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母官”

      中国人缺少民主传统，所以历朝历代不但不把当官的看成是公仆，反而冠以“父母”二字。于是当官的无形中就被赋予了干预和控制百姓命运的权力,当然还有关爱扶持百姓的期待。这一生，基本上没有和高级干部直接打过交道，所以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当老百姓的“父母”的，只是在插队时和农村的干部们有密切的联系，不但观察到，而且接受过他们作为“父母”对于我们人生的直接影响。

      我们接触最多的当然是大队的干部。不过大队并非中国国家机器中正式的一级行政机构，大队干部也不算是国家干部（其证据是大队干部不领国家工资也不吃商品粮）。所以除了象评工记分，指派队里的某些职务（如电工，赤脚医生，小学教师等），和每年推荐一两个工农兵大学生这样的事让他们有可能在知青身上体现“官”的权势外，其它就更象是“父母”。比如我们刚下乡时有一次在村头马圈外等出工，队里的马倌牵来准备配种的儿马子。一个女知青见了叫了起来：看啊，这马怎么有五条腿？十六七岁的城市娃，别说五条“腿”的马，在那以前恐怕连四条腿的马都没见过，说出这话也不奇怪，可却把站在周围的老乡笑得直打跌。忘了是哪个大队干部正好站在旁边，立马让马倌把马牵走。有些半大小子后来招惹这个长得挺好看的女知青，老爱问她去不去看五条腿的马，让大队干部听到就免不了一顿叱骂。也有的女知青为了显示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进步，爱学着老乡讲本地话，有时候听了人家说的脏话不懂是什么意思，也依样画葫芦。老乡听到了或者故意使坏，或者不好意思指出，可大队干部听到了，就马上会说，闺女家家的不许说这话！这样的事情虽小，但可见那些“父母官”多少还是把知青当自家孩子待的。这里略过不谈。

     公社是行政机构中最低的一级，公社干部也是“父母官”中最接近老百姓的一群人。我们在农村时接触最多的正式的“父母官”也就是这帮干部。因为当大队小学校的民办教师，我最早认识的公社干部是文教干事老綦。（说实在的，这个“綦”字到现在我也常常搞不清怎么写，更别说当时在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村了。大多数人都认为他姓齐，整齐的齐。他也不纠正，因为没法跟人说清楚他那个“綦”是什么綦。）老綦是我们这帮民办教师的顶头上司，一年得有三四回的不是他在公社召集我们开会，就是由他带队去县里开会。一开始我对他印象不咋地：三十出点头的人，一张长长的马脸，苍白，理个小分头，看着就不像个贫下中农。后来听人说，这人中专出身，有才。若不是成分稍微高了点，是当公社领导的料。至于怎么个有才法呢？说是谈了个女朋友，不知女的嫌他什么了，没等人家开口，他带着瓶从公社供销社买的糖水梨先去找了人家。见了也不说话，启开瓶盖就让人家吃梨。于是半句话没说，就把事情给办了：分梨（离）了嘛！还是带糖水儿的，好离好散吧。听说那女的吃了梨又有点动心想破镜重圆，他潇洒地挥手离开，还不带带走一丝云彩的。我们在那里的后两年，老綦被提拔进公社革委会，任文教委员，其实呢在正式干部级别上还是只能算是“干事”这一级的吧。

      那时公社那一级的主要干部好像是五个，党委书记兼公社革委会主任；副书记兼副主任；有个武装部长（反正就这么叫，谁要认真纠结干部级别，当然不会是“部级”的了），管民兵的（尤其咱们那儿是边境地区，反修前线，各大队都有武装民兵连，这个官就是带兵的要员了）；文教委员，管宣传教育卫生一线；还有个妇女委员，管着“半拉天”和计划生育。后来有几个知青被结合进公社党委，革委会，成了脱产干部。不过他们多数只是按月在公社领取很低的一点工资，算不算正式国家干部编制则不得而知。再其他的还有专职的公安派出所所长，水利农科干事，供销社主任，卫生院院长，邮电所所长等职能部门的干部。不过职能部门只管自己那一摊，不象那五个，得当全公社数千口人的“父母”。     

      那时我们公社的一把手，就是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姓陈。这人四十多岁，原是县法院副院长，文革时让造反派把法院砸了，在县里闲了一阵子后被派到我们公社来的。陈书记的一个有名桥段是他怎么整治撒泼的老娘们的。话说公社所在大队有个老娘们，经常和公婆，丈夫干仗。一干仗就撒泼打滚一哭二闹三上吊的。一次闹得厉害了，这老娘们一面往黑龙江边跑，一面嚷着“没法活了呀！不活了呀！”跑着嚷着就下了江了。有旁边看的人着急，跟着过去想把她给拽回来。正赶上陈书记走过，一声大喝“人家不活了嘛，拉她干啥？谁也别拉！”于是大家僵立。那老娘们走到水快齐腰时停了下来，回头看看没别人下水，就回转身往岸上走，到了岸上对围观的人说，“那水拔凉！”打那以后，再有撒泼闹事的，人们常常会调侃说“那水拔凉！”

      那时的公社党委副书记姓王，四十来岁，据说原来是另外一个公社某个大队的党支书，文革开始领头造反，一直反到县机关。不知怎么一来竟然当上了正式的脱产干部，不过没在县里而是来了我们公社，只是老婆孩子还是留在他原来的大队。在我们公社时的老王，倒不象什么造反派，挺稳重挺消停的。也不怎么夸夸其谈，反倒是和知青挺聊得来。

     公社的武装部长姓李，三十来岁，是个转业军人。他的故事有点传奇。我们公社紧挨着黑龙江边，江中心还有个争议岛，所以我们公社所在地驻守有一个解放军的正规边防连。小李原是这个连的一个普通战士，据说也是家里成分高了点，本来是没有机会提干的。但这个小伙子肯吃苦，养猪放羊不嫌脏累，又上过中学，后来就提拔当了文书。这也是个聪明人，知道自己在部队没有再提拔的前途，早晚要转业的，又不想回据说很穷的内地老家，就动起了心思。当时公社邮电所有个也姓李的电话接线员，本县姑娘，胖乎乎的圆脸挺可爱的。于是这个小李就时不时地去找那个小李，两人谈起了朋友。那时可不兴什么“生米煮成熟饭”，谁要敢那么干，丢了挣工资的工作事小，戴上个坏分子的帽子送去劳改那就一生都完了。所以这小李追那小李实在是下了番功夫的。什么功夫说不清，只是记得有次不知为啥我见过这小李让那小李端着他的五四式手枪在练瞄准，而他还托着她的手腕。那个年代，哪个女孩抵御得了穿军装带帽徽领章，还佩着手枪的现役军人啊？那小李坠入情网，非此小李不嫁。于是此小李就申请就地转业安置，在我们公社当上了“父母官”。不过听说他一直对他老婆，就是那小李很好，没有什么过河拆桥的传闻。

       陈，王，李，綦这四个后来被知青说成是公社的四大金刚，和知青的关系非常之好，好到几乎成了“哥儿们”。有时，也象“父母”。我们插队后期，一些知青被提拔到公社一级，或者当领导，或者到职能部门，公社办公室就有了知青聚集的宿舍。那“四大”晚上经常泡在知青宿舍，和知青干部们一面打牌一面聊大天，天南海北，历史外交，什么都聊，不到夜深熄灯不罢休。他们觉得自己是小地方的农村人，不象知青来自大城市，见多识广。所以大到国家大事，小到鸡毛蒜皮，都想和知青说道说道。还尤其爱打听“小道”，议论什么菲律宾总统夫人来访时亲了主席，让江青吃大醋啦；什么毛主席和江青结婚中央不同意啦；什么上海那个王洪文的造反小兄弟强占芭蕾舞女演员啦；……有时知青们凑钱打牙祭，他们也来参和。喝了点子酒还和知青一起发牢骚，说日子越过越“抽抽”，要抽烟买不到烟，要喝酒没好酒，每年连肉都吃不上几回。还说知青远离爹妈真可怜，抱怨他们自家孩子上不成学也没工作，……反正怎么听都不象是负有教育知青，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责任的贫下中农该说的话。还有更为出格的事呢。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后，可以说全国有很多地方弥漫着一种极度悲观，又带着危险的愤怒的气氛。我们黑河地区有个退休回乡的老革命，曾经当过周恩来的卫兵还是什么，周逝世后他要自费进京参加追悼会。但听说是四人帮规定外地人一律不得进京悼念，所以就被拦在了地区所在地。因为那老头级别很高，还带着一堆勋章，地区的头也不敢对他怎样，就是把他请到招待所看了起来，好吃好喝地招待着。那老头一看走不了，就天天在招待所喝酒，喝醉了就又哭又骂，骂江青是臭不要脸的，骂上海那帮子“二尾（唸yi，第三声）子”不得好死。反正地区的头也拿这个老革命没办法。我们公社这“四大”听人传了这事也跟着骂，还和知青说，他奶奶的，真不行了咱上山打游击去。咱有枪有炮还有山有原始森林，怕他个鸟啊！过不多久，上面追查所谓的“总理遗嘱”，县革委会和县知青办说我们公社高中生知青多，一准会有传播的，更要严查。其实我们真有回上海的知青带回来过手抄的“遗嘱”，不但在知青中流传，公社那几个干部也都看过，而且知道是谁带回来的。可是他们却异口同声对上面来追查的人说没见过这个东西。还一口咬定是有人要诬陷我们公社。结果上面来人也没办法，只好不了了之。

      那时，有不少知青都年近三十了，恋爱婚姻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了。我们这些可爱的“父母官”也真象我们父母一样，参和其中，不亦乐乎。我在75年底生了那场几乎要命的出血热后，身体一直很弱。1976年，三位大人物的相继离世既让中国有着群龙无首的危险，又有了可以翻开历史新篇章的机会。那年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不过这个过程从春季推迟到了秋末，粉碎了四人帮之后。我再次被大队贫下中农推荐。两年前那次推荐，我因“政审”通不过而落选，但这时我父亲已经“解放”恢复了工作，所以政审已不是问题。推荐后要填报志愿，因为当过小学老师，我就选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可是在党委讨论推荐名单时却被卡住了。卡住，并不是因为政审，而是因为我的男朋友阳。阳这时被提拔做了公社水利营的保管员，虽然不是拿工资的脱产干部，但和公社各部门打交道很多，所以和公社干部们也混得很熟。党委陈书记知道我是阳的女朋友，就找到阳直接了当问他，该让我去上上海的大学，还是上本地的师范学院。阳知道到哪里上学是公社党委一句话的事，就说让我回上海上学。老陈说，我这几年见得多了，凡是两个知青一个回上海上学，一个留在这里的，结果关系都黄了。你就不怕你女朋友也飞了？只要你同意，我就能把她给你留下！阳坚定地说，她身体那么不好，还是让她回上海父母身边去吧。她真要飞掉，我也认了，不过我相信她不会飞掉的。于是，在公社党委再次审查时，陈书记一锤定音，我得到了到上海上大学的机会。在我下乡整整八年后的77年春天离开了黑龙江，跨入了大学校门。

      我们大队还有个高中生知青，是个人所皆知的“老夫子”。他父亲是中国出版界的先驱性人物，为很多当时的文学大家出版过书。因为家学渊源，这位“老夫子”博学多才，同时也吃苦肯干。只是书看得太多，稍稍有点书呆子气，加上个子不够高，相貌说不上英俊，所以眼看快三十了还没谈上个女朋友。他自己就有点着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小说上写的谈恋爱的方式我至少知道几百种，可是在实践里我一种都用不上。因为他一直是我们大队科学种田实验组的头，所以到75年时被提拔到公社当了农科干事。当时公社党委有个别的大队的女知青当着副书记，也是个高中生，人还长得挺漂亮。于是“老夫子”就向那位副书记发起了进攻。因为两个都在公社，又都是高中生，想着是满般配的一对，所以也就谈了起来。只是好事不长，让咱的“父母”们给棒打鸳鸯了。抡棒时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官”。他们先是找那位副书记谈，说党委不同意她和“老夫子”谈朋友，让她服从党委决定。接着又找“老夫子”谈，说那位副书记政治上大有前途，而老夫子家有海外关系，会影响到副书记的进步，所以必须停止他们的恋爱关系。这事对副书记倒是打击不大，因为刚开始谈，还没谈出多少感情来。想想政治前途总是比恋爱重要，也就接受了党委的安排。问题是咱们那位“老夫子”，本来就为自己没有女朋友觉得憋屈，这一下倒好，刚谈上没几天，就让“父母”们给搅黄了，心境的灰暗可想而知。不过呢，在这事上说“父母”们是当“官”的无情倒是冤枉了他们，因为过了没多少日子事情就峰回路转了：那个副书记老王回自己原来的公社探亲，回来时竟然给“老夫子”找来个女朋友！对方也是个高中生，前几年被推荐到本地区师范当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分回那个公社当中学老师。听听各方面条件也还般配，“老夫子”就同意见一面。由老王牵头，又有公社几个当着干部的知青张罗，把那个“对象”邀请来我们公社吃了顿饭，这个“朋友”关系就算敲定了。只是两个公社离着有百多里地，平时又没有客车相通，两人要见个面都不行，只能通着信“谈”。而且那女老师出身一般工人家庭，打小也没看过几本小说，两人就是在一起也没什么好聊的。于是这种“恋爱”关系就这么不咸不淡地维持了一年多，直到大回城开始。咱们“老夫子”不是正式的干部编制，还是知青的身份，可以名正言顺地申请回城；而那个公社中学的女老师因为已经是上过学的国家干部编制，就不能再申请回城。这回，咱们的“父母”也许觉得“手心手背都是肉”，倒过来同情起那个女老师，操心鸳鸯是否仍能成对。他们逼着“老夫子”保证，回城后绝不会结束他和那个女老师的关系，否则就不给他办理回城手续。“老夫子”被逼无奈，只好同意。因为是“夫子”，所以回城后也不好食言。那时他的父母（亲父母）打算通过海外关系让他出国留学，不得不花大力气来处理他和那个女老师的关系。后来他妈向我抱怨了很多次，说你们公社干部真是多管闲事，本来好不容易回城了，现在弄出那么多麻烦来。我只好一再向她解释说那些干部真的是出于一片好心，不忍心看着她年近三十的儿子形单影只的，而且当时也没料到后来会有大回城一说嘛。其实那时我很想告诉那个老太太，要怪她应该怪自己的儿子，谁让他不会谈女朋友呢？否则哪里有那几位当官的“父母”们什么事呢？！   

      2007年我和几位朋友回黑龙江，在县城停留时我很想找到老陈和老王，真心地向他们道声感谢，可是听说老王已经过世，退休的老陈去了女儿家，结果都没见成。最终见到的是老綦。退休后的老綦搬到县城居住，听说我找他兴冲冲赶来旅馆看我，还一定要请我们几个吃饭。因为第二天午饭和晚饭都已有安排，他一早赶到旅馆把我们接去据说是全县城最好的早点店，吃了一顿有二三十种包子和饺子的丰盛早餐。他一再说我是他最早认识的知青之一，几十年了，也没忘。还嘱咐我们多“回家看看”。遗憾的是，没有问出退休后的两个“小李”最后去了哪里。

[西洋东镜]

那时还没有计生委，也没有“一孩化”。但“晚，少，稀”政策在70年代初即已提出。各公社妇女委员兼管这方面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也协调诸如结扎，放环等措施。

[fonsony]

那时还没有计生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