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五十年代共产党内的民主呼声 （上）zt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宣告要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接着是大规模的宣传动员，各级机关、学校、事业单位纷纷召开会议，报刊媒体连续报道发文章，号召各界对党和政府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建议，帮助党整风。

　　在大张旗鼓的动员号召之下，党内外都掀起了批评建议的高潮。这些批评建议，就其内容来说，大都是对政治权力的日益专制化而造成的缺点错误的批评和改进工作的期待，因而具有反专制争民主的民主主义性质。所谓“大鸣大放”，就是民主主义高潮的表现形式。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首次民主主义高潮，不论是在党内还是党外，积压几年的对专制统治的不满，都在这次“帮助党整风”的动员令下，或被动或主动地倾泻而出。这个民主主义高潮虽然在6月8日后逆转为反右运动，提出批评建议的人员，无不遭到残酷的镇压，被打成右派分子者达55万多（一说300多万），但这个具有反封建、反专制精神的民主运动，已经在历史上留下不容抹杀的记录。我们的责任是要探寻这些先行者的足迹，继承他们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

　　在大量“右派分子”中，党内的右派分子更富于悲情色彩。他们积极参加整风运动，批判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是为了促进党纠正缺点错误，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这完全符合于党章的要求，也完全符合于国家的利益。但他们最后却被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当然十分荒唐，然而，这个荒唐的结论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些党内右派所批判的、反对的，是日益专制化的党的领导和实为专制主义的假社会主义；他们所追求的、希冀的，是党和国家的民主化、现代化。因此，他们的言论，体现着那个年代的党内民主派的民主要求和民主呼声。他们代表着共产党内反专制争民主的民主派。

　　反右运动已过去57年了，当年党内的民主呼声，由于时过境迁，有些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但是，这些呼声的精神和指向，在当前仍然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指导思想，不论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政治体制方面，都继承了反右时代的专制传统。得不到应有制约和监督的政治权力，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衍生出远远超过当年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所产生的恶果。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执政党拒绝对历史上的失误进行必要的反思总结，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以致今天仍然不断重复57年前的坚持专制统治、以友为敌的错误。历史的经验教训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个宝藏应该及时开发，使之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正能量，不能让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流逝。我的这篇材料性的文章，就是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

　　本文旨在发掘五十年代的党内民主呼声，但当时的党内右派遍布全国，数量很多，势难面面俱到。我这里以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被划为右派的学员言论为典型，虽然未能展现党内民主派民主呼声的全貌，但也相当普遍地体现出那个时代的共产党员的民主要求。高级党校反右运动时在学员中共划出右派分子63名，占参加运动的学员总数1530人的4.2%。其中入学前原为厅局级领导干部的普通班学员24人，占全班898人的2.7%；原为各地新闻单位负责人的新闻班学员5人，占全班94人的5.7%；原为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校理论教师及党委理论宣传部门干部的师资训练部学员34人，占全班638人的6.3%。

　　这些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各个不同部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特别是普通班学员，身处中上层的领导岗位，对高层的决策和基层的运作都有所接触、有所体验，对民情民意也有所了解、有所思考，他们的批评建议，更能较好地反映出党内民主派的心声。但因为这些意见都是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这个整风主题下发表的，所以内容偏重于批判，建设性的建议很少。这些批判集中于我国社会五十年代中期存在的主要问题，体现出刚经历“社会主义改造”的时代特色，反映出政治专制化、经济垄断化过程中呈现的严重弊端。这些见解就其性质来说是反封建反专制反垄断的，本应成为纠正错误、推动进步的动力，却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而遭到严酷的批判，发表这些意见的党内民主派，无一例外地被打入社会最底层，沦为贱民。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中国社会没有转向民主和进步，却朝着进一步专制独裁的方向发展。党内民主派提出的批评，不但没有得到纠正，相反却不断恶化。反右运动之后，接着就是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这些社会大倒退、大反动、大灾难的历史教训，迄今没有很好总结吸取。五十年代党内民主派所揭露批判的弊端，有许多依然顽固地出现于当前的社会。因此，再现当年一些党内的民主呼声，在目前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本文选取普通班22人、新闻班4人、师训部8人的“右派言论”，分类汇编。这里整理的，都是他们的原话，因为把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提出来的批评建议集中在一起，通篇引号太多，不便阅读，所以我在整理时把引号全部删去。最后附列发言者入学前的身份，分别班次，依姓氏的汉字拼音为序，以备查考。

 

　　（一）关于个人崇拜和对毛泽东、党中央的批判

　　普通班的学员由于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地位和资历，对党内情况比较了解，因而对党中央和毛泽东都有一些看法，但要在整风期间提出意见或在文章里进行批评，却需要有足够的勇气。

 

　　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王谭。他在入学论文和学习心得里，多次表述了他对毛泽东的不满。如他说：在抗大三期时，毛主席给墙报题词：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可见右倾毛主席也有，不能光怪王明。“三反”期间，“深山必有虎”的电报都是毛主席亲自批的，为什么不强调研究？结果打出虎来，80％都是假的，直到现在也没看到中央的总结，我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说成绩是基本的！中央没有错误吗？从遵义会议后中央就没有犯过错误吗？学苏联，中央指示一边倒，要全面端过来，结果又批评下边。一长制是中央批准的文件，光批评下边，没有看到中央的检讨。中国党是不是有类似斯大林的情况，就是说一切归功于毛主席，出了错误就与他毫无关系了？对毛主席是不是有个人崇拜？

 

　　张宗麟：一个人长期地终身地担任主席，可能要犯斯大林一样的错误。斯大林是暴君，品质恶劣，他杀了那么些人，这一系列的恐怖，是为了巩固他个人的专断独裁。苏联是否宪法规定的制度有问题？斯大林晚年所犯的错误，就是因为任元首太久。毛主席不应该再连任下去，要不然，就像斯大林一样了。

 

　　徐光：毛主席不如在延安时期那样谦虚、谨慎、接近群众了，现在脾气大了，不够谨慎了。毛主席不如革命初期的列宁，列宁虽然被剌后身体不好，他还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还到工厂讲演，毛主席仅仅是在节日在天安门向群众招招手。毛主席在中国革命胜利后骄傲了，胜利冲昏头脑了，主观片面，好大喜功，批评别人严厉，尖刻，有火气，有脾气，但自我批评不够。毛主席批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保守为“小脚女人走路”是过火了，批评邓老很严厉，批评各部门也很尖锐，结果工作冒进了，毛主席却仅仅说有上马就有下马，缺点都是难免的，这就使人不能心服，觉得不公平。一切都是难免的，那还批评什么呢？中国党有个人崇拜的苗头，毛主席事实上处于不能听到反面意见和批评意见的地位。毛主席和斯大林的后期一样，有个人专断，毛主席的理论与自己的实践脱节。毛主席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没有什么新东西，意义不大，可有可无，是为了掩盖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我怀疑毛主席是不是真正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是不是真正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政党。徐光还认为中国党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在处理国际问题上，主要是与苏联关系上有骄傲情绪，翘尾巴。在取得一连串国际国内的胜利后便自负了，是否我们自己想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

 

　　王文良：王明路线错了，难道毛泽东路线就都正确吗？左、右，哪一次不是从中央来的啊！中央整下不整上，搞错了许多人的康生，为什么在七大时汗毛未动，还选为政治局委员？

 

　　赵节：毛主席1953年在政协会议上严厉批评梁漱溟，大发脾气，有失风度。

 

　　盛坚夫：毛主席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讲到的我也想到了。除四害问题，尤其是消灭麻雀，是缺乏独立思考，事实上麻雀是消灭不了的，这完全是主观主义。麻雀并不为大害。毛主席对打麻雀，恐怕走火了。党内不民主，整下不整上，党内没有人敢提反面意见。八大文件光讲正确的东西，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人都有缺点，错误又不可避免，但是到领导那里就不是这样了，只能拿这个东西教育别人，为什么一般人犯了错误又是根源又是分析，负责干部有了错误就什么都不见了呢？

 

　　刘晓晞：我们党内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的程度，已经把领袖偶像化，神秘化，认为领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可以独断专行，一切成绩归功于他，他说的都是正确的，他写的文章一个字也不能改。 迷信革命领袖，迷信革命理论，都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当一个领袖人物，他的本领不一定样样超过别人，但他能使比他本领大的人，甘为他利用。只要有一套权术，就能统治起来。有些问题都是主席一个人硬搞起来的，不是主席搞，别人就不一定搞得起来。如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问题，反胡风，接着搞成全面的肃反运动，都是主席硬搞起来的。主席讲他有过好大喜功，一个领导人，这是很大的问题。影响是不小的。农业合作化冒进了，那么大的事情，不是主席谁敢当家！

 

　　刘德焜：许多问题光怨下边，如说国民党作风、知识分子问题紧张、肃反等，中央缺少自我批评，对几次运动，中央没有提出过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党中央缺乏集体领导，毛主席处理案件火气太大，不冷静，对三反运动的领导太不稳。中国党也有个人崇拜。

 

　　石天行：几年来发生的左右偏差，实在太大，损失太大。风都是从上往下刮的，一级比一级大，不仅思想批判，而且组织服从，不随风倒不行。这是一种片面性，根源在于好大喜功。中央自我批评精神不够。总说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有些公式化，到处套用。中央和省的报告往往只讲成绩，不正面讲缺点。上边的缺点，都归结为情况的变化上，是辩证法，结果有了缺点和错误只批评下面。

 

　　王善玲：中央政策左右摇摆，工作忽左忽右。一些运动初期总是反右，中间就左了，后来又纠正。农业合作化先是反保守，到高潮时又太快了。基本建设先是反对保守，现在又觉得投资过大了。

 

　　杨赓：党中央执行政策不稳。这几年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地到来，毛主席是否有点脑子发热了，骄傲了。中央决定提前整风和采取大鸣大放方针是出自“灵机一动”的决定。

 

　　孙方：中央讲一句话影响很大，一阵风应由中央检查。一阵风怎样来呢？发展党员要数字，提拔干部要数字，此外还有建筑方向等等，都是一阵风，这些都是从中央来的。领导上管事不管人，组织部门也只管组织工作很少管人，对人的关怀也少了。非党非团更没人对他们进行工作，运动来了就找中间分子，平时没人关怀他们。

 

　　杨成亮：向中央写报告时开头为什么要写主席并中央，中央是集体领导的，中央就包括毛主席在内的。写了中央何必再单独写主席呢。

 

　　杨林：中央给下边任务太多，中心太多，如增产节约、肃反、审干齐头并进，都是中央来的，各讲各的重要，都让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每个工作都设办公室，忙得要死，还要受上级批评，下级也埋怨我们。我们是两头受气。各部门互相扯皮，各有各的制度，互不统一，这些制度大都是经国务院批准的。这是政出多门，朝令夕改，各搞一套。

 

王晓天（报上刊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养猪的决定后）：中央总是这么干，连生猪的问题也要发联合指示，这有什么好处呢？这样的指示到下边以后，就会造成以党代政。中央有骄傲自满情绪，对错误估计不足，因此放后就乱了。笼统地说成绩是主要的，错误和缺点是次要的，不足以服人。”

 

　　张生强：有成绩了，是上边领导的好，错误了，就是下边的。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难道都是下边的责任吗？应说与中央是有关系的。中央在掌握运动上，往往是反右的劲头很大，但防左则注意不够。上边风一来，下边同志就跟着来。下边同志怕批评右，左了感觉不算什么。党内很少人敢提反面意见，谁提了意见，最后还是吃亏。

 

　　盛坚夫：中央的指示和党报的社论都是老一套，没有指示也能做好工作。上级没有对你非常信任，虽然正确也不行；如果信任，错误的也是正确的。

 

　　齐佩轩：国务院副总理那么多，没有一个民主人士，应当增加党外副总理。

 

　　方德也赞成增加—个非党人士当副总理，并且说：我早就考虑过，副主席也可以增加一个非党人士。

 

　　孙方：关于十二个副总理都是党员的问题很难回答，其实安置个把民主人士也不妨。

 

　　黄维忠：国务院可以安排一两个民主人士，这样作既不影响政权性质，又可以发挥民主人士的积极性。否则如何体现出党的领导和统一战线呢？

 

　　齐佩轩：国务院副总理那么多，没有一个民主人士，应当增加党外副总理。

 

　　（二）对党内生活和社会现象的批判

 

　　张宗麟一次到同仁堂买虎骨酒，看见几个军官带着衣饰漂亮的女人买人参，非常气愤，回来后说：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消失了，生活腐化，这样下去，人民要起来革命；人民不革命，我也要革命。现在若干现象是腐化的开端，衣着、饮食、送礼、宴会、高楼大厦等等，一天阔气一天，而且不少同志说起来，就是比几钻的手表，比衣料，说吃好馆子等等。北京不少高楼、好房子，是军队的住宅和办公室，军队与人民疏远了，生活开始腐化了

 

　　石天行闲谈时说：做工作要有“靠山”才能吃得开，有人说党内要认个“干老子”才行，我感到也有道理。一次闲谈，说起“要坚持原则”，“头上要长角”。他说：长角不容易，谁敢顶，不长角还好，长了角不仅会锯掉角，而且会砍掉脑袋。党内有这样一些人，在中央反右的时候，马上可以拿出右的材料，反左的时候，可以马上拿出左的材料，并且还都有数目字。

 

　　张生强：有些人身上有两个口袋，装着好坏两种材料，上级要什么就有什么，作假报告，报喜不报忧，品质恶劣。

 

　　徐光：党内有一股风的作风，上面有片面性，下面有盲目性。

 

　　高汾：许多问题是否一定要经过运动来解决。一搞运动就是一阵风，副作用很大。

 

　　王谭在一份“批评上面的提要”里，揭露了在领导干部中存在着的九类不良倾向，包括：抱有“伪君子之风”和“阿瞒之风”； 唯我独尊自专和“甘作独夫”； 以合乎“孤意”为则的用人行事，好象搞什么“家天下”； 形形色色的“一点论”和对什么都采取“唯一主义”； 老搞“报喜不报忧”，“要什么报告就做什么报告”和“假报告”来“骗”党；不管是“自生的”或效颦的却有“阿Q气”；等等。

 

　　高朗：只要能体会领导意图能拍马屁的干部，都能提升；敢于独立思考真正做工作、积极负责的干部往往受到打击。

 

　　曾军：一对党委书记提意见，就是不尊重党，能这样说吗？能说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吗？今天党内的黑暗面是正直者罚。建议中央明确规定德才标准。凡是敢提意见，敢吵、敢顶、敢抗上，敢于逆水行舟，不屈服，不怕掉脑袋的，都应当看成是好干部。对那些吹嘘拍马、人云亦云、上呼下应的人，就要降下来。

 

　　王善玲：不仅在党群之间有墙、沟，党内上下之间亦有墙和沟，现在党内不团结的现象比以前多了。科员对科长，科长对处长，处长对司长，司长对部长，层层有意见。劳动部调走的干部差不多都是闹别扭，吵吵闹闹，甚至哭哭啼啼走的，但有些到了别的机关，工作做得很有成绩，成了好干部。等级制度是引起党内墙和沟的重要原因，现在住房子，日用家具，坐汽车等等，都按等级待遇，这就使同志间关系疏远了。其实“争名夺利”是因为有了等级制度才有的，没有级别谁去争？另一方面，领导上叫干部不要争级别，但许多制度又按级别办事，这是人为的矛盾，好像鼓励人家讲究级别，如坐火车要十一级才能坐软席等。现在工资悬殊很大，高级干部的生活特殊，吃得好，穿得好，还有供给制尾巴照顾着。老百姓反映：共产党小汽车、小公馆比国民党当官的还多。我认为现在整个国家干部的生活水平都应当低些，高干尤其要降低，不要苦乐不均。

 

　　方德：看来有股阴沉不正之气向中央扑来。党内有些领导干部和下级的关系是主奴关系，有的同志只能使用奴才，不能使用人才。

 

　　尤力：在我们国家里已形成了新的统治阶层——工人贵族，这个贵族虽不占有生产资料，但在政治上、收入上多方面特殊的关系，仍然跟群众隔绝。领导干部一人飞升，全家享福，在各方面特殊化，衣（毛、呢）、食（全聚德）、住（高干宿舍、小公馆）、行（小包车）与绝大多数群众的生活悬殊。他们政治上的衰退——贪图享乐，不学无术，民主生活不够——封建主义的特权思想严重。因此，要从各方面展开反专制主义的斗争，不让个人专权独裁的现象为害，不让任何人利用国家所给予的权力，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群众之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群众头上，横行霸道，作威作福。党群关系隔高墙，民主原来未发扬，深坐宫厅听汇报，偏听偏信事堪伤。

 

　　龙纯璋：高级干部待遇太特殊化了，孩子、老婆都一齐坐小汽车，还有专门的干部子弟学校。我们武汉的首长都是一人一个小公馆。这不是形成等级是什么？过去革命是工农群众流血牺牲，而胜利果实却为少数人所得。工资高低相差那样多，这不是剥削是什么？

 

　　宋宏钊：党是官僚主义集团的化身，官僚主义在党内合法，谁得罪了领导同志，就得挨报复。高级干部官官相卫，党内没公道，没是非。为了维护高级干部的威信，不惜冤枉小干部，大干部处境优越，小干部受统治。

 

　　姚北桦：党内有两种人：一种是整人的，另一种是被整的。新社会交朋友不自由，甚至不敢交朋友。偶一不慎，在运动中就要受牵连，受审查，挨批评，因而朋友愈来愈少。平常再好的朋友，斗争起来翻脸不认人。同志之间，缺乏友情。有些党员干部缺乏最起码的社会生活经验，对人冷若冰霜，缺乏人情味，真是“人情薄如纸”。人们之间缺少一根把友谊串连起来的红绳，缺乏一种推动着相互之间加强接触的力量。关心人，便是把友谊串连起来的红绳。因为只有关心人的人，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关心。有了相互之间的关心，便有了接触，有了了解，有了友谊。

 

　　徐光：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不好，主要是由于党组织的领导有问题。

 

　　宋姜生：在大大小小单位里只派党员作领导干部，没有党外人士作领导干部就是宗派主义，就是不要群众。

 

　　寿逢午：我们过去集中多，民主少，纪律多，自由少。他赞同“资本主义有民主，所以今天有生命力”的观点，认为这合乎辩证法，不能一概否定。

 

　　黄维忠：三个主义产生的根源和上层建筑某些环节处理不当有关。象行政机构庞大、层次过多、等级制度、特权思想等。前者可能产生官僚主义，后者可能产生宗派主义。社会大变动时期，有些制度要进行根本改革，如工资制度、等级制度等。我们的工资制度就没有贯彻巴黎公社原则。我们国家的许多问题应该重新考虑，广西饿死人是因为法制不健全，如果死了人要法律制裁，下面就不敢胡作非为了。

 

　　王谭：我感到党内民主基本上要保持两条：一是各级党委要经过选举产生；二是党委要定期向全体党员或党员代表作切实的报告，报告前后要有充分的讨论，并经批准。如果没有这两点，就忽视了党内的基本民主。党内对于某些错误的处理，给我的印象好象有算总账的味道，讲理不足。这几年来，有这样一种感觉，在同志之间的批评也好，对同志出错误处理也好，很容易戴上一顶富有政治性、原则性的帽子，道理没说清楚，就抓上一顶，或好几顶，其实有什么好处？

 

　　肖鲁：我们尽是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难免的”，似乎说不过去。

 

　　宋宏钊：事实上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是很多的，如果光说成绩优点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那就不用去纠正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