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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美好的，生命极其可贵！
（三）关于延安整风、土改和历次政治运动的评论
王善玲：康生同志说1942年整风开始时，就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事实不是这样，而是偏差不少，特别是抢救运动中发生逼供信现象，弄得人心惶惶，有的因而自杀，伤害了一些好同志。现在党校学习的有些同志，当时挨过整的，多少还有些不满。康生同志为什么不讲缺点呢？没有自我批评，不能以理服人。
刘汉仁：陆定一同志关于纪念整风十五周年的文章是不符合1942年延安整风实际的，因而也是不能说服人的。对知识分子那样整，就是整顿三风？当时不管有没有材料，都得过一下子，不管有没有问题就整。没有挨整的，都是家庭参加革命的或是老陕北人，至于在外边上过学的学生都得整。组织上让我组织一些人收集一些材料，我心想为什么党还要用这样办法，所以我有些也没有做。不管42年整风结论如何，我是被整了，我是受了罪。你们说42年整风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保证了我们打胜仗，我看整风不整风也照样打胜仗。
曾军：1946—47年，冀热察在土改中，搞扫地出门，分地主、富农浮财，杀人，把地富的妻子和女儿也分了。我反对这种作法，结果斗争我，把我的枪也下了。
杨林：1947年土改三查搞得太过火了。当时提出农民坐天下，贫雇掌印把，群众要咋办就咋办，结果把不该斗的也斗了，农村中发生惨死现象。当时所用形形色色的刑法如推肉磨、站老虎凳、凤凰单展翅等，就是桀纣时代的刑法也没有这些。土改中的问题，中央应有个总结，向全党有个交代，但在八大也未提。中央冒进了，领导“一阵风”，有忽左忽右的现象。中央一冒，影响我们各个方面都冒了。一件事一下急起来，马上公布动员搞，风过去又放松了。
刘德焜：三反运动有很大的缺点和错误，后期打虎的结果，浙江省有90％是假虎。毛病出在对情况估计有偏差，由上而下规定打虎数字，要求过急，限期发动，打不出老虎来就撤职。限期发动是强迫命令，提到思想上就是主现主义。打虎的方法实际上是逼、供、信。听别人说“三反运动是毛主席用鞭子赶上战场的。”肃反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重复了三反的错误，对情况的估计有扩大化。当时规定5％的数字是不够科学的，实际上反革命不到1％，这个情况估计是主观的，不合乎实际的。第一批肃反，批判右倾无边无沿，凭着群众热情去斗，硬压，错斗了很多人，使知识分子伤了心，加深了党和知识分子间的墙和沟。现在知识分子的意见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紧张，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在大学里搞肃反运动，斗争面宽，搞出的反革命更少，伤了许多人，学生们不满，老师也不满，这样搞法不—定必要。胡风案件，群众要求公布，为什么不公布？不公布如何向群众解释？不公布老压着是否合乎宪法？《人民日报》公布的三批材料是不足以说服人的。
刘晓晞：报上公布的关于胡风的三批材料，还不足以说明胡风是个反革命。胡风问题长期未予公布，因而引起群众不满。
薛一平：三批材料在法律上可能说不服人。历次运动都是准备不足，干部都是被迫上马；往往左右摇摆，先右后左再纠偏，闹出片面性。55年肃反仍有这毛病，此次整风又是突然来，思想上没有准备。
赵节：三批材料不充分，胡风不够反革命；捕了几年不公审不合法律程序。从三批材料看不出胡风的具体罪行，也就是看不出阴谋组织活动，即现行反革命活动。
黄维忠：胡风是不是反革命，不能做结论。胡风的文艺纲领与我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相似。
张生强：为什么各种工作都要采取运动的方式？机关肃反采取运动的方式，多伤害了那么多人，多得罪了那么多人，不该死的也死了，又费了许多人力、时间，结果还得调查、对证材料。肃反的错误决不是个别的，相当一部分被搞错了。
高汾：肃反运动扩大化了。别人都可以得罪，高级知识分子可不能得罪，我们建设得靠他们。有历史问题的，有思想问题的，特别是历史问题小的，我认为这些人就不该斗，都是从旧社会来的，谁能没点历史问题，老区的同志看到一点历史问题就大惊小怪，这是非历史观点。我们向斗错的人道歉，也有形式主义，向人家道歉，还要首先说人家是错的。
姚北桦：肃反运动中斗十个人九个没有问题，所以应该说90％斗错了。如果斗错的多了，成绩是主要的如何说明呢？是用10％的成绩来说明成绩是主要的吗？成绩是基本的说法需要分析。1955年肃反开始时就没有调查研究，没有材料，是凭印象斗争。第一批肃反是从知识分子开始的，打伤了很多同志，反革命分子没有搞出多少，应该说偏差是主要的。我从南京到北京，听到了一片喊冤声。我看肃反运动一开始就把敌情估计错了，知识分子有多少人喜欢蒋介石？5％的估计是大了，学生中就有凑数现象。我怀疑肃反运动选择的时机是否恰当，由文艺思想批判就转入了政治斗争。肃反开始，是从斯大林的学说来的，就是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阶级斗争愈尖锐。斯大林的理论影响了我们，并不只是在个别问题上。肃反初期形成了人人自危。不能因为提高了警惕性，就谁也不信任，六亲不认。
周毅扬：我看肃反运动中被斗的人多、查出反革命分子少的单位，就不能说成绩是主要的。为什么说错误是难免的？我就不怎么同意。你可以多调查调查嘛！慎重的处理。为什么我有右倾思想，而且右倾思想很突出？就是因为肃反我被冤枉，受过打击。
寿逢午：肃反面宽了，涉及到知识分子，给人家扣了很多帽子，怎么叫人家发挥积极性呢？
孙方：肃反有阴暗的一面，有的单位肃反搞得太粗暴了，反没有肃出来，反而伤害了知识分子的感情。在外交部的座谈会上，有一位在肃反时挨整的干部对肃反运动提出批评，孙方在会议休息时上前与她握手，问候道歉，并且说：我过去错了，对不起你们，今天我才对你们的委屈有深刻的体会。
张生强：三反中，上级规定打老虎的数字，并拿着电话，天天问下边，打了多少老虎？打不出老虎，戴右倾帽子。
王文良：三反中有些同志被搞得够呛，三反是伟大的吗？我是挨过整的，我认为是错的。三反虽有成绩，但也有严重的错误。西北军区的三反是以官僚主义反贪污，以官僚主义反官僚主义。
杨赓：中央批示的“凡大抵管钱管物者，必有贪污犯”的批语，说得过于肯定。中央限时限量要老虎，是搞出一批假老虎的原因。肃反运动是劳民伤财，扩大了打击面，伤害了一些知识分子的感情。1955年各方面都反对右倾保守，结果引起各项建设工作的“冒进”，造成1956年财政上和物资供应上的人为紧张，原因是中央掌握政策不稳。
姚北桦：三反、肃反搞得太猛了，这样搞副作用太大。有些人被冤枉了，斗得成了精神病。
高朗：过去的运动究竟成绩是主要的呢？还是缺点错误是主要的呢？很难说，血的教训太多。上海浙江财务部门三反时打的老虎，90％都是假的。每次运动都混乱了财会制度，打乱业务计划。财会工作技术性大，业务需要不断连续，一有停顿，往往花加倍时间也弥补不上，所以财会工作与重大的政治运动间的矛盾是比其它业务工作来得明显。依靠运动不是办法，以运动代替业务，以口号、群众路线代替业务是不行的，要建立长期制度、法治。过去的事过去了，中央是否以后不要搞运动了。
杨成亮：三反时中央向下分配任务指标根据是什么？如分配那么多大小老虎，根据是什么？是否合乎实际情况？我看犯有主观主义，不摸真情，伤害了不少人。肃反问题，不能因为“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难免的”，就放弃自我批评，自己原谅自己。中央提出5％的界限，究竟是起了防左防右的作用？还是反而宽了呢？搞出个胡风，心血来潮就肃反，缺乏准备工作，摸不清底就搞。在肃反问题上，中央从思想、组织、材料三个方面准备都不够，打击面宽，打击面大，应该是打击面小一些才对。
盛坚夫：合作化不巩固，江苏、浙江都有大量退社的出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提出，江苏修了多少汽车路，但又无汽车可走，废了不少农田。有的农村电线和电话机搞起来了，但人民没有饭吃。
易祥：合作化后农村搞得灰溜溜的，群众很不满。农民生活苦，田里是丰收了，政府得去了好处。
方德：（因“三大改造”后生活上反而不方便了）这样的社会主义，还是少一点好。老子就不要这样的社会主义。
（四）对反右运动和右派分子的态度
“六八社论”发表后，风向突变，报刊上对“右派言论”的批判，铺天盖地而来；各地各单位大会小会的反右斗争如火如荼。但许多共产党员却不以为然，一方面，他们内心对民间的民主呼声怀有同感；另一方面，他们自恃共产党员身份，自觉并无反党之意，更无右派之嫌，所以在不同场合发表了赞赏右派言论、或同情右派分子的意见。如：
杨赓赞成李景汉说的“沟和墙是学校中的党团员对老教授不尊重造成的”，同意庞熏琴说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肯定他们都是为了帮助党整风，克服官僚主义。有的人说“共产党员没有人情味”，“六亲不认”，杨赓表示自己有同感。
肖鲁觉得北大、清华的大字报没有什么不正常，认为大字报里的意见都可考虑。对大字报反映的内容，他感到触目惊心，没想到党这样脱离群众，工作搞得这样糟。
高朗一次谈到北大的大字报时说：在帝国主义国家里，还允许共产党说话，还可以提反面意见，英国还有海德公园，北大有自由论坛那怕什么？
孙方看了北大大字报回来后说：好！骂得好！他觉得人家的冤气不少，吐一吐也好。
刘晓晞很赞赏社会学家李景汉的文章，认为李的调查研究很好。他对黄万里的“花丛小语”也很感兴趣，积极介绍给别人看。还认为葛佩琦的发言是有根据的，有群众的。
王谭认为林希翎、谭天荣的意见不错，也许万年之后会成为香花。孙方则认为林希翎抓住我们的小辫子不容易驳倒。
杨成亮非常称赞林希翎的才华，说她才22岁，懂得东西真多，能在几千人大会上作报告，真是有本领的。
金光政也很赞赏林希翎。说林少年女子，善于辩论，能说会道，思想开朗，知识广博。他认为刘奇弟、谭天荣的文章很锋利，笔法和鲁迅的文章一样尖锐！他很欣赏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说写得很好，真正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心情！文章通顺，感情真实，有说服力，我一连看了两遍。
黄维忠认为北京大学大字报是好得很，不是糟得很。看不出北大大字报有什么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何必大惊小怪！他很欣赏林希翎所讲的“大鸣大放是对群众的考验，也是对领导的考验”，认为领导应该放手，无条件地放。他说林希翎年青聪明，知识面广，能独立思考，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揭发了一些事实材料，有很多问题是值得研究的。林希翎说我们现在的社会是建立在过去封建法西斯的基础上的，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
寿逢午赞赏黄万里的《花丛小语》，认为文章里提倡的三点意见是好的，应该采纳。
钱辛波在一次小组会上说：社会上提出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外人士有职无权、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言论都是事实，有道理，是帮助党整风的。虽然有些意见不一定正确，但动机是好的。
龙纯璋在小组会上说：《长江日报》也出了右派，就是因为对党不满。对党不满就是右派？我想不通。党有缺点提了意见还不改，就可以不满。要是我遇到这样的事也不满。
宋宏钊：右派的话也有合理的部分，有些右派言论正击中了官僚主义的要害！党请人家帮助整风，说几句过火的话有什么了不起！
寿逢午：“党天下”、“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马列主义在中国对不上号”等，只不过是一些意见，可以接受下来，今后注意纠正，作为教训。我们确实有宗派主义情绪，只重视党员、团员，某些党外人士有职无权。
王晓天：对右派批评是否过早？社论有什么根据说右派要推翻我们？从哪里看得出右派是在进攻？说那样几句话就在夺取政权？
张生强针对报上批判右派言论的文章说：人家批评你一下就受不了吗？过去我们打人家十下子，现在人家打我们一下子，有什么大惊小怪呢？”
方德：这个反击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出现（指“六八社论”），像石磙压鸡蛋，是太重了，影响鸣放。
孙方也认为“六八社论”收得太早了，太重了。
（五）对合作化和统购统销的批判
丁景才：在1956年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农民进入合作社并不是那么自愿，有很多贫农、下中农是随大流进来的。如果现在政府下令允许退社的话，就会有50％的社员退社。合作化后，政府对农民经济照顾不够，掐得太死，有的副业是政府规定不准搞，有的副业由于政府控制了原料，老百姓也无法搞。商业部门处处想赚老百姓的钱，与民争利。解放后农产品价格与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比解放前扩大了。自从棉花棉布统购统销以后，织布副业停顿了，收入减少了；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留粮标准只有300斤，不够吃，因此农民生活就不会上升和改善。农村中增产而没有增加收入，农民手中钱少，生活基本上没有改善，说农民生活好，我是不相信的。农民到领导机关来开会时，有的连两毛钱也没有，带的被子也是破破烂烂的，有的连被子也带不上。
1956年寒假，丁景才回江西，他母亲从家乡江苏江阴来帮他带孩子，对他说：他弟弟丁仁才因为当乡干部，带头卖粮，每年卖得连自己都不够吃，只好常常吃些菜饭，以菜和红薯充饥，以致她现在看见青菜就反胃，此外还跟他诉说了家乡许多农民生活情况，而且边谈边哭。丁景才据此给江阴县委写信，反映农民粮食不够吃、儿童上不起学等情况，建议调查解决，结果被批为向党进攻。
薛一平：合作化发展太快，社太大，不好领导。合作化以后，看不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生活苦，没有零花线。山区人口稀，住的分散，合作化了没啥好处。
王晓天：合作化的问题很多，我看合作化就没有优越性。土改才多久，又集体化了，农民没有意见吗？
张生强：合作化运动中的问题很多。羊、牲口入社后，损失不小，邓老（邓子恢）报告说华东地区死了一百五十万头牲口，全国不知死了多少！果树入社后，损失得多了，副业生产上损失也很大，搞得太快了，如慢一点，问题就不会这样多！中央发下《1956年——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下边的脑子热了。我们专区的打井工作，很多井都打瞎了，能用的很少，劳民伤财。造林的成活率很低。据某县报告，造林27万株，只活了一株，浪费了多少劳动力呀！合作化后，妇女出工，有不少在打井、修坝中小产了，还有人累死在工地上。冒进造成了多少损失，浪费了多少劳动力呀！很值得研究。
王善玲：农业合作化高潮时，从初级社转到高级社有些快了，干部经验不足，群众思想准备不够，问题很多，闹社、退社的不少。如能慢一两年转为高级社，逐步巩固起来，问题就会少些。现在工农生活差别大，农民生活苦。
齐佩轩：中国无产阶级专政当前主要是农民生活的改善问题。目前合作化冒进，社大、干部弱、力量不足，当不了这个家。农民生活困苦，存在些严重问题，复员军人的问题也比较严重。我们的专政不容太平，如不警惕，有流血的可能，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的斗争。农民生活比工人生活还是苦，应当承认这个现实。我姐家一年才分到两块半钱，有病都看不起，学生上学一年要花一百多块，上不起学。统购统销有副作用，农民卖出贱，买进贵。在国家预算上积累多了些，工业化快了些，从农民那里拿的多了些，如物品差价、购粮。
盛坚夫：统购统销很紧，每人200斤口粮不够吃，农民生活确实很苦。
实行统购统销的第二年，杨成亮在地区会议上听一个地委书记说，农民一天三顿稀饭，水多米少，难于吃饱肚子。他说，这是因为统购统销中购得多了，在购销数的分配上，犯有主观主义错误。
杨林：统购统销政策在执行中过死过严，西安市有的学生饿跑了，工地工人饿得睡不着觉，剧团演员下台后没有吃的哭鼻子。国家并不是没有粮食，铁路沿线粮堆霉烂、随风飘洒，却不让老百姓吃饱。
刘德焜：前年和去年上半年反右倾，什么都是思想落后于实际，结果我看是冒进了，提出多、好，省、快四字，结果冒了。去年上马，今年下马下马是难的。去年多用了钱，物资紧张，市场紧张，许多工程中途停下来，浪费很大。市场紧张，政治上损失也不轻；今年的闹事，与去年的上马、下马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