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的“奇葩”老同学

我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的“奇葩”老同学

作者的话

这是一篇旧文，新编。

说它是旧文，因为曾在海外文学园地发表，引发热烈反响，至今众多回声铭感在心。在三万读者中，仅有一人是非不清，称之为“男欢女爱吧”，其比例远不足万分之一。

说它是新编，因为我对全文作了通篇修订——事实未改，内容有所增补，标题依旧。

文章发表后的两年里，多位知根知底的老同学纷纷来信声援，“我们都是证人”，一致谴责恶魔曾八，并揭露他更多的劣迹。尤其近年来在移民美国过程中，他又欺瞒政府、弄虚作假。国内作恶未被追责，海外又继续违法——用现在的话说，违法犯罪，原就是他的底色。

两年来，曾八本人以及他昔日的“保护伞”选择装聋作哑。这也简单：面对铁证如山，不敢赖账。一位老同学快言快语：“敢？除非他想死得快！”

但令人遗憾的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者仍大有人在。他们信奉“别叫自己烦着，别叫自己累着”为养老长寿的秘诀，于是选择沉默。也有个别人私下以高姿态劝我：“过去的事啦，和为贵。”

如果我们都不再开口，谁来还原那被湮没的真相？如果我们都选择沉默，那些曾经的荒唐、丑行与罪恶，是否就可以当作从未发生？

我也曾反问自己：写这篇文章，仅仅是为了替蒙冤受难的“广州人”鸣不平吗？仅仅是为了揭露并谴责曾八的丑行吗？是，但也不全是。

在此，我郑重声明：将这一切写下来，不为劝善，只为昭示——那个荒唐年代的荒唐人和荒唐事，曾如何践踏人性的底线，如何拷问社会的良知。

愿历史不再沉默，良知不再失语，公义不再迟到。


我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有个同窗 6年的老同学，外号“曾八”。他一手毁了两个人的人生，先是诱奸了一个农村姑娘；后来又构陷了一个本班同学，本文称其“广州人”。身犯“诱奸”与“诬陷”双罪，曾八非但没有被绳之以法，还逃脱了道德谴责，安然从北京大学毕业。以后几十年，他虽然远称不上飞黄腾达，却也混得顺风顺水。奇葩此
人，堪称我60年来所见过的，最卑鄙龌龊的人。

我赶上了“瞎折腾”的年代

1962 年，我考进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好不容易考进去，自然希望好好读书，学点儿本事。谁知事与愿违，命运不济，我赶上了那个“瞎折腾”的年代。“瞎折腾”的事件接二连三，第一件就是改学制。北京大学是中国最老的一所国立大学，其传统学制一向是4年毕业。但从 1950年代开始，学制变来变去，仅数学系里就曾有过 3 年制、4 年制与 5 年制的学生。扑朔迷离，非我三言两语能说清楚。无关的搁置一旁，单说我入学那年，北大各系的学制就不一致，粗说就是文科5年，理科6 年。数学力学系言明6年毕业，据说是为了“向莫斯科大学看齐”。当时的校长陆平曾信誓旦旦，要把北京大学办成“北京太学”，意思是比大学“多一点儿”。不到一年，陆校长的话言犹在耳，当局一道通知下达：数学力学系中的数学专业和计算专业，学制改为5 年；而力学专业仍维持6 年不变。学制，对于任何学校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我无从晓得，北大数学力学系的学制为什么说改就改？但我知道，
那个年代“政治挂帅”，政治运动等等远重于学制。当局有权者一句话，学制说改就改。这是当年北京大学“瞎折腾”之一例。

我之所以讲这个例子，是因为将要叙述的故事，就是在那不停顿的“瞎折腾”之大环境中，产生的罕见怪事，是以正常思维逻辑，无法理解的怪事。

斗算盘，苦中乐

1964 年，中国大闹“四清运动”，据说是要“整”农村的基层干部们“贪污盗窃、多吃多占”等等“资本主义倾向”。照理说，这与北大学生何干？不知哪位高层脑筋一转，下令大学师生一律下乡参加四清运动，借以接受教育、改造。于是北大停课近乎一年，各系师生纷纷下乡。我们全班被派到河北省正定县，参加当地干部组成的“四清工作队”。

工作队里北大师生之主要任务，就是核查生产队的账目，向村民宣读、解释党中央文件等等。

说到查账，我小学时学过打算盘，没想到这回在村里派上了用场。叙述沉痛正题之前，先讲个轻松的小插曲：我和生产队的会计“斗算盘”，无非是苦中找点乐子。

这位会计原是我要核查的对象，记账虽然不太规范，倒也没有什么大毛病。他算盘打得真快，手指一拨，珠子噼里啪啦地响着，节奏明快，结果一出来就顺口唱报，准得很。我们查账得三人配合：一人念账本数字，两人各打算盘做加减，最后核对结果。我口诀生疏，动作又慢，总是追不上他，他只好耐着性子等我。

他一边等，一边手底下还不停地拨着算盘珠子，啪啪作响，不紧不慢，像在催我：“快点呀，大学生！”我心里着急，又无可奈何。

其实打算盘也没什么大道理，无非是口诀熟、手练勤。这一本账查下来，我的算盘也练得溜了。后来我发现，这位会计加减法是一把好手，但乘除不灵，因为平时用得少。凡遇大乘大除，我心算加巧算，反倒“略占上风”。会计不解，跟生产队长报告：“大学生算盘珠子都不怎么拨拉，数咋就出来了？”

说到底，查账查的是账，算盘响的，却是那段日子里一点轻松的响动。

以强凌弱，始乱终弃

时代背景交代得差不多了，咱言归正传。

就在正定参加“四清”运动期间，曾八干出了一件极其卑劣的事。他以教唱歌为名，不守规矩，一步步接近并诱奸了一个农村姑娘——生产大队长的女儿。那位大队长正是“四清”运动中被重点审查的对象，地位岌岌可危。彼时的曾八，头顶“北大学生”“工作队队员”的光环；而那姑娘，则是一个“靠边站”的“四不清干部”的女儿。她与曾八身份地位悬殊，根本无力抗拒。

曾八趁人之危，以强凌弱。这种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宽恕。他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处分：被开除出工作队。我曾亲眼见到，已被隔离审查的曾八，被关在一顶军用帐篷里，灰头土脸地趴在桌上写检查，乖乖地认错。我从帐篷门前经过时，他抬头看了我一眼，那一脸猥琐、羞惭的神情，令我厌恶至极。

北大师生在参加工作队前，曾接受集训。学校和工作队的领导者，三令五申“工作队纪律”，明文规定工作队员严禁“谈恋爱”，更不消说“奸淫”了，并申明：若犯错被“开除工作队队籍”，即等同于“开除学籍”。换言之 ，在正常情况下，已被“开除工作队队籍”的曾八，从正定回北大后，等着他的相应学校处分，就是“开除学籍”。

然而情况不正常，更大的“瞎折腾”文革运动闹起来了。天下大乱，各级政府纷纷“躺平”。北大亦然，管理瘫痪，运转脱轨。全校不务正业，不分昼夜地批斗黑帮分子陆平校长等等“大人物”，就没人顾得上处理道德败坏的小流氓曾八了。

更何况，曾八后来还得到了“红五类”造反派头头的包庇。我同班还有这么一对儿男女造反头头，与曾八沆瀣一气，后来居然成了曾八的保护伞。他俩在正定四清期间也不老实，违反纪律，偷偷“谈恋爱”。那个“红五类”男的，居然还把那个“黑五类”女的，发展成了中共党员。文革初起不久，我这位女同学的父母便被单位定为“历史反革命”，全家立刻被“连锅端”，轰回了老家。

家庭遭此变故，她一方面声称“坚决与父母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则在校内变本加厉地整师长、斗同学，借此立功求赏。每每想起这一对儿“假正经”的老同学，真是令人作呕。他们的劣迹斑斑，暂且不表。

话说回来，至于文革中曾八怎样如泥鳅般滑溜溜蒙混过关，容我后面细说。因为我也是在47年后，直到 2013 年，才知道原委真相的。

至于那位被曾八诱奸的姑娘，天生丽质，本有个现役军人“对象”。丑事传出后，“对象”弃她而去。可怜她孤身一人跑到北大来找曾八，这个流氓竟翻脸不认人，猥琐躲避。

曾八始乱终弃，彻底毁了那姑娘的一生。当初，四清工作队决定开除曾八队籍，其实是从轻发落，因为考虑到“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动了恻隐之心，宽大为怀，没有把曾八一棍子打死，仅以“道德败坏”而开除出工作队，而未按“妨害军婚罪”直接移交有司衙门，司法论处。

清华大学“走门路”

文革期间，全国一片混乱，我们哪里还能继续读书、完成学业？1968年，我与北大同班同学——包括那个败类曾八——一并被稀里糊涂地算作“毕业”，被打发到各地“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有的去了厂矿，有的下放农场。

自此，我那一届北大同学如鸟兽散，各奔东西。我与内子则被发配至甘肃，先在山丹的解放军农场劳动“接受再教育”，一年之后又被分配到临夏教中学。

文革结束后，蒙华罗庚先生向清华大学刘达校长举荐，我夫妇得以返回故乡北京。此后，我通过了教育部当年设立的“留学资格考试”，又获得加州大学的奖学金，遂以“公派自费”身份赴美国圣塔芭芭拉加州大学（UCSB）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我先后在加州大学与清华大学执教。

这是我离开北大之后的经历，几笔带过，略陈一角。

1996年，我协助华裔学者、同事陈树柏教授在美国硅谷创办了国际科技大学（ITU），期间曾回京办事。曾八辗转得知消息，竟主动找上门来。

这厮一向惯于歪门邪道，这次打着“老同学”的旗号上门，原来是他儿子刚考上清华，竟异想天开，想借我之名替他父子“拉关系”“走门路”。更离谱的是，曾八居然恬不知耻地恳求，让他儿子住进我在清华的宿舍。

对这个道德败坏的流氓，我向来内心鄙视。他满脸堆笑上门，我不过违心敷衍。他提出如此荒唐无理的请求，自然被我当场拒绝。

这是离开北大后，我和他打过的一次交道。

是谁害的我

2009年，我与内子专程赴广州，拜访一位长期被边缘化的老同学“广州人”。他在文革中被几位北大数学力学系掌权的“红五类”造反派头头打成“反动学生”，押送劳改农场，历经磨难。多年后才得以平反，回故乡广州教书。

我们与“广州人”劫后重逢，百感交集。他陪伴我们三日，待我如兄弟。回京后，我向北大数学系全体同年发出一封简短电邮，报告老同学近况：“身体健康，夫妻恩爱，儿子孝顺，不差钱。”

我没有写的是，“广州人”多年心头始终笼罩着一团迷雾：“是谁害的我？”他百思不得其解，曾试着私下询问一位文革时“很红”的老同学——那人此时在广州做了个小官。不料对方立刻翻脸，厉声呵斥道：“难道你还想反攻倒算？”

那些在文革中干下伤天害理勾当之人，文革后多心怀鬼胎，色厉内荏，可见一斑。

当年，“广州人”风华正茂，却无端遭人陷害，沉冤至今五十五年，仍未得昭雪！

造反头头，劣迹斑斑

文革初起，那些自称“红五类”出身的学生，骤然大红大紫，摇身一变成了班级的造反头头，随即展开一连串无法无天的胡作非为。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们指挥全班写大字报，糟蹋那些兢兢业业为我们授课的老师们。居然诬陷恩师们“迫害工农子弟”，他们在大字报上昧良心、泄私愤，取绰号，肆意辱骂老师们。

多年后，一位文革中被学生造反派羞辱的老先生，见到当年的那批学生时，每每说的第一句话竟是：“当年是我害了你们，我向你们道歉。”——一句反话，道尽满腹怨气，也暴露出当年的伤痛仍难愈合。

造反头头还策划并号令全班“紧急集合，立即出发”，打着“抄家”、“造反”的旗号，带头闯入三位北大教授家中，翻箱倒柜，搅得满屋狼藉、一地鸡毛。一名平日尚属温和的女生，此刻却如凶神附体，厉声呵斥教授和高龄老人：“老实交代！不许乱说乱动！”

更有甚者，造反头头在教授家属和邻里面前，强行召开批斗会；又将生活用品，公函私信，乃至避孕套等私人物品一一摆在校园“示众”，极尽侮辱被抄家教授之能事。

关于非法抄家，顺带说一句。至今这批造反头头中，没有一个人为当年的不法行径表达过哪怕一丝悔意；也没有一个良心发现，愿意向受害教授的家庭道歉、忏悔；更无人试图归还当年非法抄走的财物与物品。相反，个个推责卸账，甚至大言不惭地说：“我们当时可都（对抄家的物件）做了登记的。”

更骇人的是，那些造反头头竟私设公堂，非法拘禁并审讯他们的“打击对象”。对“广州人”的迫害尤甚：在批斗会上，由两名同学押解“广州人”上场，使用所谓“喷气式”刑法——两打手一左一右掐脖子、拧胳膊，使其低头弯腰，腰背强压至120度。在满场“打倒广州人！”的嚎叫声中，两打手更加用力，致使“广州人”的颈椎与腰椎从此落下病根。

更令人愤懑的是，昔日“似女友、非女友”的女生，自称要“反戈一击”，从“广州人”的旧情书中鸡蛋里挑骨头，搜寻所谓“反动言论”，妄图揭发立功，自证清白？

他们在班级里大闹派性排除异己，盯梢、偷看并摘抄同学日记、打黑报告；还假借组织之名搞内查外调、骚扰同学亲属；拼凑编造同学的“黑材料”，上纲上线扣大帽子，企图把同学及其亲属制造成“反革命集团”，置之死地而后快。

他们歇斯底里般地“抓叛徒”，“抓反革命”，无事生非地整出大包大捆的“黑材料”。被造反头头诬害者既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既有领导干部的，也有平头百姓的；既有老师们的，也有同学们的。

如此胡作非为，肆无忌惮，终于引来高层震怒——上级下令：将所有黑材料一把火烧个干净！据说，那场销毁黑材料的大火，在北大整整烧了三天三夜。

造反头头们，眼见大头头们，一个接一个被送入牢房，明白大势已去，个个惶惶不可终日，失魂落魄，如丧考妣。文革过后，造反头头儿心中有鬼，未免担心被法律追责，毕竟干了那么多违法犯规的坏事。于是个个对往事守口如瓶，讳莫如深。他们怎么把“广州人”弄成反革命的，也被包得严严实实。我和多数同学，均不知其详。

这里多说一句，就在那种邪恶污浊环境中，心地善良、坚守道德底线的同学，也有人在。一位同学，曾被造反头头儿分配押解“广州人”到批斗会上，并施加“喷气式”。他拒绝了，便被斥责为“阶级感情大有问题”！

构陷同班同学，真相大白

常言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在北大的两位同班同学，后来结为夫妻，2013年曾来美国西雅图探亲。一次通话中，女同学向我原原本本地讲述了曾八当年如何陷害“广州人”的经过。至此，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正是“广州人”惨遭迫害的源头！

她的娓娓叙述，好似让时光倒退了50年，回到那令人恐怖的文革，天下大乱的中国。那个年代的主旋律就是批斗黑帮，打到刘邓，文攻武斗。本应受到开除学籍处分的曾八，反倒没人管了。然而他自己心怀鬼胎，终日惴惴不安。四清中他犯下的奸淫罪，就像是悬在头顶上的一把剑。自认“黑五类”的曾八工于心计，一方面低眉顺眼、极尽所能讨好“红五类”、找保护伞；一方面筹划着如何转移视线，蒙混过关。为此，他编造出一套谎言，举报“广州人”写“反动小说”，记“变天帐”。这无疑为大权在握的造反头头儿打了鸡血。他们不问青红皂白，不要真凭实据，先把“广州人”连哄带骗，“捉拿归案”，再私设公堂大搞“逼供信”。

“广州人”屈打成招，潦潦草草地被定
为“反动学生”，立马押送劳改农场，监督劳动，受尽屈辱折磨，……。

事实真相却是：“广州人”平日偶尔写一点杂记，追忆往事。其中一段写道：他因出身地主家庭，从小就遭受歧视。9岁那年，他因害怕老师训斥、被同学讥笑，独自跑到海边，天黑潮涨，才发现自己被困在一片孤岛上。这是他第一次切身感受到死亡的恐惧。

鬼祟曾八有偷看他人日记之癖，偷读过这篇杂记，文革中竟借此为据，添油加醋，举报“广州人”藏有“变天账”、写“反动小说”——彻头彻尾的无中生有！

“广州人”劳动改造数年后，终因“查无实据”，获得平反。可是，时光不能倒流。不仅他的学业废了，而且长期被歧视、受侮辱，就业受阻，颠沛流离，很晚结婚。

曾八陷害同学以自保的目的，在那个黑白颠倒、善恶不分的年代，居然达到了！这个流氓恶棍在文革中不仅毫发无伤，竟和我们一样地毕业、分配工作。此后，他继续施展钻营、蒙骗之术，居然混在广州某大学任教，再摇身一变，成了“中共党员”；沐猴而冠，又成了该校的研究生处处长！

广州这大学被欺骗了。曾八后来的那个媳妇，也是被欺骗了，大概率是她不知道，嫁了个流氓恶棍！

这个惯骗，在国内诈骗屡屡得手，今又贼胆包天，不仅隐瞒其政治面貌，而且隐藏其房产、存款和退休金，投靠儿子、移民来骗美国啦！

不许他进我家门

2015年，美国已有不少我北大数学力学系的老同学，或早年求学、工作于此，或退休后来美定居。那年年初，张某夫妇从纽约州飞来加州，称此行是“感恩之旅”。他事先约好，先与已定居南加州的陈同学夫妇会合，再四人同行北上，到我家与硅谷的六位老同学小聚。

张、陈二位，同游圣地亚哥时，见到自称“在美国坐移民监，给儿子当保姆”的曾八。此人竟想“搭顺风车”北上凑热闹，五人便一车直奔我家而来。途中，张同学才忽然想到多出一人，理应告知东道主一声。

我一听火冒三丈。怒的不是张，而是曾八——这个我早已看透、决不愿招待的卑劣小人！

西雅图老同学早已揭穿了曾八陷害“广州人”的罪行。我怎能违心敷衍这个心术不正、厚颜无耻之徒？当即在电话中直言不讳：“曾八北上，随他便，但我不许他进我家门！”

张同学不知所措，只好叫陈同学在电话里劝我“顾全大局”，“他见面礼都给你准备好了”。

此时我索性将曾八的恶行劣迹，原原本本讲给张、陈二位听。陈同学一时无言，张同学连声致歉：不知此人底细，考虑欠周。

二人后来告诉我：那家伙两眼贼溜溜，旁观咱们通电话就感觉到了气氛异常，担心到了北加州难堪，便主动提出：“就送我到洛杉矶吧，我去看望老哥。”曾八就坡下驴，张同学如释重负。

自此，曾八离队，张陈两家与硅谷诸位老同学顺利相聚，一团和气。

摔电话，关上了改恶向善之门

我不容许曾八进门的事，不胫而走，不少老同学知道了，纷纷表示支持、称快，有的说：“换了我，也会这么做！”曾八感到压力山大，脸上挂不住，心里更发虚，居然在背后说我“架子大”！

我听了哈哈大笑：我岂止‘架子大’？我是嫌弃此人肮脏才不许他进门。“架子大”，未免太轻描淡写了。贼曾八妄图大事化小，掩盖真相——为什么老同学不让你进家门？这与“架子大”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还是你朱总没有架子。”曾八嘴里的“朱总”，也是老同学，在广州和加州两地奔波。他很快也让曾八日子难过了。

朱同学曾任高管，明大义，回广州时特意设下饭局，试图劝和，但因“广州人”断然拒绝与曾八同席而破局。饭间，朱同学旁敲侧击，试图引导曾八说出真话，那厮却装糊涂、避而不答。朱同学忍无可忍，索性单刀直入逼问：“你是否做过伤害‘广州人’的事？”无耻曾八低头不语，支支吾吾，不肯吐实。朱同学希望落空，只得起身结账，走到路边二人分手时，这个猥琐小人才脸朝地面，扭扭捏捏地说：“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向他道歉。”

恶人曾八其实心知肚明，底细已被戳穿。四方压力之下——我不许他进我家门；朱同学的当面逼问；他在群中丑陋表演刷存在反遭遇老同学们厌恶的冷眼——迫使他终于装模作样地给“广州人”打电话，没话找话。

“广州人”事后写信告诉我：“他打电话似乎是想道歉。我说，自我保护可以理解，但不能靠出卖别人来保护自己……话还没说完，他就啪地挂断了。”

曾八摔电话，实在是丧尽天良！可见这厮对被自己构陷、伤害至深的同班同学，至今没有一丝内疚。到如今，他仍态度傲慢，不认错、不悔过，令人齿冷。这摔电话，不仅是往“广州人”的伤口上撒盐，更是亲手摔掉了他今生今世改恶向善的机会——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机会！

底线被践踏时，良知必须站出来

无独有偶，当年的造反头头里，也有人不仅毫无廉耻，与曾八蛇鼠一窝，而且对他们在文革中祸害师长、祸害同学的种种胡作非为，至今死硬到底，毫无悔意。良心早已喂狗，竟还扬言：“要是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我还会那么干！”

如此信誓旦旦，拒绝悔过自省，彻底关死救赎的大门，今生今世，甘当恶人，做到底！

如今，“广州人”已退休多年，生活平静，仍如我在十六年前专程到广州拜访他后，向老同学们转告的那样：“身体健康，夫妻恩爱，儿子孝顺，不差钱。”但提及那段蒙冤往事，他至今仍心头郁结，难以释怀。

半个多世纪过去，文革的亲历者大多已步入暮年。可悲的是，有人至今仍以为自己理直气壮，毫无悔意。历史不能选择性遗忘，道义也不该被时间淡化。“广州人”的蒙冤遭难不是个案，曾八的流氓恶行与伪装欺骗也绝非孤例。我将这一切记下来，不为劝善，只为昭示：那个荒唐年代的荒唐人和荒唐事，曾怎样挑战人性的底线，考验社会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