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右派儿子的知青生活：4. 文革中的那些事

（一）
1966年12月初，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各地早已搞得轰轰烈烈，我们凉山州的动静似乎不大。又一个意外来了，这就是我接到瓦岩公社通知，要我带上行李，去越西县委宣传部报到。我虽然莫名其妙，但总还是有点高兴，毕竟是到县委宣传部哇，怎么也是好事。一到宣传部，部长潘益成便对我说，县委决定成立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到各区社宣传文化大革命、宣传毛泽东思想。那天，县上从学校、县级机关、工厂、汽车58队和养路段等单位抽调的二十多个文艺骨干都到县委来报到了。记得当时教育系统的郑显伦，张宗杰（作曲，拉手风琴），省运输公司58队的杨立（跳舞），养路段的徐作善（拉二胡）等，都是那个时候的佼佼者。我虽然是文艺爱好者，可唱歌跳舞器乐没有一项可以上台，完全不晓得是怎么把我选上来的，而且全县知青那么多，却只选了我一个。我把自己不能胜任工作的担心给潘部长说了，但潘部长要我安心干，不行的话可以学，还讲了一些东西来鼓励我。
宣传队在越西县城训练了一段时间，排了十几个节目，就开始下乡演出了。先到的顺河公社，那天来的群众很多，效果也不错。有一个歌舞是直接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歌词的头一段是“山在欢呼，海在歌唱，红日东升，明灯高照。党中央，发号召，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我在节目中是舞大旗的。还有个《老俩口学毛选》的对唱，我在乐队打碰铃。充当这些类似跑龙套的小角色，我自己都觉得腰杆不硬。但演下来后的小结会上，潘部长竟然还表扬我态度端正认真，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顺河公社的旁边就是正在修成昆铁路的铁二局第九工程处。我们宣传队在顺河演出，引来铁路上的关注，当天晚上，九处的领导就找到潘部长，要求宣传队到他们那里演出。考虑到地方与铁路上的友好关系，潘部长只好同意了。到了九处礼堂，大家积极性都很高，演得更好。当然铁路老大哥的接待也非常到位。哪知九处演过后，几个铁二局的工程处都来邀请我们去演出。这下潘部长不愿意了，他考虑的是我们宣传队是为本县的区乡这些基层宣传演出的，没有到铁路演出的任务。再则这些队员们应当多吃点苦，受点累，真正当好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到铁路上去吃得好，睡得好，会养成大家贪图享受的毛病，与建立这支队伍的初衷背离。所以按他的指挥，我们马上就转移到苏姑等区乡了。
人在宣传队，可心里还是经常在想我们瓦岩和春景。不久宣传队回越西县城休整，我们小组的知青到城里看我，摆起文化大革命，又说起瓦岩的公社书记张力如何讨厌，他对我们知青除了个别人外，态度都很不好，更没有过什么关心。我当即决定，趁休整杀回春景，召开全公社最大规模的群众大会，批斗走资派张力。
当天下午，我们步行三十多里回生产队。晚上便紧紧张张地作准备，还派人分别赶到桃园、鱼洞、后山等大队去通知。第二天，大家雄纠纠地戴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袖套，拿上特别为张力做的高帽，走到公社所在地开会。那天确实来了不少社员，可事实证明，他们只是来看稀奇的。斗争走资派，对这些挣工分的彝胞来说，离生活和劳动都太辽远了。何况，管你什么斗争，还把领导板得翻吗？
批斗会形式上是成功了的，那天张力被揪到了台上，我们的口号也喊得响，公社干部还被喊来陪了会的，可我除了质问张为什么对知青不好，空洞地说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外，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也拿不出来。从社员的脸上也看不出什么义愤填膺的表情来。我想还是只有及时收兵了。跟大家商量了一下，我就宣布散会。实际上，批斗会什么作用也没有起到，“走资派还在照样走”。没两年，张力就把这件事作为我们乱整的证据想给我们穿小鞋，还把自己没被斗倒作为光荣历史来到处宣讲。幸好他那时已经调到营业部去了。
不久，回阆中过春节。春节后再返越西县宣传队，除了唱唱跳跳外还拉二胡，不过只是个“半罐水”。1967年3月，县宣传队突然解散。后来才晓得，据说中央下了通知，凡是1966年5月16日《通知》（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下达以后党政部门所招收、提拔的干部一概不着数了，上一年我参加学习过的社教工作团中留下的知青，虽然后来分配过工作，这次也一概作废，“哪来哪去”，又各回自己原先的生产队了。县委宣传队只有我是农村来的，我当然只能回春景了。
现在回想，早在几个月前就到处震天响地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口号形势下，越西县委在自身已受到冲击的境况下，还以县委名义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了改变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状态，努力去宣传毛泽东思想、歌颂文化大革命，显然是一种积极的选择。但是，在紧接着的1967年初的夺权斗争、全国绝大多数基层党委均瘫痪的背景下，解散宣传队却是一种不得已的无奈选择了。
（二）
转眼到了5月，作为知青的我们，我们听到除红卫兵外，好多同龄人去年也参加革命大串连，走了全国许多地方，心中痒痒的，实在太想趁机出去看世界。虽然早就宣布停止串联，要求“就地闹革命”，但是我心想未必就有好严格，加上下乡以来早就有了爬飞车，混火车的经验，完全可以出去闯一闯。我最想去的，首先便是北京。找到田成华（田老板）一商量，两人一拍即合。
身上没有几个钱，怎么走？买车票的话，一张成都去北京的单程车票都要30来元，往返六十元，哪买得起？我给高中同学邓丹华去了一封信，讲了我的心情。邓是驻阆中的海字445部队政委的女儿，作为高干子女的她，在班上大概是唯一能与我正常平等交流的团干部，我对她印象很好。没几天，邓丹华真就搞了一张成都到北京的车票，并且给我寄了过来。接到来信，对老同学的感激油然而生。
我和田老板制定好了行动的方案后，就先爬汽车到甘洛，到甘洛后买张短途票上了火车，在火车上我们又与列车员玩迷藏（躲避查票），最终在成都的小站沙河堡下了车（成都是大站，出站检查极严，小站便于混出去)。就这样基本靠混，坐火车先来到成都。
我们到成都工学院（后来的成都科技大学，今为四川大学的一部分）去找我的同学谭周福，他跟我从小学起就是好朋友。听我想去北京，先热情地请我们吃了饭，送我走时又给了我20元钱。那时的20元，已是一个科长半个月的工资了。加上出发时带的，这样我就有50多元了。记得田老板比我有钱，可能跑这一趟问题不大了。
记得是6月6日，我们到火车北站，准备乘坐34次成都直达北京的快车。当时车站是人山人海。按计划，我买了一张报纸。田老板则买了一张站台票，装作是送我上车的人。我一上车，迅即将自己刚用过的车票夹在报纸中，强行拉开车窗（车开行前不准开窗），手拿报纸对着“送行”的田老板招呼，田当即接过报。可车站那位中年的工作人员警惕性太高了，一面喊着不准开窗，一面要查田老板手中的报纸，形势危急得如同反特电影中的紧张镜头。我只有大喊：“一张报纸有啥查的嘛？”那位工作人员听了犹豫了一下，大约旁边事还多呢，也没全顾得上了。田老板迅速走开，取出车票，到了距离较远的另一节车厢上了车。
我们在车上重见后，不能不百般庆幸。可那时到北京不是简单事，沿途的查票次数甚多，因为车厢里很挤，每次我们都“机智”躲过。到了石家庄就不行了，车厢里的人不那么多了，列车员像过筛子一样把所有人查了个遍，老板终未能幸免，被赶下了车（后来听说进首都的火车都查得极严）。但下了车的老板第二天就赶到了北京，并按原定计划在一个接待站会合。当时的接待站已经不是仅接待红卫兵小将，更重要的是接待各地进京的革命群众，动员他们返回原地“就地闹革命”。但是，还有吃有住，而且接待站为动员这些人返回本地，需要准备车票车辆，当然也需要时间。所以，不但我们在北京的食宿不成问题，而且有游玩的足够时间，尤其返回越西的车旅费和难购的车票问题都能完全解决。这完全符合我们出发前的分析估计。
我在接待站住了一晚便离开了，因为我要去找同学，那么大的北京，我们人地两生，肯定需要人帮助。按我出发前的尚不算充分的准备，只有先到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工业大学）找二班的曹顺基同学。
曹顺基是农村出来的，对老同学十分热情，他说正好寝室有个上铺，是一个同学回家了，短时间还不会回来。我便在他那暂住了下来。才一两天，他告诉我非洲赞比亚的总统卡翁达明天访华，他们学校要组织队伍到长安街去欢迎，当时北京去欢迎外宾的队伍首先都是由各大院校的学生组成的。当然不光是学生，还有很多单位的干部工人。那些年外国领导人访华时，北京动辄几十万上百万欢迎的阵势就是这样组织的。第二天才四五点钟，大家就起床了，从海淀路到长安街路很远，而且全是步行。我们吃过饭走到长安街指定位置时大约不到9点，9点前后，来自各处的欢迎队伍陆陆续续地也都到了，10点前开始清场。我自是被当作学院的学生混过去的。下午3点左后，人群有了骚动，大家互相传“来了来了”，我抬起头来，踮起脚尖一边鼓掌一边向东张望，果见一辆黑色的敞篷大轿车上周总理和卡翁达并排坐着从我们面前过去了。有学生心痛地说“又瘦了，又瘦了”，说的是周总理太辛苦了。我最大的遗憾是未能多看一眼就过去了，而且经过我们面前时，卡翁达总统硕大的黑色头部又挡住了大半视线。
曹顺基告诉我，任雪平与他有联系，就在距他们不很远的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我又去拜访这位还是农村出身的二班老同学。任雪平对我同样热情，他告诉我第二天要去人民大会堂看三军联合演出。人民大会堂是我神往的宏伟建筑，三军联合演出是当时全国最高水平、也是最有吸引力的盛大演出，我一个四川来的知青哪有可能错过这样宝贵的机会呢。看得出来，任雪平挺有本领，他居然把那么难找的演出票给我搞到手了。
真叫人民大会堂啊，外观的宏伟壮丽就不说了，现在大家都在电视里看得多了，可只有人亲身走到会堂大门口一站，建筑的宏大气派才真正感受得出来。门厅外的柱子起码要两人才能合抱，而门厅的上顶起码也有七八个人高。进入会堂，被称作万人大会堂的会场更是气势磅礴，我不可能去数是不是真有上万个座位（我想这个约数是绝不会错的），只是先把自己的座次找到，再坐下来细细观看欣赏。先看电影里多次出现的顶穹，那颗巨大的五角星，那闪闪的数不尽的彩灯，那深兰色的天穹……再面对舞台（大会的主席台），惊异那华美厚重、从未想象得到的那么高，那么宽的前台帷幕。坐在座位上，感到座垫比四川的县市影剧院硬椅宽大舒服得太多了，而面前的双层排桌漆水透亮。
那天主要是解放军总政、海政、空政三个文工团的演员上台演出的，这个三军联合演出的全称其实叫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演出。当时的林副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大都观看过。要开场时，许多人一下子站起来朝后张望，旁边的人说不是林副主席就是周总理，可很短的时间大家便又坐下来了，因为没有哪个中央领导来。
演出怎么精彩，现在已没多少记忆了。对当时的歌舞明星的名字，我也不熟悉。毕竟从少数民族的深山沟走来，与外面的世界几乎“失联”，我只是凭着两年前所了解的知识来认识首都，认识我新见到的东西。我只记得那晚该是我这辈子在剧场看到的最高级的演出。后来在北京的日子里，我们去了渴望目睹的天安门广场、颐和园、天坛等名胜。在颐和园外的川菜馆吃回锅肉，感觉与川味不沾边。在大学路第一次喝啤酒，感觉如同泔水。不过注意到下啤酒的黄瓜，北京人爱吃的沾酱黄瓜，在成都最多值五六分钱，可在北京的餐馆起点价就是一元，这可是我们一天的劳动日值也吃不起的价格啊！
我和田老板要实现出发前的计划——看海。地图上天津就在海边，离北京很近的距离，买了去天津的火车票（好像是两块多钱的车票），在天津的和平路、海河边逛了逛，看不到海。街上打听到哪里可以看海，却被告知很远。有人说塘沽大概可以吧，记得塘沽到天津是6毛的火车票，我们只能去那了。两个人又往塘沽赶，快到塘沽的时候，窗外是茫茫的沙滩，大海似有似无，与想象差距太大。这时查票的乘务员又来了，田老板当时不在座上，我是无奈地下了车。在车站问了问，到海边还远，有人笑着说哪有到塘沽来看海的，只有到秦皇岛北戴河才行啊。
只有故伎重施了。晚上我又买了两毛钱的车票再上车。一路混往秦皇岛（事后听田老板说他那天回座位时没看到我，便直接到了秦皇岛）。凌晨到了秦皇岛，很容易地就混出了站，街上转了转，买了棉籽油炸的油条（难吃得要命，不知当地人怎么会以此为主食的），又问行人哪里看得到大海，回答说这里不行，到北戴河去吧。
不是有人已说过“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吗？到底是有“一片汪洋”，还是“都不见”见呢？我没办法，但看海之心不渝。到下半夜我再上火车，赶到了北戴河。
在车站踡睡了一会，就觉得好像太阳出来了，可站里的大钟好像还没到早上四点，北方的时辰真的足足比我们四川早两个小时。走出站区上了大路，眼前一亮，从没见过的美景令人陶醉。一片绿野中，一条端正洁净的水泥大路，向天边的大海方向延伸。两旁茂密的庄稼鲜活碧绿。大个成串的海椒已经泛红，苗架似乎比我们四川的还茁壮；紫色的茄瓜沉甸甸地吊在树上，分明还带着露珠，格外惹人喜爱。金色的阳光洒满了大地，也和煦地笼罩了全身，让我觉得心里都是亮堂堂的。路上没有汽车，我大踏步地向着目标前行。先前已打听好了，北戴河景区到火车站不过五公里左右，果然走的没一个小时，就看到我魂牵梦绕的大海了。
清晨的大海真安静啊，跟我梦里的大海一模一样。蔚蓝纯净的海水像天空一样，颜色由浅而深，放眼看过去，天海一色，引人产生无穷的遐想。我完全说不出心中的兴奋和激动，只是呆呆地望着，脑子逐渐进入了空白，好一阵子才清醒过来。顺着海边向绿树掩映着青砖红瓦的、如仙境般的建筑群走去。
可惜我进不去，因为在第一处一个敞开的大门左右突然冒出来两个解放军战士，先问了句“你找谁？”，然后马上就要我离开这个地方。我一下就明白过来，这是首长居住的禁区。可树叶空隙我分明看到横招上有“工人疗养院”的字样。
显然我不并是所谓“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而是一个根本就毫无资格走近这里的人。我在战士眼光的逼视下慢慢地折转身来，走向远处另一片有沙滩的海边。在那里，我脱光身上的衣物，跳进了大海。
在仅距沙滩几十米的海水中游了两个来回，感受了“无风三尺浪”是怎么回事，看似平静的海面，你下去后才知道浪头一个接着一个，不会游的人，是很容易呛水的。现在只我一个人，对这里的海底毫不了解，游两转足矣。在水中，还特别品尝了海水，证明确实是咸的后，我才上了岸。
回到北京，按约定的失散后联络办法，我们又碰头了。总共玩了一个月的时候，我们拿到接待站办的返程火车票，就回了成都。
（三）
1968年，各地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进入高潮。川东的重庆（当时属四川省）、川南的宜宾和泸州、川北的巴中等地是著名的战场。很多地方机枪都上了阵，甚至高射炮都从军械库中拖出来了。我们新民 就有两个知青在巴中的战场上付出来自己宝贵的生命。越西的武斗也在升级，凉奴（与红卫兵成都部队一个“观点”群众组织）与兵团（与成都工人造反兵团一个”观点”的群众组织）由一般的刀矛棍棒也发展到手、步枪和手榴弹、炸药上阵了。下属的新民区的两派组织也由一般的对立状发展到随时就要“擦枪走火”的地步。当时，我们知青大半都没介入两派的斗争，倒是趁乱都回了老家或者到成都吃“支左饭"(那年省上为全省各地被武斗打出来的人在成都专门设了若干食宿点）去了。望江公园是一个点，经常几百人在这里吃住。吃是管够，常有浪费发生；住是凉席加棕垫（我们去的时候是夏天），有些是住在亲戚家。长住的主要是阆中一带来的人，也有越西的阆中知青。我住了一段时间又回老家，继而又到越西春景。劳动的时间不多了。春景的干部（尤其大队干部）对我们知青很宽容，照样分口粮。
1969年4月14日，新民属于兵团派的头目郭文武和王家朴指使人抓捆了副区长靳万怀和营业部的尤俊臣，并把他们关在新市大队二队的一座四层碉楼里。我那天刚好在二队的周友珍处玩，丝毫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到现在都还不清楚他们为什么、又是怎么抓到这两个人的。只记得在周友珍处刚坐下不久，突然枪炮声大作，而且就在新市大队（老街子）这边。一种本能的逃跑念头产生，周友珍又说往后头跑，出门没几步，神差鬼使地就到了那座碉楼前，刚好碰到王家朴（新市二队的），叫我跟他去碉楼，说那安全。我一上碉楼，就看见金瓜子（我的同学金启业）、李宪娃（李成宪）在那，靳万怀和尤俊臣被捆着，另外还有几个不熟悉的社员，肯定是一派的人。这时外面的枪对着碉楼放，金瓜子对着窗子刚要伸出头去看外面，一枪端端地打在窗板上，差几公分就击中脑袋。外面的人一直喊话，要碉楼里的人把靳区长和尤师傅放出来。可楼里的人就是不放。当时里面的人没有枪支（大约是事发突然），而外面不仅有枪，而且很快就证明有炸药，因为对峙不久，“轰”地一声爆炸，震得我们都摇晃起来，不知是谁说了句“狗日的想炸垮我们碉楼了“。里面的人都开始惊慌了，不过仍坚持顶住大门。又过了一阵，”轰轰“地几声，我们晃得更厉害了。靳万怀和尤俊成都在哀求放他们，说不出去大家就只有死在这里了，并且保证只要放了他们，一定会保证大家的安全。但楼里的人还是不放，还要金瓜子和李宪娃把靳和尤带到4楼。这时外面爆破仍未停，而我们这座土墙碉楼居然还在挺立，其原因是越西的修得好的碉楼不仅墙厚实（最厚可达一尺以上），而且底层基础扎实，最了不起是砌有一人高的大石条底墙。碉楼之所以不垮，全靠这石墙。可是我们不知道，对方已经炸垮了大门，只不过惧惮楼上扔炸弹或用其他武器，所以没敢往上冲。
天黑下来了，对碉楼的进攻似乎已经停止。我们已松了一口气。突然楼上有了越来越浓的烟味，越来越呛鼻，原来楼下烧起了大火，下面的嚷嚷声是“烧死那些龟儿子”。火势越来越猛，直扑上了二楼。有人喊快跑，在三楼的我看到四楼的人已飞跑下来要下二楼了，是谁根本看不清楚。我跟着跑下二楼，在大火中从二楼不顾命地往底楼一纵，冲出了大门。
好在跳下底楼时我没撞上杂物，冲出门时也没撞上对方的人，否则即使不受重伤也会被逮住。门口看到李宪娃，我就喊“快跑”，趁黑夜串过马路。这时天上猛地下起大雨，四周都是“逮到，逮到，不要让他们跑了的”的声音。我们在公路边的水沟里匍匐爬行，向着越西河边的新建大队方向逃跑。可以从呐喊声中听出合围搜查的阵势很大。全靠老天的救助，我们一口气跑到了河坝，估计搜查的人已被甩远了，或者大雨已经把他们赶回去了，这才缓过气来，然后大步走进裤裆沟。
裤裆沟里的铁路九处911队有我的几个朋友，我们找到苟辉能。因为他在施工中腿部受了伤，当晚不会进洞（隧道）工作。看到我们如此狼狈，他忙问怎么了，我只是叫他赶紧给我们打饭吃，而且要多。结果他打了一面盆饭来（铁路工程队里，因为24小时施工，全天都有伙食），我们狼吞虎咽，几下子吃个精光，然后我简单地给他讲了遇到的事情，要他马上给我们找到去甘洛的汽车。第二天一早，我们逃离了越西，然后从甘洛上火车到了成都，这才完全安全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听说那天逃出去的几个人都被逮了，包括我的同学金启业。无一人幸免地都遭到毒打。金启业挨的轻些，原因是靳万怀和尤俊臣证明了他参与了解救他们俩人的行动，和李成宪一起为他俩松绑，让他们顺利逃出碉楼。原来当时我在三楼看到的四楼冲下来的就包括靳和尤。郭文武被逮后不仅是吊打，对他气恨的对方又一刀刺进胸膛，杀死了他。而我的逃跑，其实只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因为我根本就没参与两派的斗争，抓捆靳、尤与我也毫无关系。但是，后来新民传的只是李宪文（误将小名作真名）怎么怎么救靳、尤和郭文武等被杀的事，至于对碉楼里的人干了什么或是怎么在碉楼里的，没有听到传说，这让我感到隐隐不安。怀疑那一派会将糊里糊涂跑进碉楼的我一锅烩成郭文武这一派，并且作出我也是这场武斗的参与者的判断。不幸的是我这隐隐的感觉还真变成了现实。
我在成都等到周友珍从越西出来，都住进了武侯大街的反帝旅馆。后来又回阆中。八九月份，估计越西武斗平息，就都回了越西。那天刚在她家安顿下来，又是一阵枪声，区武装部长陈富元指挥着手下的武装民兵（即围攻碉楼的那派群众组织）在新民街上到处抓知青。后来才知道，知青中原先有不少人与郭文武这派有交情，而看不起对立那派。而更重要的原因是知青中有人发现并传说了陈富元奸污女知青的事，这位军官一直是怀恨在心，所以把他认定的相关者包括我和周友珍姐妹十多个知青的都抓去，晚上押着我们在公路上毒打。第二天又把我押到瓦岩公社，晚上公社革委会主任阿恩比子（原公社武装部长）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把4.14武斗的整个情况给他讲了。 第二天他就把我放了。
4.14武斗是越西县凉奴派与兵团派最大的一次武斗。这次武斗以兵团派抓人为导火线，凉奴派肆无忌惮的进攻和爆破、放火和杀人把事件推到高潮，而区武装部的支持使一派有恃无恐。我莫名其妙地被卷入并受害的经过，真成了“没有偶然就没有历史”的注释。在党的“九大”召开（1969年4月1日至24日召开的正在广泛宣传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期间，4.14武斗双方尤其进攻方的行为是肆无忌惮的。在发生4.14武斗的1969年以后，特别是在区武装部长陈富元被逮捕、支仲钦到新民区主政后，全区很快进入一个和平生产的局面，知识青年也完全停止了外出。1970年越西县团结电站上马，1971年，州内企业陆续在知青中招收工人，1972年，马厂河坝的改造开始，由起始的林专队继而的青年队。我的命运又有了新的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