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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以来出版全国通用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横遭解散，编辑们下放劳动，各地自行编写的“革命教材”五花八门，长达十年的文化浩劫在新中国语文课本上留下了荒诞的一页。
当时，各地语文课本普遍的选文标准是“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这样，各地的语文课本不可避免地充斥着“语录加批判”式的文字。
课堂形同虚设，学生们学工学农学军，很多语文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语文”课基本变成了“政治课”。在“文革”开始初期教育部的一份文件中，明确要求“语文、政治合并”。据有关文献披露，在这一精神的导引下，有的地方甚至把语文、政治、历史合并在一起，取名“政文课”，还有的地方将政治、语文、音乐、美术合在一起，称“革命文艺课”。
在广州，根据有关研究者整理的资料，1974年广州市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编印的高中二年级第一学期《语文》课本共分为六个部分，一是马、恩、列、斯、毛关于思想文化工作的论述，二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辅导，三是阶级教育，四是大批判，五是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小评论，六是革命故事。
在上海，有关文献显示，教育管理部门发布的语文教学大纲要求“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分清敌我友、从小懂得爱什么、恨什么，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断批判资产阶级、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而努力奋斗”。
这份大纲还详细列出了“教材编写原则”和“选材范围”，强调“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要求选材范围是“从政治领袖著作和文化大革命的题材中选取文章”。
根据有关研究者的统计，在上海市1972年《初中语文课本》一、三、五册中，毛主席文章和诗词、马恩列斯文章、鲁迅杂文占50.2%，样板戏选场、评论、总结、家史和通讯占37.3%，古代诗文仅占2.4%。
直到1976年，各地的小学语文课本中还有大量具有时代痕迹的文章，比如《毛主席语录》《一张大字报》《从小爱唱东方红》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