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离原上
多彩人生，丰裕安康
金唢呐
中国科学家（科技工作者）一般都有两个情结，一个是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情结，一个是诺贝尔情结。
平时我们在一起问到对方学习工作情况的时候，要互问一声“几点？”。意思是你最近发的文章的杂志的影响因子是几点。去年我和我们一个校长一起去北欧一个“科技竞争力”排名很靠前的国家去做学术访问，动不动就问人家的文章是“几点？”，给对方问的直发懵。虽然他们也有这个概念，不过也就是知道个大概其。当对方把他们发表文章的杂志单行本给我们后，我们准确地报出了各杂志的点数，精确到小数点后面第2位，把对方惊的目瞪口呆。随后我们的校长告诉人家，今年我们研究室发表文章的最高点数是多少，意思是西方资产阶级有的，我们有；西方资产阶级没有的，我们也有了，我们已经自立于民族之林了。
其实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一是跟国内的科研奖励政策有关，这我在本坛旧帖《读后感》里已经说过，不再赘述。另外，国内杂志发表文章、获奖都和拉关系走后门有关，相比较而言，“比点”不失为一种公平的方法。
另一个是诺贝尔情结。我在大会小会上听到过无数次类似的说法：假如我们的医疗手段再先进些，能让沈从文再多活几天…；如果不是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人工合成胰岛素…；我们的超导研究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日本人小柴昌俊那个成果原本应该是我们的…；最近各媒体又爆出猛料：华人科学家俞君英博士领导麦迪逊大学的科研小组取得突破，从皮肤细胞取得干细胞，有望得诺贝尔奖。前几年林思云说金庸应该获诺奖，其实是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
既然上次深圳美工提到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的事，我就说几句。我本人就是搞化学的，比起深圳美工来，对人工合成胰岛素的事情了解更多一些。
人们常说的人工合成胰岛素与诺贝尔奖三次擦肩而过，实际上是杨振宁曾三次向中国领导人提议，为胰岛素工作提名诺贝尔奖。后来以讹传讹，就成了三次（一说是二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第一次：周恩来委婉拒绝；
第二次：江青说：“资产阶级的奖金，我们不要！”
第三次：邓小平、聂荣臻、周培源等非常重视，从1978年12月11日开始，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了一个近十天的、盛大的“胰岛素人工全合成总结评选会议”。会议由中科院副院长钱三强主持，生化所、有机所、北大化学系共有60多名相关科学家、科研组织者参会，主要目的是确定诺贝尔奖候选人。这在世界上不说是绝后，至少也是空前。
说到杨振宁，我插两句。现在国内总是拿人家“八十二找了个二十八”说事，好像国内老牛吃嫩草的风气都是他给带出来的。其实我觉得老杨有一种感情非常强烈，也极为正常，就是希望所在国好，母国好，所在国和母国关系好。不像现在一些海外愤青，总撺掇着大陆和美国开仗，并且希望“大打，早打，打核战争”（典出毛主席语录），实在叫人看不明白。老芦总是说“Common Sense”，是不是还应该重建“Common Feeling”？
对于人工合成胰岛素未能获奖这一事实，国人很难接受。从1979年起，社会上开始流行多种版本的原因分析：
其一是歧视说：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的委员出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他们对中国人存在偏见，不愿意将这个奖项授予中国。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化学组的评委们，居然也和林思云眼里的马悦然们一个德行；
其二是时间过得太久说：如果胰岛素工作被早点推荐给诺贝尔奖委员会，它应当能拿到这个奖。但文革开始了，由于林彪四人帮迫害知识分子，搞胰岛素的人都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我们又一次痛失了诺贝尔奖的获奖机会。我们的工作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推荐，曾经轰动世界的成果已经不再新鲜；此说更是鬼话，胰岛素合成从1966年完成论文到1979年评奖，中间只有13年，这个时间间隔对诺贝尔奖评选而言是很正常的。看看诺贝尔科学奖，搁上几十年的有的是。因为有些成果（如弗莱明29年发现青霉素），当时根本就不知道它的意义所在；
其三是候选人太多说：这种说法流传最为广泛，经常有人在各种报刊和书籍上宣称：在人工合成胰岛素项目上，由于我国推出的候选人过多，所以“诺贝尔科学奖与中国科学家擦肩而过”。其实真实情况是：
盛大的“胰岛素人工全合成总结评选会议”经过长时间的小组讨论和多方面的考虑，各单位的领导把人选确定了下来。每个小组2人：生化所拆合组：邹承鲁、杜雨苍，生化所B链组：钮经义、龚岳亭，有机所A链组：汪猷、徐杰诚，北大化学系A链组：季爱雪、邢其毅。但8个人太多了，诺贝尔奖评选有个规定，每个单项的获奖人数不多于3人。于是各单位比较核心的人又集中起来开会，从这8个人中进一步选出几名代表。经过多番斟酌，最后每个小组只留了一名代表：钮经义、邹承鲁、季爱雪、汪猷。
可4人还是太多，怎么办？虽然有参与者提出“宁要大协作，也不要诺贝尔奖金”，但这种意见遭到了有关领导人的否决。毕竟在百废待兴之际，我国确实需要这样一项国际大奖以鼓舞人心。考虑到联邦德国的H．Zahn教授和美国的P．G．Katsoyannis副教授在胰岛素人工合成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此奖有由两国或三国科学家共同获得的可能，由国家科委和中科院提名钮经义（1920.12.26-1995.12.16）教授为诺贝尔化学奖候选人。决定是这么写的：“推荐钮经义同志代表我国参加人工全合成胰岛素研究工作的全体人员申请诺贝尔奖。”
所以“候选人太多说”更是鬼话中的鬼话，扯淡中的扯淡。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30年前的一句电影台词（好像是阿尔巴尼亚的什么电影《海岸风雷》？《宁死不屈》？老帮菜谁还有印象），电影里一个嘎小子怪声怪气的声调：墨索里尼，总是有理，过去有理，现在有理，将来还是有理。
在我们国家的几乎所有生化、生理、药理教材中，凡是涉及到胰岛素的地方都要把人工合成胰岛素提几句，而国外的教科书，我也看到不同版本，好像不大提。和国外的学者们接触，给我的感觉好像是：也承认也不承认，做暧昧状，而且对合成胰岛素的事看的也不是很重，有点拿武大郎不当神仙的感觉。以后我带着学，有意识关注这个事情，也问过一些洋鬼子和中国同行。我和这个课题的负责人邹承鲁（李四光的女婿）有些联系，他40年代毕业于西南联大化学系。后到英国伦敦剑桥大学，师从凯林教授研究生物化学，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邹承鲁参加了中国胰岛素人工合成工作，在三个小组中负责Ａ链和Ｂ链的拆合。他私下曾对我们说，只要把西南联大那套搬过来，中国科研马上上去。我和其他的老化学家也有联系，上次我说中国的科研很多都是吃民国的人才老本，就是和这些人接触以后得出的结论。
下面把我知道的事情经过简单说几句。
1963年底，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的的Panayotis G. Katsoyannis副教授在哈佛大学举行的蛋白质基金科学发布会上宣布他已合成具有胰岛素活性的物质。他还于1964年在伦敦一国际研讨会上宣布了同样的消息。
1963年12月，德国Helmut Zahn实验室在《环境保护报》（Zeitschrift Für Natürschung）上发表了一条短讯，宣布自己完成了羊胰岛素的全合成。
1965年9月17日，我国科学家宣布得到“人工胰岛素结晶”。1966年，在毛泽东生日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为什么在胰岛素前面要加“结晶”两字？是不是我们底气不足，不敢宣称是自己最早合成了胰岛素？还是有什么其他猫腻？
邹承鲁院士解释是（http://bbs.bokee.com/Thread.1.96599.137.95.1.html）：这是因为德国科学家在较早的时候，大概是1963、1964年吧，发表了一个简报，说他们已经合成了[胰岛素]。但他们[的产物]没有纯化，没有结晶，所以我们加了‘结晶’二字以示区别。而且他们所得产物生物活性很低，只有0.2-1%。
即使天然胰岛素A、B链的拆开、重新合成胰岛素、产物的结晶等重要阶段性成果，在我国的结果发表之前国际杂志上也有相同或类似的报道。A、B链的拆开由Bailey于1959年在美国《生化杂志》（J.B.C.）上最先发表；重合成由加拿大科学家Dixon和Wardlaw于1960年在Nature杂志上最先发表；美国科学家C. B. Anfinsen等人由于1960年发表了一项与天然胰岛素拆、合、重结晶类似的、相对而言较为简单的工作，即核糖核酸酶的二硫键的拆开和重新连接恢复酶活性，因此而获得了197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邹承鲁的解释是（http://chinsci.blogchina.com/2532209.html）：上述这些重要的结果我们在1959年的秋天就得到了，但我们知道德国和英国的研究小组也在进行胰岛素合成的研究，很自然我们必须对我们的结果保密。同时由于“大跃进”的缘故，中国所有的学术刊物都被迫停刊，包括当时国内唯一用西文出版的刊物《中国科学》。再说，那个时代当然是不可能在国外发表论文的。
美国学者Katsoyannis一直不承认是最后的胜利者是中国人。他确实承认自己在结晶工作上落后于中国的竞争者，可他同时认为结晶不过是“糕点上的糖霜”，对于确定产物的身份并不关键。他本来可以做，事实上在1966年[我国的全合成论文发表后]也确实做出来了，但觉得这种工作不过“按菜谱烹饪”，没什么意思，所以他以前不屑做。
我们的解释是（http://bbs.bokee.com/Thread.1.96599.137.95.1.html）：Katsoyannis也的确有资格不服气，其实Zahn同样也可以不服气。因为他们基本上是个人单独研究，而我们动用了全国的力量。他们只是出于个人的科学兴趣，才领导少数几个人，和少数几个人合作进行这项研究。而我们把这项工作当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关心者不但有相关科学家，还有北京、上海的市长，国家科委的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参与工作的研究人员也远远多于他们。他们得担心科研经费问题，而我们有国家为后盾，根本无须考虑相关花销。对于必需的合作，他们主要凭私人交情进行；而我们可以动用而且确实动用了行政命令。聂荣臻甚至表示：人工合成胰岛素100年我们也要搞下去。 （现在还有这种言论，真是恍若隔世）
现在诸位可能都清楚了，我们只是“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而不是“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胰岛素”。其实即使是“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胰岛素”，化学家们也有不同的看法。汪猷、邢其毅、黄鸣龙等国内大牌有机化学家都认为这项工作意义不大。他们说：“我们所合成的胰岛素，只是合成了一种具有重要生理功能的多肽激素。说它是蛋白质也无不可，但它的合成，并不表示有多少重大意义。应用到的有机化学合成技术，并没有什么新创造，不能认为在合成物质上有什么新的飞跃。其次没有多大的理论意义，只能说是一般的研究工作成果罢了。”
1979年杨振宁、王浩、王应睐三位华人科学家分别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了中国的胰岛素工作。但出乎国人的意料而不出鬼子们的意料，这项工作没能获奖。人工合成胰岛素未能获得诺贝尔奖并非延误，也不是人数太多，更不是歧视（因为搞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其他洋鬼子也没获奖）。依我看真正原因是：水平不够，而且“缺乏原创性”。人工合成胰岛素和现在的基因重组一样，只是一种科学工程，虽然在合成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小的改善，但基本的工作原理、基本的技术路线在1953年就已经由美国的维格纳奥德（VincentduVigneand）解决了。这种缺乏原创性的工作不可能得诺贝尔奖。
您别说，真正获得过诺贝尔奖提名的中国人还真有，而且早就有，不过人们不知道就是了。谁？清末医学进士、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伍连德（Lien-Teh Wu，1879.3.10-1960.1.21）。目前诺贝尔基金会的官方网站上，已经公开了部分诺贝尔奖候选人资料。诸位可以查询生理学或医学奖（1901-1951）的候选人情况，可以看到宣传材料以外的其他资料怎么说。
1935年，当时在上海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工作的伍连德，由当时在广东的W W Cadbury教授提名，成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侯选人，理由是其在肺鼠疫防治上的杰出成就。1910年末，东北肺鼠疫大流行，伍连德受任全权总医官，深入疫区领导防治，不久即告控制，并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肺鼠疫”的概念。鄙人认为，中国人“第一次提出”某概念并不难，难得是“第一次提出”正确、清晰的概念。不过客观说，提名归提名，离真正获诺奖的水平确实还是差了点。
对于伍连德，大部分中国人，甚至大部分医卫界人士，知名度绝对不如一个二把刀大夫。在我们的记忆中，旧中国只有民生凋敝，瘟疫肆虐，哪可能会发生成功控制疫情，赢得国际尊敬的“奇迹”？更重要的一点是，伍连德后来移居南洋，并没有“毅然放弃优厚条件（如汽车洋房），返回祖国，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于是，他便被有意无意的“遗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