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雄感到一种无言的难堪。“在上海还要受英国人保荐啊，”他想，耸耸肩，自嘲道：“幸运地是我看起来是属于那种面善、不会向警察扔砖头的人。” 他没再说什么，跟着温士顿进了红白相间、方格子一般的汇中饭店大楼。一楼餐厅四面的墙壁和天花板全是十分雕琢的紫木做成，虽可容300个客人之多，目前却只有他们两个顾客。他们拣了窗靠南京路的一张桌子坐下来。一个身着白衬衫、领系黑蝴蝶结的西崽拿了两份酒水单和菜单走过来。温士顿没要酒水单，摘下帽子放在桌子边儿，对西崽说：“请给我一瓶青岛啤酒。”
世雄看着酒水单，还没拿定主意。温士顿介绍说：“这儿服务很好， 如果没有你要的饮料，你可以叫他们去不远处的上海俱乐部买。那儿可是什么都有。”
世雄问西崽要了一杯法国玛歌红葡萄酒后，合上酒水单，转向温士顿问道：“你觉得上海怎么样?”
“上海不错。但我喜欢上海的原因跟其他欧洲人不一样。他们嘴上说憎恶上海的颓废跟腐败，可事实上他们喜欢的就是上海的颓废和腐败。上海繁殖颓废和腐败就像沼泽繁殖蚊子一样。 我最讨厌的是那些无所事事的欧洲家庭妇女。她们整天吹她们的国家如何如何。可事实上她们在自己国家里什么都不是，每天象一只狗一样忙东忙西地做家务。但上海让她们觉得高人一等，因为她们是白人，有几个破钱，她们的那些脏活全由中国佣人们替她们做。而她们只会坐在沙发上跟朋友们喝下午茶，吃饼干，养尊处优。她们的丈夫七点钟在南京路上的鸡尾酒会上谴责上海社会道德败坏、妓女成风，十点就去四马路访问妓院。真他妈的教条。” 温士顿停下来，看着西崽把他的青岛啤酒倒到一个玻璃杯子里，又把世雄的酒放到他跟前。
一辆绿皮红顶有线电车停在他们窗户外面的南京路上，遮住了刺眼的太阳。世雄看见一个讨饭的男孩儿把他的脏手贴在温士顿身后的玻璃窗上向餐馆里张望。他的另一只手端着一只又破又脏的饭碗。男孩儿大约有十岁，他的又脏又乱的头发像一块烤糊了的饼子，粘在一起，上身赤裸着，瘦骨嶙峋，下身穿一条破裤子。他那双盯着世雄看的饥饿的眼睛显得格外大。世雄皱皱眉头转过头去，拿起酒杯碰了一下温士顿的啤酒杯。“Cheers,” 世雄说。
“干杯,” 温士顿用国语回答。他不久又转用英语说道：“我最近对中国共产党很着迷。我在追踪几位共产党员，写他们的故事。”
世雄放下酒杯看了他一眼，问道，“琼斯会同意你这么做吗?”窗外那个乞丐儿童还在贪婪地盯着看世雄。这时穿着制服的门卫走过来撵他走。
“当然不会，他是有名的反共，” 温士顿解释道。“但另一方面，他只关心我写的文章会不会吸引读者。共产党、国民党——他们是两个意见不同、水火不容的政治组织。虽然共产党在中国只有四年的历史，到头来胜负难说。你看苏维埃。”
“也许国共两党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旗帜下会合作，虽然政见不同，但可和平共处，就像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一样。” 世雄充满希望地说。
窗外那个乞丐儿童退着离开了，但他的大眼仍旧盯着世雄看。电车也“噹噹”地开走，温暖的阳光又回到窗子上。
温士顿承认道：“可是我希望共产党能获胜。”
“当然了。”
“你什么意思?”温士顿看了他一眼。
世雄道：“我在剑桥时就知道你信奉共产主义，温士顿。”
温士顿沉默了。他觉得热，便从桌上拿起帽子扇自己。他想起他们刚结识不久自己就隐约地感到两个人政治观点不一样。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生活方式上，世雄属于温士顿想要离开的贵族阶级，他只是在他的阶级的尊严受到损害的时候，才会介入政治。但温士顿还是主动继续与世雄交往，一开始是因为爱上了世雄身后的中国。但久了，他喜欢上了这个中国留学生因为他绅士、慷慨、真诚、直率、可信并且幽默。
“我在大学的时候,完全被俄国革命所吸引住了，”温士顿承认说。“但那个时候我实际上只是一个激进的理论家。后来我明白了，在西欧要推行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我听说到了1923年，连列宁先生都放弃了西欧这一块自发的共产主义。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来中国。我觉得中国人的信奉共产主义更有实际意义。”
“怎么解释?” 世雄好奇地问。刚才那个乞丐儿童正在过马路，他赤着脚，走路一瘸一瘸的。
“中国象一个金字塔,” 温士顿用他的叉子在桌子的白桌布上画了一个三角形说。
他们的西崽又来了，问他们要点什么菜。不知怎么搞的，世雄已经没有一点儿胃口。他只又要了一杯法国玛歌红葡萄酒。温士顿点了一个牧羊人馅饼和一份沙拉，又接着说道：“在中国，大部分人生活在地层，他们穷，没有文化。但社会的资源却集中在少数上层特权阶层的人手里，政府软弱腐败。这使得中国时刻处在弱势、劣势，无法面对不管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灾难。最快的解决方式就是把上头人的资产分给下边人。在这些下头人的支持下，建立一个新社会。加在中间的人自然会跟着大势走。这是我采访的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真他妈的英明。”
“我为何要把我家世世代代辛辛苦苦赚来的钱给那些只会要饭的懒蛋？” 世雄问, 一边用左手食指和拇指在桌子上去转他的空酒杯――他是左撇子。他勉强自己笑了一下去缓和他的语气，又看了一眼温士顿身后的窗外。那时那里已经空无一人。
温士顿这时才注意到世雄精力不完全集中。他转过身来也看窗外。但乞丐儿童已经不在。他所看到的是一对穿着一样飘逸长裙的东方双胞姐妹从一辆崭新的引人注目的尼罗河绿色的Jewett Deluxe Sedan车里下来、向汇中饭店对面的大楼走去。
“很漂亮啊,” 温士顿笑笑道。他的注意力又回到他刚才的话题上去了。“老兄，如果没有你老爹的家产做垫，事实上你跟在社会底层的人一样穷，因为你从来没有劳作过。”
世雄身体往后靠让西崽把他的空酒杯拿掉，换上另一杯酒放在他跟前，说：“事实上，我刚刚接受聘请，下面要开始在银河影业公司工作了。”
“那好啊。祝贺你。” 温士顿举起啤酒杯。
世雄谢了谢他，虽然他能从温士顿的语气里感到一丝的讽刺，不知是温士顿没有想到自己会接受工作，还是他觉得自己不可能坚持到底。西崽这时拿来了温士顿的沙拉。他问英国人要不要再来一瓶啤酒。温士顿点点头，用餐巾擦手掌，然后脱掉了身上的西服。“我忘记问你了，世雄，是什么风把你刮回中国的? 你的博士学位拿到了吗？” 温士顿问道。
“还没有。我现在是正式的‘准博士’。他们叫我ABD。”
“什么是’ABD’?”
“‘All but a Dissertation。’ 什么都通过了，就差一篇博士论文了，还要委员会每个人的签字。”
“那你准备在中国待多久?”
“可能五、六个月吧,我说不准。我这次回来是为订婚的,” 世雄道。
“跟波士顿的丽丽? 你信上怎么只字未提? 我连礼物都来不及准备。”
“不是波士顿的丽丽。是苏州的怡红。”
“什么?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你提起过怡红？”温士顿扬起眉尖。“你是说—” 看见细崽领着两位戴着帽子，手提大包小包的白人妇人过来在世雄身后坐下，温士顿止住了。
世雄用餐巾轻轻地擦擦嘴角。“我离开剑桥去哈佛之前，曾答应过家父，即我学成回国之后，我要不就接过家业，要不就娶他替我选择的女人。这不完全是包办婚姻——怡红是我的表妹。我们小时候是一起长大的。”
温士顿吹了一声口哨。刚进来的两个妇人回头看了他一眼。细崽也走过来问温士顿要什么东西。“你真不够浪漫，世雄,同意跟一个你不爱的人订婚。”
“我喜欢怡红。” 世雄说着，一口气喝完了杯子里的酒。
“可我没听你说’爱’字。” 温士顿看见西崽拿着他的馅饼过来，把胳膊从桌子上移开。
世雄为自己争辩道：“这是中国, 温士顿，不是西方。这儿不兴说爱字。” 酒喝急了，他觉得头有些发热。他示意西崽把天花板上面的风扇打开。
“你错了,世雄！ 从1919年他们叫的‘五四运动’开始，中国的年轻人就一直在为恋爱婚姻自由、个性解放而奋斗。你不熟悉这些是因为那个时候你在英国读书。”
世雄有点儿恼火。“在中国你不能像在西方一样把个人放在一切之上。爱在中国是一种很少有人能买得起的奢侈品。”
温士顿毫不客气地问道：“等到你厌倦了你的妻子之后怎么办——跟其他有钱的中国男人一样养一大堆的妾吗？”
世雄的脸变得苍白。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为温士顿知道世雄是在一个妻妾成群的家里长大的。世雄头偏向窗外，什么也没说。温士顿知道自己话说过了，开始道歉。“世雄,真对不起。I apologize. I should have been more sensitive。”
世雄深吸了一口气，道：“不说这个了。 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
“当然可以。你知道你可以问我任何问题。” 温士顿语气缓和了。他咬了一口馅饼。
“你是不是上海俱乐部的成员?” 世雄问。
“不是。那好像是上海一个白人男人的俱乐部。你为什么问这个?”
世雄还未及回答，他们听到身旁玻璃上“砰”的一声。两个人吓了一跳，同时回头去看，不知是谁刚刚朝他们的窗户上扔了块小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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