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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小雅于是从东长安街拐进南池子，决定回我们学校住一个晚上。
骑到安定门的时候，突然就傻眼了：
军车！
一辆一辆的军车！
这回是真的戒严的军车！
因为不仅车牌是白色的，而且每个军用卡车敞开的车上坐了满满的军人！
我和小雅把车放到一边，赶紧冲了过去。
那是不到临晨一点的时候，街上的人们熙熙攘攘，围着军车义愤填膺，骂着他们，手都要指到他们的鼻子上了。我管不住自己地冲着第一个看到的军车上的士兵喊着：“你们这么可以这样！”
我从这辆军车走向那辆，从头走到尾，又从尾走到头。那些车因为市民们的阻挡，行进不了，一长溜地停了下来。
那个时候，我还是没有感到危险，觉得第二天的报纸上肯定会写：“戒严部队的军车在安定门被广大群众截停了。”
过了一会儿，我说还是回学校吧 ，就和小雅去拿自行车。 奇怪的是我们的自行车瞬间就没了。难道这里也有便衣了？我和小雅在周围寻寻觅觅，总算在距原来放车10米远的地方把我的坐骑找了回来。我们接着向学校行进。
谁知刚接近校门口紧临的十字路口，又见到了众多的人群。这里的人群没有安定门那么大的密度，但那时已是临晨两点，人们没有睡觉而是聚集在这里，肯定是发生了什么。
我们绕过外围，找了个空隙进去，只见在那么大的十字路口中央是席地而坐的密集的军人！他们全副武装，整齐地一圈套一圈坐着，形成一个像树的年轮一样的庞大的圆。
有群众在指着他们骂，他们只管定坐着，一副视若无睹但胸有成竹的样子。他们那个样子令我想到“空气严峻”这个词，但到底为什么就严峻了，他们要做什么，我毫无概念。
举步就是校园，我和小雅终于在临晨2点半左右到了我的宿舍。
宿舍里没人，估计同学们这夜肯定都在广场度过了。我和小雅刷牙、洗脸、洗脚后，就准备睡觉了。谁知这时同宿舍的老4回来了。
老4一进门，就急急地开始诉说：“老10，你知道那些军人们都疯了，他们开枪了！我和弟弟们在长安街，大家被挤散了。一颗子弹就打在我的脚边……”
我现在已经不太记得老4的原话了，只记得她一贯爱说爱笑的脸在那个6月4日临晨3点的时候分外地震惊和气愤，她不停地跟我说刚刚发生在她眼前的一切，声音中带着颤抖和愤怒。
陆续地，楼下的弟弟们也上来了。只是老5和老6还没有回来。老8和老大亲眼目睹了那个在驾驶座上的军人被烧的情景，就是后来被挂在崇文门过街天桥的那个。老8在跟我说当时状况的时候，伴着加急的语速和满脸的惊恐。
弟弟们下了楼，老4接着给我讲她刚刚经历的恐怖，就在这时，突然枪声大作！
密集的枪声就在头顶上，震耳欲聋。本该是寂静的睡眠时间，突然间出现了这种声音！
刚开始我有片刻的困惑，没有反应过来是枪声，但也知道那不是鞭炮。还是老4刚刚经历了，第一个反应过来：“是枪声！”她的声音里带着恐惧和颤抖。
在那之前我只是从打仗的电影里听到过枪声，谁知道现实中这一次一下子来得这么猛烈。我们的宿舍正好在顶楼，那噼里啪啦的枪声 落在头上的屋顶上，就好像直接落在我头发上似的，响亮而恐怖。当时也不知道军队在哪里，这些子弹是从哪儿打到我们六楼的房顶上的。就感觉子弹随时会从窗户打进来，不知道该往哪儿躲，我无望地觉得自己要不久于人世而壮烈了。
还是老4有主意，她说，这枪打在我们屋顶上，一定是因为我们的灯还亮着。一定是哪个宿舍亮着灯，他们就往哪儿打。我一听，赶紧把灯给关了，宿舍里顿时黑黑的。
枪声还在密密地打在头顶上，我和小雅赶紧爬到我的上铺，两头钻进被子里，蒙住头，一动不动。
这种大密度的枪声大概持续了15分钟，我们心里还在等着下一步将会发生的事情，但什么也没有再发生。我们于是都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感觉刚刚睡着的样子，就听到有人敲门，看看表，才7点。迷迷糊糊下床，去开了门，进来的是老4的导师、教我们专业课的金教授。
金教授的家就在离学校很近的那栋楼里，他写的书不仅在全国高校被列为教科书，而且人也长得高高的，风度翩翩，走起路来昂首挺胸，气派十足。因了这个，他所带的研究生、博士生们都一概仿古，尊称他金先生。
金先生的名气、傲气和风度都令女生们折服，他又从来都没有到过我们宿舍，所以这一大早就赶来，令蓬壁生辉的同时，也令大家十足地好奇。我们的眼睛于是一下子都聚在了先生的身上，望着他，等他开口。
金先生忧心忡忡地说：“我从家里走来，只需要穿过一个马路。过马路的时候，上边密密的，都是子弹壳！我看你们待在学校里很危险，要不大家都回家好了。明天我的课你们可以不上。如果要上呢，也还是到我家里来上好了……”
金先生说马路上都是子弹壳，那么临晨的枪声大概是戒严部队上了校园外对面的楼上开枪打过来的？
早上八点的时候，大家都很焦急地聚在了楼下弟弟们的宿舍：老6在七点半左右回来了，从广场撤回来的，但老5还没有回来！
大家亲眼看到和亲耳听到的，都令我们为老5担忧得不得了。老5老家在沈阳，虽然他不是班里最小的，但在家里他是独子，被家里惯得像个宝宝，自理能力不是很强。他长得白白胖胖的，我们女生们平时总是宠着他，逗他，当然有好吃的也总是匀给他点儿。
这下老5还没有回来，大家都坐卧不宁的，担心有什么不测，熬着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
9点半左右，终于我们的老5回来了。
老5说：“那些学生们真是的，去护卫纪念碑旁的那个旗子，一批上去，马上被……，又一批上去，又被…… 早上6点左右，说让我们撤离，我们也准备好就要走了，突然我的鼻子被什么呛着，眼泪也管不住地流了出来------原来我们被催泪瓦斯袭了……大家手拉着手从广场撤了出来……”
老5正是随着从广场撤离的几乎是最后的那批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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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四日下午，校园的冬青上到处是人们为寄托哀思而献上的小白花，就连校园的雕塑上也都挂上了沉痛的黑纱，学生们在食堂里建起了灵堂。
六月五日小雅来学校找我，她说她的班上有同学经历了坦克。下午和小雅在校园里交流着彼此的信息，我惊讶地发现前一天遍布的小白花和黑纱顷刻间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消失得那么干净，令我不由得打个冷战：是有什么权利和干涉的东西进入了校园！
在这之前，学校对大家的游行示威静坐罢课是听之任之的，至少表面上是看不到他们来收拾的。
当然，设在食堂里的灵堂也很快被撤了。
媒体在号召学生们不要再在北京停留，交通可以是免费的，请大家回家。
我本来觉得还没到放假的时候，回什么家呢？但六日的时候，宿舍里有一位回了老家。看看待这里也无所事事，我于是打电话给小雅，约好我们第二天，也就是六月七日的，从北京站乘火车回家。
尽管我们都带好了学生证，北京站好像也不查。随着车站无数归乡的学生们，我和小雅登上了回家的列车。
谁知火车上不认学生证，通知我们没票的去某个车厢去补票。大家都很不忿，跟列车员说：广播里不是说从北京回家的学生们免票了吗？我们带了学生证！就不买了，还能把我们怎么样。
每个车厢里都挤满了学生，有的跟我们是同一个目的地，有的还需要中途转车。我想当初红卫兵大窜连时的场景可能就是那样的吧。
回家之后，亲朋们都纷纷询问我们北京的情况。记得好朋友小雪邀我住她家里彻夜长谈，她的父亲当时是教育局的党支部书记，一贯党性很高的人，在从我这里听了真相后，对政府的做法愤恨不已。
印象中从小到大，除了收到高考录取通知书，就再也没有收到过从学校寄来的任何邮件。但89年的那个暑假，我却收到了两封！
第一封是在回家后没几天就收到了的。那封信告诫我们不要张贴大小字报、不要传播言论等等。
第二封则是在七月下旬收到的。这封信要求我们务必在开学前的两个星期回学校报到。
于是在八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全班10人齐齐地返回学校，大家又聚在了一起。
这次返校齐聚，大家刚一见面的时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怎么也找不回往日无邪的玩笑和爽朗的笑声。定是跟我一样心里对过去刚刚发生的事情充满了困惑和不解？也好奇着学校要拿我们怎么样？
跟我们一同相聚的还有班主任徐老师。
徐老师那时也身兼系里的党支部副书记。他是个老好人，但应上面的要求，不得不在那个关键时刻当我们的训导。他说: “根据要求，从今以后，一日三次，上午、下午、晚上，大家都要一起来学习，对刚刚发生的动乱进行反思。学习的地点就定在这个宿舍。开学以前，每个人要交一篇东西，不得少于3000字。”
同时，徐老师还带给我们一些“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什么的，让我们拜读。
大家背着徐老师，当然对此事嘲讽有加：
“可笑呢，这不是让我们写检查么？”
“我们怎么就成了暴徒了呢？”
“反思？ 反思什么？”
带着这种心情，前几次的反思，基本上是在瞎聊中度过了。大家慢慢地收拾好心情，女生们开始拿弟弟们开涮，男生们又开始对妹妹们娇宠，往日的欢乐又回来了。因为没有什么课上，除了那3000字的反思得写，大家都没有压力。我们每天都和徐老师一起准时聚在男生宿舍里“反思”，欢声笑语。他被我们的笑声感染着、笑着。
当然私下里，我们也会悲痛地谈到学校里谁谁谁被抓了，谁谁谁受伤了……
但那个3000字是要写的，而且要有人检查，要通过才行。我们有时也不得不象征性地读读报纸。
人家说天下文章一大抄， 就看你会抄不会抄。我于是找来方格纸，好算字数，把报纸上四、二六以来大段大段的东西抄上，得说自己是受了一小撮人的利用了什么的。当然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谁是那“一小撮”。
当时我们被告知：每个人的反思通过了，就可以继续在开学的时候做我们的学生了，那些个反思是不存档的。
但在1997年我转档案的时候，偷偷看看厚厚的档案袋里到底是什么，里面除了有从小学开始都记录在册的东西，那份我当初写的反思也静静地在里边封存着。可见，还是存了档的。
想自己也不在乎档案不档案的，我把那份反思原封不动地放回了档案袋。就当是个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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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想起来写下28年前经历的这件事，是因为那段时间每天都在跟读原四通老总万润南的博克。
在北京的时候，总是会跟四通有多多少少的联系。我的一个师姐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四通；我的哥哥做生意时也一直是四通的金山汉卡还是中文打字机还是什么的代理；我自己做课题时也时不时地去四通买个元器件什么的。有一次，我在四通的柜台那儿正寻找想买一个AD533的除法器时，背后突然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原来是从外地来北京的哥哥！他正好也来四通采购，遇到了我。到后来89年学潮，四通的参与有目共睹。所以，四通老总万润南的名字可谓如雷贯耳。
有一天在文学城里偶然发现万总的博克，惊喜之余后一一细读，读他的童年中学到清华岁月到现在，心里常会感到丝丝遗憾和惋惜。万先生笔下对中国时的记忆那么清晰生动，想他一定很想回国看看的。而他不得不离开中国，只是因为89学潮。
不知道什么时候允许海外那些持有不同政见的优秀的人们可以自由安全地出入祖国，或定居祖国。
万先生那篇“从万小子到万爷爷”的文中，有他89年离开中国那年时的照片，照片上的他西服领带正当年轻；还有一张是现在的照片，依旧义气分发，但已有白发丛生已经当了爷爷。时隔二十年的这两张照片对比强烈，我才意识到89年到现在可不真的是28年了！这也令我想到了自己。二十八年期间自己的容貌定也有那么巨大的变化？
所以我开始写下28年前自己的那段经历。记得清楚的就多写几句，还有许多模糊的记忆只好略去不写了。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这件事：
后期，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学生们也都在广场示威，学生有很多夜里都是以广场为家、以地铁站的地下通道为家的。有两三次班上的男生从广场带回四、五个重庆、西安来京的女生们，说在广场认识她们的，她们有好几天在广场上，夜里睡不好，又困又乏，男生们于是腾出一间宿舍，让她们休息个够。我们女生们知道后，笑他们“火线联姻”什么的。有我们这几个活泼又调皮的妹妹们，弟弟们当然后来一个火线姻都没有联上。
有几次跟这里的老外们聊天，当他们知道我当时也是学生，也去游行罢课堵军车了，老外们就张大嘴很吃惊的样子。我总会平淡地告诉他们，当时北京所有在校的学生都有着和我很类似的活动，大家都参加了，有什么吃惊的呢。
学潮时我跟着喊要民主，其实那时我对民主还没有确切的概念。直到几年前在这里要考公民试了，得学习文件，才明白总理及部长们是怎么产生的，才对民主有了个大概了解。如果我们国家有真正民主的那一天，可能就可以对二十八年前的这一事件“给个说法”了吧？有了说法后，游荡在海外的精英们，比如万总，是不是就可以安全地回去看看自己的祖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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