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带来的近代科学，居中为地球仪
在近代史上，地球仪是西方传教士以及国家使团急于向中国展示的事物，也是他们的技术象征物之一。奇怪的是，地球仪在近代中国一直反应冷淡，即使在当前的中国学术研究中，也是备受忽视，偶尔在一些近代科技史中才会被提及。
与之相反，在欧洲，地球仪的诞生与改进，始终伴随着新时代的地理大发现、远洋航线调整和殖民地抢占等系列激动人心的历史进程，它不仅是技术史上的进步，同时还有着深远的政治影响。
1792年9月26日，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以补祝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名义，派出以马戛尔尼为首的800余人的使团前往清朝帝国访问。他们随团带着大量诸如航海望远镜、战舰模型、地球仪、铜炮、火枪等最新技术产品入华，并指望靠它们打动中国皇帝。
英国使团此举一定程度上可能受了利玛窦在华经历的影响。利玛窦得以进入晚明宫廷，主要靠三件事物引起万历皇帝注意：世界地图，自鸣钟和欧洲钢琴。万历皇帝喜欢自鸣钟，天天放在身边，世界地图也被放大制成了四个屏风。
当时的乾隆皇帝跟万历的兴趣不无相似。1750年，乾隆委托意大利天主会教士郎士宁设计了定时水钟和喷泉装置，以供皇家娱乐，也曾让传教士蒋友仁在圆明园的一座大殿墙上绘制世界地图。
罗斯托恩地球仪
但无论万历还是乾隆，他们对此的态度基本都是抱着珍玩而非知识的心态。事实证明，乾隆对西方世界几近于无知，以致他在接见马戛尔尼时，才会问出“英国距离俄罗斯有多远，他们关系是否友好？……意大利和葡萄牙是否距离英国不远，是否向英国朝贡？”等可笑的问题。
人们在看待外来事物时，总是习惯性地将它理解为来自外部环境的特殊意味。地球仪一开始被视为珍玩，便是中国原有“天下观”里的朝贡体系的视角。这一视角在19世纪遭遇了全面的冲击，并迅速崩溃。
列 文森曾将19世纪的中国变革描述为“从天下到国家”的过程，中国一词开始从一个文明空间概念，变成了一个民族国家的疆域概念。在这一过程中，忧心忡忡的中 国人不得不去学习那些原先权当珍玩的枪炮，以及各种各样的新知识和新技术，虽然这些事物的面貌已被染上了血腥而耻辱的一面。这也成了地球仪清政府的中国不 受欢迎的原因，因为它代表着一种意识形态的崩塌——原来，中国并不是天下的中心！
在一贯被压制，又突然奋起的学习进程中，每种知识面临的命运其实是不同的。枪炮、舰船、工厂等快速发展，但地球仪之类的知识在一个国家的紧急状态中近乎无关紧要，尽管随着国家概念的降临，惯于面对中心的中国民众，不得不被迫面对广阔的四周和海平线。
为了维持利益，英国人需要尽可能撑住摇摇欲坠的满清，为此他们一度乐于充当中国的技术老师，一批英国技术顾问开始进驻中国的工厂和学校。这在英国本土甚至还引起了不满。
1889 年，英国小说家吉卜林与一些英国商人在香港一同用餐时，就认为现代化的中国不是好事。他斥责这些人竭尽所能把“西方的兴奋剂——铁路、电车轨道和诸如此类 的东西——强行施打在这个大帝国身上”，并质问“中国真的醒来怎么办？”换言之，他们是左右观望的三心二意的老师。而在另一方面，中国也依然是心怀不甘 的、急匆匆但潦草的学生。
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
1584 年，利玛窦制作并印行《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人首次接触近代地理学知识。其后，利玛窦又在中国制作地球仪，据《明史•天文志》卷二十五记载，“万历中， 西洋人利玛窦制浑仪、天球、地球等器”，这在“天圆地方”传统世界观的士大夫阶层引起震惊。至明末，葡萄牙传教士阳玛诺与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为进一步推 行地圆说，也制作了一件地球仪辅助宣传。
在清朝前期，地球仪开始被当做配合天体仪使用的地理仪器，多用于由传教士主持的观象台。据清《皇朝礼器图式•卷三》记载：“地球仪为皇上御制，规木为球以象地体，围四尺五寸，两端中心为南北极，贯以钢轴，腰带赤道，斜带黄道。”
即 便到了清朝末年，地球仪仍是某些固定权贵阶层的私物。在曾国藩日记中曾记载：“（同治6年）三月初九日，至湖南会馆，观方子恺所为大地球。”当时还有一幅 画，标题叫《曾文正公看地球图》，画的是曾国藩坐在椅子上，地球仪旁边站着的是一个年轻人，一个小孩子，正围着地球仪观看。
但事实上，这并未发生。在另一处曾国藩的文献中，他提到“余盖屋三间，上为摆设地球之用，不料工料过于坚致，檐过于深，费钱太多，而地球仍将黑暗，不能明朗，心为悔慊。”可见，地球仪仍是紧锁深宅。
之后，清朝由于情急，开始倡导西学，可情况也并未得到多少改善。
在 晚清民初的小说《黄绣球》中，就曾提到苏州办武备学堂时，当时堂中的提调大人托人到上海去买地球仪，实价不过四五十。买的人自己涨了23元，送到苏州后， 提调大人再次大幅度改价，到地球仪入账时标价已达四百两。而且，在安庆地方官那里，所谓“地理”课程仍被当成中国的风水学，地球仪也只是各种西学运动中的 时髦器具。转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