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说下鹅。当时老乡家养鸡受限制,所养母鸡数不得超过家庭人口数,而且养的母鸡数由代销店登记在册,得按数交售鸡蛋。老乡家也不愿多养不下蛋的公鸡,除了留一只“踏蛋”的外,其他的刚长成“童子鸡”就杀了炖蘑菇了。虽然我们屯靠着黑龙江,但没见有老乡家养鸭子的,恐怕也是缺饲料的缘故。不过屯里养鹅的人家倒是不少。可能是因为养鹅不受限制,鹅蛋个大,却没有交售任务,加之鹅能吃草,不依赖粮食饲料,所以经济效益比较高吧。我们那里养的鹅个头都很大,长成了得有十几斤重。鹅爱干净,浑身白羽,只有翅膀的硬羽是浅灰色的。鹅是我最不喜欢的动物,原因是因为鹅欺负人,尤其是好欺负老弱稚童。听老乡们说,牛那么大的个子,可从它们眼睛看出来,比它们小的人类却像天神般伟岸,所以牛对人恭敬顺从;可是鹅那么大点个子,从它们的眼睛看出来,人却非常之渺小,因而轻易就想攻击。有时人好好在屯子里走着呢,不知怎么惹得旁边闲逛的鹅不满意了,一群鹅拍打着翅膀,伸长脖颈,低着脑袋,咣咣叫着追着你跑。看到过有十来岁的小孩被鹅追咬跌倒了吓哭的。我的室友小河就曾被哪家的鹅追着在腿上狠狠咬了一口,把棉裤都咬破了。要不是我们下乡时发的棉裤又大又厚,那一口不咬出血,也得在她腿上留下条十天半月退不掉的紫印子,吓得她以后见着鹅就绕道走。因为鹅凶恶,所以也能象狗那样给老乡家看家护院,不让外人随便进院子。
那年春节,我们宿舍八个女知青没人回上海探亲,都留在队里过年。食堂给大家分了白面和肉馅,让各宿舍自己包饺子吃。我们几个凑了点钱,想再添点过年的 吃食。小敏向一家老乡买了只十四斤重的鹅,花了五元钱。买了鹅,知道鹅凶,自己不敢抓,就央求那家十三四岁的小子海子抱着鹅送我们宿舍来。路上小敏问海子会不会杀鹅,因为我们宿舍的人从未见别人家杀过鹅,都不知道咋杀。那小子满口牛皮,说那容易,一会儿我给你们杀了得了!小敏高兴得连声感谢。那时队里用知青安置费给我们盖的宿舍是一套两间的土坯墙草顶屋。里屋一铺大炕,是睡觉的地方。外屋靠里屋的墙边砌着一个灶头,上面有大铁锅。因为我们吃食堂,灶头很少做饭,主要是烧水兼烧炕用。灶边是口储水的大缸。另一边的墙旁放着我们各自的农具,铁锹锄头镰刀斧子什么的。外屋和里屋之间有道薄板门隔开。待小敏和海子带着鹅回到我们宿舍,听说有海子帮我们杀鹅,大家都挺高兴。就按着海子的吩咐,在铁锅里烧上了腿毛的滚水,备下了接鹅血的盆,还从屋外搬了劈柴的砧子进屋。一切齐备,我们都饶有兴趣地围着海子,想看他怎样杀鹅。海子让小敏和另一个室友帮忙 ,抓住鹅的翅膀连带压住鹅的身子,他左手抓着鹅头,把鹅脖子放到砧子上,右手拿起我们劈柴的斧子照着鹅脖子就是一斧子。手起斧落,鹅头和鹅脖子分离,那鹅突然发疯一样拍着翅膀挣扎起来,小敏和另一个室友说什么也按不住了。她们刚一松手,那只没了头的鹅奋力一挣站起身子,就在屋里疯跑起来,没了头的脖子还扭动着往外喷着血。那个刚才还牛皮哄哄的海子吓得脸色唰白,扔了斧子转身逃到门外,还反手给我们关上门,把我们和那只疯跑的没头鹅一起关在了屋里。我们几个同样吓得不轻。一面躲着这只发了疯的没头鹅,一面纷纷逃进了里屋,关上了那扇薄门,还在门后顶着,生怕那只鹅撞进里屋来。那只可怜的没头鹅,因为没了脑袋眼睛看路,在外屋东奔西撞,一会儿踢翻了接血盆,一会儿撞倒了铁锹锄头,外屋一片稀里哗啦的响声。过了差不多十几分钟,我们悄悄把门打开一条缝,七八个脑袋凑在门缝边,偷偷看着那只把血弄得到处都是的鹅跑得慢了下来,最后怦然一声倒在了地上。
后来那只鹅煮了整整一大锅。我们请隔壁宿舍的女知青一起吃鹅肉,吃着吃着就有我们宿舍的人忍不住笑起来,笑得没法吃东西。这个好不容易憋住不笑了,另外一个又笑上了。如此再三。别宿舍的人问,我们又都绝口不说,把人家弄得莫名其妙。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那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可怕也最好笑的事之一。而且为了这个缘故,我有很多年不吃鹅肉,直到近两年品尝到 “深井烧鹅”为止。
不知为啥,我们那儿没有农村常见的毛驴,直到75年公社建立水利营,才见到我们公社唯一的一头毛驴。那头毛驴是一个老乡回山东探亲时带回黑龙江的。因为我们那里的畜力车和农机具都是按照牛和马的尺寸打造的,没法使驴,也不能单为一头驴特意打造一套车啊什么的,所以那头驴自打来了黑龙江就一直闲着在草地吃草晒太阳。水利营按照各大队人口摊派劳力。有驴那个大队的头很精明,和公社讨价还价后说定一头驴顶两个劳力,于是这头养精蓄锐的黑驴就到了水利工地。只是水利工地全是原始的人力推独轮车,那驴别说推两辆独轮车了,一辆也推不了哇。公社干部觉得上了当,就想把驴退回那个大队换劳力,但让水利营管后勤的老乡拦下了。一个水利营三个连,三四百壮劳力天天要吃饭,按照规定各队要给自己队派的劳力提供口粮,可是副食却没法解决。公社让各个队送,也只能送些个土豆萝卜什么的。水利营的解决办法一是从哪里弄来一条船,到黑龙江主航道打鱼;二是开了个豆腐房,让各队送大豆来做豆腐。这样三个连可以轮流吃上豆腐。只是人多吃得多,一天得磨很多豆子。用老乡家自用的手拐的小磨当然不行,而大磨得人推着走。推磨这事不好做,很多人推着走几圈就晕得站不住了。这时那头灵秀的小毛驴就大显身手了,蒙上眼睛,它拉着磨走半天都不带歇的。而且那毛驴也乖巧,天不亮就自己跑到豆腐房门口,早早地等着“上班”了。待磨完当天的豆子,喂它点儿豆腐渣,它就开开心心上草地吃草玩儿去了。可真是比两个劳力都顶用。
再要说动物,就是“进口物品”了。在我们极端饥饿的那年(见我的旧文“饿”),真是不管什么能吃的只要搞得到都吃了。比如夜里掏屋檐下麻雀窝里的麻雀;到黑龙江江汊子里钓鱼;捡江里的河蚌等等。麻雀好掏,夜里拿手电一照晃了眼,呆呆地等你伸手抓来。没有渔具,拿大头针弯个钩,拿根线系上,上面拴一段玉米杆里剥出来的白芯做漂子,在钩上挂上蚯蚓,扔到水里,嘴里念叨着“鱼儿鱼儿快上钩,没有大的小的也将就”,看漂子一动赶紧甩上来(大头针做的鱼钩没有倒刺,慢了鱼就跑掉了),三四寸长的小鱼有时一钩挂俩。只是麻雀小鱼都小得可怜,折腾半天还不够塞牙缝的。大的是河蚌。黑龙江里有蚌,挺容易摸。因为老乡不吃那东西,摸上来一个至少有大海碗那么大。把壳砸开,挖出里面的肉烧着吃。只是蚌肉又老又腥,放多少辣椒大葱都去不了那股腥味,后来不那么饿了也就再没人吃了。
说了那么多动物,没说牛,因为牛没有有趣的故事。一头牛打出生,到老迈,就是默默地辛勤劳作的一生。牛没有马的速度,但有马所没有的耐性和韧劲。拉犁拉耙拉重载的车,没见过牛撒气不干的,最多“哞”地一声表示下不满。干活的马吃豆饼,吃扬场中扬下的次等的粮食,夏天还有青黑豆(撒播的大豆结荚时连枝叶带豆荚一起割下喂马用),一样干活的牛最多喂点麦麸子。等到老了,干不动了,还要向人们贡献一张皮和一身肉。老乡们把马看得贵重,但对牛是疼惜。也许他们从牛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