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毛泽东时代
从1921年开始中国共产党正式登上了中国政治历史的舞台。此时毛泽东也正式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史。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得到张闻天的支持，终于掌握了中共军队的实权。在1942年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张闻天的看法逐渐起了变化。他认为做为党的总书记的张闻天，他在其位不谋其政。毛泽东甚至讲过这样的话，意思就是你又不管，你又管不了这事，你还把着这个位子不让出来。
六中全会后，张闻天跟毛泽东谈话，说这个事我统统交给你，我不管了。毛泽东欣然接受。这样，他就把中共的党领导权也抓到了手。从此，毛泽东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其军队的第一把手。
不过，此时国内国民党的军队还包围着解放区，国外还有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制约。毛泽东还只能依靠党领导层这个集体来活动。
在解放战争中和在对国统区指导民主运动的斗争中，毛泽东在集体领导中发挥着作用。这可以从当时以党中央的名义发往国内各个战线的电文中看出。所以说，从1942年至1949年这一段时期，应该说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的解放战争时代。
1949年中共在国内打跨了蒋介石集团，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站立起来了，对外，特别是对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制约也可以说“不”了。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望与日增高的同时，毛泽东的威望也不断扩大。特别是在1954年国家颁布宪法后，毛泽东又当选为国家主席，他既是党的主席，又是统帅全军的军委主席，集三权于一身。从此，他大权独揽，飞扬跋扈，自以为自己高明、一贯正确。他开始不断地对中央领导层的早期战友们挑衅，今天揪这个人的“教条主义”小辫子，明天揪那个人的“经验主义”的小辫子，后天又揪某个人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小辫子，弄得人心惶惶、草木皆兵、遍地地雷。
从此，毛泽东他把领导层集体的智慧抛到一边，把党章、宪法弃如敝屣。他可以一言九鼎地决定党内其他人的命运，刘少奇、彭德怀、习仲勋等因他的指示，或遭迫害、或退出政坛；同时他一言九鼎地决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走向。他发动1955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全国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1958年的反右倾和大跃进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他使大多数中国人的命运被严重地改变。所以说，从1954年至1976年这一时期，应该说是中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史上的毛泽东时代。
下面所要解读的是存在于毛泽东时代中几个重要议题。他们是：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农民，毛泽东与文革时红卫兵造反派，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毛泽东与毛泽东主义，以及毛泽东时代留给我们的教训。
- 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从入党开始，就在党组织这一集体中得以培养、锻炼和支持的。毛泽东在党发展壮大中起过一定的作用。他在犯错误，特别是犯严重错误如打“AB团”、四渡赤水、延安抢救运动等时，党并没有抛弃他，而是继续重用他。毛泽东说他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在大陆建立新中国，二是发动和领导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其实，赶跑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是他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集体奋斗，和中国各民主党派成员、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共同支持和参与的结果，是全体共产党员(包括解放区和国统区)以及全体解放军指战员流血牺牲换来的结果。不错，毛泽东是杰出的领导者，但是绝不能把功劳归于他一人。
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他同党的关系还是属于正常的。他在最高领导层及各级党组织带领党员和各族人民努力奋斗，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时候。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不断提高的同时，毛泽东的威望也随之提高了。从此，毛泽东的思想起了变化，他追求自己“君师合一”的错误想法不断膨胀。他利用党赋予他的权力，把自己当成正确路线的代表和化身，把党做为一根棍子，谁反对他谁就是反对党。他利用各种手段来对付党内、党外对他错误思想和做法持有异议的人，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甚至陷害。在党内，他利用叛党的罪名，否定陈独秀、瞿秋白、刘少奇；利用反党的罪名在党内打倒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冯雪峰、丁玲；利用分裂党的罪名，否定张国焘、高岗。在党外，他整肃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浦熙修、费孝通。
从党史上看，当毛泽东在党内处于不利的地位时，他就对领导层撂挑子。例如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给他个人写信，反映意见。毛违反党规，在会上公开这封信，结果在会上不少人赞成彭德怀的意见。毛泽东顿时发脾气说：“你们赞成彭的意见，那我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我去打游击。”又如1967年二月当时文革整老帅很厉害，在一次会上谭震林、陈毅等人向林彪提出抗议。林彪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大发脾气说：“我马上走，林彪也走，让他们来搞。”他把自己立于党之外，以此来恐吓党。
毛泽东在党内处于有利于自己的地位时，他就凌驾于党之上，脱离党的领导层集体。例如：在延安整风时期，他撤消政治局成立总学委，由他来指挥。文革时期，他踢开书记处，成立由他的班底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归他驱使。凭此，他颐指气使地整这个、斗那个，以期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决策和权力执行机构，党章也规定党代会应定期召开。可是，作为党的主席毛泽东利用自己的权力多次违反规定，可以长期拖延召开或提前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可以不通过党的代表大会，擅自选择党的未来的主席做他的接班人，例如早期他蓄意选择刘少奇做他的接班人。后来在文革期间他又明确指定林彪为他的接班人，甚至荒唐地把这一决定写进党的九大所通过的党章这中，让全党遵从。大家知道，一个国家之主指定其接班人的事，唯有封建专制王朝时代的皇帝才能这样做，而他偏就这样做了。由上述可见，毛泽东一贯地把党做为自己私人之物，玩弄党于他的股掌之中实行其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名符其实的党霸，也决不冤枉他。
二、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农民
毛泽东是靠领导农民运动起家的。他领导农民斗地主分田地，他许诺革命胜利后，农民成为国家主人，耕者有其田，过上幸福生活。他组建农民军队走上井冈山，同朱德领导的起义军队会合，建立了苏维埃地方政权，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推翻蒋介石独裁统治的革命道路。
首先说土改即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土地改革法》，经过当时执行人大职权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审查讨论和修改，然后经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通过，再由毛泽东于1950年6月30日下令施行。这是一部惠及农民、中共党兑现对农民“耕者有其田”承诺、发展农村生产力的改革法规，这是一桩大好事。如果认真实行此法，农民生活必会大大改善，农村生产力也必将得到较大发展。可不幸的是，不久毛泽东提出反对这个法所规定的和平土改，强调要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把地主阶级斗倒、斗臭、斗垮。于是党中央在当年12月下达了“反对和平土改”的指示。从此，在左倾思潮的鼓动下，一个恐怖的暴力土改大登场。除了斗争少数恶霸地主和一般地主外，还把中农划成富农，把富农划成地主，并把他们关押、吊打，甚至还出现斗争所谓“贫农恶霸”、“中农恶霸”的奇事。此时，人斗人、斗死人的事大量出现，原本好端端的一次进步革命运动，被闹成了一场惨剧。
土改完成后，毛泽东认为农村的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在当时无机械化的条件下，他立即开始搞农村的集体化运动。于是在农村推行合作，搞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当时这些运动在党内遭到老一辈革命家如刘少奇、邓子恢等人反对，在党外遭到广大农民的抵制。可是毛泽东利用手中的权力一意弧行，宣布党内的持异议者为资产阶级、富农代理人，称他们是“小脚女人”、是“右倾机会主义”。对党外持异议者，毛说他们是阶级敌人。由于他对基层领导干部不顾实际条件硬性下达超额的建社数量指标，有的地方还出现领导干部对不愿入社的一般干部和群众威胁说“你是跟共产党走，还是跟老蒋走”的场面。
高级合作社成立后，大刮“共产风”，一平二调农民的生产资料，搞得农民除了少量自留地外别无所有。加上统购统销政策的出笼，超额征购农产品，最后发展到连农民留下的种子粮和维持日常生活的口粮也被夺走。农村出现了农民饿饭和逃荒，以及大批非正常死亡。 后来，城市手工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毛把改造过程中持异议者称之为“右倾机会主义”，并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推广到生产方面。于是出现了农民饿饭和逃荒，以及大批非正常死亡。后来，城市手工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毛把改造过程中持异议者称之为“右倾机会主义”，并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推广到生产方面。于是出现了“多、快、好、省”的大跃进。同时，在农村建立起人民公社，说它一大二公，它更加优越、更加社会主义化。这时农民自留地、自养牲口一律逐步归社，甚至连自养鸡鸭也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大办公共食堂，连农民的生活用具、住房都归入公社，男女分住集体宿舍，活象军营一般。随后全民大炼钢铁、大兴水利，千百万农民被抽调出去。夏收秋收由于缺少劳力，成熟的庄稼大部分烂在地里，人为地造成了严惩的大饥荒。据统计那时期全国饿死三千多万人，比当年苏联搞集体农庄时在乌克兰饿死260万农民还要高10倍以上。中国广大农民遭到了灭顶之灾。
总之，搞合作化、搞人民公社运动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必须要适应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原理。没有机械化做基础来搞农业集体化是完全错误的，是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所以说毛泽东为了争当中国皇帝、当世界革命领袖，利用农民、欺骗农民、愚弄农民、坑害农民，最后使自己走上了背叛农民运动的道路上去，其罪大矣!
三、毛泽东与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派
1970年10月1日文革期间，毛泽东在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在天安门城楼上，美国记者爱德华·斯诺问他；“主席，你是从何时开始认为要搞掉刘少奇?”毛泽东回答说：“从1965年就有此想法。”所以，在1966年随着国家经济全面好转之时，毛泽东认为这是整治刘少奇的好机会，于是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最初他利用姚文元抛出批《海瑞罢官》一文，掀起整吴晗的风浪，又组织人批邓拓等人的《三家村》，以此来冲毁中共北京市委，并使之瘫痪，为打倒所谓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少奇而扫清了道路。
毛泽东为了打开缺口，从教育领域下手，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1966年5月中旬，毛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利用他的权威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成立由他掌控的“中央文革小组”。
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为首的七人，在当时政治形势影响下，用大字报直接问罪校领导陆平等人，在学校掀开了“文革”的序幕。与此同时，北京、清华大学附中等学校的一批中学生，在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的教唆下，在聂元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煽动下，成立了全国最初的造反组织“红卫兵”，并宣布要誓死保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于是国内先后出现在学校批斗教师、校长，给他们挂牌、戴高帽子、游街、打杀等侮辱人格等暴行。
接着红卫兵又杀向社会进行“破四旧”，抄社会知名人士的家，摧毁庙宇、砸碎历史文物，批斗五类分子。红色恐怖顿时弥漫全国。
毛泽东此时趁乱离开北京，着意让刘少奇、邓小平来收拾局面。刘少奇、邓小平在6月3日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采用向重点学校派工作组这一传统的治理方法，结果遭到左派红卫兵的抵制。
7月18日，毛泽东悄然回到北京，在他指出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革命的这一压力下，刘、邓承认派遣工作组不妥而进行检讨时，刘少奇说：“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好得很！”直接把矛头指向了刘少奇。于是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左派红卫兵。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去信，表示热烈支持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等三篇文章和他们的革命造反行动，不久，开始掀起了揪斗刘少奇及广大革命老干部的行动。从此，全国城乡被笼罩在这一恐怖的阴影之下。当时全国被迫害致死的人数达千万人之多，仅湖南道县、河北大兴县发生的一次大屠杀各数千人，完全类似于二战时期的纳粹德国希特勒组织法西斯的“冲锋队”、“党卫军”屠杀犹太人和抵抗运动组织人员的罪行。
红卫兵造反运动严重摧毁中华文明的同时，在社会上造成人性扭曲、道德沦丧，五亲不认、斯文扫地，以及人斗人、人杀人的惨像。
毛泽东利用红卫兵这一批不知党内斗争实情的青少年，来打击迫害对他持异议的革命老干部如刘少奇、彭德怀等以及广大的知识分子，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利用红卫兵的同时，也毁灭了他们做人的道德标准，使得他们人格异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可以说毛泽东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这一灾难真是罄竹难书、罪大恶极。
四、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还表现出一个“礼贤下士”、“贤明君主”的慈爱形象。他曾称赞丁玲是文小姐、武将军，高度评价京剧《逼上梁山》的演出人员，说他们为革命做了一件好事。
建国后，在成立新的全国政权之初，伴随着“三大运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借助于朝鲜战争和随后在国内针对资产阶级的“三反”、“五反”运动大张旗鼓之势，首先在我国国家机关和高等院校的工作人员中，毛泽东发起以清理组织为名的“忠诚老实学习”运动，让这些知识分子老实交代自己的阶级成分和政治历史。与此同时，毛提出了知识分子的改造任务。当时使用了从延安整风中抢救运动带来的手段，即“脱裤子”、“割尾巴”、“洗热水澡”等，以此打掉知识分子的所谓的架子。
建国后的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划分阶级成份的决定，还规定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的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作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统称为职员，是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此决定还特别提出，高级职员为工程师、教授、专家，其阶级成份与一般职员相同。也就是说，把他们也划入了工人阶级范畴。中央人民政府的这一决定无疑应当代表当时中央高层集体的共识，当然也包括毛泽东在内。可是不久，由于共产党己由一个革命党正式转变为执政党，毛泽东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起了变化，他对知识分子的地位观念和政策也有了变化。
1953—1954年，毛泽东受到国际、国内形势中某些因素的刺激，不顾当时国内实际，终于抛弃《共同纲领》和违背自己曾经的承诺，而提前终止了新民主主义阶段的进程，从此转向社会主义过渡。在意识形态领域，他提出向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进行斗争，于是一顶“唯心论”的政治帽子，在教育界、学术界以及整个知识分子头上摇晃起来。从此，以知识分子为靶子的什么“思想改造运动”、“思想斗争”、“思想批判”就逐步展开。此时，在高等院校内散布“旧教授”是一些知识骗子，引导学生走“白专道路”，又说“马寅初真才实学如何目前北大尚摸不清楚”等等，搞得知识分子“灰头土脸”从而剥夺了他们“家国情怀”、“重气节”、“自由思想”和“独立的人格”的自重品质，使他们低下了头，听命于所谓的“政治”。
毛起初提出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团结、教育、改造”，但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上，又把知识分子论定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为严重的是，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有些人虽出生于工人家庭，世界观基本上也是资产阶级的”，所以“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反右和反右运动后，毛泽东提出“两个剥削阶级”的观点，断定我国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及其他反动派和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他的知识分子。总之，知识分子被划入资产阶级范畴，使其成为革命的对象。
以上是毛泽东从重视知识分子转向轻视和歧视知识分子的进程。毛泽东为什么要批判以至于迫害知识分子?他是怎样做的呢?
毛泽东深知知识分子的资本就是知识，只要把他们的知识批到斗臭，剥夺掉他们唯一的安身立命基础，他们就不能兴风作浪，就只能听从毛泽东指挥，他也就能达到自己成为君师合一地位的目的。
于是，在全国相继出现了批电影《武训传》、批陶行知，说他是反动阶级的帮闲文人；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产物；批判梁漱冥“冒充农民代表”。以梁漱溟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为农民困难向上提建议为例：不料他的建议却触动了农民运动当然领袖毛泽东的敏感神经，于是毛泽东大怒，指责梁漱溟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帮地主阶级忙的，冒充农民代表”，“粱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1953年，毛泽东批王稼祥推行三和一少是投降主义。1955年胡风对文艺领导工作上书三十万言提出不同意见，他和同事们通讯议论文艺政策问题，这些纯属正常现象。可是这又触动了意识形态尊神的地位，于是，毛泽东拾起了批判的武器，点出了胡风分子们“不过是抓到了一个缺口”，“他们就抛出了不少的东西”，说“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接着批杨献珍的“合二为一是修正主义阶级论调和论；批马寅初的计划生育建议是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翻版；批孙治方的市场经济理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观；批翦伯赞的历史主义、让步政策论是资产阶级历史观；批张闻天的外交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批邓子灰提议放慢农业合作社进程是“小脚女人”、“右倾机会主义”。
1956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波匈事件”，毛泽东有些惊慌。为了稳固国内矛盾，他提出了“双百”方针。1957年他推行党内整风运动，并号召党外人士在知无不言、言者无罪的保证下，也来帮党整风。不久，鸣放开始，教育界、文艺界党外人士向党提出不少意见。在此形势下，党内不少人却质疑“双百”方针。毛泽东为安抚党内，顿时一改整风的进程，说“事情正在起变化”，并用“引蛇出洞”的“阳谋”作为借口，加以陷害这些提意见的知识分子。于是，全国掀起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举起了阶级斗争的大棒杀向了整个知识分子阶层。最早是批“章罗联盟”，批章乃器、储安平、浦熙修、费孝通。在党内提出“丁玲、陈企霞右派反党集团”，以及在各单位揪出大批右派分子。全国一时给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的人数达55万之多(没有戴帽的、属于内控的中右分子约一百多万)。反右运动终获大胜而结束。
毛泽东此时心情舒畅，于是他的小资阶级狂热性大大发作。很快，三面红旗在全国招展起来，总路线、大炼钢铁、大跃进全面发动。一时，全国炉火冲天，大兴水利，大刮农村的高产风。不多久，出毛泽东所料，全国出现了城市物资供应短缺，农村严重缺粮发生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
毛泽东慌了，在七千人大会上做了一点检讨，1959年接着召开庐山会议，准备批“左”。由于彭德怀给他寄了一封信，批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泽东受不了了，在会上宣布彭的信是意见书。出其所料，这份意见书除了柯庆施一小部分小人之外，得到与会大部分人的赞同。毛泽东自认为自己的导师地位发生了动摇。他于心不甘， 终于利用个人权威，掀起批判彭德怀的“右倾社会主义” 阴风并把彭德怀等人打成所谓的军事俱乐部“反党集 团”，让林彪接替彭的国防部长的职位。
接着毛泽东又发动了在全国党政军各单位开展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运动。一大批对三面红旗持有异议的各级知识分子领导干部都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其中有河南省的潘复生、安徽省的张恺帆、云南省的赵健民，以及军队里的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领导。据统计，当时全国整肃了380万人之多。从此，全国鸦雀无声，人人噤若寒蝉。
此时，毛泽东心里并不轻松，他已觉察到自己将有可能失去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由于他固执的个性，他决不肯认输。在卧薪尝胆几年后，当全国各方面的形式有了好转，借助世界和周边地区敌对势力的嚣张，毛泽东又拉紧阶级斗争这根钢弦。说为了防止出现修正主义，又发动了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他和刘少奇对“四清”即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性质和策略上的分歧，加上在“七千人大会”上两人对形势估计的不同看法，毛泽东认为修正主义将发生在党内最高层，其矛头直指刘少奇等人。
与此同时，毛泽东又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城市五反”、农村“四清”扩大到意识形态领域。他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于是，假借文化大革命之口，一场从中央到地方杀向参加革命多年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各界广大的知识分子的歼灭战正式拉开了帷幕。
首先从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开始，接着毛泽东抛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动红卫兵造反派打倒了刘少奇、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杨尚昆以及各地一大批党政机关的领导。在文化艺术界、学术界迫害吴晗、邓拓、陆定一、周扬、老舍等一大批著名人物。其次，在教育界，在毛泽东“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的煽动下，全国从大学到小学出现了学生揪斗老师、校长，侮辱人格甚至打杀被斗人的暴行。真是斯文扫地，师道尊严一扫而光。
毛泽东为什么从轻视知识分子、歧视知识分子，走向批判知识分子，一直后来迫害知识分子?根本原因在于：他认识到反对封建独裁、实行民主革命或改革的领军人物都是知识分子，如近代的“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的康、梁，推翻满清王朝的孙中山、秋瑾、徐锡麟；掀起五四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的北京一些大学师生也是知识分子；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李大钊、陈独秀、鲁迅、抗战七君子，以及闻一多、李公朴都是有理想的知识分子。毛泽东要想实现他的“君师合一”的地位、要想搞独裁当中国的秦始皇和成为世界革命领袖、导师的角色，其唯一障碍就是那些有思想的、智勇双全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所以，要除掉这些人或封住他们的口，其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划为阶级敌人，然后举起阶级斗争这根大棒或枪杆子来消灭或恐吓他们。
综上所述，可见毛泽东敌视和迫害知识分子，其手段远远超过我国当年坑儒的秦始皇，是一点也不冤枉他的。
五、毛泽东与毛泽东主义
首先，本文应该着重说明的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主义是两个在不同时代所产生的、两个不同的政治思想体系。
前者，是产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和建国之初，基本上可以说它产生在解放战争时代。它是由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层中老一辈革命家们领导人民与敌斗争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列主义和当时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正确路线在不同阶段和不同领域，进行多次路线斗争中战胜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系统形成的结果。它的内容包括：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中国武装革命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策略。与各民主党派组成民主统一战线，准备建立联合政府。提倡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观。反对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专政。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等。
而后者是产生在建国后毛泽东时代，它是完全由毛泽东自己主观、唯心和用不正当手段酿造出来的一个错误的思想体系。它是毛泽东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不同阶段和不同领域进行多次路线斗争中战胜正确路线而系统化所形成的结果。它的内容包括，党的个人独断领导(家长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引导下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否定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观，坚持党领导一切和以党代政，抛弃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强制推行贫穷社会主义。
其次，本文希望着重阐明的是：我们在严格区别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主义这两个不同的政治思想体系的基础上，来重新审视毛泽东时代所出现的各种事件和问题，使我们看清那个时代的历史真面目，重建中华文明，实现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望。
(一)毛泽东主义的具体内涵
在政治上，毛泽东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以党治国，以党代政。主张国家内只能有“一个主义(毛泽东主义) ”一个政党(由毛泽东控制的政党)，一个领袖(毛泽东)。
在经济上，毛泽东主张实行社会公有制、计划经济，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
在文化艺术上，主张工农兵文化，推行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军事上主张党指挥枪。
在意识形态上，反对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观，主张坚持党性原则和舆论一律。
在对外关系上，主张“三反一多”，“三反”即反帝、反修、反各国反动派，“一多”即多多援助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主张输出革命。(二)毛泽东主义的形成
建国后，中共已由一个革命党变为一个执政党。通过“三反五反”等运动后，国内的斗争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之间的两条路的斗争。
这里包括：土地改革阶段，是暴力土改和和平土改的两条路路斗争；执行“共同纲领”阶段，是废弃还是坚持“共同纲领”的两条路线斗争；执行治国方针阶段，是以党治国和以法治国的两条路线斗争；农业集体化阶段，是强力推行合作化、公社化和放慢合作化、反对公社化的两条路线斗争；反右派阶段，是坚持反右扩大化和抵制反右派运动的两条路线斗争；推行三面红旗阶段，是鼓动赞扬和抵制反对三面红旗的两条路线斗争；文革阶段，是积极推行和消极抵制文革的两条路线斗争；执行外交政策阶段，是坚持“三反一多”和提倡“三和一少”的两条路线斗争。
由于毛泽东权势在握，最后结果是在多次两条路线斗争中，毛泽东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占了上风，从而这条机会主义路线就系统化最后形成了毛泽东主义。
(三)毛泽东主义形成所使用的手段
毛泽东在上述两条路线斗争中，为了战胜他的对手(正确路线的代表)，他使用了不少权谋和不正当的手段。现分述为下：
1．阴谋与阳谋
为反右斗争中众所周知的“引蛇出洞”：庐山会议他把彭德怀给他私人的信件公诸于众来打击彭老总；文革中他利用红卫兵造反派不知党内矛盾的内情来打倒刘少奇、彭真；利用整风整党今天整个这个人明天整那个人。
2．造谣与诬陷
例如，毛造谣说梁漱溟是“野心家”“是用笔杆子杀人的‘杀人犯’”。造谣说刘少奇赞扬“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影片。造谣说胡风及其同事是有严重问题的“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诬陷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诬陷彭德怀里通外国。诬陷瞿秋白是叛徒。诬陷习仲勋用小说《刘志丹》反党。制造无中生有的章罗联盟”、“高饶联盟”、“彭高联盟”以及一些所谓的“反党集团”。
3．借古批今
为借批电影《武训传》来批陶行知。借批《海瑞罢官》来迫害吴晗。借批忠王李秀成说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投降书。借批孔批儒整周恩来。
4．偷粱换柱
延安整风时成立总学委取代政治局，文革时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书记处，为自己独断专行服务。
5．煽动与恐吓 用“造反有理”、“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来煽动红卫兵造反派搞打砸抢，弄得天下大乱。他动不动就说：“你们不同意我，你们请王明来。”以此恐吓党和持异议
6．嫁祸于人
反右前他提出要考虑取消高校党委制，他后来用此嫁祸于人。文革前，他鼓动要发扬“海瑞精神”，文革中他嫁祸于吴晗。文革造成特大灾难，他欲盖弥彰地嫁祸于“四人帮”。实际上，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当是他毛泽东本人。说得淡化一些，也是以他为首的“五人帮”。
7．剽窃他人著作
毛泽东为了提高他个人的名望，把别人的论述成果窃为己有。他的哲学著作《矛盾论》、《实践论》均取材于李达、艾思奇、杨秀峰等人原作。他的《论十大关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出自陈伯达手笔。毛泽东选集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其真正作者是当时华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新华社记者陈其五或庄重。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观点是朱德在1937年4月12日提出的。毛泽东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拢、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其原创者是朱德，朱在1928年4月28日把它带到井冈山上的。
8．说谎与欺骗
延安时期，黄炎培访问延安，产生了他与毛泽东的著名“窑洞对”，毛泽东接见法国记者时发表了延安谈话，毛泽东均表明要在今后真正实行民主。后来证明这是谎话。在反右斗争运动前，毛泽东要党外人士帮党整风提意见，并多次申明“知无不言、言者无罪”，要实行“三不主义”。后来他却说：“事情正在起变化。”结果他以言给别人定罪了。这些都是他欺骗人的事实。
(四)毛泽东主义所造成的恶果
在毛泽东时代，随着毛泽东主义的形成，我国农业生产不断衰退，工业生产萎缩，城乡日用商品严重短缺，人民生活质量普遍下降。仅在大跃进年代全国就饿三千六百万人，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据统计，1978年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工人的情况，以天津为例，1975年工厂的生产第一线70％以上的二级工，月薪只有41．5元，再无其他收入。职工家中无任何财产。1950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为3．5平方米，而1972年却降到3平方米。五十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直到八十年代还住着。
政治上，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各次政治运动，不尊重事实，不讲道理，冤假错案不断。侮辱人格，不讲人道主义，甚至达到草菅人命的地步。仅在文革中就迫害致死达千万人之多。
文化上，实行文化专制。文革中以破“四旧”之名，砸神毁庙，破坏历史文物以及中华文明遗产。文艺舞台上只有八个样板戏，所有传统和现代的文化艺术都被扫入垃圾堆。
在伦理道德上，号召“亲不亲，阶级分”，各次政治运动提倡背靠背互相揭发，面对面斗争，主张“大义灭亲”。结果出现了子斗父、妻子揭发丈夫，只顾自己而贬损、诬陷别人，造成人无诚信、人无亲情、友情，道德沦丧。特别严重的是，在文革造成红卫兵造反的一代年轻人，干出丧尽天良、令人发指地残害教师、革命干部的法西斯暴行，扭曲了人性，异化了良心。
在国际上，毛泽东主义影响了柬埔寨波尔布特共产党，影响了阿尔巴利亚思维尔·霍查共产党，影响了罗马利亚齐尔塞斯库共产党，影响了印度尼西亚艾地共产党。结果，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均遭到灭顶之灾，全部被消灭。
(五)对毛泽东主义的批判
纵观前述，可以认为毛泽东主义实质上是完全脱离中国当时的社会实际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是当代左倾机会主义思潮集大成者的、彻头彻尾的假社会主义理论。它坑害了数千万中国当代农民和数千万当代中国的青少年。迫害了千万名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它推毁了中华文明、扭曲了人性，破坏了工农业生产，特别是贬损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和中华民族的形象。其罪大矣。
六、毛泽东时代留给我们的教训
毛泽东时代，由于毛泽东利用手中的权力强力推行毛泽东主义，结果使国家、人民遭到了空前的灾难。特别是在文革后期，我国在政治上一片混乱，经济上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思想文化衰退到虚无状态，在国际上完全处于极端弧立的地位。
毛泽东时代实质上是斯大林时代加秦始皇时代的混合产物。它所推行的毛泽东主义使中国社会停滞和倒退了几十年。
今天，当毛泽东主义彻底破产之时，我们要痛定思痛，认真吸取历史教训，特别是要勇敢地走出毛泽东主义盛行时期它所造成的各种误区。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解放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改革政治、发展经济、繁荣文化，造福于人民，从而振兴中华，走上民族复兴的大道。
人们对毛泽东时代认识上的几大误区是：
(一)对毛泽东思想认识上的误区
前文已经清楚地说明：前期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领导层集体智慧的产物，是党的正确路线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与机会主义路线多次进行路线斗争中取得胜利而系统化所形成的思想体系；而后期毛泽东思想(如果可以这样理解的话)是在毛泽东时代，由毛泽东个人主观唯心的左倾主义路线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在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斗争中取得胜利而系统化所形成的思想体系，即毛泽东主义。它是前期毛泽东思想异化后的产物，所以说这前后两个思想体系根本不是一码事，不能混为一谈。
可能有入会提出这样问题：前述毛泽东主义对中国社会造成百害而一无是处，为什么在那时代中国社会在国内、外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和进步，这又如何理解呢?事实上，所取得的一些成就和进步，完全是以刘少奇、彭德怀、周恩来等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抵抗以毛泽东、康生、柯庆施等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懈斗争所取得的结果。
如果我们不做这种分析，不走出把前后两个思想体系混在一起的误区，我们就永远摆脱不了毛泽东主义对我们的影响。
(二)对毛泽东时代国内主要矛盾认识上的误区
这个时代，国内主要矛盾己由解放战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矛盾，转变为解放后人民在物质、文化领域不断增长的需求，同当时国内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不能满足这一需求之间的矛盾。但是毛泽东此时不同意这种观点，不承认这个现实。强调国内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两条道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斗争的矛盾。他坚持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由于对国内主要矛盾的不同判断，在党内也就形成了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一条是以毛泽东为主的坚持毛泽东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它主张不断革命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并将其扩大化的路线；另一条是以刘少奇为主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它主张以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为目标的建设路线。
所以说，毛泽东时代国内的斗争是上述两条路线的斗争，而不是毛泽东所认定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毛泽东掌握中国党、政、军大权。因此，他所推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成了主流路线。在这条主流路线的支配下，全国在政治上放弃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观，而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结果出现了肃反运动、反右派运动、“五反”、“四清”运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扩大化，造成了大批的冤假错案。在经济上不顾当时生产力的实际水平，提前推行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集体化、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粮食减产、城市商品短缺，人民生活下降。在思想文化上搞“灭资兴无”、“舆论一律”，以及后来文革中的破“四旧”，造成了一片文化沙漠。对外关系上极力推行“三反一多”，输出革命，使我国在国际上长期处于弧立地位。
综合上述分析，认清了当时国内主要矛盾是需求与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而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找到了我们贫困生活得不到改善的真正原因，我们就敢与专制进行斗争，进行维权活动，就不会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的苦难遭遇是命该如此。
(三)毛泽东时代对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认识上的误区
民主、自由这个口号，早在解放战争时代是毛泽东经常挂在嘴边的准备去实现的表白。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与来访的黄炎培那段关于民主的著名“窑洞对”，更是激动人心的庄严承诺。可是建国后，毛泽东说：“民主只是一种手段。”也就是说他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对于自由，他把它引申为自由主义，写文章批判和反对自由主义。这样，人们也就不敢再提要民主、自由。从此，民主、自由的呼声也就销声匿迹。
对于人权、人道主义、法治等价值观就更不在毛泽东的话下。他不但不认同这些，还给这些价值观扣上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政治大帽子，并号召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
对宪法和法治，毛泽东常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曾说过：“宪法是我参加制订的，我也记不得。我们基本上不靠这些……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我们每次的决议都是法，开一个会也是法。”毛泽东主张国家靠人治，所以，他就凌驾于宪法之上，搞“家长制”、“一言堂”搞独裁专制。
特别严重的是，对“人”这个主体，毛泽东仅把人看作是报纸上、文件上的一个符号，根本不屑一顾。大跃进年代，由于人为的原因造成的大饥荒，全国农村饿死农民三千多万，他却无动于衷，毫无人性。众所周知，二战结束后，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曾前往波兰，在当年“二战”被纳粹迫害致死的犹太人的墓前下跪忏悔。这一行动令人感动。可是，一个堂堂大国的国家主席毛泽东，由于他的过错造成了几千万农民兄弟非正常死亡以及在各次政治运动中被迫致死的几千万善良的人，他却连一句道歉的话都不曾说过，真使人寒心不已。
我们对民主、自由、人权、人道的认识被毛泽东主义扣上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政治大帽给蒙敝、迷惑多年，特别对于人性，我们的心肠己被硬化。更可怕的是，文革中无数的红卫兵青少年在这个误区影响下，干出了连纳粹“冲锋队”都望尘莫及的残暴兽行，使这些青少年在后来回顾往事时，一辈子也摆脱不掉那段罪孽的阴影。
我们要把全人类认同的普世价值观重新树立起来，批倒批臭毛泽东主义，肃清其流毒和影响。特别是知识分子要继续发扬“家国情怀”、“重气节”、“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等优良传统，让“人”重新站立起来，使人成为俄国作家高尔基所赞赏的那个大写的“人”字。
(四)毛泽东时代对知识分子属性认识上的误区
前己述及，毛泽东认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个剥削阶级。事实上，关于阶级的界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很严格的。它是指这样一个社会集团，即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集团。所谓剥削阶级是指占有生产资料又占有他人劳动的社会集团。可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定性，不但不按马克思主义的界定，而且还荒唐地用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来判断他们的阶级属性。
在毛泽东时代，虽然农民的土地这一生产资料己归入集体(合作社、人民公社)，但从经济学角度看，农民阶级是集体经济的一份子，它应是这个集体经济的一名股东。工人阶级也是一样，虽然它们不占有生产资料即工厂，但是它是国家工厂的主人，它也应该是工厂的一名股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都是有产阶级。然而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或集团，他们既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也不曾占有别人的劳动，何故把他们划到剥削阶级范畴里去呢?更何况，现在中央领导层已经确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这一生产力的载体。这就说明知识分子不但不是什么剥削阶级，而且他们也不附属于农民、工人阶级，更不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有任何牵连。从占有生产资料上看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无产者。他们是以自己脑力劳动成果贡献或服务于社会，就为同农民以农产品、工人以工业产品贡献或服务于社会一样。他们是劳动者，他们和农民、工人共同组成这个社会，难道这还有疑问吗?
我们一定要为知识分子正名，要为强加给他的罪名平反，让知识分子理直气壮地站立起来，真正成为我们新中国的主人之一。
(五)毛泽东时代对改良认识上的误区
过去一提起改良，就会被扣上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
的大帽子。所谓改良和革命都同是一种变革，就是把不合理的事物，取其正确部分而扬弃错误部分。
革命是用暴力去除不合理事物的一种手段。但是它可能像泼掉洗澡水一样，连小孩也被泼掉。
改良就不是这样，它把洗澡水拨掉，而把小孩保留下来。
毛泽东时代，动不动就要革命，要搞阶级斗争，搞暴力。暴力土改、肃反扩大化、反右运动扩大化、反右倾机会主义扩大化，以及最典型的文化大革命，都说明革命的负面作用有多大。
什么情况下进行革命?什么情况下可进行改良?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就是不论什么情况下，为需要变革不合理的事物时，可以先采用改良手段来处理。在此阶段，为果受到事物的抵抗或镇压，就可以改用革命即暴力手段来解决问题。
例为，清朝晚期康、梁采用“公车上书”、“戊戌变法”这种改良手段来处理慈禧封建专制时，遇到了慈禧镇压，说明改良手段此路不通。后来，孙中山吸取教训，举行“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
又例如，南非曼德拉和印度甘地，他们为了反对种族歧视和殖民统治，采用了温和的斗争手段。一个用被囚禁、一个用绝食斗争来唤起民众，结果迫使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最终屈服，放弃了统治政权。这说明改良手段也是能成功的。
在毛泽东时代，把改良说成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东西。这一误区对我们的影响是，总认为“宁左勿右”更保险。从而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冤、假、错案不绝。特别是人与人的关系冷漠无情，道德沦丧。今后，我们要提高认识，走出对改良认识上的误区，主动抵制左倾思潮的影响，为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共同奋斗。
(六)毛泽东对世界所处的时代性质认识上的误区
二战后，世界所处的时代性质己不是列宁所提出的“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而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毛泽东支持抗美援朝的错误及停战后韩国的和平崛起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试论“无产阶级专政”
一、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
众所周知，政治学上规定：现代社会里国家，其国体有两种，一是君主型，一是民主型。前者是指国家权力属于君主，后者是指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其政体也有两种，一是立宪制，一是专制制。前者是指国家权力要以宪法、法律形式来实行。后者是指国家权力是由统治集团或统治者个人来实行。
专制制又分为一般专制和集权专制两种。前者是指统治者只在政治领域这一范围奴役民众，而后者是指统治者完全控制这国家的一切领域。
由上述规定可以认定：英国是属于君主立宪国家，美国属于民主立宪国家，原苏联在斯大林时代属于君主极权专制国家(斯大林不是君主，可他胜似君主，故称其为准君主)。
在斯大林时代，前苏联所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极权专制的典型代表。
1921年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强调说：“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制。”后来，他回答“作为人数众多的阶级，无产阶级如何专政”时，声称“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
1940年11月28日，我国陈独秀在《我的根本意见》中指出：“所谓无产价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原苏联的斯大林时代，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它表现为：
政治上，抛弃民主制度。苏共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权力。人民群众无权选举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无权监督执政党的行为。最终，在整个苏联国家生活中大搞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实现斯大林个人独裁。同时，大行政治迫害，特别对斯大林及其路线持异议的人，施行大规模的恐怖和暴力。不计其数的人死于大清洗、古拉格岛和秘密警察专政，全国一片红色恐怖景象。
经济上，通过强权推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同时，取消了一切非公有制的经济成分，取消市场经济，实行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结果造成全国大饥荒，当时仅乌克兰就饿死260万人。生产上搞大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造成了极大的人力、物力浪费。全国商品质量低劣，供应短缺，人民生活水平猛降，怨声载道。
思想文化上，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出版自由。一切宣传媒介均成为斯大林及其路线执行者所操纵和控制民众、愚弄民众的传声筒和官方机构，对有良知的思想家、文学家进行整治高压或迫害致死。全国对国是谈虎色变，人人噤若寒蝉。
如果说在斯大林无产阶级专制下，在某些方面有所进步，那只是同压迫和剥削千百万人民这个令人无法接受的代价换来的苦果而已。二、 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
在毛泽东时代，论及无产阶级专政时，毛泽东常常自傲地说：“我们超过秦始皇。”又说：“我就是秦始皇。”毛泽东也曾多次赞扬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把刀子。他极力主张紧握住这把刀子。
以此看来，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别的，而是斯大林专制和秦始皇专政的结合，并且是进一步发展的产物。
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继承了斯大林的专政。这是因为它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文化思想上完全照搬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一套，这己被历史事实所证实了的。
毛泽东所推行的无产阶级专政继承了秦始皇的专制。这是因为：其一，在党内他搞家长制、一言堂，是皇帝说了算；其二，他确定最高领袖接班人的过程，同秦始皇及历代皇帝传位指定接班人并无不同；其三，他整知识分子的手段，对思想文化实行专制与秦始皇实施焚书坑儒没有两样；其四，他搞阳谋也好，阴谋也好，这与秦始皇及历代皇帝搞权谋没有区别；在毛泽东时代，一人犯罪(有的根本就是诬陷)就得祸及子孙、亲朋好友，甚至牵连一批同志、同事，这不就是秦始皇及历代皇权专制多推行的“株连九族”的翻版吗?
毛泽东所推行的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发展了上述两种专制。其事实是：其一，在中共从一个革命党转为执政党之后，毛泽东依然搞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深化阶级斗争并扩大化；其二，在斯大林利用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大清洗中，对一些持异议的重要人物，斯大林还假惺惺地采取公开审判的形式来做样子，而毛泽东对其持异议的重要人物刘少奇、彭德怀们定罪连公审都不用了；其三，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远远超过斯大林和秦始皇，他把主观能动性抬高到神化的地步，他甚至贬低马克思，说什么“马克思可读的东西不多了”，还说“读多了就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1964年12月)。对于秦始皇，在“反右”之后他说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其四，毛泽东发明了大搞群众运动这一恐怖斗争形式，把宪法丢在一边；其五，毛泽东背弃马克思主义以经济基础观点来定阶级成分；其六，毛泽东抛弃了国家宪法和法律，不经调查和审判就对被整对象以言定罪、以文(包括领导上书、文字作品等)定罪，实行文字狱；其七，毛泽东对少数人聚在一起议论时势，就把他们定为什么“反党小集团”或什么“反党军事俱乐部”。其八，毛泽东常说：“民主是手段”，所以他反对真正的民主。他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际上他用这种假的“大民主”来煽动群众进行违宪违法活动，以达到他的政治目标。
毛泽东所搞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极权专政。它的残酷性、恐怖性远远超过斯大林和秦始皇的专政。记得曾经有位中国革命作家说过这样的话。他说过去建国前，革命作家和革命者在国民党统治区，一旦遇到政治威胁或迫害。那时他们还有希望逃往解放区。而在毛泽东时代。这些人在遇到政治威胁或迫害时，就无处可逃、无处藏身，只有认罪服罪，有的不甘屈服者只能以自杀来明志。这是多么可怕!三、无产阶级专政的终结
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拥有民主、自由、幸福生活的公民社会。但是，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是有条件的，它是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无产价级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夺取政权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不是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
事实上，阶级、私有制不是消灭的问题，而是个扬弃的问题，也就是说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阶级和私有制会自然而然地逐步被扬弃，从而退出人类历史舞台。它绝不可能用暴力、强迫手段去消灭的。前苏联、东欧、民主柬埔寨、蒙古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正是用暴力去做的，结果，他们违背社会发展规律，一个接一个地被人民所抛弃和推翻。这不是哪个领袖个人意志能挽救的。
在毛泽东时代的后期，要不是我们党内正确路线代表的领导人率领广大民众坚决结束毛泽东所推行的无产阶级专政，即毛泽东的极权专政，拨乱反正、否定“文革”，我们国家差一点也会步了上述那些国家的后尘。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哟!
从上述事实来看，无产价级专政的终结，并不是西方国家搞“和平演变”，或是一些国家内部叛徒颠覆的结果，而是时代和这些国家人民的正当选择。
在当年苏共宣布苏联解体、放弃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之后，一位中国驻莫斯科的记者，当天去了红场，他没有看到有什么人群举行对这一事件的抗议活动，非常平静。这说明在广大苏联人民的心中早就有了思想准备。其他东欧国家、蒙古、民主柬埔寨的人民也一样，早就有结束在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愿望。他们不再愿意在那恐怖、黑暗、贫穷的年代生活。他们向往过上民主、自由、尊严、幸福的日子。这就是结论。
无产阶级专政是背离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大道的一股时代逆流，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一颗社会毒瘤。人民勇敢地切除它是必然的、完全正确的。我们应该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使它永不能再生。
早期革命家倍倍尔曾告诫我们说：“善良的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哟!”他为何要这样说，因为今后有可能还会出现这类政治骗子，他们打着以无产阶级的名义为幌子来蒙蔽我们、欺骗我们，搞什么专政，再来迫害和屠杀我们。以历史为鉴，我们万万不可掉以轻心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