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在这里相遇
------余愚
历史常常有其惊人相似之处。如果你对现实感到迷惑，你就去读读历史，其实一切都发生过了。于是你会明白为什么中国在今天还会有人在强调政治改革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结 果民间喊了二十多年公布官员财产的提案至今还说在研究；你会明白为什么农业银行一个小小副行长竟然能一人在澳门欠下三十亿赌债；你会体会到为什么有那么多 「爱国贼」在高喊强国梦，而他们的财产正悄悄地向外转移；你也会对温家宝总理不断透过传媒发放中国需要政改的苦言有多一份理解…这一切一切都那么似曾相 识。
春帆楼的会面
喜欢去日本旅行的朋友下次若到了山口县，记得顺道去下关市走一走。在这个本州最南端的港口附近山丘上有一座小楼，叫作「春帆楼」。一八九五年，两位 代表那个时代最顶尖的领袖人物在这里相遇，完成了东亚盟主的权力移交，台湾从此易主。中日两国的命运在这里改写，两国的光荣和屈辱、自信和悲愤尤如港外的 远笛， 相隔一百二十年至今依稀可闻。这两人是李鸿章和伊藤博文，＜马关条约＞就在这小楼签定。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有极其相似的背景，他们分别是中日两国「总理」级官员，又是一个国家的改革策划师：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中日 两国的中世纪酣梦几乎在同一时间被海外西方列强的炮舰震醒，同样感受到国家存亡的威胁已近在家门，改革是唯一出路。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始于1861年，比 1869 年才正式开始的明治维新早8年。相比日本，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口众多，1840年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投资也远大于对日本的投资。但结果却是日 本后来居上。
伊藤博文并不是第一次见李鸿章了。十年前，伊藤率政府要员一行，亲赴中国向李鸿章讨教自强维新良策，那时候一个是师，一个是徒。仅仅十年后，中日甲 午战争中国战败，李鸿章便俯首于伊藤博文面前，签订了大清有史以来最屈辱的外交条约。伊藤一见李鸿章便冷冷地教训说：「十年前在天津时，敝人曾向中堂进 言，贵国之现状，实有改进之必要。但尔后贵国晏然依旧，不图改进，以至今日，实深感遗憾。」伊藤的这句话居高临下却不失中肯，日本这个邻居和对手从来都是 最了解中国人的。
缺席的政治改革
后世有不少的分析比较两国改革的成败，连中学生的教科书都说「中体西用」，也就是只重学习西方工具科技，而不重视学习更核心的西方思想制度乃成败关键。当时的中国人真的那么迂腐吗？真的就是中西文化之争那么笼统吗？
当时东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国的洋务运动，认为以中国物产丰富，如积极变革，很快会成为世界强国。可是日本人认为中国虽然表面上在不断改革和进步， 但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经不起大风。因为经济改革推行后，政治体制一成不变。为什么经济改革必须配合政治改革呢？因为经济改革为国家带来经济利益，但如 果这些利益不受法律制度的管控便会产生贪污。特别是经济改革由国家机构来推动并经营，那么公务员贪污的情况便愈发不可收拾。贪污产生的根源在于权力运作的 灰色空间，要打击贪污的根本在于限制权力、完善法律、保证监督，这就需要政治制度的改革力量。假如政治制度不变，反过来也会拖累经济改革的成效。
洋务运动便是一个很好的反例：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把种种官僚病带进经济活动，使之丧失了推动经济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些企业充塞着腐朽的衙门作 风，机构臃肿，冗员甚多，官派的总办、会办等大员大部分不懂经营管理，再加上企业的盈亏盛衰与这些官僚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营私舞弊处处可见。而反过来洋 务运动所提出关于漕运及货币的改革都胎死腹中，真的是「祖宗之法不可改吗？」非也，只是因为改革会令到一大批既得利益官僚丧失位置或者没了吃回扣的机会。 什么是回扣？就是广东话的「抽水」。洋务运动许多工业和军事产品本来的方向是国家自己研发生产而避免依頼西方诸强。结果呢？国产的货品因为「被抽水」而价 格比外国高，质量却很差。结果还是走回外购的老路。
事实上，贪污是甲午战争失败的最大元凶。中日海军决战黄海，当慈禧为自己的六十大寿挪用海军经费的时候，日本的天皇正拿出自己的私房钱，购置??那 艘北洋水师订购而无钱付款不得不放弃的吉野号战舰。而北洋海军管理腐败，军官贪污成性、指挥混乱、炮弹奇缺。有些打中日舰的炮弹不爆炸，是假冒伪劣产品， 弹药也「被抽水」了。
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前已看到政治改革才是解决问题的核心。在他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中意味深长地说：「惟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虑其始必不能 善于后。」两广总督张树声在临死前向朝廷呈递的《遗折》中把意见说得更为明白：「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 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 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张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西方的「体」和「用」是分不开的，国家经济工业改革必须有政治教育改革的支持方能互为表里，西方的政治制度才是救国的根本。
爱国贼
既然有此识见，为何不改呢？洋务运动的领袖李鸿章为何只能在私人信件中发牢骚？而张树声堂堂地方大员也要等到临死之前才敢讲真话？在专制政体下，官 员们的荣辱乃至生死都掌握在上司特别是最高统治者手中。清朝满人皇族牢牢地把政治权力控制在手中。李鸿章本人亦无法进入最高权力机关军机处。任何提出政治 改革的建议都是对既得利益者的威胁而被打压。于是这些官员的精神状态通常都处于自我压抑之中。那些有为之士不是因敢言而被既得利益阶层消声，便是因顾及仕 途而沉默了。
甲午朝鲜内乱一起，日本介入，满朝官员突然爱国情绪激昂，更是下了一战的决心。独李鸿章力排众议，倡议忍让主和，因为他最清楚中国的实力「斤两」。 但是在强大的爱国声浪中，任何冷静提出的稳健主张都会被淹没，主和者会被视为毫无爱国心、胆小卑怯之徒，甚至被斥卖国贼，为全社会所不齿。李鸿章后来在给 好友的信中总结这场战争诉苦说：「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言，至以购械购船悉为历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 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致益发不可收拾。。。」换句白话来说，意思就是这十年来官吏大多中饱私囊，贪污成风，懒惰成习。一说要交钱办军备，便推说铺张浪费， 故军舰设备陈旧落后，以致弹药不足，面对装备精良的日本新型舰队，自难应付。
这些既得利益阶层有一个特性就是以「中体西用」爱国之名拒绝政治体制改革，从而保护自身利益，并从中蚕食经济改革的国家利益。国家一旦有事只懂鲁莽 起哄， 又以爱国之名封杀他人之口，于是狂呼爱国的满朝臣子便把整个国家送上了不归路。现代有一个十分贴切的名词来概括这群人，就是「爱国贼」。
还好，「爱国贼」不是中国的专利。马关条约谈判三天后进入胶着状态，李鸿章在乘马车从春帆楼返回寓所途中被日本浪人行刺，面门中枪，血流如注，这一枪在国际上掀起轩然大波，从而逼使日本人在充满野心的条约上让了一小歩。
负伤的李鸿章最后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名。他回头看了看春帆楼外的大海，强忍着眼泪。他花尽心血建立的北洋水师便在那海面上覆灭，也标志了洋务运动的失 败。而事败之后李鸿章却要收拾烂摊子，从此背上丧权辱国之骂名。李鸿章对自己的作为曾有以下评价：「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 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
下次到日本本州，记住到春帆楼走走吧，毕竟曾经最了解中国的那两个巨人在那里相遇。站在春帆楼上面向苍茫太平洋的你要比那些跑到靖国神社激愤留言的他们来的更睿智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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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这里分手
作者：余愚
读历史的人往往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那个站在历史火车站负责转换车轨的控制员，在关键时刻决定把车轨向右移，而并非向左，那么乘载历史的那列火车，将会开向 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历史学家喜欢说历史有它必然的走向，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有时候站在十字路口的那个人的决定可以把这种所谓必然性的走向改道。一如蒋经 国于台湾的民主化，戈尔巴乔夫于苏联的解体，没有一位政治学家能够在当时以其必然性的理论预测到这种结果。因为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做的决定并 非出于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短期利益，而是为了国族的前途看得更高更远。可惜，以上所提的两位人物毕竟罕有，在历史上手握转换车轨控制杆的往往是一个庸才。
关键的一九零八年
一九零八年中国近代史的那列火车便正正驶进了一个转车站，在车站 手握控制杆的那位叫作载沣。中日甲午战争后，举国震惊于日本的强大，并反思国家应如何改革走上富强之路。君主立宪的诉求是当时社会上最响亮的声音。立宪就 是通过宪法限制君权，建立责任内阁。而新兴的城市商人阶层及地方士绅认为他们应该在地方议会及内阁中有自己的代表。
慈禧逼于形势答应立 宪，却又担心自己被宪法限制权力，故一直拖延，预备期长达十二年。所谓的预备立宪，就是在这种矛盾中进行。一方面，慈禧颁布了一系列规定，要求各地建立咨 议局，筹备地方议事会，另一方面，清廷又连发谕旨，严禁地方绅士、学生干预政事，并严令禁止演说、发电妄言等。
1908年6月，上海预备立宪公会两次电请速开国会，以两年为限。在形势逼迫下，清王朝在1908年9月公布预备立宪时间表，将预备立宪期限改为9年后召开国会。同时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九年预备立宪清单》等立宪文件。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同日驾崩。大清王朝的命运落在了摄政王载沣的手上。应该说1908年机会是站在载沣这一边的：慈禧这个立宪最大的阻碍没 了，而清廷正正需要以立宪来笼络人心、吸收新生力量，从而稳定政权，重振国势。朝廷内有袁世凯、张之洞等汉人重臣支持立宪；在野有梁启超办报，作为强有力 的民间意见领袖鼓吹立宪救中国。
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与梁启超展开了笔战。 1908年4月革命党人于云南的第八次起义失败。在革命连遭重创、士气极为低落之时，反对革命的立宪派赢得了不少民心。极具社会威望的梁启超在《新民丛 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把学生推上战场，自己安坐后方，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反潮流而行
在 这样的有利形势下，载沣手握重权却愚不可及地反潮流而行。出于满人集团对于汉人的猜忌，他首先罢免了袁世凯，并放虎归山，他一上位便为自己制造了敌人， 为后续政治的发展埋下了伏笔。同时，载沣依然秉承慈禧的拖延政策，面对一浪又一浪迅速立宪的请愿活动，载沣只是将预备立宪期缩短为五年，并郑重声明「一经 宣布，万不能再议」。梁启超创立的政闻社因要求立即立宪，并提议将反对迅速立宪的大臣革职而触怒了清政府，政闻社因此被查封。梁对清廷的举措大失所望，舆 论的风向正在悄悄地转变。
同期载沣要革职贪污的津浦铁路总办, 由皇族同样贪污成名的长麓补上, 张之洞说：「不可，舆情不属，必激变。」 载沣坚持说：「有兵在」。可笑啊可笑，执政者不察民心之向背，不争取吸收支持之力量，化解危机，却妄想以武力抗拒浩浩荡荡之世界潮流。其实在当时，只要争 取到立宪派士绅及地方势力的支持，重夺主动权，革命党人就不可能有机会东山再起。
中国近代史本来可以避免革命剧变所带来的社会撕裂、权谋者骑劫革命之果、军阀混战等歧路，可是在关??键的一九零八年，在转车站手握控制捍的却是脑残的载沣。
我们目送了这列火车驶向混乱、倾轧及衰败，历史在这里分手。
历史的轨迹
大 凡政治改革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烫手山芋，时代的发展使得新的利益阶层冒升，伴随而来的是政治觉醒及对政治权利再分配的强烈诉求。同时，掌握固有权力的集团 又不甘被分薄权力，而必然阻挠这种时代的诉求，使得社会的发展与政治权力的分配产生了极端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又制造了社会关系的紧张。极端排他的两极化 言论往往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香港近年来出现的「非友即敌」的非理性言论实非偶然。
一个真正的政治领袖必然掌握时代的脉搏，既有能 力安抚旧利益集团，亦可果断作出应有的妥协，吸收新生阶层入建制之中，转危为机，而不致赔上撕裂整个社会的代价。最最不智的做法就是拖延，社会的不满只会 因此进一步积聚，而原本理性的声音亦会因社会失去耐性而被极端的言论淹没。
读通历史就是去除表象，梳理脉络，你将看到历史一条条清晰的轨 迹。于是你像一个痛苦的先知，身边发生的情节尤如看过的电影，明明知道火车再这样走下去，必然临近深渊，手握控制杆的那位却告诉你「还有时间」。面对隆隆 而来的这一列火车，你一面祈祷历史不要重演，希望历史在正道上不要再一次分手，一面不明白身在车站控制室的他为什么反应如此迟缓呆滞，唯一的解释似乎也在 一九零八年可以找得到。当时向清廷请愿成立国会和立宪的代表沉懋昭在被清廷拒绝后说了一句话：「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
