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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事已高，孤陋寡闻，相信科学，反对迷信，论辨是非，说三道四，宁折不弯，顽固不化。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忘恩负义白眼狼…说说中共的一个德性
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真正的施者应该不会有这种要求，而被施者只要不是恩将仇报，做到做不到“涌泉”倒也无所谓。相反，有自称没有他别人就吃不上饭的“恩人”，要求纳税人不停的 “涌泉”，实在有点缺德。这个鼓吹不停报恩的人，却是一个典型的忘恩负义者。
1.对苏联老大哥翻脸不认，视之为仇敌，甚至兵戎相见。
中共有人提出反对学习西方，殊不知，中国如果完全不学习西方，恐怕中国现在还是老牛破车疙瘩套。没有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中共就不会下生出来，除非能从石头缝里蹦出来？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可见苏联对中共的影响之大。中共是在苏共主导的共产国际建议、指导、和帮助下诞生的，此后苏联则是给钱、给装备，派遣顾问，发指示、提建议，培训人员，一手扶植中共发展坐大。日本投降后，苏联把缴获的大量武器悉数给了中共，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共打败了国民党，夺取了政权。
中共因消极抗日实力壮大，国民党因全力抗日筋疲力尽和因腐败而失去民心，美国优柔寡断对国民党支持三心二意，这些可能都是中共打败国民党的因素，但是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根本因素是共产党国家苏联的存在。苏联打败了法西斯德国、打败日本关东军，这极大的鼓舞了中共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心，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个蛊惑人心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会吸引大批人为之奋斗、献身，如同恐怖分子为他们的信仰而采取自杀式行动一样。如果没有共产党苏联存在，中共和毛泽东的阴谋诡计再多也无济于事，中共夺取政权绝无可能。
抗美援朝时，中苏也是密切配合，中共出人，苏联出武器。实际上朝鲜战争是斯大林毛泽东和金日成3人野心膨胀的产物，是一夥侵略者、战争贩子。
在中国经济建设的初期，苏联援建了156个重点工矿业基本建设项目，初步建起了工业体系。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基础。苏联不仅帮助中国建设了一整套核工业体系，而且在导弹和计算机技术方面对中国给予了全面援助，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共的原子弹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研制成功，至少要晚10年吧。
好好的，两个牢不可破的“同盟”、兄弟国家，怎么突然变成互相攻讦和甚至兵戎相见的死对头？会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啊，但是事实上一个巴掌主动去击打另一个（不动的）巴掌也会很响。这个主动出击者就是中共的毛泽东。斯大林活着时，毛还是儿孙辈，只能忍气吞声。斯死毛开始觊觎共产国际领袖的宝座，自然就得想方设法把老大苏共推下台。中共毛骂苏是大国沙文主义、修正主义、帝国主义、投降主义，毛挑拨离间，拉拢阿、罗、南等国分裂国际共运，事实上毛是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的罪魁祸首。毛进一步冒险挑起珍宝岛等边界冲突，直到与美帝勾结对抗苏联，例如拒绝参加莫斯科奥运会。当时苏共的领导人是赫鲁晓夫，赫是比较不那么独裁的人，是思想比较活跃，有些改革意识的人。赫是历代苏联领导人中为中国做好事最多的人，例如苏联援助中国的几百个项目都是在赫在位时完成的，赫帮助中国搞原子弹，归还旅顺口海军基地， 3年困难时期（关系已经恶化））提出向中国提供粮食帮助等。毛对赫不满的主要原因是赫在1956年作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谴责斯大林大清洗罪行，提出破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为肃反扩大化平反昭雪。毛与斯大林是同样的独裁者，毛也通过不断清洗树立个人迷信，造成无数冤假错案，毛与斯是同命相连。中苏分歧本来不是很大，因为都是为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赫主张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中共倾向于革命战争。这些分歧，本来可以通过辩论、求同存异的方法或搁置争执，和平地解决。苏联除了撤退专家外，并没有对中共做出什么强制行动，赫对中国人民公社的批评看来并不过分、不无道理。针对大国沙文主义，赫主动提出在国际共运文件中剔除“以苏联（共）为首”的文字，苏联仍然一贯地支持中国取代国民党在联合国的位置，困难时期仍然提出向中国提供粮食帮助，赫多次表示与中共和解的意愿，因为毕竟苏共是国际共运的老太，希望团结，不希望分裂。而毛为夺取老大的位置，则刻意把分歧扩大化，上纲上线，不顾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兄弟之情，忘恩负义；把路线斗争上升为敌我斗争，恶语相加，挑拨离间，犯上作乱，图谋乱中取胜。中共宣称与苏修斗争取得胜利，但并没有得到国际认同，毛的不惜牺牲3亿中国人打核战获取世界革命胜利的提法，令闻听者色变，意味希特勒再世。中共的“九评”已成为歪理邪说的典型，当年赫的扩大农民自留地做法都被评为是修正主义的，现在中共政策岂不是比苏修更修百倍千倍。毛在本土早已万万岁了，但由于中国实力有限，做世界革命沙皇的梦终成泡影。中苏交恶期间，几千万中国人被饿死，遭遇了文革浩劫和接班人摔死，毛的威信一落千丈，最后在落寂中驾崩。毛死后中苏（俄）走向和解。
2.一衣带水的邻居日本，从中国最大的援助国，变成不共戴天的敌人。
1979年-2010年间，中国共获得日本的开发优惠贷款、的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资金总额高达2900亿人民币，涉及项目200多个。日本对华援助为中国改革初期的基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从北京地铁、首都机场、京秦铁路、南昆铁路、上海浦东机场，武汉长江第二大桥的建设，中国电气化铁路约4600公里的改造， 60个大型港口泊位的建造等等，均由日本贷款完成的。日本提供的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项目有 “中日友好医院”、“中日青年交流中心”、“中日友好环保中心”、“墩煌石窟文化遗产保存研究展览中心”等。日本通过派遣海外协力队、年长志愿者等方式，为中国提供大批志愿者、专家，遍布中国的文化、教育、卫生、环保等领域，例如地膜覆盖栽培技术是中国技术引进中最为成功的典范之一。日本企业通过直接投资不仅向中国转移了各种专业技术,，而且也向中国转移了市场营销、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和知识,。日本的建筑机械，日本造的机床，日本的工厂生产线自动化设备，日本的机械电子零部件，这些技术与设备的购买和引进，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例如，向中国出口建筑机械国家只有日本一国而已，原因是日本的产品最耐用。日本原装机可以连续使用一年以上，而中国造的仿制品使用了500小时其性能就显著地下降。日本造建筑机械虽比中国造在价格上要贵3倍，但若从使用角度考虑的话，买1辆日本造建筑机械比买6辆中国造的要合算，而且只用一半的成本，所以日本的工程机械成为中国建筑企业的宝贝。从日本购买和引进的建筑工程机械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为加快中国基础工程和房地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没有日本的工程机械，中国的基础工程和房地产业或只能爬行。再例如，日本的机床也性能超群，5年以内性能不会下降，而中国造的生产汽车零部件的机床都是日本造的仿造品，价格上虽只有日本造的四分之一，但只不过用了300小时后，就报废了。理所当然日本造的机床在中国非常抢手。没有日本的机床，中国的汽车产业或将寸步难行。
日本对中国的技术出口贸易占居中国技术进口第一位，在冶金、电力、化工、汽车、家电等生产领域都广泛地引进了日本的专利、技术和设备。改革开放正是在引进西方的技术和生产方式下取得的。甚至大肆吹嘘的高铁技术也有从日本引进。总之，日本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起飞作出了巨大贡献，以至于当时甚至有人说，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没有日本的技术和设备，中国的经济就无法发展。
另外，日本全力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六四后中共陷于国际社会孤立的困境，是日本率先打破制裁的限令，同中共暗通贸易， 雪中送炭。
中共对日本的援助和协助不仅不知感恩，而且引导国民敌视、仇恨、攻击日本，实在说不过去。中共为了转移百姓对贫富分化、无官不贪的不满，利用民众的爱国、民粹情结，把对外仇日作为缓解国内矛盾的一个策略。
中日在钓鱼岛上争端的加剧，完全是中共挑起的。中日建交之时，联合声明里没有片言只语涉及中日领土纷争，更没有要求日本归还钓鱼岛，邓小平访日他向记者发表“主权明确，搁置争议，钓鱼岛问题可留待子孙後代解决”，弄的记者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而在更早的时候中共竟然将钓鱼岛列入日本领土内。2012年3月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提出了购买钓鱼岛的设想，打算在岛上搞建设，资金筹集已经达到10亿日元（约合8千万人民币），对此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为了防止事态的扩大，决定以日本政府的名义购买钓鱼岛，即将钓鱼岛国有化，以保持钓鱼岛的原始状态。不料日本的良苦用心却招来麻烦，之后中国政府经常派遣海监船在钓鱼岛12海里附近海域巡航，宣示主权，挑衅生事。应该说，造成钓鱼岛这种局面或中国理亏的主要责任是国民党，其次是中共和美国。
南京大屠杀当然是日军犯下的罪行，但你也不能总是揪住不放、不依不饶。在人类历史上，对战败者屠杀的事屡见不鲜。秦将白起坑杀赵降卒40万，蒙古帝国屠杀人2亿（其中中国人有3000--4000万），满清入关杀人1亿，太平天国死人1000万以上，德国屠杀犹太人600万，红色高棉杀人100万。如果是战胜者则不被追究，如果是战败者则可能受到报复，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无数次的回首过去，总拿过去的事说三道四。冤冤相报何时了！应该努力向前看，毕竟我们要过的是现在未来的日子。美国给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一下子炸死了不少人，可日本并没有要求美国正式道歉或准备给美国扔去两个原子弹的打算，现在两国关系很好。对于南京大屠杀事件，日本官方已承认事实和道歉，淡忘过去，中日友好和和平相处才是正道。中共的思维与正常人相反，该忘记的不忘记，不该忘记的却强迫人忘记，例如由于中共不当的政策，造成中国几千万人饿死，中共至今仍隐瞒，不道歉、不赔罪，像是压根儿就没发生似的。
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是另一个中共咬住不放的一个话柄，年年讲，真是烦不烦人！靖国神社只是一座普通的宗教场所，受祭祀的不都是战犯，参拜就是为军国主义招魂的说法并无道理。参拜完全是基于个人信仰和日本的文化传统，中共不应该对此说三道四，干涉日本内政。按日本人的死生观来讲，不管他生前有过什么功罪，战犯在生前已受罪处刑，死后都可以成为祭祀对象。而中国文化大概或许有“死者也要赎罪”的传统，例如秦桧（塑像）跪在岳飞墓，楚王被伍子胥掘墓鞭尸。事实上，除少数极右分子外，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人不是想“复兴军国主义”，而是祈求世界和平。二战后，日本受美国管辖，没有国防军，是个有宪法保障的和平国家，根本不存在侵略中国的条件与可能。山本五十六也在靖国神社中，可是美国政府并没对日本说三道四。中共揪住参拜问题不放，不是别有用心，至少也显得其心胸狭窄，是个睚眦必报的小人。中国把“参拜靖国神社”行为和“日本右倾化”等主张简单地连起来，让原本对中国友好的普通日本人也对中国失去好感，根本不能产生建设性的成果，是一蠢再蠢。
中共习近平举行“九三阅兵”， 对外秀肌肉，煽动仇日情绪；偏爱武力，挑战当前的国际社会规则和秩序，其行为完全不合时宜；事情已经过去70年才第一次心血来潮，不知中共是中了哪门子邪！日本并不是被中国打败，中国抗日的主力是国民党政府，然而中共却标榜自己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妄图贪天功为己有，厚颜无耻到已无底线。中共一直是消极抗日，趁国民党抗日损兵折将之机，抢夺地盘、夺取政权，所以有“侵华的日本是中共恩人”一说。看来，日本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有“恩”于中共，中共却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打着“爱国主义”旗号，制造民族仇恨和炫耀武力，是一个得势便猖狂的中山狼，是农夫怀中缓过劲来就咬人的毒蛇。
抗日神剧的大量涌出，绝对是中共放任5毛分子爱国贼和文艺界中一批流氓无赖马屁精歪曲篡改事实胡编乱造的产物。与其他类型的电视剧相比，抗日剧更容易通过中共审查，拍摄难度低且投资少回报大。抗日神剧把日本兵描绘得过于弱智和不堪一击，把中国男男女女描绘得各个英勇不屈、机智无比或功夫盖世，把中共描绘成抗日主力、中流砥柱。如此看来，中国打败日本何须8年，何须军民死伤数千万人，何须美国、苏联参战出兵。抗日神剧雷点多多，此不赘述。万千部雷同的抗日神剧如同捣粪似的散发出一种气味，一般人只能掩鼻而过，唯有5毛爱国贼闻（此）味则臆想翩翩，阿Q一回。在抗日战争已经过去70多年的今天，中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法煽动群众仇日情绪，无助于中日友好和和平相处，甚至会逼迫日本重整军备，树立一个强大的敌人。中共置中国人利益于不顾，刻意制造事端，既狂妄又愚蠢。
3.香港的特殊地位，使狡诈的中共如获至宝，苦心经营，而当香港的特殊价值降低之后，却如弃弊履地对待香港，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对香港人作威作福。
早期的中共就把夺取政权作为自己的目标，因此共产党人在1927年“412”时被以反对政府或企图“颠覆国家”罪遭到蒋介石屠杀，这时香港就成为他们的避难所。例如，中共广东区委就迁至香港。81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后，贺龙、叶挺、刘伯承、、周恩来、聂荣臻等一大批“叛乱分子”逃到香港，部分“起义”人员通过香港转移。如果没有香港特殊地位的荫庇，周恩来等早没命了，何来日后总理、元帅呢？中共还在香港建立了秘密“红色”交通线，用于：传送中共中央与中央苏区之间来往的文件，护送大批干部安全进入中央苏区。在秘密交通线沿途向苏区输送物资，主要有布匹、食盐、药品、纸张，以及电信、印刷、等器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央苏区物资匮乏的困难。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香港设立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政治、地理环境，开展对海外华侨和香港各界人士的统战工作，香港成为国际援华物资的中转站，捐款和救援物资源源不断运达香港，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了大量物资和资金；中共在香港创办的《华商报》，宋庆龄主办的《保卫中国同盟》等刊物成为中共对外宣传的重要阵地，在宣传中共抗日主张的同时，扩大了中共在华侨中和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中共夺取政权后，许多专家技术人才和知名人士，都是转道香港回到了新中国怀抱。在蒋介石撤退台湾后，唯一联系渠道就是通过香港转换情报消息的。香港为前期中国的外贸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首先，香港几乎成了中国唯一对西方进行贸易的窗口。通过香港，中国得到了部分工业设备、紧缺物资和战略物资，还通过香港向国外购买粮食、棉花等生活资料。其次，香港帮助中国大陆获得了大量急需的外汇。香港居民与内地有密切联系，其汇款是一笔可观的数目，还有全世界华侨通过香港向国内亲友的大量的外汇汇款。从香港获得的外汇，是当时中国外贸所需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因为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桥梁作用，当时香港一度被称为“东方的柏林”。
在改革开放时期，香港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香港工商界人士在内地对外开放中创造了许多第一，例如1978年第一家由境外人士开办的工厂-珠海香洲毛纺厂，1980年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1983年第一家五星级酒店-白天鹅酒店，并因此发挥出巨大的示范效应，激发了外商投资中国的信心，带动世界各地的企业家随后纷至沓来。1979年至2007年，内地累计吸收香港直接投资项目28.85万个，实际使用港资累计3085.33亿美元，占内地引进外资项目和实际利用外资的45.2%和40.4%。在80年代中期，港资曾占到内地利用外资比重的60%-80%，香港是内地最大的海外筹资中心。 朱镕基说：“香港曾经扮演着亚洲金融中心地位的作用，同时，也在其它领域里是一个文明的国际城市。我想这种优势香港并没有丧失。特别是在70、80年代的时候，香港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所作出的贡献是第一位的。”在改革开放初前期一段时间，港澳资曾占到内地吸收外资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时至今日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总数已达数百家，累计筹集资金超过数万亿港元。香港人的经营理念、方式和经验很容易被中国大陆借鉴和吸收，而且对推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内地的许多方面的规划和管理都大量借鉴了香港的经验。
香港在中共出生起到发展的各个时期对中共都有养护之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贡献极大，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可是当香港在中共心目中的地位降低之后，却如弃弊履地对待香港。香港的特殊地位或特殊性在于：香港不归大陆的当权者管理，西方的民主和法制体系已在香港运行，香港与西方国家经济体系相同，两者交往密切。中共正是巧妙地利用了香港这种特殊地位，在不同的阶段都为自己谋取了最大利益。在香港回归时，邓小平所以答应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可以保留50年不变（一国两制），就是因为香港那时对中共还有利用价值。现在中国经济是世界老二，中共认为香港这个对外窗口已经没有价值；而香港的民主与法制制度与中共一党独裁制度是水火不相容的，害怕这个火种可能导致星火燎原；香港人对64事件的态度使中共感到这个中共以前的避风港，现在有可能成为大陆反中共独裁人士的避难所。中共这个白眼狼完全忘记了香港在中共各个时期的养护之功，践踏一国两制的承诺，迫不及待地想把中共独裁的那一套强加给香港，对香港人合理要求不屑一顾或蛮横拒绝。
在2002年，中共逼迫香港政府为基本法的二十三條（国家安全）立法，企图以叛国罪、煽动叛乱罪、颠覆国家罪等莫须有罪名，打压、威胁和剥夺香港人的基本人权、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在香港人的反对下悬在那里。
在2012年，中共逼迫香港政府“國民教育計劃”，企图在教材中塞入中共的观点對香港中小學進行洗腦，剥夺学校自主选择权利。在香港人的反对下悬在那里。
在2014年，香港发生的一系列争取真普选的公民抗命运动（雨伞运动），其主要诉求是要中共撤回候选人提名方案，争取特首和立法会一人一票的选举权。有数以百万计示威者自发占据多个主要干道进行静坐及游行，但示威者的民主诉求全部被中共拒绝，在中共的打压下运动以失败告终。
2015年10月至12月期间，香港“铜锣湾书店”五人陆续失踪，失踪半个月到3个月后，全部人员证实身处中国大陆并受有关当局控制。事件牵涉中共官方人员跨境绑架，令香港人担忧“一国两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及人身自由受到破坏。据说原因只是因为书店准备出一本关于习近平生活的书。
面对现实，香港人知道，再不走出来抗争，明天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发声
中共对香港各方面的渗透是无孔不入，对香港媒体通过注资收买或是利益输送或是威逼恐吓使之变为中共的传声筒和留声机，对香港的精英、富豪大款和政府官员通过封官许愿或钱财引诱使之变为“中共地下党员”，〝中联办〞已俨然成为香港政府的太上皇。中共感觉自己已经“气大财粗”，又有哈巴狗、帮凶支持，根本不把香港人的感受当回事，把港人治港和崇尚民主自由的要求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中共本来对一国两制就是阳奉阴违，现在则嫌50年太久，大有半途而废之图谋，狼子野心香港人不得不防。
4.昔为革命靠山，今为挨宰牛羊，说的是农民。
以前的中国始终是农民占大多数，农民是社会的基层、底层。农民最穷最苦，他们忍辱负重而蕴藏巨大的能量，统治者、造反者、野心家和阴谋家都是想方设法利用农民，而这方面中共则是更胜一筹。中共煽动农民造反，斗地主分田地，参加红军跟国军打仗，成为中共所谓“土地革命”的中坚力量。中共毛建立农村根据地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显然只有依靠农民的力量才有可能实现。中共善于忽悠农民，许愿他们耕者有其田、当家作主等等，朴实的农民相信了共产党，帮助中共打败了国民党，夺取了天下。可以说中国农民对中共有养育之恩。
中共建国后早把农民的恩情忘掉，相反是让农民牢记党的恩。中共为了实现“共产”的理想，农民到手的“耕者有其田”还没热乎就被收回充公，到了公社化时民农连自家的饭碗、饭锅都没了，“主人”被中共剥夺得一无所有。中国农民是最容易满足的，只要有饭吃就行。可就这最低限的要求，中共都不尽力去做。3年困难时期，中国农民被饿死了几千万（3000-4000万），是人类历史上饿死人最多的一次大饥荒。刘少奇说饿死人是3份天灾7份人祸，实际上100%就是人祸（天灾年年有）。如果说天灾、人祸尚可原谅，但中共面对饿死人情况的不作为或反常作为令人不解，难道世上真有忘恩负义白眼狼，真有丧心病狂的缺德人？按中共的表现不得不说：有！
（1）“宁可四川饿死人，不可北京饿死人”，这是当时中国官员（邓小平等）的观点，北京饿死人的政治影响比在农村饿死人的影响要大。“丢农村保城市”结果，饿死的都是农村人，城市人基本没有。中共偏心如此，好像农民都是后娘养的。
（2）粮库有粮，眼看人饿死，中共也不开仓放粮。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在这期间库存粮食最高达到887.03亿斤，如果拿一半出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开仓放粮是自古以来皇上（国家）解救饥民的应急措施，可是中共对嗷嗷待哺的农民却如此铁石心肠。
（3）粮食减产，征购率却大增，刚收获的粮食被统统搜刮光，不饿死人才怪。中共在1959年3月底决定把粮食征购率从1958年的29%猛升到40%，本来由于浮夸风粮食产量就虚高，征购后一些农村粮食所剩无几，很快就断粮了。政府认为农民在瞒产私分，毛泽东竟下达指示‘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强调加强运输，要求尽快把粮食征购到手。如此心狠手辣，叫你认识中共。
（4）农民逃荒和求生权被剥夺。自古以来饥民逃到较好的地区要口饭吃是度灾保命的一个途径，而中共实施的户口管辖制断了这条生路。1959年2、3月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制止饥饿农民外逃（盲流）找活路。民兵把守村口，禁止农民逃荒，将逃到城市的农民以“流窜罪”抓起来加以拘留、拷打、游街、劳改或收容遣返。有大批人不是饿死，而是死于酷刑。禁止农民流动求生，只能在家等死，中共真够狠毒的。
（5）中共封锁消息，使获外界无法知道真相，饥民孤立无援，只能坐以待毙。中国各级官员在大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还千方百计隐藏真相，制造虚假的繁荣景象，并对民众之间的书信往来实施了严格的封锁。不但是中央向外面封锁，每个省都向上面中央封锁，每个县都向上级封锁。中共一个部门搞了一个调查，统计死了几千万，周恩来看了说赶紧销毁。中共封锁消息、隐瞒真相，企图篡改历史的险恶用心令人不寒而栗。中共的隔绝政策，大大地加重了灾难，其心可诛。
（6）已有人饿死，粮食继续出口，外援粮食拒不接受。在农村出现饿死人情形的1959年，出口粮食数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为415.75万吨。相反，当肯尼迪曾设想以民间的形式向中国提供粮食援助和1961年赫鲁晓夫主动提出对中国的粮食援助方案，都被中国婉拒了。其他国家的粮食援助，中国也未接受。中共宁肯让子民饿死，也要装扮成土豪。
（7）坑人的大锅饭，禁食的农村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的大锅饭，给原本平和的农村极快地带来大灾大难，巨大的浪费不说，在生产非常落后、物质极端贫乏和当时人的觉悟下，无疑是对农村生产力的毁灭性摧残。所以农村公共食堂运行了几个月就坚持不下去，在59年大部分都黄了、解散。但毛泽东对食堂是情有独钟，在60年饿死人最多的时候，又根据贵州所谓的“食堂好”经验，要全国都恢复食堂，“没有例外”，结果招致更多的死亡。在大饥荒中死去的人，很多是因被禁止给予食物，而非无食被饿死。因为人们财产被没收、不能自己烧饭，所以人人都需要公社给饭吃，不能劳动的病、弱者被视为负担，许多地方对病者、弱者、反对者、不听话者、所谓的坏分子和右派等等，采取了禁食的惩罚，人死于无食惩罚的很多，甚至在一些档案中记载其死亡占比超过一半。大锅饭的祸害罄竹难书，只有脑残者和疯子才会出此下下策的损招，而中共毛就是发明者。这种冒险的试验，中共并未在城市中推行。
在改革开放时期，农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是举世曙目，亿万的农民工背井离乡成为最廉价的劳动力，是建造房屋、工厂，修铁路、公路，挖煤炼钢铁的主力军，更是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力军。正是这些农民工的辛勤劳动才能生产出如此廉价的产品，才能使中国产品倾销到全世界，才能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可是农民工得到的报达却十分不成比例。很长一段时间农民工的工资少得可怜，巨大的剩余价值养肥了无数个土豪、老板和官员，农民工仍然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至今，他们仍然要候鸟似的迁移，每年挣的钱被铁老大吃掉一大块；他们仍然要抛妻离子，遗下老幼亲人，离乡背井，居无定所；他们仍然买不起城市的房子，只能聚集在城市的边缘，没有城市户口，享受不到大城市人的待遇，造成子女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他们仍然有后顾之忧，大多数没有城市人的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而农村农民的养老保险工资低得可怜，还不到城市人的十分之一。
在中共统治的各个时期，农民都是挨宰的牛羊，挤的是奶是血，吃的是草。
4.朝为座上宾，暮为阶下囚，说的是知识分子。广义地讲，念过书的、有文化的可能都叫知识分子；要名副其实点的，应该是相对知识丰富、思想深刻和有独立见解者。“革命”要有理论，创造理论的马恩列都是知识分子， “革命”思想的传播或实践的先行者也多为知识分子。五四学生运动，促进了中共的创立，参加者都是“知识分子”。中共创立、领导者和骨干绝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初期党员也主要是知识分子，当时的中共可谓是“知识分子党”。后来随着中共人员增加，党内知识分子比例才逐步下降。
在所谓“民主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大量的知识分子进入中共，对宣传、教育、组织普遍文盲和闭塞的劳动大众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知识分子天然地是他们的政治导师，把他们引向中共，参加到“造反”队伍中。在这期间，中共对知识分子的看法还是比较正面的，毛曾称赞知识分子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另一方面，中共内部争斗事件时有发生，在极左思潮下，许多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受到迫害或杀害。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共打着抗日的旗号，主张民主政治，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爱国知识分子，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忱和寻求革命真理的激情，涌入延安。有名的主要有：丁玲、周扬、周立波、冼星海、成仿吾、、贺敬之、华君武、……等等，茅盾、老舍也曾经到延安。许多知识分子加入了八路军，他们的知识、宣传鼓动和组织能力，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扩大功不可没。中共深知“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夸奖“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
在中共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不少党外知识分子或民主人士为它出过力，包括重要民主党派--民盟，当时和中共联手，对推翻国民党政府起了不少作用；民盟代表还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建工作。民主党派成员绝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大都反对国民党独裁腐败统治，同情共产党，在国民党即将垮台时他，投人中共怀抱。
中共建国初期，许多国外的知识分子在中共的号召下回国，有火箭专家钱学森、地质学家李四光、两弹”元勋邓稼先、医学家吴阶平等。建国初期从西方国家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就有1536 人，他们带回了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受到中共重用。
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阶段，封建王朝时的知识分子对政党或政治斗争一窍不通，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后，知识分子才开始投身于政治斗争，但是在推翻满清之后，由于俄国政治革命向中国的传播，更由于苏联对中国的政治进行强力的干预，结果是相当部分的知识分子（包括孙中山）选择或同情中共。例如像鲁迅那样有深刻洞察力的人，也同情中共，由于他们并没有深入苏联了解真实情况，被共产党宣传所迷惑，以为共产党讲自由、讲民主、讲平等。中共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绝对需要知识分子的帮助，对知识分子采用了哄骗、拉拢和利用的政策。然而中共一党专政的独裁本性与知识分子天然的自由、独立、民主的倾向水火不相容，所以政权到手后，开始打压知识分子一点也不奇怪。
中共掌握政权后马上变脸，从批判胡适，批判武训，批判红学专家俞平伯，批判北大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以莫须有罪名整肃和清洗了数千名文艺界人士。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国知识分子被引蛇出洞，其精华几乎都被打到社会底层，划定的55（100）万右派全部成贱民。文革对知识分子的摧残更是“赶尽杀绝”，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受到侮辱和迫害，含冤而死者不计其数。例如，在文革期间，仅“北京大学被迫害致死60余人，其中包括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等诸多享有盛誉的一级教授；当年和闻一多一起为着争取民主自由的共同理想，冒着生命危险反蒋拥共的教授，吴晗、潘光旦、罗隆基、曾昭抡、李广田、向达；西南联大的大学者陈寅属、吴宓、陈梦家、陈序经，以及大科学家、清华和西南联大的物理系主任叶企孙、 “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赵九章教授，也都被整死。
民主党派原以为能够分享部分权力，甚至奢望以在野党形式监督、质询中共，结果是碰得头破血流，其领导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等都被打成大右派。此后只能做中共的哈巴狗，不可对中共说三道四。民主党派成了个被诱奸而含恨苟活的怨妇。
中共领导层知识分子不少，照理不会对知识分子如此狠毒，问题大都出在毛泽东身上。据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未删节的文章中，毛泽东称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派”。 毛从来不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体的一部分，他的“皮毛”论就是非常典型的说法，意思是知识分子必须依附别的阶级才有饭吃（现在看十分荒谬）。知识分子被毛说成是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臭老九”，“书读得越多越蠢”，“书读得越多越反动”，毛写道：“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毛说：“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窃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 。“还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来讲，就显得大不相同。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暧昧，后者明朗”。听听，毛这是在说人话吗？毛肆意贬低知识分子与吹捧工农，除了别有用心，统统是没有底线的胡说八道。
既然知识分子是反革命，如此不待见，毛只有狠下心来对付。毛对他的美国友人斯诺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如果鲁迅活到今天，毛回答：“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令人不解的是，毛也算是个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深仇大恨才使他对知识分子恶语相加，不依不饶，必欲知其死地而后快呢。近年来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毛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来源于他早年的一段受屈辱的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成功知识分子的“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绪”。 “毛泽东从师范学校毕业以后从未上过大学，为谋生曾一度到北京大学就任图书馆助理员，月薪仅8元（那时北大教授的月薪为200至300元）。这段工作经历让毛感到自尊心深受伤害。”“这种屈辱感转化成了对成功的知识分子之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绪，埋藏在他的心灵深处。”看来还是事出有因，信不信由你。另外，毛的狂妄自大的个性和他的帝王情节，使他掌握大权之后，“顺毛者昌，逆毛者亡”，容不得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说三道四。
今天看毛对知识分子的贬损，会觉得多么可笑、无知和荒谬。没有文化的农民和工人几乎完全被边缘化，生产、科学和文化等所有领域都被“知识分子”所占据。被中共不断“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很多已经成为党的驯服工具，而对中共有异议的知识分子仍然是打压对象。
跟中共談知恩圖報是與虎謀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