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济医院账房窗口里，一位身穿黑红格子假肩秋装的女结帐员跟着收音机在哼着歌曲“玫瑰，玫瑰，我爱你”。 她30多岁，烫了头发、涂得血红的嘴唇把她脸色逼得苍白、眼睛挤得细长。看到有人，她关掉收音机，接过账单。 账单上的名字使她抬起头来，多看了这个病人一眼。 “林丹凤——？”
丹凤没有回答。她不愿意在医院里被人认出来，好像自己真有病似的，且她脸上几乎未施黛粉，怕她的银幕形象与影迷现在看到的反差太大。但女结帐员笑笑从下面抽屉里拿出一本杂志。 “签个名，行吗？”
恭维是女人最好的春药。丹凤嘴角露出一丝微笑。那是一本1926年的《电影明星》杂志。封面虽然已经磨损，但仍然认得出是年纪大概只有15、6岁的丹凤。身穿黑色无袖及膝洋裙，她的右胳膊肘支在她的膝盖上，右手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支未燃的香烟。那眼神和微笑叫人分辨不出她是一个仍旧顽皮可爱的小女孩儿还是一个娴熟的、涉世颇深的性感女人,仿佛一个还没有发育完的少女的身子被注入了一个饥渴的、中年女人的精神。总之，她的充满阳光的青春和她的有些颓废的魅力极不匹配。照片的旁边是三个显赫的黑体字——“海上花”。
丹凤的面孔痉挛了一下。她1939年为摆脱日本特务逃离上海去重庆的时候，抛下了包括这张上了杂志封面的照片在内的一公馆的家当。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看到它。她依稀记着在银河电影公司拍摄这张照片的情景。那时真傻，因为想演电影，就任由人摆布、将她这只未成熟的蛹硬是从壳里拉出来，逼她锐变成为一只蝴蝶。他从导演她的电影到导演她的人生，把一个美丽的枷锁活脱脱地套在她脖子上。一晃十九年过去了，那个导演不在了，银河和她过去的同仁也不知西东。随着霞飞路上的月亮圆了又缺，缺了又圆，街名改了又改，上海的主人也换了多少次面孔！她也已从少女步入中年。
丹凤清了清干燥的嗓子眼，从女结帐员手里接过笔匆匆地签了自己的名字，手有些颤抖。
女结帐员问她何时回到上海、何时可以看到她的新电影。丹凤含糊地回答着，急忙地离开了仁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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