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祥：文革亲历——父亲的“变天帐” zt

本来也不想提荒唐岁月里的这些破烂事，读了冯(忆荒唐岁月荒唐事)的这篇文章和另一条＂地主＂线的帖子，不由得勾起往事，文革和那些荒唐至极的岁月毕竟改变了我的人生，也影响了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

 

文革时家里遭殃，1966年9月3日，来我家抄家的队伍说是抄出了我父亲藏有的＂变天账＂。当时的＂变天账＂，一般是指地主过去的地契房契之类的东西，藏有＂变天账＂，那是想要＂复辟变天＂的弥天大罪。

 

我的祖父母是地主，老家在苏州附近的一个镇上，家里有祖上传下来的一些田地，但祖父抗战初就去世，于是老家所有地产事情，祖母均委托他人管理。我父亲小学毕业后就离开老家去苏州住读中学，后来又到上海读大学，抗战前就在上海毕业工作，属于当时的白领中产阶层，几十年从来不管老家的事情，根本不需要用老家的銭，也不可能去接触什么地契的东西，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上海的家里会发现有地契。但抄家后，专案组曾出示过一个抄到的牛皮纸信封给父亲看，当时被斗得七荤八素的父亲确实看到信封上有自己的親筆＂内係地契＂四字，于是专案组要他老实交代这个＂变天账＂的事，而且说，要视父亲是否老实交代来给他定罪。

 

这种情况下，尽管父亲怎么说都没有用，他也实在交代不出有关地契的任何＂罪行＂。文革前我的兄姐都已离家工作或上大学，文革初我没下乡前，家里只有我陪伴着父母。我一面安慰他们，担心他们受不了百般折磨而自杀，一面我想尽办法，帮父亲回忆细节，看看有没有这种可能，不知什么时候，老家的什么亲戚无意中带了些地契来上海家里，这样也好＂老实交代＂，减轻些罪名。但父亲说他对此全无印象，一般说也无此可能，因为他少小离家，自己连＂地契＂长什么样都没有见过。这样，我就坚持让父亲对专案组实话实说，没有就是没有，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千万不要无中生有乱交代，否则会更加说不清楚。

 

抄出＂变天账＂这样的大事发生以后，我们全家就在＂漏网地主＂＂反革命＂＂资产阶级＂几顶大帽子的威胁下，惶恐不安，度过好多年。我们一直不知道，一旦定罪戴帽，今后会如何发落地主这个头号階级敌人（当时地主是要被遣送回乡，我一直担心，他们如果被遣送回到乡下，二个老人如何活下去）。

 

文革后期，父亲才从牛棚里放出，没事了，但＂他们＂也不给平反，因为说＂地主＂＂反革命＂这二顶帽子一直仅仅是悬在父亲头顶，但是并没有给父亲真正戴上。这是当时毛親自钦定的北京六厂二校＂清理阶级队伍＂时的经验之一，叫做＂帽子拿在手里，不要急着戴上，让被审查人天天过着坐立不安的曰子＂。所以专案组说：＂关你是对的，放你也是对的，一直没有给你戴上帽子，你要感谢党的英明正确政策＂。这真是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墨索里尼，总是有理＂。我们也一直没有弄明白，这抄家抄出的＂变天账＂究竟是什么东西，是怎么回事。

 

很久以后，专案组内部才有人透露出来，说那张所谓的＂变天账＂，其实是老家当地人民政府发的一张收据。我父亲这才想起来，土改时祖母缴清了所有地契房契和税银，扫地净身出户后，人民政府发了一张收到地契房契之类的收据，我父亲将祖母接到上海居住时，也带上了这张收据，此收据后来被放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他随手在信封上写＂内係地契收据＂六字，十几年后，早就忘了此事。文革抄出此信封，批斗时，专案组将后面＂收据＂二字盖住，只让父亲看前面四字，从而逼迫他交代还藏了多少＂变天账＂！这也是为什么专案组从来就没有把信封里＂铁证如山＂的所谓＂地契＂摊出来给父亲看过，大概他们也感到，把＂人民政府＂签发的收据，说成是＂变天账＂也实在有点摊不上桌面！但我们全家在文革期间，却因此苦头吃足，每天惶惶不可终日，竟是因为父亲留下了一张＂人民政府＂发给的收据！

 

那你说，这收据到底是该放好还是不该放好？

 

比起千千万万受尽寃屈迫害的人和家庭，我家还是幸运，因为父母至少保全了性命，文革后，他们总算是过上了很多年安稳的生活。

 

＂他们这些当权当政的人＂不讲理，喜欢变态地折磨老百姓，看老百姓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为自己的赏心乐事，还感到＂其乐无穷＂，这是我对＂他们这些当权者＂的认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