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友凤珍

      在看到教练说要写写一个穿军装带袖套的女同学时，一个同样穿军装带袖套的女同学形象出现在我脑海中。这是个很多年未曾想起过的形象，因为和教练写的秋华不同，这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女同学。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和文革的终结，我终于搭上末班车，在1977年3月走进大学，成了一名工农兵大学生。我们系那一年招收了70名新生，分为两个班，每班三十五人，学生全部住校。那时的大学学生宿舍很挤，一屋四张双层床，住七个人，留一个铺放行李。中间是一张大桌子，吃饭学习全在这张桌子上。在宿舍新生的自我介绍时，我知道了我们宿舍有四个上海同学，一个来自工厂，三个是和我一样的插队知青。三个外地同学一个来自浙江，两个来自湖南。当其中一个穿着灰军装（后来知道她哥哥是海军战士）带着蓝袖套的圆脸女生自我介绍说，“我叫凤珍，来自湖南，是毛主席的老乡”时，另一个来自湘潭的湖南同学抢着说，你要这么说那全省的人都是主席的老乡啰！大家听了哈哈大笑，觉得好玩。两个湖南人抢做主席老乡，那湘潭的当然更正宗啦！因为讨厌文革中推行的唯成份论，我从没打听过几个室友的家庭背景。

      开始学习不过两个多月，班里就出了件大事。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林是一个从西北偏僻省份来的男孩，二十一二岁。有天他外出办事，坐公交车时碰到个女孩。据林说是那女孩一路上一直靠在他身上。结果呢，这个没见识过上海公交车的拥挤程度，也没见过美女的“土包子”昏了头了。大概以为人家女孩对他有意吧，竟然糊里糊涂地跟着人家下车，又糊里糊涂地跟着人家上了另一辆车。那女孩注意到了这个跟着她的外地人，吓得大叫，说林盯她梢，是流氓。于是我们的团支书就被车上的售票员逮起来了。一旦被逮，这家伙梦也吓醒了，口不择言地赶紧告诉人家说自己是某某大学某某系的学生。巧不巧的，那辆车上正好有我们学校两个教师在，结果公交方面就把他交给那两位教师，请他们把林带回学校处理。

      林回到学校后又羞又怕，躲在宿舍哭了三天，没敢去教室上课，也没敢去食堂吃饭。那时大学里的政治教育还是由文革中进大学“掺沙子”的工宣队掌握的。团支书“道德败坏”不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吗？于是在我们系工宣队指导员的主持下，我们班党支部十八名党员连续开会对林进行批判。我不是党员，没有资格参加党支部对林的批斗会。那天我去食堂吃饭，在食堂门口碰到我们组的党员同学小马。他俩眼直瞪瞪地瞅着我，几乎是咬牙切齿地对我说：你们女的怎么这么不要脸啊？小马是现役军人学员，平时就心直口快爱仗义执言，但我从没见他如此愤怒地对一个女同学说过话，而且还说得那么难听。我挺不高兴地问他：我们女的怎么不要脸啦？他说，你们女的要脸，干嘛说林一贯作风不正派？他说凤珍在会上揭发说我们女同学一致反映林爱对女同学耍流氓。我一听急了，知道这个所谓“揭发”对林意味着什么。我说我们没说过啊。而且不少女同学还说林这个人抹不开，在食堂吃饭碰到哪个女同学坐到他旁边，他会立马端着碗转移。小马问，那他有没有对着女同学唱什么哥哥妹妹的？我想了想，想起是有次班里参加修路劳动，中间休息时互相起哄拉节目，林唱过电影“柳堡的故事”的插曲“九九艳阳天”。那歌里倒确实有哥哥妹妹的，可他也不是对哪个女生唱的呀，怎么就“耍流氓”了呢？大概后来再开会时，小马把我告诉他的在会上说了，加上党员里本来就有好几个女生，知道真相，在党支部最后投票决定是不是要给林正式处分时，除了林自己不得投票外，十七个党员有十六个投了反对票，认为批评教育就可以了。支持给处分的只有一票，是凤珍的。这让工宣队指导员很不高兴。结果林逃过了处分，但团支书是当不成了。接替他的是原来什么干部也不是的凤珍。因为工宣队指导员说团支书必须要象凤珍那样立场坚定，敢于对坏人坏事作斗争。

      凤珍当上团支书不久，我们班又出了件大事。这次出事的是我们的班主任文。文是个高高瘦瘦长得挺白净的男青年，年龄和我相仿，是从黑龙江兵团被推荐来上学的工农兵学员毕业留校的。那时文才新婚，妻子是上海另一所大学的团干部，也是工农兵学员毕业留校的。结婚不久有个女子找到我们学校，说她是文在黑龙江兵团时的女朋友，控诉文上了大学就扔了还留在兵团的她另结新欢。听说那个女子还吵到文的家里，结果文挨了他妻子一个耳光并被赶出家门。工宣队指导员得知后大怒，道德如此败坏的人怎么能做班主任？一个令下，文被撤去班主任，停止教学工作，送到大学的防空洞工地“劳动改造”去了！倒霉的是那个防空洞工地正好在我们上课的教室附近，有时我们上下课时会遇见穿着汗迹斑斑的工作服，带着安全帽的文。文看到我们当然很尴尬，要就是装着没看见，要就是低了头赶紧离开。每次这样的遇见，曾经追着文“文老师，文老师”地喊得很亲的凤珍会昂着头走过，嘴边挂着显而易见的鄙夷。但在乡下待了八年的我，这时已经看过很多世态人情；也听我们公社党委书记老陈说过，凡两个知青一个回城上大学另一个留在农村的最后都黄了，所以无法象凤珍那样公开对文表示鄙夷。相反，有时我碰到文，还是会称他一声“文老师”。（也许是这种时候的这声“文老师”让文记忆深刻，他后来在我遭难时给了我不少帮助。当然那是后话。）不想这却惹得凤珍不高兴了。她几次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指出，说我们有的同学只管学习好（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成绩很好），就是不管阶级斗争，和坏人划不清界线。虽然她没有指名道姓，但我很清楚她就是在说我。说了不够，还汇报到了工宣队指导员那里。结果我被工宣队指导员叫去进行“再教育”。除了阶级斗争，阶级路线的老话外，肯定看过我档案的工宣队指导员还几次拿我的家庭出身说事，就差没有把“狗崽子”的帽子再次扣到我头上。

      一年后，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即77级大学生入学了。新生报到那天，凤珍兴冲冲地对我们说“我们主任的儿子考到我们系来了，我得去看看他！”自那以后，每逢周末她经常会在宿舍里宣布：给我们主任的儿子洗衣服去！或者，给我们主任的儿子缝被子去！我一直都以为她们主任的儿子是应届高中毕业的小孩子，所以生活不会自理，得她这个大姐姐多方关照。等到后来知道她时时挂在口中的“我们主任的儿子”竟然是77级那个年龄比她大的当过插队知青的军时，我觉得实在是太滑稽了！一个二十六七岁的下乡多年的知青，还用得着女同学给洗衣服？如果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话，那简直有点匪夷所思了。因为嫌我们自己班的课程进度太慢，77级进校后我一直混在他们班听课，和他们混成了同学，和军也挺熟。听军那个宿舍的人说军看到凤珍简直是头痛欲裂。每次凤珍跑到他宿舍，不管军怎么拦，凤珍掀被子翻枕头，非得搜罗出几件东西来洗不可。弄得好像她是军的媳妇儿一样。我问他们凤珍和军的母亲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们告诉我说，没有直接关系。凤珍是长沙附近乡下一个农民的女儿，读过两年初中。有年省妇联的工作组下乡，有几个住在凤珍家。因为凤珍和她父母端茶送饭的招待得很热情，妇联的人临走就把凤珍推荐到县妇联当了打字员，后来又推荐来上了大学。因为凤珍是以农代干在县里工作，户口还在农村，她一直想调进省妇联成为城市户口，所以常常到省妇联去找曾在她家住过的人。军的母亲是省妇联副主任，和凤珍并不认识。大概是谁告诉了凤珍关于军考上我们大学的事，所以她就在军身上打起了主意。军才华横溢，书读得好，能写诗，而且早已有了女朋友。听说有一天他终于不堪其烦，直截了当告诉凤珍不要再去他的宿舍找他，他绝不会和她有什么关系的。

      在军那里碰了个大钉子后，凤珍消停了一些日子，就到我们那届工农兵学员分配的时候了。我早在半年前就已经通过考试当上了研究生，所以不在分配之列。但原来班里和宿舍里的同学都在忙着找人托关系。因为有了凭本事考入大学的77级，78级学生，工农兵学生有很强烈的不安全感，怕没有好的单位要，又怕分到好的单位被那里的人看不起。和现役军人小马睡上下铺的群是个不言不语，穿着非常朴素的人。后来有人告诉我说，别看群不起眼，他爸是西北某省的省委常委，人家是如假包换的高干子弟！可能是因为群家所在的那个省实在太穷，毕业分配时群他爸想了点办法没让群分回原来那个省，而是分到了群的姐姐工作的湖南省。群在湖南工作了没几年，通过分配在上海的小马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帮他在北京某单位找个关系，他想到那里工作。我正好有个研究生同学分在那个单位工作，牵线搭桥没问题。但人家说了只能借调，不可能正式进京。话传回给群后，回答是借调也行。我问小马，群放着在省会长沙的挺好的工作不要，跑到北京去做个临时工，这是何苦？小马说，还不是被凤珍逼的呗！原来凤珍当年分回了湖南，如愿在长沙有了工作，成了城市人。看到不是湖南人的群也分到了长沙，才知道群是高干子弟，于是就借原来是同班同学的名义再次故技重施。不是去帮住在机关宿舍的群打扫卫生，就是给他送菜送饭，还在省直机关里到处放风说她和群在大学就“处对象”了，搞得群狼狈不堪，很下不来台。群本是个很腼腆的人，这种事人家女方四处宣扬，你也不能见人就解释无有此事吧？自认不是对手的群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逃之夭夭去也！

      一晃那些同学离开大学都三十多年了，我和很多人都失去了联系。说实在的，我曾经非常讨厌凤珍。讨厌她处心积虑，趋炎附势，更讨厌她落井下石，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我知道很多同学也和我一样的讨厌她。以致近年来在老同学聚会的热潮中，我们常常会听到不少全国各地重新联系上的同学的消息，却从来没有人提起过凤珍的名字。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有时也问自己，一个原本该是单纯善良的农村女孩，到底是怎么变成了这样一个让人讨厌的人呢？我也很想知道，同样已过知天命年龄的凤珍，又会怎样看待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