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第一位外籍所长放弃美国国籍：我是中国人(图) ZT

据上观新闻6月26日消息，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曾经有这样一个身份——中科院历史上第一位外籍所长，如今他放弃了美国国籍，再次成为具有中国国籍的公民。2017年对于蒲慕明来说特别有意义，一是他恢复了中国国籍，二是世界上第一个体细胞克隆猴诞生在神经所。

蒲慕明出生于南京，成长于台湾，求学于美国，担任神经所首任所长至今近20年。69岁的他，下一个目标是什么？蒲慕明接受了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的独家专访。

蒲慕明近照。黄海华摄

印象最深的书是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

“如果具美国国籍身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科学家为中国脑计划发声，有些不合适。”这些年，蒲慕明一直参与中国脑计划的规划，他觉得是时候恢复中国国籍了。上世纪80年代他加入美国国籍的最重要原因，是当时经常要去世界各国开会，持美国护照前往许多国家不用办理签证，比较方便而已。如今，蒲慕明的工作重心早已转到中国，出国办理签证相比以前也方便许多。

而最最重要的是，“我内心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在祖国的工作是我一生中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从有了这一念头，到恢复中国国籍，差不多花了一年时间。当中还有一个小插曲，蒲慕明1948年10月出生在南京，尚处襁褓中的他1949年跟随家人去了台湾，当时由于没来得及报户口，因此在南京找不到出生证明，后来因为找到了父母和姐姐在南京的户籍，就算他也有户籍了。

蒲慕明告诉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小时候，在他的卧室里，挂着一大幅中国地图，上面既有大陆，也有台湾，还标出了一千多个县名。中学时，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一直是他最有兴趣、学得最好的科目，他在中学时读过印象最深的一本书则是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

1981年，时任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生理系副教授的蒲慕明，为学校和北京医学院联合开办的细胞生理讲习班授课，这是他离开大陆32年后第一次回国。当时北京留给他的印象是，一入夜到处都很暗。学员们虽然很少提问，但做笔记十分认真。从那时起，他就告诉自己要经常回国工作。

1982年夏天，蒲慕明来到南开大学，帮助南开大学生物物理实验室研制单离子通道电记录仪，他从美国带回来的低噪音放大器和图纸派上了用场，中国第一台自制单离子通道电记录仪就此建成。1983年夏天，他又到了清华大学开了一个全国性的生物物理讲习班。

蒲慕明（左一）在南开大学庆祝中国第一台自制单通道电记录仪成功。中科院神经所提供

从1984年到1986年，蒲慕明受聘担任清华大学生物系复系后的首任主任。那一次，他就想过全职回大陆工作，但当时没有任何科研经费，无法做研究。蒲慕明只好带着事业未竞的遗憾，离开了北京。从1988年到1991年，他又参与了香港科技大学的筹备。

1984年9月，蒲慕明（左三）出任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首任系主任。中科院神经所提供

“临危受命”创建神经所，力排众议建非人灵长类平台

“几乎凭一己之力在上海打造了世界一流的神经科学研究所。”国际格鲁伯神经科学奖在评述他的科学贡献之后，加了这样一句话。对这一说法，蒲慕明很不以为然，但他的同事们却觉得“当之无愧”。

蒲慕明1999年创建中科院神经所并担任首任所长，称得上“临危受命”。当时的脑研究所只剩下3个研究组，科研陷入了困境。在蒲慕明带领下，仅用了短短4年，神经所的13个研究组，就突破了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纪录。2003年起，在全国科研院所中第一个引进了国际化的科研评估体系，与此同时探索了人才的流动与退出机制。2009年，组建了脑疾病研究中心，建设了非人灵长类平台。2011年，神经所参加全国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获得生物科学类第一。2016年，构建出世界上首个非人灵长类自闭症模型。去年11月27日，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体细胞克隆猴。

蒲慕明办公室的冰箱上，张贴着刊载了世界上第一个体细胞克隆猴论文的《细胞》封面。

“科学家不能做跟着导游跑的游客，每到一处只敢在一定范围内探索，而要有胆识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蒲慕明有过许多惊人之举。2009年，蒲慕明力主在神经所建立非人灵长类平台时，曾引发了所内种种质疑的声音，但蒲慕明顶着压力坚持了下来，因为研发脑疾病药物通用的小鼠模型和人类相差甚远。为让猴子成为真正有用的动物模型，2012年，蒲慕明又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用体细胞克隆猴。他对年轻的克隆猴团队说，美国科学家还差一半就成功了，我们只要做好另一半。如今，他向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坦言，当时其实心里也没底，但为了鼓励团队，他没有说出另一句话“后一半也是最难的”，本来预计的目标是要在2020年前成功，没想到提前完成了目标，“确实有点意外。”据蒲慕明透露，神经所眼下正利用克隆猴着手建立睡眠障碍疾病模型，如果顺利预计年底可以完成。

蒲慕明认为，神经所目前处于世界非人灵长类研究最前沿，但整体实力还算不上国际顶尖的研究所，接下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科研要有外在的宽松环境，但内在还是要有紧迫感”

蒲慕明2009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1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16年获得世界神经科学领域有极高声誉的格鲁伯奖，以表彰他在大脑神经可塑性的分子和细胞机制研究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

2014年和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之前都获得过格鲁伯奖。当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笑着问起，是否也有希望获得诺奖时，蒲慕明很快作答：“有许多比我更出色的科学家。”

“Random Walk in Neurobiology（神经生物学中的自由漫步）”，这是蒲慕明在格鲁伯奖颁奖时的演讲题目，也是他科研经历的真实写照。蒲慕明是研究神经可塑性的，在许多人看来，他自身就非常具有可塑性，觉得有意思的课题就全情投入，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计划，而很多时候他会受社会需求的驱动，因为他总想着解决一点实际问题。

早在1974年，他第一个测量了分子在细胞膜上的扩散运动速率，由他建立的“光漂白”技术至今仍是测量细胞内蛋白质运动速度的标准方法。

传统教科书上写着，神经细胞的轴突导向是由导向分子本身特性所决定，蒲慕明却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认为神经轴突对导向分子的反应是依据神经元内部第二信使水平而决定的；过去一般认为神经营养因子的主要功能是维持神经细胞的存活，蒲慕明的工作却指出神经营养因子对突触的转递功能有快速的强化作用，从而开辟了“神经营养因子与突触可塑性”新的研究领域。蒲慕明的工作还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大脑可塑性在神经细胞层面的认识，即大脑神经细胞是如何形成新的连接，以及如何依据电活动的时序改变已有连接强度。

“网上流传着一封我写给实验室年轻人的信，其实里面很多话都不是我写的，比如不能午休之类。”蒲慕明笑着说，年轻人每周至少要工作6天总计50个小时，否则做不好科研，科研要有外在的宽松环境，但内在还是要有紧迫感。

蒲慕明的手上已经长出了老人斑，却被同事们打趣“逆生长”。对此，蒲慕明幽默地说：“我的心理年龄和一个学生差不多，每天去上班的时候，我都感觉是去上学了。”只要在上海，就算是双休日，他都会去办公室，每天工作10小时对于他来说只是“标配”。有时觉得累了，他就在办公室打一会儿太极拳。

蒲慕明办公室上摆放着两台电脑。黄海华摄

最欣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

“请不要购买近期用不着的东西。我十分严肃地反对那种赶在年底之前把未用完的经费全部花出去的观念。如果我们不能用完这些钱，说明我们并不需要它，我们必须把它还给中科院或者其他来源之处。这才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的正确态度。”这是蒲慕明曾经给神经所的课题组长群发的一封邮件。

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神经所成立19个年头，至今没有一辆公车，他也没有专车或司机。在搬进新楼前，他的办公室墙面受潮剥落，他从未要求所里装修一下。“说话太直，对许多事不能容忍，是我的缺点，但也可能是优点。不管怎样，我不打算改了。”蒲慕明一字一顿地告诉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

和蒲慕明相处久了，很多人都会被他的赤子之心所感染。与他相处多年的同事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早已融入蒲先生的血液之中。“我所仰慕的知识分子充满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就算呆在一间狭小的斗室，也不会忘记打开窗户眺望远方。”他向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说起了他仰慕的大师竺可桢。竺可桢早年在美国学习，是一名气象学前沿科学家，回国后他花了10年时间在全国各地建设简易的气象站，虽然没做前沿研究，对中国农业发展有很大贡献。后来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一心做教育，也没继续自己的研究。“他不是在自己科研兴趣驱动下工作的科学家，而是受国家社会需求驱动去做事，这正是我所敬重的。”

从2005年开始，蒲慕明每年都带研究生开展科普支教，一直坚持至今。有人曾对他说，做得再多也只是大海里的一滴水，何必花那么多时间去做科普。“一方面是想种下科学的种子，另一方面是想让学生接触社会，知道社会的需求，这样对社会才会有感情。”其实早在蒲慕明就读大学期间，他就在一个暑假翻译了十万字的《汤普金梦游记：近代物理探奇》，至今仍是台湾地区最畅销的科普书籍之一。这对一个20岁的年轻人来说着实不易，他也因此学会了如何自律地完成必要的进度，每天坐在桌前10个小时以上。

蒲慕明年轻时翻译的科普书籍。黄海华摄

受他的影响，两个女儿也热心公益。“她们都比我更有名气。”蒲慕明的大女儿蒲艾真是知名美国社会活动家，一直关注劳工权益保障，2012年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最具影响力百大人物。小女儿蒲婷是今年奥斯卡最佳短纪录片《天堂堵车》的影片编辑，关注的是一位有抑郁症的艺术家。作为父亲，他一直是孩子们最坚实的后盾。大女儿长期做义工，没有经济来源时，都是由蒲慕明支付生活费。“要放手让孩子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是强加我们的意志。”

喜大普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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