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陈毅市长”中，有一幕戏给人印象深刻，戏中陈毅市长亲自出马，智激化学家齐仰之出山主持盘尼西林厂的建设。这个齐仰之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他代表的是一大批我们建国之初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他的原型应该是当时在上海的我国药学家童村。
这一幕电影造成了两个错觉。第一是青霉素的研制是化学家的事情，其实这是药学家和微生物学家的工作，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青霉素的生产至今仍然是采用霉菌发酵的方法。第二是我国是在解放以后才研制出青霉素的。其实中国早在1944年即已研制成功青霉素，生产出5万单位一瓶的盘尼西林制剂，成为世界上率先制造出盘尼西林的七个国家之一(这七个国家是英、美、法、荷兰、丹麦、瑞典和中国)。这在饱受战乱的旧中国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说起青霉素在中国的历史，不能忘记的是这几个名字：樊庆笙，汤飞凡，童村。
樊庆笙被称为中国的青霉素之父。1940年樊庆笙由金陵大学选送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留学。他用三年时间取得博士学位，并获得威斯康辛大学博士生的最高奖赏——金钥匙奖。为了早日回到祖国，樊庆笙作为细菌学检验专家参加了美国组建的援华机构———美国医药助华会，该机构决定在中国援建一个血库(包括装备、人员、技术)，用以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1944年1月，他乘坐美国的运输船历经艰辛于当年7月到达印度，又经驼峰航线飞到了昆明。樊庆笙回国时，随身带着三支盘尼西林菌种，这在当时比黄金还贵重，他要用它造福祖国人民。
樊庆笙（1911-1998），著名农业微生物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农业微生物学的开创者之一。
美国医药助华会的血库位于昆明的昆华医院内，南面隔湖就是当时的中央卫生署防疫处。处长汤飞凡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细菌、病毒学家（参见我不是马甲的大作我不是马甲:【原创】和炸药奖擦肩而过的中国人（工作都是在中国作出的）），当时他正领导一个小组也准备进行盘尼 西林的研制工作，可是他们只有从印度辗转弄来的两支菌种，同时缺少新技术及仪器设备。樊庆笙的到来恰似天意，二人一拍即合，决定把研制盘尼西林的工作放在 防疫处做，因为那里已有些基础。这样，在血库尚未运转之前的一个月，樊庆笙和朱既明等人已经着手盘尼西林的研制。就在这一年———1944年年底，第一批 5万单位／瓶的盘尼西林面世。
汤飞凡（1897－1958），医学病毒学家，微生物学家。
抗战胜利之后，金大迁回南京，为了使青霉素早日投入批量生产，樊庆笙受聘于上海生化实验处任技正。他每周往返沪宁两地，忙完了金陵大学的课务后，又匆匆赶到上海忙于青霉素生产中最关键的环节——青霉素菌种的筛选和培育。在这里他遇到了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来上海生化实验处工作的童村。樊庆笙和童村早在美国就已结识。当时，樊庆笙为了把盘尼西林技术带回国，特地到纽约总医院学习一些检定剂量的试验，又到约翰霍甫金斯大学和童村交流过学业。童村也是攻读细菌学的，他们的合作十分愉快。也就在这个时期，他们考虑到盘尼西林生产出来以后应该有自己的中国名字，根据分类学的特征提议叫“青霉素 ”，依据有二：一是形态上，这种霉株呈青黄色，取其“青”；二是意义上，英文中的词尾“-in”在生物学上常翻译为“素”，如维生素 (Vitamin)。两者合一，终命名为“青霉素”。 “青霉素”这个名字就这样一直使用到现在。
由于多年战乱，再加上还有宋子文的那句名言："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用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工业化生产盘尼西林的梦想终究未能实现。早期先驱们的工作只能说是试验性的生产了一些盘尼西林。但是他们的努力为后来青霉素的批量生产打下了基础。
童村（１９０６—１９９４），医学家、微生物学家，我国抗生素事业的先驱者。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不久，童村受命担任华东人民制药公司青霉素实验所所长，主持领导青霉素工业化生产研究。他把当年从事传染病临床追溯细菌传染途径的方法，应用于青霉素发酵染菌原因的寻找，采取防止措施，使青霉素发酵避免遭受杂菌污染的威胁，即使偶尔染菌也能找出原因。童村和同事一起成功的采用棉籽饼粉代替玉米浆，解决了青霉素发酵的原料问题。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解决了青霉素的分离、提纯、结晶等一系列问题，最终于１９５１年３月１３日，试制成功青霉素钾盐结晶。１９５３年５月１日，在童村领导下自行设计、建造的我国第一座生产抗生素的专业工厂——上海第三制药厂投入生产，揭开了中国生产抗生素的历史。如今，我国的青霉素年产量已占世界青霉素年总产量的约四分之三，居世界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