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接前文“回北京小记（五）”
北京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留有我少年青年时的记忆与回想。离开北京三十年后，经历了与中国大陆非常异样的西方生活，每次再回北京，总感觉既熟悉又陌生，但结论一般都是“难以适应了”
。
第一，难以适应这里环境的肮脏，包括厕所尤其是许多公厕几十年来固执沿用的蹲式茅坑，空气，垃圾，异味，甚至饮水。这是我这回在住处喝水杯和烧开水金属壶里每次都要看到的白色碱沫，水杯喝到快到底时嘴里会感觉粉末出现：
记的小时候母亲经常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敲凿掉家里烧水壶底厚厚坚硬的白色积淀，我们那时叫“水垢”，似乎是碳酸盐一类，50多年后感觉沉积还有只不过似乎没那么厚了？
第二，绝对的信息互联网封锁，感觉诧异怪诞且难以正常学习工作，不知身处18世纪的愚顽满清还是21世纪的中国大陆？还是二者本来为一？
第三，周围身边成年人的谨慎情绪，“莫谈国事”的无奈，只有诸如出租车司机等粗放之人敢骂声习近平阅兵将他出租车从前门家中赶到北京西站停放为“避难”等等，广播里不男不女的年轻活宝下贱地阿谀着“习主席”访美西装内裤如何体现“民族风貌”，西单书店一进门便是荒唐的小学水平皇帝烂脸歪文(还好未将其作假的伪“博士”论文拿来现眼）：
第四，信用卡难用难申请（国内人几乎不用也没有），到处都在用现金，或是现在开始流行的网上支付用手机软件等等（其实挺麻烦），但远不如辟如澳洲信用卡轻轻一划的方便自然（澳洲近年的所谓PayPass使得小额购买付款只需瞬间一晃卡无需任何输入等等）。
第五，出版印刷的不自由使得欲撰写回忆文章著作无法如实表达几十年来大陆共产党血腥专制暴行的真实情况，诸如“个人出书”等回忆录出版社肯定不会像香港台湾等海外出版社那样不做政治性删节。
第六，贫富差距的明显表露，尤其是服务行业员工与所谓混得好的新富人群间的明显经济状况差异，使得享受餐饮住宅车行旅游等有不可名状的负罪感：澳洲社会服务业收入虽也不高但与其它行业相差不会巨大，且兼职的年轻人甚多。而大陆大批来自农村及边远贫困区域涌入城市的各年龄段人员长期终生地处于贫困低收入服务行业，似乎没有改变前途的可能直至终老，让我感觉接受他们报酬低微的服务颇为不公平。看看北京居民区旁边无数来自外地自营小生意的贫民窟般店面兼住所（往往是向背后居民区租来的），对照店面背后相对富裕不少的北京居民，令人心生叹息感慨：
第七，最不适应的当然还有残暴依然的共产党独裁专制，大批政治犯在押且新人不断入狱，一代代相互比着镇压耍横的共产党头目当局日夜制造着各式冤案惨剧。选举，辩论，议会，独立司法，揭丑媒体，对政客名人的冷嘲热讽，公民表决等西方已几百年融入日常生活的简单文明制度惯例在此毫无踪影，且提倡者寥寥（目前似乎只有《炎黄春秋》一家“不同政见”出版物）处境不明动辄被打压关监譬如最近对“维权律师”的大规模逮捕。表面上歌舞升平的北京街景背后不知演绎着多少警察暴力政治迫害行政滥权与强拆豪夺民众屋宇财产，一如当年共匪野蛮内战取胜建政后对私有财产及业主的全面疯狂剥夺抢掠。先行者争取民主自由的呼声行动被反复血腥镇压，当局靠着金钱物质的弥漫挥散与疯狂的欺骗造假拼命争取年轻人做驯顺奴才，一个文明理智自由民主的中华民族社会不知萌芽在何方何时。一日与友人驱车至原宣武区半部桥街44号寻找我曾被以“反革命罪”关押过的第一看守所，到近前发觉前方相邻处现为“西城区人民法院”（宣武区现已并入“西城区”），问了法院看门武警才知看守所在对面胡同里：
当年关押犯人的所谓“K字楼”似乎已被翻新，但墙尽头的岗亭还在。法院的门房老头问“你什么人进去了？给我两条烟帮你弄出来”，我一笑告其“快干上（释放）了，下回孝敬您”。
真有点：
有时朦胧旧街头，乡音虽近人陌生；三十年来仍昏暗，纵是故园难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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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苍蝇嗡嗡般的爱国贼语早料到要来骚扰，回你一句：（对大陆）都爱的五体投地粪尿皆香了，还赖这儿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