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三次婚姻

金庸   生命时空初值=63097.57378(感性C)
杜冶芬 生命时空初值=67004.42785(中A偏理)
心心相印指数=94.585747%经典
心心相印指数=99.950529%量子

金庸  生命时空初值=63097.57378(感性C)
朱玫  生命时空初值=62749.63119(感性C)
心心相印指数=99.617437%经典
心心相印指数=29.344111%量子

金庸   生命时空初值=63097.57378(感性C)
林乐怡 生命时空初值=69502.28383(理性D)
心心相印指数=99.999361%经典
心心相印指数=99.959487%量子

不论婚姻，但就爱情讲，金庸的三段爱情都很好，也就是说，当初的爱情萌动都是纯真的，不染任何杂质。婚姻太复杂，性格，观念，习惯，周围影响等等一掺和，就非常复杂。第一段和第三段爱情都是双指数爱情，尤其是第三段爱情，堪称绝配，经典和量子爱情指数几乎都达到了100%。这种爱情配对很少见，算是爱情中求之不得的翘楚。

金庸的三次婚姻

《金庸传》傅国涌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金庸在他的武侠小说中编织了大量的爱情、婚姻故事，写尽人间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最终以韦小宝娶七美女满载而归。但他对自己的爱情、婚姻一直讳莫如深，外界的传闻大多是一鳞半爪，语焉不详，使他的感情生活一片云遮雾罩，扑朔迷离。     2001年４月，他在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坦言：“我自己的爱情生活不是很圆满的，也谈不上凄美，总之不是很圆满，不很理想。”他认为最理想的爱情最好一见钟情，从一而终，白头偕老。他曾经对不起别人，别人也曾对不起他，总之留下了一个不完美的结局。在接受中央电视台《文化视点》栏目采访时，他也表示：“我的婚姻不理想，我离了好多次婚。”在纸上“笑傲江湖”的背后，他也有他的甜酸苦辣、悲欢离合，有他的不幸，他的婚姻曾两次破裂，他心爱的儿子在美国自杀，这一切他都得一一承受。     金庸一生结过三次婚，第一任妻子叫杜治芬，他们的爱情萌芽于1947年的杭州，那时年轻的金庸在《东南日报》工作，因主编幽默副刊与杜的弟弟杜冶秋认识。杜家父亲在上海行医，母亲喜欢清静，用8根金条在杭州买了所庭院大宅，平时与女儿一起住在杭州，杜冶秋则跟着父亲在上海上学，假期才到杭州来。     一天，金庸编的“咪咪博士答客问”栏目上有这样一个问题：“买鸭子时需要什么特征才好吃？”“咪咪博士”回答：“颈部坚挺结实表示鲜活，羽毛丰盛浓厚，必定肥瘦均匀。”少年杜冶秋不以为然，写了一封信去“商榷”（或者说抬杠）：“咪咪博士先生，你说鸭子的羽毛一定要浓密才好吃，那么请问：南京板鸭一根毛都没有，怎么竟那么好吃？”“咪咪博士”回信：“阁下所言甚是，想来一定是个非常有趣的孩子，颇想能得见一面，亲谈一番。”杜冶秋回信：“天天有空，欢迎光临。”     金庸在一个星期天下午登门拜访，邂逅了时年十七岁的杜家小姐杜治芬［1］［“治”有可能为“冶”］。第二天，他再度登门，送去一叠戏票，盛情邀请杜家一起去东南日报社楼上观赏郭沫若编剧的《孔雀胆》，这个戏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前身“抗敌演剧九队”公演，在杭州引起很大反响，人们争相观看，《东南日报》除一般报道外，还花了不少篇幅进行宣传。之后杜冶秋和父亲回上海去了，金庸却成了杜家常客，与情窦初开的杜小姐双双坠入爱河。1948年金庸南下香港前夕，匆忙赶到杭州，正式提出求婚，婚礼在上海举办，由杜父好友、上海洛民医院董院长一手操办，证婚人是《大公报》香港馆经理费彝民。［2］［彭华、赵敬立《挥戈鲁阳：金庸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49－52页］     后来，杜治芬也去了香港，金庸那时曾以“林欢”的笔名写影评、编剧本，这个笔名的来历，他本人没有作过任何说明，据杜冶秋说，“林”是因为他们夫妇两人的姓氏“查”和“杜”中都有一个“木”字，双“木”成“林”，而“欢”是他们当时男欢女爱、生活幸福的写照。［3］［同上，54页］杜治芬在香港的几年，金庸忙于工作，没时间陪她，她一个人在家寂寞无聊，生活过得不愉快。最后她回了大陆，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4］［同上，56、57页］他们没有子女。另一种说法是，杜治芬有婚外情，他们才离了婚。金庸自认是个感情重于理性的人。他说：“年青时，喜欢一个女孩子，明明知道不合适，或者没机会，也照追可也。”“现在不怕讲，我第一任太太　Betrayed　了我　。”　他在《大公报》、《新晚报》时的同事罗孚记得，他们那时住在湾仔，　这位太太人长得挺美艳，人称“杜四娘”。　杜冶秋回忆说：“有些报纸说查、杜分离是因为查欲求职‘外交官’遭妻子反对，迫不得已才分手的，实际上是无稽之谈。”他认为他们“后来离婚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爱尚且存在不足’。”［5］［《上海文化报》1997年9月26日，转引自严晓星《〈文坛侠圣：金庸传〉指谬》，《人物》1999年第1期，144页］     金庸的第二任妻子叫朱玫，却是金庸生了婚外情，背离了她。朱玫（又名璐茜），是新闻记者出身，他们于1956年5月1日在美丽华酒店举行婚礼，当时金庸还在《大公报》工作，在现在的坚尼地道二号租房居住，生下了大儿子查传侠。三年后《明报》草创　，筚路蓝缕，备尝艰辛，朱玫与他患难与共，成为最早的、也是唯一的女记者，夜半渡口留下了他们夫妻的身影，还有一杯咖啡两个人分享、朱玫变卖首饰支撑《明报》等故事。那确实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相濡以沫的历史。《明报月刊》初创时期，金庸全力以赴，日夜忙个不停，那时他们家在九龙，已有二男二女，朱玫除了照顾孩子，几乎每天从家中送饭到港岛。      等到《明报》稳居香港大报地位，《明报》王国初具规模，在事业成功之时，他们的婚姻却出现了裂痕，最终走向离婚。离婚的原因当然很复杂，但有一种传闻说是“十元小费”结束了一段曾同患难的婚姻，缔结了另一段共富贵的姻缘：“当时《明报》的社址，是设在北角英皇道。     金庸在报馆做得累了，就最常去附近的一间餐厅饮杯咖啡，提一提神，松弛一下筋骨。这间餐厅就在北角‘丽池’附近，金庸每日都会‘到此一游’，是餐厅的熟客兼老主顾。     一日，金庸又如常去这间餐厅喝咖啡；突然有位年轻貌美的女侍应趋前，问他是不是金庸，他说是，大家就闲聊了数句。     结帐时，金庸额外给这位女侍应十元小费；这位女侍应当然受宠若惊；因为当时物价，十元是一个不小数目，女侍应立即截住金庸，要将十元还给他。     女侍应说，金庸是文人，靠写稿维生，赚钱是相当辛苦的，所以那十元小费，她一定不会要。金庸听罢，满心欢喜，因为想不到这位女侍应年纪轻轻，却说出这番话来；之后他们就交了朋友。     想不到这十元小费，影响力这么惊人，不但缔造了金庸另一段情缘、另一段婚姻；亦改变了金庸与妻子朱玫的一段夫妻情。     据闻金庸与这位女侍应，感情发展一日千里，其后更在跑马地共筑‘爱巢’。     朱玫最初还蒙在鼓里，后来却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发现丈夫有外遇。金庸习惯每晚返《明报》写社评，但有段时间却很甚少出现报馆；只是叫一位后生，将他写好的稿送去《明报》编辑部。     朱玫发现此事，就追问这位后生去哪里取稿；后生见无法隐瞒，便和盘托出，表示金庸叫他去跑马地取稿；于是朱玫叫这名后生带她去跑马地，终于发现　了这个‘秘密’。     当然，这段婚姻，亦出现了危机。挽救不了，离婚似乎是最后要走的路。     有传说指是金庸主动提出离婚，但朱玫也提出两大离婚条件，才肯答应跟金庸离婚：一是金庸付一笔钱作为补偿；二是该女侍应要去扎输卵管，才可与金庸结婚。     朱玫要这位女侍应扎输卵管，是为她的孩子着想；因为朱玫跟金庸已生了数名子女，若女侍应又有孩子，她的子女一定会被忽视，所以金庸与女侍应，一定不能有孩子。     据说金庸答应了这两个条件，之后便与朱玫正式离婚。”6］［杨莉歌《金庸传说》，次文化堂1997年版，189－190页］     当然，这些都这只是有关名人的传说而已，无法得到确证，离婚则是事实，金庸曾说：“我是离过婚。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她很爱我，我很爱她。但事后离了婚，你问我后悔不后悔，我说不后悔。因为在当时条件下，大家好真心真意的；事后变故，大家没办法知道。”［7］［《金庸传说》190－191页］林燕妮在《香江第一才子－－查良镛》中写到朱玫“也属性刚之人”，《明报周刊》总编辑雷炜坡结婚时，在郊外举行婚礼，她也到场祝贺。金庸问：“要不要我送你回家？”朱玫只回以淡淡一句：“不用了。”［8］［《偶像画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7页］     朱玫在孤独和贫困中度过一生，1998年11月8日病死在香港湾仔律敦治医院，享年六十三岁。替她拿死亡证的，既不是她的前夫，也不是她的儿女，竟然是医院的员工，晚境之凄凉令人唏嘘，与金庸晚年的风光更是构成了巨大的反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金庸脸带愧色地说：“我对不起朱玫……”。他对央视主持人白岩松也说：“我作为丈夫并不很成功，因为我离过婚，跟我离婚的太太有一位，我心里感觉对不起她，她现在过世了，我很难过。”     被金庸誉为“香港最好的散文女作家”的林燕妮说：“他一共有过三位妻子，第一位结缡于微时，未有子女便分手。第二位朱梅（玫），是与他共同打江山的女强人，美丽能干，他们生下两儿两女。也许英雄见惯亦寻常，婚姻中少了互相欣赏，再加上其他原因，终于分手了。”［9］［同上7页］林燕妮与金庸很熟，她的话是可信的，只是她没有提到金庸第一任妻子的名字。金庸现任的妻子林乐怡，“容貌清丽脱俗”，比金庸年轻二十七岁，她是否就是当年那个女侍应，也无法查证。不过《名人传记》发表过《金庸鲜为人知的一面》一文，提供了这样一种说法，可以和上文相互参照：     “能与亿万富豪金庸白头偕老的女子叫林乐怡（洋名叫阿May），即金庸的第三任也是现任妻子。她认识金庸时才十六岁，比金庸小二十多岁。他们俩是在扎角丽池一间酒店里擦出爱的火花的。林姑娘那时是那家酒店的侍应。那天，金庸刚与第二任妻子吵过一架，正失意至极，就到那家酒店闷坐。金庸引起了林姑娘的注意。林姑娘想请失意的男人吃碗面，而那失意的男人也因此注意上了林姑娘。一见钟情，二人四目，相投不分。这就对不起朱玫了，再离婚，再结婚，并送小娇妻到澳洲留学。　至今，金庸仍伴着阿May到处旅游和讲学。”［10］［船海《金庸鲜为人知的一面》，《名人传记》　2000年第7期，26－27页］     也有说金庸“和现任太太相识了十五、六年始能结合，中间聚散聚散，历尽考验。”     林怡乐貌美聪颖，大家暗地里都称为“小龙女”。　谈到“小龙女”，金庸笑着表示，太太很照顾他的生活起居，非常注意他的饮食，不准他吃这吃那，而他也能欣然接受。　除了饮食之外，他的居家都是由他太太来装饰，美轮美奂，爱心，用心及智慧都反映在那里。问他如何经营“忘年之交”的婚姻，他笑着说：“虽然例子不多，但还是可以的，最重要的是互相尊重。”温瑞安在《王牌人物金庸》中写到有一次他们一起吃过饭后，金庸和太太要走过街口去坐另一部车子－－“那时候，也许是因为骑楼太暗，洋灰地太滑，　查先生夫妇一度想牵手，但又没有牵成，或许是因为我们的车子正在　後头。两人不知怎的，忽然都有些不好意思罢，那欲牵未牵的手，始终　没有牵成。一刹那间，我想他很多部小说的恋爱情怀，看到这一幕，心里很高兴，在车上哈哈大笑起来。我不知道我的笑会不会太过莽忽？但我是不理的。这样写出来也不知道有没有冒犯？但我也是不管的。因为凭我写过将近四年诗集三百多首诗的经验，这一刻是美的，这一刻是真的，　这么好玩的事，就算被人怨责也要写出来。　”     记者问及金庸和现任太太林乐怡“怎样维系良好的夫妻关系”　时，他坦言：“也没什么。平时她什么都很迁就我，到她发脾气时，我便忍住不回嘴。跟她的关系不算特别成功，又不算很失败，和普通夫妻一样啦。”他说林乐怡最喜欢他的作品是《白马啸西风》，“因为她觉得很伤感。女人感情都比较丰富。”［11］［《金庸还是个性情中人》，《杭州日报》2002年9月4日第9版］他对曹捷也说过：“夫妻之间是生活沟通，而不是思想研讨。想避免冲突就少说为妙。夫妻之间不一定要兴趣相投，而是双方留点儿空白，彼此都有自己的空　间。我太太喜欢澳洲，但我不喜欢……我看的英国书多，受那边大学的影响也深，我也喜欢法国，意大利。每次去这些国家就去瞻仰古迹。这种心情又跟我回大陆一样。但中国文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有如血管中流着的血，永远分不开的。”     记者问金庸，一生浪漫到底有多少。他回答：“多啦，当然我希望不要太多，爱情能够简单一点当然好啦，但这是身不由己的。结了婚，同另一个人慢慢地发展下去，半年、一年、三年、四年……感情不是一两天的事，割不掉啦。”记者又问最后一段浪漫在什么时候，那年75岁的金庸说，那时他已年纪不小了。“好似吸毒，你明知那是不好的，但抗拒不了引诱，又吸了。”金庸难受似的说。［12］［船海《金庸鲜为人知的一面》，《名人传记》2000年第7期27页］      关于爱情和婚姻，他曾这样说：     “我对爱情的看法从年轻到现在都没什么　改变：最理想的是一见中情并缔结连理，然后一直爱下去。可惜只能是理想。现　实生活需要婚姻制度，可惜那总让爱情走样，不过是人为的勉强结合，一种妥协。”     “……每部小说中人物性格不可能只钟意一个人。他根本无爱情，自然也决非从一而终。这是中国旧社会普遍的男人心态；即使现在　，对爱情忠心的男人也很少。”     “就以夫妻之间、情侣之间而言，一样不可以要求对方十全十美。一个人享受爱情，你爱他（她），他（她）爱你就可以了，个性好不好不重要，标准根据你自己去定的。比方说这个女孩子很自由活泼，那个女孩子却规矩贤淑，哪个好些，哪个差些没有标准。有人嫌前者放任；又有人嫌后者好闷。互补优缺点才开心。”     “家庭、爱情、事业等是属于不同范畴的东西，没法子排次序，而且彼此不冲突时，也不需要排次序，只是冲突时才要排。”“爱情与家庭，不冲突时最好；但若有婚外情，哪一方重要就要看当时情形了，视乎你觉得家庭重不重要；爱情重不重要。另一方面，理智和感情也常常矛盾……”     当记者问及“那么你有否接受过这方面的考验？”时，他坦言：“有。”记者又问：“能不能管得住自己？”他的回答是“通常管得住。”     千龙网 200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