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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美好的，生命极其可贵！
（六）赞赏新闻自由，主张同人办报
龙纯璋：咱们报纸的党性、阶级性等等什么性太多了，因而新闻少，消息慢，不生动，不活泼，趣味性少。咱们的报纸很少反映出人民的要求，也没有真正反映出人民的思想意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可以攻击政府。过去国民党的报纸还不是一样说官方的坏话，我们对新闻这方面控制得太死、太严了。我国应当有资产阶级报纸或民间报纸，也应当有资产阶级的通讯社。报纸要互相抢消息。
杨赓：党对出版事业统得太死。出版局在纸张分配、印刷力量、人员任用上，都卡得太紧。希望在企业自治的范围内给出版社以适当机动之权。
徐盈：我的新闻观点是三条：1．同人办报（文人办报），2．新闻自由，3．尊重报人。所谓“同人办报”，是由知识分子一部分人来办报，文人办报。文人，就是像皇帝时代的非臣子，站在皇帝对面的“清议”，好似第三条路线的人。同人办报，就是不要党领导或名义上有而实质上只是形式的那种报纸。记者要下去采访，找缺点，和旧社会对比，不怕暴露阴暗面。文章不怕片面，片面多了可以成为全面。现在的新闻自由不多，党委审查，党组讨论，影响报纸出版发行及销路。
刘晓晞：同人办报也可以和我们党报唱对台戏。文汇报、新民晚报、就是“同人办报”。
钱辛波曾同陈铭德，邓季惺（《新民报》老板）、徐盈、高汾等谈过要办一份同仁报——北京晚报，提出要徐盈做总编辑，并表示自己愿意离开广播电台，去做这个报纸的记者。他说，党报的缺点很多，办得呆板、枯燥、缺乏趣味。他盛赞老报人的技巧。称赞《文汇报》的版面活泼，标题醒目，文字体裁花色很多。他还说，广播电台一家独鸣，节目的质量不容易提高，有两个电台就可以互相竞争了。
高汾：老报人没有党的领导也可以把报纸办好。老报人能力强，会出点子，《文汇报》有起色就是找了许多老报人回去了。她多次找徐盈商谈，要办个同人报，感到搞这样的报纸比较自由一些。
姚北桦：若要办同人报，即使我的工资此现在少一半，工作不分昼夜也干，十小时以上也干。我觉得办同人报痛快，在党报工作不能随心所欲，约束太多，写一篇社论还要审改几次。对做文化工作的人，应该恢复过去那样有找职业的自由。应该开放一部分干部的自由市场，对文化教育界过去称为自由职业的人，采取聘请制，理由是：①这样可以作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解决某些单位某些人想进进不去，想出出不来的现象，改善现在乱点鸳鸯谱的情况；②刺激干部的积极性和上进心，解决一些人的“铁饭碗”、“银饭碗”等不求上进的思想。
赵节：有人提到办同人报、同人出版社，我有共鸣。就像在一定条件下开放自由市场一样搞法，来一个领导下的私营报、私营出版社。现在报纸内容单调，编排形式呆板，能办几个私营的也好，会丰富多采一些，因为有竞争就多样些。
金光政一直坚持认为新闻没有阶极性，没有党性，报道要“实事求是”。他说：报纸内容分两种，新闻报道没有阶极性，评论有阶级性。我们的消息少，新闻不灵通，不真实，我在机关经常听美国之音、日本的对华广播和台湾广播，人家的消息灵通，而且新闻真实。
（七）对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评价
孙方：我们对知识分子不够了解，不敢大胆重用，不敢大胆对他们负责，没有把他们放在人民内部来重用，数年来的运动都反在知识分子头上，使得隔阂愈来愈深。人事部门工作简单化，对知识分子不能做到真正关心人的工作，鉴定和档案材料常常和具体情况很有距离。这些错误影响到对他们的信任与提拔，今后必须从这方面加以根本解决。
高汾：党对知识分子照顾不够，他们在建设中没有得到重用。他们的积极性没有发挥是因为对他们安排不当。对知识分子照顾不够才有了墙和沟，使他们受了委屈。几次运动搞下来，知识分子确实受了委屈，我对他们表示同情。
徐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以群众运动过关的办法，值得考虑。这样比较粗糙。他们说“士可杀，不可辱”，这句话有道理，这是伤害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
赵节：我们在知识分子政策的执行上有很多问题，他们有委屈，应该让他们发发牢骚。
钱辛波：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在地位、待遇方面照顾多，在思想感情方面接近少。知识分子需要感情的温暖，更甚于其他方面的照顾。党应该了解和掌握知识分子的个性和特点，不要一般地对待。所谓个性和特点，就是爱清高，不愿多受约束，生活态度比较随便，等等。党不了解知识分子这些特点，就不能发挥他们的特长，因而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就疏远了。人事制度中统一调配干部的作法，既增加了国家的负担，又束缚了个人的喜好和特长，可以考虑在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采取考试录用和订合同的办法，逐步过渡到完全的自由市场。
姚北桦：我怀疑党对知识分子是否搞得太凶，抗美援朝、思想改造，他们都是对象，特别是1955年的肃反，把他们搞得太凶了，伤害了他们的感情，结果对我们意见很大。有些人工作得并不错，可是也老被整，整得他们不敢抬头，自尊心都没有了。
（八）主张教授治校及其他
杨赓认为钱伟长提出“教授治校”的主张有道理，他说：高等学校有特殊性，要依靠专家才能办好。高等学校党委制可以考虑取消。
肖鲁：大专学校可考虑改变党委制，采用教授治校。因为大学教授对我们意见很多，我们管不了教学，我们某些领导干部确实不行，既然我们不行他们行，就让他们领导，搞不好再批评。
孙方：庞熏琴一炮打二个目标——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知识分子政策——我很同意。党委制在大学里是否合适，我发生怀疑，因为党委不能包括大学教授。党委不尊重老教授，青年们的骄气太大，学生不如从前。他主张把党委改变为党组，依靠老教授办好学校，不要光是依靠培养青年的红色教授。他还认为：政治理论课的教条主义确实太严重，学生闹事，应由政治教育方面负责，在大学里教条主义如果少一些也不致这样乱。
张宗麟：学校应实行一长制，党委只起保证作用。这就是校长领导下的党组制。本来高教部同各省市对学校的领导是垂直关系，直接领导校长，中间夹了一层党委制是否必要？
易祥主张取消大学党委制，成立校务委员会。他说：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教授有很多意见，由校务委员会领导，吸收教授参加，就可以缓和党和教授之间的矛盾。党委只能管党的组织，党员可以参加校务委员会，提出意见人家接受就接受，不接受就不接受。他赞成把大学里的马列主义课由必修改为选修。他说：不能强迫人家接受马列主义；马列主义课不及格不能毕业，这不是强迫人家接受吗？
周毅扬：为什么老教授对党委不满？就是由于我们领导不懂业务。有的党员不懂装懂，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就多了。我们党员都不懂业务，不好管理高等学校；党委会不适合，可以取消。思想改造时的方法是太粗暴了，伤了老教授的面子；知识分子的面子是非常重要的，真是“士可杀而不可辱”！
龙纯璋：资产阶级民主有它的好处，人家的总理是坐公共汽车上下班。实行的是直接选举。我们也可以来个两院制，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你可以攻击我，我也可以攻击你，你有你的纲领，我有我的纲领，互相竞选，看谁可以选过谁。
宋宏钊：在工作岗位上，领导强调集中，民主是个形式，虽然也发扬民主，但一经集中就没有民主了。下面提的意见就置之不理了。领导上强调集中，实质上就是独断专横。
高朗：现在国内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应该强调法制工作。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中央以运动打天下，用这种方式能否治天下？以运动代替业务，以口号、群众路线代替业务是不行的。
齐佩轩：现在为什么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农民团体？工人、青年、妇女都有团体。有一个农民团体，好替农民说话。
孙方：封建时代重感情，所以管人；资本主义重赚钱，所以多管事；现在的官僚主义既不管人也不管事。
尤力：今天的官僚主义和旧社会的官僚主义没有任何区别，一个是猪屎，一个是狗屎，一样臭。如果说资本主义比官僚主义更危险，那就是站在官僚主义的立场上为官僚主义作辩护。
龙纯璋：斯大林是什么东西！斯大林就是专制独裁。对苏联，你们不要太相信了。社会主义还不是大国欺侮小国？波、匈事件所揭发出来的一些事实，证明苏联实际上也是干涉小国的内政。
高朗：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是对的，但究竟什么是先进经验，没有人去研究过。苏联专家不研究中国情况，往往硬搬苏联经验。下面同志提的不同意见，就认为是不尊重专家意见，支持专家硬搬。
周毅扬：苏联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越看越空洞，越看越教条，越看越枯燥，净吹牛，真是没味道。
附：本文所列言论发表者简况
（一）普通班学员
丁景才，男，41岁，农业专科学校毕业。1938年参加工作，1946年入党。来校前任江西省农业厅副厅长兼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9月18日在颐和园后山自杀
高汾，女，37岁，1938年10月入党，来校前任北京《大公报》首都记者组副组长。
高朗，男，54岁，1939年入党，来校前任对外贸易部财务会计局副局长。
刘德焜，男，38岁， 1938年3月参加工作，同年6月入党，来校前任宁波市委书记。
刘汉仁，男，44岁，1935年12月参加工作，1937年3月入党。入校前任长春市检察院副检察长。
刘晓晞，男，41岁，1938年3月参加工作，同年9月入党，来校前任人民日报农村工作部副主任。父亲在1950年土改时被镇压。
齐佩轩，男，46岁，1937年参加工作，1938年入党，入校前任财政部国防财务司司长。
盛坚夫，男，48岁，1939年入党，来校前任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党委书记。
石天行，男，40岁，1937年8月参加工作，1938年4月入党。曾任江西建筑工程局局长，来校前任江西省委工业部第二副部长。
孙方，男，39岁，1938年入党，1940年1月因自由行动脱党，1940年7月重新参加工作，1940年10月重新入党，来校前任外交部新闻司专员。
王善玲，女，38岁，1937年11月入党，同年12月参加工作。来校前任国务院劳动部工资局副局长。
王文良，男，54岁，1928年入党，1933年参加工作，来校前任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王晓天，男，41岁，1937年9月参加工作，1941年3月入党，来校前任内蒙粮食厅副厅长。
肖鲁，男，36岁，1937年参加工作，1938年入党，入学前任全总海员工会国际部长。
徐光，33岁，1937年底到延安，1938年1月入党，入学前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四办公室青年组副组长。
杨成亮，男，34岁，1940年5月入党，同年7月参加工作，入学前任福建省邮电局副局长。
杨赓，原名杨隆誉，男，44岁，1938年1月入党，入校前为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10月10日自杀。
杨林，男，49岁，1930年入党，来校前任西北工程管理局党委书记、副局长。
曾军，男，37岁，1938年工10月参加革命，同年11月入党。入校前任沈阳市物资供应局副局长。
张生强，男，39岁，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入校前任甘肃定西专区专员。
张宗麟，男，59岁，1946年入党，来校前任高等教育部计划司司长。
赵节，男，40岁，1938年5月入党，同年参加工作。入校前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侨部主任。
（二）新闻班
方德，男，43岁，1940年1月参加工作，1941年4月入党，入学前任新华总社国内部政治组组长。
钱辛波，男，34岁，1949年8月入党。来校前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组副组长。
姚北桦，男，35岁，1948年8月参加革命。1948年10月入党，来校前任南京新华日报秘书长。
尤力，男，34岁，1946年8月参加工作，1949年1月入党，入学前任新疆人民播电台副台长。
（三）师资训练部
黄维忠，男，27岁，1949年8月参加工作，1950年1月入党，来校前任北京市公安学校政治教员。
金光政，男，24岁，1951年3月入党，1952年9月参加工作。来校前任旅大市教育局人事科科员。
龙纯璋，男，26岁，专科文化程度，1951年参加工作，1952年入党。来校前任中国人民银行武昌区办事处人事科副科长。
寿逢午，男，26岁，1949年参加工作，1953年入党。来校前任山东省济南市委文教部干事。
宋宏钊，男，39岁，初中毕业，1938年入党，1949年参加工作，来校前任陕西省委党校总路綫教研组副组长。
宋姜生，男，32岁，1942年8月参加工作，同年9月入党。 来校前在山东省委高教党委宣教科任副科长。
易祥，男，32岁，1950年1月入党，来校前任新疆公安学校理论教研室主任。
周毅扬，男，33岁，1944年参加工作，1945年4月入党，来校前任上海市委党校二部教研室教研组长
2014年3月25日整理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