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晚饭，吴妈把用过的餐具端到走廊厨用升降机送到地下室的厨房里, 叫他们的驼背宁波厨子去洗。丹凤换上一条粉红色的连衣裙和吴妈擦过的牛津白皮鞋。天都快黑了，高原还是没有来接她去参加小乐队排练。丹凤等不及了，提了扬琴，决定去找高原。吴妈知道德米特里跟着林翔老爷一时回不来不能去送丹凤。但高原是她的亲外甥，且住的地方离这儿不算远，所以她没有坚持陪丹凤去。
丹凤出了门，经过家后面的佩坦路，又拐了几条街，来到一条狭窄的弄堂。她眼前是一排排破旧的灰砖砌起来的小屋子。长方形的生了锈的街牌只剩下一根钉斜着挂在那里。一个穿着褪了色的蜡染粗布的农妇坐在墙根儿一辆盖着荷叶的平板车上无聊地看着两个穿开裆裤的小男孩在路中间玩琉蛋。她的黝黑的皮肤又粗又皱。看见丹凤提着扬琴过来，她用沙哑的嗓子问道：“要蚕豆吗，新鲜的蚕豆?”
“我身上没钱,”丹凤道，继续往前走。
丹凤还没走到街头，便听到从一座砖楼屋顶上传来的小提琴声音，吱吱呀呀嗡嗡咚咚地。丹凤听不出那是什么曲子，像是有人即兴作的，只是感觉着那拉琴的人既忧郁又愤怒。她往屋顶看去。野草在砖头磊起的墙缝里茁壮地生长着；紫罗兰花从一个被雨水浸透的木盒子里伸出来垂在墙沿上，旁边还有一刻夹竹桃。不知谁家的一条白色床单忘了收了还挂在竹竿撑着的铁丝网上。垂低了的夕阳将一个拉小提琴人的熟悉的影子投在那床单上。
“高原! 高原!” 丹凤连叫了两声。
高原放下他的小提琴掀开床单往下看。他大约有18、9岁，身穿一件西式翻领白衬衫，个子高大，宽阔的前额，浓眉大眼，下巴线条清晰、坚硬。“丹凤，吃了吗？” 他靠在阳台边，欣赏地看着她走过来。春天的晚风轻轻地抚弄着她的粉红色的裙子。“你穿得像五月的玫瑰花一样。”他说道。
“我一直在家等你呢，”她仰头看着他道。
“不好意思，你先上来。”他的声音很轻。
他出生在东北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三年前来到上海投奔姨妈吴妈，现在是上海大学一年级学生 。虽然他现在越来越独立，吴妈时不时地仍会接济他一些。吴妈是个明白人，知道主人留下自己是因为他不喜欢本地佣人拖泥带水、吃里扒外地去串通其他亲戚占他的便宜。所以高原一直住在外面，且打工做事也是在外面，从未叫林翔帮过任何忙。这样倒好。高原来林公馆看吴妈的时候，常常跟丹凤一起玩。大家在面子上谈笑自如，也没有上下之分。他是一个极为刻苦自制的人，年纪轻轻就学会了养活自己。
他住的亭子间十分幽暗，一个巴掌大的小方格子窗户把房间一分为二： 一边是一张单人床，另一边是一把旧椅子和一张堆满了书的小桌子，上面垂下来一个大约只有25支光的灯泡。门后面挂着一副Shanghai Vive双妹月份牌，旁边有一个旧瓷脸盆、两个竹编热水瓶和一辆旧脚踏车。发黑的、水渍斑斑的石灰墙上贴着列宁的画像。屋子虽然拥挤但还算整齐。
“出了什么事了吗？”丹凤一进门就问。两个月前高原介绍她参加他辅导的一个小乐队学习扬琴。他每天都会骑着脚踏车来接她。
高原放下提琴，还没想好怎么向她解释，她已经穿着鞋子盘腿在他床上坐下来。他的放在叠得象豆腐干一样整齐的被子上面的提琴盒子开着，露出绿色的天鹅绒覆盖的琴盒子里面和一块深黄色的松香。丹凤拿起松香在手里玩。
“你把我床都弄脏了。”他说着弯腰替她脱掉鞋子，放在床下。他站起来的时候捏了一下她的脚趾。丹凤咯咯地笑着把脚缩回来了。
他从她手里拿回松香放回琴盒子里。他拔掉热水瓶的软木塞给她倒了一杯白开水。
她没有喝，把琴盒从被子上抱起来放到腿上，就在那时看到放在琴盒底下的一叠传单。她拿起来念道：“‘上海市民联合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支持中国工人！’”
丹凤道：“今天下午在新新百货楼上我看到有人往下撒东西，好像是传单吧？”
高原微笑不语，过了一会儿问道：“你怎么会在那个时间南京路上？”
丹凤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却急着报告道：“我还听到枪声了呢！”
高原脸沉下来道：“警察向游行的人群开了枪。我好多同学都在里面。”
丹凤瞪大了眼睛不知说什么是好，半晌，才呐呐地问道：“你没事吧？”
高原摇头道：“我当时和一个同学在一所居民住房的楼顶，只听得见枪声，但看不见是在什么地方。”
丹凤刚要问他为什么会跑到楼顶去，高原道：“不说这个了。我先送你去小乐队练琴。” 他把小提琴放回琴盒子里，合上盖子，拿起桌上的钥匙。“走吧。”
丹凤下床找鞋子穿上。她拿起立在墙边的扬琴。那时他已将脚踏车推出门。
“怎么不拿你的小提琴呢？”丹凤提醒他说。
“我晚上还有事情，不能练琴了。”高原说着让脚踏车倚着自己，把门锁了。
“我们老师今天也去参加游行了，”丹凤知道他脑子里还在想着这些事情，便道。他那时已把车子扛到楼梯下，到了暗而窄的过道里。高原回过头来看了她一眼，好像想测量一下她那个漂亮的脑袋里到底能承受多少，但他没有说什么。
过道里牵了几根晾衣绳，上面挂着还没干的婴儿尿布和大人的汗衫、内裤。下面的满是泥土的石青砖上靠墙堆了很多煤球和压扁的纸盒子。一个精瘦的老头儿坐在大门口拉着二胡。他的琴声像他身后黑漆剥落了的大门，啊啊昂昂的，似在诉说着自己悲惨的遭遇。
“吃了吗，董伯？”
“出去啊?” 老头嘴本来就瘪，见到丹凤下巴就合不上了，里面却不见牙。
“乐队排演。”
外面天已黑。高原将脚踏车倚着自己让丹凤坐上去。然后扶正车子开始蹬起来。他们来到佩坦路。敞开的门里看得见人们正围着桌子跟家人吃晚饭。昏暗的街灯下，几个人在聚精会神地搓麻将。旁边一只狗对着过路的人汪汪地叫着，不知是流浪狗还是谁家的狗这时还饿着肚子想叫路人为自己申冤。路旁的茉莉花开了，温暖的晚风吹来了袭人的香气。
丹凤偎依在高原身上，双手抱住了他的腰叫自己不要摔下来。"高原，你闻起来真干净－－像吴妈洗衣服用的药皂。我好喜欢啊。" 丹凤随便说道。
她不知道他几乎喘不过气来。这是他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候，由她这样依赖他、亲近他 。她是他的责任和骄傲，是他爱和快乐的源泉。这次反帝大游行他们的老师和领导王铭分配给他和同学李玉芬的任务是散传单。下午他俩在新新楼顶发传单被保安追赶逃开后，又跑到另一栋居民楼顶撒传单。他们原计划是发完传单后去老闸捕房加入已在那里的同学援救先前被关押的学生。但不久枪声响了，一条条街开始被戒严。玉芬说既然过不去，不如先回去，回头问清情况再来。高原记起晚上还要送丹凤去参加排练，就同意了。路上他们听说公共租界英国捕头下令向学生开了枪。悲愤之余，高原还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内疚。其实他今天傍晚没去丹凤家接她与其说是慢待她倒不如说是惩罚他自己。
“丹凤, 我今晚不能在那里陪你排练。但你排练完了别走，我会来接你。”
“怎么? 你有日语课啊？”原来高原想去东洋留学，每天都在学习日语。
“不是日语课。我得去参加一个学生紧急会议。” 高原解释道。
* * *
高原到了会场。王铭已到了。除了上海学生会代表以外，这次参加学生紧急会议的还有南洋、复旦大学、同济、东亚、复旦中学、法大等学校学生代表二十余人。他们讨论商量后，决定议案首先向国民政府请愿立刻要求巡铺释放被捕学生工人，要求凶手抵命并帮助医治受伤学生、工人。同时他们还一致决定推出代表赴医院慰问受伤学界工界同胞并且捐款援助工人，另外组织学生联合会，并与下周起，一致罢课，分组外出演讲、印散传单，通电全国，在报上登文告诉同胞事实真相，唤起全民协力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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