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
贾生诗意图 高向阳绘 网络图片
文/侯虹斌
最近，一系列的高官被查处，民间一片叫好，说这是打破了某级别的高官“刑不上大夫”的传统。这符合民众们对反腐的需求和想象，在此先不去谈；只是，对这个“刑不上大夫”的解释，有多种不同的解读。
这是厚诬古人。以前的“刑不上大夫”，哪是这个意思？古代那些为了“刑不上大夫”而死去的高官们，多了去，好吗？“刑不上大夫”有时是催命符，死得更快！
“刑 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句话，出自《礼记•曲礼上》。就如同上文的误读一样，过去一般都是理解为：“对大夫不能使用刑法，应该豁免；对老百姓不用讲礼， 讲礼是无用的。”仿佛是说官僚贵族们可以尽情地贪赃枉法干坏事也不会受惩罚；百姓们则一定会遭受到粗暴无礼的对待。如果你说在古代社会里，这是客观存在 的，那我无话可说，这难以避免；但如果你说这就是《礼记》中对社会的道德期望和要求，那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其实，光是这句话，古代的许多 学 者已给过多种不同的解读，有说是“大夫犯法，是在八议轻重，而不是在刑书；庶人忙于生计，很难准备好祭礼，不能要求太多”的，有说其意是“刑法不加重于大 夫，礼制不减轻于庶人”的，还有说“大夫不因懂得刑法而加重罪责，庶人不因不懂得礼制而减轻罪责”的，真是琳琅满目。不过统而言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 庶人”这两句话是并列的，责任和义务是对等的：贵族们固然享有特权，但罪行是另有裁决而绝非不问；百姓固然地位低微，但对他们的礼制的要求显然也会低很 多。
西汉贾谊的解读，就充分体现了这句话精髓。
贾谊给汉文帝上了一篇《治安策》，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一位战略家的高瞻远瞩。 其 中就有一个建议：那些曾经处在尊宠地位的人，连天子都对他以礼相待，官吏民众也曾对他表示过敬畏，现在即使有了过错，皇帝可以下令废黜爵位，可以罢除官 职，可以赐他死，可以灭了他的家族；但如果把他捆绑起来，牵着押送给司寇，编在徒官的管辖之下，让司寇小吏咒骂和鞭打他，这就不适合让一般民众看到了。贾 谊认为，对有地位的大臣定罪时，不应斥责，不应正面宣布他的罪行，还应为他隐讳。大臣犯了小罪，听到谴责呵斥就应该就穿上丧服，盘水加剑，到房间去请罪； 大臣犯有中等罪行，听到命令便自毁容仪认罪；大臣犯有大罪，听到命令便朝北跪拜认罪，跪下自杀。反正，就是不能当众羞辱。
贾谊这番说法， 是 有其思想体系的。刑罚主要是指残伤身体的肉刑，比如，刺脸的黥刑，断腿的刖刑，剃发的髡刑，肢解或砍头的死刑等等。而让贵族们受到这些残害和羞辱，会让老 百姓消除对贵族的神秘感，丧失对政权的畏惧心。他的目的是保证严格的等级级差，高贵者永远高贵，可杀，不可辱，政权方可永远保持体面。
汉文帝对贾谊的这番话深以为然，“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直到汉武帝时，从酷吏宁成等人开始，才又把大臣押入狱。
（《大风歌》的汉文帝）
实 际上，正是因为贾谊的善意，这条规矩让不少罪不至死的官员不得不自杀。自杀的官员名单太长了，我就只挑丞相来说吧：在文帝之后、王莽新朝之前，丞相周亚 夫、李蔡、庄青翟、赵周、萧望之（御史大夫，最后未当上丞相）、翟方进、王商、王嘉等，都是自杀的；有的是不得不主动自杀，也有的是入狱后恨而绝食或自 杀。
当然，帝制时代的官员出事，绝大部分起因都是权力斗争，或者是得罪了执政者；上面所说的丞相们的公开罪行都够不上死罪。比如说，周亚 夫 是儿子购买了许多冥器没有付脚夫的钱；李蔡是因为盗景帝陵园冢地而获罪；庄青翟是因为手下三位长吏陷害张汤，武帝忽然想起张汤的好，要为张汤报仇；赵周 呢，明知列侯所献的黄金成色不好或重量不足却不上报；萧望之更冤，是元帝听从石显等人建议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要把他下狱；翟方进是因为发生了荧惑守心的天 象；王商是因为子不孝、妹不贤等家事处理不好……
看《汉书》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好诡异：有没有搞错？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能搞死一个丞相？没 错。虽然背后主因是皇帝看这些大臣不顺眼了，但摆上台面的却都是一些不是罪的罪，也亏皇帝们好意思。但从制度设计上来说，未必没有理由。这个逻辑在于，高 官们有保持体面的责任，只要是挨骂了、审查了、双规了，都是污辱，都有自杀的义务；这种死，也是维护政府的颜面。
受刑当然很悲惨，但至少还有翻盘的机会，比如黥布、孙膑；但如此要脸，就只能活活冤死了。
想以前，人家固然有了贵族的特权和不同凡俗的政治地位，可他们也要承担庶民不需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我们不能只见贼吃肉，不见贼挨揍。
当 然，到了明代，由朱元璋开启的对朝官极尽残暴和羞辱的风气之后，这些古训就丢到脑后了。洪武一朝，官员被当场杖毙，剥皮实草，戴脚镣上班，都成为常态。所 以常有“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说法，认为在元朝之后的中国早就粗野不文，被蛮夷化了。
相 比之下，二千年前的贾谊梦想让官员们体面地伏罪，体面地自杀，希望让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确保无虞，是可以有效地维护这个政体的稳定的；他算是有远见的。可惜，君王不过是找借口除掉不合己意的臣子，“刑不上大夫”的 礼制沦为政治清洗的借口。最后，就变成了律令不重要，站队才重要；礼制不重要，权力斗争才重要。
而今天更糟糕的是，虽然名义上取消了阶级层级，号称“人人平等”，实际上只不过是“有些人更平等”。豪门贵族们往往只享有特权，不承担义务；也没有羞耻心，更没尊严。哪里还有脸面需要维护？
（《美人心计》中的汉文帝）编辑转帖
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言，从句读方面考虑，有6种标示方法。
1．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4．民可使，由之不可，知之。
5．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6．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出自《论语·泰伯篇》之第九章。原文是“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一、汉字词少，英语词多。原因是英语生成新词非常容易。英语在表达新生事物很容易。而汉字却非常困难；
二、汉字表达含糊，英语表达精确。汉字在表达抒情方面有优势；
三、汉字口头表达困难，英语表达流畅。（汉字同音字太多，词太少）
四、汉字书写、输入慢，英语书写、输入快。
五、汉字认读困难，英语认读容易。汉字是表意文字，不认识的字就不会读，而英语不认识的却可以读上来。
六、汉字识别性差，英语识别性强。汉字变小、距离远很难识别。
汉字最大的缺点：难记、难认、难写。在古代汉字是少数人专利，掌握非常困难，在现代也耗费了孩子的大量精力。剥夺了孩子的休息、娱乐和创造。汉字不改革，必将落后于时代；鼓吹汉字优越论的人，更是为了维护中国文化的糟粕、同时满足虚无的天国大国情怀。取消全面学英语和英语考试，无疑于作茧自缚。这一点应该学习日本，吸收汉字补充自己的文字，但没有妨碍自己走上强国的道路。反观我们整天抱着天国的梦想和老祖宗的衣钵，冠冕堂皇、自以为是，愚民为乐，前途将会怎样？
有人说改革汉字会丢了老祖宗，丢了传统。我们看日本和印度，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的接受了外来文字，传统丢失了么？
《春秋》开了篡改历史的先河。
历史是生铁浇铸的，尽管由于时间的湮没,使得它表面锈渍斑驳，但内容、形态不变化;更准确地说，历史是一件无形的刚体，任何外部条件都无法改变。后世对待已经发生的历史，只能尊重无情的事实，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认识顺应**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这样，历史才能成为一部内容极其丰富的教科书，一面认识自我、规范自我的明镜，一座指明未来前途的路标。正是基于以上认识，中国史家历来都有“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春秋时，晋国赵穿发动政变杀了晋灵公，太史董狐写下：“赵盾弑其君”，并公布朝堂。丞相赵盾辩解时，董孤反驳说：“子为正卿，亡不出境，反(返)不讨贼，非子而谁?”(见《春秋左传》宣公二年)。齐国权臣崔抒因奸杀了齐庄公，齐太史书曰：“崔抒弑其君”。崔抒因此杀了齐太，太史的两个弟弟也因忠实地书记被杀害，另一个弟弟在三个兄长血淋淋的尸体前，还是书记“崔抒弑其君”。置生死于度外的良史精神，彻底摧毁了屠伯崔抒篡改历史的企图，只好赦免了这个人。无独有偶的，“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见《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孔子虽也极力称赞董孤是“书法不隐”，是“古之良史”(见《春秋左传》宣公二年)。但他对这种“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却持二元化道德标准，一方面口头肯定，一方面毫不可惜地抛弃。他曾针对当时各国史书“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的倾向，标榜《春秋》则完全不同，!对这种标新立异的错误作法，他孤芳自赏地说道：“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见《孟子·梁惠王上》。孔子独得史学的“义”是什么呢?即篡改历史。读史的目的在使人明智，假史只能使人类愚昧，更使一些人自作聪明。纂改的历史，只能有利于独裁专制者统治。孔子标榜的书史之义，就是帮助统治者欺骗民众的驾权术。
纵观《春秋》一书，其篡改历史的目的手法，可以归纳为如下方面：
(一)为王政服务，变历史为**的婢女。
本来，历史与**无法分割，其中的很一些内容，就是已经发生的**。当代执政者，当然应该尊重历史，学习历史，从中借鉴前人的经验，避免失误与挫折，提高治国安民的水平。孔子在《春秋》中肆意地篡改历史，使之服务于头脑中的**模式;深恶痛绝王权衰微，希望恢复西周初年的太平盛世。为了这一**目的，他在《春秋》一书中，以牺牲历史真实做代价，处处使用代表周朝王权统治的旧称号，如各诸侯国爵号，自西周初年至孔子，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周王室已承认的既成事实，《春秋》一书概不承认。齐国国君自西周初年起称公，郑国国君在周宣王时受封为公，晋国国君自晋文开始称公，陈、杞等几个小国，周王出于对尧、舜、禹先王的尊重，将他们后代封为公，楚国、吴国等，早已称了王，但孔子一概不予承认，而书他们为“齐侯”、“郑侯”、“晋侯”、“陈侯”、“杞侯”、“楚子”、“吴子”等。齐桓公、晋文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会盟诸侯，讨伐叛乱，但孔子认为这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格局不相吻合，因之一概加以抹杀，只字不提。连他的学生们也不言及这一段历史，孟子将此称之为：“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
(二)曲笔造神，极力美化尊者、贵者。
孔子的曲笔造神有理论基础。一次，楚大夫叶公告诉孔子：楚国有个品行端正的人，能对他父亲偷盗羊只的错误给以揭发。孔子回答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见《论语·子路》)。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论，全凭个人好恶裁剪历史。他极力主张“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见《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在这里，为了“讳”的**目的，孔子竟然指曲为直，指非为是，公然颠倒诚实与虚伪的客观标准。
讳即忌讳，因忌讳故而隐瞒。讳的手法有两种，一是隐瞒恶行，二是颂扬善政。两种手法的共同特点是牺牲事实。目的很明确——塑造英雄伟人的高、大、全形象，奴化矮化民众的心理。《春秋》一书中，因为周王是最高统治者，是天下共主，所以孔子着力美化。《春秋》每年的第一个条目，不管有内容与否，都要特意书下“春，王正月，”“春，王二月”，“春，王三月”，明示国人与读者，是沐浴在周王雨露阳光之下，是活在周王主宰的时代里，自己是在周王大树下乘凉的受惠拜益者。但是周王共主的辉煌毕竟是昔日黄花，此时已成为强大诸侯的傀儡。对这不争的事实，孔子却极力掩盖，极力用歪曲事实的曲笔神化周王，“天王狩于河阳，壬申，公朝于王所”就是典型例子(见《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要依《春秋》的理解，当然是周王天子到晋国的河阳狩猎，晋文公立即赶往河阳周王的行宫晋谒，一付周王天子气宇轩昂、君临天下，诸侯臣民悚悚惊惊、顶礼膜拜的图画展现-在读者面前。再读三传，则不由哑然失笑，原来这是晋文公玩弄的权谋，他要步齐桓公后尘，“挟天子以令诸侯”，公元前632年，在率领晋、齐、秦等国军队打败楚、陈、蔡三国联军后，会合天下诸侯，举行“践土之盟”，接着又举行“温之会”。为了壮两次会盟的行色，特招来周王，以收取“名人效应”，同时使自己的霸主地位合法化，周王奉命赶来，不过满足晋文公重耳的心愿罢了。字面上的五彩光环一旦挥去，周王傀儡相就暴露无遗。
除了周王这尊神以外，他还神化小国之君。鲁桓公发动政变杀了鲁隐公，但因为这两公都是尊者，所以均加以美化：把隐公的被杀，则书以“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见《春秋》隐公二十五年)字样，即鲁隐公在十一年十一月的壬辰日寿终正寝了。就是出名的昏君，《春秋》也是美化的，美化的手段是隐恶，比如齐庄公姜光，此公昏乱得令人吃惊，竟然跑到执政大臣崔沀的家中同崔沀之妻棠姜鬼混，结果召来杀身之祸。这件丑事，连齐相晏婴也谴责庄公，但《春秋》绝口不提导致杀身之祸的根源，而只书：“夏五乙亥，齐崔抒弑其君光”(见《春秋》襄公二十五年)。晋君夷吾的乱伦导致内乱，隋侯因淫乱被夏征舒杀了，卫懿公因爱鹤轻人招来亡国之祸等，都不书之于《春秋》。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它给后世**家、史学家讲假话提供了理论依据，造出了一尊尊虚伪的伟人塑像，同时奴化了愚昧的民众。
忠诚之路
不要找上师（上级）的错！！！
觉智（Buddha jnanapada）由于信心不够，所以才会把文殊师利菩萨看成是一位结婚生子的和尚，因而阻碍了他获得最高的成就。同样地，你的心理态度，也会使你看到上师（上级）的过错。一位成就如佛的上师（上级）怎么可能会有过错呢？不管他做什么，就让他做吧！即使你看到上师（上级）与别人有男女的性关系或说谎之类的事，也要冷静地观想：“这些都是上师（上级）在训练弟子时所运用的无上方便法门。透过这些法门，他让许多众生获得精神上的成熟和解脱。比起持净戒，这些方便法门要殊胜千百倍！这不是欺瞒或伪善，而是最高的行为模式！”尤其是，当他呵责你的时候，你要想：“他正在摧毁我的恶业！”当他打你的时候，你要想：“他正赶走阻碍我精神进步的魔鬼！”
最重要的，你要想一想上师（上级）是如父爱子般的爱你。他的友谊永远是真诚的。他是很仁慈的。如果他对你似乎是不高兴或不关心，你要想这是消除你残余业障的惩罚。你要以各种可能的方法服事上师（上级）以取悦他。
归结一句话，不要找上师（上级）的错。
节选自《接受上师（上级）加持的重要性》姜贡康著仁波切 塔汤仁波切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