靠的藏身点，所以不想离开。哪知，共产党公安远比国民党警察厉害得多，没几天就被人家发现了线索。冯抱壤在慌乱之中逃离窝点，寻思一时无处可去，便去了文具店。黄世斌对于老冯的爽约自是恼火，以其生性和行事风格，这人绝对不可留了！当然，像冯抱壤这样的职业杀手，黄世斌不敢贸然下手。况且，杀人之后，文具店内难以埋尸，必须选妥合适的抛尸处，还得准备好运输工具。于是，他立刻着手处置。找好抛尸点后，6月28日傍晚前他去谭记米行对面的鞋帽店买鞋子时，发现了米行门口停着的独轮车，于是就利用“光头妹”将车子顺到手。当晚，黄、沈夫妇互相配合，终于将冯抱壤干掉，然后抛尸于一里外的鼓楼街水井。

1951年9月14日，黄世斌、沈美云夫妇被皖北行署区军管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光头妹”凌景灵因智障而免予处罚。穆老五、万利生另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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