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晓
看现在 忆过去 想写就写写
近日，整理抽屉时，又看到了25年前的旧照片。
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不用说，大家都知道的至今恐怕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都会在脑海里难以忘却的时期。也是正逢东欧政局大震荡的年代。而远在美国念书的小表弟道出了一个故事，原来引导他去美国的教授就是东德人，而那时教授自然而然地就讲述了他过去的勇敢无畏史，六十年代的他还是刚二十出头的小青年，一心想脱离共产党的东德，奔向自由民主的西德，至于为何原因，当然各人自有各人的想法。有人想自由，有人不愿在监控之下的日子，有人想有更好的生活，有人想家庭团聚，可是无法走啊，只有爬墙头。小弟弟教授具体是采用何种方法越过的，现已记不太清楚。不过他是幸运者之一，命运也因此改变，第二天就拿到了西德护照，接着就到美国念大学，读博士，直至当教授。
查阅了一些资料，
二战结束时，德国经济因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我们认识一个西德人，幼年正逢战争结束。据他讲当时真是没得吃，一天两顿，主食就是土豆，家中几个兄弟姐妹经常为多吃一个少吃一个土豆而闹得不可开交。而西德于40年代末开始经济的全面恢复和重建工作。工业生产1950年底达到1936年水平，1951年超过1938年水平，同年下半年出现短暂经济繁荣。1952—1958年是经济相对平稳发展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7.6％，。国家财政状况迅速好转，实现了较高的国家预算。1951—1961年，西德国民收入从360.82亿马克增加到956.06亿马克，10年内增长了1.7倍，国家的经济实力大幅度增强。1951—1961年，西德国民收入增长1.7倍。10年间成为世界第三号经济国。至1989年东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降为联邦德国的33%。
而东德，从建国之初，就不断有公民往西边跑，这多半与不习惯、不认同新的社会制度、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生活方式有关，加上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后，剥夺一部分人的财产，促使一些有产者的逃亡，当时不允许个人买汽车，不允许个人做生意，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工作好坏不论，收入都基本一样，（和中国当时一样）实在没有工作的积极性和吸引力，生活水平也大大下降，许多人向往西德的高生活水平（人往高处走）。因此，到1961年柏林墙建立之前从东德跑到西德的总人数有280万之多。大量人口的涌入，使西德劳动力资源特别丰富，并改善了劳动力分布不均的状况，提高了竞争能力，最重要的是许多具有专业知识及管理人才的涌入而参加重建。
1954-1961年，从东德前往西德居民中，约有6000名医生和药剂师，8000名司法人员，750名教授，34000名教师和工程师，他们都是不满意收入低下而逃到西德的。 实际上，东德以巨大的代价为西德培养了建设人才，使西德减少了对生产"人力"所需的投资，也解决了短期内无法培养出来的人才问题。这使本来就劳动力奇缺的东德元气大伤。
仅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柏林墙修筑前八个月內，逃亡了十六万人。东德领导人在举行秘商后认为，只有采取强制办法才能阻止公民逃往西德，具体的办法就是在东西德之间筑墙一堵墙。1961年8月13日，全副武装的东德边防军和武装警察在东西柏林之间拉起了一道锋利的铁丝网，架起了反坦克障碍，把柏林城活生生地分隔成东西两半。东德边防军的坦克占据了各交通要道，东西柏林之间的公共汽车和地铁全部中断，东西柏林民众再也不允许相互往来，6万名奔忙于东西柏林之间的民众要么丢了工作，要么回不了自己的家园。柏林市区的居民早晨一觉醒來，突然发现市中心主要街道中央，竖起一道高四米的钢筋混凝土墙。大墙兩边父母子女、妻子丈夫、亲生骨肉顷刻之間分割兩边。西柏林被一百零七公里長阴森森围墙隔离成孤岛，切断了一百九十二条街道。
世界上任何城墙城堡都是防御性的，防止外来入侵，而唯独柏林墙是阻止里面人向外逃的。
在得知柏林墙修建消息的第三天，19岁的一东德边防军士兵便跳跃过了当时低矮的铁丝网边境，进入西柏林。这一瞬间被西方媒体记者抓拍到，此事也成为了冷战期间西方用来广为宣传的样本。他也是第一个越境的边境守卫。 第一个因穿越围墙而丧生的人是一女士，她在1961年8月22日从一各三层公寓跳下后身亡。第一个因穿越边界而被射杀的人是他在1961年8月24日尝试游过运河逃往西柏林的过程中被射杀，这一天东德边防军刚刚收到开枪射杀所有尝试越境的人的命令，最后一个被射杀的人是1989年2月6日尝试越境的一个男孩。
柏林墙建成后人们的逃亡史变得更加血泪斑斑。游泳，下水管，挖地道、跳高楼、用重型汽车硬撞、自造潜水艇、热气球、滑翔机、弹射器……，许多逃亡故事都已成为广泛流传的经典。在柏林墙初建的那一年，墙体还不是足够坚固，所以有人就想起了硬闯的主意，开着重型车辆闯关，冲进西德。在枪林弹雨中全速前进去撞开一堵高墙，这无异于双重自杀，但这种鲁莽的行动在1961年柏林墙筑起后的四个月内就发生了14起 。
由于柏林墙是把柏林城从中间生生割裂，所以墙体所到之处是遇街割街，遇门跨门，遇到大楼就整座楼变成墙体的一部分，于是就诞生了全世界最简单的逃亡方式：跳楼。
这里的跳楼不是求死，而是求生。只要有人爬到楼上，表现出逃亡的意图，西柏林的同胞们就抬着床单前来接应。在那些跳楼的人中，至少有4人因为没有跳到床单上而丧命。
当一栋大楼没有成为墙体的一部分而又恰巧紧邻柏林墙时，这时床单就不起作用了，汽车又被派上了用场。跳楼的人先提前电话通知西柏林的亲友，自己大概何时跳楼，等亲友的汽车开到楼下后，再从楼上裹着棉被直扑汽车顶部。整个过程就像电影中的特技镜头一样惊险刺激。这种跳楼引发的直接结果就是朝向西柏林的大楼全部被封死。
为了拦住那些不要命的逃亡者，东德政府不断地改造加固着柏林墙，可这些依旧不能阻挡跃墙者的脚步，反而逼出了更多的发明创造，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1979年的一个夜晚，在东德一个普通家庭的后院里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热气球，气球下面的吊篮里是两对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孩子。为了自由，这两对夫妇自学成才，从材料学、工程学、气体动力学和气象学，到最后建立起一个家庭实验室，历经数年，制作了一个高达28米的热气球。 这个热气球在柏林墙上空出现时，被警察发现了并开枪射击。此时，气球的良好性能立刻体现出来，逃亡者操纵热气球一下升高到了2800米以上的高空，不但枪打不到，连探照灯都照不到！警察只好紧急呼叫空军支援。 等空军的战机出动时，热气球已经经过了28分钟的飞行后安全降落到地面。只是这两个家庭由于慌乱失去了方向，到底是降落在了东德还是西德，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结果吊篮中的八个人没人敢走出吊蓝，而是在吊篮中提心吊胆地等待着。直到24个小时后，才有几名军人揭开吊篮上的球布，告诉他们：“这里是西德领土，你们自由了。”
有人上天有人入地。在柏林墙穿过的伯尔瑙厄大街，这大约一公里的街道上在1962年到1971年之间，出现了11个隧道工程，其中只有三个真正完工并被成功利用。其中以57号工程最为有名。
这个地道全长145米，为了不被地面人员发现，地道深入地下12米，挖了整整6个月才完工。因为东柏林警察便衣密布，地道不得不从西柏林开始挖掘，而且出口正好要出现在东柏林一所房子后院的厕所里。
在绝对不许做地面测量的前提下，思维精密，办事严谨的德国人又给了世界一个杰作，57位东柏林人成功地从这个隧道中出逃（这也是这条隧道后来被命名为57号工程的原因）。当一位五岁的小男孩坐在救助者的腿上被吊出隧道口时，他告诉隧道口的人们说：“这个大洞洞里没有野兽。”
在该墙建立后，有人统计过，东德人采用跳楼、挖地道、游泳等方式翻越柏林墙，共有5043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伤。
柏林墙竖起的近30年间，平均每天就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如果算上线民，平均每66名东德公民中就有一人常年为秘密警察工作，对比于盖世太保（1:2000）和克格勃（1:5830），这个比例可谓高的离谱。而前东德仅有的1800万人口中，却有600多万被建立了秘密档案，也就是说，每3个东德人中就有一人曾处于监控之下。
历史的进程到了1989年下半年，东德已经是强弩之末。因东德政府自70年代以来所实行的指令性经济、农业全面集体化、强力发展重工业、严厉打击国内反对声音的经济、政治政策，导致经济发展几乎停滞，210亿美元的外债债台高筑，同时又债累累，人民生活贫穷压抑，严重的不满情绪早已深深埋伏在社会民心之中。
1989年5月，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宣布放弃执政党地位，实行多党制，波兰统一工人党与团结工会达成实行议会民主的协议，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大选作准备的时候，匈牙利开始拆除通往奥地利边界上的铁丝网，打开了民主德国居民经匈入奥逃往联邦德国的缺口。
至10月初，已有3.7万名民德公民逃往联邦德国。在居民大批出走的冲击下，10月7日民德40周年国庆日前后，东柏林、莱比锡等许多城市爆发了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民德当局发扬民主，进行改革，放宽对出国旅行和新闻媒介的限制。
为了平息事态，稳定局势，德国统一社会党频繁召开会议，讨论对策，但意见严重分歧。在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民德 15个专区 (包括东柏林)党的书记中有13个要求以埃里希·昂纳克为首的政治局全体成员辞职。18日，德党召开十一届九中全会，从1971年以来一直担任民德最高领导人的昂纳克以健康为由辞去党和国家一切领导职务，埃贡·克伦茨当选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克伦茨上台立即表示要推行改革，要实行“自由选举”，然而克伦茨的一个惊人之举乃是11月9日突然下令凿开了柏林墙，宣布开放东西柏林、东西德的分界线，于是，民主德国居民顷刻像潮水一般迅猛地涌向西柏林和联邦德国各地。此后一个接一个的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的政府开始摇摆并倒下，这些国家包括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
面对这面耸立了28年，阻绝两德人民，制造了无数悲欢离合、生死哭歌、惨重牺牲的血墙，终究还是拆除了。两德人们相互拥入对方，成千上万的人们彻夜不眠地享受着亲友重逢的喜悦。两德人民拥满柏林墙墙上墙下墙东墙西，人们举杯相庆，奏乐狂欢，自发的庆典持续数日，节日的气氛经久不消。
先生那时正在欧洲念书，第二年暑假一到，就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开往柏林的列车，那时的柏林墙，刚凿开数月，钢筋铁条还在内，回来感慨“我试过了，太高了，无处落脚，不知那些人是如何翻过的”。
大陆的名为“三年自然灾害”的人祸虽然在60年就结束了，可后遗症持续了好几年，当时全国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即便没饿死，孕妇也因为营养不良而大范围流产，不流产的也因为养不起而不要孩子。为此，大陆政斧甚至出台政策，鼓励生育，生一个补助多少粮食，生两个、三个要得表彰。内陆的百姓再苦也只有忍着，但沿海的不同啊。珠三角一带的老百姓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香港亲友于是把食物装入锌铁盒子密封起来，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严严实实，写上姓名地址，通过邮局寄回大陆。然而，毛出于政治考虑，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于是所有的邮包全数折回香港。人们没有饭吃，就寻思着往外跑，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偷渡完全是形势逼出来的。更为重要的是，港英政斧从1961年3月开始实施了新身份证申请政策。新政策规定，给予那些可以成功抵达市区而又有亲戚朋友接济，加上本身具有工作能力的人士签发香港身份证。这样的做法，是港英政斧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所提出来的，但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新政策的实施，成为非法入境者的“大赦令”，以至于粤港边境谣言四起，说什么“英国女皇诞辰，大放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不少群众认为，只有“逃港”才是唯一的生机。1962年掀起“逃港”，史称“五月大逃亡”。据记载，单是在5月16曰一天，便有5000多人，由新界边界地区剪破铁丝网涌入香港。事实上，不止是1962年，整个60至70年代，偷渡已经成了广东民间的一种风气。从城市到乡村，从孩童到老人，各色的群众以不同的方式向粤港边境靠拢，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或爬火车，或乘小船，或只身泅水，不顾一切，向着香港奔去。曾有老人回忆，在那个时代的广州，群众常常自发去珠江中练习游泳，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曰后的“逃港”中用得上。不少人从小便被家人灌输“好好练身体，曰后去香港”之类的思想。
大陆文革结束时，各方面有所放宽，再度掀起了“逃港”热潮，一年的逃港人次就达十万，成功逃脱的近两万人。甚至出现干部组团偷渡的事情，某大队支书亲自领着一票人“逃港”打前站，走的时候村里其他人出来践行。被抓的只能灰头土脸地被遣返，要是哪家有人偷渡成功，还会放鞭炮庆贺，有点能力的还会大摆酒席。
谢谢你的介绍，很早就知道有大逃港事件，但这么详细的，还是第一次。
在当时的深圳，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在民谣背后，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根据陈秉安掌握的资料，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文件里，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从政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也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甚至中共干部。有一份来自深圳市的数据表明，至1978年，全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泅渡通常是首选。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顺利的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广东人把这种水路偷渡称为“督卒”，借用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在许多当地人的记忆中，一到夏天，水库和河里便人满为患。不少孩童从小就被家人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
偷渡者通常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还有人将多个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有些偷渡者下水后，还一边游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当时，上述物件都属于严格控制使用的物品。到后来，就连乒乓球都成了其中之一。因为边防部队发现，甚至有人将数百个乒乓球串在一起，作为救生工具。泅渡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和儿童妇女通常选择陆上偷渡，从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代，翻越边防铁丝网，粤语中戏称为“扑网”.为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临行前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便不敢追踪。
当时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而边防部队对于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碍。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此后，由于上级的严令，开枪的现象才逐渐消失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在鼎盛时期，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陈秉安曾采访过一个当年的“拉尸佬”.这个老人告诉他，最多的一天，自己从公社领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个是他的亲人。
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强行冲关的情况。据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记录，1962年，广东出现严重饥荒，大量居民逃往香港。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这些偷渡者成群结队，每人持一根4尺多长的木棒。带头的偷渡者公开说：“谁阻挠我们，我们就用木棍和他们搏斗，冲过去，就算开枪也不后退！”
由于大量外逃，深圳许多村庄都“十室九空”.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里写道，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为了收容抓到的偷渡者，当地政府新建了百余个收容所，但常常人满为患。
在那个年代，偷渡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广州番禺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外逃之时，甚至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为其饯行。惠阳澳头公社的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委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陈秉安曾遇到过一个逃港者中的传奇人物，这个人先后偷渡了12次都被抓住，创下了一个记录。到第13次，边防战士看了他都脸熟，实在不好意思再抓了，他才成功地逃到了香港。殊死争夺的阵地、社会主义教育堡垒、反偷渡的“红旗村”，结果逃掉了一大半。
为什么要逃港？这个问题，陈秉安曾经问过很多人，得到的答案也各式各样。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贫穷和饥荒。
1957年，农村集体化进一步升级。宝安县委通过《关于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几项规定》，限制社员自留地和副业收入，副业收入不能超过全家全年总收入的30%；社外农民不准开荒，不准弃农经商，“以彻底堵塞资本主义漏洞”；“男全劳动力”一年要完成260个工作日；农民家中如果有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收为国有。
到了1959年，广东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一份资料显示，当年全省的粮食总产量只有177.58亿斤，比1958年减产15.71%.1960年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农民实际比常年少收了61.25亿斤粮食，这相当于他们8个月的口粮。一个逃港者告诉陈秉安，那个时候，伙食里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连青菜都很罕见。为了缓解饥饿，他曾经吃过蕉渣、禾秆、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还吃过观音土。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
政治上的迫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
着名音乐家马思聪是最为典型的代表。1966年“文革”开始后，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饱受凌辱。1967年，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机会，铤而走险，乘船逃往香港。他抵达香港的第二天，全港的报纸与电台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从而掀起了一场以知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
陈秉安曾经采访过一个民兵队长，他逃港的原因，今天听起来匪夷所思这个民兵队长在山里发现了一个从台湾飘来的气球，气球下方的篮子里，有许多食品和一件白背心。在两岸处于敌对状态的那个年代，广东一带经常发现这样的气球。这个知青把食品上交，但实在舍不得那件白背心，就偷偷留了下来。几天后，他穿着白背心参加了一场篮球赛。围观的人们发现，这件白背心在被汗水浸湿之后，背上出现了“反攻大陆”的字样。结果，这个原本“根正苗红”的农民，被打成了“美蒋特务”，受到严酷的迫害，不得不逃往香港。
为了应付日益严峻的逃港浪潮，当地政府还曾想过这样一个办法。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有一个叫做西坑的村子，宝安县决心在这里“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把西坑村建设成“反偷渡的红旗村”.
村里掀起了一场学习毛主席着作的高潮。村前村后的墙壁上，刷满了大标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田头的井水边，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语录牌。一到天黑，就组织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等。一时间，西坑村成了宝安全县乃至广东全省鼎鼎有名的“红旗”.每天来这里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条小路。但没多久，这个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堡垒”也倒掉了。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壮年，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干部都逃到了香港，有个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个8岁的男孩。一个逃到香港的农妇甚至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和眼泪创造出来的对待逃港者，港英当局的态度也经历了几个阶段。
港府调集了数千名军警，开始大规模的驱赶与抓捕。与此同时，先后有十余万名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华山，保护这些逃港者。根据事后的统计，大约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们的掩护下逃入市区。
许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听命令，同逃港者拥抱在一起流泪。
最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警察才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将这些逃港者强行拖到山下早已准备好的数百辆汽车上，准备第二天遣送回内地。
当晚，香港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以示抗议。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停止了娱乐节目，许多电台开始现场直播华山的状况。
第二天，当数百辆汽车排成长龙，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时，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出现了。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据事后统计，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围香港市民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
在陈秉安采访的数十名后来在香港事业有成的逃港者里，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类似的艰难时刻。他们从社会最底层做起，受尽白眼，艰苦奋斗，不仅慢慢融入了主流社会，而且创造了许多“财富神话”.
曾有人做过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着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
谢谢阅读，大逃港，大跃进，右派运动，文革，死了多少人，永远是笔糊涂账，问题是在于对历次事件的反思程度和对人的生命重视程度，如果两者皆忽视，就无话可说。
长叹一声。中国人办事不认真，在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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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自由的生活，只有猪能忍受。中国人到现在还能忍受，就是因为大多数人的追求和猪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